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論

      在革命組織内部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曾被看作無産階級革命與其他政治變革的顯著不同。受蘇聯影響，自蘇維埃革命時期至抗戰初，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會已經在中國共産黨黨内出現，但深度、頻率非常有限。抗戰中，在内外因素促動下，經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人的探索，“批評與自我批評”在理念、實施等層面均有發揮、創新，成為黨内民主生活的主要方式，被視作“三大優良傳統與作風”之一。當下，中共仍強調：“要讓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黨内生活的常态，成為每個黨員、幹部的必修課。”

      這一時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相關論題，一直受到研究者關注。總體上看，既往研究多以闡釋其曆史價值、現實意義為要旨。部分研究者嘗試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淵源、政策變遷等方面展開綜括之論述。有關中共幹部問題的部分著述中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一般概況也有涉及，卻少有研究依托相對集中的史料描摹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具體情形。而在常态化的政治生活中，中共幹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主要以召開自我檢讨結合相互批評的小範圍閉門會議的形式來展開。但我們對這類會議的程序、内容和效果至今知之甚少。以至于，盡管我們反複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曆史經驗，卻對曆史上黨内幹部到底如何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比較隔膜，所謂“曆史經驗”多停留于泛泛的理解。

     本文希望利用晉冀豫一地委1941—1943年間的自我批評會會議記錄，結合其他已刊、未刊材料，從三個方面對這一頗具特色的黨内政治生活形式做一诠釋：一是介紹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的基本程序、形式和基本内容；二是分析在内外因素推動下自我批評會出現的一些變化趨向；三是選擇會上比較突出的兩個議題，對自我批評會的具體内容和問題指向做些探讨。當然，本文關注幹部的政治生活，不免涉及對幹部群體的行止、心迹的描摹，目的在于提示我們留意某些共性傾向。

      晉冀豫一地委負責領導晉冀豫根據地一分區黨務，治轄範圍主要在河北西部（一度包括因日僞封鎖從二分區分割出來的山西境内的平（定）東、昔（陽）東、和（順）東三個不完整縣），處于根據地最東部。冀西一帶背靠太行山，重巒疊嶂、溝谷縱橫，一方面适合展開遊擊作戰，另一方面經濟落後、條件艱苦。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反複進行大規模“掃蕩”，給根據地軍民造成嚴重損失，中共在冀西的根據地縮小近一半。同時，長期戰亂和災害頻發使得本地農業生産力持續下降，特别是糧食産量下降。加之外部經濟封鎖和日本、國民黨嚴厲的“統制經濟”政策，使得貿易凋敝、工商業萎縮。1941—1943年被視為“戰勝嚴重困難時期”，而晉冀豫一地委所在之一分區則是根據地内“最艱苦的地方”之一。所以“困難”成為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問世”之際最基本的背景，也是被與會者反複提及的關鍵詞。

      艱難時局亦會對幹部隊伍造成嚴重沖擊。在抗戰初，中共在敵後一日千裡的大發展之後，這種形勢的焦灼讓很多在順境中隐而未發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一方面是幹部動搖消沉、逃亡脫隊乃至投敵叛變等問題頻發，另一方面幹部隊伍裡新老之間、黨軍之間、黨政之間鬧矛盾的現象突出。這無疑影響了中共中央、根據地領導層對幹部隊伍狀況的認知和判斷。這一時期，中共決意進一步加強組織整頓和思想訓誡。除了一般性的強調幹部教育，具體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是推動各根據地開展集中的整黨審幹等組織整頓活動，二是大力号召常态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蘇聯因素也不可忽視。1939年底，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在會上談及“批評與自我批評”時，首先建議廣大幹部“翻一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本書，在這本書裡總結蘇聯革命成功的六條經驗，其中第五條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裡關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論述并不算長，卻成為中共強調、突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理論依據。但無論《聯共黨史》《蘇聯共産黨章程》還是斯大林關于“自我批評”的論述，其中的“我”首先是作為群體的“黨”，這種自我批評是自上而下、外向的，更多強調處理黨與群衆、黨與外部執政環境之間的關系。黨員幹部的自我批評是黨自我批評的具體化，個人的錯誤也是作為執政黨的蘇共自身問題的具體化。中共自然也注意此方面意義，但後來大力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中的“我”或者說批評主體則主要是黨内幹部，重心是要處理黨與幹部、黨員幹部之間的關系問題，黨員的個體思想偏誤被視作影響黨的凝聚力、戰鬥力的根源，具有更多“内向性”。黨組織力圖将“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内思想鬥争的主要武器，最終起到鞏固黨組織、提升戰鬥力的作用。這種鬥争性的凸顯給予“批評與自我批評”更高的政治定位，也更容易使之落到實處。因此，在根據地面對困難、轉型的挑戰時，中國共産黨人越發重視此自我淨化、自我改造之利器。

     整黨審幹等組織整頓活動對“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有推動作用。1940年之後，經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推動，華北各根據地先後開展了整黨、建黨活動。其間，健全黨内會議制度是整黨的一項重要内容。整黨前，地委及以下黨組織的會議制度一般是不健全的，雖然有些支部能按時開會，但内容不夠充實。即便是冀西的地委領導人，也常常各包幾個縣分頭行動，以至于一年也開不了幾次常委會。經過此次整黨，華北根據地普遍健全了“支部會議生活制度”，規定了會議程序，要求形成會議記錄并将會議精神總結上交。黨員幹部在會議中被要求加強自我批評，明确規定在支部内下級有權批評上級。是故，盡管具體名目不同，舉辦效果不同，但各根據地普遍推廣了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主要内容的閉門會議制度。

    正是在這樣的多重背景下，晉冀豫一地委自1941年春季起開始相對固定地召開自我批評會。

二、基本規程

      談及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首先得知曉是哪些人參會。從會議記錄看，原則上是地委班子成員參加（詳見表1），固定參加者包括地委書記高揚、副書記兼城工部部長侯富山、宣傳部部長趙武成、組織部部長周璧、組織部副部長兼社會部和民運部部長劉毅、敵工部部長傅貫一6人。曾短暫出任晉冀豫一地委敵工部副部長、工會主任的徐彬也出席過兩次。因平日黨政軍三套人馬分開辦公，所以專員楊維、太行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秦基偉，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委郭峰一般并不與高揚等專職黨務幹部一起過組織生活，但他們也偶爾參加自我批評會。

       召開小範圍的自我批評會原本不複雜，但平日裡，地委領導到各縣調研、指導工作時，常常受交通阻隔、反“掃蕩”地委駐地臨時轉移等因素影響，需要一個月甚至數月才能“歸建”。所以，自我批評會多是在地委常委會召開前後尋機召開，且由于地委常委會召開的頻率本身并不高，故自我批評會的密度也比較低。但在1941年之後，原來内容比較含混的黨小組會（多在地委常委會期間進行）基本被專門用來做“批評與自我批評”。所以，自我批評會在一定程度上升格為專門會議。

      如前所述，“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中共黨内并非橫空出世的新事物。但是，包含“批評與自我批評”内容的“黨内檢讨”雖已存在，卻一般融于支部會、黨小組會過程中，尚無明确、固定的實踐形式。更重要的是，盡管中共中央很早就倡導自我批評，晉冀豫區黨委也曾要求“反傾向鬥争及自我批評應成為充實小組會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共幹部的頭腦裡，“批評與自我批評”仍停留于組織生活的一項模糊原則。因此，不僅像晉冀豫一地委領導人們這樣處在“敵後陣前”“無暇多思”，感覺得“抓緊時間，把大家工作中的疏漏再盡量多指出一些，并提出批評、建議”，即便是身處陝北後方的幹部們，其實也隻能在“檢讨會”上就事論事地圍繞工作提意見、做檢讨。同時，先前“批評與自我批評”常常還是強調上級督促下級。可以看到，抗戰初擔任八路軍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恩茂，即曾時常列席下級幹部們的黨小組會，聽取他們批評與自我批評狀況。這自然有利于了解幹部隊伍的思想動态，卻不利于民主精神的發揚。

      在程序上，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是班子内部的閉門會議，會前一般提前确定當日進行自我批評的人選，不過每次的人數并不固定，多視環境安全與否、時間允許與否而定。但自我批評會并不被列入地委常委會的議程，仍是在會議間隙專門召開。從晉冀豫一地委的情況看，這個“間隙”的選擇并非全無講究。自我批評會起初多選擇在地委常委會召開期間“吃小竈”後的晚間進行，這大概是希望大家在“改善夥食，交流感情”後精神相對放松的狀态下展開深入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據會議記錄篇幅看，會議時長并無具體限制。但每次會前一般會要求做自我批評者提前對近期工作、思想予以反思，隻是不要求必須準備書面材料。其他與會者原則上也被要求“在思想上有所準備”。總的來說，每次會上批評時間明顯多于自我批評，與會者在批評之外也會提出一些改正建議。之後，批評對象還要給予回應并簡單表态。此外，會上有時還穿插诘問與辯駁，但并非固定程序。

     自我批評會的基礎是自省自糾，即本人是否願意通過“積極的、具體的、實際的、認真的檢讨工作”，把自己的各種毛病一一說出，供批評者了解、指正。同時，在中國共産黨人眼裡，自我批評“不是單純的一個同志自己批評他自己”，“也不是黨内的自由批評”，而是“抓住具體事實，根據黨的原則，根據黨的策略路線和馬列主義的原則去分析錯誤的性質，考究錯誤産生的環境，揭發錯誤産生的根源，詳細的、明确地指出改正錯誤的方法”。大體而言，晉冀豫一地委的幹部也循着如此思路，将自己對各類體驗、思慮的反省都歸攏到主觀上的思想意識之範疇。這些反省不是全面分析問題出現的因果，而主要以“政治”“組織”“領導”三個相對固定的“概念”将林林總總的事實統攝起來，在思想上分析原因。具體地說，談“政治”主要針對思想信仰、理論水平等，也常常涉及對中央政策路線的政治表态等大是大非問題；談“組織”則主要針對執行上級方針政策、幹部任用等方面的表現；至于“領導”方面，一般圍繞工作能力、工作作風等，會相對具體些。

      當然，幹部的發言有時也會“跑題”。這種表現可能更接近我們今日理解的朋友間的“交心”，“跑題”的方向也更趨近于艱難世事間的思慮和哀愁。比較典型的是，地委書記高揚在做自我批評時，談及邢西縣縣委副書記“範秉衡之犧牲”。範秉衡與高揚都曾就讀于東北大學，都曾是東北流亡學生中的代表人物。作為朋友的高揚此時顯得心情沉重，他認為範的犧牲，讓“自己了解了堅忍性、鬥争性”，同時也令自己“情緒苦悶”。高揚的發言對劉毅顯然有所觸動。他檢讨“處理問題時組織嚴格與态度嚴格的混淆”，所以“有時沖動”“不冷靜”，但言談間不由得說出先前曾并肩戰鬥的“範秉衡犧牲後，都有一段時間不好受”，而近期的沖動、不冷靜實際與這心中的塊壘有較多關系。

      在自省自糾的基礎上，他人的批評需要在政治原則指導下，提出另一角度的觀察，并給予改正建議。原則上講，兩相互動可以使自我改造變得容易些，但這時的自我批評會似乎不能純然看作“批評會”，還包含了其他内容。舉例來說，在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評會上，高揚一上來談了自己的進步之處：

    （1）從政治上說，認識有些進步，了解問題複雜性，過去了解複雜是機械的；（2）克服困難的嚴重性的理解上有了進步，了解布爾什維克克服困難的精神是什麼；（3）對軍事動員與群衆動員的嚴重意義有進步的了解。總之，在了解問題上逐漸實際化，機械觀點上有所改變。

    （1）應高度發揚創造性，創造性不夠，不能因主觀力量小，而放松創造；（2）克服困難精神須提高，有時在遇困難時表現急躁，對地委同志對下級同志都有影響；（3）民主集中制的核心作用起的不夠，有時對困難表現苦悶，使大家也難愉快；（4）幫助建立各部門，點線部門未很好建立；（5）最近地委會計劃性不夠，并且缺乏明确分工。

      這并非下級對“一把手”高揚客氣，其他多數地委領導人的自我批評也是如此（地委副書記侯富山除外，後文将專門讨論）。地委宣傳部部長趙武成談了自己的問題後，高揚的批評更和緩：“沒有多大毛病，比較缺少特點；在政治問題上，理論水平高，但與實際聯系差，……在組織上，本質好，沒大缺點，但執行路線原則嚴格性差些。”

      舉出這些具體言辭，并非要論證這些批評沒做到實事求是。因為，以後見之明觀之，這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可能在大多數時候算是适當的。但對照中共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期許，這種跟着自我批評者節奏走的方式，依着馬列主義、黨的路線方針之原則，即便措辭再犀利一些，也很難戳中批評對象的痛點。

      該期的自我批評會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地委常委會的延伸，領導幹部間互相提出的意見大多局限于各自工作範圍的觀察和體驗。在嚴峻的鬥争形勢下，領導班子成員間平日裡難免存在不同意見和抵牾之處。那麼，自我批評會通過發揚民主精神，讓一些幹部說出地委常委會上不好講的意見和看法，有時可以推動工作的開展。地委敵工部部長傅貫一之前曾因為在“反搶糧”中是否對僞軍動武問題和組織部部長周璧有過争執，這次趁周璧做自我批評時講了出來：

    我說打，但一方面做政治工作、争取。當時老周同志說打是不對的，各執一詞于是争吵起來。在下級同志面前争吵影響不好，對此事雙方都要負責。

      對此，周璧馬上予以回應：

      傅同志提出的意見我在認識問題上有片面性，以緻争吵起來确實不太好，進一步檢查自己在組織鍛煉上是很差的。

      同時，作為這種種議政程序的延伸，在地委的決策、權責分配問題上，自我批評會又可視為一種補充和平衡。由于地委常委會由地委主要負責人主導，針對重點任務、部門工作展開讨論，一般班子成員往往有言猶未盡之處。到了自我批評會上，一些領導幹部有時能反客為主，提出自己的意見。

      舉例來說，冀西的老地下黨幹部張增堂曾擔任地委組織部部長，後被降為縣委書記。這時高揚又在地委常委會上提出将其再降為縣委組織部部長。作為從“白色恐怖”中挺過來的冀西地下黨重要領導人，傅貫一在地委常委會上沒提意見，但在自我批評會上忍不住為老部下叫屈。周璧對傅的看法表示支持，并提出免去沙河縣縣委書記郭春文職務的安排也不合适。他們委婉指出高揚對這兩人“有成見”。雖然高揚在做解釋時并未承認自己存在“成見”，但這次自我批評會之内部協調還是起了作用，張、郭二人均繼續擔任縣委書記。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自我批評會，一般較少有前述王恩茂那樣的督導者，與會者原則上也是以平等姿态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能夠在初期即有較高質量，除了和地委書記高揚的政治修養、思想境界有關，也與幾位班子成員的努力分不開。在上級黨組織無具體安排情況下，趙武成、周璧提議每位幹部在做完自我批評并接受大家批評後，不僅要在下一次自我批評會召開時向大家彙報改進情況，還要定期與提出相應批評意見的同志交流思想，告知對方自己的“改進辦法”。這種做法顯然有利于在持續的追蹤中幫助地委班子成員改正偏誤。

      各地的自我批評會已是中共黨内政治生活的一項重要内容。但在具體的實踐層面，各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質量依然參差不齊。在一些地方“自我批評是不經常的，不正常的，有時算個老賬，有時更原則地進行”。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的代表性不能過度放大。因為即便是在晉冀豫一地委的直接領導下，平西縣委的自我批評會開得也并不成功。1941年12月3日，平西縣委召開自我批評會，縣委班子成員依次給縣委書記李經麟提意見。這些批評大緻集中于“作風不民主”上，态度也算委婉。然而，李經麟态度敷衍中帶着幾分逆反，他雖承認自己“有些主觀”，但把問題主要還是歸結為“領導上事務多，這是到了子弟兵才這樣的”，認為部隊的這種風格“同志們應該了解的”。他提出的改進方案竟然是未來“要求各部門寫出計劃交我處以備檢查”。當本該接受批評的縣委書記最後的回複竟是反過來給大家提要求時，這個自我批評會已很難不流于形式。如此看來，會開得好不好高度依賴領導人，特别是“一把手”的水平與心胸。這個傾向，黨組織其實已有所認識，晉冀豫區黨委即曾指出：“有些地委、縣委批評會雖不再是書記獨角戲，但書記尚無器量聽取大家批評，書記水平不夠，會可能就開不好。”

      于是，在整風運動初起之際，《解放日報》對黨内自我批評總體狀況的評價并不高：“自我批評對于整個共産黨或每個共産黨員的重要，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盡管常識人人都有，我們的自我批評卻還是很少。”這樣的評判自然有刻意為整風預熱的意圖，但并非沒有根據。應該說，這種參差不齊主要在于自我批評會的一般規程确已展開，但形式之下的内核尚處于形成、探索過程中。

三、變化趨向

      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在開展過程中曆經變化。與會幹部在會上幾乎不會再談自己的優點，有時甚至将過去自矜的優長視作今日的毛病。比如高揚先前認為自己讀書多，在談話時愛引用古文、古詩，批評别人不了解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後來，他轉而批評自己“讀書亂”，“愛讀古書，不看馬列”。這當然反映了黨内的總體轉變。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增強黨員黨性的決定》，規定從中央委員到每個黨組織的領導人，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衆對自己的批評，增強黨性鍛煉。嗣後，晉冀豫區黨委也要求根據地幹部“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要嚴格的檢查自己，反省自己的弱點，對黨忠心坦白，接受黨的教育，接受同志的批評幫助”。

     而1942年春季以後漸次展開的整風運動，讓“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嚴格程度提升到新的高度。此期，中共中央對前一階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狀況并不滿意。《解放日報》甚至公開提出“真正嚴肅的周密的檢査了自己的，究竟有幾個？”這般嚴厲的質問。1942年4月20日，在談論如何“整頓三風”時，毛澤東明确要求：“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在根據地範圍内，普遍的整風雖未真正展開，但地方黨政組織都在不同場合号召尚在工作崗位上的幹部發揚整風精神，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晉冀豫區黨委為推動“三風”檢查運動，提出“要在思想上行動上來個革命”，“大膽批判”，“大家一起脫褲子，充分發揚民主”。邊區政府也号召幹部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進行自我批評，造成熱烈的自動的民主讨論”。

      這樣一來，晉冀豫一地委的幹部雖尚未參加集中整風，但循着整風精神的與會幹部們還是讓自我批評會呈現出“嚴格化”的趨勢。這表現為：不僅自己不能談個人優點，同事間的相互批評也難見肯定之處，而先前會上的辯駁環節也已經消失了，做自我批評者隻能在所有人提完批評意見後做一簡單回應。某種程度上，在自我批評會這個特定場合下，幹部決不能認為自己有何“功勞”“苦勞”，似乎必須擺出一副徹底的低姿态。這自然與整風運動漸近形成的政治壓力有關，卻也曲折反映一種更高的自我期許或者群體期待：大家均應當且可以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無産階級戰士”。那麼有了這樣一個高遠目标，随之而來的是更加嚴格的政治要求、道德要求、思想要求，今日之我自然渾身上下都是毛病。這是整風運動前後黨内的一個重要政治取向。

      經過慢慢的實踐、打磨之後，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也越來越規範。每次召開前，準備做自我批評者一般要與地委其他班子成員進行會前溝通。據周璧回憶，這種溝通不拘形式，但會将自己反省的大緻要點告知其他幹部，對方原則上不需要将準備提出的批評意見提前告訴他（實際較難做到完全不透露）。同時，會議時間也更簡短，要求自我批評者在其他幹部提意見時不進行辯解、答複，隻是在大家全部講完後統一做個回應，這樣既避免因不斷插話造成會議冗長，也讓批評更加集中、有力，防止一把手或作風強勢者把批評頂回去。

      而且，自我批評會并非每次開完就算了結。形成的會議記錄一方面會讓高揚等人在會後輪流閱讀反思，另一方面還得不定期地提交到晉冀豫區黨委審閱。在記錄稿中還零星留有上級的批語。例如在高揚檢讨自己“有不滿情緒、喜怒形之于色”處，區黨委領導人的批注則認為這是“思想毛病”；而在侯富山指出高揚“當着婦委面，批評程式蘭”這句話旁邊，則被區黨委領導人視為“涵養問題須鍛煉”。

      如止步于規程調整，自我批評會的深入仍會缺乏持續動力。就算是“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舉起自我批評的武器”，“虛心接受旁人的批評”，“在黨内已經成為口頭禅”。當“批評與自我批評”繼續向縱深發展時，很容易遇到瓶頸：面對工作、生活中的老問題時，即便黨員幹部沒有應付的主觀傾向，也難以不斷式樣翻新地去尋找思想上的症結。所以，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在一段時間後，漸漸呈現出重複、同化的狀況，大家自我檢讨時提出的毛病大多是過去提過多次的，而批評者似乎也是為批評而批評，隻好“同義重複”地把一些說法套到最近的某些具體事例上。雖然會議記錄看起來“材料”豐富，“辣味”十足，但多少給人以“搜腸刮肚”的空洞感。

      在理想條件下，“嚴格化”自然有利于增強“鬥争性”，推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深入。但人非聖賢，無的放矢的所謂犀利批評，往往隻能是低水平重複式的“鬥來鬥去”，“傷害同志感情”，“繼續發展下去，不僅不能鞏固黨的團結，改進黨的工作，反而容易助長黨内‘挾成見’‘圖報複’的風氣”。有的地方黨組織甚至感覺：“全黨生活在緊張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是故，中共中央在1942年春季之後開始特别強調自我批評會的方法：“過去的經驗卻證明了一個無可置疑的真理，就是真正堅強的自我批評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決定和毛澤東同志演說的事實，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鄭重的準備。”可以看到，高揚等人在對自己往昔的讀書習慣漸持批評态度的同時，又不斷強調理論知識和政治修養之間可以密切支援，要求讀書不能追求“博覽”，而是需要集中閱讀“有關馬克思主義、黨的知識”理論文獻豐富自己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庫”，這與傳統士人為追求治道、修養心性的閱讀形成對照。隻不過，幹部們能獲取的理論實在有限，更多隻是“二十二個文件”為代表的整風文獻、《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及《解放日報》等黨報黨刊上的部分文章。這些理論文本對于自我批評均持高度贊許态度，強調無産階級的立場、觀點，要求黨員幹部反省自身在階級出身、階級立場、階級觀點上的不足，學習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唯物論等原理。這令高揚等幹部們不同程度發現了自己的思想差距，并嘗試憑此尋找通向改造現實的心靈路徑，增加了這些批評的理論厚度。有利于批評與自我批評做到“認的放矢”。

      但在大家普遍理論修養有限的條件下，過分突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容易把提升政治理論水平局限于“技術性”層面，導緻幹部們有時隻能生硬地抽取文本中的個别詞句和術語，與實際的問題對号入座。于是，我們看到，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在内容上變得更加集中、抽象，幾乎所有問題、毛病都會上升到政治思想、政治理論層面，呈現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傾向。這是前節提到的那種向主觀思想意識歸攏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術語出現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翻檢這段時間的會議記錄，能看到“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小資産階級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山頭主義”“平均主義”“教條主義”“鬥争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文牍主義”“經濟主義”“人才主義”“禁欲主義”“命令主義”“浪漫主義”“好人主義”等十餘種觸及“主義”高度的毛病。一時間，似乎幹部個體所有的過失、毛病都變成了政治問題。

    必須說明的是，這種上綱上線的自我批評不僅是由外部壓力造成的，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幹部自身的内心訴求。這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未來走向形成重要影響。高揚曾在自我檢讨中追憶參加革命的初心：“一是追求真理而來的，一開始對自己的私生活是淡漠的，而對真理的追求是強烈的，入黨以前幾乎是禁欲主義的刻苦自愛，這是我進步較快的原因。”全面抗戰爆發後的短短兩三年間，高揚從流亡關内的東北籍青年學生成為主政一方的領導幹部，中共在敵後一日千裡的大發展曾令他和戰友們歡欣鼓舞。但這一時期，各根據地面對日僞之嚴酷彈壓遇到嚴峻考驗，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革命進入“平台期”甚或“停滞期”。這不僅意味着革命形勢難有發展，工作難有成效，而且意味着新的領導崗位也不再像抗戰初那樣供大于求（甚至還在減少），使大量中層幹部在政治上難獲升遷。在這樣的内外形勢下，一旦缺少革命功業之激勵，加之病痛、婚戀等因素，這些長期脫離家庭、漂泊在外的幹部往往容易陷入煩悶、焦慮之中。晉冀豫一地委的六名幹部高揚、趙武成、侯富山、劉毅、周璧、傅貫一都在自我批評會上以不同方式表達過此時期之沉郁心境比如高揚：“有時情緒苦悶，□□有不滿情緒……最近感到很苦惱”；趙武成：“時時會心情低落”；侯富山：“好像自己感覺朽木一般了，興奮不起來了，有些遲鈍麻木”；劉毅：“過去工作的苦惱，難以緩解”；周璧：“感到進步太慢，但不知如何改造”；傅貫一：“三個月不知道幹了些啥，有病了幾個月，更糟糕了。病的什麼都不願幹、不願想。有老态之感。

      這些感受令多數幹部内心非常警覺，因為這種情緒不符合“無産階級革命戰士”的标準。所以，此類情緒造成了部分幹部很強的道德轉化焦慮。郭峰這一段時間的日記也時常談到自己和周圍戰友、同事的内心苦悶，時時流露出不滿于當前思想狀态的緊張感。至于秦基偉則在日記中寫道：

      每天不知忙的什麼，毫無成績的把寶貴時間都浪費過去了，感覺是很苦悶的亦說不出什麼原因，實在有些不痛快極了。

      這種苦悶甚至映射到對自我批評會本身的認知上。這些幹部都試圖從根源上“打通自己的思想”，也一度視自我批評會為打通之關鍵途徑。但顯然在自我批評會的開展過程中，這一目标尚難達成。大家還是普遍存在覺得自己思想上進步慢的焦慮。面對這種焦慮，劉毅覺得“自己需要外部更有力地促成思想進步，打破麻木”；趙武成希望“組織生活嚴格一些”；周璧則期待“區委或可組織幹部，開個連續的、大多數的‘批評會’”；傅貫一也認為“現今的自我批評會可以擴大，批評能起大火”。這些想法體現着幹部們自己的意願：有更強的外力來刺激、推動自己的思想進步。

      可以說，這種意願其實是幹部群體中一股朝向“思想運動”的内在沖動。整風運動首先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設計、發動，卻也在一定程度上與幹部群體心态的趨向相契合，這種契合産生的動能，方能使得整風運動在幹部群體中形成空前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精神互動。

      于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一方面根本上指向個人的思想根源，是要在“心靈深處鬧革命”；但另一方面無論是黨組織還是幹部個人均意識到，無論是知識分子幹部，還是工農幹部，以現實中的精神境界，在革命戰争的環境裡通過強化内省來實現思想政治上的淨化、純化極為困難，所以他們大體形成一種共識：這種内在問題需要靠提升外力刺激來解決。隻有這樣，自己的思想問題呈現并歸攏于外部的種種意識形态框架中，才能得到更加客觀的規制，才能令“全黨成為一個自我批評的機器”。所以，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内向力道不斷強化過程中，同時又逐漸呈現“外在化”的變化趨向。這體現了共産黨人在自我改造上的勇氣，也呈現一定的矛盾性。

      這種“外在化”的需求從根本上講并非指向周圍批評者，而是更多指向黨組織。高揚等人多次表達希望直接得到上級黨組織的指導，包括期待能去黨校集中學習一段。無論是自我批評會還是去黨校，都表明這些幹部們傾向于一種更廣泛的集體省思，希望互相監督、共同進步。高揚曾表示：“自我批評會以後應提出意見，創造集體作風，不要弄成個人的作風。”從某個角度看，在自我批評會上，他人批評不再僅僅是同事的個人意見，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集體、黨組織對自己的幫助。

      在晉冀豫一地委班子成員們參加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晉冀豫區黨委的集中整風前，地委的自我批評會确實起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作用。從1942年秋季起，無論是自我批評者還是批評者都更加突出從問題出發，常常直接從“××主義”之類的征候出發剖析自我或批評他人，而不再像起初那樣圍繞“政治”“組織”“領導”等幹部素質類型來組織語言。例如，周璧在1942年12月6日的會上，一上來就給自己貼上“個人主義”“小資産階級自由主義”“教條主義”等幾個标簽，然後分别舉例闡釋。而這種問題的歸類标準則明顯吸收了前述相關理論資源、語言素材。但我們也不難發現，先前多少有些泛濫的“××主義”帽子在數量上明顯減少了，漸漸集中到整風運動劍鋒所指的“個人英雄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少數幾種問題。

      值得玩味的是，當各種“主義”盈溢于會議過程之後，自我批評會其實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轉。我們看到，自我批評者将一大堆“主義”的帽子扣在自己頭上之後，批評者好像手裡的帽子已經有些不夠用，于是一般先以“主義”為綱給予批評，後面談具體問題的意見、建議明顯又比前一個階段增多了。而大家似乎在這個問題上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以調門極高的上綱上線的言辭破題，撐開話題空間，之後則回歸到工作中的疑難上。這當然主要是因為與會幹部意識到前期批評會被各種意識形态說辭填滿，反而耽誤了正常的反思、總結，也和大家理論修養有限、有詞窮之感不無關聯。

四、兩個重要議題

      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的内容雖覆蓋廣泛，但檢視這三年多的會議記錄，有兩個話題讨論最集中、熱烈。一是對工人出身的老幹部侯富山的批評與幫助；二是對地委如何協調同上級黨組織和軍分區關系的讨論。

      工農幹部“知識化”與知識分子幹部“工農化”，是中國共産黨在幹部問題上期望達到的理想狀态。但在實踐過程中并非易事。全面抗戰初期，老地下黨幹部是中共在太行山區組織落地、切入地方社會的引導性力量，曾湧現一批優秀的工農出身的老地下黨幹部。1940年整黨之後，本地老地下黨幹部在晉冀豫根據地的幹部隊伍中已總體處于“邊緣化”境地。在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上，挨批評最多的是資曆很深的副書記侯富山。侯富山的問題大體可歸結為兩點：一是工作能力、習慣及知識水平等不能很好地适應新形勢；二是個人思想、作風上的消極、蛻化。

      第一點是老資格工農幹部在新形勢下普遍存在的問題。大革命時期就入黨的侯富山，文化程度不高，在“白色恐怖”時代又長期以“行走江湖”的方式從事地下工作。這樣的幹部往往“在領導上還是舊的一套，進步趕不上需要”。侯本人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他知道自己作為工農分子“知識化上進步非常不夠，在沙河做總結時，感覺對縣委幫助很少，政治進步不快”。在硬碰硬的對敵鬥争中，“裝模作樣、指指點點”自然會露出破綻，某位縣委書記即明确提出侯在視察當地工作時“對他們提意見很亂，不能給以明确方向”。

      第二點，侯富山本人确實存在情緒消沉、思想蛻化問題。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評會上，侯富山曾以近乎自暴自棄的方式表示：“有身體問題，腦子不好，頭痛昏；感覺自己和朽木一般，興奮不起來了，有些遲鈍麻痹。”據侯富山自己檢讨，他在平時有“吃零食”“不能早起床”等毛病，也“愛發脾氣”。不僅如此，侯富山到晉冀豫一地委工作後不滿意居住條件，自己挪了房子，與别人換了好槍，還收了一個縣委書記送的皮包。這類貪圖享受的毛病在其他幾位幹部的相關記錄中都未曾見到過。中共對工農出身的老幹部的缺點其實也有系統認識：“某些政治上落後的幹部，易于被一時的困難或外界影響所迷惑，而發生逃跑、叛變、貪污、腐化、悲觀、動搖、工作不服從組織分配，把物質問題看得很重等。”晉冀豫區黨委之前也曾指出一些老工人幹部有“流氓氣”，“在生活上容易被腐蝕”等問題。

      這一時期幹部中曾流傳一句牢騷：“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個人前途是黑暗的。”侯富山的消沉很大程度上也與個人政治境遇有關。1940年底，他剛剛被免去晉冀豫三地委書記的職務，而現在的直接領導高揚，在侯富山擔任三地委書記時曾是組織部部長，原本是侯富山的下級。凡此種種，侯富山多少有些情緒，自己也承認“對高揚尊重不夠”，“與高揚常有争吵”。

      過去中共應對工農出身的老幹部“掉隊”的主要辦法是大力提倡在職幹部教育，要求老工農幹部加強文化、政治學習。侯富山上過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的學習班，也曾嘗試通過自學補齊短闆，但更多的時候還是“難免流于走馬看花”，缺乏持久精神，讀一讀也就放下了。于是，侯富山常常覺得自己“看不出問題來”，“研究問題、思考問題不夠，創造性不夠”。

      高揚及周圍同事平日曾向侯富山提過意見，但侯起初并未認真接受。所以高揚等人試圖通過自我批評會上的“思想鬥争”幫助侯富山打通思想。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評會上，地委各位領導一上來就對侯富山态度嚴厲。在侯富山做了檢讨并提出“希望同志們幫助”後，地委書記高揚馬上就不大客氣地回應道：“進步主要靠自己努力。”他直截了當地給侯富山提了未來三條出路，一是“工作崗位降低”，二是“調換工作崗位”，三是“用一切努力來提高”。這無疑是警示侯富山如果不改進，政治上将會繼續沉降。侯富山對這些批評意見也曾提出一些異議，但遭到高揚、趙武成等人嚴肅批評，認為他的檢讨方式有問題。

      但自我批評會不是批鬥會，所以這次批評會盡管氣氛緊張，但與會者呈現出熱忱、率真的一面。高揚等人以非常認真的态度給侯富山提出了改進的建議，希望侯富山要“多多思考，學習聯系實際，實際提高到理論高度，有系統的想，有中心的想，老不想就越不能想，怕想則不想”。

      值得玩味的是，未見同為老資格的傅貫一給侯富山提意見的記錄。傅貫一是在冀西深耕多年的本地幹部，農運經驗豐富。傅貫一強調“自己農民性多一些”，以工農幹部自命，且這種自我定位也未遭到其他幹部的異議。實際上，傅貫一盡管出身農家，卻讀過師範當過教員，後來做過警察，又在鄉間行醫，生活閱曆極為豐富。傅貫一曾在全面抗戰初期的建黨建政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複雜的經曆和社會關系，令他并不為黨組織所信賴。傅貫一檢讨自身“政治上進步慢”的原因時，也認為受到“家庭問題的牽涉”，“社會關系牽掣”。與侯富山類似，傅貫一同樣面對工作中不适應、無作為的問題，他執掌的敵工部，工作長期停滞，而他自己在工作中也感到“别人對自己像玩小孩似的”。年逾五旬的他生病數月“有老态之感”後，上級調徐彬主持敵工部工作，準備接替傅貫一。大概正是因為身份、處境有幾分相似，傅貫一沒向侯富山提什麼批評意見。不過，傅貫一的積極性在幾位同事眼裡遠超侯富山，被認為“身體不好也願意受累”，在自我批評會上一直保持很低的姿态。

      自我批評會給侯富山帶來不小的壓力。他不僅“學習興趣提高了，書籍讀的多了”，更重要的是，終于願意主動對自己的各種思想征候加以分析。如侯富山自己所言：

      上次檢讨會後，政治上進步感覺不到很大進步，但比從前注意政治問題了。……我自己上次檢讨“有開始腐化的危險”，但上次後，很注意這問題，現在殘餘還存在。……有時對高揚同志的尊重上是不夠的，……看不出什麼問題來，開會發言很少，不能發現問題，看問題不尖銳，這充分說明了自己政治上的落後。

      面對侯富山的自我批評，高揚也轉變了先前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自省道：“對侯同志幫助問題，很早就想這個問題，但還是很不夠，我的态度簡單化，使侯同志感覺到逼迫，也很不合适。”

    高揚等幾位抗戰前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幹部基本主導着會議的走向。他們顯然更善于談思想、談理論，往往能系統地檢讨自己、批評他人。而像侯富山、傅貫一這樣的老幹部，發言的邏輯性、系統性要差不少，有時成了插不上嘴的邊緣人。侯富山即承認自己“開會發言很少”。我們無法了解侯富山内心深處到底作何感想。從他很快調走的情形看，可能還是帶着幾分委屈。但他并未沉淪下去，在根據地敵我鬥争形勢日益尖銳化的情況下，侯富山過去的很多鬥争經驗一下子又派上用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長的新崗位表現上佳，找到了新的自我定位。

      侯富山的這段經曆，一定程度上體現着自我批評會給幹部思想意識、精神狀态帶來的組織推力。這種集體的“民主生活”似乎成為一輛精神列車，半強制地将幹部們全都載上，使其在思想上不易掉隊、脫軌。不過，高揚等人多少還是借着幹部政策的東風。這段時間中共在各級、各部門中一度強調對老幹部的弱點，“應經常的、及時的指出并糾正之”，反對對老幹部過分“遷就”。隻不過，根正苗紅的工人老幹部遭遇同事們的一緻責難，在根據地整風運動全面啟動後再難重現。整風運動中，冀西工作過的幾位工農幹部過關後曾以“車輪戰”“攻心戰”的方式對高揚、郭峰等人展開“思想鬥争”。

      和上級晉冀豫區黨委以及軍分區這一縱一橫兩方面關系問題，幾乎貫穿這三年裡每一次自我批評會。中共極為重視領導上的集中統一，但在抗戰中，因戰争和地理環境造成的阻隔，使幹部們常常處于“分散經營”的狀态。在根據地牢牢紮根、開枝散葉，需要幹部“地方化”。所以，組織上的“一元化”和幹部的“地方化”長期共生共存的狀态，使上下級關系在總體順暢的情況下也難免有龃龉之處。從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台前幕後的種種情形看，我們能感受到這個問題曾困擾着高揚和他的同事們，也能從中體會自我批評會在黨内政治運作中的另一重特殊意義。

      1943年初，在形勢轉好的情況下，高揚曾談到自己1940年後半年任一地委書記後同晉冀豫區黨委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當時“區委批評，搞得很困難，痛苦，深感到和區委思路不一緻”。對此，高揚歸因于上級給的運棉、擴兵任務太重，“幹部因任務大苦痛”，而“（陶）魯笳反映失實”。

      此處，我們很難将晉冀豫一地委與晉冀豫區黨委的“疙瘩”完全搞清楚。但其間之因果還是有迹可循。1941年初，晉冀豫區黨委對一地委的一份指示中即曾有這樣一段話：

      雪峰同志當時即督促過楊克冰同志，但最近高揚同志來信總結擴兵，仍說核心隊及聯合工作隊未組織起來。區黨委聽傅貫一同志報告你們12月25日總結擴兵數目字以後，深恐1月底（北局限12月底）完不成任務，因此由雪峰同志分别寫去兩信與高揚同志，……但看高揚同志來信，僅說擴兵人員已分散下去，隻能寫信督促，并說打算2月裡努力來搞一下，但究竟何時完成，是否考慮了區黨委的補救辦法則未提到，所以區黨委很擔心你們沒有抓緊。

      從信中内容看，不難感覺到晉冀豫區黨委對一地委特别是高揚的批評态度。可見區黨委已然發覺高揚等人前期對擴兵問題持應付的态度，此番決心以上級組織的名義力促一地委及高揚等人盡快推動擴兵工作。

      在1941年3月15日的自我批評會上，高揚談到過擴兵和這次吵架的事。楊克冰時任一二九師十一旅政治部副主任，兼一分區政治部副主任。她原本也是東北流亡學生，自抗戰初一直在冀西工作，與高揚熟悉。隻是她自冀西遊擊隊時期就與郭峰等人長期任職于自上而下垂直領導的軍隊系統。但此時的高揚顯然并無多少反思，他覺得對楊克冰隻是有态度問題，甚至認為自己“向上級提意見還不夠”。到了1942年，高揚再次對擴兵中的上下級矛盾進行了具體解說。他一方面檢讨“本人有毛病，克服困難不夠”，一方面依然認為區黨委也有過失，他覺得“上面給分區任務太大，對分區幫助不大”。盡管區黨委幾番催促，即便高揚也時常在自我批評時檢讨自己“對上級指示執行上有過失”，“回來也沒按指示辦”。但這次擴兵任務一地委依舊沒能完成。

      擴兵問題其實也直接反映着黨軍關系狀況。高揚檢讨自己因擴兵問題“對分區不滿”。從1941年秋至1943年秋，其他幾位地委領導人不斷指出高揚“領導風度上确實要注意，這一時期對分區的關系上表現武斷”，“對分區同志的态度不大好”，“與軍分區關系上特别注意”等等。但直至高揚1943年7月調離，他與軍分區領導人特别是秦基偉的關系都一直未能理順，這也是高揚最終被調走的原因之一。高揚走後，地委書記一職先由郭峰短暫代替，後由秦基偉直接兼任，實現了黨政軍一元化。

      不得不承認，在這類關系問題上，我們常常難分是非。嚴峻的外部環境，使得下級幹部常常因任務太重感覺“苦痛”。但上級常常認為：“下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或借故推脫，兩面态度，陽奉陰違，對黨隐瞞。”經過1940年整黨後，華北各根據地的組織正規化已向前邁出一大步，高度紀律化、一元化的組織運行原則已基本建立起來。但在長期的根據地生活裡，幹部在群體結構和思想情感的“地方化”還是難以避免。高揚即曾追憶道：

      我出差到外地，到縣區機關，便交點糧票，像到家一樣，如果沿路沒有縣區機關，就住百姓家，像找店住一樣。

      1941年以來，在日軍“囚籠政策”“無人區”“網格子”的影響下，根據地在空間上比先前更趨分散，地方黨組織需要提拔任用更多熟悉情況的本地幹部，也需要更多的臨機決斷。高揚、劉毅等人作為地方領導，對本地的利益自然會有所回護，即使像高揚這樣原本來自東北的學生幹部，此時也與冀西的幹部群衆結下深厚情誼，飲食、生活習慣均發生很大變化。盡管幹部籍貫無法改變，但實際上在革命鬥争實踐中抗戰初的外來幹部也已呈現“地方化”。這便容易造成幹部群體中對領導上集中與分散的關系有頗多困惑。高揚曾提出一個問題：“機動多大？哪個可作，哪個可不執行？”。除了高揚，在冀西工作時間較長的劉毅也時不時反省自己對區黨委領導問題上的一些困惑。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高揚等人始終沒回避和上級黨組織有時關系不協調的問題，敢于将這些矛盾曝曬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聚光燈下，也不憚于将自己的牢騷和疑惑呈現在随後上交區黨委的會議記錄稿中。值得注意的是，進行自我批評的幹部，常常在反思之餘站在地委的本位表達看法，因其他幾位同僚此時需要對其進行批評、幫助，則自然而然地需要從上級黨組織甚至縣委的角度來提出意見。盡管在面對此議題時，大家發言會有所保留，常常泛泛指出對區黨委的牢騷“是主觀主義、自由主義”，“看問題狹隘”，但幾位領導人還是常常能因這種代入感對上下級多幾分設身處地，更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種對過度“地方化”的自我克制。

      回頭看來，對理順上下級之領導關系問題，自我批評會的會議記錄起到重要作用。如前所述，這些會議記錄最終要不定期交到上級黨組織那裡去，而區黨委領導人會以批注形式給予反饋。譬如“服從整體上行動，不服從決議尚覺得不是這樣的，但意識上是存在的，勢必影響嚴格的組織性”。在因反“掃蕩”根據地内各級黨組織聯絡不便、見面不易的情況下，這是一種上下級溝通的補充形式，盡管要滞後一些，卻更能令區黨委從側面掌握地委幹部的思想實态。這種方式顯然是有作用的。在1942年區黨委“十月會議”上，一地委還挨了批。但到1943年初的自我批評會上，高揚已興奮地談到自己最近在區黨委開會收獲很大。可以推測，區黨委和一地委在這段時間裡已大體化解了之前存在的“疙瘩”，高揚心頭的苦悶總算得以纾解。

      不過，一元化終究是中國共産黨、根據地黨組織自上而下追求的組織意圖。高揚等人的一些思與行甚至是在自我批評會上的那些言論并非完全不令區黨委領導人介懷。在随後到來的整風運動中這類問題均會被冠之以“本位主義”“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之類的帽子。而高揚等長期戰鬥在冀西的東北籍幹部在北方局整風和太行區黨委高幹整風會上，多受到較大沖擊。

五、餘論

      針對“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曾形象地說：

      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讨工作，在檢讨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由是觀之，“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中共自我淨化的利器，具有防微杜漸的功能。常态化的自我批評會則是将這種認識落到實處的主要載體。而這一重要黨内政治生活形式的擴展與強化是主客觀條件共同促成的。除了受蘇聯因素影響外，與中國共産黨開始局部執政的制度化需要、共産黨的自身特質有關，也同敵後抗戰的大環境直接相關。在嚴酷的鬥争環境中，一度陷入困難和瓶頸的敵後抗戰和革命事業需要新的精神動員，以打破幹部群體内的遲滞狀态，推動總體局面之改觀。于是，自我批評會逐漸從一般的組織生活中被凸顯出來，升格為一類專門會議，成為黨内重要的、常态化的精神動員形式，以一種日常而簡約的儀式促進黨内幹部的思想改造。毫無疑問，“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黨内具有高度的合道性，獲得幹部群體的高度認可，被認為“像空氣一樣重要”。

      從前文論述不難感知，自我批評會在密度、深度上的強化，主要憑借整風運動這一大氛圍，與整風運動形成銜接、補充的局面。但它又隐隐然守着部分界線，譬如注重現實而不過分追曆史，緊扣工作、生活常态而不過多觸碰個人隐私，與政治運動中的特點保持着距離。

      但我們還是發現，這一時期中共幹部群體思想生活領域呈現不斷“政治化”的總體态勢，千般思慮終被彙入政治問題的渦旋之中。這種總體形勢與自我批評種種現實操作問題的交疊，使得黨組織和幹部自身達成一種共識：層層疊疊的思想征候的解決應靠提升來自組織和集體的外力。這使得批評與自我批評顯現越來越強的“外在化”“嚴格化”特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内在困境，常常反而強化了幹部們對範圍擴大、烈度強化的“思想運動”的期待，這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走向“整風運動”的自下而上的内在沖動。隻是未來“思想運動”的具體形式和震撼程度可能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共在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上突出的是方法，是到底如何讓它紮實、平穩的落地。概括起來，無論是晉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評會，還是其他不同範圍内的“批評會”“檢讨會”“小組會”，其實常常在處理幾組關系問題：

      首先，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間的關系問題。自我批評無疑是其中的重心。批評被看作“引子”，“是為着啟發自我批評”，“是以批評的手段，達自我批評的目的”。但在實踐層面，決定自我批評會強度的變量更多來自相互的批評。隻不過自我批評終究是個體化的心靈之旅，即便幹部個體期待“外在化”的力量能對自己的進步形成促動，但他人“不是自己，更不能代替自己”，始終隻能是旅途中的同伴。其間之界限，不是常态化的自我批評會能夠突破的。而對“方法”的反複強調，理論上講是在試圖平衡這兩者的關系，卻很可能令這種不平衡趨勢愈發凸顯。但我們分明看到，中國共産黨人對自我淨化、自我改造的追求也幾乎是無止境的，顯露着困厄環境中強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自信，也是中國共産黨革命性與戰鬥性的體現。

      第二，是原則性與具體性的關系問題。我們一方面看到中共強調“批評必須有原則性，不能專談細小事情”，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的各種言論的理論味越來越濃，各種“主義”越來越多，對思想根源的挖掘也越來越深；但與會者的核心立意仍是直面周遭的困惑、龃龉、挫敗，“大帽子”之下一般均會列舉具體事實，不會脫離現實，窮追思想。這是保證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壓加速卻不脫出軌道的關鍵。

      第三，是民主與集中之間的關系問題。一個穩定、健康的自我批評會無疑為發揮黨内民主提供關鍵平台。我們一定要注意到這種持續性、規範性的提升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令幹部更能“心安理得”，讓幹部們卸去了一些包袱，在處理幹部群體間矛盾、權責分配等問題上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總的來說，這也是中共在批評與自我批評方面長期着力的方向。因此，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緊張、熱烈卻又保留着同志間的關愛，形成一種良性的政治互動，是一種富有活力的黨内民主生活形式。當然，從長遠看，在一地委幾位幹部之間、地委與軍分區之間、區黨委與地委之間、幹部個體與黨組織之間，根本訴求還是一元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目标終究是為了統一思想。正如毛澤東所言，“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這可以說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另一重含義。

作者簡介：趙諾，beat365官方网站助理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衆化與國際傳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抗日戰争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