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在我國出版100周年。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是作為“新青年叢書”的第一種，由新青年社1920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該書英文原著的書名為The History ofSocialism，作者是英國人托馬斯·克卡樸（Tomas Kirkup，1844-1912）。克卡樸出生于諾森伯蘭郡（Northumbrian）一個牧羊人家庭，後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是一個費邊派社會主義者。1875至1889年間，克卡樸曾參與第9版《不列颠百科全書》中“社會主義”詞條的修訂，《社會主義史》就是在此基礎上撰寫而成的。該書初版于1892年，曾于1900年、1906年、1909年出版了第二至四版。在第四版的序中，克卡樸說他撰寫該書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叙述社會主義發展的曆史，二是對社會主義運動作一種概括的批評和解釋。克卡樸去世後，該書經愛德華·辟司（Edward Pease）修訂，在1913年出版了第五版，主要補充了1892年後的20年間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具體情況。全書從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開始，随後論述了一戰前夕歐洲主要國家以及美國和日本等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其中也評介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及在科學社會主義影響下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該書的五個版本，均由布萊克（Black）出版公司出版。李季翻譯的，是該書的第五版，即經辟司修訂的版本。譯本出版時，分為上下兩冊，約22萬字。根據有關史料，該書“初版二千，未幾即罄”，可見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

　　李季，字懋猷，湖南平江人，1918年在beat365英語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參加過五四運動，是中國共産黨上海發起組15名成員之一。在中國共産黨創建初期，李季主要從事翻譯工作，他在《社會主義史》的譯者序中說：“我國自‘五四運動’以來，新思潮震蕩全國，真有‘一日千裡’之勢，近一年來新出版的報章雜志有好幾百種，都競談世界各文明國的新學說，而社會主義尤為談論的焦點，并且很受社會上的歡迎。”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要讨論一種新學說、新運動，首先應該有相關的系統知識，而要了解這些知識，則須從曆史下手。李季翻譯《社會主義史》一書，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翻譯中，還得到了蔡元培校長以及胡适、張申府等老師的幫助。蔡元培不僅幫助他翻譯了書中涉及的德、法文書報的名稱，還親自為譯本作序，說“俄國多數派政府（即十月革命勝利後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筆者注）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叙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辟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适用的書了。”

　　《社會主義史》是李季的第一部譯著，20世紀20年代，他還翻譯了《工團主義》《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價值、價格及利潤》《通俗〈資本論〉》等著作。新中國成立後，李季任國家出版總署特約翻譯，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

　　正如《共産黨宣言》在陳望道的全譯本出版之前，曾經有過多種零星和片段的譯文發表一樣，我們在《馬藏》編纂中發現，《社會主義史》在李季譯本出版之前，至少有兩種譯本。

　　一是署名“獨立之個人”即馬君武編譯的《俄羅斯大風潮》。該譯本是根據《社會主義史》1900年第二版中的第十章“無政府主義”編譯的，主要介紹了19世紀70－80年代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中的有關人和事，其中同時提到了馬克思（譯作“馬格司”）。該譯本先是在1902年作為“少年中國新叢書”的第二種，由少年中國學會出版。該書出版時，正在日本參與梁啟超創辦的改良派《新民叢報》工作的馬君武，剛剛結識孫中山，開始轉向革命派。他僅選擇《社會主義史》中的“無政府主義”一章進行翻譯，并在行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大量評論，顯然是為了借鑒這一思潮，來讨論中國的革命問題，并希望中國革命的大風潮能早點到來。“少年中國新叢書”版的馬君武譯本，已收入《馬藏》第一部第1卷（科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有意思的是，我們在《馬藏》編纂中還發現過該譯本的一種盜版本，扉頁上印着“梁啟超著 大風潮”“雄武六郎印行”。該書版心尺寸與“少年中國新叢書”版一緻，但全文字體不一，字迹模糊，譯文中某些術語後所附的英語單詞還有多處拼寫錯誤。這個本子，當然是在借助梁啟超的大名來推銷馬君武的譯本，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俄羅斯大風潮》在當時産生的不小影響。馬君武的這個譯本，1923年又在《國風日報》的副刊“學彙”上，分8次（3月6日至13日的第130-137期）連載過。

　　二是胡贻谷翻譯的《泰西民法志》，1912年初上海廣學會藏版（商務印書館代印），已收入《馬藏》第一部第10卷，科學出版社即将出版。胡贻谷，江蘇蘇州人，1906年畢業于美國基督教會在中國建立的早期教會大學之一東吳大學堂（又稱東吳大書院，始建于1871年，辛亥革命後改稱東吳大學，是今蘇州大學的前身），曾長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工作。胡贻谷翻譯過有關基督教的不少著作，如《信仰的意義》《服務的意義》《耶稣與家庭問題》，也翻譯過其他方面的一些著作，如《社會的組織》《思想的方法》《法西斯主義的研究》等。《泰西民法志》正是胡贻谷早年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英文名 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委托，将1909年第四版的《社會主義史》翻譯而成的。胡贻谷把社會主義學說翻譯成“民法”，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把社會主義學說翻譯成所謂“安民新說”“養民學”，如出一轍。當時，李提摩等人是把社會主義當做一種救世學說介紹給中國人的，而且主要是供清政府和維新派人士參考的；而在胡贻谷的譯本中，則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進行了彌合，并稱“民法”體現了基督教的“博愛”精神。這裡有必要澄清的是，由于胡贻谷譯本的書名中使用了“民法”一詞，目錄中又出現了諸如“民法總綱”“法國民法肇基”“日耳曼民法學家賴薩勒”等表述，因而被國内一些人望文生義，當成了一部關于“民法”這一部門法的譯著，甚至有人還說該書是“中國正式引入的第一部西方民法學專著”，這實在是不應該有的一個大誤會。事實上，該書第一章《民法總綱》中就說得很清楚：“英國民法之學，必推鄂溫（今譯作‘歐文’，筆者注，下同），法國則沈西門（今譯作‘聖西門’）傅理雅（今譯‘傅立葉’）實倡之。”“故凡為窮黎造福而幹涉私人之财産，為公衆纾禍，而限制物力之偏勝，或籌更新以改舊，或議除舊以布新，總謂之曰民法。”而“法國民法肇基”一章，主要介紹的就是聖西門和傅立葉的社會主義學說；所謂“日耳曼民法學家賴薩勒”，指的則是德國社會主義者拉薩爾。

　　這裡還需要說明的是，1904年前後，有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概念和術語的譯名，如“社會主義”“剩餘價值”等，在我國已經開始出現并逐漸固定下來，而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則繼續沿用了1899年前後中文中使用的有關譯名。該書不僅把社會主義學說譯作“民法”，而且還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譯為“羨餘之議”；把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大重要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譯為“史策中之物理論”和“資本家之利用赢率”；把恩格斯（該書譯作“恩吉爾”）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譯為《英倫勞傭鏡》；等等。這些譯語的使用，都能在相當程度上說明譯者的文化背景和當時的認識程度。

　　在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的翻譯史上，馬君武的《俄羅斯大風潮》，隻是有選擇地編譯了其中的“無政府主義”一章，篇幅不足萬字；胡贻谷的譯作，雖然稍具規模，已達10萬字，但仍然是編譯而成的。這兩種譯本，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文言文形式，而且不時夾雜着譯者的某些觀點，再加上專有名詞、術語的譯名的不統一，因此，今天的讀者在閱讀和理解時往往會遇到不少困難。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産生于五四時期，是比較成熟的白話文譯著。當時的《新青年》上，曾開展過對晚清時期翻譯方法的批評，劉半農就曾經寫文章稱，“譯書與著書不同，著書以本身為主體，譯書應以原書為主體，所以譯書的文筆隻能把本國文字去湊就外國文，決不能把外國文字的意義神韻硬改了來湊就本國文。”在翻譯問題上，李季是贊成用白話文直譯的，他曾說過，“直譯對于表現原文神情要容易得多”。就專有名詞、術語的翻譯而言，在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中，“社會主義”“剩餘價值理論”“無政府主義”“唯物史觀”等，也都是我們今天常用的名詞、術語。李季譯本的正文後，還附有中西名詞對照表，包括人名、地名、河流名稱、機構名稱、組織名稱、報紙名稱等，共有近600個，這也是很符合現代學術著作的翻譯規範的。

　　從1902年到1920年，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在中國先後出現過以上三種不同譯本，從最初馬君武不足萬字的零星編譯，中間經過1912年出版的胡贻谷大約10萬字的《泰西民法志》，再到1920年出版的李季的22萬字的較為完整和規範的《社會主義史》，在這一曆程中，無論是從譯文的風格，還是從譯名的使用看，都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現出晚清到民國期間，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對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在内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試圖結合當時的中國國情，進行解讀和選擇的，這也正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一個曆史縮影。

作者簡介：鞏梅，beat365官方网站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心副研究館員、《馬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2020年11月11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