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史”與“現代化”

在黨史研究中，“革命史”範式一直處于主導性地位。它所依據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在階級社會裡，新生産力和舊生産關系的矛盾是社會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雖然是極端殘酷的階級鬥争，但也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此，隻有抓住階級鬥争這一指導性的線索，才能在充滿矛盾的迷離混沌的階級社會中，把握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洞察曆史發展的内在規律。根據這一分析框架，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的矛盾，業已構成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它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既然如此，那麼研究者就應當以此作為曆史評判的标準和參照系。

這一研究範式在新中國成立後得到進一步強化。在史學界，早在20世紀50年代，範文瀾就明确指出：“曆史的骨幹是階級鬥争，現代革命史就是現代史的骨幹，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幹，近代史現代史階段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緻的(單純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按自身的發展過程劃分階段)。”[2]與此同時，胡繩也認為，“把人民的革命鬥争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3]而研究中國近現代曆史時限内的一部專史——中共黨史，自然也應當以革命史為基本線索，分析和評判黨史上的人物與事件。

“現代化”範式是改革開放後興起的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它試圖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單一的“革命史”叙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開辟曆史研究的新路徑。按照這一分析框架，“鴉片戰争以來中國發生的極為錯綜複雜的變革都是圍繞着從傳統向現代過渡這個中心主題進行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曆史大趨勢。有了這個中心主題，綱舉目張，就不難探索近百年中國巨變的脈絡和把握中國近現代史的複雜線索”。[4]在黨史學界，張靜如先生是這一研究範式的首倡者。他提出“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衡量曆史人物、政黨及各種群體的作用”，[5]并強調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作為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核心，認為中共黨史研究的對象，就是“中國共産黨為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實現社會現代化而奮鬥的曆史發展全過程”。[6]

但這兩個範式也不是截然對立的，相反它們還在各自的解釋體系中為對方保留一席之地。一些主張“革命史”範式的研究者，認為“中國近代曆史紛繁複雜，豐富多彩，從任何一個側面或角度為視角去觀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種有益的探索”，因此并不一味反對“近代化或現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國近一百年來的曆史”。[7]而主張“現代化”範式的研究者，則認為“以現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同于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産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标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8]這一“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它有利于對曆史過程和曆史現象做多角度觀察，有利于對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做多方位思考。

因此，從這個思路分析，運用“現代化”研究範式，就可以拓寬黨史研究者的視野，從而彌補“革命史”研究範式的某些不足。正如胡喬木指出的：“革命者在很長時間内是人民中間的少數。柔石寫《二月》，魯迅寫《阿Q正傳》，寫《呐喊》《彷徨》的時代，雖然有共産黨，但他們沒有寫共産黨，不能因此說魯迅就是反革命。”[9]但倘若使用單一的“革命史”研究範式，就無法對柔石和魯迅予以合理的分析和評價。

我在高校黨建史研究中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比如，對民國時期大學校長的評價就是一大難題。因為在風雲變幻的時代，他們不僅一直處于校内派系鬥争的中心，而且還被迫必須應對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每當學運一到，一般教工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但是校長必須直接面對。他們夾在政府與學生之間，處境往往十分尴尬。在beat365，蔡元培以其地位與個人魅力，可以用不斷的辭職作為武器。不過這一點，并不是每個大學校長都能夠做到的。然而在傳統的曆史叙事中，我們以革命運動作為批判事件的唯一标準。這既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也不能準确體現中國共産黨在高校的政策。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并不希望一味地革學校的命，把學校都辦成“抗大”“陝公”一個樣，而隻是在承認和利用現行學校制度的前提下，來組織和發展自己的力量。[10]

二、“單線史”與“複線史”

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革命史”範式，還是“現代化”範式，采用的都是線性的、進化論的、目的論的叙事方法，它們均根據現時的需要，來诠釋曆史的價值和意義，并以此建構各自的曆史表述。這種叙事策略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質疑和拷問。因為後現代主義所倡導的非中心、多樣性等觀念，與現代觀念所主張的有中心、線性發展等觀念完全不同。它接受的是米歇爾·福柯的觀點，認為曆史在行進中不斷會有“散失”。後來杜贊奇繼承并發展福柯的這一曆史觀，在中國史研究中提出“複線史”的叙事方式。他試圖以此打撈散失在曆史縫隙和裂紋中的不同聲音，用多樣性來替代單一體的演化，從而打破“線性曆史”的封閉叙事。這對于我們黨史研究也有極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首先，在複線的曆史中，客觀的曆史被視為一種“同時兼具散失與傳承的二元性或複線性的運動”。[11]它要求我們必須努力收集線性曆史中的已有記錄，同時還要善于打撈那些被線性曆史壓制或遺棄的過去。也就是說，在曆史叙事中，我們“不能以為會吵會嚷的演員才是真正的演員，除了他們以外，還有其他演員，隻是保持沉默而已”。[12]其實，曆史主體從來不是曆史中單一性的身份認同，我們所表述的研究對象也僅僅是相對的、暫時的，它隻能算是衆多身份認同當中的某一種。因此，必須打破這種單一化的曆史叙事，将目光投射于線性曆史之外，關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并恢複其曆史主體的身份和地位。

在黨史研究中，我們也應當關注和重視這一點。胡喬木說：“黨的曆史是群衆的曆史，也是共産黨員群衆的曆史，不僅僅是黨中央某幾個人的曆史”；要“有意識地多寫一批黨的優秀幹部，在各個革命時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雖然不可能詳細地寫，但是應該提到。也要選擇一些普通的黨員加以描寫。這樣，黨的曆史就不是一條線的曆史，也不是一個面的曆史，而是立體的”。[13]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保持沉默”的人民群衆，對此我們也需要照顧到。比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民衆都是堅決抵制的，但在一些偏遠的鄉村，許多農民不關心時事，認為誰過來都得交稅納糧。他們的認識和活動，當然與中國共産黨是沒有關系的，這或許是因為黨的力量達不到。但我們寫黨史的時候，卻應當意識到他們的存在。

其次，在複線的曆史中，現在與過去之間存在一種交易(transactional)關系，現在通過打撈和利用業已散失的意義來重構過去。與此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舊有的意義逐漸散失，而嫁接以相應的新的曆史意義。在通常情況下，新意義指示着重心的轉換或轉喻性地與更早的意義聯系起來。它賦予曆史主體一種創造既作為過去又作為未來的曆史的能力，并促使未來的曆史向着此種叙事結構的内在方向或目标發展。[14]杜贊奇提出“複線曆史”，其目的就在于發掘曆史意義的這種替代或轉換的方式，收集那些被主流話語所壓抑或利用的叙事結構。

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政黨觀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黨”是受人擯棄的東西，中國士人向以君子為名，當然不肯與黨有涉。正因為此，維新派試圖用“政黨”與“朋黨”作區分，認為“政黨者，欲把握國家權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聯合同人為一黨也”，而“朋黨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陰險為手段，在牽制君主之肘，以營利于其間”；鑒于國人以結黨足以亂政，他們又強調其與“革命黨”之不同，認為“偶有民人，結作一黨，而反抗君主之權，以強逼君主，是革命黨耳，非我所謂政黨也”。[15]這種創造性的闡釋，雖極大地緩解了國人對“黨”的疑懼心理，但其對“政黨”與“革命黨”的刻意區分，也迫使“革命黨”人極力與之拉開距離，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會的預備會上，孫中山就宣布“本黨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黨”。[16]而十月革命後，他又迅速把目光轉向俄國，認為“俄國完全以黨治，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可為楷模。[17]這恰好與中國共産黨創立者的思路相契合。因此，我們隻有明白這一點，才能理解“君子不黨”這個中國文人所堅守的古老教條，為什麼在十月革命後的1920年代會被徹底打破，緻使青年學生引為時尚，出現每以入黨為榮這一曆史現象。[18]

總之，“複線史”的确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為曆史展現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結構，但它并非有意否定曆史的客觀性，當然也無法颠覆“單線史”所揭示的中國人民選擇共産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必然性。其實，它是要借此使曆史擺脫大家所熟知的叙事結構，以展示曆史認同的能動性和多樣化，以及各種曆史表述之間的競争性和替代性。其目的也不是“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國史，而是為了确定一個場所，在那裡，多層次的叙述結構或是在攝取曆史之真或是在同曆史之真掙紮，而曆史之真除了通過叙述象征以外是不可得知的”。[19]

三、“大曆史”與“小曆史”

“大曆史”，即“大寫曆史”(History)，它着重系統分析或整體研究，緻力于曆史事實的全面陳述與宏觀把握；“小曆史”，即“小寫曆史”(history)，它着重個案研究乃至細節研究，緻力于曆史事實的鈎沉拾遺與精審考訂。近些年來，後者在中國史學界異軍突起，大有超越和取代前者的發展趨勢。在研究範式上，它也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從另一側面反抗和瓦解現代主義的叙事結構。它主張研究單個的個人而不是社會或階級，所描述的時空範圍甚至是幾天而不是一個時代或長時段的發展，是一個小群體或小村莊而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

在黨史學界，這一研究範式也是方興未艾。它通過對黨史宏觀叙事中的某個事件、村莊或學校等諸如此類的個案進行曆史分析，把微觀層面作為黨史研究的着力點。其主要特征是“目光向下”，由以往偏重上層的政治事件與人物，轉向下層社會和普通民衆。這樣，一方面可以拓寬黨史研究的領域，改變過去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方式，以防止大家都擠在某一條狹窄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小曆史”也是“大曆史”的始基。呂思勉說：“小事似無關系，然大事實合小事而成。一節模糊，則全體皆誤。”[20]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小曆史”還可借助顯微鏡式的微觀探頭，将曆史中枝蔓纏繞的複雜情态呈現出來，使之變得“有血有肉”，因而更加貼近真實的生活。正如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指出的：我們對宮廷和宮廷生活的了解是事無巨細，但卻不知道鮮魚怎樣裝在水箱裡被運到市場，在那裡我們還可以看到各種野味的販賣，我們從中可以有許多新的發現。[21]

其實，在黨史研究中，人們過去習慣于處理“宏大叙事”，而忽視對曆史細節的深刻分析，這樣的确使我們的研究失去了許多鮮活的質感。比如，在高校黨建史研究中，我就發現了一些在“大曆史”中所見不到的内容。1928年12月廈門大學學生與校工的沖突，便是一個顯明的例證。原來廈大學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已經關門歇業。“學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門，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覺。後門被攻開，水房工人乃與學生發生口角，繼而相互毆打”。天之驕子受人毆打，自然怒不可遏，于是向學校提出交涉，要求開除肇事工人，簽名者計有一百餘人。“我們的同志——工人，始不敢向團體報告，及到簽名紙張到我們的學生同志時，學生同志去問他，他才将情形詳細說出來。當時支部會決定我們這次鬥争的目标要設法轉到學校當局方面去，由水房工人發一告全體學生及各界書，内容将此次與學生沖突的經過和工友平日生活的痛苦細述出來，駁斥學生的無理欺侮工人，及要求學校當局改良工人待遇”。但結果沒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時一定會被當局開除出去”。[22]這表明校園也是一個由校長、教職工和學生組成的小社會，隻有将黨置于這個特殊“社會”中來觀察，才能揭示出黨在高校發展的真實狀況。

但是，研究“小曆史”，其目的還是為了寫好“大曆史”。倘若一味地追随後現代主義，主張“曆史學必須放棄宏觀綜合，改為關注零碎的知識”，不應再描述曆史的演變、進步與連續性，隻需“發掘衆多不連貫的瞬間”；這樣長此以往，“曆史學将逐漸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23]隻要我們檢讨當下黨史研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失重和失語，對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甚至陷入“節日學術”或“紀念史學”的困境，就會發現這種“危機”絕非危言聳聽。

當然，要寫好“大曆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衆所周知，美籍華裔學者黃仁宇曾以書寫“大曆史”聞名于世，但卻少有人知他為此付出的心力。在《黃河青山》一書中，黃仁宇說：在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任教時，我們“賴以維生的課程”是“亞洲文明導讀”。在這門課程中，中國曆史僅安排四節課，所以在四個五十分鐘内，必須講完中國文明從天上到人間、從孔子到毛澤東的全部内容。授課内容經由麥克風傳送，面前擠滿聽課者，座椅都沒劃位。倘若講者不知所雲，或無法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時，學生就會出走，首先是從後排，然後是大廳，最後甚至當着授課人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講得好，學生報以掌聲鼓勵，講不好課堂就會陷入一片死寂。在學期中，課程會被學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評估。乍一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鐘内講完兩百多年的中國曆史(每分鐘四年)。講課中還不能遺漏重點，隻會丢出一長串曆史事件名單也是不行的，散亂的事件必須彼此相連，以便讓一個個獨立的故事形成整體，描述要求既翔實又生動，時刻抓住初學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寫下所有初步的念頭，而後再慢慢充實内容。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之間，我被訓練成以大曆史的方式來思考。[24]

由此可見，“大曆史”是由無數個“小曆史”所累積而成的。所不同的是，“小曆史”主要關乎“學”，“大曆史”主要關乎“識”。“學”要紮實細緻，“識”要遠大通透。但就黨史研究而言，無論是整個學術界，還是治學者本人，都需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總體上的平衡。梁啟超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解剖”和“鳥瞰”兩種治史方法，來說明它們在具體研究中的互補性。前者“在知底細，令讀者于一章書或一件事能得一個徹始徹終的了解。好像用顯微鏡細察蒼蠅，把蒼蠅的五髒六腑看得絲絲見骨”；後者“在知大概，令讀者于全部書或全盤事能得一個明了簡單的概念，好像乘飛機飛空騰躍，在半天中俯視一切，看物攝影都極其清楚不過”。因此，治學者“一面做顯微鏡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飛機式的工作。一面做飛機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顯微鏡式的工作。實際上，單有鳥瞰，沒有解剖，不能有圓滿的結果。單有解剖，沒有鳥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徑。二者不可偏廢”。[25]因此，我們都要把它們搜羅來，作為治史的技藝。

參考文獻：

[1] [美]托馬斯·庫恩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beat365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頁。

[2]參見範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1期。這是1956年範文瀾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舉辦的“中國近代史講座”上作的一篇學術報告。

[3]轉引自張亦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規範問題》，《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90頁。

[5]張靜如：《中國共産黨與社會現代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6]張靜如：《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

[7]吳劍傑：《關于近代史研究“新範式”的若幹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8]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488頁。

[9]《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頁。

[10]周良書：《中共高校黨建史(1921—1949)》，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338頁。

[11] [美]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頁。

[12] [法]弗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張慧君譯：《資本主義論叢》，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頁。

[13]《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306－307頁。

[14] [美] 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第225－226頁。

[15]《政黨論》，《時務報》(第17冊)，梁啟超1896年12月11日編輯。

[16]馮自由：《同盟會四大綱領及三民主義淵源》，《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2頁。

[17]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頁。

[18]參見周良書：《“五四”精英與近代中國政黨政治》，《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19] [美]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第27頁。

[20]呂思勉：《史籍與史學》，《呂著史學與史籍》，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頁。

[21]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Life, 1400—1800, Vol.I, trans.MiriamKoch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430.

[22]《十二月份廈門工作報告——政治狀況、黨的組織、廈大工友的鬥争》(1929年1月)，鄭文貞、肖學信選編：《廈門大學黨史資料》第1輯，中共廈門大學委員會黨史編委會1988年編印，第179－180頁。

[23]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曆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beat365出版社2008 年版，第169、235頁。

[24]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86－87頁。

[25]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篇》，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32頁。

作者簡介：周良書，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21年第1期 “百年中共黨史研究理論與方法論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