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共曆史學上，朱志敏主要有六個貢獻：第一，黨史人物李大钊研究的承繼者；第二，黨史上民主觀念研究的推動者；第三，黨史學中文化史研究的開拓者；第四，黨史學中口述史研究的提倡者；第五，黨史學中後現代主義的紹介者；第六，黨史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探索者。其學術上的觀點，治學上的經驗，有許多是極其寶貴的。今天作文紀念他，就是要學習和借鑒這些寶貴的東西。

 [關鍵詞] 朱志敏；張靜如；中共曆史學

朱志敏先生去世已經四年多了，一直想寫點文字紀念他，隻是手上總有忙不完的活，不得靜心來做長久的追憶。然而今春以來，在新冠病毒的威脅下，一切活動都要受到限制，這樣反而讓我有時間“閉門思過”，待在家裡想想自己、想想他人，當然想的最多還是那些離我們而去的人。于是很自然地想到朱志敏先生，一位純粹的學者，一個以學術為業的人。我将這些念想整理好，并把它移到紙上來，作成這篇紀念文章，奉獻于關心黨史研究的讀者。

朱志敏先生系吉林海龍人，1953年9月生，2016年3月逝世，享年63歲。古人說，“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但對黨史研究來說，他的逝世卻是一大損失。其實我和朱志敏先生，都師從張靜如先生，從學緣上看屬于同門兄弟。不過對他，我向來是執弟子禮的，這不光是因為年齡懸殊，更重要的是對他學術和品格的敬重。更進一步說，在張先生的弟子中，朱志敏先生是可以代表一個方向的。他一生緻力于黨史研究，不慕名利、潛心學術，筆耕不辍、成果豐碩。并且在黨史研究中，朱志敏先生的貢獻也是獨特的，近來重讀他留下的文字，更是加深了我的這一印象。我以為，他的這種獨特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第一，黨史人物李大钊研究的承繼者。在李大钊研究中，張靜如先生是開創者。早在1957年，他就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發展》一書，這既是國内學者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首創之作，也是事實上存在的“李大钊學”的奠基之作。1988年，朱志敏先生往投張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很自然受到他的學術影響，并對李大钊研究産生濃厚的興趣。于是在張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下，他先後發表了《李大钊的平民主義思想與時代思潮》《李大钊的民彜政治觀》《從啟蒙到建黨——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钊思想軌迹再探索》等一系列文章。後來他還把這些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博士論文的寫作中。正是在此基礎上，朱志敏先生又積十年功力，完成了他關于李大钊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李大钊傳》的寫作。

朱志敏先生也因此奠定了在李大钊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張靜如先生的評價是：“寫得确實不錯。說實在的，雖然他曾發表過幾篇有關李大钊的文章，可我并沒有認為他是專門研究李大钊的，學術界也沒有這樣的看法。看來，朱志敏寫這部書确實下了很大功夫，能寫成這個樣子，是很不容易的。”[①]在這部書中，朱志敏先生展現了處理史料的紮實功力。其實，在他寫作時，學術界對李大钊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已積累多年。但朱志敏先生并沒有吃現成飯，而是對稍有疑問之處，即對照多種資料查證考實，以求一較可靠的說法。這表明他不人雲亦雲，保持黨史研究者嚴謹的治學态度。

這部書的最大特點就是，堅持論從史出、言之有據，從而将曆史的想象力嚴格限制在已發現的“曆史事實”上。所以該書最後部分寫得不多，且極為謹慎。因為朱志敏先生發現已有研究成果，在寫到李大钊領導北方革命運動時，所用的材料多不實在，有些像是推論，找不到充足的根據。這些研究成果當然也包括張靜如先生的著述。對此，張先生曾以自我批評式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和馬模貞在1981年出版的《李大钊》一書中就犯有這種毛病。我在後記中說：‘因為掌握材料少，有些地方沒能擺脫推論式叙述之俗套’，指的就是這方面。作者采取少寫的辦法，隻寫實的、有準确材料依據的内容是對的。”[②]

正因為此，在《李大钊傳》付梓時，張靜如先生欣然為之作序。也就在這篇序言中，張先生表達了對朱志敏先生的認可，以及對李大钊研究的期望：“我50年代寫關于李大钊的書時，沒有這樣的水平。有人說在學術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認為一代更比一代強。社會在發展，學術研究在進步，這就是我們希望之所在。”[③]這既是對朱志敏先生學術成果和研究水平的充分肯定，也是對他李大钊研究承繼者身份的一種确認。

第二，黨史上民主觀念研究的推動者。民主觀念是朱志敏先生一直關注的論題。他碩士論文研究的是《五四時期的平民主義思潮》，而“平民主義”原本就是“Democracy”的翻譯語。自此之後，朱志敏先生便開始深入研究這一問題，不僅陸續發表了《五四時期平民政治觀念的流行及其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惟民主義”》《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與共産主義運動的興起》等一系列文章，而且還專門寫作《論五四時代民主觀念的特點》《五四時期進步知識分子民主觀新探》《五四運動前後Democracy譯語演變之考察》等文章，系統探讨民主觀念的問題。

當然，朱志敏先生在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還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的《五四民主觀念研究》一書。在這部書中，朱志敏先生首先指出，以往的研究忽視了兩個明顯的事實：其一，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民主或自由的理解及對它們所含内容價值的強調并不一緻；其二，當時人們的民主觀念并非一成不變。他認為把那些既不統一也不确定的觀念，籠統地歸結為某種特定的價值觀念不但不适當，而且還極容易忽視或誤讀這些觀念的本來意義。

有鑒于此，朱志敏先生為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個出發點，即“深入研究在五四時期特定的社會、文化、曆史、時代背景下中國人如何理解民主、自由的含義與價值，他們的理解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于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取向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以及這些變化在現代中國曆史上有着什麼樣的意義”[④]。因此，這部書有兩大優點：其一，“對五四時期民主觀念的演變進行全面考察和多層次分析，這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見”；其二，“史料豐富，并提供了一些新的未曾有人用過的史料”[⑤]。

這部書在學術上最大貢獻是，為研究黨史上民主觀念問題追根溯源，提供了一個由思想關照現實的認識路徑。倘若我們回到曆史現場，就會發現探讨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事實上，中共本身是五四運動影響下成立的現代政黨，但在黨的一大黨綱的15項中，除最後一條說修改綱領須“全國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帶有民主程序性質的規定外，其餘各條均未涉及黨内民主問題。至于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單為強化中央集權，就作了七項規定，卻無一款防止專制，發揚民主的内容。隻有明白這一點，才能真正體會朱志敏先生所說的，“他們理解和選擇民主價值的過程中，也不能不受到他們直接感受到的中國社會的現實和積澱在他們意識深處的某種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⑥]，這一句話所表達的曆史内容和深刻含義。

第三，黨史學中文化史研究的開拓者。從文化角度研究中共曆史，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才引起人們關注，并逐步發展為一門“顯學”的。朱志敏先生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重要開拓者。其實，他早年從事李大钊研究，從事民主觀念研究，就已關照到“文化”這一命題。但其真正轉向文化史研究，還是在1996年發表文章《從社會思潮的發展看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以後。在這篇文章中，朱志敏先生已開始集中關注黨史人物思想演變背後的文化動因。他認為，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對每一種“社會主義”觀念發生興趣，身後都有社會思潮中同類觀念傳播的背景。但從深層的心理結構方面考慮，毛澤東傾向社會主義，乃是反映了他在保持或繼承某種傳統的價值衡定方式上，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一緻性。[⑦]

在文化史領域，朱志敏先生的研究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注重概念史和方法論的探讨。這是他思考問題的一貫方式，這一方式早在他的五四民主觀念研究中就已顯露。在文化史研究中，他仍然延續這一思考方式。比如，他考察“百家争鳴”的來龍去脈，認為漢以前的典籍中，雖有“百家異說”、“百家殊方”等概念，但未見“百家争鳴”的提法。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者是乾嘉學派後期代表人物俞樾，後經郭沫若的重申和推闡才廣為人知，這很可能是新中國确定學術繁榮方針的用語來源。[⑧]又如，他探讨經學方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關系，認為傳統經學的傳、注、疏、箋、考、辨等方法，經今古文之争中求真、求價值這兩種認知取向，以及傳統儒學以疑辨為動力、兼容并蓄其他資源的發展方式，都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提供借鑒參考。[⑨]

二是注重對文化史研究框架的構建。朱志敏先生認為，在黨史學中研究文化史，應把握四個維度。其一，研究中國共産黨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其二，研究中國共産黨與20世紀中國文化關系；其三，研究中國共産黨的文化思想理論政策及其實踐；其四，研究中國共産黨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關系。[⑩]這四個角度，幾乎涵蓋了中國共産黨與文化關系的全部曆史内容。所以從此出發，不僅可以全面了解建黨以來特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文化發展演進的基本脈絡，而且還能進一步深化對黨的理論史、實踐史，以及黨的自身建設史的研究。

朱志敏先生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國共産黨與20世紀中國文化》一書。在這部書中，他将整個20世紀作為寫作的文化環境，以每個時期的重要黨史人物為寫作中介，把宏觀視角與微觀論證緊密結合起來，縱橫比較中共曆史文化人物與非中共文化人物的文化思想，從而擺脫了以往研究中宏觀與微觀相脫節的局限。可以說，從宏觀與微觀相融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國共産黨和20世紀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此書是國内第一本，有拓荒之功”[11]。

第四，黨史學中口述史研究的提倡者。口述曆史是中外都有的老傳統，單在中國就有2000多年的曆史了，《論語》和《史記》中都有它存在的證據，不過那時不叫口述曆史。現代口述史産生于20世紀中期。與上古先民的口耳相傳不同，現代口述史“應用錄音或音像設備，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來”[12]，是口述者與史學工作者合作的成果。在黨史學界，朱志敏先生較早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并先後發表《口述史與回憶錄》《口述史學能否引發史學革命》《現代口述史的産生及相關幾個概念的辨析》《口述史對中國當代學術史研究的三方面影響》等一系列文章。他認為相對于文獻證史來說，口述曆史可為史學研究提供大量生動的資料，提供縱深研究、細緻描述的途徑，并有助于史學研究和書寫範式的創新。

為推動口述史在黨史研究中的應用，朱志敏先生還從學理上對其進行探讨。一方面，他認為口述史與回憶錄雖然都是當事人述說自己的經曆，但二者卻存在明顯不同。口述曆史至少有兩大特征：一是“合作”，二是“錄音”。[13]而回憶錄則大多為當事人撰寫，并非口述者與史學工作者合作的成果。它們甚至沒有保留錄音或根本就沒有錄音，這就缺少了現代口述史必需的又一要件：不可更改的，可以重複使用的原始聲音。他認為，從這兩個外在的标志可以确定，以往大量的革命回憶錄和回憶性的文史資料隻能算是“回憶錄”，不必稱為“口述史”。

另一方面，他也要求對口述曆史和口述史學作出區分。在朱志敏先生看來，這二者的區别類似于曆史與史學的區别。前者亦是一種表現曆史的著作，隻是與文獻證史不同，它是以口述者口述為主體，由作為口述合作者的史學工作者加以注釋說明的成果。而後者則揭示史學工作的方式，涉及到如何看待口述者反映的曆史各局部之間，以及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問題，涉及到口述“建構曆史”與“社會真實”、“曆史事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它既要研究口述史自身的概念、本質，又要考察其研究方式、方法、原則等一系列問題。[14]

不僅如此，朱志敏先生還從學科建設角度，進一步認識和思考口述史的問題，即口述史可否上升為“學”，成為與筆錄或筆述的曆史學相并立的一種曆史表述。他認為口述史能否單獨立“學”，一方面有賴于口述史學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口述曆史的科學性與規模。此外，口述史學者還需加強自身素養：一是具備基本的史學素養，要了解史學理論，掌握口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熟悉近現代史。二是掌握一定的新聞（包括錄音、攝像）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常識。三是具有較為敏銳的反應和較高超的交往訪談能力。[15]這也是口述史上升為“學”的必要條件。

第五，黨史學中後現代主義的紹介者。在黨史研究中，“革命史”範式長期占據主導性地位。後來張靜如先生提出“現代化”研究範式，主張“從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角度衡量曆史人物、政黨及各種群體的作用”[16]。這兩種範式采用的都是線性的、進化論的、目的論的叙事方法，在學術史上自有其價值，但是毋庸諱言，随着研究視角的轉換，這種叙事策略也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質疑。後現代主義認為，史家不僅要把握線性曆史中記錄和傳承下來的過去，而且還要緻力于收集被線性曆史所壓制或遺棄的過去。因為在曆史叙事中，不能以為“會吵會嚷的演員才是真正的演員，除了他們以外，還有其他演員，隻是保持沉默而已”[17]。其目的是要打撈散失在曆史縫隙和裂紋中的不同聲音，用多樣性來替代單一體的演化，從而打破“線性曆史”的封閉叙事。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對深化黨史研究也有極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也正因為此，朱志敏先生主張在黨史研究中，大膽嘗試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他認為在近代中國史上，“革命史”、“現代化”等論式各有其道理，但也都有不足，所以應當允許在此之外，還有其他合理的論式來研究曆史。而後現代觀念的啟示就在于：讓我們認識到，曆史的複雜性決定了任何一種宏大叙事甚至任何一種叙事，都不足以幫助我們完滿地認識和解說它。他還以曆史“文本”為例，具體說明後現代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意義，認為考證資料的原本性、真實可靠性固然重要，但也要充分考慮到，資料形成過程中可能因各種因素造成的變形，資料制造者認識所記對象能力的程度和差異，及因此導緻的資料本身在多大限度上能夠反映曆史的問題。[18]

其實，對後現代主義的關注，也很能體現朱志敏先生的秉性。他不是争強好勝的人，所以與人交往總是收起“鋒芒”，從不作“金剛怒目”的表示。他也不是高談闊論的人，所以通人廣座，衆聲喧嘩，他卻甘願做一個默默無聞的“聽衆”。但他也絕非寡言無味的人，因為有許多次談話，我記得他的眼睛是有神采的，閃爍着明亮的光澤；他的話題是開放式的，其中也不乏“驚人之語”。因此從這一點來看，在黨史研究中，朱志敏先生能關注到後現代主義，關注到後現代主義關注的那些人和事，就不足為怪了。魯迅對韋素園曾有過一個評價，說他不是“豪傑”，也非“天才”，“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19]。這樣的話說給朱志敏先生，我想是再合适不過的。

然而朱志敏先生畢竟是理性的，所以他也能發現後現代主義的弊端。在他看來，後現代主義解構理性、颠覆主體性，這意味着價值喪失、真理瓦解；其強調不确定性可能為随意解說，生成強化新的話語霸權打開方便之門；而非同一性和多元化走向極端，反而使不同學術觀點無緣争論，學術也會因此喪失真理标準，進而導緻曆史、思想和學術研究失去存在的價值。因此，史學研究在吸取後現代觀念的同時，也不能不警惕它的消極影響。[20]

第六，黨史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探索者。朱志敏先生是具有高深學術造詣的黨史學者，也是北師大黨史學位點的負責人。幾十年來，他在黨史教育和人才培養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開設“中共黨史學概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共黨史專題”等專業課程，講授中共黨史學史、黨史文獻學、黨史學理論、中共思想史等内容。他還積極總結教學經驗，發表《用案例輔助“毛澤東思想概論”課教學》《文科碩士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授課體驗》《高校“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教學的幾個問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講授體系探索》等文章，緻力于推動全國黨史學科、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教育教學的改革與發展。

總體來看，在黨史教育與人才培養中，朱志敏先生主要有兩個突出貢獻。一是在黨史學位點中，率先開設“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文化”研究方向。在這一研究方向下，朱志敏先生共培養博士生、碩士生70餘名。在他的指導下，許多學生寫出了高質量的學位論文，并體現出不同程度的創新性。如李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變遷研究》、王樹祥《當代中國文化創新研究》、沈傳亮《當代中國公務員群體政治文化》、黃波粼《言人人殊，殊途同歸——〈獨立評論〉的現代化思想》、季榮臣《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制約因素》、胡獻忠《當代中國政治文化與政策選擇》、段妍《東北區域社會風俗的變遷（1912—1931）》、鄭東升《中國共産黨的價值觀研究》、彭祥睿《場域的邏輯：五四知識分子的政治生活》、胡國勝《革命與象征：中國共産黨政治符号研究（1921—1949）》等。目前這批學生大多供職高等學校或科研機關，業已成為全國黨史研究和理論宣傳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在課程設置上主張“通識教育”，率先開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程。在這門課程中，朱志敏先生運用個案分析法，甄選國内外曾産生重大影響或當代十分流行的各學科著名學者、學派，介紹其成就或成果的特點，概括其理論和方法，總結其研究的經驗。[21]這對于開闊黨史研究生的學術視野是大有益處的。因為一個研究者本來就應備有兩副鏡子：一個是顯微鏡，一個是望遠鏡；“顯微鏡是對于自己專門研究的一科用的；望遠鏡是對于其他各科用的。我們要對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極盡精微，又要對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22]。我想朱志敏先生是深谙其中道理的。

其實，在黨史研究生中，讀書太專、知識太窄的确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這既有研究者的主觀原因，也有高校體制和社會環境的外在影響。今日大學本科所設課程，在實施中往往專精有餘而通識不足。而一般學生為學分、畢業計，對本門課程已是應接不暇，當然難以再求旁通。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高校就隻能向社會送出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識青年。他們既無法從事專門的研究，又難以應付複雜的人生。此等學生進入研究生階段以後，則又被擠到一條更狹窄的路上，終日為論文、為課題勞神費力，這時候若無正确的引導，他們是很難去主動研修旁門知識的。因此朱志敏先生的做法，确實是一劑對症下藥的“良方”。從這一點來看，我甚至認為他的業績，留在黨史教育史上的，實在要比留在黨史學術史上還要大。

中共曆史學上，朱志敏先生的貢獻，我能想到的大體就在這裡。其中學術上的觀點，治學上的經驗，有許多實在是極其寶貴的。若從評價一個學者的角度看，這似乎已經足夠了。但對于紀念一個學者來說，自然還要想得更多一些。因為我們還不願就此忘卻，還希望從他身上獲取更多啟示。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知道他的成就，而且還要知道他如何成就，其知識和素養如何養成，這樣随他學去，便可使我們的治學精神日益提高，我們的人格修養日臻完善，從而不知不覺地發揚志氣，向上努力。因此對于朱志敏先生的紀念，我想還應補充以下三個觀察點。

第一，看他的師承。朱志敏先生有兩位導師，一位是王桧林先生，另一位是張靜如先生。前者是他的碩士生導師。王先生對他的影響是深刻的。朱志敏先生說，他對文化問題産生興趣，并在2004寫出《中國共産黨與20世紀中國文化》，這樣一部以文化為主題的書，“與近20年前初入王先生門下和後來多次聽先生縱論文化不無關系”[23]。後者是他的博士生導師。張先生對他的影響也是深刻的。他的《五四民主觀念研究》一書，就是張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他的另一部代表性著作《李大钊傳》，更是直接從張先生研究領域中選取的課題。所以在該書“後記”中，朱志敏先生說，他是在張先生鼓勵下開始研究李大钊的，“這本書也可以說是我對先生的一份小小的回報”[24]。因此，從師承關系和學術發展看，朱志敏先生既是這兩位導師學術的繼承人，也是這兩位導師學術的光大者。

第二，看他的創造。在黨史研究中，朱志敏先生繼承前人，但又能突破陳規，作出許多新的創造。正如張靜如先生在《五四民主觀念研究》一書的序言中指出：“我的學生朱志敏，是個勤奮好學，肯下苦功夫鑽研的人，并且遇到問題總要究源竟委弄個明白，北京話叫‘好較真兒’。唯其如此，他才不畏艱難，對一個學術界探索多年，碩果累累的老問題進行研究，埋頭寫作，終于成書，并能提出新的見解”[25]。朱志敏先生的學術創造，在李大钊研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衆所周知，張靜如先生是這一方面的學術權威，他的關注側重于政治史、思想史、學術史上的李大钊，在此基礎上，朱志敏先生關注更多的是文化史上的李大钊。正因為此，他才能把李大钊的宗教觀等文化問題，納入自己的研究範圍。比如，他發現李大钊早年的思想中，明顯地“滲入了一些佛家觀念”，在日本留學期間，又從一個基督教徒——安部矶雄那裡，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想，這是“早稻田大學教師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26]。可惜朱志敏先生不幸去世了，否則一定會讀到更多他在這方面的見解。

第三，看他的修養。在同事眼中，朱志敏先生是謙謙的君子；在學生眼中，朱志敏先生是仁厚的長者。他雖不善交際，但隻要與他一接觸，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可親可敬的人。他也不深于“世故”，所以從他那裡總能聽到許多真誠的話。也許，人世間真是一個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深于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不通世故”也不是什麼好話。所幸朱志敏先生既不是“深于世故”的人，但也不是“不通世故”的人。《中庸》上講到“慎獨”，認為一個修養良好的君子，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在閑居獨處之時，也會小心謹慎，自覺遵守各種道德規範。朱志敏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其實，他也有煩難的事，也有自己不喜歡的人，但是我與他交往多年，竟然一次也沒有聽他談起過。他的這種修養，體現在學術上便是“史德”，這就是“著書者之心術”啊。

在生活中，朱志敏先生也許并不是一個棱角分明的人，但在學術上，他卻是一位個性突出的學者。他研究黨史人物，但其研究對象是有所選擇的，他關注的是李大钊、知識分子和平民。他研究思想觀念，其研究對象也是有所選擇的，他關注的是民主、宗教和文化。古人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又道是“文如其人”。所以參照他的研究對象，并提取其中核心的要素，我們便可向壁為朱志敏先生，畫出一幅雍容但不華貴，樸實但不凡俗的像。這個像早已刻在我的心中，貫穿于我和他十多年交往的始末。

我第一次見朱志敏先生，是2002年來北京參加博士生複試。那天他穿着花格子襯衫，臉上滿是謙和的笑。最後一次見到，是他躺在冰冷的棺椁中，臉上已褪去生氣和脂肪，露出清瘦的骨相。這位謙謙君子，這位仁厚長者，真的逝去了？可是也不盡然。魯迅說：“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所以我相信，他還沒有真的死掉，因為每次出門開會，總是有人問起，大家無不表示惋惜。我能感受到這是真誠的，絕非假意的敷衍。更何況在我們的世界裡，還有他的文章著作在，還有他的門人弟子在。因此，在黨史研究中，我堅信朱志敏先生，雖不是獨秀一枝的耀眼的花，但也絕不至于像昙花那樣，很快就枯萎的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