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壇

陳培永 等：馬克思恩格斯論霍亂疫情

[摘  要]  馬克思、恩格斯在衆多的文獻中留下了關于霍亂的大量論述，涉及霍亂在各地肆虐帶來的苦難，以及霍亂中的殖民主義、階級矛盾、政治、戰争等問題。19世紀霍亂在世界範圍的流行，可以說是歐洲主導的資本全球擴張和殖民進程中的一個副産品。在霍亂傳染和防治上，存在階級問題，正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導緻了工人糟糕的衛生狀況，帶來了空氣和水的污染，給霍亂這些流行病的暴發和傳播提供了條件。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邏輯批判值得挖掘的一個方面。霍亂的解決需要政治力量的出場，需要凝聚社會力量，不能利用霍亂謀求政治利益、給政治對手潑污水，置人類社會突發的災難于不顧而忙碌于打政治牌。馬克思、恩格斯同情人民的遭遇，同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相信隻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戰勝病毒。

[關鍵詞]  馬克思；恩格斯；霍亂；階級矛盾；殖民主義；戰争

 
19世紀初至20世紀末，大規模流行的世界性霍亂共發生8次，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一共經曆了5次霍亂，他們雖然沒有針對霍亂專門寫過文章，但在衆多的文獻中留下了關于霍亂的大量論述，這些論述涉及霍亂在各地肆虐帶來的苦難，以及霍亂中的殖民主義、階級矛盾、政治操作、戰争和起義等問題。重溫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霍亂疫情的論述，不僅有助于我們把握霍亂暴發時的社會狀況，而且對于身處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我們如何更好地思考疫情相關話題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霍亂帶來的苦難：“人一批批地死”
 
1839年，霍亂從孟加拉暴發，于1848傳播到西歐，此次霍亂波及整個北半球，于1856年才宣告結束。馬克思提到了巴黎、哥本哈根、倫敦、柏林、新堡等城市出現的霍亂，“巴黎是一片陰沉氣氛。而且霍亂異常猖獗”，[1](P154)“霍亂病在哥本哈根鬧得很厲害，已有4000人傳染上了，至少有15000人要求發給離開丹麥首都的護照”，[2](P269)“在倫敦發現了肯定是亞洲霍亂的病例”，[2](P324)“霍亂已蔓延到柏林”，[2](P324)“在新堡已經開始流行”。[2](P368)
1854年8月31日英國爆發霍亂，馬克思在9月13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描繪了一幅悲慘的社會景象：“目前，因為索荷區是霍亂的主要流行區，身無分文的狀況，——且不談家裡的消費一刻也沒有停止——就更令人難忍了；人一批批地死（例如，寬街平均每戶死三個人），對付這種讨厭事情，最好的是‘食品’”。[3](P389-390)瘟疫的每一次出現，都不僅僅是對人們的健康和生命的直接侵犯，還一定伴随着經濟停滞帶來的生活必需品的貧乏。病毒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病毒出現帶給人們的生存壓力，經濟停滞、食品短缺将導緻人們難以生存。
在9月22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還寫道：“現在已經大大減弱的霍亂流行病在我們這個區裡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在６月、７月、８月敷設下水道時穿過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象是）鼠疫死者的坑穴”。[3](P391)這種說法是否科學還值得讨論，17世紀的鼠疫死者是否會影響到19世紀，它們攜帶的病毒會持續兩個世紀之久嗎？這點暫且不管，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的是社會的亂象。當時在英國還流傳着“霍亂是人類的‘原罪’在作怪”，“霍亂是種族入侵的先兆”，“霍亂是‘惡臭的瘴氣’”，“肮髒導緻了霍亂的大肆繁衍”，“霍亂是地球蒸發産生的毒藥”等說法，這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對霍亂缺乏科學的認知。
之前的霍亂雖然形勢嚴峻，但并沒有波及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家人。1864年，馬克思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的妻子燕妮感染霍亂，來勢兇猛，一度看來很危險。1874年，馬克思的大女兒燕妮的孩子死于霍亂，馬克思如此描述，“大約一個星期以前，我們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燕妮（龍格夫人）的十一個月的孩子死了，這是個很可愛的男孩子。他死于無情的霍亂”。[4](P637)燕妮兒子的死讓馬克思深感惋惜，這一度影響了他的健康狀況，他在給莫裡斯·拉沙特爾的信中，再次提到這個悲痛的事實，“我前幾次的信應當會使您相信，妨礙我完成這一工作的僅僅是身體的不适。我的健康狀況由于我的家庭連遭不幸而更加惡化了：我們失去了龍格夫人的唯一的孩子，十個月的小天使，他突然死于霍亂；而我的小女兒身患重病已有好幾個月了”。[5](P458)透過馬克思對自身處境的描述，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無助和絕望，而這也是數千萬霍亂患者的真實心理寫照。要知道，馬克思的一些作品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完成的，讀馬克思的著作，想到他寫作時的社會環境，我們就更加明白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的偉大之處。

二、“Indian’s revenge”：“人類的災難和罪惡互相影響的驚人的可怕的事例”
 
霍亂産生于印度，最初隻在印度孟加拉地區傳播，後來打破國界向歐洲、亞洲、美洲、非洲等地區傳播，這與當時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制度有着密切聯系，是諸多曆史和現實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馬克思說：“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制度，再加上鹽稅，同印度的氣候結合到一起，就為霍亂這種毀滅性的災難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環境，這種災難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撲。”[2](P245)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制度是什麼制度，為什麼會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們是如何同印度的氣候相結合為霍亂的流行造成适宜的環境的？
就自然環境而言，印度屬于熱帶季風氣候，全年高溫，所以食物很容易出現腐壞變質，導緻細菌滋生，印度每年都會發生規模性的傳染病。印度孟加拉三角洲的自然條件本身就有利于霍亂弧菌的繁殖，而印度人自古以來就有生飲恒河水，并把排洩物和死者屍體抛入恒河的傳統，因此，霍亂這種主要通過水傳播的疾病在印度區域内極易蔓延。人們向恒河的朝聖活動也将霍亂病毒帶到了周邊的很多地區，感染霍亂的病人又不能及時得到隔離和治療，在這樣的條件下印度很容易暴發大規模霍亂。
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制度是英國人在印度推行的兩種土地制度，在柴明達爾制度下，農民被剝奪了對土地的世襲使用權，變成擁有土地的柴明達爾的佃農。在萊特瓦爾制度下，英國殖民當局直接向農民征收占收成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土地稅，後因農民無力繳稅，欠稅日增，土地逐漸轉歸商人高利貸者所有。這兩種土地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推行，雖然性質不同，但無一例外地帶來的後果都是農民的“可怕的赤貧化”。
另外，英國東印度公司還壟斷了印度的鹽業，雖然印度是食用鹽含量極其豐富的國家，人民甚至可以從土地裡直接得到鹽，但東印度公司的鹽價卻高于市場價格兩倍。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實行的是“榨幹性掠奪”，即榨幹印度所有的财富，而不提供任何補償，這種方式遠超印度莫卧兒王朝時期的剝削制度。英國對印度的殘酷殖民掠奪導緻了印度人民的赤貧，整個國家的衛生狀況惡化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19世紀以前，印度和外界的溝通遠沒有19世紀那樣頻繁，因此霍亂病毒并沒有跨國界廣泛傳播。19世紀始，印度的封閉狀況因英國的殖民統治而被打破，英國軍隊在整個印度快速頻繁的活動為霍亂的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英國的殖民和貿易活動加強了印度與外界的聯系，世界許多地區的種植園的資本家開始向孟加拉地區尋找廉價的勞動力，用以彌補奴隸制廢除後勞動力的短缺，這導緻了孟加拉地區的勞工大量流出。而此時的孟加拉是印度受霍亂影響最嚴重的地區，正是随着資本對印度的殖民和奴役的加深，孟加拉的霍亂最終走出印度。可以說，資産階級的殖民擴張活動是造成19世紀霍亂全球性大流行的主要原因，從事殖民侵略的軍隊在全球範圍内的流動，加速了霍亂在歐洲的傳播，導緻西歐逐漸成為霍亂流行的重災區，而由西歐前往美洲的移民又将霍亂帶到了北美和拉丁美洲。
如果将霍亂大流行置于世界曆史進程中來理解，可以說它是這一時期歐洲主導的資本全球擴張和殖民進程中的一個副産品。殖民統治為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資本積累“立下了汗馬功勞”，也給他們帶來了諸如霍亂這樣的傳染病的打擊。這正應證了馬克思緻阿道夫·克路斯複信中的評論：“霍亂是‘the Indian’s revenge upon the Western World’”[6](P423)（霍亂是印度向西方世界的報複）。19世紀在全球肆虐的霍亂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是人的罪惡，如馬克思所言，它是“人類的災難和罪惡互相影響的驚人的可怕的事例”。[2](P245)

三、霍亂與階級：“霍亂是窮人的疾病”？
 
霍亂肆虐，受折磨最深的莫過于窮人，病痛、失業、饑餓會将窮人的整個家庭毀滅。1830年，霍亂第一次到達西方，世界各地的人感到震驚和恐慌，但人們很快就發現霍亂的傳播總是在工人、農民中進行，富人很少感染霍亂，死亡率也要低很多，一部分人便開始宣揚霍亂有着鮮明的階級好惡，認為“霍亂是窮人的疾病”，窮人生活的貧民窟是霍亂滋生的溫床。有些馬爾薩斯主義者甚至認為窮人是“社會渣滓”，把霍亂看作是解決人口增長過快的一種有效方式。
對這一現象，恩格斯在1872年的《論住宅問題》中寫道，“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擠滿了工人的所謂‘惡劣的街區’，是不時光顧我們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發源地。霍亂、斑疹傷寒、傷寒、天花以及其他災難性的疾病，總是通過工人區的被污染的空氣和混有毒素的水來傳播病原菌；這些疾病在那裡幾乎從未絕迹，條件适宜時就發展成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7](P212-213)但馬克思、恩格斯看到的是，正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導緻了工人糟糕的衛生狀況，并帶來了空氣和水的污染，給霍亂這些流行病的暴發和傳播提供了條件。
他們對當時資本家政權的做法提出了批判，指出資本家政權并不在乎無産階級的死活，不會積極主動地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無疑是馬克思的資本邏輯批判值得挖掘的一個點。“資本家政權對工人階級中間發生流行病幸災樂禍”，[7](P213)“布勒斯勞市政委員會和政府眼看着那些失去生理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而在濟貧院中尋求庇護的不幸的人死于霍亂而無助于衷”，[8](P216)“印度的不列颠統治者對有關水利工程的一切事情抱着可恥的漠不關心态度”。[2](P476)透過霍亂，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階級對立，看到了資本的罪惡，看到了資本家政權對工人、窮人生命的漠視。
然而，霍亂不僅隻針對無産者、窮人，它也一定會傳播到資産者、有錢人身上，“這些疾病最後終于從工人住宅區也蔓延到城市的貴族住宅區”，[9](P154)“越出原來的發源地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清新的合乎衛生的城區去”，[7](P213)“後果總會落到資本家自己頭上來，而死神在他們中間也像在工人中間一樣逞兇肆虐”。[7](P213)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一樣成為霍亂的受害者，“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發生，使英國資産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緻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9](P370)
直到這個時候，資本家政權才開始着手解決問題，才開始投入到應對霍亂的事業中，“隻是當瘟疫威脅着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才注意到他們的殘酷的慈善事業的犧牲者”。[8](P217)人們不再認為霍亂僅僅是“窮人的疾病”，它更是一種“社會病”，是日益惡化的公共衛生狀況造成了霍亂的猖獗，窮人隻不過是日益惡化的公共衛生狀況的最大受害者，“霍亂具有階級屬性”的論調由此不攻自破。但還要看到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揭示的社會狀況是，病毒面前也不是人人平等，在病毒傳染和病毒防治上，确實存在階級之分。無産階級、窮人生活的糟糕環境正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導緻的，這樣的生活環境帶來了霍亂在窮人間的高傳染率，而能夠享受的醫療救治的有限性必然導緻窮人的高死亡率，窮人成為病毒的主要受害者。從這個層面看，霍亂又是現實情況下的“窮人的疾病”。
 
四、霍亂時期的“政治牌”：“鞏固自己的地位的時機”
 
霍亂的解決需要政治的出場，需要政府推出強有力的舉措來應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注到了霍亂時期的幾個政治事件，說明政治在這個時候并不全是如此。1843年，馬克思寫了《摩澤爾記者的辯護》，用于答複萊茵省總督對《萊茵報》發表的兩篇文章提出的無理指責。文章講到，在霍亂暴發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的鄉鎮長通過墓地壓榨鄉民的事實，“1832年，當我們這個地區也面臨着霍亂流行的威脅時，魏斯基爾辛鄉根據鄉鎮委員會的決議，以40塔勒的價格買下一塊地皮，準備用來作為墓地，安葬那些霍亂病死者”。[10](P393)“後來，當霍亂流行的威脅已經消除時……鄉鎮長在鄉鎮委員會沒有決定向他授權的情況下，仍然下令由鄉鎮出錢在那塊花費40塔勒買下的、原定用作霍亂病死者墓地的地皮四周修築一道圍牆。”[10](P393)
鄉民對于這種做法怨聲載道，層層上訪，事件最後驚動了時任總督馮·沙培爾，但最終的處理結果卻是“政府可以調動鄉鎮長的職位；不過，決不能把這次調動看成是一種懲罰”。這是馬克思生平第一次主動論及霍亂問題，從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利用霍亂進行的違規操作，看到當時存在的官民沖突，以及地方政府對民意的漠視。
1853年，霍亂再次席卷歐洲大陸，深受霍亂之苦的英國開始采取措施應對即将到來的“大敵”，“女王和樞密院已發布命令，指示今後6個月在全國範圍内執行防疫法的各項規定；倫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準備采取适當的措施來對付即将來臨的災難”。[2](P368-369)馬克思看到了政府在應對霍亂疫情時的慌亂甚至束手無策，還看到了一些機構利用這個機會鞏固自己的地位，這個機構就是英國聯合内閣。“當1854年夏季霍亂在英國十分猖獗，在這以前一直受内務大臣帕麥斯頓監督的‘保健委員會’像塞瓦斯托波爾城郊兵營裡的醫務部門一樣顯得束手無策的時候，聯合内閣認為設置一個新的内閣職位——保健委員會主席這個獨立的職位——并用吸收‘激進的’本傑明·霍爾爵士參加的辦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的時機到來了。于是本傑明·霍爾爵士就成了保健大臣。”[11](P4)
本傑明·霍爾爵士一直在為自己謀求内閣職位，而因為在議會常會上提出了關于改善英國衛生警察組織的兩個法案，他最後成為了聯合内閣鞏固自己地位的棋子。本傑明·霍爾上任之後，保健委員會嘗試了五花八門的治療方案，但是因為不知道霍亂的“症結”所在，憑空設想出的治療方案無法做到“對症下藥”，霍亂疫情的應對并沒有多大進展。有進展的是，曾經在雜志上嘲笑過聯合内閣和俄國沙皇的一個叫泰勒的人卻在這本雜志上消失了，他被本傑明·霍爾安排為私人助理，這位保健大臣為聯合内閣鞏固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不得不說聯合内閣利用霍亂，同化了“激進的知識分子”，打了一手不錯的“霍亂政治牌”，鞏固了自身的統治。
馬克思還講到了英國一個極其狂熱的仇俄分子烏爾卡爾特，他戲稱，“如果我同意烏爾卡爾特先生的看法的話，我就要說，霍亂是被沙皇派到英國來執行一項消滅最後一點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秘密使命’的”。[2](P369)俄國沙皇不可能制造霍亂，更不可能将霍亂派遣到英國去執行“秘密使命”，這明顯是馬克思諷刺烏爾卡爾特的評論。烏爾卡爾特是何人？馬克思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言辭諷刺烏爾卡爾特呢？在馬克思看來，烏爾卡爾特在英國不止一次鼓吹召開反俄大會，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來抹黑對手的。霍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這個機會潑污水給俄國，達到反俄的政治目的。馬克思因此有理由相信烏爾卡爾特會在霍亂疫情中這樣看、這樣幹。馬克思的戲稱實際上是對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這個時候所需要的是凝聚力量共同抗擊霍亂，讓人們早日擺脫霍亂的影響過上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利用這次霍亂給政治對手潑污水，置人類社會突發的災難于不顧而忙碌于打政治牌。這個時候需要的是政治，而不是政治牌，是能有效應對疫情的政治，而不是利用疫情甩鍋給其他國家、抹黑其他國家的政治牌。
 
五、被霍亂影響的戰争：“在自然威力面前的退卻”
 
19世紀是戰争頻發的時代，交戰的士兵充當了霍亂傳播的媒介，肆虐的霍亂又深刻地影響着戰局的發展。霍亂對當時戰争的影響，也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注的重要問題。1853年，俄羅斯與英國、法國為争奪小亞細亞地區權利而開戰，戰場在黑海沿岸的克裡米亞半島。這場戰争也稱克裡米亞戰争，是拿破侖戰争以後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戰争，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二帝國、撒丁王國先後向俄羅斯帝國宣戰。
霍亂是當時歐洲海軍的主要威脅，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霍亂在軍隊中傳播的情況：“随着溫暖而潮濕的天氣的到來，克裡木春季和夏季所常見的疾病又蔓延開來了。霍亂和間歇熱又出現在聯軍的兵營裡”，[11](P274-275)“整營整營的兵士躺卧在灼熱的沙灘上，輾轉于霍亂的痛苦之中”，[12](P540)“在行軍期間因霍亂和痢疾喪失戰鬥能力的兵士則是偏見和無能的犧牲品”，[13](P629)等等。因為霍亂傳播，在敵對雙方的戰争中甚至形成了一些奇特的作戰方法，“讓20萬人靜悄悄地躺在帳篷裡等待塹壕挖成和死于霍亂及寒熱病”，[11](P558)在有決定意義的圍攻時刻，“２萬英國兵和３萬法國兵——‘兩軍的精華’——卻停留在距這個要塞僅數日行程的地方，安詳地銜着煙鬥，準備同霍亂作鬥争”。[12](P536)肆虐的疫情變成了左右戰局的關鍵因素之一，克裡米亞戰争以俄方求和、簽訂《巴黎和約》而宣告結束，“俄軍遭到失敗還由于自己将領的昏庸無能，由于霍亂和熱病的流行，以及由于威脅其左翼的聯軍和威脅其右翼的奧軍對他們的精神上的壓力”。[12](P396)
除了關注這場戰争外，馬克思、恩格斯還關注到了印度民族大起義。它爆發于1857年5月10日，當時在英屬東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因長期受英國的剝削，對英國的統治極度不滿，從而揭竿而起，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是章西女王和巴哈杜爾·沙二世。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次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霍亂”是他們筆下的高頻詞。
在印度大陸瘋狂傳播的霍亂，嚴重影響了英國軍隊，他們試圖在德裡市外保衛自己，免受傳染。馬克思寫道，“關于德裡的情況，我們得到截至7月29日為止的詳細消息，并且還得到更新的消息，據說，由于霍亂猖獗，圍攻軍隊被迫從德裡城下撤退，而在阿格拉駐紮下來……同時，‘在德裡地區又開始了霪雨季節’，這當然更加強了霍亂的威焰”。[14](P318)基于此，馬克思認為，“英軍兵營内發生了霍亂，雨季也已開始，因此圍攻軍隊的撤圍和退卻，看來隻是時間問題”。[14](P297)恩格斯認為，“對于印度人，甚至熱帶的霪雨和潮濕的密林都沒有多大害處，而歐洲人在雨季或潮濕地帶隻要一勞累，痢疾、霍亂和瘧疾便跟蹤而來”。[14](P556)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霍亂肆虐的背景下，戰争将會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發展，英國将會更大程度被肆虐的霍亂打亂陣腳。
1858年6月18日，英軍發動總攻，章西女王戰死，起義失去了強有力的領導者，1858年11月維多利亞女王宣言的發表，最終使封建主放下了武器。最後的戰局雖然沒能按照馬克思的“美好的願景”發展，但在霍亂的影響下，英印雙方抗争的時間卻被拉長了，英軍不能迅速鎮壓起義的印度士兵，這對于剛剛經曆克裡米亞戰争的英國來說并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印度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它沉重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1858年8月，英國議會通過法案，撤銷了臭名昭著的東印度公司。
戰争的最後結果受諸多曆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在印度大起義爆發的那一刻，其最終的結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注定的，馬克思當然清醒地明白這個道理，馬克思更不會為“霍亂”這個給無數人民帶來痛苦和絕望的“世紀病”歌功頌德，因為“霍亂”和“戰争”的結合隻會更加加重人民的苦難，但馬克思對受苦受難的印度人民寄予了無限的同情，一切有利于印度起義者的因素都會令馬克思欣慰，他希望印度起義者可以取得這場戰争的最終勝利，人民得到解放。
 
六、霍亂中的積極主體力量——人民
 
恩格斯還論及了在霍亂以及其他瘟疫中展現出來的積極主體力量。在1889年10月29日緻威·李蔔克内西的信中，恩格斯提到了一位叫哥特沙克的醫生，“在我們離開之後，哥特沙克回到科倫（也可能是在我們離開之前不久），由于他過去為貧民治病出了名，當霍亂突然流行時，他便熱心地重新為無産者病人免費治療，結果自己得了霍亂而死”。[15](P292)因政治立場不合，哥特沙克于1848年5月退出共産主義者同盟，但是他在人民需要時免費為無産者治療霍亂，最後因得霍亂而死，這一舉動得到了恩格斯的認可和肯定。
恩格斯翻譯過一篇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演說，它是賴德律-洛蘭在法國選舉改革派1847年11月7日在利爾宴會上發表的演說，譯文公開發表于1847年12月18日《北極星報》第530号上。在這篇演說中，作者駁斥了對人民的污蔑，為人民的權利進行了辯護，為人民的力量進行了論證，有段話非常出彩：“如果發生一場從未見過的天災，來勢兇猛、席卷一切的特大洪水，熊熊大火，或者突然發生嚴重的霍亂，那麼是誰會首當其沖去解救人類呢？是誰會忘卻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忘卻卧病在床、明天就可能死去的孩子呢？是誰會無代價地貢獻生命，盡了義務就悄然離去，甚至不留下自己的名字呢？—— 人民！”[16](P388)恩格斯于1848年1月初發表評論：“這篇演說博得了熱烈的掌聲而且确是受之無愧的。我們衷心地為賴德律－洛蘭先生的演說藝術在沙隆所獲得的成功而高興”，[17](P434)“我們認為‘改革報’對民主事業做了很好的貢獻”，[17](P437)而此時的賴德律－洛蘭正是《改革報》的編輯，是法國社會民主黨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恩格斯的評論不乏對賴德律－洛蘭演講的認同和贊美。
唯物史觀相信人民群衆的力量，相信人民群衆是曆史的劇中人、劇作者，是社會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曆史前進的決定力量。在關于霍亂疫情的論述中，馬克思、恩格斯同情人民的遭遇，同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們相信人民的力量。今天在全世界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樣是人類面臨的世界性難題，要解決這一難題，需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也需要每個國家都能夠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權利，緊緊依靠人民群衆來取得抗疫的勝利。中國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内就取得應對疫情的階段性勝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其作為一場全民戰争來打，為了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的力量。我們應該相信、也必須相信，隻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最終戰勝病毒，才能推動中國社會的進程乃至人類社會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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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beat365官方网站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