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由于技術和産業周期，尤其是全球經濟下行及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企業面臨着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和轉型的火山三座大山，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方式、經濟增長動力都面臨着轉變與調整。當前主要的挑戰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科技創新和産業轉型升級的挑戰。科技是第一生産力，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正在日益向依賴科技進步方面轉變。目前，科技進步貢獻率已經達到60%。從全球技術革命的視角來看，以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興起，我們沒有搭上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列車，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基本上擦邊而過，這一次科技革命中國深深參與其中，在某些領域甚至是引領者。但是，我國存在的大量的中小微企業仍然是傳統企業，資金門檻和技術門檻低，還遠沒有形成品牌與核心競争力，中小微企業也很少進行科技研發活動，一是沒有技術研發的人才、資金及其它條件，大型企業技術研發的條件具備，但是企業普遍對研發的投入不足，重視程度不夠，還是将目光集中在短期盈利賺錢的項目上來，重市場輕科研現象突出。當然也不乏像華為這樣的科技民營企業重視科技研發，甚至将銷售額的15%進行研發活動，從長遠來看獲得了持續增長的動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當前民營企業面臨三座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企業進行科技創新和産業轉型升級是好事，但是這個轉型是一個不确定的過程，伴随着大量的投入、失敗，這對于所有企業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創新型國家有20個左右，包括美國、日本、芬蘭、以色列、韓國等。創新型國家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在70%以上，中國目前科技進步貢獻率在60%，還有一定的差距。創新型國家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比如，美國的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約為2.8%，而以色列和韓國的研發費用占GDP比重更是高達4.5%。中國2019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21737億元，占GDP的比是2.19%。
二是人口紅利面臨的挑戰。人是生産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随着産業結構的轉變，我國第三産業在GDP中的占比接近54%，一個以人力資本為主的時代已經到來。人口的數量和人口的質量以及人口的布局等等，都會深深影響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人不僅僅通過生産勞動創造物質财富，提供了人們消費的各種使用價值，同時，一切生産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人的消費。消費需求将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低成本的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要素資源，在經濟飛速成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面臨着新挑戰，一方面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已經不複存在。對于中低端的小微企業而言，沒有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各種成本的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已經成為其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另外一方面，新人力資本需要新的激勵模式的推動。新生代的擇業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就業的主體是80或者90後，他們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他們的擇業有新的特點，中低端産業和傳統企業吸引不住他們，他們在選擇就業時除了經濟收入上的考量外，更多的是自身價值能否實現的考量？所選擇的行業、企業未來發展的考慮？自己在這個行業和企業中能夠學到什麼、掌握什麼技能和經驗、獲得什麼資源和平台等的考慮？除了固定的工資性收入，還要考慮有沒有股權激勵、期權激勵或者其它福利待遇？因此，如何激活中國的新人口紅利是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大任務。
中國還存在着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的勞動力人口（15歲和59歲之間的人口）占比已經在2010年達到了拐點，意味着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開始消退。另一方面，60歲以上人口占比卻在不斷提升，2019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經到了18.1%,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12.6%，這意味着人口老齡化将成為人口問題的另一個嚴重挑戰。
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0%，但是，随着精準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标的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實施，城鄉差距不斷縮小，未來的城鎮化率提升速度或許會減慢。中國作為14億人的人口大國，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因此當地發展産業吸引當地就業也是一種路徑選擇。今天的“新農人”也未必一定離家離鄉外出打工，而是開始選擇在家鄉創業，英國、美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都超過了80%，日本的城鎮化率甚至超過了90%，未來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城鎮化率能夠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至少80%，城鄉一體化的目标得以實現。
三是宏觀經濟下行導緻的金融風險挑戰。2019年全年我國實體經濟杠杆率為245.4%，比2018年上升了6.1個百分點。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一個方面就是債務規模的快速增長。2019中國企業500強的平均資産負債率為83.78%，2019年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産負債率為65.1%，國有企業資産負債率63.9%。中國的銀行體系面臨着企業财務杠杆快速上升的風險，中小商業銀行也面臨着巨大的金融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帶來的銀行不良資産率的上升，2019年以恒豐銀行等為代表的中小商業銀行出現了重大信用風險為代表，顯示了我國金融風險不可小觑。地方政府的債務也不斷累積，政府部門杠杆率從2018年的36.2%升至2019年末的38.3%，國債規模為16.7萬億元，與GDP之比為16.8%。地方債2019年底已達21.1萬億元，在政府債券中占有最大規模。由于經濟下行風險，我們不斷采取積極的财政政策，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财政收入由于經濟下滑缺口較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增發債券或者貸款等方式來彌補資金的不足，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岌岌可危。這一系列的政府和企業債務杠杆水平的提高，将對銀行體系整體資産質量造成嚴重挑戰。尤其是全球性的經濟增長下行，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在2020年将會是負增長，企業普遍的經營困難，營收和利潤下滑，現金流不足，進一步導緻企業還本付息困難。此時，企業的杠杆率越高，财務風險就越大，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是經濟全球化模式重塑的挑戰。一方面是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經過幾十年的演變，亟需進一步重塑。美國依然是唯一超級大國，日本的經濟實力進一步衰退，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經濟上已經自顧不暇，歐盟随着英國的脫歐，加上許多歐洲國家發生了主權債務危機，歐盟作為一個經濟聯盟的整體實力和凝聚力都受到較大打擊，國際地位已經大大下降了。中國尤其是自2010年以來經濟上上升為世界第二位，中國的崛起日益改變着國際經濟格局，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需要重塑。中國的崛起是伴随着貿易的崛起，得益于加入WTO以及全球化的大浪潮。但近年來，随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全球中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日益改變着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着“自由主義”的旗号，為了本國少數精英集團的利益，試圖在維護舊的國際經濟模式的基礎上，通過修改國際規則，更加有利于本國精英階層的利益，不斷打壓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實力的提升，采取全球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行動。雖然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但是全球化進程中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興起，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措施的實施，使得我們的對外開放紅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并将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産生負面影響。這些所謂的“逆全球化”背後的本質仍然是金融資本利益集團的訴求，是資本主義少數精英階層轉移國内矛盾奪取政治統治的訴求的結果。另一方面就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當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确診人數已經超過千萬人，而且還沒有減緩的趨勢。疫情的影響是深遠的、巨大的。疫情直接導緻的就是經濟停滞，經濟增長下滑并出現負增長。全球經濟出現了五個“潮”：破産潮、訂單取消潮、失業潮、斷鍊潮和放水潮，全球化的進程更是受到直接的阻斷。這勢必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全球的經濟貿易投資産生深遠的影響，未來的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即将不斷調整，經濟全球化的模式将會重新營造。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立足和合作互赢，将會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格局帶來新考驗。
經濟出現了下行和巨變，企業面臨困難甚至大量停工停産時，企業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命，讓大多數企業活着。政府開出的最主要的兩副藥方就是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通過補貼、輸血等積極的施救措施，給經濟輸送上活下去的氧氣和急需的血液，然後通過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讓經濟慢慢地回複到正常軌道，甚至在危機中找到新的增長模式，企業經過危機後找到發展的新突破口，實現創新發展。
财政政策是政府調控經濟的一個重要工具和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技術創新、投資的變化、供求規律以及其它各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中也存在着周期性波動，當經濟增長過熱而導緻泡沫或者經濟下行疲軟脆弱時，就需要國家出手進行逆周期性的操作。目前全球性經濟下行，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這就要求财政政策要積極有為，采取擴張性的财政政策推動和助力經濟增長。擴張性的财政一方面是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增加政府采購和轉移性支付，政府出資實施舉辦公共工程，增加對民間的補貼等措施；另一方面就是減少政府的收入，讓利于民，讓利于企。主要就是減少稅收和降低繳費，改變收入的分配模式，讓個人和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自今年疫情爆發以來，導緻一季度經濟增長是負的6.8%，上半年經濟仍然是負增長。經濟的大幅度下行，導緻企業生産經營遭受重創，我國政府迅速采取了積極的财政政策。
一是減稅降費并舉，讓利于民。例如在202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要堅決把減稅降費政策落到企業，留得青山，赢得未來。
二是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和實施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政策。這直接減輕中小微企業負擔，降低了運行成本，有助于提升中小微企業抗風險的能力。
三是加大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障。例如2020年兩會上指出，2020年對低收入人員實行社保費自願緩繳政策,涉及就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部取消。
四是提高地方财政留用比，增加轉移支付。這是針對地方政府财政困難，發展地方經濟捉襟見肘，中央政府加大向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共渡難關。
五是合理支持債券發行，擴大專項債券的規模。積極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2020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規模比2019年增加１萬億元,同時發行１萬億元抗疫特别國債。
在資金投向上，更加體現疫情防控需要和投資領域需求變化。在重點用于交通基礎設施、能源項目、農林水利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基礎上， 特别是加快5G網絡、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上述積極有為的财政政策可謂立竿見影，直接對社會的生産、生活産生積極影響。這些積極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對應了企業的亟需，在減稅降費降低企業運行成本方面直接發揮了作用，讓企業在困難時期得到休養生息，獲得生存的空間，盡量讓衆多的小微企業得以存活；另一方面從未來發展上，财政性支持的基礎設施和新基建都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在經濟環境不好的情況之下，政府投資不斷帶動社會投資，并為市場各類主體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也是積極有為的财政政策發揮的應有作用。當然，積極有為的财政政策并不是說沒有一點缺點，财政政策的一個問題就是上面提到的可能存在的“擠出效應”，一個方面是對民間投資的大幅度擠出，一個方面是政府投資可能存在的無效率，爛尾工程等等，這就需要我們在執行财政政策時特别注意不能把财政資金看做是免費的午餐，拿到了就可以花了，要做好預算，做到精準投放。财政資金也要計算投資收益，隻不過這個收益要從長遠收益算，要從經濟收益和社會收益等多角度去算。财政投資最好能起到“擠入效應”，能夠帶動社會資本的投資熱情，帶動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貨币政策主要是在央行的領導下，采取的對貨币供給和利率水平加以調控和引導，從而影響市場的投資、消費等生産和生活，最終對經濟增長産生影響。力圖增加貨币供給量和降低利率水平的政策，我們稱之為積極的或者擴張性的貨币政策，反之，減少貨币供給量和提高利率水平的政策我們稱之為緊縮性的貨币政策。當經濟出現衰退和下行時，央行通常會趨向于采用擴張性的貨币政策，增加信貸資金的來源，降低企業的利息負擔，刺激經濟的增長。
目前，面對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下行的現象，我們采取了穩健的貨币政策，穩健之中靈活有度，實際上是偏寬松一些的貨币政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措施上：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貨币政策要綜合運用降準降息、再貸款等手段,引導廣義貨币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明顯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币政策工具,務必推動企業便利獲得貸款,推動利率持續下行，這很明顯的體現了相對擴張性的貨币政策取向。具體的措施如下：
一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2020年金融市場開市以後提供了1.7萬億元的短期流動性。 據統計，一季度銀行業各項貸款新增近7萬億元，同比多增1.18億元，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發展。
二是提供再貸款再貼現精準支持。例如設立3000億元防疫專項再貸款，一半以上投向中小微企業。
三是引導貸款利率下行。截止到5月底，2020年以來累計下降了30個基點。
從以上具體做法來看，主要是通過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再貼現政策以及公開市場業務等，降低利率，釋放更多的流動性的方式，為企業的生産經營提供血液。因此，目前我們的貨币政策是穩健偏松的靈活有度的貨币政策。貨币政策主要是給企業降低利息成本、減輕财務負擔；同時，企業現金流不足，寬松的貨币政策能夠給企業短期提供血夜，給企業足夠的康複時間得以正常經營。當然寬松貨币政策并不是說資金越多越好，貨币放水可能帶來經濟發展的泡沫，不同類資産價格的大幅度變動，甚至引起彙率的相關的不穩定，所以貨币政策要靈活穩健，要适度。我國政府在貨币政策上采取了相對謹慎的做法，沒有采取放開水龍頭大水漫灌的方式，而是有節奏的根據市場情況靈活精準施策。
三、 加快财政金融改革，實施更精準的宏觀政策為經濟增長助力
作為國家調控經濟的兩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經常被放在政府的案牍加以讨論和決策。任何一個現代政府都離不開這兩大工具來對宏觀經濟施加影響。如何更加穩健有效的提供财政貨币政策支持，為經濟發展注入血液和動力，這不僅僅是财政貨币政策的選擇問題，也是我國宏觀調控治理有效，體現一個國家的一屆政府能否實現有效的經濟治理，體現其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為此，我們要不斷推進财政金融改革，為更好地實施财政貨币政策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财政涉及的是國家層面的資源再配置問題，财政收入是分蛋糕的問題。如果按照市場主體大體上可以說，有多少分給個人？有多少留給企業？有多少被政府拿走 ？财政支出可以大體上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政府如何花錢？錢花的是否合理和有效？财政的支出是否有很大的“擠出效應”？
政府主要通過各種稅收和費用上繳來獲得收入，當然也還有國有企業的利潤分紅等等其它收入形式。現代政府為了增加支出，往往通過發行國債、專項債、地方政府債等形式來融資，獲得債務性收入。這也是一個現代政府科學利用金融市場獲得資金支持，發揮金融市場的投融資功能，因此财政也離不開金融市場的完善與改革，沒有一個發達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财政的調控功能将大大折扣。因此财政體系的改革應該注意的問題主要是：
一是科學合理的稅費負擔體系。我們不斷在改革和完善個人和企業稅收體系，推動各種繳費體系的改革，花大力氣營造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尤其對于盈利能力弱的小微企業，解決了就業，方便了人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應該在減稅降費上給予長期政策支持。“放水養魚”支持企業做大做強，精準把控稅基、稅率和稅收的平衡關系，制定科學的稅收征管體系。同時，配合政府“放管服”的配套改革，下放權力，盡量做好行政服務。減少不必要的繳費和完善各種管理制度，簡化辦事流程，提升辦事效率，營造良好的政企關系和商務環境。
二是學會駕馭金融市場，提升财政政策的執行效率。當代政府由于擴張性的财政而導緻的政府赤字日益成為常态，學會借錢過日子不僅是企業和個人的經濟行為，也逐漸成為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政府的債務規模不斷攀升，政府已經成為金融市場上的一個重要的主體，例如美國政府的債務總規模已經超過25萬億美元，遠遠超過其年GDP的總量。2019年末我國國債規模為16.7萬億元，與GDP之比為16.8%。地方債2019年底已達21.1萬億元，兩者合計占GDP的38%左右，總體規模不大，仍然有發債的空間。但是今後的政府債務，一方面可以适當增加國債的發行，提高中央政府的負債水平，我國過百萬億的經濟總量，200萬億的國有企業資産規模，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萬億之多，中央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國債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
政府無論是通過發債還是借貸獲得的資金，使得政府與民間争奪市場資金，這就往往引起政府的支出是否存在“擠出效應” 的問題？如果政府的投入導緻民間投資的大幅度下跌， 資源的重新配置是無效的。或者政府從市場上獲得了資金其投資本身效率不高或者配置不當，也是資源的浪費。因此，在經濟下行，民間投資不積極，政府通過适度舉債進行有效的投資，可以引導經濟的複蘇，或者政府通過金融市場合理的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發揮了市場配置做不到的效果，這将是政府駕馭金融市場的一種治理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要審慎地核準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不同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債務負擔能力不同，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條件和标準，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謹防地方政府名義上的破産，雖然實際上我們不可能讓地方政府破産。由于經濟的下行，特别是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很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财政收入增長緩慢，财政支出卻在不斷加大，這樣地方政府的償還能力大大減弱了，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大大提升了。這就需要對地方債的發行實行較嚴格的監管，否則會遺留很長的時間去消化債務，使得地方經濟未來負擔加重，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還是地方經濟來買單。
三是優化政府資金投向，加強資金運用的市場化與透明化。“花錢花在刀刃上”，這是衆所周知的道理。但是對于政府的資金，尤其是免費使用的資金，很多人花起來就不再計較成本得失，權當免費的午餐。如何優化政府資金投向，使得資金的使用更加有效率，更加透明化，這是政府資金使用中的難題。首先要做到政府資金投向的科學性。做好資金預算和規劃，到底哪些領域？哪些項目？哪些地方？哪些人群？哪些行業？哪些企業真正需要政府資金的扶持。例如目前的政府資金投向應該體現疫情防控需要和投資領域需求變化。在重點用于交通基礎設施、能源項目、農林水利、生态環保項目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基礎上，同時允許地方投向應急醫療救治、公共衛生、職業教育、城市供熱供氣等市政設施項目，特别是加快5G網絡、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即使是這些基礎設施也要科學規劃，不能為了建而建，要綜合評價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長遠效益，更不能出現豆腐渣工程和半拉子工程，造成政府财政資金的巨大浪費。在人群上更加關注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資金扶持，将剩餘的50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全面脫貧作為奮鬥目标，為着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标而努力。
在資金使用中也要發揮政府資金的杠杆撬動左右，例如在進行基礎設施和新基建的建設中，除了加大政府投入，還要采用市場化手段，積極引導社會資本的投入，在創業企業和高科技企業的投資中，政府更多是通過政府引導基金的引導，使得創投資金和其它社會資金跟進和共同投資，這樣既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撬動作用，也讓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市場作用發揮的好，資金的使用效率高，資金使用的透明性也就強，資金使用也就更加陽光化。當然，政府資金也不是唯利是圖，在注重經濟效益的同時，更加看重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收入的相對公平等目标，社會效益更加凸顯。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是經濟運行的血液，金融市場的完善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将在有效實施貨币政策和推進實體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加快金融的改革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是創新央行的貨币政策工具，更加适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金融體系是為整個經濟提供運行血液的系統，将資金從供應者手中轉移到需求者手中，這個龐雜的系統有央行、商業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企業及居民等各方參與者一起參與。其中，央行代表政府在其中發揮着核心作用，因為它是貨币政策的制定者，直接影響着貨币供應和利率價格，從而對整個金融系統産生影響進而影響微觀主體的決策和宏觀經濟的運行。因此，貨币政策作為政府的一個重要工具，央行除了傳統的貼現政策、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三大貨币政策工具之外，央行還要不斷的加快金融工具的創新，更好滿足适應經濟發展需要。例如央行近期創造的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中期借貸便利（MLF）、常備借貸便利(SLF)等工具向企業和市場提供了更加靈活的資金提供模式，通過定向降準等政策更加支持中小銀行、向小微企業提供資金，向農村、農業提供資金；通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二是傳統金融的信息化和數據化創新。我國社會融資規模中銀行貸款發揮着中堅力量，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60.3%，再加上保險、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間接融資渠道，合計75%左右。因此，我國仍然是一個以間接融資渠道為主導的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融資模式。這種間接融資為主導融資模式是适應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不能人為的不切實際地加快直接融資大規模發展。居民和企業對銀行尤其是大型國有銀行的天然的信任是無法改變的，也的确是反應了現實情況。為此，我們就要利用傳統金融的信用優勢，借助于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讓傳統金融插上信息化、數據化等科技的翅膀，加快金融業的改革與創新。首先是傳統金融機構的信息化、數據化轉型。現在大部分的大型銀行都專門設置了金融科技部門，專門負責金融與科技的融合創新業務，借助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推出更新的金融産品滿足市場需求。甚至開始出現無人櫃台、無人銀行，完全在線完成交易和服務。其次是真正的網絡金融機構的出現。這不同于傳統銀行，從開始設立就是以互聯網線上服務的方式提供服務為特征，例如騰訊的微衆銀行、阿裡的網商銀行等。由于采用了最新科技成果，其服務的長尾化、普惠性、低成本等優勢更加明顯，發展也非常迅速。再次就是各種創新性的金融模式，例如消費金融領域中的螞蟻花呗、京東白條，京東的供應鍊金融，阿裡的螞蟻金服等等新型金融服務模式。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為貨币政策的貫徹落實提供了更暢通的渠道。
三是大力發展和改革資本市場，建設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為實體經濟提供直接融資服務。2019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中企業債券餘額占比9.3%，政府債券餘額占比15%，非金融企業境内股票餘額占比2.9%。合計占比不到28%，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進一步推進注冊制改革，不斷拓展和提升主闆、中小闆、創業闆和科創闆等上市公司的數量和質量，積極推進新三闆業務創新改革，逐漸推進新三闆的分層制度、轉闆制度和交易制度等為主要内容的改革，實現新三闆服務好挂牌企業的投融資功能。進一步活躍地方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為地方企業融資提供較好的融資平台，積極推進各地産權交易所制度創新，在服務功能、産權類别、産品種類和交易模式上不斷推陳出新，服務于企業産權、各類資産的交易。同時加大調動私募股權、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等各類的創業投資企業的積極性，推動政府城投公司，産業基金、産業引導基金、科技園和孵化器等各類金融資本的市場化，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各盡所能，互相配合，在各自領域發揮好專業優勢。
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再融資市場化約束機制，增強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助力上市公司抗擊疫情、恢複生産。2020年2月，證監會發布再融資新規讓發行門檻大幅降低，市場融資熱情再度高漲起來。與此同時，從2019年年末開始，對新三闆進行精選層的設計，出台了允許新三闆挂牌企業入選精選層的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在精選層挂牌一年滿足一定條件的企業可以直接向交易所申請轉闆上市。這些政策措施都為中小微企業直接融資鋪設了新的路徑。
此外，在穩定人民币彙率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民币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水平。發揮“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産業基金的引導作用，為亞投行參與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務，為提升我國對外開的質量和水平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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