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支配着資本主義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金融資本是支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總資本，是從産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職能資本的集中、壟斷和相互融合中産生的大貨币壟斷資本。金融資本支配着産業鍊、商業鍊和信用鍊,對産業、商業和信用進行不斷變革,推動着資本集中、勞動社會化和世界市場的發展，這是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又在壟斷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積累機制，這是通過定價權、地産金融、投機國債、制造和利用危機，通過支配國家公共政策、支配貨币發行權等途徑而實現的。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延申到後發國家，和後發國家曆史上延續下來寄生性生産關系相結合，表現得更赤裸、更集中、更反動。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是阻礙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

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基本内涵

在資本的積累中，包含着相對于前資本主義的更理性化的人格權，更理性化的經濟、政治、國際關系等，這些更理性化的内容，被研究現代化的理論家提煉出來，作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内容，例如，馬克斯·韋伯就用“理性化”概念來概括現代性的特征。

第一，資本主義現代化包含着相對于前資本主義的更理性化的人格權。生産方式決定着生活方式。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把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别概括為“共同體”與“社會”的區别，古代人生活在血緣的、地緣的、精神的共同體之中，而現代人則生活在社會分工之中，生活在城市的、民族的和世界主義的生活關系中。迪爾凱姆也把分工和個人主義的興起看作是現代社會區别于自然經濟時代的基本特征。自然經濟時代人們生活在周圍幾公裡之内的熟人社會之中，生活在家族、親朋倫理關系之中，男權、夫權，父權、王權，仁、義、忠、孝等社會倫理關系塑造着個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個人不是從理性中取得一種普遍的人格權，而是在倫理實體中獲得一個倫理身份。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瓦解了自然經濟和血緣共同體的社會基礎，把個人從血緣宗法關系、等級身份制中解放出來，奠定了人人享有同等人格權的觀念。在這種平等的人格權中，每個人的生存權、名譽權都不容侵犯，每個個體有免于恐懼、免于饑餓、免于匮乏的自由，每個個體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就公共事務表達意見的自由。現代社會在個體人格平等的基礎上以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代替了人與人之間的身份等級關系。

第二，資本主義現代化包含着相對于前資本主義的更理性化的經濟生活。在韋伯看來，現代性意味着科學理性的精神，意味着強烈的“目的理性”。資本重視現實的利益，并通過新教倫理、敬業和責任、精确計算、精心謀劃、專業分解、分工協作、成本核算、複式簿記制度、科層化管理、合約履行、合法獲利等來實現。黑格爾把市民社會定義為以普遍性為手段的特殊利益體系，在市民社會中，個人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追逐特殊利益的手段有普遍性。私人利益當中包含着私人作為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在為人類自由創造條件的一面。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資本要賺取利潤，需要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需要引領價值革命，引領生産、流通革命，否則就被競争淘汰了。資本主義使科學技術取得了商業價值，從而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本身具有人本主義的性質，它使自然界人化，使人化的自然界更符合人類的需求。生産力的發展不僅是勞動生産率的提高，不僅是直接勞動時間的縮小，它還包含着個體與類、個體與他人、個體交往關系的改進。在信息技術、平台經濟、數字經濟當中應該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的類能力表現為無主體的權利，減少了權力異化關系。例如，工業物聯網使成百上千家企業能夠與網絡相聯系，每個企業、每個工場甚至每個個體勞動者，都可以是一個信息終端。在這樣一種信息終端之下，每一個勞動者能夠了解整個工序的進程，自己的優勢，每一時段的報酬，能夠通過對比來了解别人的工作進程、效率，從而可以根據普遍的尺度來自我激勵。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消除權力的異化提供了條件，例如，信息技術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就體現了這種趨勢。通過信息技術把數百萬的案例、法條直接集成到法律機器人中，這種機器人可以提供給法院、社區，給每個法律糾紛的當事人提供直接的服務，這樣當事人就直接通過這樣一個數據平台與法律文明積澱下來的成果進行打交道。一般民事案件通過利用法律機器人中的一些案例，可以自行調節和解決。民事糾紛的當事人可以通過把自身案件與數據庫的案例加以比較，直接協商出解決方案，或者通過法官現場調節與線上調節相結合的方式，大大提高案件裁決的準确率和接受度。民事案件的當事人通過法律機器人自行調解和解決，這樣就削弱了律師、法官和司法機關的權力，法律的權威表現在法律機器人這樣一個為人服務的客體上，這就為消除主體權力的異化準備了更堅實的條件。

第三，資本主義現代化包含着相對于前資本主義的更理性化的國家。現代性意味着國家從特權等級的國家中解放出來，變成形式上的公共權力。在形式上，國家變成了從屬于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共國家。現代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宗教不再是國教，也不依據國家來打擊異教徒，宗教變成了世俗化的信仰。在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中，一個重要主題是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意味着兩個方面的内涵：首先，市民社會的發展；其次，消除散布在社會中的局部主權或半主權，例如，消除領主、教會所掌握的司法權、征稅權、軍事權等公共權力。羅馬帝國解體之後，中世紀的歐洲陷入混亂。四分五裂的封建主義，到處是稅收關卡和壁壘。在市民社會發展的推動下，分散的公共權力應該集中起來。馬基雅維裡的《君主論》、霍布斯的《利維坦》等著作，都強調加強君主集權。英國從都铎王朝到伊麗莎白一世的一百多年間，曆代王朝都在削弱貴族，推進中央集權。中央集權消滅貴族等級，解散貴族的家兵，摧毀其城堡和關卡，把國家的軍隊布置的全國，根據才能和貢獻選拔官員，建立文官制度。韋伯把集權官僚制看作是現代性進展的一個重要成果。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概括了現代的“法理型中央集權制度”的特征：官員服從法理權威，服從紀律，把公職和私人身份區别開來，依據職位高低或工作業績取得相應薪水等。和中世紀的政治秩序相比，中央集權制提供了統一的度量衡、統一的貨币、統一的國内市場、統一的法規、穩定的社會秩序，為民法和商法的推行提供了政治環境，庇護和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四，資本主義現代化包含着相對于前資本主義的更理性化的國際關系。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概念當中包含着世界市場。資本的全球積累改變了國際關系的性質。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國際關系，戰争是正常的交往形式，尊重主權往往隻是因為戰争出現均勢的結果。在資本主義時代，正像在市民生活中彼此承認主體地位、契約關系一樣，在國際關系上，也一樣。資本主義的現代國際關系承認國家主權和國家之間在國際法中、在國際契約關系中的平等地位。在西方現代化理論家看來，國際關系的現代性規範起源于17世紀三十年戰争結束之後的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創立了以國際會議解決國際問題的先例；和會肯定了格勞修斯所提出的國際法原則，即國家主權、國家領土和國家獨立的原則；和會承認了德意志各諸侯國、荷蘭、瑞士等享有獨立主權；和約規定，締約國不得破壞和約條款，對違約國可實施集體制裁；和約使國際法脫離神權束縛，打破了羅馬教皇神權的世界主權論，規定新舊兩教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約規定各國之間建立了常駐使節制度，使各國之間的訴求和矛盾可以及時通過協商等途徑解決。這些國際關系規範，可以看作是從與個人契約關系相同的原則中引申出來的國家之間的契約規範。

第五，資本主義現代化吸收了世界曆史進程中的文明成果并加以更理性化的改造。現代化是世界性的進程，西歐的現代性是聚集了世界範圍内各種現代性因素而融合出來的。布萊克在《現代化的動力》中指出，人類曆史共發生了三次“革命性的轉變”:第一次是大約在10億年前人類社會的産生；第二次是大約7000年以前農耕社會的出現；第三次是在公元1500年前後開始的現代化進程。康德把人類曆史比作個人的曆史，分為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三個階段，而啟蒙時代開始了成年期以“理性”為主導的階段。黑格爾認為曆史是“精神”運動的曆史，“絕對精神”由東方到西方，最後在日耳曼世界達到“現代”，實現了自身的“自由”本性。孔德把人類曆史分為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科學階段。從時間維度上，西方現代性的興起繼承了西方自身曆史上所發展起來的文明成果。從空間上，西方現代性吸收和發展了其他地區的文明成就。例如，古代中國的造紙、火藥、指南針等發明，對西歐科學技術發展以及航海開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國的制度文明，也對西方的現代化進程起過積極影響。萊布尼茲、伏爾泰、孟德斯鸠、托克維爾都對中國古代帝國的治理方式進行過贊譽。德國也最先把科舉考試搬到西方而改造成現代文官考試制度。韋伯把集權官僚制和科舉考試看作是理性化的事物。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很顯然唐宋時期以至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就其幅員和成就而言都比同一時期中世紀的歐洲要文明得多。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有多少主要的成果從中國傳入歐洲，而不是從歐洲傳入中國：首先是經過中亞直到羅馬的絲綢貿易；其次是來自中國的一大批發明——傳播文化的紙和印刷術、便于保持潔淨的瓷器、漢代軍隊所用的弓箭、鑄鐵、運河的閘門、手推車、在海上行船的舵、航海用的羅盤、火藥以及其他各種發明。與這些物質文明相對應的還有中國的先進的官僚政府形式，其中包括文官考試制度，更不用談像繪畫這樣的藝術了。”[注釋：［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陳仲丹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頁。]由于聚集了廣泛的現代性因素，西方發展起資本主義時代的新文明。

西方現代化理論家所概括的上述現代性的内容，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承認的，馬克思主義隻是認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内容不是絕對的，不是人類理性的終極表現，而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相對的曆史進步性的表現。資本除了包含上述這些理性化的内容之外，還包含着深刻的内在對立關系，尤其是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之後，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金融資本與社會利益的對立，也是内在地包含在“現代性”之中的。

 二、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

金融資本及其所支配的産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推動了全球化，推動了科學技術的變革，但是，金融資本也建立起一套剝奪性、寄生性、投機性的積累關系。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生産關系延伸到後發國家。在後發國家，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核心資源和核心産業、對商業組織、對後發國家銀行和信用體系、對後發國家财政和國債支配的基礎上；金融資本還調動後發國家曆史上遺留下的寄生性生産關系。

第一，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後發國家核心資源和核心産業支配的基礎上。金融資本壟斷了高科技，壟斷了石油、礦山，壟斷了重工業、交通運輸業，控制了主要的輕工業。在舊殖民主義時代，金融資本帝國對後發國家的經濟控制，對我們理解新殖民主義時代金融資本帝國和後發國家的經濟關系，仍然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因為舊殖民主義體系解體，在諸多地方隻觸動了金融資本帝國的政治統治形式，而其經濟統治形式往往沒有經受多大的觸動。例如，在舊中國，“外國資本主義 1936 年控制了煤産量的 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1937 年掌握冶鐵工業的 95％，1936 年掌握石油工業的 99％，發電量的 77％。在交通運輸方面，外國資本 1936 年掌握鐵路總長度的 88％；1930 年即已掌握外洋航運和國内航運噸位的 81.2％。”[ 沙健孫.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3(05):43-46.]在近代中國，皖系軍閥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以東北金礦、森林，東北、山東鐵路等為擔保，通過這樣的途徑，大量的自然資源就落入金融資本的手中。

第二，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商業經營組織壟斷的基礎上。在近代中國，外國金融資本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運業。在中國的通商口岸開設洋行，到19世紀90年代，這類洋行已達500多家，規模較大的有英國的怡和、太古、沙遜洋行，德國的禮和洋行，美國的旗昌洋行等，它們壟斷進出口貿易。“1911年，全國9618.1公裡鐵路中，由外國控制的達8952.5公裡，占93.1%;而中國自主修築的鐵路隻有665.6公裡，僅占6.9%。資本-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對中國鐵路的控制，不僅攫取巨額利潤，獲得鐵路沿線的許多經濟權益，而且還由此從政治上、軍事上取得對這條鐵路及其沿線地區的控制權，确立和擴大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外國資本還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運業。據海關報告，在各通商口岸進出的中外輪船的總噸位中，1877年，中國占36.7%，外國占63.3%；到1907年，中國隻占15.6%，外國占了84.4%。1911年長江航線輪船噸位中，外資的太古、怡和、日清三個輪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國的輪船招商局僅占16.2%。至于遠洋航線，則幾乎全部為外國輪船公司所壟斷。”[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9頁。]除了外國金融資本，國内也發展起來具有官僚買辦性的金融資本。民國時期，孔祥熙家族獨資經營的祥記商行專門販賣匹頭、煤油、顔料等洋貨；宋子文家族經營的華南米業公司享有洋米進口免稅、壟斷洋米運銷的特權。

第三，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銀行和資本信用支配的基礎上。外國金融資本積極經營後發國家的資本業務。早在1845年，英國在中國就開設了第一家銀行東方銀行。德國、日本、俄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紛紛效尤。這些外國銀行經營利用和濫用信用，進行商業投機、工業投資、發行紙币、操縱彙價。外國金融資本動員發達國家乃至全世界範圍的過剩資本，對後發國家進行有計劃的資本輸出。國際金融資本經營政治性貸款，把國際過剩資本組織起來，經營後發國家的國債，使後發國家陷入金融依賴之中。在殖民帝國時代，金融資本是宗主國開拓殖民地的急先鋒。在後殖民主義時代，金融資本也利用第三世界國家的财政金融危機，強迫第三世界國家出賣關鍵資源、優質資産。國際金融資本向第三世界國家組織有計劃的投資，控制第三世界的工業命脈和關鍵資源。國際金融資本利用自身的信用壟斷地位，利用彙率波動，利用和制造危機，從第三世界卷走巨額财富。國際金融資本還與後發國家自身的金融機構相互結合，在第三世界國家培植代理勢力。國際和國内金融資本的聯合統治，給後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壓上了沉重的負擔。北洋政府時期，交通銀行具有代理國庫、發行紙币的特權，為北洋政府經理外債、内債和稅收。後來的國民黨政府将原北洋軍閥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控制起來，又成立了中央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它們被賦予經理國庫、發行兌換券、鑄發國币、經募内外公債等項特權。發行“法币”，是四大銀行完成其金融壟斷的有決定意義的步驟。無限制地發行紙币，是國民黨政府解決财政危機、發展官僚資本的主要手段。濫發紙币，造成了通貨的惡性膨脹。到全國解放前夕，物價飛漲如脫缰野馬。物價飛漲為官僚資本家進行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制造黑市等投機活動大開了方便之門，使一般工商業者的經營條件遭到破壞、走向破産。

第四，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後發國家财政和稅收支配的基礎上。在舊殖民主義時代，金融資本帝國控制了中國海關，對近代中國進行賠款和财政勒索。甲午戰争後，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強迫中國賠款2億兩白銀，再加上“贖遼費”和威海衛日軍“守備費”共23150萬兩，相當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八國聯軍侵華戰争簽訂了《辛醜條約》，規定賠款高達4.5億兩白銀，39年還清，本息合計，高達近10億兩之巨。金融資本帝國還迫使中國舉借外債來償付這些賠款。為了對外支付巨額賠款等，在清朝的最後幾年裡，各種舊稅一次又一次被追加，農民擔負着沉重的田賦、鹽稅以及各種雜稅。馬克思曾分析法國金融資本的統治，指出：“國家财政赤字，正是他們投機的對象和他們緻富的主要泉源。……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金融貴族獲得新的良好機會去盤剝經常被人為地保持在瀕于破産狀态的國家，因為國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條件向銀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他們獲得新的機會，通過交易所活動來掠奪一般投資于公債券的大衆，而這種交易所活動的訣竅，是政府和議會多數派議員所通曉的。一般說來，銀行家和他們在議會中和王座上的同謀者由于利用國家信用的不穩定狀态和掌握國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債券市價的突然急劇的波動，這種波動每次都要使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傾家蕩産，使大投機者難以置信地暴富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頁。] 國家負債狀态既是國家公債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國家的貧困和金融資本的掠奪互為因果，相互強化，使金融貴族暴富起來，而是國家日益貧弱。

第五，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前資本主義殘留下的經濟政治關系的鞏固上。金融資本還調動起後發國家的各種前資本主義的落後的社會關系。“一般來說，大地産與金融貴族結成聯盟，是一種正常現象。英國就是一個證明，甚至奧地利也是證明。”[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頁。]金融貴族購買土地，參與地租的瓜分，而土地貴族也實際參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機、礦山投機和鐵路投機生意。“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産連同它的僧侶和仆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英國的托利黨人曾長期認為，他們是熱衷于王權、教會和舊日英國制度的美好之處，直到危急關頭才被迫承認，他們僅僅是熱衷于地租。”[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頁。]拉美國家曾流行軍閥、大地主和教會三位一體的考迪羅政治形态。在拉美國家政治權力結構中，專制主義、裙帶關系、庇護-被庇護關系、家長制作風、貴族主義相互滲透，家族、種族、宗教、地方、宗派等特殊勢力相互結合，國家能力虛弱，腐敗盛行。拉美所形成的“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的政府，具有如下特征：國家的主要社會基礎是上層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排斥民衆；政府采取嚴厲的措施限制工人罷工和工會的活動，把大衆從大資産階級的合作體制中排斥了出去；利用政治高壓的手段限制工人鬥争，推行低工資制。他們用“享有特權的”、“裙帶關系的資本主義”、“密友資本主義”等概念來形容拉美國家的資本主義。拉美的農村問題的症結在于其大地産制不能改變，而這種土地制度具有數百年的曆史。拉美的大地産占有制度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時期形成的。拉美國家獨立後的一段時期内，土地占有又進一步集中化。巴西沒有進行過有效的土地改革，基本上保留着傳統的大地産制。拉美屬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區之一，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廣大農村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态。秘魯學者馬裡亞特吉曾指出，北美殖民地隻允許殖民者占有自己能夠開發的土地，拉丁美洲卻實行大授地制，英國給予北美殖民地的是資本主義的酵母，而西班牙、葡萄牙給予拉丁美洲的是封建主義的酵母。毛澤東指出：地主階級與買辦階級的生存與發展已經完全附屬于帝國主義，因而是國際資産階級的附庸，“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産關系，阻礙中國生産力的發展。”[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所建立、培植、調動和鞏固的上述寄生性生産關系是阻礙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

三、新自由主義道路無力破解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

二戰結束後的一個時期内，1950-60年代美國“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流行起來。1970年代末以後，經過“裡根-撒切爾革命”，新自由主義更風靡全球。1980年代之後，出現了一個全盤自由主義化的思潮。新自由主義的法權自由觀念遮蔽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的自發秩序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所設計的中性國家、最小國家強化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國際秩序加劇了國際金融資本對後發國家的統治，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現代化道路把後發國家引向了現代化的陷阱。新自由主義道路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強化了金融資本所建立、加強和鞏固起來的寄生性生産關系，強化了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

第一，新自由主義的法權自由觀念遮蔽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自由主義是一種沒有解決“物質利益難題”的自由哲學。自由主義談論人類自由時撇開了私有财産中的矛盾。例如，康德談論自由時，回避了物質利益問題，因為一談物質利益，所看到的就是利益的博弈、對立、沖突等等，所以就把物質利益撇開。羅爾斯也是這樣談自由的，羅爾斯是在原初狀态和無知之幕的假設下談自由秩序的原理的。自由主義從抽象的個體中演繹出抽象的個體權利，演繹出個體之間抽象的權利關系。自由主義對現代性做抽象的理解，把資本主義社會僅僅理解為契約社會、公民社會，它從資本的運動中隻提取形式自由，隻看契約關系的形式，不看契約關系的内容；它契約中的内容抽象掉，隻看到契約關系中形式平等的一面，而不看契約關系在内容上的不平等的一面。在自由主義看來，拿勞動力來參與交換契約的勞動者，拿自己勞動産品來參與交易契約的小商品生産者，拿商品資本來參與交易契約的産業資本家，拿地産來參與交易的地産商，拿股票來交易的銀行家，這些人都有一個共性，即都是經濟人，都是契約的主體，參與的都是平等的交易，在交易中沒有任何一方強迫一方。自由主義看不到，在交易中雖沒有基于人身的強制，但是有物的強制，有主體的物化和物的主體化。自由主義者不看交易中的具體内容。自由主義抽象地看待現代社會，把現代社會隻看作是契約自由的社會，把現代社會的關系隻看作是抽象個人之間的外在契約關系。實際上，在契約關系背後，發展起來的是商品、貨币、資本、金融資本的權力。自由主義是金融寡頭的意識形态，契約自由最有利于金融寡頭的統治。金融寡頭每一筆生意都是符合契約自由、符合形式自由的。新自由主義的形式自由觀念，把金融家看作和一般勞動者是同等的契約主體，遮蔽了金融資本的統治，遮蔽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

第二，新自由主義的自發秩序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富足社會，在金融資本支配下變成了貧富深刻對立的社會。在拉美，從193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通過政變上台的軍人政權鼓勵私營經濟，控制國營企業。1980年代陷入十年停滞之後，1990年代初拉美國家開始了以國企“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蘇聯解體之後，新自由主義為俄羅斯設計了“休克療法”的私有化改革方案，這一轉型非常殘酷。新自由主義使各種公共的生産資料落入私人寡頭手中，放縱了金融資本寄生性生産關系，使勞動者、工薪階層、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一落千丈。在後發國家，金融資本還特别以債務奴役的形式剝奪這些國家的大量小生産者。對此，馬克思曾對金融資本對法國農民的債務奴役進行過精彩的分析：“第一次革命把半農奴式的農民變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後，拿破侖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以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并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隻經過兩代就産生了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拿破侖的’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所有制形式，在19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緻富的條件，而在本世紀的進程中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困化的法律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頁。]“在19世紀的進程中，封建領主已被城市高利貸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義務已被抵押債務所代替；貴族的地産已被資産階級的資本所代替。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隻是使資本家得以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農民自己考慮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國全部國債的年債息。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招緻這樣的奴役）使法國的一大半國民變成穴居人。……資産階級制度在本世紀初曾讓國家守衛新産生的小塊土地，并對它盡量加以贊揚，現在卻變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腦髓并把它投入資本的煉金爐中去。拿破侖法典現在至多不過是一個執行法庭判決、查封财産和強制拍賣的法典。在法國，除了官方計算的400萬（包括兒童等等）乞丐、遊民、犯人和妓女之外，還有500萬人瀕于死亡，他們或者是居住在農村，或者是帶着他們的破爛和孩子到處流浪，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由此可見，農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侖統治時期那樣同資産階級的利益、同資本相協調，而是同它們相對立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70頁。]馬克思這裡所批判的剝奪農民的資産階級，不是一般的工商業資産階級，而正是具有高利貸性質的金融資産階級。

第三，新自由主義所設計的最小國家強化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自由主義國家是消極國家。新自由主義利用抽象人的邏輯，演繹出一個極小國家的理論。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國家也是根據契約關系生成的。國家是基于社會公約的守夜人國家。作為守夜人，國家隻是從外面保護着本已自由的市民社會自身。國家保證每個個體自由不受到外在的侵害，例如，生命不受亡命之徒的侵害，所有權不受搶劫和盜竊的侵害，市場交易時每個人的合同要有外在力量保證大家履行契約等。國家對價值的選擇和判斷保持中立，而把價值判斷交給個人、社會團體、宗教、政黨等。國家是中性國家，隻作為純粹中立的機關存在。大社會、小政府，限制公共權力，私權自治、公權受限，這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理念的要義。從中性國家、極小國家、憲政國家的理念，還會引出所謂民主的暴政、多數的暴政。新自由主義從抽象人出發，認為少數服從多數，這是不合法的，這會導緻民主的暴政。新自由主義的這一理念實際上瓦解了一切民主政治的根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是抽掉了民主的共和政治、憲政政治。自由主義憲政所中意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在新自由主義的觀念中，民主政治和共和政治的區别是非常明顯的。憲政制度、共和制度，要求每個人，無論是寡頭還是勞動者，都被當作具有同等權利的公民來保護，而民主制度承認少數服從多數。自由主義憲政不是要求少數服從多數，而是要求每個人服從原始的契約。美國憲法的精神要靠大法官來解釋，而這種解釋所依據的原則是：每個人都是理性人，都是自由人，個人的這種基于理性的自由不能受幹涉，既不能受封建君主的暴力幹涉，也不能受民主的幹涉。自由主義認為“憲政無關主義”，但實際上，憲政為資本主義辯護，保護金融資本制度不受進攻，而反對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反對累進稅，反對福利國家。新自由主義信奉“私權自治、公權受限”，信奉極小國家，而極小的公共權力造成了日益坐大的金融寡頭。金融資本了支配社會公共權力，支配了國家的财政稅收和貨币發行權。新自由主義以減稅、降息、印發貨币的方式來刺激金融資本、維持金融資本的信用、拯救金融危機，但是對金融資本的這種救助方式，是利用社會的财富來救助社會寄生階級，是劫貧濟富的政策，加劇了社會危機。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中性國家實際上變成了金融資本的仆從，變成了從屬于金融資本的債務國家。自由主義号稱憲政無關主義，實際上，自由主義憲政是和金融資本的統治相适應的政治形式。

第四，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國際秩序加劇了國際金融資本對後發國家的統治。新自由主義主張霸權穩定的世界秩序，認為美國霸權是為了保護世界公民權、保護世界人權，是為世界提供“和平”這一公共産品。在人權高于主權這一幌子之下，美國根據自身金融資本的利益幹涉國際事務，發動顔色革命，甚至發動軍事政變。自由主義共和政體或奉行自由主義政策的軍閥政體，是美國右翼政客所中意的政體，而民主政體、推行社會民主改革的政體，則是金融資本竭力反對、攻擊和要颠覆的政體。阿聯德總統在智利搞社會主義運動，實行土地改革、國有化和擴大社會福利政策，最後在美國扶持下，發生軍事叛亂，右翼軍人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自美國金融危機，尤其是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自身帶頭挑起國家主義，美國霸權表現得更加赤裸了。美國轉嫁危機，認為美國的危機是其他國家導緻的，以轉嫁危機的方式來掩蓋美國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剝奪性積累。這樣就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文化。以前美國宣傳是人權高于主權，不會倡導民族主義的口号，因為它本身要建構全球化的秩序。現在，為了轉嫁矛盾，說其他國家導緻的，把國民身份的差異凸顯出來，主張美國人跟其他人不一樣。美國由此轉向民粹主義。所謂民粹主義，即美國這樣一個金融資本宗主國是世界各民族中的精粹民族，跟這個觀念相連，要把矛盾輸出到其他民族當中，要為美國的危機找一個替罪羊。西方右翼民簇主義勢力使金融資本帝國更具進攻性，第三世界國家更容易成為金融資本帝國轉嫁矛盾和危機的犧牲品。

第五，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現代化道路把後發國家引向了現代化的陷阱。新自由主義所推薦給後發國家的發展模式并不是一個自由競争的資本主義，而是以内外金融寡頭的聯合統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推動的蘇聯解體和私有化運動是殘酷的。俄羅斯的寡頭不是花錢來建工廠，而是把錢用來買工廠和控制工廠，然後把這些工廠變成了房地産項目。在拉美，有過短暫的工業發展，但這是和國際金融資本轉移生産線相聯系的。從1968年至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長率超過11% ，其中制造業年均增長率為12.9%。在這一期間，鋼産量由443萬噸增加到750萬噸；汽車由26萬輛增加到90.5萬輛[  Development and Crisis in Brazil: 1930～ 1983，Luiz Bresser Pereirs， 1984， p.163；蘇振興：《巴西經濟》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頁。]。這些工業并不掌握在發展中國家手中，而是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1980年代，巴西出現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停滞。1981-1990年，整個拉丁美洲人均産值下降了9.6%，失業率、貧富差距創下曆史新高。在遭遇十年停滞、負增長的情況下，拉美國家采納了發達國家所極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道路，實行私有化。1990年代，阿根廷政府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首肯，阿根廷被西方大國贊譽為經濟改革的優等生。“在阿根廷的改革進程中，一系列經濟法的頒布和許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使得許多政客利用這個機會變成了暴發戶。起初，這些人并不十分有錢，自然也買不起國有企業，但是他們卻可以利用手裡的政治權力，為外國跨國資産階級服務，從這種損國利己的服務中牟取暴利。這些人有了錢之後，就沒有任何法律能夠阻擋他們作為股東或合夥人參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由于這個階級與跨國公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也被稱作拉丁美洲的‘跨國資本主義’新階級。這個階級是由銀行界和外國跨國企業在阿根廷的分支機構領導的。經濟權力結構上的這一變化反映到政治上，就是這個階級急切需要控制國家的政權。”[ 曾昭耀：《新的跨國資産階級出現，造成或加劇了阿根廷的經濟危機》，《世界知識》2002年第18期，第38頁。]阿根廷的梅内姆總統（1989年當選）是這個階級的代表人物。梅内姆上台之後，實行對強權國家的“屈從主義”政策。他把阿根廷貨币同美元捆綁在一起，使阿根廷喪失了彙率調節的能力，結果本币彙率走高，出口受到打擊。梅内姆得到了華爾街及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梅内姆出賣最賺錢的資源，利用總統職位為跨國公司的并購活動效勞。正是這個階級的統治，使得1990年代成為美歐金融資本在拉美獲利最多的年代，同時是拉美國家經濟危機、社會動蕩更為嚴重的年代。依附論者把拉美國家的發展叫做低度發展、不發達的發展。弗蘭克認為由于發達國家對拉丁美洲長期的殖民統治，使得拉丁美洲很多國家淪為現在的不發達的狀态。薩米爾·阿明提出外向性積累的概念來描述拉美國家的資本積累形态，這種資本積累使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積累的犧牲品。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破解後發國家現代化制度症結的道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否定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制度所依據的理論前提、政治制度、所有制關系，消除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加于生産力發展的桎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制度，破解了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具有普遍的意義。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否定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制度所依據的理論前提。馬克思主義區分了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深入到資本主義法權自由背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形成和矛盾運動，證明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曆史必然性，為批判金融資本及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态，提供了科學的方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區别于從抽象人出發的制度文化的邏輯，把後發國家探索現代化的努力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如果不能從自由主義的思維邏輯中解放出來，那麼必然會被金融資本所利用。馬克思在分析1848年革命時指出：“臨時政府……隻要保持消極的态度，讓銀行聽天由命就得了。……但是，臨時政府并沒有這樣去做，反而為銀行券規定了強制性的行價。不僅如此。它還把一切外省銀行變成了法蘭西銀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蘭西銀行能網布法國全境。後來，臨時政府又向法蘭西銀行借款，并把國有森林抵押給它作為擔保。這樣一來，二月革命就直接地鞏固和擴大了它本來應該推翻的銀行統治。”[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頁。]在法國1848年二月革命之後，純粹共和派正是因為受自由主義觀念支配，認為維持國家對金融資本的信用，就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的條件，認為維持契約自由就是維持社會的自由，拯救金融貴族就是拯救社會，基于這樣的認識，臨時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就直接鞏固了革命所要推翻的對象。可以說，馬克思一生的主要任務之一，正是啟發工人，要認識到資本主義形式自由背後的實質不自由，政治解放背後的經濟奴役問題。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否定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依據的政治制度。金融資本是壟斷形态的資本，它把本主義的經營壟斷和前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壟斷相結合，把資本主義時代到新寄生階級和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舊寄生階級相結合。金融資本不僅支配着社會生産關系，還直接、間接支配着國家政權，因而成為勢力極大的統治階級。面對這樣的統治階級，一般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無力根除金融資本統治的政治基礎，隻有徹底的民主革命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列甯指出：如果民主革命是由一般工商業資産階級或者是小資産階級民主派來領導，那麼這種民主革命一定是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最終會與金融資本和土地貴族相妥協的革命，這種不徹底的民主革命又遲早會使金融貴族和土地貴族的聯合勢力獲取政權。當今世界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拉美、中東、南亞等國，都沒有完成這種民主革命，民主革命都是半途而廢的。結果，像拉美這樣的國家仍然是大金融資本和土地貴族直接或間接地支配着國家政權，因而還不具備現代化的政治前提。近代中國的辛亥革命，對于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幻想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為條件來換取列強對自己的支持。辛亥革命隻強調反滿和建立共和政體，并沒有認識到必須反對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緻使一些漢族舊官僚、舊軍官也混入革命的營壘，革命黨人最後甚至還把政權拱手讓給了袁世凱。孫中山總結自己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妥協，是革命失敗的根源。中國共産黨領導無産階級，聯合農民、小資産階級，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創立了工農聯盟的政權，推翻了國内外金融資本和官僚買辦階級所支持的政權，創造政治獨立和自主發展的前提條件。馬克思主義政黨所領導的工農民主革命，實現了徹底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徹底根除了金融資本統治的政治前提。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造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依據的所有制關系。資産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無力破除金融壟斷資本寄生性積累所依據的所有制關系。在舊中國，金融資本帝國與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相結合，支配了近代中國的工業、運輸業、石油、礦山等資源，支配着近代中國銀行、金融和财政，阻礙着中國的現代化。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企圖用承認清政府與列強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債，來換取列強的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沒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反而不加區别地保護一切私有财産，結果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财産也同等地保護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徹底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這種徹底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消滅了寄生性的生産關系，也即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權，消滅了壟斷性的大官僚買辦資本，消滅了寄生性的金融壟斷資本，把由這些寄生階級所壟斷的生産資料轉歸公共所有，使民族工商業、中小産業資本、手工業者獲得更自由的活動條件，使它們在避免寄生階級剝削的基礎之上來發展産業。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之所以叫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正是因為這個革命不消滅民族工商業、中小産業資本、手工業者這樣一些生産性的私有制經濟。當然，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中，在消滅大壟斷資本的過程中，也已經為社會主義準備的條件。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中，社會主義要素的發展和生産性資本的發展是并行不悖的，是相互協作的，它們共同建立在對寄生性生産關系的消滅的基礎之上。中國共産黨明确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官僚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對于民族工商業的保護，共産黨明确提出，“我們的意見，應明白規定，不準侵犯工商業，包括地主、富農的工商業在内。”[ 《解放戰争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頁。]《共同綱領》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産、繁榮經濟之目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解放戰争勝利之後，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2800餘家，金融企業2400餘家，這些企業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通過沒收官僚資本，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部分被改造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中國的大金融資産階級被消滅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确立了。這樣，就徹底克服了地主階級和金融壟斷資産階級所支配的寄生性生産關系，為後發國家現代化創造生産關系前提。

第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消除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加于生産力發展的桎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可能遏制大資本的寄生性投機性，能夠更好地解放中小産業資本的生産力。在資本主義的曆史當中也出現過這樣一種現象，即通過法律遏制資本野蠻的方面，反而能夠促使其向文明的、生産性的方面發展，例如英國縮短工作日的立法，使資本不再能夠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來加強絕對剩餘價值的剝削，而不得不轉向提高勞動生産率來追求相對剩餘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遏制了資本寄生性的一面而使其向生産性的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克服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和投機性，與生産性資本形成聯盟，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一種非常硬核的制度理念和制度安排。和金融寡頭主導的市場經濟比起來，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安排能夠更好地解放生産力。

第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破解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制度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新的道路借鑒。落後國家長期受制于金融資本帝國的統治秩序，在精神上、文化上也受金融資本帝國的新自由主義知識體系、意識形态體系的禁锢。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就是普遍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認為後發國家要想走向現代化，必須模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大部分後發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模仿并沒有把後發國家引向現代化，而是把後發國家引向了現代化的陷阱。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後發國家在向西方道路學習的過程當中，并不能克服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并不能克服阻礙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思想上、政治制度上、所有制結構上、發展道路上超越了新自由主義遮蔽之下的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制度，克服了阻礙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具有世界曆史意義。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既能利用市場的積極功能，又能解決自由主義制度框架下始終不能解決的問題即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問題。到2010年，中國GDP上升為世界第二。十年前，中國的GDP是美國的1/3，而現在是美國總量的2/3。自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不僅對後發國家，而且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了新的意義。

五、小結

金融資本是支配現代化進程的主導力量。金融資本支配了産業鍊、商業鍊和信用鍊的核心環節；金融資本越成功，越有能力建立一套剝奪性、投機性、寄生性的積累機制。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的寄生性積累建立在對核心資源和核心産業、對商業組織、對後發國家銀行和信用體系、對國家财政和國債支配的基礎上；金融資本還鞏固了後發國家的前資本主義殘留下的寄生性經濟政治關系。金融資本在後發國家建立、扶植和鞏固的寄生性生産關系，是阻礙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新自由主義的法權自由觀念遮蔽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的自發秩序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所設計的中性國家、最小國家強化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國際秩序加劇了國際金融資本對後發國家的統治，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現代化道路把後發國家引向了現代化的陷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否定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制度所依據的思想前提、政治制度前提、所有制關系前提，消除了後發國家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加于生産力發展的桎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公有制取代金融貴族的寄生性生産關系的條件下，通過利用公共的生産資料，不僅可以建立有利于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也減少了一般性生産資本的經營成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能消除金融壟斷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又能解放中小産業資本。新自由主義現代化方案所無力克服的、阻礙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症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得到了破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具有破解後發國家現代化制度症結的能力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曆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