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壇

王文章：新時代的理論創新與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

[摘要]根據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發展變化而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大政治優勢，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的成功秘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新時代的今天，我們迫切需要創新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為此我們必須通過立足于新時代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正視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面臨的具體國情，積極回答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來推進理論創新并滿足全社會對理論的需求。

[關鍵詞]新時代，理論創新，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

 
 
 
 
     
理論隻有不斷進行創新才富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指導價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新時代之後，無論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繼續向前發展，還是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都需要通過加快推進理論創新來實現。誠如毛澤東所言：“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随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麼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1]（p281）因此，如何推進新時代的理論創新，以滿足全社會對理論的迫切需要，指導我國的現代化事業繼續向前邁進，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課題，值得我們加以認真探讨。
 
一、新時代推進理論創新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重要性
創新這個概念首先是由現代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來的，其含義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産函數，即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産要素和生産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産體系，以促進經濟發展。熊彼特的創新概念主要是從技術與企業之間的聯系出發，強調生産技術的革新和生産方法的變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至高無上的作用。創新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破舊立新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即在突破舊有模式的基礎上，提出具有新穎獨特和較大價值的新思維、新發明和新方法。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創新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高級表現，是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從原始到現代不斷進化的主要動力。特别是在當今時代，創新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發突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個體的競争力，更多地表現在創新能力上面。創新力越強大其競争力也就越強，創新力越弱小其競争力也就越弱，不創新就沒有任何競争力。不同國家之間的現代化發展速度之所以有快有慢，發展階段之所以有先有後，發展水平之所以有高有低，就源于創新能力之差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想走在時代發展的前列，避免落後挨打的命運，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創新的活動。
創新活動本身包括諸多方面，主要有理論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等等，其中理論創新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最高層次創新，原因在于理論創新及其所帶來的人們思想觀念巨大解放，能夠突破舊的思想、觀念、學說和方法的束縛，提出新觀點、新思路、新範式和新方法等，指導其他方面的創新，并對社會發展産生巨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著名思想家都非常重視理論的作用。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理論的積極意義：“理論一經掌握群衆，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衆；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2]（pp9-10）恩格斯認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3]（p437）列甯也認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4]（p153）。而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對理論的偉大作用有過形象的描述：“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隻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 [5]（p330）我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所有改革和進步，都是通過思想解放運動所帶來的理論創新指導制度創新所取得的，改革開放的曆史實際上是一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曆史，由此可見理論創新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巨大作用。 
經過中國人民的長期努力奮鬥，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的40餘年奮鬥，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發展到了新時代，正在經曆着曆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着人類曆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現代化建設實踐。按照十九大報告的設想，距離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有約15年，距離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有約30年，其間将面臨着一系列急需回答的現代化理論和實踐問題。這些理論和實踐問題隻有通過創新的方式加以解決，所以創新必然成為新的發展理念和社會發展第一動力。其中，理論創新又尤為重要，因為新時代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實踐，以及黨和國家事業的繼續向前發展，都需要創新的理論作為指導。而現實是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雖然圍繞理論創新問題進行了很多努力，但是所獲得的超越前人的創造性成果仍不盡人意，不少的所謂理論成果遠離中國現實，其高度抽象而又蒼白無力的話語，不但不能有效地解釋生動活潑而又豐富多彩的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而且還造成了部分中國人的思想彷徨和精神空虛，造成了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深不透，阻礙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一些理論工作者或者因為安于現狀而不思進取，或者因為頭腦僵化而落後于迅速發展的時代，從而導緻了理論自覺度不夠和創新能力不足甚至停頓等問題。為此，我們應該積極響應十九大号召，即“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6]（p26），高度重視新時代的理論創新工作，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道路。 
 
二、新時代的理論創新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
作為人類的一項複雜而高級的智力創造活動，理論創新既不能從天上掉下來，也不能從人們的頭腦中杜撰出來，而是除了需要廣泛吸收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理論成果、勇于創新的思想意識和自由思考的寬松環境等前提條件外，還需要堅持與實踐相結合的科學方法。事實上，理論本身就是人們在實踐中形成的對客觀世界的系統化認識，是人們對社會實踐的本質和規律的新概括和新揭示，離開了活生生的社會實踐，理論就失去了創新的源頭活水。誠如馬克思所言：“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2]（pp135-136）換言之，社會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強大基礎和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是檢驗理論的真理性和可行性的唯一标準，理論創新隻有立足于堅實的社會實踐基礎之上，理性地分析人們在開拓進取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科學揭示實踐對象的本質、規律和發展趨勢，才能突破原有的思想理論框架而變為現實。由于社會實踐的無限性和永無止境性，理論創新也是無限的和永無止境的，任何理論創新都隻是理論工作者對其所處時代的實踐的理性認識而已。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一樣，其每一次的重大理論發展和曆史性飛躍，都是與當時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随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曆史，這也是其永遠充滿生機活力的奧秘。恩格斯曾就此指出：“我們隻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麼程度。”[7]（p93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就是在實踐創新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的生動體現，亦即來源于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因為我們既沒有固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别觀點和論斷，也沒有迷信理論家的書齋學問和抽象教條，而是随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進行創新，就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說的那樣，“真正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甯主義”[8]（p291）。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成功經驗，就是尊重人民群衆在中國現代化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積極發揮好和利用好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吸收他們在實踐中所創造的各種好做法和好經驗。人民群衆的各種實踐創新，如聯産承包責任制、個體經濟、民營經濟、鄉鎮企業、基層民主、社會管理、國企改革、企業管理等新鮮經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來源。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精髓、科學内涵、精神實質，大都來自于廣大人民群衆的各種實踐創新，沒有人民群衆的這些實踐創新所提供的鮮活材料和寶貴經驗，我們在市場經濟、現代企業制度、民主政治、社會治理等各個領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所廣泛認可的理論創新成果。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充分肯定了人民群衆在改革開放中的創造性作用：“我個人做了一點事，但不能說都是我發明的。其實很多事是别人發明的，群衆發明的，我隻不過把它們概括起來，提出了方針政策。”[8]（p272） 
在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人民正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新時代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既不能簡單地沿用我國曆史上既有的發展經驗，也不能簡單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過去的粗略設想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更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經驗。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堅持從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出發，加強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态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的分析闡釋，從中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方法，以便指導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我們前些年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等思想，就是立足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最新理論創新成果。因此，我們的理論工作者不能隻是坐在書齋裡尋章摘句，坐而論道，而“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9]（p344）。這就要求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應該走出書齋和會議室，深入到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之中，在潛心研究我國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基礎上，紮紮實實地推進具有自身原創性的理論創新；要求我們的理論工作者繼續秉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以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宗旨，緊密結合新時代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具體特征，積極為黨和國家建言獻策、著書立說；要求我們的理論創新不但要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而且要回答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問題，不但要有“發展為了誰”的價值認知，而且要有“發展由誰共享”的實踐認知。 
 
三、新時代的理論創新必須要正視現代化建設實踐面臨的具體國情
由上可知，當代中國的理論創新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基礎之上，而實踐的展開又與自然條件、政治屬性、社會發展水平、文化傳統等具體國情密不可分，雖然這些因素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随時間的變動而動态地發生着一定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告訴我們，“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所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p669）。列甯也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内；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曆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10]（p375）這就是說，我們在分析和解決任何社會問題時，都不能離開特定國家和特定時代這些具體條件。我們黨在不同階段的理論創新，如“聯系中國的革命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等等，其含義都是指解決中國問題時不能忘記了自己的國情。以此類推，理論創新歸根到底需要正視一個國家的人民所處的具體國情和曆史條件，既不能超越國家的發展水平和現實條件的制約而異想天開地胡思亂想，也不能落後于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有利條件的推動而抱殘守缺地死守教條，而是探索符合自己國情規律的理論。具體到新時代的中國理論創新來說，主要不能脫離以下一些具體的國情條件。
首先，中國現代化建設起步于低水平的經濟發展，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中國現代化建設就其社會性質而言，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遠景目标是要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産主義。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經典作家的最初設想，無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共産主義社會，都要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化大生産基礎之上；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也要在所有或者大多數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行才可。後來，一些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轉變和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新變化，進行了新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例如，列甯就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的個别論斷，認為“單靠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曆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複雜的問題”[4]（p162）的人，是不可救藥的書呆子。他在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關于“世界曆史”“東方社會”和“跨越卡夫丁峽谷”等思想基礎上，從各國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性規律出發，根據俄國發展的實際情況和所處的時代特點，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國主義最薄弱環節的少數幾個甚至單獨一個國家内獲得勝利，而不一定在具有無産階級多數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列甯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觀點，指導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回答了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其後，許多經濟文化發展落後的國家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經驗，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随後還進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國也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蘇俄的直接幫助下，成功地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并在現代化因素非常薄弱的現實基礎上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艱難起步。可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又不能一直停留于低水平的生産力發展基礎之上，否則無法體現出其制度的優越性，所以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應當是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的工作中心。我國在這方面有過慘痛的曆史教訓。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沒有完全認識清楚，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更是缺少實踐經驗，甚至有些人把社會主義等同于貧窮，其結果是當時的不少制度安排阻礙了生産力的發展，人民群衆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長期處于貧困落後的狀态。
改革開放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進行了大膽的理論創新，對于“什麼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的回答，并沒有簡單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或是引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加以抽象地闡述，而是從當時中國具體的社會政治環境、黨員幹部和人民群衆實際的思想狀況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創新觀點，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僵化保守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隻有在生産力發展上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好，才有資格說搞了社會主義，現在隻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等，從而徹底突破了長期以來禁锢人們的陳舊觀念，極大地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開啟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進程。在對内的經濟改革方面，根據自身的國情狀況，沒有照抄照搬西方“休克療法”倡導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是以漸進方式不斷進行改革，不但清除了阻礙生産力發展的各種制度安排，極大地降低了現代化發展的制度成本，釋放了潛藏在十億中國人身上的巨大創造力，而且還避免了蘇聯東歐轉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經濟發展停滞甚至崩潰的現象，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對外的開放方面，主動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開國門，充分利用它們的市場、資金和先進技術，積極學習和引進它們先進的管理經驗和體制機制。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40餘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使中國徹底擺脫了昔日貧困落後的舊面貌，使人民群衆走上了富裕幸福的康莊大道，有超過7億的人口在此過程中擺脫了貧困，為世界的減貧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已步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各方面的發展還很不平衡，要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鄧小平所設想的夠格的社會主義，尚需繼續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據此，我們應當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方針政策，把促進生産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作為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的中心；要繼續學習西方國家特别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産力方面的成熟經驗，以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為正如列甯所言，“我們不能設想，除了建立在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還有别的什麼社會主義。沒有郵電和機器的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11]（p252）。
其次，中國現代化就其發展類型而言，是所謂的後發外生型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後來者，其現代化進程是在外來現代性挑戰下被迫啟動的。與先發内生型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不同，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确主要靠中國人自己去從頭摸索，而作為一個善于根據環境變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現代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曾經為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先後形成了怎樣進行現代化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形成了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等重大現代化課題，為我們制定各項方針政策和推進各項工作提供了科學的指導。正因為如此，盡管中國共産黨在曆史上遭遇到了一個又一個的發展危機，但是最終都能化危為機，走出困境。今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前人勇于探索和敢于創新的精神，在理論創新方面能夠有所作為。例如，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課題。衆所周知，與大多數現代化後來者較為常見的現象一樣，中國政府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起着推動者甚至主導者的作用。但是，政府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主動接受法制約束并推進市場經濟建設，無疑會促進現代化的發展，反之如果政府超越法制的約束，為所欲為，那麼往往會阻礙現代化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在促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作用有目共睹。不過，由于我國的法治建設和體制改革進程，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加之一些政府官員在改革過程中對自身的利益考慮過多，因而諸如嚴重的政治腐敗、政府過度幹預市場之類的現象比較普遍，已威脅到了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所以，關于政府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到底應該發揮多大的作用，在理論界一直存在争議，此時我們應該正視中國仍處于發展起點低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大國這個基本國情，既不能建立作用嚴重受限的所謂小政府，也不能建立嚴重壓抑市場的大政府，而應當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精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在此前提下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指導和協調的作用，将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有效和政府在解決市場失靈方面的有為很好地結合起來。
最後，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着自己相對獨特的文化體系，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文化是塑造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主要載體，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文化，所謂的中華認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對華夏文化的認同。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是在中華大地上展開的，絕不可能離開中華傳統文化這個根本。但是，由于中國近代以來曆史發展的曲折性，使得人們關于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到底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成為落伍者，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傳統文化拖了後腿，今天要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就應該繼續大力批判傳統文化，肅清其在中國人心中的影響，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但是，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把近代中國發展落後的原因歸罪于傳統文化，是極不負責任的輕率态度，中國要向前發展必須借助于傳統文化，甚至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要在中國恢複尊孔讀經傳統和建立儒家共和國等主張。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有一定的偏頗，因為作為中華民族的“根”與“魂”的傳統文化的内容複雜多樣，有的對現代化建設毫無疑義是阻力因素，有的對現代化建設毋庸置疑是助力因素，所以我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既應當清除那些不利于現代化建設的落後傳統文化的糟粕，也應當積極汲取那些有助于現代化建設的優秀傳統文化的營養，因為這些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深層、最基本、最持久的力量，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根基和着力點，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重要精神支撐。同時，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還需要借助于其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二者的關系猶如皮與毛的關系，制度環境好就能更好地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否則就有可能産生消極作用，所以我們的理論創新也要關注如何創建有利于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問題。
 
四、新時代的理論創新必須要積極回答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新問題
既然新時代的理論創新需要立足于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這個基礎，那麼就必須要積極回答新時代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各種新問題，因為“時代是思想之母”，時代提出的問題就是理論創新的原始起點和智慧來源。馬克思曾指出：“問題就是時代的口号，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态的最實際的呼聲。”[12]（pp289-290）這深刻地揭示了關注時代問題和回應時代需求在理論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實際上社會科學領域内的大多數理論創新和偉大著作，都是發現、研究和解決時代問題的産物。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不斷在回答時代問題中進行創新的曆史，我黨曆來的理論創新也是通過回答時代問題來推進的，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在不斷回答時代發展的問題中向前發展的。所以說，新時代的理論創新也要從時代問題中尋找理論生長點，即在把握曆史發展脈絡的基礎上，順應時代的潮流，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和解決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重大問題，進而像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産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 [13]（p109）。
新時代我們面臨着許多需要及時回答的國内和國際問題。就國内面臨的時代問題而言，伴随着改革開放向縱深方向的持續推進，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不斷凸顯，比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發展方式比較粗放，發展質量和效率仍然不高，統籌國際國内兩個大局的難度增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貪污腐敗現象還在多發，環境破壞依然嚴重，人們的理想信仰嚴重缺失，社會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等等。就國際面臨的時代問題而言，當今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出現了各種越來越突出的全球性問題，如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環境危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擴大、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等。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通過全面改革、全面創新、全面發展的方式，對“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共享”等一系列國内的時代問題，進行了創新性的回答；所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等，也是對當代國際挑戰問題的創新性回應。下面以發展方式的轉型和如何處理與國外的關系為例，來具體探讨如何創新性地回答時代之問。
首先我們的理論創新面臨着要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問題。客觀而言，中國近4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解決了發展落後的問題，但這種增長主要是依靠低成本優勢和犧牲環境取得的，即主要靠拼資源、拼優惠政策等來開拓發展空間，靠土地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來吸引外來投資。這些優勢在今天要麼是已不存在，要麼是已不可持續，而且還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分配不公等急需解決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在這種狀況下，新時代的經濟發展進入了常态化狀态，在繼續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要做好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要通過加快發展現代化大工業，将我國盡快建設成為一個真正的制造業強國，因為現代化制造業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真正強盛。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國家之所以實力強大，與它們處于制造業頂端、設計研發能力雄厚、知識産權數量衆多密切相關。中國隻有在高端制造業領域迎頭趕上，在互聯網、人工智能、萬物互聯、雲計算、5G等新産業革命中實現領先，才能實現由制造業大國到制造業強國的轉變，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由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由中國産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從而避免在發展上受制于人。
要通過經濟轉型将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制造業強國，既需要采取轉換政府職能、激發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活力、清除市場壁壘以及改善商務環境等措施，又需要推進國企國資、壟斷行業、産權保護、财稅金融、社會保障、對外開放、環境保護等關鍵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舉措都是深入到體制内部的深水區改革，需要各級政府和官員具有壯士斷腕的堅強決心，來加快改革創新和簡政放權讓利的自我革命，以便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的弊端，調整深層次的利益格局，防止各種利益集團的幹擾。原因是我們雖然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政治進步，政治生活也發生了很多可喜的變化，但也還存在着不少阻礙政治進步的問題，如錢權交易的政治腐敗。為此，除了通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來提高黨員政治覺悟，自覺抵制市場交換原則對黨内政治生活的侵蝕之外，還要從制度上确立起官商之間的明确界限，防範黨内同黨外的利益交換，從而營造起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所以，我們應當在順應人民群衆強烈要求的前提下，進行大膽的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以解決如何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和推進依法執政等各種理論與實踐問題，這既能幫助解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也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借鑒。
其次，理論創新在新時代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還要處理好中外關系的互動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虛心學習國外先進文明成果，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成就巨大，赢得了不少國外學者和官員的高度贊賞，甚至認為中國已經摸索出了一條适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并為其他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但是，中國的迅速崛起也牽動了既有國際霸權和潛在競争對手的敏感神經，使中國遭遇到了不少嚴峻的外交挑戰，甚至威脅到了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環境。例如，最近幾年争吵不休的中美貿易争端，表面上看是美國給中國産品加征關稅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涉及到了中美兩國以及中國與西方在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态等方面的競争，并與逆全球化潮流一起成為我們急需回應的新型挑戰。事實上，中西之間由于存在上述的競争，西方國家對中國市場一直設有各種經濟壁壘，如給中國貼上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标簽，指責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的不正當競争，采取各種關稅政策來打壓中國商品的出口，制定各種法令來阻撓中國企業的投資，限制中國通過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手段獲得西方的高新技術，等等。在回應上述國際發展環境深刻變化所帶來的新挑戰時，一些中國人産生了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不但号召抵制西方的工業制成品和與美國的經濟脫鈎，而且還全盤否定西方文明的價值。的确，從世界現代化發展史來看，民族主義能夠強有力地推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但是一旦失去節制而演變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時就适得其反了，因為它會妨礙一些民衆甚至官員的視野，無法正确審視自身所面臨的危機和問題，甚至會将這些危機和問題完全歸咎于國外特别是西方，從而拒絕承認世界公認的價值觀念。在這種形勢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繼續以全面開放的姿态融入世界，還是因應激進民族主義的要求關起門來獨自搞自己的現代化建設，就成為理論創新不得不直面的重大現實問題。 
誠然，由于前述獨特的國情、發展起點和曆史文化等原因，加之現代化建設又處于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既不能将自己的現代化發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的市場、資金和技術，也不能完全借用西方的理論和話語來闡釋中國豐富的現代化建設實踐，而必須要更多地在發展上依托于國内市場，要更多地運用自己的創新理論和話語來解釋自己的發展經驗。但是，這并不意味着因為我們有了一定的發展成就和發展特色，就開始目中無人，封閉自守；更不能因為與某些西方國家有發展的競争或外交上的沖突，就否定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的必要性。相反，要凝聚全體民衆的創造精神，激發全體民衆的創造活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赢得與資本主義競争中的比較優勢，既需要對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對外的全方位開放。實際上，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中國主動打開國門向世界虛心學習的曆史，我們的理論創新就得益于與世界的關系互動和思想交流，從世界各國充分汲取了現代化建設所需的智慧和營養。所以在新時代裡，我們在維護好國家主權、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的前提下，應該以更大的力度來推進對外開放，大力建設自由貿易區，不斷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不斷拆除影響世界經濟合作的市場壁壘；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化，進一步強化區域性的多邊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世界的經濟交流和技術合作，以應對美國的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要繼續吸取國外特别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文明成果，因為這些先進文明成果是不分階級和種族的人類共同精神财富，有助于提升我們的發展水平、創新能力和競争能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随着實踐發展而保持與時俱進的開放性，如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馬克思成功的關鍵在于他以一種開放的心态，對英法德三個先進國家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下發展出的各種各樣的思潮，進行了“強有力的綜合”，從而以一種連貫的方式将“不同經驗和認識結合在了一起，同時，又為從理論上解釋這些國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的差異提供了基礎”。[14]（pp4-5）因此，我們在新時代推進理論創新時，既要從中國自身的現代化建設實踐和特殊國情出發，以避免陷入頭重腳輕根底淺的抽象空談，又要以海納百川的全球化大視野，廣泛吸收國外特别是發達國家的最新理論成果。倘能如此，理論創新就能夠更好地向前推進，并最終建構起能夠解讀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的自主理論體系，徹底改變我國在國際上聲音比較小、有理說不出和說了傳不開的話語缺失困境，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綜上所述，理論創新是一個國家繁榮進步和興旺發達的重要源泉，而根據現代化實踐的發展變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大政治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發展的成功秘訣。新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理論和應該産生思想理論的偉大時代，我們一定要有敢為人先的開拓進取精神，在立足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基礎上，正視自身面臨的特殊國情，積極回答時代提出的各種新問題，不懈地進行理論探索和理論創新，以滿足人民群衆的理論需求，指導我國壯麗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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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作者簡介：王文章（1963-），男，四川開江人，beat365官方网站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現代化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文章來源：《中共甯波市委黨校學報》 2021年第1期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