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來斌:超越“中心-外圍”的世界體系分析模式——兼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意義

摘  要:變革不平等的國際關系,是當今國際進步力量的強烈訴求。“中心-外圍”分析模式在這方面發出了有力的聲音,産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這一分析模式,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相關思想資源,對現代世界體系的不平等性進行了深刻批判。近年來,國内外學術界運用這一分析模式,對當今國際體系做出了“多極化世界”“一超多極”“中國中心”“中國準中心”等結構分析。這些分析,各有其長,但各有待議之處,且面臨共同的解釋難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積極回應人類社會的重大關切。從一定意義上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主張,積極回應了“中心-外圍”分析的資本邏輯批判、霸權主義批判和國際關系民主化訴求。同時,較之後者表現出來的對現代世界體系的單一性質定位、霸權周期律的世界曆史叙事、變革世界體系的理想主義方式,體現出多重意義上的超越,為推進新型國際關系建設和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貢獻了中國方案。

關鍵詞:中心-外圍;世界體系;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

 

19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根據資本邏輯改造世界面貌、塑造國際格局,并由以形成發達對不發達、西方對東方的剝削關系。這種不平等的國際關系狀況,早已引起國際社會有識之士的批評和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逐漸興起的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就是其中重要的理論代表。這些理論用“中心-外圍”來概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表達了變革不平等國際結構的強烈訴求,産生了深遠的國際影響。當前,世界市場不斷擴大,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與此同時,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現象不斷出現。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在不斷走向文明進步的同時也面臨共同挑戰。“世界怎麼了、人類向何處去”,這是考驗當下人類智慧的“世界之問”。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聚焦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要善于提煉标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讨論。”[1]可以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這樣的标識性概念,它積極回應了當今世界各國對公平正義的強烈期盼,也為改變不平等的“中心-外圍”結構提供了富有創造性、可行性的中國方案。

 

一、“中心-外圍”分析模式的思想演進及批判指向

 

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市場逐漸形成和不斷擴大的過程,就是資本不斷地促進科技發展并将其運用于生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世界市場受資本邏輯的主導而逐漸成形、不斷擴大,人類社會既出現了工業文明的發展、普遍交往的進步,也出現了階級對立的加深、民族壓迫的擴大。如何解釋世界市場的發展及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這是理論家們長期關注的問題,可以說,“中心-外圍”分析模式就是這種長期關注的理論結果。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的情況作了深刻揭示。從根本上講,“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産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發展程度。”[2]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态”。[3]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列強加緊了對古老東方民族的瘋狂掠奪。“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4]可以說,這“三個從屬于”是對當時世界格局的生動寫照。對于世界市場造成的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馬克思曾說,“一種和機器生産中心相适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産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産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産地區。”[5]對英國應當成為“世界工廠”的說法,恩格斯曾不無諷刺而又極其形象地說:“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産谷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繞着它運轉。多麼燦爛的前景啊!”[6]這裡的“太陽”和“衛星”一說,對後來的“中心-外圍”理論産生了重要影響。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希法亭、盧森堡、列甯等人根據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新情況,開始比較系統地研究帝國主義條件下的世界格局。其中,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作出了重要貢獻,并産生深遠的曆史影響。

 

就“中心-外圍”這一基本概念而言,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做過重要貢獻。作為拉美經委會主義的創始人,他在20世紀40年代末首先提出了反對新古典主義的“中心-外圍”概念,并逐漸發展成為著名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論。[7]在普雷維什等人看來,世界經濟是由“中心”和“外圍”構成的一個結構體系:“中心”是繁榮富足的工業國,“外圍”是持續貧困的農業國。“中心”在全球範圍内的擴張是為了利用“外圍”,而不是為了發展“外圍”,反而會限制、阻止“外圍”的發展。“中心”與“外圍”的關系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中心”對“外圍”的攫取。普雷維什之後,經過保羅·巴蘭、安德烈·弗蘭克、多斯桑托斯、薩米爾·阿明等人的努力,“中心-外圍”分析到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那裡被發展成為系統的世界體系理論。

 

沃勒斯坦吸收了馬克思等人的思想資源,站在多學科綜合的視角,對世界體系進行了綜合性動态結構分析和制度分析,并從中抽象出世界體系的三種曆史形态:“互惠的小體系”“再分配的世界帝國”“現代世界體系”。所謂“現代世界體系”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利用國際分工和不平等交換機制把剩餘從“外圍”向“中心”轉移的體系。沃勒斯坦還進一步詳細考察了現代世界體系演變的曆史過程,認為這一體系必将面臨全面危機而被新的世界體系所取代。這種總體的、曆史的、動态的分析,進一步突破了以國家為分析單元來考察依附關系的狹隘視野,從而将“中心-外圍”觀點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世界體系論。[8]沃勒斯坦公開承認,“世界體系模式對我而言是一套對流行解釋模式的抗議,最主要的是反對現代化理論。”[9]

 

沃勒斯坦所說的“反對”和“抗議”,主要是針對資本邏輯所緻的不平等國際結構以及為之做辯護的現代化理論模型而言。大緻說來,這主要體現為:

 

其一,對現代世界體系形成和發展動力的分析。馬克思曾說,資本的擴張本性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内在驅動力,“競争不過是資本的内在本性……不過是作為外在必然性表現出來的内在趨勢。”[10]沃勒斯坦承繼了這一觀點,認為現代世界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競争,而經濟競争又集中表現為資本積累,歸根到底是由資本的自我膨脹和擴張本性造成的。

 

其二,對現代世界體系内含的國際剝削的揭露。沃勒斯坦将“中心-外圍”結構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心-半外圍-外圍”結構。“半外圍”指的是一般發展程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兼有“中心”和“外圍”的特征。“中心”“半外圍”“外圍”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以“半外圍”為過渡可以實現向下或向上的變遷。沃勒斯坦将“半外圍”引入“中心-外圍”分析結構,使之在描述和解釋世界經濟格局的複雜性、變動性時顯得更有說服力。當然,其主旨仍然在于揭露和批判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

 

其三,對現代世界體系發展結局的預測。世界市場将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擴大和加深,資本最終将無法在自身的範圍内控制世界經濟危機,人類将走向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的觀點。沃勒斯坦用自己的個性化語言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在他看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内在矛盾将導緻它的崩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種新的世界體系——“既不是重新分配的世界帝國,也不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是社會主義世界政府(Socialist World Government)。”[11]

 

二、“中心-外圍”分析模式的當代運用及解釋難題

 

冷戰結束以來,随着兩極對峙格局的瓦解,世界多極化趨勢日益發展。國際格局的新變化,引發人們對世界體系的新解釋。在這些新解釋中,一些學者采用“中心-外圍”的分析模式,并注意到當今國際格局的新變化,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

 

其一,“多極化世界”。這種說法并非“中心-外圍”分析模式獨有,但沃勒斯坦等人常用,且作了獨到的分析。沃勒斯坦曾說:“如今我們身處其中的,乃是一個後美國的時代,美國隻是衆多實力強大的國家中的一員。如今我們真是身處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之中了,其中的大國有八到十個,比如西歐、俄國、中國、日本、印度、伊朗、南非等,它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實力強大。當然,美國也還是處于大國之列。”“中國作為一個最具活力、發展迅速的重要經濟體,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伴随中國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和貢獻不再是地區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中國将可能成為新世紀世界的某個意義上的‘中心’。”[12]毫無疑問,“多極化世界”這種說法,對于分析當今國際格局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當然,諸如多極是不是同一種意義而言的、多極之間是否平等、多極是不是一種現實、“極”是不是“中心”等問題,還有待探讨。

 

其二,“一超多極”(“一超多強”)。這種說法在當下也較為常見。毫無疑問,這種說法是“多極世界說”的改良版、升級版,強調的仍然是多極,隻不過突出了“一超”這個極中之極。在當今世界經濟政治話語體系中,這裡的“一超”無疑指的是美國;而“多極”的具體版本雖然不一,但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是其中較為常見、比較穩定的“成員”。當然,前述“多極化世界”說法有待探讨的問題,在這種說法中繼續存在。除此之外,“一超”與“多極”之間的關系,也有待界說。

 

其三,“中國中心”。有中國學者在十幾年前就提出,“對應于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目前的中國已是毋庸置疑的‘中心國家’。”[13]應該說,這種觀點随着中國近些年的發展而顯得越發常見。沃勒斯坦在有關評論中注意到,一些人認為,“中國在過去很長時間内一直是某種世界體系的中心,隻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暫時由于所謂的‘西方崛起’而被超越,但現在曆史的鐘擺即将(注定要)擺回那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14]最近幾年,随着“強起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提法的出台,一些國内學者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讨論中國成為世界中心的話題。問題在于,中國成為世界的中心,這是什麼意義上的中心,是經濟意義上的還是政治意義上的?是唯一意義上的還是多個意義上的?是現實意義上的還是未來意義上的?

 

其四,“中國準中心”。有學者表示,“中心-外圍”理論的解釋力是否完全适用于研判中國現在的發展地位,是存在疑問的。因為根據這一理論,中國的地位在固化的等級結構中難以得到解釋,因此,應該在沃勒斯坦“中心-半外圍-外圍”的基礎上增加“準中心”的層次,使之成為“中心-準中心-半外圍-外圍”的新理論。“中國雖然與主要中心國家尚存差距,但其取得的長足進步,明顯區别于外圍或外圍國家,須用‘準中心’這一新概念來客觀描述和界定2012年以來的新時代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5]毫無疑問,這種說法立意甚好,有助于增強“中心-外圍”理論模式的解釋力。當然,隻要采用“中心-外圍”的分析模式,那麼問題自然就來了:中心對“準中心”以及“準中心”對半外圍、外圍而言,是否存在剝削關系呢?

 

應該說,以上羅列的幾種說法,僅僅是當前較有代表性的有關說法。大體看來,這幾種說法,仍然希望改變當前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不公平的世界體系,仍然延續着“中心-外圍”分析模式的批判指向。幾種說法各有其長,但也各有待議之處,且存在着共同的解釋難題。

 

其一,關于世界體系性質的實然和應然。當今世界體系的性質是什麼?依據沃勒斯坦的觀點,現代世界體系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是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的基礎之上的。在這種分工中,不同國家處于“中心-半邊緣-邊緣”的不同區域。盡管他深刻揭示了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危機,并希望有一種更民主更公平的替代體系,但是他在更多時候對未來發展表示出的是不确切的态度。[16]而其他人的多數分析,要麼繼續停留在沃勒斯坦的判斷上,即現在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要麼避而不答,不作具體的分析和回答。那麼,如何看待現代世界體系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完全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嗎?現代世界體系不平等,那麼平等的世界體系該是怎樣的?又該如何實現?

 

其二,關于當前世界體系的中心和霸主。衆所周知,對當今世界體系的分析,離不開對美國地位的研判。那麼,美國現在是否仍處于霸主地位?它已經脫離中心了嗎?對于這個問題,當下的解釋存在歧見。幾年前,沃勒斯坦在與其他學者的對話中指出,美國仍然是中心國家之一,但“美國霸權不是在下降,而是處在毀滅性的衰敗中。這将終結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它作為世界體系穩定者的身份。”[17]有中國學者認為,美國仍然是世界中心的組成部分,它的衰落隻是從一定程度上而言的,“美國不是絕對衰落而是相對衰落,即美國的絕對實力是上升的,但因為中國實力上升的速度超過美國,因此其與中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美國的衰落至少在未來20年内不會改變其超級大國地位。”[18]不難看出,這兩種觀點都關注到美國地位的變化,但基本研判并不一緻。

 

其三,關于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已經成為或将要成為中心嗎?它會接替美國成為另一個霸主嗎?沃勒斯坦曾經多次分析了現代世界體系的走向,并指出:美國的霸權地位“将被中國和東北亞所取代,中國消費者中産階級的增長将限制世界經濟的增長,讓危機局勢更加惡劣。”[19]他的基本邏輯在于:霸權興衰是周期性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仍然難逃霸權邏輯。沃勒斯坦曾在一個訪談中說:“從經濟上說,如果一個政權控制了工業、壟斷了市場的話,這和一個私營企業主控制它自己的生産沒有什麼不同。”[20]可見,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這是他的前置邏輯。毫無疑問,這樣的邏輯及結論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回應及重要超越

 

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讓世界各國人民共同享受尊嚴、平等、發展和安全等方面的權利,這是當前國際社會的進步要求。應該說,“中心-外圍”分析模式在這方面發出了自己強有力的聲音。沃勒斯坦從未宣稱自己的觀點是唯一的社會分析範式,相反,他還聲稱世界體系是“一個需要争論的範式”。[21]應該說,這是一種包容和開放的态度。對這一分析模式作出重要貢獻的阿明、沃勒斯坦,已經于2018年、2019年先後離世。張揚這一分析模式的正義之聲,着力探讨人類遇到的共同問題,既是積極推動國際治理體系改革的現實需要,也是重新認識這兩位國際左翼思想家的理論方式。有學者在2012年曾表示,“世界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的問題,會随着中國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學界的更多關注”,中國“在這方面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是有可能發展出新的體系理論的。”[22]可以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關系、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論,特别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對此做出了積極的理論貢獻。

 

其一,回應“中心-外圍”分析的資本邏輯批判,超越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性質定位。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作為獨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這種集中對于世界市場的破壞性影響,不過是……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内在規律罷了。”[23]在現代世界體系中,之所以存在中心對外圍的剝削和掠奪,是因為資本邏輯的作用。因此,沃勒斯坦等人将批判的矛頭對準這一體系,希望改變它的資本主義性質。至于将來,“我們不能預測它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系,但能通過我們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動來影響其結果。”[24]這些觀點是有其深刻性、合理性的。積極回應這一分析模式,就是要繼續批判資本邏輯對世界市場的主宰,就是要改變少數國家主導市場秩序、國際金融資本恣意放縱的市場局面,着力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使之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2008年爆發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告訴我們,放任資本逐利,其結果将是引發新一輪危機。缺乏道德的市場,難以撐起世界繁榮發展的大廈。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不僅難以持續,也有違公平正義。”[25]

 

但是,将當今世界體系定性為資本主義,這顯得簡單化且不合實際。當今世界,既不是沃勒斯坦所說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不是他預言的“世界社會主義聯合政府”。“從世界範圍看,今天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社會主義代表人類進步方向、資本主義仍然占據優勢的時期,是世界曆史進一步發展為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仍然繼續主導世界市場但發展中國家話語權逐漸增強的時期,也是人類面臨共同挑戰、共同問題逐漸增多的時期。當前人類遇到的共同挑戰、共同問題,就形成原因、複雜程度、解決方案等方面來看,都遠遠超過了兩種制度之間矛盾的範圍。”[26]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不是中國要完全融入資本主義世界,也不是中國要向世界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并不是要搞所謂的制度趨同、模式統一,而是強調在處理國際關系時要包容和超越發展程度、發展道路、社會制度差别等方面的差别,強調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壓小、以強淩弱、以富欺貧。

 

其二,回應“中心-外圍”分析的霸權主義批判,超越霸權周期律的世界曆史叙事。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先後出現了三個霸權國家,即17世紀的荷蘭、19世紀中葉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大緻看來,這三個霸權國家盡管出現在不同時代,但是它們在農業-工業、商業、金融領域占據國際優勢、居于暫時的頂點。在沃勒斯坦看來,這種暫時的頂點就是“霸權”。霸權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曆史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霸權興衰有其周期性。[27]世界體系論學者喬萬尼·阿瑞基前移了資本主義霸權體系的曆史起點,在荷蘭之前加上了熱那亞,但他同樣指出了霸權體系更疊的周期性。那麼,誰将執掌後美國時代的世界體系的霸權?“中國”是常見的答案。在這一點上,沃勒斯坦的答案也是如此,他甚至從曆史材料和他人的著述中尋找支撐。他引用印度學者阿米亞·巴格奇的話說:“巴格奇指出,在19世紀,即便是中國而非西方以一個超級經濟和軍事強國的身份出現,也将同樣導緻‘世界大多數人口的邊緣化與悲慘化’。從中受益的将是中國而非西方的社會精英。”[28]

 

反對霸權主義,提倡平等交往,是當前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的呼聲。對于“中心-外圍”分析模式的霸權主義批判主張,我們無疑要積極給予回應。但是,對于這一分析模式所保持的霸權周期律特别是表達的中國霸權問題,我們要予以澄清。中國政府反複重申,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維護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29]。從曆史看,中華民族曆來崇尚“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理念;從現實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要求我們反對霸權主義;從世界潮流看,各國人民期盼着共同發展、共同進步。[30]中國領導人多次重申,中國奉行雙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既不會依附别人,更不會掠奪别人。這些主張充分表明,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不認同“中心”對“外圍”的霸權地位,要改變以霸權主義為主題的世界曆史叙事。從這種意義上,即便我們進一步富起來、強起來,我們也永不稱霸。為了避免引起誤解,我們不提倡用“中心”的提法來描述中國的國際地位。

 

其三,回應“中心-外圍”分析的國際關系民主化訴求,超越理想主義的實現方式。沃勒斯坦等人反複表明了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訴求。他多次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體系出現了結構性危機的時代,并堅信未來的前途将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所說的‘達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種保留着資本主義最壞的那些特征的制度:社會等級制度、剝削,而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兩極分化。另一種就是建立一個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制度。階級鬥争是一種為了影響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前景所采取的必要嘗試。”[31]就對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批評而言,沃勒斯坦實際上否定了論壇成員“緻力于改善全球狀況”的任何努力;就他對階級鬥争和反體系運動的希望而言,沃勒斯坦也顯得期許過高。總而言之,他的解決方案表現出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

 

“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32]反對“中心-外圍”的剝削關系,構建平等的國際關系,不能止于理論的批判,必須付諸實踐的批判。而大搞關稅壁壘的新保守主義、主張完全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希望颠覆秩序的激進主義,都難以赢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隻有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要求,加強世界市場的國際治理,摒棄殖民主義、霸權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發揮不同國家在資本、勞動力、技術、自然資源等方面的各自優勢,才能走出一條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間正道。“理念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縱觀近代以來的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标。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确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約确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系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33]近年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轉化為實踐。同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倡議己被多次寫入聯合國文件,正在國際範圍内産生日益廣泛而深遠的現實影響。[34]

 

毫無疑問,“中心-外圍”分析模式為批判不平等的國際關系結構,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繼續響應這一分析模式的理論批判,進而在回答新的時代問題過程中實現理論超越、實踐創造。馬克思在評價費爾巴哈的宗教觀時指出,“對于這個世俗基礎本身應當在自身中、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實踐中使之發生革命。因此,例如,自從發現神聖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後,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被消滅。”[35]套用這一說法,“中心-外圍”分析模式流行的秘密在于它對不平等的“中心-外圍”結構所作的深刻批判,因此,對于“中心-外圍”結構本身“應當在自身中、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實踐中使之發生革命”。超越“中心-外圍”分析模式,歸根到底要體現為改變“中心-外圍”的現實結構,歸根到底離不開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沃勒斯坦曾預言:“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将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的作用。”[36]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人民正在積極地發揮這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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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4~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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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顔鵬飛:《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頁。

[8]孫來斌、顔鵬飛:《依附論的曆史演變及當代意蘊》,《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年第4期。

[9][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黃光耀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頁。

[11][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黃光耀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28頁。

[12]吳苑華:《中國崛起:後美國世界的希望——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中國觀》,《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10年第00期。

[13]張向軍、李田貴:《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與中國的和平發展理念》,《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5期。

[14]王寶龍:《沃勒斯坦質疑關于資本主義曆史的流行理論》,《國外理論動态》,2009年第10期。

[15]翟婵、程恩富:《中國正處于世界經濟體系的“準中心”地位——确立“中心-準中心-半外圍-外圍”新理論》,《上海經濟研究》,2019年第10期。

[16]在一次學術訪談中,當被問及對未來是悲觀還是樂觀時,沃勒斯坦給出了他的“答案”:“一半對一半,這取決于我們自己。”見[美]格雷戈瑞·威廉姆斯:《世界體系研究之緣起:對話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楊智譯,《國外理論動态》,2014年第4期。

[17]禚明亮:《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康國與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對話節錄》,《理論視野》,2015年第5期。

[18]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當代亞太》,2012年第6期。

[19]禚明亮:《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康國與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對話節錄》,《理論視野》,2015年第5期。

[20]吳苑華:《中國崛起:後美國世界的希望——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中國觀》,《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10年第00期。

[21][美]格雷戈瑞·威廉姆斯:《世界體系研究之緣起:對話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楊智譯,《國外理論動态》,2014年第4期。

[22]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當代亞太》,2012年第6期。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頁。

[24][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羅榮渠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第2頁。

[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頁。

[26]孫來斌:《論“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2期。

[27]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The States,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8-42.

[28]王寶龍:《沃勒斯坦質疑關于資本主義曆史的流行理論》,《國外理論動态》,2009年第10期。

[29]《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

[30].孫來斌:《朗照人類命運的中國智慧》,《光明日報》,2017年10月16日。

[31][加拿大]馬塞羅·默斯托:《閱讀卡爾·馬克思!———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訪談》,張福公譯,《國外理論動态》,2018年第8期。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頁。

[3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頁。

[34]孫來斌:《論“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2期。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36][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羅榮渠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頁。

作者簡介:孫來斌,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21期。

排版 | 陳藝文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