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來斌：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思想的重要曆史貢獻
[内容提要]在世界曆史條件下，保留着古老農村公社的俄國有無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社會發展道路？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70年代遭遇的重大時代課題。恩格斯對于求解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做出重要曆史貢獻。他批判了俄國民粹派“落後優勢論”的理論錯誤，既體現出捍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堅定性，也體現出理論鬥争策略運用上的靈活性。恩格斯與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既有一定的差異性，更有根本的一緻性，兩者相互輝映、互為補充，體現了曆史的唯物主義與曆史的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深刻洞見，不僅促使一批俄國革命家實現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向，而且在俄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煥發出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證法的思想光輝。
[關 鍵 詞]恩格斯 俄國社會發展道路 俄國農村公社 曆史貢獻
一、以堅定的理論立場捍衛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其中，俄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各種社會發展思想争論激烈。此時，一些活躍在社會曆史舞台的俄國政治活動家，與馬克思、恩格斯發生思想相遇、産生思想碰撞。為了保證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和寫作《資本論》，恩格斯主動站在當時思想鬥争陣地的最前沿。
1. 駁斥特卡喬夫等人的“落後優勢論”，深刻闡明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
1872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導下，徹底清算了俄國民粹派活動家巴枯甯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并通過了開除巴枯甯及其追随者的決議。這引起了一些俄國革命流亡者的不滿。1874年3月，俄國流亡者、民粹派理論家拉甫羅夫發表文章，公開為巴枯甯辯護。1874年10月，恩格斯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了回應文章《流亡者文獻(三)》，批評了拉甫羅夫的折衷主義。同時，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及俄國民粹派理論家特卡喬夫，評價了其革命主張的幼稚性、空想性。這招緻了特卡喬夫的強烈不滿。他在蘇黎世《哨兵報》發表緻恩格斯的公開信，宣稱：“我們國家的情況非常特殊，它與西歐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西歐國家采取的鬥争手段對于我們至少是不适用的……而您不懂得這一點，也沒能理解俄國的觀點，然而卻膽敢對我們做出評判并向我們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張靜 譯：《彼·特卡喬夫緻弗·恩格斯的公開信》，《當代世界社會主義》2014年第3期。]根據馬克思和威廉·李蔔克内西的建議，恩格斯于1875年作出公開答複，先是發表《流亡者文獻(四)》，其後不久又發表《流亡者文獻(五)》即《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在這些文章中，針對特卡喬夫等民粹派理論家的錯誤觀點，恩格斯闡發了他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基本觀點。
其一，批判片面強調俄國農村公社獨特性的錯誤觀點，闡明實現社會主義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民粹派在19世紀60年代初的傳單中公開提出：“難道歐洲的經濟條件和土地條件與我們的相同嗎？難道他們有農民村社嗎？他們可能存在農民村社嗎？難道他們的每一個農民和每一個公民能成為土地所有者嗎？不。而我們則能。”[《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拉甫羅夫在1873年的《前進，我們的綱領！》中進一步強調，“對于俄國人來說，就我們時代的共同任務所指出的意義而言，俄國大多數居民的前途賴以發展的特殊基礎就是農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290頁。]對此，恩格斯指出，公社所有制這種形式并非為俄國所特有，不應誇大它的特殊性。“其實，土地公社所有制這種制度，我們在從印度到愛爾蘭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語系各民族的低級發展階段上，甚至在那些在發展中曾受到印度影響的馬來人中間，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見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頁。]在恩格斯看來，各個公社相互間完全隔絕的狀态，隻會造成落後的專制制度，而不會産生出現代的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取代物，現代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激化的結果。
其二，批判過分誇大俄國勞動組合優越性的錯誤觀點，闡明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勞動協作前提。特卡喬夫承認，俄國民衆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具有協作的傳統優勢，他們絕大多數“都充滿着公有制原則的精神；他們——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是本能的、傳統的共産主義者。”[張靜 譯：《彼·特卡喬夫緻弗·恩格斯的公開信》，載于《當代世界社會主義》2014年第3期。]恩格斯深刻指出，民粹派的這一觀點源于赫爾岑等人，“因為從赫爾岑年代起，在許多俄國人心目中它就具有某種神秘的作用。勞動組合是俄國一種很普遍的協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種最簡單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頁。]恩格斯分析了這種勞動組合的自發性、初始性，并且直言不諱：“這種形式在俄國占有優勢當然證明俄國人民有着強烈的聯合願望，但這還遠不能證明他們靠這種願望就能夠從勞動組合直接跳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頁。]這種勞動組合應當至少提高到西歐合作社的水平，才有可能達到進入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現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經證明，它能夠自擔風險、有利可圖地經營大工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頁。]
其三，批判宣揚俄國農民先進性的錯誤觀點，闡明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條件。民粹派認為，曆史将像老祖母格外疼愛小孫子一樣給俄國以特别垂青，“我們是遲到的民族，而正是這一點使我們得救了。我們應該感謝命運，我們不曾有過歐洲式的生活……我們不要歐洲的無産階級、貴族、國家原則和皇帝。”[《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頁。]特卡喬夫甚至認為，“我們這裡沒有城市無産者，這的确是事實；然而我們這裡也沒有資産階級。”[張靜 譯：《彼·特卡喬夫緻弗·恩格斯的公開信》，載于《當代世界社會主義》2014年第3期。]因而，俄國人民比西歐人民更接近于社會主義。恩格斯明确指出，“資産階級正如無産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誰竟然斷言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産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産階級的國家裡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隻不過證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于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324頁。]
總之，在《流亡者文獻》一組文章中，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特卡喬夫等人“落後優勢論”的空想性，闡明了實現社會主義發展所需要的基本條件。當然，恩格斯清楚社會經濟形态發展的複雜性，他并沒有完全否認俄國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而是有所保留地指出：如果俄國農村公社能夠保留到條件成熟的時候，并能獲得已經取得勝利的西歐無産階級的幫助，那就“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頁。]。
2. 批評丹尼爾遜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幻想，明确揭示俄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繼續關注俄國社會發展問題。特别是在19世紀90年代，恩格斯在與丹尼爾遜等人的書信交流過程中，根據俄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實際，明确指出了俄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首先，根據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趨勢，預測了俄國農村公社行将崩潰的命運。《資本論》俄文版譯者、民粹派理論家丹尼爾遜緻信恩格斯，多次表達了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留念和幻想。他說，面對俄國資本主義潮流的沖擊，俄國農村公社岌岌可危，“但是如果我們想把生産引向滿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支持另一種潮流——資本主義的話，那麼，依靠如此根深蒂固的公社傳統和習慣難道說已經太遲了嗎？”[《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頁。]恩格斯根據掌握的最新資料，寫信給丹尼爾遜，勸其不要對公社抱有太多的幻想。他分析道：面對俄國農村公社行将崩潰、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經濟事實，人們不能根據個人好惡選擇。“但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些事實照樣要繼續存在下去。而我們越是能夠擺脫個人的好惡，就越能更好地判斷這些事實本身及其後果。”[《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2頁。]
其次，根據社會經濟形态發展的一般規律，分析了俄國農村公社自身的曆史局限。像其他民粹派一樣，丹尼爾遜認為俄國農村公社具有獨特性和優越性。在恩格斯看來，古老的農村公社在其他地方除了最終解體以外，沒有其他出路。同樣，俄國農村公社存在由來已久，“在它内部從來沒有出現過要把它自己發展成高級的公有制形式的促進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頁。]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态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産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态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頁。]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态下提出的發展要求，“這種更高的形式——凡在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生産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會二元對抗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4頁。]，因此，要處在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解決隻是處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社會“才産生了的和才能産生的問題和沖突，這在曆史上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頁。]
再次，根據世界曆史條件下民族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強調了俄國跨越資本主義發展的首要條件。恩格斯雖然指出了俄國農村公社的局限性，但是，他并沒有因此完全否認俄國跨越發展的可能性，但他特别強調了前提條件。在1894年即去世的前一年，恩格斯指出：“不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當西歐各國人民的無産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産資料轉歸公有之後，那些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生産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殘餘的國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殘餘和與之相适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并避免我們在西歐開辟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曆的大部分苦難和鬥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頁。]但是，他特别強調，實現這一點的“首創因素隻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産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頁。]此前，他在給丹尼爾遜的信中将“外部的推動”稱為“第一個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9頁。]可見，恩格斯在這裡堅持和豐富了19年前他在《流亡者文獻》中表達過的觀點。
總體來看，俄國民粹派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看法，在一些時期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俄國命運的特别關注、對俄國傳統的特殊感情、對社會革命的真誠要求。但是，他們并不真正懂得科學社會主義，抱持的主張實際上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俄國變種。像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俄國民粹派活動家，既有交流，也有交鋒；既有批評，也有幫助。他特别注意保護他們的革命熱情，尊重俄國文化傳統，關心俄國人民的命運。在1885年緻查蘇利奇的信中，恩格斯謙虛地表示自己“對俄國現狀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對那裡在某一時期所應采取的策略的細節作出判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4頁。]但是，恩格斯沒有附和民粹派的空想主張，更沒有遷就他們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嚴重錯誤，結合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深刻闡發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規定和條件要求，堅定地捍衛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二、以鮮明的個性化觀點彰顯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深刻洞見
近年來，“馬克思-恩格斯”論題引起的學術關注，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也有具體表現。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此問題上的觀點是同質的、完全一緻的。另有學者則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此問題上的觀點形同對立。其中，英國學者霍布斯保姆認為，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複信中的觀點“有點出人意外地傾向民粹派的觀點”，這與其後恩格斯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郝鎮華編：《外國學者論亞細亞生産方式》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頁。]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指出：“馬克思看到的是從公有制農業社會中産生的多線性發展路徑；而恩格斯，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看到的隻是一種單線的發展路徑。”[[英]戴維·麥克萊倫：《恩格斯傳》，臧峰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02頁。]在我們看來，“同質論”看到一緻性而忽略了差異性，“對立論”看到了差異性而忽略了一緻性，兩者各有偏頗。
1.恩格斯與馬克思在此問題上的思想差異性
恩格斯與馬克思之間，有偉大的友誼、親密的合作、思想的契合，但他們畢竟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因此，他們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差異。
其一，對俄國是否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回答，存在肯定與否定的不同傾向。馬克思大體傾向于肯定的回答。他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确反對人們機械地搬用《資本論》去框套俄國社會發展道路。他在給查蘇利奇的複信稿中說：“和控制着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産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5頁。]恩格斯則有所不同，他多次給出否定的回答。其中，他在1893年2月緻丹尼爾遜的信中說：如果西方在大約十年或二十年前就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那麼，俄國也許還得及避免向資本主義演變的趨勢。“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機會正在逐年減少。”[《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3頁。]
其二，對俄國農村公社曆史作用的看法，存在“支點”與“夢幻”的不同判斷。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複信中使用了“支點”的提法，說：“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0頁。]恩格斯則認為，俄國農村公社自身難以生發出社會主義。他在1893年緻丹尼爾遜的信中說：“恐怕我們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夢幻，将來不得不考慮到會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的俄國。”[《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頁。]
其三，就對俄國民粹派的态度傾向而言，存在熱情鼓勵與嚴厲批評的不同态度。當然，這主要是就馬克思對查蘇利奇、恩格斯對特卡喬夫的态度比較而言。面對查蘇利奇寫信求教，馬克思極其慎重，數易其稿，态度也極為熱情，表達了因定期發作的神經痛而不能較早答複的歉意，還說：“承蒙您向我提出問題，但很遺憾，我卻不能給您一個适合于發表的簡短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9頁。]恩格斯則在《流亡者文獻》中對特卡喬夫等人言辭激烈。《流亡者文獻(三)》發表後，俄國著名政治活動家洛帕廷緻信恩格斯說：“我曾以極大興趣讀完了您的文章，我應當承認您的論證是正确的。但是文章的表達形式相當尖銳。”[《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頁。]恩格斯回信解釋說：“這根本不是我的意圖。相反，我是在盡可能地使之緩和。”[《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30頁。]
仔細分析上述差别後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回答、不同表态，并不是在同一場合針對同一個人而言的。這些差别的産生，與以下方面有關。
其一，承擔的理論分工不同。對于馬克思和自己的長期理論分工情況，恩格斯在1887年做過簡要介紹——“由于馬克思和我之間有分工，我的任務就是要在定期報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敵對見解的鬥争中，發表我們的見解，以便讓馬克思有時間去寫作他那部偉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必須采用論戰的形式，在反對其他種種觀點的過程中，來叙述我們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頁。]可以說，在探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時，兩人的理論活動仍然帶有前述理論分工的特點。其中，馬克思的理論回應主要圍繞對《資本論》的理解，大多采用論述的形式；而恩格斯的理論回應主要針對現實問題的看法，大多采用論戰的形式。
其二，面對的理論對象不同。馬克思所回應的查蘇利奇，是俄國著名的女革命家。她當時是滿懷敬意地向馬克思請教，且思想正處于從民粹派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過程之中，是馬克思、恩格斯教育幫助的對象。恩格斯所駁斥的特卡喬夫，當時是散布“落後優勢論”、空喊革命口号、公開攻擊第一國際的“憤青”。理所當然地，馬克思采取的是熱情、禮貌的幫助态度，恩格斯則是激烈、尖銳的批判态度。不過，這種态度也是相對的、因人而異的。對曲解《資本論》的民粹派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馬克思也有辛辣的諷刺；對與馬克思和自己長期保持通信的民粹派理論家丹尼爾遜，恩格斯雖有批評，但态度顯得較為溫和、婉轉。
其三，回應的具體問題不同。在1877年給俄國《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主要針對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将《資本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論述絕對化的錯誤。在1881年給查蘇利奇的複信中，馬克思面對的請求是“對那種認為由于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生産的一切階段這種理論闡述自己的看法。”[《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頁。]可見，馬克思所面對的，主要是将西歐資本主義道路普遍化并以此框套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錯誤，即俄國必然進入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因此，他自然要強調俄國有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恩格斯面對的具體問題則不同，主要是将俄國農村公社的特殊性誇大并以此來片面強調俄國社會發展優勢的理論錯誤，即俄國必然跳過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因此，他自然要強調俄國跨越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性。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他自然會給出否定的答案。
2.恩格斯與馬克思在此問題上的根本一緻性
從總體上看，恩格斯與馬克思在此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基本觀點是一緻的，而且這種一緻性要遠遠大于差異性。這主要體現在：
其一，彼此的理論關照。可以說，馬克思對恩格斯1874-1875年關于俄國社會問題的理論分析給予了有力支持。其中，恩格斯對特卡喬夫的公開信作出回應、發表《流亡者文獻(四)》，正是接受了馬克思和威廉·李蔔克内西的建議。《論俄國的社會問題》發表後，馬克思将之看作是恩格斯19世紀70年代為《人民國家報》撰寫的論文中“最重要的論文”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頁。]同樣，恩格斯在論述有關問題時非常尊重馬克思的意見，注意引用和強調馬克思的觀點。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在給丹尼爾遜的多封書信以及《<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多次大段引用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注意維護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即便指出俄國農村公社已經難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命運，恩格斯也是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例如，他提醒丹尼爾遜重溫馬克思1877年的結論——“如果俄國繼續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國的農民公社就必然要滅亡。”接着說：“看來，這樣的時刻日益接近……恐怕我們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對過去的一種夢幻，将來不得不考慮到會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的俄國。”毫無疑問，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對經濟事實是無可奈何的”。[《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頁。]這不僅反映了恩格斯忠于偉大友誼的一貫性，而且也體現了兩位思想家在基本觀點上的一緻性。
其二，共同的理論表态。1882年1月，應俄國革命家拉甫羅夫的請求，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産黨宣言》俄文第二版撰寫序言。這篇序言是供公開發表之用的，因此，可以被視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正式表态。俄國社會有無可能走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呢？馬克思、恩格斯深思熟慮之後，以極其簡潔的文字回答：“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複是：假如俄國革命将成為西方無産階級革命的信号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産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頁。]這段代表兩人共同意見的簡潔表述，同時強調了俄國跨越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性、可能性，把他們各自在不同場合強調的側面辯證地連結為一個整體，既是對他們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設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對設想本身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确證。[孫來斌、顔鵬飛《關于馬克思“跨越”設想曆史地位的确證——與一種否定觀點的商榷》，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4期。]
總體看來，在俄國農村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資本主義階段的問題上，完全否認可能性或者完全不顧條件性，認為它必然經過或者必然跳過資本主義，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反對的錯誤觀點。他們明确肯定，以俄國為代表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東方國家，在一定曆史條件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從而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社會發展道路。隻不過由于回應的具體問題不同、面對的理論對象不同，他們各自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其中，馬克思側重強調的是理論上的可能性，恩格斯側重強調的是實現的條件性。兩人的理論分析相互輝映、相互補充，體現了曆史發展的唯物主義和曆史發展的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曆史發展的決定性與曆史主體的選擇性的有機統一。列甯曾經深刻指出：“要正确評價馬克思的觀點，無疑必須熟悉他最親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讀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完整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列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頁。]毫無疑問，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思想關系，用列甯的這段話是再恰當不過了。可以說，不研讀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也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思想。
三、以科學的方法論原則發揮深刻的曆史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思想，對俄國革命、中國革命是否具有影響？換言之，俄國革命、中國革命與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思想存在着怎樣的關系？學術界對此長期存在歧見。“驗證說”認為，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生動證實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思想，兩國先後走出了一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道路。“無關說”則強調具體條件，認為俄國革命、中國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發生的，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思想不存在任何關系。對于這兩種看法，筆者此前從馬克思有關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的角度做過一些分析。[參見孫來斌：《“跨越論”與當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載于《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孫來斌：《中國革命道路與馬克思“跨越”設想關系辯證》，載于《江漢論壇》2004年第10期；孫來斌：《如何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論”——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年第6期。]在此，拟重點從恩格斯有關思想對俄國革命的影響角度做一點再分析。
1.對俄國革命家産生深刻影響，促使一批人實現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向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們關于俄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思考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獨自擔負起國際工人運動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指導重任，他在考慮無産階級革命鬥争的戰略和策略問題時，仍将俄國社會發展問題作為關注的重點。他竭力彌補因為馬克思的離世而可能造成的理論缺位，繼續關注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并且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提出新的觀點，幫助俄國革命者正确認識社會發展道路。根據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之間的書信往來有290封，占全部通信460封的一大半。在這些通信中，大多涉及俄國革命形勢、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
可以說，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等人由民粹派轉向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恩格斯的熱情鼓勵、耐心引導。恩格斯在1885年緻查蘇利奇的信中說：“得知在俄國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誠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曆史理論，并堅決地同他們前輩的一切無政府主義的和帶點泛斯拉夫主義的傳統決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馬克思能夠多活幾年，那他本人也同樣會以此自豪的。這是一個對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将會具有重大意義的進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4頁。]在這一時期，普列漢諾夫多次緻信恩格斯，向這位心目中的“親愛的導師”求教。恩格斯熱情地給予回答，并謙虛地說：“親愛的普列漢諾夫：首先請您不要稱我為‘導師’。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5頁。]1894年，普列漢諾夫在緻恩格斯的信中說：俄國民粹派往往對馬克思主義做空想主義的理解，斷章取義地說“馬克思自己也說過，俄國是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在雜志上洋洋得意地宣稱“我們正在沿着馬克思的足迹前進。”[《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3頁。]此時的普列漢諾夫已經成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開路先鋒，他深刻認識到，在現代俄國中，隻有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才是真正的革命宣傳，民粹派的空想主義沒有實際意義。他由衷地表達了對恩格斯的敬意——“在談到馬克思主義宣傳時，您的每一句話對我國革命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都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我說這些話，是為了向您表明，您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和它的‘跋’對我們來說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2頁。]
當然，有人實現了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變，也有人深陷民粹派的空想泥淖而不能自拔，其中丹尼爾遜就是典型。丹尼爾遜等人習慣于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來論證民粹派的觀點，并由此引起很多理解上的争議。對此，恩格斯對這位俄國老朋友委婉而明确地表達了自己的要求：“我不能讓自己卷入一場在一個遙遠的國家、用一種我還不能像我所熟悉的西方語言那樣使用自如的語言進行的辯論……十分抱歉，就是這些原因迫使我請求您不要堅持希望引用我的觀點，或者，起碼引用時不要作為我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頁。]對于如何理解自己和馬克思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論述，恩格斯反複強調其中的方法論意義。他在與俄國學者阿·沃登的談話中曾特别指出，“希望俄國人——不僅僅是俄國人——不要生搬硬套馬克思和他的話，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像馬克思那樣去思考問題，隻有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詞才有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回憶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2.對俄國革命道路産生深刻影響，煥發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證法的思想光輝
俄國後來的形勢發展充分證明了恩格斯有關判斷的正确性。從19世紀90年代起，資本主義在俄國獲得了進一步的迅速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俄國的資本主義生産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中等發展水平。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強烈沖擊下，俄國農村公社大遭破壞。但與此同時，由于國内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間畢竟很短，俄國存在着嚴重的農奴制殘餘。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俄國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列甯等人就是在這種新的曆史條件下開始俄國社會發展道路探索的。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列甯在生前并不了解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思想。從我們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情況并非如此。列甯至少知道下述有關文獻：一是馬克思緻《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從文件中發現了這封信，并抄寫了幾個副本。1884年，他将其中之一寄給了查蘇利奇并委托其發表。列甯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就多處提到了這封信的内容。列甯指出：“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什麼地方論證過：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西歐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隻有主觀哲學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會這樣不了解馬克思，竟然認為馬克思準有某種一般哲學的理論；因此他從馬克思那裡得到了一個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錯人了。”[《列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頁。]為了使自己的意見“不緻成為曲解的借口，馬克思又在這封《信》裡直截了當地回答了他的理論怎樣應用于俄國的問題。”[《列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對于這封信在發表後引起俄國思想界的激烈辯論及其深遠影響，列甯在《<十二年來>文集序言》中曾評價說：“著作界的活躍景象和馬克思主義者同當時幾乎完全主宰着進步著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領(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進行的激烈論戰，是俄國大規模工人運動高漲的先聲。”[《列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1頁。]二是馬克思、恩格斯1882年為《共産黨宣言》俄文第二版撰寫的序言。該序言第一次用俄文發表在1882年2月5日的《民意》雜志上，其後不久又同普列漢諾夫翻譯的《共産黨宣言》俄文第2版一起，以單行本的形式在日内瓦作為“俄國社會革命叢書”出版。三是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有關文章。其中，《論俄國的社會問題》和《<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由查蘇利奇譯成俄文，并以《弗裡德裡希·恩格斯論俄國》為名在1894年于日内瓦出版。列甯1895年在《弗裡德裡希·恩格斯》一文中明确提及這兩篇文章，并稱之為“兩篇篇幅雖小，但價值極大的論述俄國經濟發展的文章”[《列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頁。]。
嚴格說來，列甯對蘇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他所開創的蘇俄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基于俄國農村公社的社會發展道路設想不同。十月革命發生前，俄國的農村公社已經大遭破壞，俄國當時是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無産階級革命也沒有發生，就曆史起點、國際環境等方面的情況來看，俄國當時并不具備實現跨越設想所要求的前提條件。在新的國際國内形勢下，列甯忠于馬克思主義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思考問題，将他們關于俄國農村公社能否跨越資本主義的思考，轉變成為對落後的資本主義俄國能否跨越資本主義發達階段的思考，領導俄國人民奪取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出一條不發達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路。[ 季正聚、孫來斌主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觀點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頁。]他明确提出落後國家的革命和發展道路具有複雜性，告誡共産國際在“在解決一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時，不從抽象的原理出發，而從具體的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出發。”[《列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頁。]他明确指出，不分具體情況地“說落後民族無法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觀點是不對的；“應該從理論上說明，在先進國家無産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産主義。”[《列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頁。]這些論述所蘊含的方法論原則，與恩格斯關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思想的科學方法是高度契合的。可以說，俄國十月革命與恩格斯有關論述之間的關系，不是具體内容上的聯系，而是方法論原則上的聯系。這些方法論原則主要有：注重整體聯系的世界曆史思想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矛盾分析法、社會形态發展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曆史辯證法等。集中到一點，這就是列甯晚年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所特别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列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頁。]。
作者簡介：孫來斌，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