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不同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為主的内循環發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的“雙循環”發展模式，既不是走封閉僵化之路，也不是縮小對外開放的大門。領導幹部要抓住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和樞紐來正确認識新發展格局，并在工作中更多關注國内市場，将生産和消費的内循環作為重點，更加關注科技、教育、人才和“三農”等發展的短闆領域，更加注重營商環境改善和政府服務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 領導幹部
2020 年 5 月 14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内需潛力，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 月 23 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 ：逐步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黨中央在當前國内外環境發生顯著變化的大背景下 , 為我國經濟發展作出的新的決策部署。10 月 10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提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是應對當前複雜形勢、完成艱巨任務的迫切需要，也是年輕幹部成長的必然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解決的問題會越來越多樣、越來越複雜，領導幹部作為幹事創業的帶頭人，該如何作為，顯得尤為關鍵。
厘清錯誤認識和不當判斷，正确認識“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一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不同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自力更生為主的内循環發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的“雙循環”發展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内循環”模式是在當時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冷戰”思維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的全方面封鎖，加上我們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要鞏固自己的政權而采取的一種發展模式。而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我國充分利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采取了國際國内“雙循環”發展的“雙輪驅動”模式，利用開放開啟市場化的改革，利用國内市場化改革推進進一步的對外開放。當前，我國提出的以内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在全球疫情蔓延、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世界經濟模式重構，中國經濟關系中的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受阻，為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梗阻問題，為了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而構建的一種新發展格局，這種國内國際“雙循環”的重點在于暢通國内的經濟循環。同時，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争新優勢，這是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曆史交彙點上，中國經濟新發展階段下的發展戰略選擇。
二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不是走封閉僵化之路，也不是縮小對外開放的大門。黨中央提出的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在經濟發展新階段背景下的産物，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特征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就需要在新發展理念的引導下，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走全面深化改革不停步之路。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科技創新這個短闆需要補上，核心技術買不來，隻能靠自己，就這個意義而言，暢通國民經濟大循環作為重點，自力更生搞科技創新是當務之急。但是，我們不能錯誤地認為由于疫情原因，經濟全球化受阻，中國開放的大門可以開得小一點，也不能盲目的判斷，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貿易、技術等方面的幹預和打壓，中國就要退回到冷戰時期形成兩邊對立。當今世界是多元化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到全球化進程之中，我國經濟發展更加需要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和便利，我們開放的大門将會越來越大，一個開放、包容的中國才能更好地在世界立足，一個互利共赢的時代也離不開中國的參與。
三是要抓住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和樞紐來判斷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大作出的一個重大判斷就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認識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要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來認識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着力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特别是一些短闆突出的領域，例如科技、教育、醫療、收入差别、國企改革等問題，隻有重點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提出有效的發展格局與發展戰略。如果離開了社會主要矛盾而去認識新發展格局，必然會産生誤判和偏離。
新發展格局，是順應我國發展新階段、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争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2020 年 8 月 24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第一次将“加快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理論”列入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系列理論之一。這是黨中央順應時代要求所作出的戰略深化和戰略再定位，是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解決新時期面臨的各種中長期問題的重要戰略舉措。
新發展格局是基于新時代中國順應當前國内國際形勢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而做出的一個重要戰略決擇。從國際形勢來看，伴随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在科技、文化、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使得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華采取打壓舉措，特别是在科技領域的“卡脖子”難題方面。這表明在今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逆全球化、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将會成為一種常态，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有待重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蔓延是這次發展戰略調整的導火線。由于疫情的暴發和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遭受重創，經濟全球化和産業供需體系受到極大打擊，各國在思考未來發展的同時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發展模式，而外循環的發展模式受到挑戰，也面臨着極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危及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生存與發展。因此，“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成為一種新選擇。
從國内形勢來看，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新矛盾、新問題、新任務的産生，意味着過去的發展戰略和模式需要重新定位和調整。
首先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舊動能轉換，從投資驅動、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從最初的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長，依靠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來發展經濟已動力不足，當前經濟增長要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驅動，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人力成本優勢不在，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
其次，内需消費驅動力明顯。近幾年來，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平均超過 60%。14 億多人口，人均 GDP 超過1萬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3萬元，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中國的内需和消費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堅實保障，消費升級将帶來産業升級，醫療、文化教育、旅遊、信息消費等第三産業和新興經濟領域的發展，将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和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機遇。
再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使我們更加認識到解決矛盾的關鍵在于解決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鄉村振興和城鄉一體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機遇，201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6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38%，城鄉居民的收入相差2.8倍左右，城鄉之間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實際差别更大。未來農業人口市民化、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機會。此外，産能過剩、有效供給不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我國發展過程中的長期任務。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結構性問題，使我們的工作目标更加聚焦，方向更加明确，經濟發展要更加依靠自身的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内循環來推動。
最後，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目前中國外向型發展戰略轉型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個百分點 ；二是貿易順差從最高的9.7%下降到今年以來的2%-3%；三是加工貿易比重大幅度下降，勞動密集型産品占比大幅度下降、出口國集中度大幅度下降等，這些都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兩頭在外”的“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已經不适應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的科學判斷和正确戰略抉擇。
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亟需各級領導幹部“大作為”，可在如下領域更加有所作為、真抓實幹。
第一，更多關注國内市場，将生産和消費的内循環作為工作的重點。
暢通國民經濟的大循環是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着力點。無論生産還是消費，中國都是世界大國。中國早在2010年就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制造了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商品，2018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産出的28%。中國也是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2019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11649億元人民币，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57.8%。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提升，脫貧攻堅戰的即将勝利，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居民消費将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來源。領導幹部要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出發點，立足現實與國内經濟發展來開展工作。
當今社會，雖然生産和消費早已是全球化發展，但具體到每個國家和地區而言，其全球化的程度和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深度融入到世界發展之中，世界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也離不開中國。2019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1.54萬億元人民币，約占2019年全年國内生産總值（GDP）的 33%，其中，出口17.23萬億元，進口14.31萬億元，貿易順差2.92 萬億元。進出口淨額約占 GDP的3%左右，比重已經不大。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選取了貿易、 技術和資本三個重點維度，對中國與世界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近年來有所下降。結果顯示，2000-2017年間，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 在貿易、技術和資本方面均有所提升，綜合依存度指數從0.4逐步增長到1.2。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則在 2007年達到最高點 0.9，到2017年則下降為0.6。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重點已逐步轉回國内消費市場。中國内需的增長以及國内價值鍊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期全球範圍内貿易強度的下降。中國正在消費更多其生産的産品。這些顯著變化不但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重點，也将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經濟彼此依存的态勢。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将更多依靠本國的内循環來構建經濟發展新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終結，事實上，中國與世界仍有很大的融合空間。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别從貿易、企業、資本、人員、技術、數據、環境影響和文化八個維度，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進行了分析，詳見表 1。
表1：從經濟體量上看,中國已跻身全球大國之列,但仍有進一步與世界融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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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2013年以來一直是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7年占全球商品貿易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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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全球服務貿易領域的全球份額尚不及商品貿易，2017年中國服務貿易額僅占全球總量的6.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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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擁有110家《财富》世界500強上榜企業，接近美國的12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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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企業的收入仍然主要來自國内市場（海外營收的比例不足20%，而标普500企業的平均海外營收比例高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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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第三大債券市場，第一大商品期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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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流動（美國的流動規模是中國的3—4倍）和外資參與度相對不高（銀行、股票和債券市場外資占比不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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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留學生和遊客來源地（2017年出國留學人員總計60.84萬人，為2000年的16倍；2018年中國出境遊達到近1.5億人次，為2000年的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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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流動的地理區域仍然較為集中（約60%的留學生前往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移民流動的規模很小（移民到中國的外國人僅約占全球移民總數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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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入巨資開展研發（2018年投入2930億美元，研發開支居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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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術仍需要進口（僅美國、日本、德國三個國家就為中國貢獻了一半以上的技術進口）；知識産權仍需進口（中國的知識産權進口額是出口額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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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擁有最大的網民群體，超過9億網民，産生了海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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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流動的數據總量規模有限（居全球第八位，僅為美國流動數據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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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占全球綠色能源投資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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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入資金提升全球文化影響力（2017年，全球票房排名前50的電影有12%在中國拍攝了内容，而2010年僅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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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響力依然有限，尚未對全球範圍内的主流文化産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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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麥肯錫中國報告 ：《中國與世界》，2019 年，麥卡錫全球研究院
第二，将工作重點放在發展的短闆上，更加關注科技、教育、人才和“三農”等領域。
中國是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更不是科技強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還受到很多短闆制約。領導幹部應在補短闆上下功夫。中國經濟要實現騰飛，要實現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必須補足科技這個短闆。不僅要加大科研投入的力度，還要研究如何建設良好的體制機制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讓更多的科研人員投身到研發創新活動中去，使科技工作者擁有科技路徑的選擇權，知識産權的分享權。促進科研成果不斷轉化為現實生産力，就要營造良好的商業環境和氛圍，例如營造天使投資、創業投資活躍進入機制，建立各種股權、股票期權的激勵機制，打造多層次資本市場退出平台機制等。領導幹部要在科技投融資新體制的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科技強國而努力。
科技創新在于人才，人才培養在于教育，領導幹部要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教育事業。如何讓有限的教育資源優勢為人民所共享，是需要關注和努力的方向。首先，要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讓每一個适齡兒童都有學上。其次，不斷提高教師待遇，營造良好教學環境和氛圍，使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此外，通過新基建的建設，開辟網絡課程、在線教育、視頻會議論壇等線上教育新渠道，将教育資源為更多人所共享，為人才培養奠定紮實基礎。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發展壯大離不開農業現代化。中國的城鎮化率雖然已經超過60%，但是中國的城鄉差别依然巨大，農村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依然處于低水平。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重點關注“三農”領域存在的短闆。以“三農”發展存在的現實問題為導向，實施鄉村振興的成效、農業現代化水平等将直接考驗領導幹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将直接影響“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成敗。
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在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如何激發企業市場主體的活力和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從而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升政府服務的水平，将是地方領導幹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其實就是企業主體的生存環境，在環境惡劣的地方，企業是無法生存的，更談不上長成參天大樹。地區的營商環境涉及到工商、稅務、法律、安檢、環保、金融以及文化等各個方面，營商環境的好壞與政府職能轉變程度和服務水平是否提高有着直接關系。因此，領導幹部要做好政府服務工作，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率，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有效政府的服務模式，創新治理方式，将原來政府錯位、越位和缺位的工作全方位的歸位和補位，将市場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工作交給市場調節，把政府該承擔的工作做到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中國新發展格局，對領導幹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領導幹部治理能力的提升體現在經濟領域就是駕馭市場的能力，如何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如何充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都要求領導幹部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使我們黨的執政效率、執政能力進一步提升，以更高水平構建新發展格局。
作者簡介：王在全，beat365官方网站經濟學教授、副院長，beat365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所所長。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 2020 年10 月（下），本文系教育部課題“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研究”（項目編号：19JD710002）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