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核心理論命題，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的綠色發展理念和重大指導原則。而這一理念與原則的貫徹落實，在筆者看來，包括三個密不可分的層面或環節：對于“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之間關系的辯證認知與把握、堅定遵循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努力探索“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現實路徑。在此，筆者将圍繞“綠色供應鍊”構建這一議題，談談對于“兩山”理念的深入理解。

一、“兩山理念”的辯證生态經濟觀意義

自2005年8月15日首次提出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又在多個場合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理論命題做了不同視角下的闡述。從一種辯證生态經濟觀的角度來看，最值得關注與學習思考的分别是他2013年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的答問中所做的概括：“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018年《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述“推動長江經濟帶探索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子”時強調指出的：“要積極探索推廣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選擇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态産品價值實現路徑”；2018年在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所概括的：“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會财富、經濟财富。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後勁，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态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

概括地說，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論述提出或包含着一種明确的生态經濟觀：其一，自然生态是有經濟價值的。一方面，經濟價值并不是自然生态系統及其構成元素所能提供的唯一價值，自然生存條件、社會生活環境、精神娛樂文化等都是大自然向人類個體與社會慷慨提供的多維需要及其滿足，也就是廣義上的“價值”，但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統本身而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然資源，又的确是具有或者可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因為它們可以在社會物質财富的生産形塑中發揮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二，自然生态的經濟價值的實現，需要一個逐漸呈現或轉化的過程，而這就離不開必要的社會經濟環境和經濟技術條件。比如，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充分的社會經濟環境中，自然生态系統及其構成元素大多呈現為一種公共物品或資源，而如果一個地區缺乏現代化的技術條件與交通設施，其豐富的自然生态資源也往往是“深藏閨中無人識”。其三，自然生态的經濟價值的“轉化”要同時符合生态規律和經濟規律。生态經濟的合生态規律性是無需贅言的，如果将其等同于一種普通經濟或傳統經濟，即依然把生态環境保護當作一種竭盡所能規避的“外部性”，那麼，它就不會是真正的生态經濟。當然，既然也是一種經濟類型，那就必須遵循當代經濟的一般組織形式與運行規則，比如企業主體、市場法則和資産資本管理等。

總之，“兩山理念”的根本在于一種辯證生态經濟觀。其中，“既要又要”“甯要不要”“就是”是三個關鍵性術語，而“就是”集中體現了我們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背景語境下所達到的時代高度。但必須明确，這仍離不開必要的經濟轉變路徑機制、經濟政策制度和經濟社會（新）主體，因而這既是一種經濟認識的辯證法，更是一種經濟實踐的辯證法。

二、綠色供應鍊的生态經濟學基礎

“綠色供應鍊”是近年來生态經濟研究領域中熱議的一個學術議題。其基本理路是，以“兩山理念”為根本指導，遵循生态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把在綠色産品生産及其流通過程中所涉及的各個環節（上下遊）企業打造成網聯結構，從而在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實現改善生态環境治理保護的目的，推動全社會的生态文明建設。可以看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中微觀經濟管理意義上的考量，即通過創建某一類或數種優質生态産品生産、銷售和消費之間的盡可能直接的網絡化連結，實現一種雙赢或多赢的結果，而現代化的智能網絡與大數據技術是最重要的前提性保障。這從理論上說是非常“政治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且在實踐操作上也是切實可行的。比如，國家标準化委員會2017年就已經發布了《綠色制造制造企業綠色供應鍊管理導則》，不僅對“綠色供應鍊”概念做了明确界定，而且強調了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理念對于綠色供應鍊構建運行的規約意義——必須貫穿于企業從産品設計到原材料采購、運輸、儲存、銷售、使用和報廢處理的全過程。

但客觀而言，“綠色供應鍊”構建所關涉的許多生态經濟學基礎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比如目前全國各地嘗試“生态系統服務功能核算”（GEP）所遇到的諸多關于分類和統計的理論難題，而在現實實踐過程中還會進一步暴露出一些需要從理論上加以回答的深層次問題。比如，第一，究竟什麼是綠色産品。一般來說，農林産品比如“五常大米”或“膠東蘋果”由于相對确定的生産地和生産過程，其綠色有機質性是比較容易界定的，盡管它們彼此之間或同類産品之間的“綠色”或“有機”水平也經常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工業制造産品比如“海爾空調”或“華為手機”由于生産場所不太确定或原料供應鍊過長，往往很難做出準确的判定。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式是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或行業标準，但至少從目前來看，這一标準還難以在短時間内建立起來并得到生産者、消費者認可。第二，如何理解作為綠色産品制造者的“綠色勞動”或“生态勞動”。從最一般的物質變換或原材料加工生産的意義上說，“綠色勞動”也是一種勞動，具有普通物質勞動的基本屬性和特點，但必須注意的是，“綠色勞動”經常是不同于傳統工業化生産的大規模機械化資源開采加工型勞動，而是與自然生态環境密切關聯的看護關愛性勞動，比如在有機農場中的生産勞動和在國家公園中的管理工作，相應地，這些勞動會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生态環境保護意識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力和技藝能力。而問題在于，如何在經濟上公正評價這些勞動和勞動者的性質并給予合理的權益報酬。第三，綠色産品的生産、分配、營銷與消費過程及其相互關系究竟有哪些實質性不同。從生态産品的本性和生态環境保護的目的來說，綠色産品似乎既不應該成為一種大規模的生産與消費，也不宜成為一種全球化的生産與消費，而應是以産品當地為中心的，但這顯然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及其追求，退而求其次，如何确保本土生産地及其社區民衆的适當收益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而這也必然會影響到相應的生産與營銷方式及其選擇。第四，如何社會制度性體現與政策促進綠色産品生産及其供應上的生态友好質性或追求。必須看到，綠色産品及其生産是處在一個傳統工商業經濟政策與話語霸權的語境之下的，無論是資本邏輯主導的經濟制度框架還是經濟整體運行上的生态不友好性質，再加上這種一種經濟主義或消費主義統治的社會與文化，其實并不是非常有利于真正生态産品的生産與消費行為及其選擇的。因而，這就需要借助強有力的社會制度性舉措和大衆文化動員，來提供日益強大的社會整體性驅動力。

三、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視域下的綠色供應鍊建設

正如前文所表明的，“綠色供應鍊”的成功創建與有效運作，離不開一個适當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環境，而對此的一個重要概念化表達就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換言之，我們需要更明确和自覺地将“綠色供應鍊”構建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背景語境之下。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既是一種系統性理論，也是一種系統性實踐。就前者而言，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要旨是把生态環境保護治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創造性結合，或者說實現“生态可持續性考量”與“社會主義政治”的中國化結合；就後者來說，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并非隻是一種抑制工業化或城鄉污染水平意義上的公共治理政策，而是必須與我國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任務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自我完善目标相一緻。

由是觀之，我們可以對當前“綠色供應鍊”構建中的一些中微觀意義上的問題給予特别的關注和不同的思考。比如，第一，“綠色供應鍊”的性質或功能定位。一般而言，作為一種企業化運營主體，它們圍繞着經營盈利、資本化運營和信息技術支撐的特征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背景語境下，我們有理由期望，它們能夠自覺追求或呈現出明顯的環境和社會公益性質。環境公益性質和功能其實主要是一個如何保持其“初心使命”的問題，當然也是一個政府政策如何有力引導規制的問題，而社會公益性質和功能就特别需要“綠色供應鍊”創建者的意識自覺與政治站位。比如，如何更好地把那些最需要綠色産業、産品發展扶持的而地理區位并不占優勢的地區納入其中，而不是僅僅考慮資本投入的運營效果或短期回報。第二，“綠色供應鍊”的經濟組織形式創新。除了很容易想到和采取的“（高新）技術+（社會）資本+産品+（個體）消費者”的常規組織構型，還可以考慮如何更實質性把當地政府與社會組織納入其中，使其在社會組織協調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的同時，也有助于促進當地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當然不應是資本與行政權力的簡單甚至非法聯姻而是一種基層民主掌控之下的新型互利合作。值得關注的是，目前許多生态文明建設先進縣區的集體經濟狀況是并不樂觀的，2016年前後浙江安吉縣的鄉村集體經濟資産總量和比例都嚴重偏低，2020年筆者前往參觀考察時發現已發生了較大變化（比如魯家村），但全縣的公共财政基礎和鄉鎮集體經濟仍較為薄弱，而雲南普洱市盡管有着較高的綠色GEP數值，但全市經濟與财政收入對國家大型建設項目的依賴還比較嚴重（比如糯紮渡水電站占全市GDP的1/3左右）。第三，“綠色供應鍊”對收益更公正分配手段路徑的新探索。從分配視角來看，“綠色供應鍊”構建也是對于綠色産品收益或經濟社會财富的重新分配過程，其中不僅涉及到生産者、銷售者、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還涉及到城鄉、區域和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社會權益關系，尤其是那些處于經濟鍊條末端、社會階層弱勢一側的社群個體的權益保障和生活品質改善問題。應該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制度設想和話語政策為“綠色供應鍊”構建過程中更大膽地進行這一層面的探索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必要的條件，但還需各種參與主體尤其是有着較大影響的少數主體去做創新嘗試。

總之，在筆者看來，“綠色供應鍊”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我們堅持與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新理念的一個試驗場或試金石。對其成功與否的最根本檢驗，不是它是否最終發展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分支領域或增長極，而是它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了不斷提升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水平的切實路徑。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導

文章來源：《中華環境》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