當下西方新自由主義深陷危機并向新民粹主義轉化，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和西歐國家民粹主義政黨集體崛起。2016年，特朗普積極鼓動民粹主義參與競選，戰勝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裡，獲得總統寶座。英國獨立黨、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奧地利自由黨等都加強了新民粹主義的浪潮。随着新民粹主義的崛起，學界對民粹主義的研究和評價也多了起來。對新民粹主義的研究，正如對一切社會思潮的研究一樣，要根據曆史唯物主義，從一定的時代條件出發來研究其主張和性質，而不能做名詞解釋式的研究，也不能隻做外在的曆史比較研究，例如，概括出幾種民粹主義浪潮，指出其共性和差異。這種研究固然有其價值，但是，有很大的随意性。新民粹主義和曆史上的民粹主義具有不同的性質，不能簡單地拿曆史類比來理解當下的新民粹主義，而是要通過對新自由主義時期金融資本世界積累體系的矛盾的研究，來揭示新民粹主義興起的條件、政策主張和真實實質。新民粹主義是金融資本積累危機的産物；金融資本推動了全球生産、流通和信用的革命，也發展起一套寄生性、投機性、剝奪性的積累機制，造成了寄生階層的膨脹、工薪階層的貧困、社會對立的加深、國際關系的逆轉。新民粹主義是中下階層憤怒的産物，是左翼民主運動相對軟弱條件下民衆運動被右翼政黨蠱惑和利用的産物。新民粹主義的參與主體毫無疑問是廣泛的民衆，這表明民衆已經激動起來了，表明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那種富足的中産階級社會、橄榄型社會已經破滅。但是，新民粹主義還有另外一面，即新民粹主義是被右翼保守主義勢力影響、蠱惑和領導的運動，這是新民粹主義的實質，是決定新民粹主義性質的本質規定。右翼新民粹主義政黨強化族群對立、以轉嫁危機的辦法掩蓋國内矛盾的深刻性，同時在國内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政策，例如減稅，減少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反對工會，減少社會福利等。新民粹主義的内外政策不可能解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反而會使危機在新的層次和規模上積累起來。

一、新自由主義因遮蔽、放任和加劇金融資本的積累危機而衰落

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放任的金融資本積累模式及其危機是西方新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源。新自由主義放縱了金融資本的投機性、剝奪性、寄生性積累，導緻了制造業空心化、中産階級衰落、社會動蕩、國際關系緊張、全球化逆轉的危機，面對深刻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承諾遭遇破滅，新自由主義走向衰頹并讓位于新民粹主義。

第一，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理念。新自由主義主張形式自由和價值中立。早期的自由主義以及羅斯福新政所體現的那類自由主義還含有社會民主的因素，還包含着對經濟社會關系的調節，包含着福利主義原則。但哈耶克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内容是使自由主義通往奴役的道路。新自由主義把形式自由和經濟社會民主做了更徹底的切割。新自由主義把人從其所依賴的社會生産關系中抽離出來，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由意志的主體，看作是法權意志的主體，看作是孤立的、自足的、原子般的個體，從中引申出法權意志主體之間的契約自由，這種契約自由隻體現主體在交往中所體現的自由意志的一面，至于這種自由意志背後的物質利益博弈，發生在這種博弈中的物的主體化和主體的物化等等，是在這種自由主義哲學的視野之外的。新自由主義隻強調程序正義，至于程序正義之外的實體性内容，則在新自由主義的關涉之外。

第二，新自由主義掩蓋了金融資本的統治。新自由主義把契約自由設定為合法關系的基礎，但是，金融資本正是利用契約自由确立自己的統治的。金融資本是在産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壟斷融合的基礎上所産生的大貨币壟斷資本。金融資本依賴于職能資本、與職能資本分離并統攝着職能資本。金融資本支配着産業鍊、商業鍊和信用鍊，支配着地産、銀行和國債，支配着國家的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配着世界市場和國際關系。金融資本是支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國際關系的真實主體。新自由主義以抽象的契約自由遮蔽了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新自由主義把抽象的“人”設定為形式自由的支持者，實際上金融資本才是主張、倡議、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才是主張把形式自由和任何經濟社會民主内容相切割的主體。

第三，新自由主義放任了金融資本的危機疊加機制。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奉行凱恩斯主義。到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滞漲”危機，主張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一體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解除了對金融資本積累的一切約束。金融資本作為一種不斷自我塑造的力量，使生産、流通全面加速，使世界市場不斷擴張、深化，使人類對自然界的開發和支配不斷深化。就像一切主體都試圖通過變革手段來實現目的一樣，金融資本也通過産業革命、商業革命和信用技術的革命來積累，這是金融資本推動社會進步的方面，這可以看作是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二戰後，金融資本推動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推動了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一系列深度的技術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産、生活和交往關系。但是，金融資本除了生産性積累的一面之外，還有非生産性積累的一面，即金融資本通過專利權、定價權、金融地産、證券投機、國債投機、支配貨币發行權等手段進行投機性、寄生性、剝奪性的積累。這是金融資本的非生産性積累，是阻礙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面。不僅如此，金融資本還包含着以非生産性積累來解決生産性積累危機的悖論邏輯，也即當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機時，它試圖通過加強非生産性積累來解決危機，結果造成更嚴重的危機。例如，當金融資本積累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生産過剩、資本過剩這樣的危機時，金融資本試圖通過刺激地産投機、證券投機等非生産性積累的方式來解決危機，結果使危機在更深層次上積累。例如，以刺激金融地産來緩解危機，就使社會中寄生階層的收入越來越多，使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上升，使産業競争優勢喪失，使工薪階層進一步貧困化。金融資本試圖以強化非生産性積累的方式解決生産性積累的危機，隻是使危機疊加起來，造成更大的危機。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産階級解決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1］。新自由主義放任了金融資本的積累，放任了金融資本悖論邏輯，任由金融資本以非生産性積累的擴張來解決生産性積累的危機，任由金融資本積累危機的“自由地”表現和疊加。

第四，新自由主義憲政國家救助金融資本危機的辦法加劇了社會危機。在新自由主義憲政國家的理念中，隻允許最小國家、極小國家的存在。在西方大社會、小政府的觀念下，國家成為金融資本積累的守夜人。經濟領域裡大量的社會性的權力，都掌握在金融資本手中。新自由主義的傳統政策，例如，貨币擴張、減稅、削減福利等政策，都不能解決危機，反而使危機向縱深發展。在自由主義的制度體系下，貨币發行權也不屬于國家，而是屬于聯合的大金融資本家。為了救助金融資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機，受金融寡頭支配的“國家銀行”印發更多的貨币借給國家，而國家救助了金融機構，卻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債務負擔。通過發行貨币的方式來救助危機，還造成通貨膨脹，使工薪階層本已萎縮的購買力更加萎縮。通過增發貨币的方式解救危機，固然暫時避免了經濟的系統性崩潰，但這是飲鸩止渴的辦法，是使工薪階層和公共權力日益貧弱的辦法。日益衰弱的國家越來越成為金融資本的債務人，不得不削減社會福利，使本已被剝奪的底層民衆進一步遭到剝奪，于是經濟危機向社會危機全面轉化。解決危機的手段造成了更深重的危機，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憲政國家的行為結果。

第五，新自由主義自身的衰落。新自由主義把大量應該由公共權力調節、監管和掌握的經濟權力拱手交給了金融資本。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體系，導緻了金融資本的自由放縱式積累，使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自由地表現出來，解決危機的手段加劇了更大規模的危機，國家對金融機構的救助導緻了貨币貶值、通貨膨脹、中産階級被剝奪、社會陷入大面積貧困，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自身也變得極度衰弱、深陷債務陷阱。2008年危機以前的金融危機是在世界體系的外圍或半外圍國家爆發的，例如在拉美、東南亞、俄羅斯等地方爆發的。拉丁美洲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遭遇了兩個“失去的十年”，俄羅斯休克療法最終造成了一批親西方的金融寡頭。2008年的危機轉移到國際金融資本的核心地帶即美國，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轉折點。新自由主義制造了一個中産階級支配社會的承諾。在現實中，金融資本的積累造成了中産階級的衰落。金融資本積累把所謂中産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橄榄型社會再度變為金字塔型的社會，把形式自由的市民社會變成了一個普遍的債務社會。在美國，工薪階層、小業主、州政府、聯邦政府都成為了金融資本的債務人。美國國債規模已經超過其GDP，已達24萬多億美元，平均每位美國公民擔負近7萬美元的國債。幾乎每個西方國家都面臨這樣沉重的财政負擔。國家負債規模過大，凱恩斯主義政策就難以推行。為了維持國家的基本運行，政府就削減福利，削減對教育、醫療、環保等公共領域的投入。在法國，馬克龍上台後，其政府削減了住房補助，并相繼削減了一系列社會福利，向民衆加征燃油稅，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黃馬甲”抗議運動。總之，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金融資本的各種局部性緩解危機的辦法都最終加劇了總危機的到來。在各種局部性的危機緩解政策都用盡的條件下，經濟危機向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國際關系危機順次展開、轉移和疊加。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難以為繼。金融寡頭開始尋找新的政治勢力、新的代理人，右翼民粹主義被調動起來作為救命稻草。那麼，右翼民粹主義能不能解決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呢？

二、新民粹主義的崛起及其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

在金融資本積累的邏輯之下，新自由主義向新民粹主義的轉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美國自特朗普執政以來，向極端主義的傾斜就成為諸多投機民意的政治人物相互角逐的一個偏好。不僅是在美國，在英國、德國、奧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各國都不斷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湧現出來，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氣候。

第一，新民粹主義根源于民衆對自身困境的抗議。民粹主義反映了金融資本積累體系下日益分裂的社會内部的焦慮情緒，新民粹主義以極端化的方式使正在激化的社會矛盾表面化，并發出某種危險的政治信号。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巨額财富集中、日益增長的不平等、民衆的貧困化以及沒有保障的就業，是民粹主義得以産生的土壤。“在這一輪全球化中，新技術造成了财富的大幅增長，與信息産業直接關聯的金融業和互聯網産業催生了一大批新技術權貴。這些‘知本家’富可敵國：微軟的比爾·蓋茨多年蟬聯世界首富，而一個蘋果公司的股票市值相當于整個澳大利亞全年的國民生産總值，資本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有活力。然而，财富向少數權貴集中，普通民衆難以分享新産業革命帶來的成果。尤其是财富再分配機制長期沒有得到重新調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導緻了新的兩極分化。”［2］英美社會的貧富分化，是在金融資本獲得極大成功、獲得極大社會支配能力之下所導緻的貧富分化，這種貧富分化是直接基于金融資本的非生産性、剝奪性的積累。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塞耶斯教授認為：在美國，紐約、舊金山和芝加哥這樣的城市很富裕，而貧困的前工業區則深受新自由主義政策之苦；美國曾經的汽車制造中心，現在是一片荒地。在倫敦更是極端，倫敦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富裕城市，另一方面，倫敦北部非常貧窮的前工業區，工廠關閉，人們幾乎沒有希望①。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麥克萊倫教授認為：民粹主義并不是聯合王國特有的。在德國、在意大利，在匈牙利、波蘭，在法國、西班牙都能找到。民衆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沒有人關心他們。民粹主義是大多數人或相當一部分人對金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後果的抗議②。

第二，新民粹主義是民衆運動迷失方向的表現。新民粹主義是西方反金融資本的左翼運動乏力而緻使民衆運動受右翼保守主義操縱的一種結果和表現。2016年，在與特朗普的競争中，從民主黨内部分化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桑德斯曾一度給選民帶來希望，有望阻止特朗普獲得政權，但是，桑德斯在民主黨内提名時敗給希拉裡，這導緻桑德斯的許多支持者轉而去支持特朗普。可見，恰恰是因為左翼民主主義運動不發展，因為左翼民主主義運動失去對工人階級運動的影響力和領導力，導緻社會底層的某些階層轉而去支持右翼新民粹主義勢力。反金融資本的左翼民主運動之所以相對弱小，也是有深刻的曆史背景的。20世紀60年代以後，随着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完成，随着西方左翼與蘇聯模式的切割，左翼運動轉向文化批判、意識形态批判和生活方式批判。左翼運動的另一部分，試圖在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右翼化了，更靠近了新自由主義。反金融資本的左翼運動方向不明确，方向分散，這是民衆支持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外部條件。新民粹主義是民衆的一種本能的、直接的反映，是民衆的本能的憤怒，也是民衆運動缺乏組織、缺乏領導、迷失方向的表現。民粹主義是一種憑靠熱情的、短暫的、無序的、自我沖突的民衆運動形式，是民衆對社會矛盾和生活壓力的本能的、直覺的、直觀的、情緒性的理解和反應。中産階級從支持身份平等，到在移民、種族問題上反對平等，這是中産階級面對債務壓力、失業壓力時的一種自發反應。民衆運動中包含着健康的社會民主運動的成分，但是也包含着從個人出發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狹隘的功利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等。民粹主義表明，民衆不理解自身所處困境的真實原因，不了解擺脫困境的真實路徑。總之，民粹主義是左翼政黨相對軟弱而無力領導工人運動的表現，是民衆運動的一種萌芽性的、不成熟的、過渡形态的運動階段和運動形式。

第三，新民粹主義是右翼自由主義政治勢力蠱惑和操縱民衆運動的表現。對民粹主義的形成來說，右翼政治勢力的蠱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面對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社會問題，右翼政治勢力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對金融資本的批判中轉移開，試圖增加工人階級和大資産階級的一體感，把二者利益的一緻作為其政策蠱惑宣傳的核心。右翼民粹主義的蠱惑包含如下一些要點：其一，右翼民粹主義把金融資本和工人階級的統一性絕對化，而把金融資本對工薪階層的剝奪、把金融資本和社會利益直接對立的一面給遮蔽起來了。其二，為了強調資本和工人之間的絕對統一性，右翼保守主義在國民身份的統一性上做文章，而為了強調國民身份的統一性，又把其他族群、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作為對立面加以強調。民粹主義是建立在“我們”和“他們”的身份區别上。何謂民粹？國民之精粹，民族之精粹，或精粹之民粹。新民粹主義思潮抛棄了“人性論”“普世價值”等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确”原則，把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論看作是妨礙金融資本轉嫁社會矛盾的一種意識形态負擔，新民粹主義以族群身份差别的原則代替了自由主義普适主義的人權原則。特朗普公開鼓吹美國優先論、西方中心論、白人優越論，公然歧視女性和少數族群，把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歸咎于其他族群、民族和國家，把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所導緻的社會問題說成是他國盜竊本國就業機會所緻。新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相結合，以懲罰他國的姿态，調動民衆的仇外情緒，以轉嫁矛盾的形式來掩蓋國内矛盾的深刻性。麥克萊倫教授指出：在英國，移民問題是約翰遜政府和右翼人士一直試圖強調的，因為他們覺得炒作移民問題在政治上對他們有利，他們能借此得到更多的選票。移民是很容易讓人們感興趣的事情，因為它是一種替罪羊。其三，為了轉嫁矛盾，強調與他國的對立，右翼民粹主義就誇大一些矛盾，弱化一些矛盾，把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的矛盾，達到轉移矛盾的目的。由此可以理解英國脫歐運動所具有的一些特點，例如為什麼誇大英國對歐盟所負擔的義務，而對英國受惠于歐盟的好處則閉口不談。通過上述方法，新民粹主義把民衆的反抗怒火從金融資本上引開，民衆運動成為右翼政客打壓其他國家的工具和手段。

第四，新民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變體形式，是金融資本的一種新的統治形式。新民粹主義試圖在優先滿足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條件下解決由金融資本積累自身所導緻的問題，在其形式上的對外極端主張背後，在其公然撕下新自由主義抽象人權論的意識形态裝飾之後，卻又公然繼續了對金融資本減稅、減少金融投機管制、減少社會福利等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因而，從本質屬性上來看，新民粹主義是金融資本統治的新形式。麥克萊倫教授認為：在約翰遜先生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是一個非常右翼的政府。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相當極端的政府，它偏袒自由市場、個人主義、操弄國家、反對歐盟。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和強權政治形式相結合，這在邊緣國家是早已發生的現實，隻是現在同樣的趨勢也在中心國家表現了出來，這說明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像金融資本上升時期的那種方式繼續統治了。在拉美，美國支持的新自由主義曾在軍人專政的形式下得到推行。在拉美這些落後國家，右翼民粹主義的内部隐藏着新自由主義的實質。軍方以維護憲法的名義發動政變，防止民主，防止“多數人的暴政”，推行有利于金融寡頭的政策，這是新自由主義的隐秘條款。

第五，新民粹主義的囚徒困境将把資本主義引向系統性危機。新民粹主義以單邊主義取代多邊主義的政策，推行一系列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措施。特朗普政府把“美國優先”正式寫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從多個國際協議和國際組織中撤出。2017年6月1日，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議》；2017年10月12日，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7年12月3日，美國退出《移民問題全球契約》；2018年5月9日，美國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2018年6月19日，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8年10月3日，美國退出《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涉及國際法院管轄問題的相關議定書，并以國際法院相關訴論為由終止與伊朗簽署的友好條約；2019年8月2日，美國宣布正式退出《中導條約》（全稱《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據美國《國會山報》4月12日報道，趁全球注意力都被新冠肺炎疫情吸引時，特朗普政府可能又要退出一個重要條約即《開放天空條約》；該條約簽署于1992年，是美俄之間重要的軍事透明機制；根據該條約，美俄可以派出非武裝偵察飛機，相互空中偵察，以确認對方的軍控執行與軍事部署情況［3］。新民粹主義繼承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外交思想也即霸權穩定論的思想，并使之進一步極端化。新民粹主義以更頻繁的軍事訛詐和冒險主義政策代替世界警察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用“重塑美國軍力”取代“自動減支計劃”，用“美國核力量和核基礎設施現代化”取代奧巴馬的“無核世界”主張。特朗普提出要把核武器小型化、戰術化、可用化，要發展低當量核武器。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國将重建國家軍事力量以确保美國在印度洋、太平洋、歐洲、中東等世界主要地區維持力量優勢。武裝部隊也在美國對外關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奧巴馬政府的最後一年相比，特朗普政權的第一年的無人機襲擊增加了兩倍。特朗普政府被評論家們稱為白人至上主義、新法西斯主義、新帝國主義時代。特朗普政府的主導思想是對外輸出矛盾、尋找替罪羊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危機。但是，靠替罪羊解決不了危機，其他國家也不可能臣服于這樣一種外在的壓力。如果各國都尋求替罪羊，那麼這種替罪羊的角色最終會落到自己身上，對别人的懲罰會通過一系列中介傳導，最終轉變為對自身的懲罰。逆全球化的最終的結果是使世界市場陷入無政府狀态，各國都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出發點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實際上卻導緻了各自利益的最小化、損失的最大化。如果各國都把輸出矛盾作為解決矛盾的辦法，那麼就會導緻國際關系的一系列緊張和逆轉，而國際關系的緊張和逆轉又進一步破壞了金融資本國際積累的條件，使金融資本陷入更大的危機。新民粹主義右翼政黨的核心政策正是導緻危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新民粹主義的外圍政策，即民族主義、反全球化政策，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會使問題更加嚴重。而越不能解決問題，又會反過來使右翼政黨越來越傾向于極端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于半法西斯主義化。曆史上的法西斯主義就是順着這個邏輯走上曆史舞台的。麥克萊倫教授指出：民粹主義運動發起一種新形式的保護主義。英國脫歐運動，吸走了這個國家所有的政治能量，使人們沒有時間去考慮嚴重的經濟問題。在英國脫歐問題上，英國大的政黨自身内部并不能達成一緻，尤其是保守黨内部分裂嚴重。這也是自2016年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以來，過去3年來英國無所作為的原因之一。各個政黨都無法就如何退出、是否退出歐盟、退出之後如何應對等問題達成一緻。結果是，在英國，政治一直處于停滞狀态。歐洲自二戰以來的過去70多年，右翼政黨往往比左翼政黨更有控制力。像過去那樣，如果它真的變得非常強大，它會導緻一種半法西斯主義的社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第一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嘉賓約翰·羅默教授認為2008年以來的大危機是一次經濟大蕭條，在未來50年可能會發生世界性的戰争①。

三、新民粹主義囚徒困境的破解之道

防止新民粹主義的根本途徑，不是回到凱恩斯主義，更不是回到新自由主義。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真正防範和破解新民粹主義；隻有社會主義才能賦予民衆運動以科學的方向，才能把民衆運動從新民粹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取代金融資本統治，才能為全球化新階段的發展提供新的發展框架，才能結束新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為了防範和破解新民粹主義囚徒困境，馬克思主義需要應對如下問題：

第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判别新民粹主義的實質。對新民粹主義的評價有兩種典型觀點：第一種觀點把新民粹主義認作為中産階級和下層民衆的訴求、推動社會變革的健康力量。這種觀點認為新民粹主義是社會底層利益的代表，其性質是反金融寡頭精英的。這是被新民粹主義的輿論宣傳所蒙蔽了。表面上看，新民粹主義号稱反精英，例如，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多次公開批評一小撮精英的統治，号稱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但是，特朗普總統的反精英，隻是指華盛頓的政府官員精英，而有意不把矛頭指向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其實，在美國，華爾街才是經濟社會的真正統治者。新民粹主義的所謂反精英，實際上暗含着反對政府幹預這一新自由主義核心主張，也即新民粹主義以反對政府精英的口号反對政府對金融精英的監管。第二種觀點認為新民粹主義是底層群衆對自由的戕害。這種觀點是自由主義者所持有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新民粹主義是激進民主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動。自由主義者把任何社會民主運動、激進民主運動都看作是民粹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看來，新民粹主義是激進民主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動，因而防範新民粹主義的對策就是加強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民主運動，反對激進民主運動。但實際上，正如我們前面的分析表明，西方新民粹主義的崛起是金融資本統治的産物，也是金融資本統治的新形式；新民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在金融資本危機時代的變體形式，新民粹主義是反金融資本左翼運動乏力的表現，是左翼民主運動相對軟弱條件下民衆運動被金融資本利用的表現。新民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勢力中的極右翼勢力利用民衆的不自覺達到重塑金融資本對民衆的領導權，是傳統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已經不再能蠱惑民衆的情況下，右翼保守主義政治勢力的一種新策略，這是新民粹主義的實質。在新民粹主義的問題上，我們要鑒别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種認知範式，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判斷。

第二，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政治的結合，把民衆運動從民粹主義中解放出來。民粹主義預示着社會矛盾的表面化。民粹主義運動表明民衆沸騰了，民衆起來了，民衆有不滿，有怨氣，但缺乏正确的經濟政治綱領和組織基礎。民衆如果不起來，那麼資本主義的秩序就會很穩固。現在民衆起來了，但是民衆不自覺，民衆運動的方向是被右翼勢力所左右的。現在西方的政治格局，在一定意義上類似20世紀30年代歐洲的格局，歐洲民衆起來了，但社會民主黨力量很弱，組織動員能力不夠，民衆的力量去支持了希特勒。社會主義的缺席，使資本主義在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震蕩。阿明（Samir Amin）說過，馬克思主義有兩個敵人，一個是自由主義，還有一個就是由民粹主義導緻的社會混亂、無政府狀态①。社會主義不是理論結論的直接實現，而是在與波拿巴主義、俾斯麥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的鬥争中，在與這些勢力争奪群衆的博弈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西方的很多國家都有比較強的共産黨和共産主義運動潮流，但民衆仍然被卷入了法西斯主義潮流之中，現在共産主義和左翼的力量變得虛弱得多，遏制民粹主義的力量更加虛弱，這是造成目前新民粹主義暗流和逆流的原因。如果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組織不夠堅強，不能吸引群衆，不能把民衆組織起來，那麼民衆很可能被民粹主義所利用。十月革命之前，列甯就曾反複強調：如果蘇維埃不能夠取代臨時政府，那麼臨時政府最終也會被軍人所取代。在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新民粹主義政治混亂時期，新秩序的生成要跟社會主義相結合來觀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把民衆運動從新民粹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才能賦予民衆運動以科學的方向。當然，社會主義左翼運動的複興也是曲折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熟需要黨的人員準備、組織準備、綱領準備和策略準備等等，這些都需要一個過程。

第三，發揮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闡明新民粹主義産生的經濟根源。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危機不是由金融資本之外的偶然因素例如監管不力等因素導緻的，而是由金融資本的内在本質導緻的。為了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需要科學說明金融資本積累及其自我否定的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商品的價值形式出發，分析價值形式轉化為貨币，貨币轉化為資本，資本分化為不同的職能資本，在此基礎上，《資本論》還進一步講到了銀行資本在形式上确立了對産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形式上的統治地位，這種形式上的統治地位如何發展為實質上的統治地位，正是說明金融資本的内在線索。在馬克思之後，希法亭和列甯将《資本論》所暗含的邏輯線索發揮出來，闡釋了銀行資本對産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形式上的統治地位如何變成金融資本對産業、商業和信用業的實質上的統治地位，說明了作為大貨币壟斷資本的金融資本。希法亭和列甯不僅分析了金融資本的産生機制，而且把金融資本作為分析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列甯在希法亭對金融資本的論述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希法亭的論述忽視了金融資本與寄生性的關系。為了更全面地揭示新民粹主義得以産生的根源，需要從政治經濟學上對金融資本的積累邏輯及其内在矛盾做出科學的說明。

第四，對社會主義克服右翼民粹主義的制度能力加深研究，提升社會主義的制度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曆史使命就是内在地超越和揚棄金融資本，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民粹主義賴以産生的土壤。要解決生産資料的金融寡頭壟斷問題，要在生産資料社會聯合所有的基礎之上重建個人所有制，這樣才能解決所有權中所包含的矛盾，才能使所有權成為個性自由的基礎。社會主義運動史，探索出了可以克服金融資本内在悖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美國模式，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成分不是由私人寡頭所支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壟斷性的生産資料，對大的戰略産業、土地、石油、礦山、銀行等實行社會聯合所有制（在一定曆史階段上采取國家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具體形式），從而克服了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寡頭所有制。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利用商品貨币關系，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能力利用資本積累邏輯中生産性積累的一面，同時又克服資本積累邏輯中非生産性、寄生性、剝奪性積累的一面，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秘密。防範新民粹主義的關鍵是避免金融資本積累模式的陷阱，防止新自由主義主導國家的内外政策。就我國來說，避免新民粹主義影響的關鍵是鞏固社會主義民主，堅持公有制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克服了金融資本的放縱性積累，可以消除新民粹主義賴以産生的根源。

第五，推動社會主義理念和全球化頂層設計的結合，克服新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的風險。現在全球需要越來越多的合作，但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隻是想利用全球化，不惜犧牲全球化。那麼，社會主義有沒有能力引領全球化？社會主義曾推動了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引領了民族解放運動，極大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的格局。二戰後，資本主義經曆新一輪的全球化，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确實不适應經濟全球化的新一輪發展。在列甯的新經濟政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以及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之上，國際共運探索出了公有制主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制度形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參與、适應、推動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為推動全球化的繼續深入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礎。法國加布裡埃·佩裡基金會秘書長丹妮爾·塞瑞拉認為：中國崛起對于美元霸權産生很好的平衡的作用，同時對于全球資源分配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這不僅僅是惠及中國，對所有國家都是有益的。在以美國為主導的現代金融體系中，亞洲投資銀行的建立能夠讓資金、金融在整個亞太地區發揮更為重要作用。法國、英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都加入了這樣一個機構①。愛爾蘭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特倫斯·麥克唐納認為：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中日趨感到如魚得水，而相反的，美國在這個框架中卻舉步維艱，并不斷觸碰到世貿組織規則的紅線。中國對自由貿易的重視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的信心和實力。随着中國的發展水平逐漸接近西方國家，中國轉換到貿易關系促進角色也就不足為奇了。“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一點的體現，這一倡議可以把許多國家聯合起來②。

結  語

綜上所述，西方新民粹主義的崛起是金融資本統治的産物。金融資本具有生産性積累和非生産性積累兩種機制。所謂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作為從生産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中産生的總體資本，它把産業鍊、商業鍊和信用鍊的革命作為自身積累的手段，從而促進了全球生産、流通和信用的革命，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所謂金融資本的非生産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在生産性積累的基礎上，又通過定價權、不動産壟斷、證券投機、國債投機、貨币發行權支配等建立起了一套剝奪性、投機性、寄生性的積累機制。每當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遇到危機時，金融資本試圖通過強化非生産性積累來解決危機，結果不但解決不了危機，反而使危機愈益深刻，這就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金融資本悖論邏輯導緻核心國家寄生者階層日益膨脹、中産階級日益貧困化、新自由主義遭遇自我否定、新民粹主義崛起。新民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在金融資本危機時代的變體形式，新民粹主義是左翼民主運動相對軟弱條件下民衆運動被金融資本利用的表現，隻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才是防範新民粹主義的根本之策。避免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資本積累模式陷阱，鏟除民粹主義滋生的土壤，這是防範新民粹主義的根本之路。對我國來說，克服新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的道路在于：鞏固社會主義民主，堅持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制度，推進社會主義理念和全球化頂層設計的結合。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8.

［2］周穗明.21世紀民粹主義的崛起與威脅［J］.國外理論動态，2016，（10）:1-11.

［3］趁疫情亂局，特朗普又想退群［EB/OL］.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4_13_546706.shtml，2020-04-13.

作者簡介：宋朝龍，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