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壇

陳培永： 國家制度、國家能力與民衆信任的關系考量 ——駁福山的“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效決定因素論”

摘 要： 福山認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與國家體制、國家制度關系不大，而是取決于國家能力與民衆信任，此觀點值得我們認真回應。國家制度與國家能力不可能是完全分開的，國家制度是國家能力發揮的重要保障；國家能力在關鍵時刻發揮出來，背後一定有國家制度的支撐。民衆對政府的信任是保障疫情應對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民衆信任程度高的國家更容易成功應對疫情，這本身也應該被看作國家能力的構成部分。但把應對疫情失敗僅僅歸結為信任程度因素，則會遮蔽國家制度與國家能力本身存在的問題。福山的反思和訴求注定難以推動西方制度的變革，但卻有利于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中國在國家制度、國家能力、民衆信任方面的優勢。

關鍵詞:  福山; 新冠肺炎疫情; 國家制度; 國家能力; 民衆信任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名字對于中國學界來說并不陌生，他于1991年出版的《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在國内無疑是學術暢銷書，書中基本觀點被引用次數之多令人不可思議，已然呈現出“曆史終結論”引用泛濫的迹象。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現象，原因之一是福山在蘇聯解體的背景下宣告曆史将終結于以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為内核的西方制度（這點可以用來批判他的傲慢）；原因之二是在此書之後他對中國制度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認同，給人感覺他已經改變了自己原來的觀點（這點可以用來說“連福山都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問題是，福山真正改變自己的觀點，重新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了嗎？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後，福山發表了若幹篇文章①，提出了“應對新冠病毒與國家體制關系不大，而是取決于國家能力與民衆信任”的觀點。閱讀福山的這些文章，回應他的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效論，有利于我們更準确地把握他的立場、問題及缺陷，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們在疫情之下更深入地思考國家制度、國家能力與民衆信任之間的關系。

 

一、應對疫情成效與國家制度無關？
福山說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與體制無關，即與國家是自由民主國家還是非自由民主國家無關。在他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論述中，這一點是作為不可置疑的前提條件的，而就是這一點，我們本身就應該提出質疑。在今天的社會背景下，對不同國家還進行如此劃分，把少數歐美國家看作自由民主國家并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排除出去，本身就是戴着制度的“有色眼鏡”的，本身就是有先天缺陷的。需要說明的是，福山對國家體制與國家制度也沒有進行區分，“自由民主國家”在他這裡，既可以作為國家體制，也可以指代國家制度。
在這個設定基礎上，福山必須得承認一個客觀事實：在他看來代表“好”制度的美國在抗疫中的表現是糟糕的，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而在他看來代表“壞”制度的中國卻取得了抗疫的成功。這一點顯然是福山主觀上不想承認但又必須承認的，所以他在承認中國做得好的時候，總是要補充上一些中國本可以表現得更好，還可以更成功之類的話，比如中國提供的數據可以更透明，應避免使病毒傳播到領土外等。這顯然還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批評，也表現出他的理論建構的情感傾向。
擁有“好”的制度的美國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時為什麼表現得如此糟糕？反倒是一個在他看來制度“落後”的國家卻取得了成功？福山的解釋是，政體類型與應對疫情的效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不應簡單地将集權政體置于一邊，而将民主政體置于另一邊。相反，将會出現一些高效的集權政體，與另外一些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集權政體。民主國家之間也會面臨類似的差異(盡管可能較小)”②。也就是說，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與政體類型、國家制度是無關的。國家的效能、政府的績效，具體說能否有效應對新冠危機，并不取決于政體，既不取決于集權政體或是民主政體，也不取決于自由民主或是專制集權的國家制度。擁有“好”的民主制度的國家，也可能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擁有“壞”的集權政體的國家，也可能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功。他的例證是，在民主政體中，有些國家表現很好，如韓國、德國和北歐國家；有些要糟得多，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盡管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美國表現糟糕，但韓國和德國等這些民主國家在應對危機方面取得了成功。反過來說，雖然中國取得了成功，但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專制政權的國家則受到疫情重創。中國一個國家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專制政體在應對疫情時有比民主國家更大的優勢。
一個國家應對疫情成功與否，與國家制度、體制無關，這就意味着，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雖然不成功，但不能證明它的制度有問題，甚至還可以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還是好的。從這裡我們能看到，福山宣稱應對疫情要破除唯體制論所暗含的一個目的或可推導出來的觀點，就是不要因為這次疫情應對的糟糕表現，就懷疑美國的國家制度有問題。通過這項操作，福山就為美國的國家制度進行了“無罪辯護”，保全了美國國家制度的名聲。他為國家制度開脫了，免去了國家制度的責任。這與大衛·哈維、齊澤克、南希、巴丢、巴特勒這樣的左翼思想家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西方制度本身的問題相比較，顯然是不同的立場。
按照福山的邏輯，中國抗疫成功，也不能說中國的國家制度好。也就是說，美國應對新冠危機如此糟糕，中國應對新冠危機比較成功，也不妨礙美國的制度就是比中國優越。這可真是制度的“迷之自信”和對美國制度的“絕妙論證”。我們應該明白，一個國家的抗疫成效與國家制度是分不開的，應對新冠危機一定意義上說是對國家制度優劣與否的一次檢驗。把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效與制度、體制劃分開來，認為其與制度、體制無關，要麼是頭腦模糊，要麼是故意為之。
還要追問的是，如果連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效都不能評價制度好壞，那評價制度好壞、優劣的标準是什麼？是制度本身以及建立在這套制度之上的理論話語嗎？長期以來，西方總是以自己取得的成就來論證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而現在當中國取得長足進步，在應對疫情上獲得成功，可以作為自己制度優越性的有力論證之時，福山卻宣布“不以成敗論制度”了。在福山這裡，早已貼上的“民主還是專制”的标簽已然成為評價制度的标準了：即使中國如何進步與發展，取得何種程度的成效，還是改變不了被貼上的不民主的标簽；即使美國做得如何糟糕，也改變不了它制度的先天優越性。因此，我們切不可認為福山擺脫了制度偏見，非但沒有，而且這種制度偏見已經深深嵌入其頭腦中了，即使面對已經明顯出現的問題，他還固守着西方制度代表着曆史一尊，作為終結性制度的觀點。
先認定制度優劣再去審視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效的因素，還是先審視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狀況再去評價制度優劣，哪一種進路更有說服力？答案當然是後者，而福山選擇的卻是前者。我們可以假定福山沒有故意為之，但他選擇的進路還是暴露出他固有的一直未變的偏見。我們有必要讓他重新确立的觀念，也是我們很多人需要堅信的觀念是，中國和美國根本不是所謂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乃至專制威權國家的區分，而隻是不同民主類型國家的區分。中國是民主國家，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式民主已經顯示出其優越性，而那些自诩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個别國家則更多讓人看到了其虛僞的一面，再以自由民主國家自居而去批評其他國家不自由不民主，隻會讓人徒增反感。
 
二、國家制度與國家能力能完全分開嗎？
既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與國家制度關系不大，那麼與什麼因素關系大呢？福山的答案是“國家能力”。任何一套現有的法律或規則都不可能預見到各國将面臨的一切快速變化的新情況，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将自由裁量權下放給行政部門，尤其是在危機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上層人士的能力和他們的判斷，将決定最終的結果。道理很簡單，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來落實，在平時就要将自由裁量權下放給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政府的上層人士。在危機暴發的時期，制度、法律、規則是不能直接發揮作用的，這個時候考驗的是國家對公共衛生和緊急情況的反應能力，是政府在諸如隔離和救助等專業問題上能否做出科學的、有實效的決策，是國家是否擁有足夠數量的衛生工作者、應急人員來執行任務，是否有足夠多的醫用資源、基礎設施等。
福山所指的國家能力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國家的整體實力，包括基礎設施、現有資源，以及擁有的衛生工作者、應急人員的數量等；另一方面是指代表國家的政府能力，包括政府工作人員和醫療部門相關人員的能力，尤其是一個國家領導人（在美國就是總統）的領導能力。
按說，福山應該就此引導讀者去關注國家能力的問題，将國家制度淡出分析的視野了。但他并不如此，而是強調所有的現代國家實際上都有一個強大的行政部門，因為它們需要這種強大力量在必要時集中有效地發揮作用，維持公共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因而在這方面，福山認為, 自由民主國家與專制集權國家并無差别，不要認為專制國家才有這種強大的行政力量。
而且，如果偏要說自由民主國家與專制集權國家在這方面有區别的話，那區别也隻體現在是否能夠約束行政力量。“自由民主與集權政體的區别在于，它平衡了國家權力與約束機制（即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之間的關系。但主要權力機構（行政部門）和主要約束機構(法院和立法機關)之間的平衡點在不同的民主國家之間、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都是不同的”③。言外之意是：不同的民主國家都會取得權力機構和約束機構的平衡點，雖然尋求平衡的時間節點不同；而集權國家是不能尋求到平衡的，因為其國家權力本來就不受民主、法治約束；而且，自由民主制度的優勢能夠保證危機到來時賦予權力機構更多自由權，危機過後權力機構就會将權力交還給社會。在他看來，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就是平衡點取得好的國家，而像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立法機關經常授予總統緊急權力，但總統在緊急狀态結束後，仍會繼續保留這些權力并成為獨裁者。
可以看到，雖已進入到國家能力的議題，福山還是在為他心中的民主國家的制度進行辯護。他還是相信，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制度決定了在必要時能夠産生巨量的國家能力，而且能夠保障這樣的國家能力不會擺脫民主法治的約束。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一開始可能行動遲緩（可惜的是這個開始時間太久），而一旦加快速度，它就能趕上包括中國在内的大多數政府的效能。美國政府可以汲取和采用來自公民社會的思想和信息，似乎中國就做不到這一點，而實際上中國恰恰也靠這一點取得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
可以階段性總結出福山的邏輯：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不明顯，國家制度沒有問題，國家能力也沒有問題，問題隻是在于國家能力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而一時的國家能力沒有發揮出來，不代表國家能力本身不行，更不能說明國家制度本身不優越。福山此邏輯的悖謬恰恰也就體現了出來:一方面說國家制度起不到多大作用，國家能力更重要；另一方面又說自由民主的國家制度有利于國家能力的更好發揮。反正結論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國家制度、國家能力實際上都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其國家制度也确保了國家能力的發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敗隻是暫時的，與自由民主國家制度的好壞、國家能力的強弱都無關。
而福山的論證實際上恰恰說明，一個國家的國家制度與國家能力是不可能完全無關的。如果說一個國家制度好就是國家能力不強；一個國家制度不好但國家能力強，那麼這種邏輯行得通嗎？新冠肺炎疫情來了，明明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就是應對不好，這僅僅是國家能力沒有及時發揮出來的問題嗎？明明别的國家已經取得成功，卻隻承認其國家能力不承認其背後的國家制度支撐，這不是一葉障目嗎？
國家能力強，在關鍵時刻能夠發揮和展現出來，背後一定有國家體制、國家制度的支撐。國家能力強，本身就是國家體制優越、國家制度好的一個标準。判斷國家制度優劣的标準，也應包括在重大事件出現時國家能力是否具備并及時發揮出來，能否真正解決問題。國家能力不僅包括經濟、軍事等國家硬實力，還應包括作為軟實力的國家制度。如果沒有國家制度提供的前提，應對疫情的國家能力也無法展示出來，國家制度好壞、完善與否本身對國家能力就有重大影響。在抗疫成效、國家能力發揮與一個國家體制無關的前提設定下，就把這個國家的體制、制度問題給否定了，在本來已經明顯抗疫失敗的狀況下還要論證國家體制、國家制度的優越，這種邏輯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就是非科學的、經不起推敲的論證方式。
 
三、一切都是沒有建立起“信任”的問題？
既然國家制度優越、國家能力強大，那為何美國應對疫情失敗了呢？福山給出的最終理由是“信任”問題。福山所謂的信任是指一個國家的民衆對這個國家的政府的自覺的信任（在疫情期間也包括對有公衆影響力的醫學專家的信任），信任政府具有專業知識、技術和能力做出最好判斷，信任國家的領導者（在美國的體系中就是總統）能夠發揮好領導作用。在他看來，決定世界各國在抗擊疫情方面取得成功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一個是國家能力，另一個就是信任。決定因素不是政體的類型，而是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對領導人的信任。言外之意，信任甚至比國家能力還要重要。因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緊急狀态，民主國家會把緊急權力下放給行政部門，以應對快速變化的威脅。而一旦将權力下放給行政部門，民衆對行政人員的信任就會變得非常關鍵，信任就成為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福山這裡，不同國家的信任程度有高低之分，而且信任程度高低與國家制度并無必然關系。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如果不是靠國家權力強制執法，而是靠民衆自覺守法來執行國家的意志，那這樣的國家就是信任程度高的國家；如果主要靠國家強制執法而不是靠民衆自覺支持，那這樣的國家就是信任程度低的國家。不難得出這個結論：信任程度高的國家當然更容易成功應對疫情。福山再一次舉了德國和韓國的例子，認為它們是信任程度高的民主國家，所以也取得了應對疫情的好的結果。從福山的理論邏輯中不難讀出他對中國的含沙射影。他實際上認為，中國應對疫情的成功并不是靠民衆自覺的信任得來的，而是建立在迫于國家權威的強制服從的基礎之上。
這個觀點并不新鮮，早在1995年出版的《信任》一書中，他就直接表達過，中國的“信任”因局限于血緣關系、受制于家庭關系而隻是“低信任度社會”，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因超越了家庭關系而“普遍存在高度的社會信任”。“在美國，家庭關系常常要服從更大社會群體的要求。事實上，在種族共同體以外，親戚關系在美國不過是促進社會性的一個較小因素，因為美國社會存在許多其他通往共同體的橋梁。美國孩子不斷受到宗教團體、教會、學會、大學、軍隊或公司的吸引而走出家庭，融入社會中。在中國，每個家庭像是一個獨立的單元，而與之對比，在美國曆史上，更為廣泛的共同體擁有更大的權威”[1]。
在之後的《大斷裂》一書中，福山再一次強調了這一觀點：“由于儒教文化強調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主要面向的是家庭，故其信任半徑常常限于家庭或家族群體。在傳統中國，一個孩子沒有義務向警察供出自己作奸犯科的父親；對家的責任超過了對國家的責任。這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很強的合作性聯結，而在無法證明彼此存在血緣關系的陌生人之間則相對缺乏信任。”[2]甚至可以說，福山的所有理論都基于這樣一個前提：無論以哪個标準來衡量，中國都是不可能與美國匹敵的，在信任問題上也是如此，中國民衆對國家的信任就是低于美國民衆對國家的信任。
可惜的是，福山的理論被事實所擊敗。他看好的高信任度的美國，在這次疫情中并沒有展現出來高信任度的社會狀況。人們不僅沒有自覺支持并遵守抗疫的必要舉措（比如自覺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反而為了維護個人自由走上街頭集會遊行，抵制戴口罩、居家隔離等科學舉措。反觀中國，民衆表現出了對政府非常高的信任度。民衆非常相信也堅定支持政府應對疫情的各種舉措，即使這些舉措在人們看來需要暫時地讓渡民衆的自由權、隐私權，但大家依然願意作出一定的犧牲和讓步。福山低估了甚至根本沒有認識清楚中國政府與中國民衆的信任關系，盡管在正常狀态下，甚至在抗疫過程中，民衆會對政府權能的表現不佳有所不滿，但在大災大難、大是大非面前，中國民衆總是能夠建立起來對政府必要的信任，從而形成團結合作的力量。這種信任力和凝聚力，再加上中國制度的優勢，無疑是中國抗疫成功的關鍵因素。
面對美國應對疫情的失敗，福山宣稱，信任依舊是一個國家抗疫成功的關鍵因素，而不幸的是，這種信任正是美國今天所缺少的。不過，在他看來，這種信任的缺乏不是源自于美國制度、國家能力，而是由于特朗普總統個人。當前美國社會之所以缺乏信任，根源在于總統個人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需要的團結和集體精神，沒能建立起民衆對他的信任，在于總統個人一直否認這場疫情，為保持聲望而故意淡化疫情。正因為他拒絕采取必要的行動，緻使整個國家走向了災難。
要看到的是，在發表于中國的《經濟觀察報》的一篇訪談中，福山雖然還是強調信任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但對他自己的信任理論也進行了修正。他指出：“信任本身并不一定必然是好事情，如果你信任無能的人、對自己在做什麼沒數的人、懷有不良動機的人，那都隻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所以我認為信任的恰當形式應該是基于對于運營管理政府的人了解，對他們在做什麼有信心——基于專業知識、教育、完成事情的能力。如果政府做到這些，公衆就會信任。”④他又一次舉韓國的例子，認為韓國任命了公衆健康領域的專家來組織疫情抗擊工作。韓國公衆對于韓國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走高，人民看到他們能勝任，因而以選票回報了他們，執政黨社會自由民主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
言下之意，福山認為美國應對疫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總統個人能力不佳，而不是美國制度、能力本身有問題。福山通過“制度—能力—信任”的這套邏輯分析，通過對信任這一要素的強調，把整個國家抗疫不力的責任全都歸咎于總統一個人。按照這個邏輯，隻要解決了總統個人的問題，民衆就能重建信任，國家就能發揮出能力，就能彰顯國家制度的優勢。要相信民衆的信任，相信民衆會通過選舉的方式重新選擇總統，新的國家領導人會赢得民衆的信任。也就是說，盡管美國現在的民衆信任是有問題的，但信任一定會随着領導人的更換而得以重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福山寄希望于選舉來擺脫美國抗疫困境的思路。
馬克思曾經表達過一個觀點，完全可以用來回應福山：“虛僞自由主義的手法通常總是這樣的：在被迫讓步時，它就犧牲個人這個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這樣就會轉移從表面看問題的公衆的注意力。”[3]美國疫情感染人數“一騎絕塵”、抗疫成效不如人意，總統個人于此絕對難逃幹系，但若是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一人，也是不客觀的。福山的最終結論是，美國的國家制度沒問題、國家能力也沒問題，甚至美國民衆的信任也沒問題，就是這一屆總統有問題，這一屆政府有問題。然而他恰恰忘掉的就是，總統正是通過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被選舉出來的。
實際上，這種論證方式及其結論在西方國家是“主流觀點”。曆屆總統、曆屆政府都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都可以被随意調侃和批判，唯獨制度本身沒有問題，這是西方國家的“政治正确”。遇到再大的事情，不去反思制度本身，還堅信他們的制度是自由民主的，是最好的制度，已經成為政治方面的集體無意識了。隻要冷靜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個邏輯根本經不起推敲。如果國家制度、國家能力、公民信任都兼備了，都是最好的，一個總統、一屆政府卻可以輕而易舉地使這個國家在面對疫情重大考驗時潰敗，根本無法采取有效措施來解決困境，甚至隻能置一些民衆的生命安全于不顧，那還能說這個制度完善完美嗎？這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制度有漏洞，這個制度已經帶來了整個社會的困境。
我們并不否認信任的重要，國家能力的大小與民衆的信任密切相關。公民的信任度越高，國家能力就越容易、越能夠更好地發揮出來。如果沒有民衆的信任，國家能力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一定會大打折扣，甚至根本無法發揮作用。民衆的信任确實是保障應對疫情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它本身也應該被看作是國家能力的構成部分。但把應對疫情失敗歸結為信任問題，就會遮蔽國家制度與國家能力本身的問題。福山的這種反思無助于進入到對更深層次問題的反思，他隐隐約約地還是“曆史的終結論”者，還是認定自由民主制度在今天雖遇到挑戰但還是代表着未來。他否認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已經走向困境，不願意承認它需要根本的變革。
 
四、結論：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碰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失敗這樣的事件，應該深入到國家制度本身的反思中，而不應急于将其與國家制度劃清界限，進而将原因僅僅歸結為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問題。福山在2020年5月份發表在“美國利益”網站的《美國政治衰敗的代價》（The Wag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一文中，對美國的制度、體制問題進行了反思，對美國應該解決的問題、應該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這種反思和思考，實際上就推翻了他原先建構出來的分析應對疫情成效的理論框架，盡管他還是沒有公開承認應對疫情成效與國家制度有關，但已經主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應破除“唯體制論”。
福山指出，要理性應對這場危機，就得把當前的領導團隊換成更負責任、更讓人放心的領導團隊，隻有這樣，長期政策改革的形勢才可能會明朗起來。建立真正的全民醫療體系，改革選舉制度的不平等，以此來應對未來的危機。但他看到的前景不容樂觀，因為美國制度的問題根深蒂固。一是美國的制衡制度失衡問題，即權力分散，在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不同級别（聯邦、州和地方）之間廣泛分配權力。這些對權力的制約機制使得出現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最日常的決策都變得非常困難。二是高度的政治極端化問題，包括尖銳的黨派分歧、白人選民與少數族裔的對立，以及大城市群和更多農村地區的分裂等。簡單說，一個就是權力分散、制衡過度，無法集中力量；另一個就是社會分裂、對抗加劇，無法團結起來⑤。
福山感歎的是，這種極化在快速加劇，絲毫沒有減弱的迹象。本來這場新冠病毒帶來的大流行可以使美國抛開分歧，團結起來，結果它卻使美國社會的分歧更加明顯，而且随着危機的發展，極化還會不斷加深。從文章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明顯看出福山的悲觀态度。要知道，這篇文章寫作時，美國還沒有暴發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帶來的大規模遊行示威，這倒可以算是福山的一個預見。
如何擺脫這種失衡和極化？在法國《觀點周刊》對福山的訪談中，能夠讀出他有要借鑒中國經驗的想法。《觀點周刊》提出的問題是：雖然中國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質疑，但中國難道不是再次證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福山的回答是：“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幹預和準資本主義的混合體。”⑥且不論他對中國模式的概括是否正确，至少我們能夠看出他承認了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而最讓他感興趣的則是“國家幹預”。
在這次訪談中，福山還針對有人批判他持新自由主義觀點而進行了辯解。他指出，他雖然描述了一個體系的絕對地位，但不一定贊同該體系的價值觀，尤其是他不贊同将國家視為主要敵人。“相反，我認為如今我們看到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彗星尾巴，它已經死了，我們将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财産的尊重，以及通過幹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的國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⑦。福山的結論就是，不能抛棄自由主義模式，但必須抛棄敵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應該尋求“一個強大的國家”，追求“國家幹預”的“高效的國家”，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和國家幹預之間的平衡”。福山看到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力量的重要性，這個觀點其實也是福山長期以來一直主張的觀點。在《國家構建》這本書中，福山就強調，軟弱或失敗的國家是世界上很多最嚴重問題的根源，“國家且隻有國家能夠做到的，就是集體地、有目的地部署合法的權力。無論在國内強制執行法治還是在國際上維護世界秩序，這股力量都是必需的”[4]。
要知道，西方主流意識形态一直批判的恰恰是強大的國家力量，是國家對經濟社會的幹預。在其固有觀念中，一直強調的是弱國家、小政府、有限政府，而其批判中國最多的地方恰恰也就是強國家、大政府、無限政府。西方國家的這種政治追求近乎走向極端，為了限制約束政府、規制國家權力，可以不去解決社會問題，不去滿足國民期待。福山也曾指出這一點，“如果說新興和老牌的民主國家都面臨一個難題，那就是未能提供國民所期待的實質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經濟增長和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即實現個人機會所必需的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關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奪型國家的權力，卻沒有花更多時間來考慮實施有效的治理”[5]。
福山的主張顯然已經深入到對西方制度的反思，已經看到西方制度的問題。但是，要在西方徹底改變這一觀念，絕非易事。西方主流意識形态長期所奉行的“政府是必要的惡”“一旦政府幹預就不是自由市場，就必然侵犯人權和自由權”等論調，已經深入人心。這是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要确保資本邏輯的主導地位是一緻的。資本作為社會的主導力量，它必然要讓國家權力為其讓路，必然要求有足夠空間和機會來操控政治、主宰權力，很難容許一個強大的國家力量建構。新自由主義的完全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正是資本力量進入并主宰一切領域所需要的，而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會對資本力量帶來約束規制，這也正是新自由主義能夠被推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福山的反思和訴求也許注定很難推動西方制度的變革，但卻能夠使我們更加堅定對中國制度的信心，有利于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中國在國家制度、國家能力、民衆信任方面的優勢。相對于西方而言，中國制度設計确保了強大的國家力量，而且這種設計符合大部分民衆的期望。我們并不是很關心（當然也關心，隻是相對來說）政府是小政府還是大政府、是弱政府還是強政府、是有限政府還是全權政府，而更關心政府是好政府還是壞政府，這才是中國制度設計應該繼續堅持的原則。我們接下來需要努力的方向是，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塑造強大的好政府，在已有強大國家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并進一步增強執政黨和人民群衆的溝通與聯系，始終赢得民衆對執政黨和國家的信任。

 
注釋: ① 2020年3月，福山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The Thing That Determines a Country’s Resistance to the Coronavirus”一文，中譯文《應對新冠危機，亟須破除“唯體制論”！》，見“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4月1日推文。4月，福山接受了法國《觀點周刊》（Le Point）訪談，訪談名為“Nous allons revenir à un libéralisme des années 1950-1960”，中譯文《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難以被複制》，見“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4月19日推文。5月，福山又在“美國利益”網站發表“The Wag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一文，中譯文《我們本應該更團結，但卻走向了極化分裂》，見“觀察者網”微信公衆号5月18日推文；在中國的《經濟觀察報》上，福山還有一篇訪談——《危險遠遠多于機遇——弗朗西斯·福山談新冠肺炎疫情》，見“經濟觀察網”（http://www.eeo.com.cn/2020/0511/383365.shtml）。6月，福山于《外交事務》雜志發表了文章“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It Takes a State”，中譯文《新冠肺炎疫情後，法西斯回歸還是民主重生？》，見“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6月13日推文。
② 參見弗朗西斯·福山：《應對新冠危機，亟須破除“唯體制論”！》，朵悅譯，“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4月1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8NmH0uMBpG5ZRYV9UzodIA，最後訪問時間：2020-06-09。
③ 參見弗朗西斯·福山：《應對新冠危機，亟須破除“唯體制論”！》，朵悅譯，“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4月1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8NmH0uMBpG5ZRYV9UzodIA，最後訪問時間：2020-06-09。
④ 參見：《危險遠遠多于機遇——弗朗西斯·福山談新冠肺炎疫情》.經濟觀察網，http://www.eeo.com.cn/2020/0511/383365.shtml
⑤ 參見弗朗西斯·福山：《我們本應該更團結，但卻走向了極化分裂》。觀察者網，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5_18_550714.shtml，2020-06-09。
⑥ 參見弗朗西斯·福山：《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難以被複制》。“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4月19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BNtDHeDL9_lah98EdnH0Wg，2020-06-09。
⑦ 參見弗朗西斯·福山：《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難以被複制》。“法意讀書”微信公衆号4月19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BNtDHeDL9_lah98EdnH0Wg，2020-06-09。
 
參考文獻
[1]弗朗西斯·福山.信任: 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M].郭華, 譯.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262.
[2]弗朗西斯·福山.大斷裂: 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M].唐磊, 譯.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244.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09.
[4]弗朗西斯·福山.國家構建: 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M].郭華, 譯.上海: 學林出版社, 2017: 128.
[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毛俊傑, 譯.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497.

作者簡介：陳培永，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