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 華：1924年李大钊在蘇聯的經曆及相關文獻研究
摘 要：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1924年6月上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團（亦稱中國代表團）從國内啟程赴蘇聯莫斯科，出席6月17日至7月8日在此召開的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後，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等，同年11月奉命回國。其間，他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等處參觀訪問；應多方邀請作報告、發表談話和講演；撰寫有關訪蘇通訊或有關中國革命的政論文章等，留下了截至目前可知的10餘篇重要文獻。這對我們了解那時的國情和世情，以及了解和研究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了解和研究中國共産黨的若幹重要主張等，提供了寶貴依據或參考。
關鍵詞：李大钊；中共代表團；共産國際五大；蘇聯；莫斯科
一、根據中共中央安排率代表團赴蘇聯
在1924年李大钊率團赴莫斯科前，不早于同年3月30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緻信中國共産黨，通知派代表團參加會議。其中寫道：“貴黨應派代表4人到會。此代表的産出方法，需依照下述本執行委員會之規定”。[《第三國際緻中國共産黨的信》（不早于3月3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82頁。以下凡引文出自該書的，不再注出版社和出版時間。]相關規定共八條，其中前五條分别為：
“一、代表切切不可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分子,必須包入區或地方的分子在内。代表團中亦須婦女和青年的代表。
二、代表團中須有半數為任事于工業界的同志。
三、若黨中主張分成兩派,那麼這兩派最好在代表團中都有代表。
四、這次的大會中,要同時舉行合作部國際大會和紅色救濟國際大會,所以我們請你們在代表團派定幾個人,付以出席這些會議之權限。
五、我們亦請你們的代表須按規定人數全體出席。”[ 《第三國際緻中國共産黨的信》（不早于3月3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583頁。]
這是一份反映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黨關系的重要文獻。當時，中國革命正處于國共合作初建階段。此前，同年1月，作為中共中央委員的李大钊，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大會主席團5名成員之一，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随後，在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上被任命為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3月8日，李大钊出任中共北京地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即他直接擔負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導工作。3月30日，中華民國國民追悼列甯大會刊行《列甯紀念冊》，李守常撰寫的《列甯不死》一文登載其中。該文寫道：“列甯逝世，全人類的損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損失了一個這樣重要的朋友，更使我們感傷無已!列甯的功業，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義，亦[ 亦，原文如此。]經體現于全人類。革命的組織，日在發揚滋長中，以完成人類在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甯的軀幹雖死，列甯的精神不死。[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頁。]
同年5月，北洋軍閥政府明令通緝李大钊等共産黨人。有鑒于此，5月下旬，李大钊不得不離開北京，由長子李葆華陪同前往河北昌黎五峰山暫住。6月上旬，黨中央派于樹德給李大钊送來通知，即委派他作為中國共産黨出席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首席代表，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會。接到該通知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化裝成一個行莊的生意人，冒着被緝拿的危險回到了北京。在此，他與代表團成員王荷波、羅章龍、劉清揚聯系，商定赴蘇事宜，決定由滿洲裡出國赴蘇聯莫斯科。[ 參看：杜全忠編著：《李大钊研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頁。]6月份行程确定後，在北上途經哈爾濱時，李大钊與随行人員住在一家叫“宏昌茂”的雜貨鋪裡。李大钊等在此停留了3日，為安全赴蘇做了更周詳的計劃和準備。[ 參看《李大钊年譜》編寫組：《李大钊年譜》，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頁。]後來，實際出席共産國際五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還有此前已在莫斯科的彭述之等。從1924年6月14日劉清揚在莫斯科填寫的調查表看，李大钊等中共代表團成員“約經七晝夜”[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以下凡引文出自該書的，不再注出版社和出版時間。]到達莫斯科的時間不晚于這一天。到達莫斯科後，他們住在離紅場不遠的共産國際辦公大樓柳克斯旅館（相當于共産國際的招待所），李大钊住在三樓，每天接應來客，草拟文件，為國際報刊寫文章和通訊，從清晨到深夜，十分繁忙。[ 參看陳曉聲、張永和著：《王荷波》，中國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頁。]李大钊并擠時間學習俄語。
二、參加共産國際五大及在蘇聯的主要經曆
參加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共有49個國家的60個政黨和組織的510名代表。根據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規定，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共10人，其中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各2人。[ 參看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443頁。]根據“共産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與會名單”記載，來自中國支部的代表，有表決權的為：琴華、瓦諾夫；有發言權的為柳齊佳、彼得羅夫。[ 參看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423頁。]會議主要讨論共産國際執委會的活動和策略的報告；關于蘇聯經濟狀況和俄共（布）黨内的争論；法西斯主義；工會運動的策略等。6月30日，共産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 曼努伊爾斯基（1883-1959），生于烏克蘭。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21年出任烏克蘭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在共産國際五大上當選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 ]向大會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其中談到了殖民地國家的統一戰線和無産階級的領導問題。他特别指出：“共産國際也允許中國共産黨人參加國民黨，而且我們知道，這批黨員在這個黨内的活動推動了它走上更加堅決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道路。”[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黃修榮主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頁。]
7月1日（星期二）晚，李大钊以“琴華”的化名代表中國共産黨在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作書面報告。該報告收入《﹤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第296-300頁。又可見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在共産國際五大上，陳獨秀當選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第417頁。]瓦諾夫（即王荷波）、彼得羅夫（即羅章龍，與此前即在莫斯科的彭述之俄文姓相同）當選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委員。[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第436頁。]彼得羅夫[ 彼得羅夫，這裡是指羅章龍還是指彭述之，仍有待考證。]當選為宣傳委員會委員。[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第436頁。]瓦諾夫當選為青年問題委員會委員。[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9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3）》(主編戴隆斌)，第437頁。]共産國際五大閉幕後，羅章龍、王荷波等随即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會後，他們參觀了蘇聯的工廠、學校、托兒所和孤兒院等。之後，羅章龍、王荷波等代表前往德國，在柏林和萊茵河等地學習和遊覽。[ 參看陳曉聲、張永和著：《王荷波》，中國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154頁。]羅章龍并出席了同年7月在德國漢堡召開的第四次國際運輸工人代表大會，當選為該會中國書記。[ 參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國共産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頁。]同年10月中旬，羅章龍返回上海。[ 蔣明寶：《1924-1924：毛澤東在上海閘北》，《上海黨史與黨建》，2003年第11期，第21頁。]此前，同年秋，王荷波回國，并很快投入工人運動。同年冬,劉清揚被中共中央調至上海，參與籌備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後當選為該會常務委員、國民黨北京特别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婦女部長。共産國際五大後，彭述之于同年8月回到上海，任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和黨的理論雜志《新青年》。[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頁。]
共産國際五大閉幕後，李大钊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8月16日，李大钊請他人代為用俄文填寫了《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人員履曆表》。其中第27項為：“進入共産國際的時間 1924年8月15日”。在填寫該表的同一天，一份由Г.沃依林斯基簽名的“呈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負責人”的信件中寫道：“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負責人：請批準琴華同志（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為共産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中國事務臨時顧問（或參事、報告人），自1924年8月15日起将琴同志列入東方部編制。”這兩份檔案文獻從一個方面記錄了李大钊在蘇聯的情況。
共産國際五大閉幕後，李大钊曾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參觀訪問。他并應多方邀請作報告、發表談話和講演，以及撰寫訪蘇通訊或有關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文章等，從一個非常重要方面，為其此行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資料，就目前已知的，除7月1日的報告外，還有14篇。對這些文獻資料，本文第三至第五部分将予分述。同年10月，李大钊出任中共第四期旅莫支部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委員。同年11月，鑒于北京政變[ 北京政變，指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的，迫使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并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锟，宣布成立“國民軍”的政變。]後國内出現新形勢，根據黨中央決定，李大钊離開莫斯科回國。
三、7月1日的報告及同月的5份相關文獻
（一）7月1日的報告
1924年7月1日（星期二）的晚間會議，是共産國際五大舉行的第二十二次會議。其議題是讨論6月30日曼努伊爾斯基向大會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報告，會議主席是格施克（德國）。原定安排在會上先後發言的代表分别是：（塞利耶）法國、（羅西）意大利、湯姆﹒曼（英國）、吉姆﹒拉金（愛爾蘭）、阮愛國[ 阮愛國，即胡志明。]（越南）、道格拉斯（英國）、馬克西莫斯（希臘）、特蘭（法國）、瓦西裡科夫（波蘭）、傑奧爾傑斯庫（羅馬尼亞）、佩珀（美國）、琴華（中國）、阿姆特（美國）、法魯克（土爾其）、拉狄克（蘇聯）、泰爾尼克（德國）、拉狄克（蘇聯）。[ 參看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8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2）》(主編戴隆斌)，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313頁。以下凡引文出自該書的，不再注出版社和出版時間。]發言兩次的蘇聯代表，是根據會議安排對有的問題做說明。李大钊準備在會上所作的報告，是中國共産黨向共産國際五大提交的最重要的文獻。但是，在美國代表發言後，會議主席告知與會者：“我們的中國代表琴華原本希望做一個報告，今天他作不完報告了。他的報告将列入記錄并在公報中刊登。”[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8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2）》(主編戴隆斌)，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頁。]該會議于莫斯科時間當晚9時40分休會。[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文獻》第38卷，《共産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文獻（2）》(主編戴隆斌)，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頁。]由上可知，李大钊在這次會議上未做口頭報告，而是作的書面報告。據筆者考察，之所以出現此情，至少有兩個主要原因：（1）相當一部分代表的發言（包括越南代表阮愛國的發言）直白地對曼努伊爾斯基的報告提出了異議或建議，而李大钊準備的發言相對含蓄；(2)時間緊，并且絕大多數代表的發言稿比較簡短（2千字左右），而李大钊的發言稿相對較長（3千餘字）。
該報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關于中國的民族運動的任務。報告指出：“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甯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從那時起，東方各國共産黨便依照這一決議的原則進行了鬥争。中國人民一方面遭受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國軍閥的壓迫。外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權力決定了中國軍閥的存在，因為後者是帝國主義列強的走狗。所以，中國的民族運動應該是既反帝又反軍閥。”[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頁。]
第二，關于外國帝國主義最近在中國的活動。報告指出：“近一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嚣張到極點”。對此，報告叙述了幾個最重大的事件，其中包括：（1）張家口的卡門事件（由美國商人走私引發）；（2）漢口紡織工人案（由英國軍隊及其駐漢口領事制造）；（3）法國金法郎事件（由法國政府制造）；（4）旅順口和大連（指日本拒絕按條約歸還這兩地）；（5）臨城案（指英、美、日、法、意等國借發生在山東臨城的搶劫事件對中國進行再敲詐）；（6）棉花出口（外交團強迫中國政府撤銷出口棉花的禁令）；（7）煙草消費稅（利用中國煙草在華制造香煙的英美煙草公司免交消費稅，緻使中國每年損失兩億美元）；（8）廣州的關稅（英國政府派軍艦去廣州，威脅廣州國民政府實行的自行征稅）；（9）列強的海上聯合艦隊（指帝國主義列強達成協議，建立長江聯合艦隊，企圖迫使北京政府同意他們的做法）。報告強調：“還可以舉出許多其它事實。這一切都證明，帝國主義者始終力圖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來擴大其勢力及特權。北京政府完全被他們控制了。在承認蘇聯的問題上，帝國主義者也在千方百計地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盡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漢同志簽訂了條約，帝國主義者們并未停止其挑撥離間的活動。”[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頁。]
第三，關于近年來中國民族運動的發展。報告從4個方面做了介紹。其中第三個方面概要介紹了國民黨一大的情況，并特别列舉了這次大會确定的對内對外政策。報告強調，這次大會之後，“民族運動進入新階段”[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頁。]，而“參加國民黨的共産黨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鋒隊”[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頁。]，中國共産黨在國民黨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喚起群衆的革命精神，引導他們反對國際帝國主義者和國内的軍閥。”[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頁。]
第四，關于中共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根據及對共産國際五大的希望。報告指出：“中國共産黨的力量不大。它的戰線很長，因為它同時領導着工人運動和民族運動。我們一直根據第四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于統一戰線的決議進行工作。我們希望第五次代表大會特别關注中國問題，并給予中國黨有關今後工作的指示。[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5頁。]
李大钊的報告，宣傳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促進了中國共産黨與各國共産黨的聯系，對共産國際五大的成功召開做出了貢獻。
（二）一封信和一份申請書
在共産國際五大召開期間和之後，7月1日、17日，中國代表團成員秦華、王樂夫[ 王樂夫，從發音看，同萬諾夫很像，萬諾夫當為王荷波俄文姓瓦諾夫的另一種譯法，因此，個人認為王樂夫就是王荷波。]、彭述之（彼得羅夫），共同依次簽名，先後寫下了《緻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和《緻共産國際東方部的申請書》。
7月1日的信全文為：“緻主席團：中國代表團聽了阮[ 阮，即身兼法國共産黨和農民國際代表的胡志明。阮愛國，是胡志明在共産國際五大使用的化名。]同志代表各殖民地做的聲明。鑒于本團沒有參加這一問題的讨論，所以對他的聲明不負責任。我們認為這一聲明僅具個人性質。”[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00頁。]7月17日的申請書全文為：“目前中國共産黨急需工作人員。我們中國代表，請共産國際東方部和青年共産國際代表大會之後，派遣彼得羅夫和勃林斯基[ 勃林斯基，即任弼時。]二同志到中國從事黨的工作。”[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02頁。]從當時的情況看，7月1日的信應該是在當晚阮愛國發言之後。關于7月17日的申請書，從此前同年5月20日中共旅莫支部大會的決定看，該會已作出決定，宣布增派任弼時、彭述之、陳延年、尹寬、紅鴻、鄭超麟等6人回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因此該申請書所申請之事，是中共黨組織事先即有所安排的。
（三）三份“守常交來的報告”。1924年7月，李大钊向共産國際提交了三份報告：《守常交來的報告》（之一）——全國學生運動狀況、《守常交來的報告》（之二）——全國國民運動狀況、《守常交來的報告》（之三）——全國勞動運動狀況。
報告（之一），以介紹北京的學生運動為重點，包括北京學生運動之團體、北京學生與國民黨、北京學生與S﹒Y、可注意的蒙藏學生。報告寫道：“北京學生之地位與環境，與各都市或地方異。其最明顯者，為接近政治中心，天然為全國學生運動之發源地及領袖。其對于政治較能了解，更受刺擊[激]，固其政治熱(情)比他處學生為高，遂不時有學生運動之興起。”[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7頁。]随後，報告依次介紹了廣州、香港、安徽和其他各地以及湖南的學生運動。
報告（之二）先後介紹了四川、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國民運動狀況，并着重總結了一年間“各地活動”的兩點經驗：“第一，我們以前希望國民黨成為一有紀律，權力集中，是[能]集合全國革命分子的理想是不能做到的。……”“第二，我們更深切的明白，國民革命運動沒有工人、農人的參加，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39頁。]
報告（之三）先後介紹了廣州、香港、四川、武昌、上海、安源等地的勞動運動。其中關于香港的情況，報告寫道：“香港工人以居外力壓迫之下，固愛國心較内地工人為烈，頗傾向國民黨，惜民黨以前不能組織他們成黨，無多宣傳、不善利用此革命之潛力。”[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43頁。]報告并介紹了“北方鐵路工人運動”，指出：“聞鐵路上青年工人極多，我們如經濟充足，則為振作全國勞動運動之命脈起見，實有派人久駐該地以執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組織工作。”[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45頁。]
上述三個報告，是李大钊在蘇聯期間所做工作的重要記錄，也為我們理解他在共産國際五大所作的書面報告提供了幫助，對我們深入研究1923-1924年間的中國革命運動提供了寶貴資料。
四、9月至10月的報告、談話、講演和有關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文章
（一）報告、談話和講演
報告。9月12日，李大钊應邀在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上作報告，題為《中國最近之政變》。署名：李大钊報告 李季達記錄。該文是報告的摘要，1300餘字。報告中所說的政變，是指1924年9月，直系江蘇軍閥齊燮元與皖系浙江軍閥盧永祥之間進行的江、浙戰争。與這場戰争密切相關，9月中旬，以吳佩孚、張作霖各為一方的第二次直奉戰争随之而起。報告的主要内容是：（1）進一步揭露了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的關系。其指出：“中國各個軍閥後面都緊緊地依靠着帝國主義，而且不僅僅是隻有一個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者方面，它隻是根據自身的利益作它與中國軍閥勾結的标準。”[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7頁。]（2）簡要梳理了北洋軍閥主要派系之一直系軍閥的曆史。其強調：“經過直皖戰争和第一次直奉戰争，直系先後打敗皖系和奉系，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壟斷了北京政權，可以說直系處于全盛時代。”[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8頁。]（3）闡明了在這一重要時期黨的任務。即：“要拿出很正确的口号到民衆中去宣傳。宣傳我黨所主張的國民革命，号召民衆，組織國民革命的實力”[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0頁。]。
談話。9月1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機關報《消息報》發表了李大钊以中共中央委員李秦華的名義對該報記者的談話，題為“中國内戰”。談話指出：正在進行的中國内戰是由帝國主義煽動和支持的。是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以曹锟和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同日本帝國主義者支持的張作霖與段祺瑞正在華北和華中交戰。在華南掌權的是孫中山的革命政府。英美資本家和直系軍閥支持反動的陳炯明将軍反對孫中山。英國資本家還組織和支持人稱“紙老虎”的法西斯隊伍，其為首者是彙豐銀行買辦中國商人陳廉伯。[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1頁。]談話強調：“目前中國共産黨的任務，是向工農群衆說明内戰的原因和意義。中國共産黨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鬥争的同時，還将組織群衆進行階級的和民族的鬥争。”[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2頁。]
同日，《莫斯科工人報》刊登了《與﹤莫斯科工人報﹥記者的談話》，署名“秦華（中國）”。其内容與上述《消息報》所載内容基本一緻。
講演。9月22日，李大钊以秦華的化名，在莫斯科大劇院“不許幹涉中國協會”組織的大會上發表講演。[ 該文原題為《秦華同志的演說——在“不許幹涉中國協會”在大劇院組織的國際大會上》，200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釋版第5卷改為現題。]全文700餘字。發表這一講演的重要背景是，1924年8月，孫中山為制止廣州商團叛亂采取了相應措施。同月28日，英國政府令駐香港軍艦9艘集結白鵝潭挑釁，其駐廣州總領事向廣東革命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聲稱如果鎮壓商團，應将“全力對付”。對英國政府幹涉中國内政的行徑，孫中山予以抗議，國内興起反帝群衆運動。在此情況下，蘇聯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相繼成立“不許幹涉中國協會”。9月22日，該協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大會，英、法、日、蘇等國和共産國際執委會代表出席，拉狄克等發表了講話。[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81頁（注釋1）。]李大钊的簡短講演，除扼要介紹國内形勢外，還表達了如下認識和心願：“中國問題并不單純是民族問題,它是一個國際問題。沒有世界無産階級的幫助,中國的民族運動就無法發展。隻有無産階級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願你們積蓄力量援助中國的無産階級和農民!”[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5頁。]這一講演，留下了約40秒鐘的影像。[ 見《曆史影像：1924年中共創始人李大钊在莫斯科講演，現場掌聲不斷》。對這段影像的情況，董寶瑞在《李大钊在蘇聯留下的珍貴電影鏡頭》（載《黨史縱橫》2006年第3期，第18-20頁）一文中，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在講演的最後，李大钊振臂高呼：世界無産階級革命萬歲！共産國際萬歲！[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5頁。]聽衆對他的講演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影像雖然是無聲的，但畫面清晰，完全可以看出上述情景。]
（二）有關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文章
9月28日，李大钊在莫斯科寫成《上海的童工問題》一文，全文近4千字。該文後來發表于1925年4月的《中國工人》一刊。文章開篇寫道：“近讀大阪《編軍英字日報》和上海《彌勒氏評論周報》第二九卷第八号，内載有關于上海童工問題的資料，頗值我們注目。”[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1頁。]随後，李大钊擇上述兩報所披露的上海哈爾濱路區、提籃橋區等共10個區的相關資料列于文中。該文還根據上述兩報披露的資料，以棉廠、絲廠、煙廠、火柴廠等4類工廠中童工的悲慘境遇，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黑暗。文章收篇寫道：“吾侪身在蘇俄，目睹工人兒童的幸福，娛樂，教育，不禁想起這一班淪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萬多的幼年群衆。因特函述其要，願貴報記者及留心社會的青年同志們，看一看你們的小朋友的生活狀況，是如何的悲慘，如何的痛苦，而設法一改之。”[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7頁。]
9月-10月，李大钊寫成《中國内戰與中國農民》一文。署名李秦華，全文3千餘字，刊登于《農民國際》[ 《農民國際》，共産國際領導的農民國際組織“農民國際”的機關刊物。農民國際于1923年中10月在莫斯科建立。]1924年9-10月合刊第7-9期，第71-74頁。該文着重分析了“眼下這場席卷全國的内戰”對中國農民的影響。其指出：這場内戰“實際上乃是英國、美國為一方同法國、日本為另一方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殊死搏鬥”，然而，“中國内戰延續的時間越是長久，越是激烈，它對中國被壓迫工農群衆的覺醒所起促進的作用就越大，工農群衆就越能迅速地意識到，踏上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路才是惟一的求生之道。”[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1頁。]
10月，李大钊寫成《中國的内戰與工人階級》一文。署名秦華，發表于《紅色工會國際》1924年第9—10期，全文1400餘字。該文在分析了當時中國内戰的情況後指出：“廣東國民革命政府的領袖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在他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者、軍閥及他們所組織的法西斯運動的鬥争中，他應當依靠農民和工人。廣東工人已有一部分武裝起來，革命政府也向全體中國工人發出了号召，請求支援。這是在反對自己階級敵人鬥争中号召工人武裝起來的第一聲号令。”[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4頁。]
10月30日，李大钊應邀在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作《中國的事變和本團的訓練》的報告。全文800餘字。報告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江浙戰争的曆史背景。報告指出：自直系得到政權以後，“天天有戰争”，“日日壓迫人民”。“這次江浙戰争，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勾結弄成内亂的一幕。”[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6頁。]（二）黨的任務。報告強調：“我們以後要做的，特别是基礎上的工作，主要的：鐵路工人，礦山，海員，紡績。”（三）在莫斯科訓練的意義。報告談了兩點：第一，要認清我們的團體。我們來此，是學習革命的，并不是留洋留學求博士的。第二，要認清我們的黨和黨綱。即“我們的黨綱是科學的，……我們的黨是光明正大的。”[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7頁。]
李大钊的上述報告、談話和講演以及有關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文章，都有助于我們從不同角度了解李大钊在蘇聯的經曆及其關注和思考的若幹問題。
五、寫成和發表赤都通訊
1924年9月24日，李大钊在莫斯科寫成了《蘇俄民衆對于中國革命的同情——赤都通訊》[ 原文沒有副标題，現副标題是2006年出版《李大钊全集》第5卷時所增加。]，全文3200餘字。同年11月10日，《民國日報》(上海版)副刊《覺悟》全文發表。該刊并加編者按：“李守常先生從赤都寄來的通信。”[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481頁。]其開篇寫道：“入俄以來，忽已數月，以道途修阻未嘗通訊于足下，而國中朋輩亦多以未接音書為念者，茲特借與足下通問之便，一述我漫遊中所得的印象，能假大報餘白為之披露，獲以間接告其近狀于朋輩，幸何如之。”[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6頁。]
通訊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記述了在火車上看到的西伯利亞景象及感受。通訊寫道：曩昔披讀地理，一說到西伯利亞，辄聯想及于遐荒萬裡絕無人煙的景象，以為其地必終歲封于冰雪，荒涼枯寂，無複生氣，乃今一履其境，卻有大不然者。自滿洲裡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雲霄，火車行于長林豐樹間，入眼均有郁蒼偉大之感。景緻之最佳處，為貝加爾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與湖裡的碧波相與掩映，間有紅黃的野花點綴于青青無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時一處，真令懸想西伯利亞為黃沙白草終歲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訝為絕景也。”[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6頁。]
其二，記述了各國代表們，特别是蘇聯方面關注中國革命的情況。通訊寫道：“他們與弟相值，辄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廣東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頗有一種誠敬的欽感及濃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來。”特别是，當從留俄青年那得知“當路透電告中山先生噩耗的謠言時，消息傳來，俄都各大報自《真理報》以下，均著論哀悼，把中山先生的肖像刊于論首”時，李大钊感慨道：“這可以看出中國革命的老祖孫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位置了。”[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7頁。]
其三，記述了借“暑中無事，曾到莫京近郊的馬拉霍英卡[ “馬拉霍英卡”，應為“馬拉霍夫卡”，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進行暑期野營及預備役軍事訓練的基地。]一遊”并在此“小住數月”的情況。通訊寫道：“此地從前為莫京貴族及資産階級避暑的處所，故有多數别邸建立于叢深的松林間，今皆為政府所沒收，多為工人及兒童避暑之用了。東方大學于此處亦領有房屋數所，有學生百餘人和兒童數十人來此避暑，中國留學生之在東大讀書者亦與焉。我因中國朋友之介紹得在此小住數月，一觀童子軍及少年團的生活。”李大钊特别贊揚了此處的“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風土中開起來的鮮紅的花，其精神氣度完全與舊社會裡産生的人劃一新時代。他們的宣傳力特别偉大，聽說有許多資産階級的兒童，看見他們的隊伍，聽見他們的歌聲，便想跑進隊伍跟着他們去，他們的父母關不住了。這些小孩的小手，不但可以打破他們的舊家庭，實在可以打破全世界束縛人類的一切鎖鍊。”[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7-18頁。]
其四，記述了9月初，到列甯堡[ “列甯堡”，即列甯格勒。]參觀并小住一周的情況。通訊寫道：列甯堡街路寬闊，建築的規模宏大，不知道怎樣，他可以使遊人起一種曆史的感情詩的興味。最大的街為“十月街”，我甚愛此街的建築。此地的人情生計，似均有超越莫斯的點，往來街市的男男女女，大都衣履樸素而大方，不似莫斯科街上新經濟政策下的暴發戶的女子千奇百怪的樣子。以莫斯科與列甯堡相較，我愛列甯堡。[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8頁。]通訊還記述了他在列甯堡參觀勞動宮和紅三角橡皮制造工廠、參觀兒童村，并在少年國際紀念日[ “少年國際紀念日”，即國際少年節。是在伯爾尼國際社會主義青年大會上決定創建的節日。創立于1915年4月，旨在激勵青年人為和平鬥争，反對帝國主義戰争。1916至1931年在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日過該節日。在俄羅斯，首次慶祝該節日是在1917年9月。]那天，從海口趕到冬宮廣場，觀看白天的紀念遊行和當晚在五一公園進行的盛大晚會。通訊寫道，在這個晚會上“俄、德的少年演說中，均道及同情于中國革命及反對英美幹涉中國的話。”[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19頁。]
其五，記述了從列甯堡返回莫斯科後所了解的國際社會聲援中國革命的情況。通訊告訴大家，此種運動在莫斯科及其他諸大城均是一樣的熱烈，“從中國收回手去”的呼聲，全俄皆是，到處組織此等團體，天天都有集會，報告中國的事，同聲一緻的贊助孫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幹涉中國革命。通訊最後寫道：“當全世界革命的青年為反對帝國主義幹涉中國狂呼奮鬥的時候，中國的青年應該怎樣的激昂，在悲憤中躍起，奔赴于我們中國的革命老祖孫中山先生旗幟之下，去和那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戰鬥，我們遠在莫京引領以盼此消息。”落款為：“九月念四日守常在莫斯科”[ 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20頁。]
李大钊1924年在蘇聯的經曆，距今已有96年。回國後，他積極領導并親自參加了北方一系列革命運動。1926年3月1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鎮壓愛國民衆運動的“三一八”慘案，并于次日發布了對李大钊等革命者的通緝令。在白色恐怖籠罩的險境中，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李大钊率國共兩黨的黨部人員遷入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内堅持工作。1927年4月6日，在帝國主義的默許、支持下，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特務包圍襲擊蘇聯大使館及其附近的幾個辦事機構，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捕。在獄中，李大钊飽受折磨，始終堅貞不屈。4月28日，他被反動軍閥殘忍殺害。這一天，距今已逾93年。90多年間，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基礎上，1949年10月新中國誕生。經過70多年的接續奮鬥，全國各族人民正以更堅定的信念、更昂揚的鬥志、更堅實的步伐，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前進。而越是如此，我們就越不能忘記1924年李大钊在蘇聯期間的出色工作為中國革命所作的重要鋪墊！更不能忘記，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而不惜抛頭顱、灑熱血的李大钊等革命英烈的崇高精神和偉大貢獻！！
作者簡介：仝華，女，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毛澤東研究》2020年第6期。基金項目: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曆史虛無主義研究”（項目批準号：2015MZD020）階段成果之一。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