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海洋環境治理是我國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早在2003年，《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就提出，發展海洋經濟必須堅持海洋生态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發展目标，積極推動海洋生态建設。[1]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鍵性層面或支柱，其核心内容則是強力推進我國生态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海洋環境治理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構成部分。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從建設生态文明的戰略高度指出，“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态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2]；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則強調，“堅持海陸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3]；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堅持與完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的角度明确要求，健全海洋資源開發保護制度，加強海洋自然生态保護。[4]因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整體的重要方面或維度，其基本要求就是大力推進海洋生态環境治理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系統性和制度化。基于此，本文将考察近年來國内學界關于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學理性探讨和國家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的政策構建及其實踐案例，然後對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推動了我國海洋環境治理做出初步判斷。

一、作為學術與政策術語的“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

很顯然，“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是一個相對于“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而言處于更高位階或層級的概念，或者說，對于前者的正确和全面理解是準确地理解後者的前提。概括地說，“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是指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人類現代文明發展理念、路徑與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和對未來社會圖景的綠色政治構想，其核心内容是在對現代工業（城市）文明的生态否定與超越中重構人與自然、社會自然和諧共處的新型經濟、社會與文化。[5]當然，嚴格說來，“生态文明”與“生态文明建設”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層面，前者偏向于理論話語體系之下的闡釋，更多強調的是為環境人文社科學界所關注的關于人、自然與社會之間新型關系的哲學倫理；相比之下，後者偏向于政策話語體系之下的表述，更多強調的是執政黨及其領導下政府的“治國理政”戰略與政策。由此可見，“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可以大緻概括為與海洋領域相關的關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理論思考和政策實踐。而且，相比于作為學理性概念或術語的“海洋生态文明”，具有更明确的海洋經濟開發與海洋生态保護政策實指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更容易得到人們的關注與理解。

比如，劉家沂較早提出，海洋生态文明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和維護國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認為它是人類遵循人、海洋、社會和諧發展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人與海洋、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與良性持續發展的文化倫理形态，并強調了海洋經濟開發與海洋生态保護并重以及樹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與行為準則的重要性[6]；馬彩華等從人（社會）與海洋（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出發，将海洋生态文明界定為人類在開發和利用海洋、促進其産業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遵循海洋生态系統和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實現人與海洋之間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的社會文明形态，并強調當下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旨在解決生态平衡與經濟目标間的“惡性循環”，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雙重和諧[7]；朱雄等總結性提出，海洋生态文明是指向人海和諧共生與持續發展的新的生态文明，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設主要包括海洋生态文明意識、海洋生态文明行為和海洋生态文明制度等三方面的構建努力[8]；鹿紅則強調指出，海洋生态文明從靜态方面看是人類在與海洋和諧發展上所取得的物質和精神成果，從動态方面看是人與海洋和諧互動、良性運行、持續發展的共生性局面，并認為我國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應當圍繞意識、行為、産業、道德和制度5大系統來全面展開[9]。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學界開始在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視域下研究海洋生态文明建設與實踐進展。方世南指出，海洋生态文明觀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海陸統籌生态文明和促進人海和諧共生關系、确保海洋生态環境安全并走向海洋強國的系列重要觀點，是對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提升，其内在包含着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訴求和系統整體性聯動的實踐原則[10]；沈滿洪等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對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論述已有諸多成功實踐，其中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生态保護陸海統籌協調機制和海洋經濟綠色化發展發揮着關鍵性的作用[11]；而楊英姿等則認為，習近平社會主義生态曆史觀和生态海洋觀的創新發展，構成了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層層遞進的實踐理據[12]。

可以看出，一方面，“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作為一個傘形概念或術語，明顯地體現出了“海洋生态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設”這兩個層面意義上的區分，而它們所涉指的言說對象嚴格來說有着明顯的不同；另一方面，從完整的社會性甚或整個地球的人與自然關系範圍來說，“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又是相對于其他自然生态次系統或元素而言的，主要是指“海洋”這一“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議題性或部門性領域，而這種思考與實踐的最大風險是撇開“陸地”或其他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對海洋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或生态多樣性維護的影響。換言之，鑒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尤為強調的整體性和關系性特征，這種元素性或議題性的“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概念或術語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蘊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與系統聯動的辯證思維，對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

“海洋生态文明建設”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其漸進形成與主要意涵源自我國不斷提升的發展海洋經濟、應對海洋生态挑戰和強化國家海洋安全等方面的現實需要。例如，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實施海洋開發”；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則提出，“應重視海洋資源開發與保護”[13]；2009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要“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14]。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确指出，“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态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15]，這是黨的權威文獻首次闡述我國海洋強國戰略的總體目标，也為推進我國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提供了政治指引。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更是直接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納入海洋開發總布局之中，堅持開發和保護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複并舉，科學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維護海洋生态自然再生産能力”[16]。至此，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成為我國海洋事業整體發展的基礎性要求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方面。

2015年是我國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政策構建與推進取得重大進展的一年。2015年4月，國務院印發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随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意見》出台，該意見強調“加強海洋資源科學開發和生态環境保護”[17]。2015年5月，國家海洋局成立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專家組，并在6月印發了《國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實施方案》（2015~2020），該方案強調，海洋生态文明建設要以海洋生态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利用為主線，以制度體系和能力建設為重點，以重大項目和工程為抓手，推動海洋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基本完善、海洋管理保障能力顯著提升以及生态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利用水平明顯提高。[18]2015年9月，中共中央文、國務院印發了《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強調“健全海洋資源開發保護制度”，完善實施海洋主體功能區制度、圍填海總量控制制度、自然岸線保有率控制制度、海洋漁業資源總量管理制度和海洋督察制度[19]。2016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确提出，“堅持陸海統籌，發展海洋經濟，科學開發海洋資源，保護海洋生态環境，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20]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生态文明理念及其踐行要求做了一種全新視野下的系統論述，尤其是将其置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宏大語境與框架之下，确立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本方略，闡明了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目标規劃和戰略部署或改革總要求[21]。基于此，2018年2月，國家海洋局印發了《全國海洋生态環境保護規劃（2017~2020）》，對海洋生态環境保護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一個根本、一個導向、一個原則、兩個動力保障”的主體思路和“治、用、保、測、控、防”的工作布局，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基于生态系統規律的海洋綜合管理體系、海洋法律法規體系、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堅決打赢海洋生态環境污染治理的攻堅戰，建設“水清、岸綠、灘淨、灣美、物豐”的美麗海洋。[22]2019年10月，習近平在緻2019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的賀信中進一步強調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出“要高度重視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加強海洋環境污染防治，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實現海洋資源有序開發利用，為子孫後代留下一片碧海藍天”[23]。

可見，更多作為一個公共政策概念或術語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可以大緻理解為21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關于海洋資源合理開發與經濟發展、海洋生态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國家海洋安全與主權利益維護等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系列重大戰略和舉措的統稱，旨在促進形成并維持人與海洋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尤其是海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海洋環境的清潔美麗。這其中有兩個特别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設”與通常（原初）意義上的“海洋開發利用和海洋生态保護”的關系。一般來說，“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仍是“海洋開發利用和海洋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一緻，但是，我們需要基于對“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五位一體”路徑與目标意涵的理解，對“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有更加整體性系統性的認知，從而盡量避免對其做過度議題化甚或項目化的細化肢解。對此，《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實施方案》（2015~2020）和《全國海洋生态環境保護規劃》（2017~2020）都做了明确規定和要求。二是盡管黨的十八大報告和黨的十九大報告都對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特質做了明确闡述，但像其他議題性或元素性生态文明建設政策一樣，“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政策及其相關舉措也集中于對“海洋”這一元素或領域本身的生态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更多強調的是海洋經濟開發和運行模式的技術性調整與完善。[24]雖然說這種對自然生态領域治理及其經濟技術管理政策上的偏重有它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我們仍需高度關注海洋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所關涉的人類活動方式改變與社會制度革新意涵。換言之，必須明确，實現海洋生态環境治理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維護目标的關鍵在“陸地”而不在海洋，在“社會制度”而不在自然生态本身。

上述概念性闡釋，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科學全面地理解“海洋生态文明”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設”這樣的基礎性範疇或術語，還可以讓我們更自覺地以一種促進全社會綠色變革的視野或思維來看待現實中正在開展的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

二、國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長島綜合試驗區和青島市

在黨的十八大前後，國家各部委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強化了對生态文明建設的組織引導，更加積極地嘗試區域性、行業性或議題性的生态文明建設試點示範，其中也包括由國家海洋局以及各地政府相關部門的努力。2012年1月30日，隸屬原國土資源部的國家海洋局發布了《關于開展“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工作的意見》[25]，正式開啟國家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創建工作，該《意見》提出，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堅持生态文明理念，引導沿海地區正确處理經濟發展與海洋生态環境保護的關系，推動沿海地區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創建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4個主要任務包括：優化沿海地區産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加強污染物入海排放管控，改善海洋環境質量；強化海洋生态保護與建設，維護海洋生态安全；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識，樹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

2012年9月，國家海洋局出台了《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管理暫行辦法》和《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指标體系（試行）》。[26]這兩個文件明确規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應當堅持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的原則，堅持規劃用海、集約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依法用海，促進海洋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和沿海地區科學發展。這兩個文件詳細說明了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申報管理、考核評估、政策支持等相關問題，并強調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選擇與考核将依據一個由海洋經濟發展、海洋資源利用、海洋生态保護、海洋文化建設和海洋管理保障等5個方面組成的指标體系。鑒于這一指标體系（5個一級指标、33個二級指标）所存在的定義模糊、代表性不足、數據獲取難度較大等問題，2015年國家海洋局下發的《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指标體系（修訂稿）》對上述指标體系做了局部調整和優化（比如縮減為23個二級指标），但依然存在着海洋文化建設和新興産業評估等指标數據統計與處理上的困難。[27]

2013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屬于山東、浙江、福建和廣東等4個海洋經濟發展試點省份的12個市（縣、區）被确定為全國首批“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其中包括作為地級市的威海、日照、廈門、晉江）。[28]2015年12月，國家海洋局又公布了第二批“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共12個，其中包括作為地級市的盤錦、青島、煙台、南通、惠州、北海、三亞、三沙），進一步推進海洋生态文明建設。[29]總體上看，這些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的自然禀賦和生态保護狀況良好，海洋資源開發布局較為合理，海洋管理制度機制比較完善，海洋優勢特色突出，區域生态文明建設發展整體水平較高。因而，這些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将緻力于在海洋經濟發展、海洋資源利用、海洋生态環境修複保持、海洋生态文化建設、海洋生态機制創建等領域展開新嘗試和新突破。創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示範區建設，積極探索海洋規劃實施、制度建設、投入機制、科技支撐等方面的經驗，逐步構建沿海地區經濟社會與海洋生态協調發展的、可複制與可推廣的科學模式，為全國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發揮示範帶動作用，為實現“水清、岸綠、灘淨、灣美、物豐”提供有效的支撐保障體系。

應該說，“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的入選，對于各地政府及其主管部門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無論是對于當地的整體性生态文明建設還是海洋生态環境治理與保護來說都是如此。因而，一方面，獲批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的當地政府都高度重視示範區這塊“金字招牌”，圍繞各自的海洋生态禀賦，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區域産業、環保、宣教、文化等一攬子實施規劃，從多方面協同的視角來謀劃和推進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另一方面，各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之間也形成了良好的借鑒與互動關系，尤其是第二批示範區在制定自己的目标規劃時，都參考首批示範區的工作進展和實施經驗，使得後來的示範區創建從一開始就立足于較高的水平。總體而言，這些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創建工作已經步入正軌并卓有成效。[30]那麼，這些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建設實踐究竟取得了哪些具體性進展？又存在哪些有待克服的困難與挑戰呢？接下來，筆者将以山東省的長島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原長島縣）和青島市為例做比較分析。

1. 長島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

長島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以下簡稱長島）位于山東省煙台市西北部，地處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黃渤海交彙處，島陸面積僅為56.8平方公裡、海域面積則3541平方公裡，擁有大小島嶼151個，具有良好的資源禀賦和生态環境，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重點生态功能區和風景名勝區，堪稱我國“海上聚寶盆”和海洋環境的“晴雨表”。由于在海洋環境治理保護與資源可持續利用及其保障體系構建等方面的顯著成績，原長島縣于2012年12月被确定為山東省首批省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31]，并在2013年2月入圍首批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32]。在此之後，長島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設中不斷增創新優勢、展現新作為。2017年12月，山東省、省政府印發了《關于推進長島海洋生态保護和持續發展的若幹意見》，确立了長島創建“國家生态文明試驗區、旅遊度假區、軍民融合發展示範區”，打造“藍色生态之島、休閑宜居之島、軍民融合之島”的目标定位。[33]2018年4月，山東省發改委發布了《長島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建設實施規劃》，提出了長島海洋生态保護和持續發展的總體要求、重點任務和建設目标，要求逐步建成“山青、海藍、林茂、岸美、灘淨、城靓”的國際一流的海洋生态文明島。[34]2018年6月，長島經省政府批準正式設立為“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35]。2019年7月，山東省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表決通過了《山東省長島海洋生态保護條例》，通過強化立法保護長島海洋生态環境，嚴格空間規劃管控和生态修複治理，探索建立海洋生态保護和持續發展體制機制。[36]2019年11月，原長島縣被生态環境部命名為第三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37]2020年6月，長島撤縣設區[38]，進一步融入區域資源融合互通與海陸統籌發展總格局，長島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建設站在了新的起點之上。

長島立足于其優越的海島自然生态條件，在海洋經濟發展、海洋資源利用、海洋生态保護、海洋文化建設和制度管理保障上展開了積極探索，從主動保護海洋自然生态環境，到率先創建省級和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再到建設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進而緻力于打造“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海島樣闆，可以說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進程中“層層加碼”，在整個山東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設中擔當着先行先試的引領者角色，在大力推進具有海島特色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上取得了顯著成效。概括地說，這主要體現在如下3個方面[39]。

其一，優化生态環境，築牢海洋安全屏障。長島立足資源禀賦、環境承載能力和現有基礎，遵循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合理确定各類用地用海布局，推動形成生态涵養、休閑度假、運動觀光3大功能區，并據此進行生物資源保護與自然景觀修複，推進裸露山體治理、岸灘整治、大氣質量防控、海水清潔等重點領域攻堅，統籌實施山水林海岸城全域系統保護修複。為了構建全域生态保育新格局，長島強力推進風機拆除、電動公交、垃圾分類、旅遊車輛禁入、清潔能源供暖、零污染水排放等工作在全域100%實現，堅持自然修複與社會治理相結合。與此同時，長島還加強海上污染源管理，強化生态紅線管控，健全生态保護應急體系，通過促進科技創新和産業轉型升級來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堅決築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其二，促進産業轉型，發展生态海洋經濟。長島立足海島區位特點和産業優勢，推進生态旅遊、現代漁業、海洋文化等生态友好型産業轉型發展。在生态旅遊業方面，進一步豐富“山、海、島”元素，以國家公園為依托集約發展島嶼旅遊，打造集海島觀光度假、海洋科普教育、海洋休閑康養、海洋運動競技等功能于一體的生态旅遊産業體系。在現代漁業方面，發揮各類保護區的功能作用，加強種質資源保護與優良品種的研發培育，并借助信息化物聯網等高新設備，科學發展現代化海洋牧場，實現海水養殖集約化、裝備化和智能化。目前，長島累計獲批4處國家級海洋牧場和6處省級海洋牧場，開發生态海洋牧場26.7萬畝，投放大型生态人工魚礁1400多座。在海洋文化方面，積極保護性修複各類曆史遺存，并研究發揚海島非物質文化，抓好海島特色文藝作品創作，打造海島影視拍攝基地和藝術創作基地，規劃建設漁業文化展示平台。

其三，提升民生保障，打造海島宜居環境。長島的生态環境優化與美麗海島建設，緊緊圍繞增進民生福祉展開，通過開展全域範圍的自然修複和環境美化工作，實現了沿線環境、村落景觀和生态景區的整體性提升；通過加快公共交通、供氣供水、智能網絡等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強化海洋生态保護和持續發展支撐；通過完善教育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險體系，促進當地人民生活繁榮穩定。特别是，基于長島深厚的軍民融合發展的思想政治和社會文化基礎，長島持續深化軍民融合，統籌推進交通項目與信息技術設施建設，整合軍地雙方應戰應急資源，推進設施服務共建共享，提高海洋生态安全與民生保障水平。

2. 青島市

山東省青島市的海洋生态資源豐富，區位優勢明顯，海洋科研與教育實力雄厚，在國家區域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合作中居于重要地位。早在2013年之前，青島市就已着手為創建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創造條件，制定了《青島市海洋環境保護規定》《青島市海域使用管理條例》《青島市膠州灣保護條例》等7部海洋方面的地方性法規。2014年，青島市正式啟動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創建工作，提出了“按照陸海統籌原則，加強海洋環境保護，打造全省領先、全國一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的工作要求，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分管領導任副組長的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制定編制了《青島市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創建工作方案》和《青島市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規劃》（2015~2020），紮實推進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創建各項工作。[40]2015年12月，經國家海洋局批準青島市成為第二批“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

2016年1月山東省海洋漁業廳等7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意見》，并在不久後發布了《山東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設規劃（2016~2020）》，提出以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和海洋保護區建設為着力點，實施“8573”行動，在青島開展陸海統籌、河海共治試點，推廣膠州灣海洋生态環境綜合治理的經驗。[41]2017年5月，為了大力推進包括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在内的區域生态文明建設，青島市委、市政府制定公布了《關于加快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實施方案》，其中提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推進科技創新和産業結構調整、建立資源節約集約利用體系、推進環境污染防治、保護和修複自然生态環境等5大重點任務，要求全面貫徹落實國家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按照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責任追究、考核激勵、市場驅動的思路，加大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引導、規範和約束各類開發、利用、保護自然資源的行為。[42]近年來，青島市堅持用制度創新強化區域生态環境保護，科學引領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各項工作的深入開展，使得海洋綜合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穩步推進。概括地說，這主要包括如下2個方面的進展[43]。

其一，堅持區劃規劃引領。青島市圍繞服務全市“藍色跨越”戰略，組織編制了以《青島市海洋功能區劃》（2013-2020年）《青島市海域資源綜合利用總體規劃》《青島市海島保護規劃（2014-2020年）》《青島市海域和海岸帶保護利用規劃》等為主體的全市海洋保護規劃體系，并與城市發展總體規劃等有機銜接，從而深化生态環境保護體制改革，提升生态文明建設總體水平。青島市還堅持根據自身的海洋資源與環境狀況，優化經濟發展布局和資源利用配置，尤其是對水産養殖生産等海洋産業進行重點規範調整，全力打造美麗富饒藍色糧倉。

其二，大力實施科技創新和發展海洋經濟。青島市堅持強化落實各項節能降耗政策，加強綠色清潔能源技術研發與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能源消費結構與利用效率。不僅如此，青島還加大海洋科技創新交流，推進實施“海洋+”行動計劃，全面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促進海洋科技與“海上絲路”深度融合，加快推進“一谷兩區”（藍色矽谷、西海岸新區、紅島經濟區）建設，全力打造“藍色跨越”的引擎，重點提升發展海洋漁業和海洋旅遊等傳統産業，壯大發展海洋化工和海洋設備等優勢産業，加快發展海洋生物和海洋新材料等新興産業，推進東亞海洋合作平台建設與國際經濟文化交流。

其三，構建海洋環境保護和生态修複制度體系。青島市建立健全了城鄉一體化的生态保護與治理機制，堅持海洋與大氣污染協同治理。青島市積極構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生态保護體系，建立了6個海洋保護區；建立了海洋環境監測和預警網絡，定期發布海洋環境質量公報；健全了海陸統籌保護海洋環境工作機制，劃定省市兩級生态保護紅線，并加強執法監管巡查，深入組織實施“海盾”“碧海”專項執法行動，對膠州灣國家級海洋公園等海洋保護區開展實施規範化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其有效管理水平。

三、初步評估與展望

應該說，上述叙述性闡釋尤其是對于山東省長島海洋生态文明綜合試驗區和青島市的案例分析，大緻反映了我國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認知、政策和實踐水平。總體而言，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的全民政治共識與國家戰略下，“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如今已經逐漸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話語體系和政策實踐體系，而自2013年初正式開始的“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評選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推動與引領的角色。一方面，這些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通過落實所制定編制的目标舉措與實施方案，在海洋經濟發展、海洋資源利用、海洋生态環境保護修複、海洋生态文化建設、海洋生态監管體制創新等領域的新嘗試和新突破，大大提升了其海洋生态文明建設以及整體性生态文明建設的水平。例如，從2018年5月山東省公布的所轄17個市2016年度生态文明建設目标評價結果來看，煙台市和青島市的綠色發展指數分别位列全省第一和第二位。[44]依據《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指标體系（試行）》的評價分析，長島和青島市都已達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的較高水平，其中長島在海洋資源禀賦及其可持續性利用方面取得顯著成效，而青島海洋管理制度建設已經發展為我國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标杆。[45]另一方面，至少對于這些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來說，系統性、制度化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其落實海洋強國戰略的主要政策平台或抓手，相比于其他階段性和局地性的海洋國家戰略——如國務院批準山東、浙江、廣東和福建4省為試點省的“海洋經濟發展試點”以及具體性的“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戰略”“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和涵蓋青島、濟南、煙台3個片區的“山東自貿試驗區”等，“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前兩批就已經覆蓋了8個省的24個市縣區（其中包括11個地級市）。就此而言，隻要保持足夠的耐心與定力，“國家級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完全可以取得更多的切實成效，并成為我國加強海洋環境治理的制度化實施平台。

當然，對于“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作為一個理論和政策話語體系的完備性以及它的現實實踐的成效，不宜估計過高。實際上，就這些戰略與政策的系統性和制度化水平而言，尤其是着眼于海洋生态環境有效保護治理和生物多樣性維護修複的根本目标，還存在着諸多方面的不足和較大的差距。例如，生态環境部發布的《2019年中國海洋生态環境狀況公報》表明，雖然我國海洋生态環境狀況整體穩中向好，海水環境質量總體有所改善，但典型海洋生态系統健康狀況不佳，海洋環境風險依然突出，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依然嚴重，其中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水質極差，影響人民健康生活[46]。至于生态文明視域下的海洋資源利用方式簡單粗放、海洋生态環境承載力亟待提升、海洋治理法律法規不健全與行政執法監管不到位、海洋科技與教育發展滞後等問題[47]，更不是短時間内就可以徹底解決的。可以說，當前包括各個示範區在内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重點仍是打好（赢）海洋生态保護治理的保衛戰，盡快扭轉海洋尤其是近海生态環境質量嚴重退化的嚴峻局勢。

至于不同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的地域性模式或進路，可以說各有短長。總體而言，長島由于相對較小的經濟社會規模以及海域列島的自然生态與地理特征，使之可以更為明确地選擇非傳統工業性質的産業與經濟類型，尤其是發展海島旅遊業，因而較容易盡快形成一種更加生态友好的産業與經濟結構（以第一産業和第三産業為主），從而實現人、社會和海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與和諧共生。因而，長島綜合試驗區更接近于筆者所概括的生态文明建設的“綠色發展”模式或進路。[48]但始終需要謹記的是，較為有限的陸地面積對于任何較大規模的工業和其他産業的發展都是一種内在性的限制，而包括旅遊業在内的第三産業的持續規模擴張都需要充分考慮其對自然生态系統與社會基礎設施的壓力。[49]而就生物多樣性保護與資源合理利用來說，長島擁有省級以上水産種質資源保護區8處，海洋動物282科650種，同時還是鳥類遷徙的重要中轉站和斑海豹洄遊地，在全國大格局中具有海島海洋生物的珍貴性、稀缺性、典型性和不可代替性等重要特征。近年來，長島一方面通過堅決推進實施“山水林海城”生态保護修複工程和各類自然保護區體系建設，為各類生物種群的繁衍生息創造良好環境；另一方面通過堅決摒棄過去資源依賴、竭澤而漁的生産方式，推行生态立體化生物養殖，保護長島生物資源的安全性與多樣性。總之，獨特的生态環境和積極的行政社會舉措，使得長島海洋生物多樣性豐富且基本穩定。[50]但仍然需要強調的是，随着海洋經濟特别是旅遊經濟的發展以及最近的撤縣設區改革，這種海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持将會受到更大程度的挑戰[51]，因而必須堅持最嚴格的海洋環境保護修複制度——尤其注意到島嶼生态系統的脆弱性以及周邊海洋資源開發的風險性，同時更深刻考慮現代社會生産生活方式與制度文化體系的可持續性轉型。

相比之下，如今已擁有千萬人口、萬億以上GDP總量的青島市确實有着更為有利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條件，例如，可以投入更大規模的财政資源來按照“生态現代化”的思路與戰略來應對目前依然十分嚴重的海洋環境污染與生态破壞難題，同時還可以在一個更大的地理空間範圍内來考慮人、社會與海洋之間的和諧相處與共生。青島市從一開始就不僅僅在海洋治理的單一議題上理解和應對海洋生态文明建設，而是将其作為區域整體性生态文明建設甚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來理解和應對。但是，這種大視野、大戰略思路的真正有效實施需要破除太多的既存體制障礙，并且需要全新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作為支撐，以處理應對更為系統化的傳統工業經濟、城鎮化生存生活方式幾乎肯定會給海洋帶來的巨大生态環境壓力。[52]例如，作為國家級新區之一的青島西海岸新區，在開發建設初期就不得不面對入區産業生态效率較低、環境污染與破壞頻發、生态環境保護意識滞後等諸多問題，影響了新區或整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水平。[53]就生物多樣性保護與資源合理利用而言，青島作為國家中心城市，雖然擁有豐富且極具地域性特色的海洋生物資源，但其不斷擴大的經濟社會活動規模總量對海洋生物多樣性安全更多是一種挑戰或威脅，其近海海域生物多樣性已處于臨界安全狀态。[54]這就意味着，隻有将對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态環境保護治理更自覺地置于生态文明建設的話語與語境之下，構建一種真正遵循生态可持續性原則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制度框架，基礎性的海洋環境治理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才可能導向一種更加全面的現代海洋文明的生态化革新。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在筆者看來，“海洋生态文明示範區建設”的健康推進乃至最終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于其保持兩個最重要的“初心”：一是探索更具生态主義質性特征的自然生态保護治理進路，二是緻力于現代化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制度的系統性綠色變革。就前者來說，由于海洋對于自然生态系統完整性、穩定性和多樣性，對于人類生存本身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海洋與人類社會之間的相對空間距離，可以設想，相對于其他自然生态系統元素而言，海洋生态文明建設有可能給海洋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帶來更具生态主義質性的保持修複，而這也構成了人類社會（文明）不斷探索與自然世界和諧共生的重要路徑參照——我們與海洋的和諧相處關系與能力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着我們與整個大自然的和諧相處關系與能力。因而，無論是對于海洋環境治理還是對于更為綜合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解闡釋與實踐推進，都必須始終凸顯我們所緻力于重新實現的對于海洋生态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尊重、順應與敬畏。[55]就後者而言，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根本在于重構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适當關系，而這種重構的本質都是一種“社會的”，而不簡單是“自然的”或“生态的”變革。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最終建立起符合生态學原則與要求的新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态環境治理制度體系，現代社會條件下的生态環境難題或挑戰就不可能有一種徹底性的解決，更不會走向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而這樣一種理論判斷的直接性推論就是，當代中國必須明确緻力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和生态可持續性一樣，構成了我國新時代生态文明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相應地，在包括“海洋生态文明建設示範區”在内的各種試點示範創建中，社會主義政治的主動吸納或彰顯，将始終是一個不容忽視或回避的層面，而絕非隻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可有可無的術語修飾或前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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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郇慶治等：《綠色變革視角下的當代生态文化理論研究》，beat365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藝文，beat365官方网站2019級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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