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報黨刊史的研究成果漸多但質量參差不齊
改革開放以來，特别是21世紀以來，黨和國家更加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承、發展和研究，黨報黨刊則是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傳播、建設的重要載體，因此，學術界對于黨報黨刊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學術成果逐漸增加，無論是著作或是論文，抑或學位論文，都已然取得相當多的成果，甚至關于黨報黨刊研究的各類課題也有一些，這同黨報黨刊的曆史地位及其重要影響越來越相近。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記載了中國共産黨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執政、由部分執政到全面執政、長期執政的變遷過程，記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成長、發展的奮鬥曆程，見證了改革開放由開始到全面深化的巨大變化，見證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現代化的偉大成就。因而，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既要研究黨報黨刊自身的發展狀況和變遷曆程，以及報人群體、報刊思想、報刊發行管理等，即黨報黨刊的曆史，更要研究曆史的黨報黨刊，即借助黨報黨刊所提供的大量的豐富的資料，深化對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及其若幹曆史問題的認識。因而，新時代加強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研究恰逢其時、正當其需，不僅十分重要而且相當必要。
近些年來，學術界對黨報黨刊史研究的成果越來越多，固然可喜，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成果的質量參差不齊，尤其是缺少高水平和标志性的學術佳作。一方面，這是因為學界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度不夠、研究時間不長，尚需學界關注的積累和學者研究的積澱；另一方面，這同黨報黨刊的資料整理不足、黨報黨刊史研究的方法論尚未形成、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尚未建構等各種因素相關。因而，首先，要全面梳理和整理豐富的黨報黨刊資料，特别是民主革命時期大量的黨報黨刊，因創刊和保存時間久遠，既要考慮對這些黨報黨刊全部影印出版，也要謀劃電子化數字化的處理，以及建立相應的黨報黨刊數據庫，更好地為學界開展研究提供較為全面而基礎的資料。其次，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的資料，除了黨報黨刊文本之外，既需要結合中共中央文獻和黨報黨刊編輯及主要撰稿人的檔案、文章、日記、回憶錄、傳記等“他者”文獻材料，也要參照國民黨方面和其他國家的相關材料相互參證進行學術研究，這樣，基于資料的豐富、多元的支撐，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研究更能無限趨近于還原曆史的真實面貌，更能提升學術成果的深度和厚度。再次，黨報黨刊的主編、編委會、主要撰稿人等是研究黨報黨刊史的鮮活材料，通過他們可以了解到文字之外的關于黨報黨刊背後的故事。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民主革命時期黨報黨刊的編撰群體大多已不在人世，這就需要通過走訪其家人及後人，搜集有關個人檔案，進行口述采訪；對于目前健在的有關編撰群體，更要組織力量進行訪談，搶救口述材料，從而為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學術研究提供多樣化的珍貴資料。
同時，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的方法論或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既同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或中國共産黨新聞史有相近之處，但更有其自身的獨特之處，不能簡單地沿襲報刊史或新聞史研究的方法論或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但又必須借助于這些研究的方法論，從而在研究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探索和實踐中建立起自身的方法論，這應當成為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必須十分重視的問題，也應該是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成果提高學術質量必須解決的重要學術話題。
二、黨報黨刊史的個案研究較多但整體研究失衡
從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已經取得的成果來看，有些黨報黨刊的個案研究成果較多，如《新青年》《紅色中華》等，成果的數量相當多，研究的内容較廣泛，這是黨報黨刊史研究好的積極的方面。當然這種個案研究是越多越好，可以更加充實和擴大黨報黨刊史研究的内容和範圍。然而，與某些黨報黨刊研究成果較多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還有部分黨報黨刊鮮有研究者問津，存在着黨報與黨報、黨報與黨刊、黨刊與黨刊研究的不均衡性。具體表現為：民主革命時期的黨報黨刊研究成果較多，新中國後的黨報黨刊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民主革命時期國内政局相對穩定時段的黨報黨刊研究成果相對豐碩，中國共産黨處于地下狀态時創辦的黨報黨刊研究成果則相對不足；同一時段的黨報研究成果相對厚實，黨刊研究成果則相對薄弱；中央層級的黨報黨刊研究成果相對密集，地方層級的黨報黨刊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
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除了個案研究的不均衡以外，其整體性研究也有失衡的不足。當前，學術界對黨報黨刊史的整體性考察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新聞通史的成果對黨報黨刊史的整體性考察，将黨報黨刊史作為中國新聞史的一部分，對黨報黨刊史的主要内容和發展情況雖有比較系統的論述，但并沒有單獨地開展系統性研究。[1]另一類是以黨報黨刊為研究對象的整體性考察，對不同時期的具有代表性的黨報黨刊基本情況進行介紹或爬梳，但同樣缺少深入研究。[2]以整體的、全面的、大曆史視角，從中共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理論、曆史學和新聞傳播學對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進行關注，克服既有研究的片面化傾向，借助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研究揭橥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曆史的複雜面相，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曆史意義。加強黨報黨刊史的整體性研究，既要克服既有研究中不同時期、不同地域黨報與黨報、黨報與黨刊、黨刊與黨刊研究的不均衡性，也要克服将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具體内容和管理發行體制、編撰群體及報刊思想割裂開來的不足，總而言之，既要關注作為“物”的黨報黨刊的發展，又要關注作為“制”的黨報黨刊的管理發行體制的演變，還要關注作為“人”的黨報黨刊編撰群體及報刊思想，從而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加強薄弱環節的研究，彌補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整體研究失衡的不足，實現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的整體性和全覆蓋。
應當說，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是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新聞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現有的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新聞史和文化史研究著作中，黨報黨刊的内容一方面占比太少，另一方面缺乏深度，這和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曆史地位、重要價值極不相符。因此，整體梳理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有利于彌補黨報黨刊整體性研究的不足，構建更加完整的黨報黨刊史學術研究體系，充分體現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重要的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也能夠在相當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新聞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三、黨報黨刊史的研究視角多元但研究方法單一
目前來看，研究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的視角主要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共黨史、新聞史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關注了黨報黨刊與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馬克思主義大衆化的關系等；中共黨史視角關注了黨報黨刊對中國共産黨成立、國共關系、新民主主義革命、蘇區政權建設、抗戰及政治動員、曆史紀念及政黨、國家形象塑造等發揮的作用；新聞史視角則從報人群體形象、發行管理體制、編撰群體和報刊思想等方面對黨報黨刊給予關注。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黨報黨刊的重要使命，堪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主要載體，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視角使用最多、成果最豐也是應有之義。必須指出，這些多元化視角的研究，豐富了黨報黨刊史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對黨報黨刊史的多維解讀。
盡管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視角各有不同，但突出表現是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基本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中共黨史主要運用的是政治學的方法，新聞史主要運用的是新聞學和傳播學的方法。舉例而言，僅以單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角研究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就容易導緻簡單化、片面化，難以借助百年黨報黨刊揭開曆史的複雜面相。事實上，黨報黨刊内容豐富，包羅萬象，運用任何單一學科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都難以避免其局限性，都無法還原或接近曆史真相。因此，要避免單一視角的研究，就需要綜合運用檔案文獻學、曆史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新聞傳播學等多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研究，這既有利于黨報黨刊史研究取得更加豐富的新的學術成果，并且能夠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成為黨報黨刊史研究新的生長點，又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學理性和學術性、創新性。開展跨學科研究，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趨向，就黨報黨刊史的跨學科研究而言，一方面，個人的學術研究，必須要有跨學科的意識和行為，可以适當學習和借鑒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這有助于拓展研究視角和提出新觀點，另一方面，作為史學研究者，更要主動和其他相近學科多進行交流、溝通和合作，各展所長，合力推進黨報黨刊史的深化研究。
事實上，回顧百年中國共産黨曆史，黨報黨刊幾乎在每一個曆史階段都形成和具有中央一報一刊有力配合的發展格局及重要特點，且在不同階段、不同地域的黨報黨刊的主要内容、傳播方式和曆史使命都不盡相同。因此，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黨報黨刊進行比較研究，将同一時段、同一地域的黨報和黨刊進行比較研究，更能凸顯出不同黨報黨刊的特色所在，從而提升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
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的發展史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不乏失敗或挫折的教訓，但更有在國内外複雜的社會背景下艱難求索、完成黨的任務的成功經驗。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極為寶貴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在新時代，世情、國情、黨情依然複雜，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入研究和總結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無疑能為複雜環境下黨報黨刊更好地發展和發揮作用提供曆史的借鑒和參考，尤其是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方面，黨報黨刊隻要大膽作為，一定大有可為。而這離不開從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中汲取營養與智慧、總結經驗與啟示。所以，新時代加強百年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史研究，必将是中共黨史研究重要的學術生長點，必将能夠取得更多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原創性成果，從而真正改變黨報黨刊史研究成果質量參差不齊、整體研究失衡及研究方法單一的現狀。
注釋：
[1]梁家祿等著的《中國新聞業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谷長嶺等編著的《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中，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黨報黨刊的創刊背景、主要内容和發展概況進行了一般性介紹；李龍牧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報黨刊的主要内容和曆史作用多有提及；方漢奇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卷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999年版)、黃瑚的《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白潤生的《中國新聞通史綱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丁淦林的《中國新聞事業史(修訂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潤澤的《中國新聞傳播史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囊括了新中國的新聞事業，其中對黨報黨刊進行了曆史考察，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中國共産黨新聞事業的誕生、發展與壯大，探讨了新中國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建立與發展，但對黨報黨刊其他大量豐富的内容涉及不多。
[2]方克主編的《中共中央黨刊史稿》(上下卷)(紅旗出版社1999年、2000年版)，主要聚焦中共中央黨刊，論述了不同曆史時期各中央黨刊的基本概況，介紹了黨刊創辦人或負責人的風采，總結了辦刊經驗，肯定了黨刊作用，但缺少對中央黨報的研究。錢承軍的《建國前中國共産黨報刊研究》(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版)，列舉和介紹了中國共産黨成立至新中國前不同階段的具有代表性的300多種黨報黨刊，梳理了中國共産黨報刊工作的産生、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但缺少對新中國後黨報黨刊的闡述，也缺少對黨報黨刊中具體内容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