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世界的人類命運

（一）人類起源與人類文明誕生

關于人類的起源，世界各地的人們有不同的說法，在現代科學産生之前， 各種宗教和神話傳說都有關于人類起源的傳說。比如最為人熟知的就是《聖經》裡面關于人類起源的傳說。上帝第一天創造了白天和黑夜 ；第二天創造了空氣和天；第三天創造了地、海，山川平原，花、草、樹木；第四天創造了天上的星辰；第五天上帝創造了魚、鳥等各種動物；第六天上帝創造了人。這個傳說影響了直至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和猶太教世界，在近代科學誕生之前更是歐洲世界最主流的不可置疑的人類起源理論。中國東漢時期的《風俗通》有女娲造人的傳說：“俗說天地開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于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者，引縆人也。”女娲造人可以說是中國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也可以說是古代中國人對于人類起源的一種樸素的解釋。上帝造人和女娲造人可以說代表了中西方在現代科技沒有形成之前，對于人類起源的一種渴望認知的心态，中西方都不約而同地都借助于超自然的“神靈”來解釋自己的起源，雖然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這種人類起源完全不符合事實和邏輯，但無疑是現代進化論形成之前人類有限認知水平下，對自己起源的一種普遍的感性的解釋。世界各民族、各宗教幾乎都有有關人類起源的傳說，而且幾乎都是橫空出世、無需邏輯自證而自在的超自然的神所創造出來的。在古希臘神話中，大地女神蓋亞創造了人類。在古印度神話中，巨神普魯沙創造了人類。1859年，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了生存鬥争、自然選擇對于生物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的影響。從此，進化論主導下的人類從古猿進化而來的觀點逐漸成為19世紀後期以來科學界的主流，雖然這個進化的具體過程目前科學界尚有不同觀點，但對于這個理論的基本觀點大家是認可的。

按照進化論的觀點，目前西方科學界對于古猿進化到現代人類有一元起源說，也有“多地區進化說” 。一元起源說的代表性觀點是“非洲起源說”，這個觀點最早是由達爾文在1871年《人類由來及性選擇》一書中推測得出的，認為人類起源于非洲東部，“在世界各地，每個地區生活的哺乳動物和這個地區已經滅絕的物種有着密切的關系。非洲曾經生活着業已滅絕的猿，它們和大猩猩、黑猩猩是近親。因為大猩猩和黑猩猩是現代人類最直系的近親，因此我們最早的祖先極有可能生活在非洲”[1]。對于該學說進行更加科學論證的，是美國科學家提出的“夏娃理論”。該“理論”依據現代分子生物學，發現了細胞中的線粒體；1963年，又發現線粒體中也有DNA。人類的線粒體DNA共有441個限制性切點，其中63%個位點是恒定的；37%個位點則是可變的。全人類的線粒體DNA基本相同，差異很少，平均歧異率為0.32%左右，而線粒體DNA又是嚴格的母系遺傳，現代世界各種族居民的線粒體DNA最終都是從一個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兒遺傳下來的。1987年，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澳大利亞生化學家艾倫·威爾遜和合作人員發表了關于人類線粒體多樣性的研究成果，他們首次利用吝啬原理處理人類DNA多态性數據，從中推斷出人類的共同祖先、人類起源的時間等。該文認為：“可以設定所有這些線粒體DNA,共同起源于一個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2] 。現代東亞人與10萬年前後的非洲人的遺傳信息相同，所以這些科學家們認為現代人類起源于20萬年前某個非洲女性，并從非洲逐漸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3]。1999 年，中國學者宿兵等人對包括中國各省份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東北亞、東南亞、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總共 925 個屬于不同人群的個體進行了研究，其利用 19 個 Y 染色體單核苷酸多态位點構成的一組 Y 染色體單倍型，系統地分析了包括中國各人群在内的現代東亞人的起源和遷徙。結果顯示，現代東亞人全部源自非洲的某個古代人類。2001 年，複旦大學的科學家金力、柯越海等帶領的研究小組對東南亞、大洋洲、東亞、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 12127 個男性 Y 染色體上的單核苷酸多态位點進行了分析。根據研究結果，他們認為，東南亞、大洋洲、東亞、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的現代人群全部源自非洲，這些地區早期生活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均已被非洲的現代人類取代，且沒有留下任何基因。[4]

一元起源說中還有主張人類起源于亞洲的， 認為古人類起源于亞洲南部，這個論點最早是由德國著名進化論者海克爾在《自然創造史》中提出來的。

與人類起源一元說相對立的是“多地區進化說”，這個觀點最早是1930年代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化石後提出的。他認為，人類的各個種族是由各地的古代直立人獨自演化而來的。1984年，中科院的吳新智博士和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科學家通過對比分析世界各地區古人類化石，一起提出了“多地區進化說”，認為現代人類并非起源于同一個祖先，而是各自起源于中國、非洲等四個地區。

無論是“一元起源說”，還是“多地區進化說”現在都缺乏絕對充分的理論依據，兩種理論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疑點。雖然這個争議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但它的存在表明今天的人類對于自己共同性曆史了解的一種期盼、一種願望，今天的人類迫切想了解古代世界裡五大洲的人類是怎樣形成的？他們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系？這對于我們人類現實和未來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現代意義上的人類曆史不到1萬年，而人類有文字确切記載的曆史也就5000年左右。對于遠古時代人類的曆史我們最多是根據考古發現來加以推測，我們無法知道古代人類是如何交往的，古代人類是如何形成共同體的。人類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文字——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成熟于公元前3000年前，但是它對于古代世界的記載極其有限。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雖然也在公元前3100年前就已經形成，但是并沒有留下多少系統的嚴格的曆史記載，所以，古代埃及的真實曆史和具體情況現代人很難真正了解。殷商甲骨文至少出現在公元前17世紀，但中國文字記載的曆史從公元前841年的國人暴動才開始，至于英國文字記載的曆史從1066年才開始，美國文字記載的曆史在1492年之後（雖然此前印第安人已經在美洲存在很長時間，但沒有确切的文字記載）才開始。所以，要确切地梳理古代人類的交往曆史實在是不可能。當然，我們依據現代科學邏輯推理，可以很肯定地說，古代世界的人類也是在不斷地加大交往的範圍和交往的程度的，“非洲起源說”就是人類遷移交往的直接證據。而歐亞大陸内部各族群、種族之間相互交往的曆史，很多已經有文字記載，更不用說依據考古發現就能證實的了。

（二）各大洲相對封閉時的人類命運

在公元1500年前，人類可以雖然有相對空間範圍内的交往，但是就五大洲之間的人類交往來說，總體上處在相對封閉的狀态。在這期間，交往和接觸比較多的是亞歐大陸，其次是歐非大陸，再次是亞非大陸，總體上看，在這個時間段人類還處于比較封閉的狀态在各自發展，主要在各自的大陸内部發展。但是各個大陸内部不同地區、部族之間的交往、沖突是随着人類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文明程度的不斷加深、人口的不斷增加而愈加激烈的。

1. 古代歐洲人的社會交往

歐洲在公元1500年前後的古代世界誕生過很多民族，大的方面來看有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凱爾特人、希臘人、拉丁人，如果細化那就不計其數了 ，僅僅日耳曼人就分為東哥特、西哥特、法蘭克、勃艮第、汪達爾、盎格魯、薩克森等族。這些民族在漫長的古代，通過戰争、遷徙、貿易、婚姻、文化藝術等各種方式實現交往，使得各個民族、群體、個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走出了走出互相隔絕的狀态。一部古代歐洲人互相交往的曆史過程，從總體上看就是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的發展史，我們隻有把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了解了，才能知曉古代歐洲人之間交往的基本輪廓。

古希臘文明與歐洲社會交往。該文明存在于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23年這個時間段，該文明起源于約公元前2850年—前1450年克裡特島的克裡特文明（也叫米諾斯文明）和公元前1420年—公元前1050年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邁錫尼文明。古希臘文明的核心區域是雅典和斯巴達，該文明不僅深刻影響了古代歐洲，對于今天的歐美以及全世界都産生了無與倫比的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共和民主制度、公民選舉制度、奧林匹克體育精神、音樂戲劇、美術、重視商貿、敢于冒險等等，都為今天的世界所發揚光大。古希臘文明其實就是歐洲各個民族、地區交往不斷加深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戰争、沖突不斷的過程。

古希臘文明可以說一直伴随着戰争而成長發展，範圍直跨亞非歐三大洲。僅就歐洲範圍内的戰争來說，就沒有消停過。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争，把希臘半島、愛情海島嶼、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區都卷入進去了，戰争給這個地區的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土地荒蕪，小農經濟與手工業者破産，瘟疫流行，死難者無數，工商業停滞倒閉。可以說，這場戰争是人類的一場災難，無數家庭破産，生靈塗炭，但是這場戰争也可以說是歐洲史上把人類連接在一起的一個大事件，是人類悲劇命運共同體的曆史展現。這不僅僅是希臘史的小小的浪花，在歐洲史上也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伯羅奔尼撒戰争，斯巴達人獲得了短暫勝利，但不久後的公元前338年，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在喀羅尼亞大敗希臘聯軍，取得了對整個希臘的控制權。到公元前323年，古希臘文明暫時消失了。直到公元前30年，希臘半島、地中海東部流域進入到希臘化時代。在這個時代，古希臘的語言、文字、風俗、政治制度、音樂、美術等被廣泛繼承和傳播，可以說古希臘文化是最早将歐洲人的命運連在一起的紐帶。“希臘世界不僅包括雅典和它的愛琴海的從屬，而且也包括數以百計的其他希臘城市，其中有許多在希臘半島、黑海沿岸、西西裡島、意大利南部、甚至還有少數遠在法蘭西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5]。可以說，一部古希臘曆史就是歐洲中南部地區尤其是地中海流域的人類交往擴大的曆史。

古羅馬文明與歐洲社會交往。談到古羅馬，學界總體認為其存在于公元前8世紀—1453年，具體來說分為羅馬王政時代（公元前753年—前509年）、羅馬共和國（公元前509年—前 30年）、羅馬帝國（公元前30年—1453年）三個時期。而我們現在講古羅馬文明，主要是從羅馬共和國時期開始講起，從這個時期開始之後的一千年的時間裡，歐洲從部落、民族分割隔絕的狀态逐漸相互融合。這是古羅馬文化深入到歐洲的很多地區和人群的時期，是歐洲民族、宗教、政權交互影響、不斷融合的時期，尤其是基督教形成并逐漸成為統治歐洲的超國教。羅馬帝國時期幅員遼闊，被稱為“世界帝國”，地域廣闊，包括了亞非歐很多地方，如今天的意大利、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奧地利、希臘、前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土耳其、叙利亞、伊拉克、埃及、利比亞、突尼斯。[6]             

在古羅馬時期對于歐洲的民族、種族交往，乃至對于全世界的人類交往産生了深刻影響的是基督教。基督教起源于猶太教，誕生于公元1世紀中期的巴勒斯坦地區，公元135年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保羅是最早在非猶太人地區傳教的傳教士，在叙利亞的安提阿、埃及的亞曆山大、羅馬、君士坦丁堡等地較早地建立了教會組織。早期基督徒受到過羅馬帝國10次大迫害，經過傳教士的不斷傳播，基督教的影響越來越大，并且基督教教義與羅馬帝國的統治理念有了越來越多的契合之處，終于在392年被羅馬帝國當局确定為國教。這使得基督教獲得合法的身份，開始從羅馬帝國不斷往外擴散，在幾百年時間就風靡了整個歐洲。5—6世紀，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皈依基督教；7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人接受了基督教；8世紀，生活在歐洲大陸上直到易北河畔的日耳曼人改信基督教；9—10世紀，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10—11世紀，基督教傳入斯堪的納維亞。[7]基督教誕生後用了一千年的時間，基本上占據了整個歐洲社會，成為歐洲兩千多年來最主要的宗教，基督教也成為歐洲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它促進了歐洲各個民族、地區之間的交流融合，對于歐洲走出互相隔絕、邁向文化政治逐漸共同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

當然，古代歐洲的交流融合絕對不是簡單的和風細雨的布道，其中充滿了戰争、沖突，各種自然和人為的災難伴随着整個過程。在羅馬帝國時期，基本上是戰争不斷，公元前264年—前146年與迦太基之間的3次布匿戰争是其中的一個明顯的事例，每一次戰争都給雙方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可以說雙方都為之筋疲力盡。第一次布匿戰争發生于公元前264年—前241年。戰争使得羅馬失去700艘船，迦太基失去500艘船，每艘船大約有100名水手，羅馬帝國失去了50,000公民，這個數字不包括沒有公民權的軍人。第二次布匿戰争發生在公元前218—前201年。這次戰争迦太基的軍隊直接打到意大利半島，給羅馬帝國以沉重打擊。第三次布匿戰争發生于公元前149年—前146年，迦太基被消滅，25萬公民僅約5萬人幸存，并被賣為奴隸。公元前58年—前49年，羅馬執政官恺撒發動的高盧戰争使得羅馬的疆土急劇擴張，幾乎占領了相當于今天整個法國的領土，但是他屠殺了高盧100萬人，俘虜了100萬人[8]。基督教的傳播史也充滿了血腥，最為著名的慘烈的實例就是1096年—1291年持續200年的十字軍東征。這種通過戰争手段來促進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使人類之間産生互相聯系，其過程是十分殘忍的，這也可以說是古代人類交往曆史的慘痛的一頁。

2. 古代亞洲人的社會交往

亞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個洲，同時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洲。它的名字也最古老，相傳亞細亞的名稱是由古代腓尼基人所起。腓尼基在今天的突尼斯，地處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要道，該地在公元前1100—前800年間商務活動發達，西出地中海到達英國、德國等西歐國家，東則通過陸路到達阿拉伯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他們以愛琴海和黑海為根據地，把此地以東的地方稱為“亞蘇”（Acu），意思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以西的地方稱為“意列布”（Ereb），意思是“太陽下落的地方”。[9]亞洲的曆史和文化都非常悠久。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中國、印度和古巴比倫都位于亞洲大陸，埃及雖然在非洲，但從地理位置和社會曆史來看，其與亞洲的關系千絲萬縷。古代亞洲的經濟和文化水平曾經在世界上長期居于領先地位。比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人發現了“0”、發明阿拉伯數字等等。亞洲絕大部分地區位于北半球和東半球。亞洲與非洲的分界線為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以東為亞洲。亞洲與歐洲的分界線為烏拉爾山脈、烏拉爾河、裡海、大高加索山脈、土耳其海峽、地中海和黑海。烏拉爾山脈以東及大高加索山脈、裡海和黑海以南為亞洲。

按照“夏娃理論”，亞洲人起源于非洲。但是，這種生物意義的起源和我們人類文明曆史記載所确定的祖先并不吻合，我們在研究亞洲曆史的時候還是從文明史的人類社會開始着手，研究古代亞洲人的交往就得從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開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展開東亞、西亞、南亞、東南亞國家的古代交往的曆史發展過程。

西亞。從地中海東岸一直往東到高加索、南到亞丁灣、波斯灣，地跨亞非歐、連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廣大地區，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西亞。它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島、高加索山區，有20個國家。西亞是亞洲文明、也是世界文明開化最早的地區之一，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區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小亞細亞地區的赫梯文明，對于亞非歐文明都産生過深遠影響。西亞地區文明的發展也是這個地區人類互相交往不斷加深的結果，僅僅從西亞地區來看，這裡的人們在古代就有了密切的交往，形成了綿延不絕、錯綜複雜的關系史。

就古代兩河流域來看，至少從公元前4000開始，就有不同的民族、種族在此生息、交往、繁衍，誕生過無數個政權。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400左右，蘇美爾人在此生活，并建立了城邦，形成蘇美爾文明。公元前2334年－前2191年阿卡德帝國統治了兩河流域。公元前2191年蘇美爾人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重新統一了兩河流域。公元前2006年埃蘭人和阿摩利人推翻烏爾第三王朝，阿摩利人在前1894年建立起巴比倫城邦，并在公元前18世紀—前16世紀建立起古巴比倫王國。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倫王國被赫梯滅亡，赫梯帝國統治兩河流域一千多年。公元前8世紀，赫梯王國被亞述帝國所滅，兩河流域被亞述帝國統治。公元前612年亞述帝國為米底和巴比倫所滅，兩河流域被新巴比倫王國統治。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魯士二世率軍滅掉新巴比倫王國，統治兩河流域。公元前326年馬其頓的亞曆山大率軍擊敗波斯大軍，建立亞曆山大帝國，首都為巴比倫。公元前312年來自馬其頓的塞琉古帝國占領波斯地區。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國被羅馬帝國所滅，兩河流域長期處于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直到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的興起。伊斯蘭教形成後，兩河流域長期為阿拉伯王朝所統治，直到14世紀，雖然期間曾經被突厥人和蒙古人控制和占領。

一部古代西亞曆史就是人類互相沖突、交流、交融的曆史，是一部人類從孤立的個體、部落、族群一步步發展到互相聯系的群體社會的過程，是人類社會聯系的範圍和程度不斷擴大和加深的曆史。

東亞。東亞包括中國、日本、韓國、 朝鮮、蒙古五國。這五個國家山水相依、隔海相望，很早就有互相往來的曆史，而且在古代社會因為交往密切形成了文化上的共通性——信守儒家文化。中國、韓國、朝鮮、日本相互之間的交流、來往有三千年以上的曆史，中國的曆史文化深深影響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曆史文化，同樣日韓的文化也傳入到了中國。據中國史書記載，商朝纣王的故臣箕子在周朝建立後被分封到了朝鮮，[10]《後漢書·東夷傳》中也記載了這方面的内容:“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儀、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篷豆。”“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肩，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幅，則道義存焉。”[11] 雖然在有關箕子留駐朝鮮問題的一些具體史料的認識上，中朝學術界的觀點并不完全一緻，但對于箕子存在的認識是一緻的。這至少說明，在三千年前，中國中原地帶跟朝鮮就已經有交流的曆史了。公元前194年，燕王盧绾部下衛滿率千餘人進入朝鮮，推翻箕子朝鮮，建立衛滿政權。公元前107年，衛滿朝鮮被漢武帝所滅，漢武帝在朝鮮設置了樂浪、真番、玄菟、臨屯四郡。5世紀初，起源于中國東北的高句麗建都平壤。隋唐時期，中國中央政權曾經多次派兵征剿高句麗，可以說沖突不斷，高句麗最終在668年被唐朝滅亡。唐滅高句麗後，在收複的土地上建置行政區劃，“分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以右威衛大将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12]唐朝時期統治朝鮮半島中南部的新羅曾經自居為唐朝諸侯，宋元時期朝鮮半島統治者跟中國的聯系從沒中斷，基本上對于中國中央政權稱臣納貢。1392年後統治朝鮮半島500餘年的李氏王朝一直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系，明清兩代朝鮮都是中國的藩屬國。

可以說，古代東亞地區的人們，相互之間一直保持着頻繁的聯系，這種生活上的聯系極大地促進了文化上的共融，這也許是現代東亞地區總體經濟社會發展在亞洲的領先的一個重要因素吧。

南亞。古代南亞地區基本是一個比較松散的共同體，從領土上來看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裡蘭卡、尼泊爾、不丹、錫金等，這個地區的人類社會交往、互動的曆史非常悠久。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裡蘭卡在二戰前本來就是英國殖民者所統治的一個政治共同體,二戰後才各自獨立。古代南亞可以說是一個逐漸交融的整體，不僅是地理上的，也是在文化上的。

南亞文明的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文化，而這個文化的中心遺址就在今天巴基斯坦西邊的旁遮普省。在公元前1500年前後，來自中亞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消滅了哈拉帕文化，創造了今天廣為人知的古印度文化——吠陀文化，并制造了至今仍影響深遠的種姓制度。公元前5世紀前後，尼泊爾誕生了佛教文化，逐漸盛行于整個南亞，并以南亞為中心，傳播到世界各地。公元前4世紀初，亞曆山大帝國曾經侵占了印度西北部一帶，公元前4世紀20年代至前185年，摩揭陀國的旃陀羅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逐漸統一印度，在印度半島建立了空前統一的王朝。孔雀王朝滅亡後的一千多年，印度次大陸上出現了多個王朝，但基本沒有統一，呈現出群雄割據的狀态，這個期間曾經出現過幾個比較大的王朝：貴霜帝國（2世紀-3世紀）、笈多王朝（320年-540年）、拉其普特時期（大約7世紀中葉—12世紀末）、德裡蘇丹國（公元1206年——1526年）莫卧兒帝國 （1526年-1857年的印度王朝）。

可以說，在1757年淪為英國殖民地前的古代印度土地上，有無數個民族生活在其中，人們在相互交融中生活，出現過不同的民族政權，有古印度人，馬其頓人、大月氏人、中亞塞人、安息人 、突厥人、蒙古人……。還有各種宗教在這塊土地上或誕生或繁衍，婆羅門教、佛教、伊斯蘭教……都出現在南亞次大陸中。毫無疑問，古代南亞史就是一個人類不斷流動、沖突、交往、融合的發展史，充分體現了那個時代人類互相依存的民族發展曆史。

東南亞。位于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的東南亞，今天共有11個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東帝汶。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都位居中南半島，曆史上的政治邊界不是很清楚，往往隸屬于同一個王朝統治。1—7世紀的扶南國的統治範圍就包括今天柬埔寨全部國土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9—15世紀，中南半島出現的吳哥王朝，版圖包括今天柬埔寨以及泰國、老撾、越南的部分地區。所以，生活在古代中南半島上的人們一直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着交往。

總體上來說古代亞洲各國交往不斷，尤其是亞洲大陸上的國家人們相互交往、相互影響不斷，這其中的曆史過程錯綜複雜，很難用簡短的文字加以描述。僅以古代中西方交往的絲綢之路沿線亞洲國家的參與情況就可以看出當時亞洲國家互相影響的具體情況。佛教在印度誕生後，用了一千年左右的時間傳到亞洲各地，在這些地區成為影響至今的宗教文化。15世紀前半葉，中國的鄭和下西洋，到達了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西亞地區。起源于中國的儒家文化，用了一千年左右的時間，基本上輻射到了整個東亞、東南亞、南亞，成為亞洲一些國家的主流文化，形成了所謂的儒家文化圈。可以說，亞洲國家在很早的時候就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共同體。

3．古代非洲人的社會交往

非洲大陸由來已久，地域廣袤 ，有北非、東非、西非、中非、南非。非洲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雖然這種起源影響世界的軌迹，雖然今天我們尚無法獲得其影響世界确切的經過，但現代科學技術無疑給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答案。古代非洲各部分人類的交往是如何進行的,目前世界除了對于古埃及為代表的北非地區有所了解外，由于缺乏文字記載，對于其他非洲地區的了解基本是空白。“黑非洲有文字記載的曆史較短，成為近代研究的對象也較晚。……在15世紀以前，在一個廣袤的地區，那裡沒有文字記載，阿拉伯語文資料對于馬格裡布來說是第二等資料，但對尼日爾盆地來說，卻是最重要的。研究阿拉伯文文獻的黑非洲史學家對待文獻的态度不像馬格裡布的史學家那樣，更不像一般研究伊斯蘭教的史學家那樣”[13]北非在7世紀以前與歐洲的聯系很多，曾經在很長時間内是古希臘、古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版圖，7世紀後随着阿拉伯人進入北非，伊斯蘭教在非洲的影響逐漸擴大，成為主要的宗教。可以說，北非在很早就跟歐洲有深度交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和歐洲聯系密切，跟西亞、南亞的聯系也很密切。古代非洲的各個地區之間的交往主要是北非與非洲其它地區的交往，現在的文字記載幾乎沒有。

現代人類學、考古學都把非洲與人類起源聯系在一起。生活在250萬年—200萬年前的人類祖先——能人的化石，在非洲被發現；190萬年前的東非直立人冒險遷往世界各地，直到亞洲；160萬年前的爪哇直立人就是起源于非洲遷移過來的直立人。有專家認為，在上百萬年前的遠古時代，撒哈拉沙漠的擴大和縮小，使得各種生物隻有在潮濕的時期能夠在此生存，進入幹燥時期就要被迫逃離這個沙漠。因此，在最近一次的冰河期，處于幹涸過程中的撒哈拉沙漠可能迫使第一批探險者離開了非洲。……直立人通過某條路線擴散到了非洲以外。不管是哪種情況，到100萬年的時候直立人肯定成功地進入了亞洲的廣大地區。……直立人還要很久以後才擴張到歐洲，歐洲有直立人的最早年代大約在80萬年前。[14]

雖然古代非洲人的活動缺乏文字記載，但是通過考古，還是能夠發現他們的一些活動軌迹 。比如 ，居住在今天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的班圖人（占今天非洲人口三分之一），在公元1世紀以前居住在喀麥隆高原，1世紀後在北方民族的壓力下，分為三路向赤道以南、以東遷徙。[15]

古代埃及不僅文明程度高，而且與比鄰的亞歐外部世界的聯系也很廣泛，更不用說與其本身所在的北非内部其他區域的交流了。阿拉伯人在9世紀前後進入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總體上看，非洲在近代世界地理大發現之前，除了北非外，大多數地區跟其他大陸的聯系有限。遠古時代的歐洲人除了埃及、努比亞、埃塞俄比亞以及北非地區外，不知道非洲是個大陸。直到1498年，葡萄牙航海者穿越非洲西南的好望角，環繞非洲大陸之後，“非洲”一詞才出現在地圖上，用于指稱整個非洲大陸。[16]當然，近代歐洲對于非洲的關注更早一點可以從1415年葡萄牙占領休達算起，從這個時候起，歐洲的基督教政治勢力開始對阿拉伯伊斯蘭教對于北非的影響發起了挑戰 ，也從某個程度上标志着近代歐洲列強開始對非洲進行殖民統治。

古代非洲内部和外部的社會交往、聯系相比較同時期的亞洲和歐洲，其總體的深度和廣度要小得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它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是，它不是絕對封閉和靜止的，否則它也不會進化發展到人類文明。

4．古代美洲人的社會交往

在近代世界曆史中，美洲是一塊新大陸。這個新大陸之所以新，主要是相對于當時世界的認知範圍而言，15世紀以前的西方不知道有這個大陸的存在。500後的美洲早已成為世界最重要的一塊大陸，不僅生活着超過世界13%的人口，而且北美已經成為世界最發達的地區。

無論從文字記載的曆史還是考古發現來看，美洲的人類史相比亞非歐要年輕得多。在美洲沒有發現過猿人或直立人等原始人類的化石，更沒有發現類人猿以及其它古靈長目動物的化石，所有的出土的古人類遺骸已是完全的智人，經碳14測定後确定，他們生活在5—2.5萬年前。這一情況說明，古代美洲的最早居民不是土生土長的，因為從歐亞非三個大陸人類的進化發展史來看，古人類的起始年代要早許多。再從比較人類學來看，大部分美洲古代先民的的體态、毛發、眼睛、顴骨、皮膚和東北亞的蒙古人種相同；而小部分南美人則與玻利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南太平洋島嶼上的人種最為接近。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認為，美洲最早居民絕大部分來自亞洲東北部的蒙古，一小部分則來自南太平洋上的島嶼。蒙古人大約4萬年前後，經由勘察加半島和阿留申群島，通過結冰的白令海峽進入北美阿拉斯加，然後呈扇形狀态慢慢南下，向美洲大陸和周圍島嶼遷移。到1.2萬年前，這些原始美洲人已經遍布美洲大陸和四周島嶼。他們在美洲大約有1500 - 2500人，部落很多，語言大約有2000多種，生産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樣，有的達到了高度的古代文明水平，有的還很原始落後。15世紀末，哥倫布到達美洲後，以為這是印度，才把他們叫做“印第安人”。當時的印第安人部落在美洲呈現如下主要情況：在北極和格陵蘭島，有愛斯基摩人；在阿拉斯加内陸，有阿留申人和阿塔巴斯幹人；在今天加拿大境内，有阿爾貢根人；美國境内有易洛魁人、大平原印第安人、克裡特人、部埃普洛人、西部海岸人；在今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區，有托爾特克人、阿茲特克人、查波特克人和瑪雅人；在加勒比海，有加勒比人；在今哥倫比亞、委内瑞拉等地，有奇布查人；在今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等安第斯高原地帶，有印加人；在今亞馬遜河流域，有阿拉瓦克人、土皮人；在今巴拉圭、阿根廷西部和巴西西南部，有瓜拉尼人；在今智利，有阿老家諾人；在今阿根廷東部，有恰魯亞人。這些部落民族總體處于氏族社會階段。[17]  這個說明美洲印第安人在古代社會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往的，否則不可能從亞洲一直遷移、散布到整個美洲大陸。

古代美洲的社會交往和合作集中體現在其所形成的印第安文明上，這個文明由一系列文化所組成。奧爾梅克文化，誕生于美洲大陸中部墨西哥高原、尤卡坦半島一帶，興盛于公元前 8世紀—前5世紀，它最為突出的成就就是創造了宏偉巨型石雕像、祭壇、石碑，精美的玉石小雕像和粘土金字塔。瑪雅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公元300年左右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一些地區。瑪雅文明的農業發達，培育了玉米、番茄、甘薯、馬鈴薯、菜豆、可可、煙草、棉花、龍舌蘭、鳳梨等作物，還飼養火雞、狗、蜜蜂等動物，人們發明了象形文字，形成了手工業和商業，其建築業也非常發達，建起了100多個城市，建立了成千上萬的金字塔，發明了太陽曆和太陰曆（一年354天零8小時）。托爾特克文化，公元前4—公元3世紀形成于墨西哥峽谷和普埃布拉峽谷之間，由托爾特克人創造，以特奧蒂瓦坎為中心城市，鼎盛時期面積達到22平方公裡，人口20萬，是當時中美洲最大的城市，350—650年最為興盛，農工商業都很發達，直到1060年後被滅亡。阿茲特克文化。1069年阿茲特克人首領墨西率領部落人員南遷到特斯科科湖畔的查普爾佩克地區定居，1325年墨西卡人首領特諾奇開始興建特諾奇蒂特蘭城，後來變成了墨西哥城，這個文明農業發達，種植多種農作物，他們的手工業和商業發達。印加文化。其主要形成于15—16世紀早期，位于南美洲安第斯高原，分布于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智利北部及阿根廷的一部分，中心在秘魯南部的庫斯科地區，南北長約3000公裡，東西由太平洋沿岸深入到亞馬遜森林，人口600萬，面積80多萬平方公裡，它是一個奴隸制國家，農業 、建築工程、交通運輸發達，采礦、冶金、紡織和手工藝發達。但是，它沒有文字，主要靠結繩記事。1532年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國，不久該帝國滅亡。但是其文化影響深遠。[18]

文化是社會共同體的象征，是社會得以交往、以及如何交往的精神基礎。文化是社會交往的指南針和潤滑劑，社會交往又是社會文化不斷升華的實踐基礎，古代印加文化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這個時代的人類已經習慣于勞動分工協作，習慣于從個體與集體關系角度來處理部落内的一些事務，這就說明古代印第安人在社會交往和社會分工上已經達到一定的文明程度，沒有這種交往就不會形成分工，沒有分工就不會有生産力的提升，就不會往更高的文明發展。印加文化表明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在社會交往中實現持續發展的，它的發展脈絡跟古代亞非歐在某個時期是相同的。

通過上面四大洲古代社會社會發展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在古代世界人類由于科學水平有限、地理知識缺乏、交通手段制約，總體被幾個大陸之間的分界線所阻隔，但是這種阻隔很多時候和地方不是絕對的，而是有直接和間接的交流的。這種交流、接觸哪怕是以血腥殘暴的方式進行，也都在催使這個社會要集合多數人的智慧和力量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古代的人類之所以能夠一點點走出蒙昧、一步步走向文明進步，靠的就是不斷擴大和深化的社會交往，不斷克服個體和小群體的局限性，而使得自己在這種不斷加大加深的交往中得到持續不斷進步。

二、近代文明融合加速發展與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從15世紀末哥倫布開啟了世界航行，發現了新大陸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國家在追逐财富欲望的驅使下，開始了瘋狂的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征服活動。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歐洲人探索新空間、攫取财富的活動中，人類結束了幾大洲在古代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态，尤其是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第一次進入到了歐洲人的認識視野，使得人類的活動空間得到迅速拓展。無數歐洲的海盜、冒險家、貴族甚至國王在無限憧憬着新世界的财富的欲望的刺激下，絡繹不絕地組織各色人等飄洋過海去這些新大陸。新大陸給歐洲資本主義送來了源源不斷的黃金、白銀、農作物，甚至提供了最為廉價的人力資源——黑奴。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人類開始了現代意義全球化的過程，人類命運呈現出加速融合的趨勢。

（一）世界地理大發現

1492年8月3日，一個叫哥倫布的意大利航海家受西班牙國王的資助，率領三艘百十來噸的帆船，從西班牙巴羅斯港出發，沿着大西洋往西遠航，尋找他心目中的印度群島。

哥倫布于生于意大利熱那亞猶太人後裔的工人家庭[1]，信奉基督教。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在寫作、語法和幾何方面，克裡斯托弗.哥倫布都獲得了良好的指導，而且精通拉丁語，擅長繪畫和設計。在帕維亞大學，他還學習了幾何學、地理學、天文學和航海學，均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他勤奮好學，思維缜密，不喜交談，笃信基督教……性格簡單，謙虛敏感又寬容大度。他是一位天生的紳士，行為舉止謙恭有禮。沒有流露一絲虛榮。他智商超群，走在當時哲學領域的前列”。[2]他從少年時代就接觸航海，成年後長期在船隊服務，是一名技術娴熟的航海家。他相信地球是圓的，熱愛航海冒險，相信從大西洋可以找到通往東亞的航海路線。哥倫布曾經遊說過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國的君主，但都被拒絕了，最後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的支持。

1492年10月12日淩晨，哥倫布率領的船隊發現了屬于中美洲巴哈馬群島的聖薩爾瓦多，随後到達今天的古巴、海地等地。此後在1493年、1498年、1502年他又三次西航，抵牙買加、波多黎哥諸島及中美、南美洲大陸沿岸地帶。哥倫布在當時并不知道這是一片新大陸，還以為是東印度群島，但是他客觀上真正發現了歐洲人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新大陸——美洲！美洲的名稱是以另一個探索者阿美利哥·維斯普西命名的。他在1499年—1502年間曾經兩次從西歐向新大陸航行，他寫了最重要的兩封信：《新大陸》和《第四次航行》，首次認為新發現的大陸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陸。德國地理學家馬丁·瓦爾德塞彌勒讀到這兩篇文章後在1507年出版的《世界地理概論》中，以阿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寫法将這塊大陸标為“阿美利加”。馬丁·瓦爾德塞彌勒不久後在一張全球地圖上首次使用了這個名稱，此後這一用法約定俗成，美洲大陸的名字就這樣傳開了。

哥倫布之後 ，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1497年7月8日受葡萄牙國王派遣，率船在裡斯本出發，尋找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船經過加那利群島，繞過好望角，駛進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經過莫桑比克等地、非洲中部贊比西河河口、肯尼亞的蒙巴薩、馬林迪等地。在馬林迪，達·伽馬的船隊在當地阿拉伯航海家的幫助下，利用印度洋海上隻有每年上半年才特有的西南季風，往印度海岸行駛，并于1498年的5月20日抵達了印度西南海岸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葡萄牙人終于找到了一條從歐洲繞道非洲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達他們心中久久向往的東方富庶天堂——印度大陸的捷徑。  

達·伽馬在1502—1503年和1524年兩次率領更為強大的船隊到達印度，還被任命為印度總督，并且病死在這個總督崗位上。達·伽馬開啟的這條自大西洋、繞道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到達印度的航線，極大地便利了葡萄牙和歐洲其他國家在亞洲從事殖民活動，此後的幾百年時間内印度洋沿岸各國以及西太平洋各國相繼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古老的非洲東部和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逐漸被納入到歐洲的思想文化體系甚至政治管理體系之中，也可以說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雖然其手段是殘忍、卑鄙的。

麥哲倫船隊完成環球航行。1519年，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麥哲倫組織了一支五艘船組成的船隊開始了橫跨大西洋、太平洋的航行，這次航行用時1082天，曆經種種磨難、多數人死亡，隊員由出發時的265人到最後返回西班牙的18人。但是這次航行的曆史意義非常巨大，它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意識的主動全球化航行，經曆了歐亞非美四大洲，證明了地球的水域相通且面積遠遠大于陸地，這标志着全球化交通完全成為可能。此後的歐洲人源源不斷地往來于亞非美等地，逐漸把全球各地的的物種和人種送到了各個角落，世界一體化的時代真正開始了。

“1400年時的世界，實際上分别是數十個各自封閉的社會和文明，彼此之間沒有什麼接觸和交流。這些文明中的一部分，如居住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群，他們與其他大陸毫無往來；另一部分文明，如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位居亞洲的偉大文明國家主要通過貿易建立起廣泛的對外聯系，外來影響仍不足以改變它們自成一體的文化和自給自足的經濟的這些基礎，” [3] 地理大發現直接促進了世界航運新道路的開辟，為歐洲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增加了威力無比的助産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美洲金銀産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藏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标志着資本主義生産時代的曙光。”

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把全球聯系在了一起，使得人類進入到了空前聯系頻繁、緊密的曆史階段。

（二）殖民主義的擴張

地理大發現使得世界邁入到全球化時代，伴随着全球化的，是為了尋找财富而進行新大陸、新世界探索的西方國家，對新發現的地理空間的殖民主義侵略和掠奪。這一過程持續了四百多年，遺留的問題一直持續到今天。殖民主義是以一種另類的方式體現出人類全球化時代的關系，是一種強勢力量對于弱勢力量的征服，是人類交往過程中的一種非正義、非正常的狀态。

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首創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就不斷派遣軍士和一般人員去征服美洲、開發美洲、攫取美洲，對土著民族實行血腥的奴役、鎮壓政策，最終在中美洲南美洲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帝國---西班牙帝國。1519年，埃爾南·科爾特斯，在幾個土著部落的支持下，戰勝了強大的阿茲特克人，占領了首都鐵諾第蘭這座有宮殿、廟宇、花園以及約10萬人口的城市。弗朗西斯科·皮薩羅戰勝了印加帝國，奪取了首都庫斯科及大量珍寶。佩特羅·弗拉迪維亞占領智利，佩特羅·門多薩于1536年勘察了拉普拉塔河地區，建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城。這些征服者把當地人的圖騰當作惡魔進行摧毀，霸占他們的财富。西班牙人在殖民地實行領地制度。國王為了吸引殖民者，向他們轉讓土地，允許他們迫使印地安人勞動，但必須用基督教信仰教育印第安人。此外還建立了一種簡化制度，即印第安人必須居住在保留地，以提供勞動力。後來黑人奴隸取代了印第安人。西班牙不僅将巨大的财富引入歐洲，而且在拉丁美洲創立了一種以西班牙語為主的獨特文化。[4]土著人由西班牙人最初到達時的幾千萬人銳減到17世紀的400萬人。

葡萄牙在達·伽馬發現印度洋之後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活動。在此之前的1490年，葡萄牙航海家已經到達東非的埃塞俄比亞海岸。16世紀70年代，弗朗西斯科-巴雷托和瓦斯科-奧雷姆遠征津巴布韋。此外，葡萄牙人的勢力也伸展至阿拉伯海一帶，他們在1506年侵吞了阿拉伯海的索科特拉島，同年更到達印度洋上的錫蘭，随後在錫蘭建立了科倫坡城，1521年葡萄牙人又控制了巴林，自此成為印度洋上的霸主。

在東南亞，1511年葡萄牙奪取了馬六甲王朝的首都馬六甲城，從此長期将此地據為殖民地。

在東亞，1553年葡萄牙人開始居住于澳門，1557年正式獲得澳門租借權。在美洲，葡萄牙人1500年登陸巴西的塞古羅港，并以之作為巴西紅木的貿易站。在非洲，1578年6月，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率軍2.5萬人開始了對摩洛哥的戰争，摩洛哥投降。

葡萄牙從15世紀開始，先後在亞非美洲通過槍炮征服了很多部落和國家，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帝國。比如在非洲，它占領了安哥拉、阿爾金、阿克拉、卡奔達、佛得角、休達、艾美拉、畢爾科島、黃金海岸、幾内亞比紹、馬達加斯加、梅斯卡尼群島、馬林疊、蒙巴薩、摩洛哥、莫桑比克、基爾瓦·基西瓦尼、聖約翰堡、聖多美普林西比、丹吉爾、桑給巴爾、濟金紹爾。在美洲，他殖民了亞速爾群島、巴西、烏拉圭、（法屬）圭亞那、馬德拉、薩克拉門托。在亞洲，他殖民了班達群島、巴林、緬甸、錫蘭、弗洛瑞斯島、阿巴斯港、拉克沙群島、澳門、霍爾木茲、加錫、馬六甲、馬爾代夫、摩鹿加群島、馬斯喀特、長崎市、葡屬印度、索科特拉島、東帝汶。

緊跟葡萄牙、西班牙這兩個殖民國家腳步的是英國。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英國通過殖民方式在全世界建立了橫跨東西、豎跨南北的日不落大英帝國。1914年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面積達到3350萬平方公裡，人口達到3.93億。[5]

在美洲的殖民。英國的瓦爾特·雷利在1587年就在美洲建立了移民點，取名為弗吉尼亞，以紀念英國女王伊麗莎白。1620年一批英國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帆船來到美國，此後在英國受到迫害的新教徒們源源不斷地來到美洲，到1733年，英國在北美東岸共建立13個殖民地。

在亞洲的殖民。1600年東印度公司創立，這是英國在東方的殖民機構。1757年普拉西一役，奠定了英國在印度斯坦的統治地位。通過在印度的不斷擴張，到1876年，英國将印度更名為印度帝國。1840、1856年通過兩次鴉片戰争逐漸将中國一些地方強行占為殖民地。1878—1879年将阿富汗攫取為自己的殖民地，1886年将緬甸占領為殖民地。1874年從荷蘭手中奪得蘇門答臘和馬六甲，逐漸将東南亞國家攫為自己的殖民地。

在大洋洲的殖民。1668—1711年，英國人到達澳大利亞東岸和新西蘭，開始不斷向該地移民，使之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後來它又占斐濟、巴布亞、所羅門、湯加、吉爾伯特、庫克、埃利斯和菲尼克斯群島等地。

在非洲的殖民。1808、1843、1861和1874年，英國先後将塞拉裡昂、納塔爾、尼日利亞和黃金海岸搶占為自己的殖民地。埃及、津巴布韋、贊比亞，以及東非的索科特拉島、索馬裡、烏幹達、肯尼亞、桑給巴爾島等都先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荷蘭、法國、德國、俄國等國家在國外都擁有大小不等的殖民地。可以說，伴随着地理大發現，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殖民主義帶着侵略擴張的血腥、财富攫奪的醜惡，被西方殖民者無情地帶到了世界各地。雖然這個過程充滿了貪婪、陰謀、欺騙、血腥等種種罪惡，但也不可否認，它對人類走出農牧業社會時代的相對封閉的狀态，轉而促進世界的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等，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人類這個互相接觸、互相維護、互相支持的命運共同體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三）世界市場的發展

西方殖民者之所以冒着巨大風險進行地理大發現的探索，直接的動因就是出于對金錢财富的向往。所以，一旦這個通向新世界的航線被開辟之後，他們就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種方式去攫取财富，在武力掠奪、殖民侵略之外，他們運用了商貿手段來獲取财富。西方殖民者的商貿活動在幾百年的時間内逐漸觸及到了全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極大地克服了地理大發現之前的區域局限性，尤其是在工業革命後，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斷革新、迅捷，世界産業鍊分工的不斷擴大、完善，商業内容的不斷增加，世界範圍内人口流動的不斷加速，世界市場範圍越來越大，世界市場的規則也越來越多。這種本來是出于掠奪财富性質的活動卻由于其滿足了人類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内在需求，所以世界上所有被卷入其中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都自覺不自覺地被廣泛卷入，反而在客觀上促進了世界的交往，不斷加深着世界範圍内人們的互相依存的社會關系。

16世紀初到18世紀中葉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初步階段。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在那些文明沒有充分發展的地區采取移民、建立莊園、禁閉甚至掠殺土著人、設立管理機構等手段和方式進行殖民統治，掠奪當地的礦産、金銀、農作物，甚至販賣奴隸，但這個罪惡的過程卻在客觀上拉近了世界的聯系，世界市場開始初步醞釀。

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是世界市場基本形成的階段。工業革命的興起使得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的生産力得到迅猛發展，蒸汽動力的普及，鐵路、蒸汽輪船的出現使得交通更加便捷，人類的活動被空間大大拓展；機器生産使得工業品的産量和質量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歐洲國家把這些工業品大量銷售到亞洲、美洲還有非洲，同時從這些落後的的國家和地區獲取大量廉價的原材料和人力資源。19世紀後期，随着俄國、德國、日本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帝國主義各國興起了世界範圍内搶占勢力範圍、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并且把世界範圍的市場貿易活動推向了新的階段。在這種強大的商業活動過程中，世界市場形成了。

世界市場的形成是漸進的過程，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貿易市場漸次推進的過程。形成較早的是地中海市場，這個市場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12世紀前後就有西歐人、希臘人、東方基督徒和猶太人、阿拉伯人和各地教派的穆斯林商人在此交易。在西西裡的貨棧裡，既有來自遠東的奢侈品，如珍珠和寶石、印度鐵器、稀有染料、香料、中國絲綢、胡椒和香料，也有埃及的棉織品、波斯和土耳其的地毯，從非洲來的象牙、鴕鳥羽毛、獅子皮和豹皮。[2]

緊接着，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市場也形成了。這個市場把北歐和中南歐的市場連成一片。在16世紀初，波羅的海地區也成為西歐工業産品最重要的市場。荷蘭和英格蘭的紡織品能夠向這個地區出口，是兩國工業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16—17世紀，荷蘭進口波羅的海的谷物并與波羅的海展開其他貿易，是荷蘭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它使得尼德蘭能從谷物生産，轉向發展專門的奶制品業、釀造業、蔬菜種植業和種植亞麻、煙草等工業作物，促進了鄉村紡織業和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

波羅的海地區為西歐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原材料，16—17世紀，波羅的海地區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增強了。在尼德蘭和英格蘭工商業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波羅的海地區作為它的後方，通過海上貿易源源不斷地用糧食和原材料供給這些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區，形成了一個地區性的經濟區。歐洲南北兩個地區市場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歐洲大市場。[3]

亞洲市場與歐洲市場的形成。1517年，西班牙人占領了馬尼拉，把該城作為他們在亞洲的殖民總部所在地。西班牙人在占領馬尼拉幾年後便與福建地方政府有了交往。馬尼拉很快成為中國貨物的集散地，大批中國移民來到馬尼拉。中國的大帆船運載中國産品從福州、廈門和泉州來到馬尼拉，從這裡改裝其他船隻運出。當時西班牙帝國規定了所有西班牙與菲律賓之間的運輸都要經過墨西哥。這樣，墨西哥就成為中國與西班牙貿易的中介。17世紀後期英國在印度展開殖民和商業活動後，從東印度各地購買的商品主要是棉布、絲織品、棉紗、生絲。印度布匹出口增長了5～6倍。17世紀70年代，荷蘭商人僅在馬爾達地區,每年就收購5萬盧比的布匹。英國公司在比賈普爾收購由大約5萬名手工業者所織造的優質棉布。這使得印度本地的商業活動從獨立轉變為由歐洲人來組織。18世紀30—50年代，印度出口量增加，使紡織手工業生産大大發展。大片地區的整個鄉村和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居民，以織布為主要職業。英國東印度公司則通過印度包買商收購紡織品。到了18世紀60—80年代，印度商人被排斥在收購手工業商品的活動範圍外。東印度公司規定，印度織布工人在未完成公司訂貨之前，不得為其他人和其他市場工作。印度成為英國所需廉價棉紡織品和原料的生産、供應基地。印度經濟已深深地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但是，印度在卷入世界市場後，正值英國的工業革命完成和棉紡織業的興起，英國政府為了給本國資産階級的商品打開銷路，迫使印度海關采取低關稅政策，以此來鼓勵英國商品出口。

從1832—1857年，印度進口英國商品額增長了15倍，在1850年代棉紡織品占英國對印度輸出品的三分之二。印度手工業者受到英國工業資本的沉重打擊。印度變成英國商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 

大西洋市場的形成。地理大發現以後，大西洋市場在1500—1800年間逐漸形成。大西洋市場把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廣闊的正在開發中的美洲聯系起來，形成了橫跨東西兩半球的嚴格意義上的世界市場。在16世紀20年代，西班牙每年有100艘船裝載貨物穿越大西洋。到16世紀末，每年有150至200艘船參與對西印度群島的貿易。1520年以後，船隻數翻了一翻，貨物運輸量也翻了一翻，其貨物總量提高至4倍。

從17世紀中期起，美洲的可可開始大量出口。在18世紀60—70年代，可可出口達到高峰。從西班牙所屬西印度群島出口的煙草在1680年代和1690年代迅速增長，1676到1680年平均每年出口到西班牙為367阿羅巴，1681—1685年平均每年出口1289阿羅巴，1686—1690年平均每年為3314. 5阿羅巴，1691—1695年平均每年出口2843阿羅巴。從1650年代後期起，西班牙輸入美洲的鐵制品包括犁、桦和鋤頭的數量迅速增加，輸往美洲的紙和蠟也越來越多。

英國與美洲的貿易開始于16世紀中葉，在整個17世紀，美洲殖民地出口的80%是輸往英格蘭。從1700—1780年，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中轉貿易在英國經濟中占據了核心地位。到1772—1774年，美國殖民地提供了英國進口商品的40%，其中幾乎全是農産品。而北美殖民地接受了英國國内出口的40%，其中幾乎全是制造業産品。

1780年以後，英國跨大西洋貿易出口商品主要是近代制造業産品，其中首先是棉紡織品；而進口商品則有糖和其他食品，其中進口原材料特别是棉花所占的比例大大增長。

三、共産主義運動的勃興

以1848年《共産黨宣言》的發表為标志，共産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内興起。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發展走向，使得全世界範圍内的勞苦大衆在共産主義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下獲得了啟蒙，由自在的階級狀态轉向自覺的階級狀态，也使得人類的社會制度文明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雖然共産主義運動在20世紀後期出現了挫折，但是共産主義運動作為一場影響全世界的運動，把全世界的勞苦大衆的命運擰在一起，使得人類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以更理想的方式往前前進了一大步。在第三國際的幫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後建立了70多個共産主義政黨。黨員總人數約達400多萬”[1]，到1980年代“社會主義各國最繁榮時，其領土面積占世界陸地面積1/4以上，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3，工業産值約占世界的2/5，國民收入約占世界的1/3”。[2]

共産主義運動可以從以下幾個階段來加以審視：

其一，共産主義者同盟時期。1847年6月2—9日共産主義同盟在倫敦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了 “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倫敦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共産主義同盟的奮鬥目标：推翻資産階級，建立無産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産階級社會和建立無階級、無私有制的新社會，尤其是大會委托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綱領《共産黨宣言》。《共産黨宣言》标志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标志着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真正開始。在《共産黨宣言》發表後不久，歐洲就爆發了1848年革命，很多同盟成員參加到這場革命當中。1852年11月17日共産主義同盟宣告解散。

其二，第一國際時期。1864年 9月28日，英國、德國、意大利、波蘭、愛爾蘭等國家的工人代表以及一些資産階級民主人士在倫敦聖馬丁堂召開群衆大會，決定建立國際工人協會，這就是第一國際。第一國際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機構，頒布了宣言和臨時章程。1876年在美國費城的大會上正式解散。第一國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歐美國家工人中的傳播，推動了這些國家工人運動的發展，尤其是推動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動的開展，使得這些國家無産階級的思想水平和組織程度在無産階級思想的統領下得到了很大提高，推進了各國無産階級獨立政黨開展共産主義運動的進程。

其三，第二國際時期。1889年7月14日，有22個國家的393名代表參加在巴黎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成立了第二國際，後人一般也稱之為“社會主義國際”“社會黨國際”。第二國際組織比較松散，沒有常設領導機構、沒有形成共同規章，沒有機關報。但是，第二國際對于加強國際工人團結、進一步喚醒工人階級的集體意識，維護工人權利，争取階級平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14年一戰爆發後，由于歐洲各國社會黨紛紛支持本國政府的戰争，使得第二國際停止了活動，實際上解體了。

其四，第三國際時期。1919年3月第三國際成立，1943年解散。第三國際是以十月革命作為政治運動的模式，即武裝推翻現反動政權，以列甯主義為主要指導思想，以嚴格集中的黨組織來領導共産主義運動。第三國際在世界範圍内領導過65個共産主義政黨和組織，很多國家的共産黨和工人黨是在共産國際和蘇聯的支持下而成立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共産國際使得共産主義革命在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得到了大發展 。

其五，冷戰時期。二戰後的世界進入到蘇美争霸的冷戰時期，在這個時期，共産主義運動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從1個發展到16個，東歐多數國家加入到社會主義陣營，亞洲的中國、朝鮮、越南、老撾、柬埔寨，美洲的古巴都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很多亞非拉美國家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共産黨組織的長期共産主義革命活動，雖然他們的革命實踐沒有最終成功，但對于世界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共産主義運動可以說是近代以來把人類命運空前地系為一體的重大社會事件。在這場運動中，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膚色的人們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超越了空間的距離，實現了互相學習、合作互助、共同奮鬥，使得人類在文明道路的探索上增添的格外耀眼的光芒。

四、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格局下的人類命運

1914—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首次以戰争的方式把全世界納入到統一的發展軌道上，使得人類的命運在世界範圍内以聯盟和敵對的狀态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戰參戰方包括亞非歐美澳五大洲，共計30多個國家，戰争範圍之廣、參戰人數之多、戰争沖突之深可以說史無前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全球五大洲61個國家被卷入戰争，20多億人的命運因為戰争連在了一起。

這場戰争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息息相關，哪一個國家或民族企圖以絕對的強力，而自己能夠全身而退地将災難加諸對手，都是不可能的。

（一）一戰與人類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當時世界上的主要主權國家幾乎都卷進去了，歐洲的主要國家幾乎都參與了此戰。同盟國方面有：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保加利亞，協約國方面有：英國、法國、沙俄、意大利、美國、日本、中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英聯邦國家，這些國家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主要的國家。這一場戰争是人類有史以來空前的，在全球範圍内以戰争的形式交織在一起的社會互系，是一場人類大範圍的互相厮殺，雖然其主戰場在歐洲。這是一場改變了人類命運的戰争。它曾一度讓世界變得暗無天日 ，給人類文明帶來了永恒的傷疤。

這場戰争屠殺了無數的生命。一戰大約有６５００萬人參戰，協約國有４２００萬人服役，四個同盟國有約２２００萬人服役。協約國約有４８０萬人陣亡，１２００萬人受傷，同盟國一方陣亡和受傷的人數分别是３１０萬和８４０萬，世界各國平民大約傷亡６６０萬[1]。一戰中僅僅幾個重要戰役，傷亡人數就在幾百萬以上。1914年9月的馬恩河會戰中，交戰雙方先後投入150萬的兵力，傷亡人數超過50萬。其中，法軍損失25萬人(其中陣亡81400人)，英軍損失26萬人；德軍損失20萬人。1916年2月—12月的凡爾登戰役，雙方傷亡人數在100萬，法軍損失69個師，德軍損失50個師，各師在戰鬥過程中損失兵員70%以上，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物資。僅從2月25日—6月15日，法軍就消耗了31450萬發炮彈，其中重炮和超重炮彈就達到200萬發。1916年6—11月的索姆河戰役中，雙方傷亡約134萬人，其中英軍45萬餘人，法軍34萬餘人，德軍53.8萬人。[2]

一戰給人類尤其是歐洲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75萬英國士兵陣亡，200多萬人成為終身殘廢。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如果以1900年的實際工資指數為100的話，那麼1914年則為90.7，到1917年隻有62。[3] 一戰後的法國通貨膨脹嚴重、失業嚴重、勞動力奇缺，經濟嚴重蕭條。1919年6月1英鎊僅相當于26法郎，而到了1920年代初， 60多法郎才能換一英鎊。戰後的德國面臨割地、賠款等懲罰，交出所有飛機和作戰艦艇，隻保留10萬國防軍，交出10萬個火車頭等，割讓 1/10的領土。1921年4月，協約國“賠償委員會”于英國倫敦舉行會議，會議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折合330億美元) 。

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增加了世界性戰争給與人類命運帶來的毀滅性危險的可能性，使得全世界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以戰争的方式來解決世界争端存在巨大的副作用。所以，一戰結束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等的推動下成立了國際聯盟，企圖以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國際争端，盡量避免大規模的戰争再次爆發。雖然國際聯盟在後來的國際沖突中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它在一戰後的迅速成立已然表明，人類在國際化程度日益加深、國際矛盾與沖突日益尖銳的情況下，認識到了每個人的命運都已經息息相關，人類社會每一個部分的存在都是其它部分社會存在的條件，如果抱持以絕對優勢的力量來征服對方、維護自己利益，其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國際聯盟的成立就是人類命運利害攸關意識的産物，此後建立國際組織解決國際争端成為了人們的共識。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給大國決定世界秩序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挑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争勝利者處理失敗者的思路與做法也表明一些國家開始以人類命運問題為視角，考量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具體措施的實施。凡爾賽會議上法國一開始對德國提出了2000多億美元的賠款要求，但是其它幾個戰勝國并沒有積極響應，而是有所保留。在德國強烈不滿的情況下，最終賠償數額在會議中沒有達成共識。後來的協約國對于賠償數額的要求不斷減少，英美還對法國強行用武力開進德國以逼取戰争賠款的行為表示了譴責和經濟懲罰。這樣的做法似乎違背了同一立場的同盟國的利益，但是卻實實在在地表明了英美對于德國的懲罰應保持有限性的态度，這自然是出于保持歐洲國家實力均衡的目的考慮，而骨子裡則是一種不自覺的國際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反應。

（二）二戰與人類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範圍包括歐洲、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戰争，作戰區域面積2200萬平方公裡，除了南極洲之外，地球上有人口居住的地方都被卷入了。據不完全統計，二戰期間軍民共傷亡9000餘萬人，經濟損失達5萬多億美元，是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戰争[4]。

二戰中亞洲國家大部分被卷入到戰争當中。東亞的中國、日本、朝鮮、蒙古全部卷入其中。東南亞的的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南亞的印度更是深度被卷入其中。西亞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也深深卷入到這場戰争當中。

歐洲卷入的國家最多，幾乎都卷入其中。法西斯陣營的有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地亞獨立國。反法西斯陣營的有：蘇聯、英國、法國、挪威、丹麥、芬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希臘、土耳其、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亞、利比裡亞。

澳洲卷入戰争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非洲卷入戰争的有南非聯邦，美洲卷入戰争的有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海地、巴拉圭、烏拉圭、哥倫比亞、委内瑞拉、秘魯、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厄瓜多爾、多米尼加、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馬拉、玻利維亞。

可以說二戰把人類空前地卷到了一起，使得人類史上最大範圍和程度上受到了戰争的摧殘，尤其是這場戰争第一次使用了毀滅性的武器原子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危害也是空前巨大的，無論是在人員傷亡的數量上還是财産損失的數量上，對于人類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破壞上都是空前的，中國軍民犧牲3500萬人，位于全世界之最。

 據1990年5月7日，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盧舍夫大将公開的數字顯示，蘇聯在衛國戰争中損失的軍民總數為2700-2800萬人。其中，在戰鬥中被打死、重傷緻死和被俘未回的軍人共866. 6萬人，還有1800萬人受傷或患病死亡。

法國死亡58萬人，英國死亡36萬人，美國死亡30萬人，波蘭死亡人數多達600萬。德國死亡600萬人，日本死亡263萬，其中195萬為軍人。戰争給雙方的平民帶來的傷害至今都無法準确估算。英國首都倫敦和位于英格蘭中部的工業重鎮考文垂市，在德軍的空襲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考文垂市的毀壞面積達80%，法國、荷蘭、比利時約有10%的面積被夷為荒地。日本有25%的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僅在1945年3月10日一天内，就有8. 4萬東京人死于轟炸。德國德累斯頓戰役中，有2. 5萬～3. 5萬人死亡，該市市區的75%被毀，72%的科隆市市區被化為瓦礫，柏林在二戰後幾乎成了一堆廢墟。 

二戰雖然同盟國戰争了法西斯主義的軸心國，正義的力量戰勝了邪惡的勢力，公平、正義得到了伸張，但是戰争給人類命運帶來的整體的摧殘程度比起一戰來更加嚴重，促使全世界的人們更深刻地思考如何避免這種嚴重破壞人類生産、生活秩序的情形再次出現，促使人們思考如何防止那些極端的思想和勢力再次出現，來控制人類命運的出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的世界政治家們，主要以美國總統羅斯福代表，開始謀劃成立一個比國際聯盟更實體、更有權威、組織系統更完善、執行能力更強大的國際組織來維護國際和平，以期保證人類不再遭受邪惡勢力發動大規模戰争、改變世界秩序這樣的厄運。可以說，聯合國成立就是基于對一戰和二戰這樣以世界戰争的形式來改變、影響人類命運的曆史教訓的深刻總結而産生的，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面對人類命運的毀滅性危機時的一種理性反應。雖然，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二戰後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和實施，但是這種民族主義國家意識已經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的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了，那就是不能以侵犯和損害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正常合法的權利為前提，同時，以确保和維護二戰後形成的世界秩序為前提。可以說，這個做法和意識，是對于弱肉強食時代的人類命運意識的一種升華和超越，雖然它還有這樣那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并沒有完全做到按照公平、正義的理念去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共同發展，但相比全球化時代開啟後的幾百年間，以殖民擴張為核心的國際間武力殺伐征服，其對人類命運發展的積極意義明顯增加了不少。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恰恰是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所要超越的對象。

（三） 冷戰格局下的世界緊張局勢

1945年5月二戰在歐洲結束，戰前就存在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與歐美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矛盾自此開始凸顯。蘇聯紅軍解放東歐和占領柏林，英美盟軍從諾曼底登陸,5月8日德國投降，歐洲戰事正式結束。廣義上可以說，冷戰格局就此拉開。但現在一般說起冷戰，都是以丘吉爾關于冷戰的演說為起點的。

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的演說中提出：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邊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他的這個演說可以說提出了冷戰的概念。1947年3月12日，總統杜魯門在緻國會的關于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咨文中，宣稱世界已分為兩個敵對的營壘，一邊是“極權政體”，一邊是“自由國家”，每個國家都面臨着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擇；宣布“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裝的少數人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的自由民族”，即美國要承擔“自由世界”守護神的使命，提出以“遏制共産主義”作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态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杜魯門所提出的這種反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态，标志着冷戰的開始。冷戰時期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1949年8月24日美國與西歐、北美主要發達國家為實現防衛協作而建立的一個國際軍事集團組織，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1955年6月，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8國在華沙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之間的對抗。這種格局以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為結束的标志。

冷戰時期世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以美蘇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抗，在這場對抗中發生的主要事件有朝鮮戰争、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争、蘇聯入侵阿富汗等等，這個時候表面上世界是分裂對立的兩大部分，但實際上卻是以一種改造對方為目的的思維來建構整體世界，其實這是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為标準的另外一種關注人類命運的表現方式。

在這個時候，整個世界的交往是以意識形态為基礎來劃分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來往，他們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上差異巨大、很多方面嚴重對立，經濟方面的相互隔絕也很嚴重。這個時候整個人類的命運處于二戰後空前的危機狀态，世界之間的交往和聯系主要被限制于兩個孤立的單元當中。這樣的方式并不表明人類命運回到了前現代或者史前狀态，它隻不過是另外一種展現人類命運相關的方式而已。冷戰時期的這種兩大世界對抗似的隔絕與遠古時代人類因為生産力的低下而形成的個體和部落、區域的隔絕是有原則區别的，那種低生産力水平的隔絕并不是起源于價值沖突、利益沖突，而是一種基于對自然世界和人類世界的無知而産生的隔絕，因而無法形成一種自覺的命運互系的意識。同時，這種冷戰造成的兩大陣營隔絕狀态中的人類關系與正常條件下的人類交往狀态也有着明顯的不同。後一狀态下的人類關系遵循着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條件下，人類在自然交往過程中形成的；而前者則是一種過于理性的自我遏制狀态下的人類行為。從本質上來說，這種對抗恰恰是人類命運互系、共生的體現，隻不過以一種排斥、對抗的方式表現出來。

冷戰時期對立的雙方都擁有了核武器，這種對抗給人類整體性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威脅。也正是因為出于對人類共同生存利益的考慮，所以冷戰時期雙方雖然都堅決對對方陣營的存在持有徹底的否定态度，但是卻沒有爆發全面的戰争。即使在局部的戰争中雙方都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克制，基本上以達到局部的利益為目标。

從一戰到二戰再到冷戰，人類在不斷擴大的世界交往的過程中因為利益、價值觀的沖突而爆發的日益劇烈的沖突、對抗，使得人類的命運聯系得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趨向于一體化，雖然這個過程是伴随着嚴重的沖突、流血，充滿了血腥和暴力，但是内在的邏輯是人類共同地渴望世界的統一，隻不過都企圖以自己利益和價值觀作為影響世界的着眼點。可以說，20世紀世界性的兩場熱戰和一場冷戰加深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于人類未來發展趨勢的思考，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形成有了深厚的曆史基礎。

參考文獻：

[1] [美]斯賓塞·韋爾斯:《人類前史》，杜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53頁。

[2] [美]斯賓塞·韋爾斯:《人類前史》，杜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50—51頁。

[3] 龔纓晏：《現代人類起源的“夏娃”理論》，《生物學通報》1994年第29卷第5期。

[4] 格日樂圖：《關于現代人類起源地的曆史研究》（學位論文），内蒙古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5] [美]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冰心、吳文藻、費孝通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頁。

[6] 任憲寶：《全球通史》，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17年，第335頁。

[7] [美]約翰·斯蒂文森：《歐洲史》，李幼萍、劉嘉琪、郭敬譯，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214-215頁。

[8] 任憲寶：《全球通史》，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17年，第310頁。

[9] 洪滌塵：《亞洲各國史地大綱》，南京：正中書局，1935年，第1頁。

[10]  [東漢]班固:《漢書.理志下》卷二十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58頁。

[11]  [南朝 宋]範晔:《後漢書.東夷傳》卷八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817、2822、2823頁。

[12] 苗威：《試論古朝鮮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博物館研究》2008年第2期。

[13] [上沃爾特]J.基一澤博主編：《非洲通史第一卷：編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52—53頁。

[14] [美]吉爾伯特.喬納森.T.雷諾茲：《非洲史》，黃磷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1-13頁。

[15] [法]凱瑟琳·科克裡-維德羅維什：《非洲簡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年，第15頁。

[16] [法]凱瑟琳·科克裡-維德羅維什：《非洲簡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年，第6-7頁。

[17] [美]特倫斯·M·漢弗萊：《美洲史：圖文版》，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4年，第2-4 頁。

[18] [美]特倫斯·M·漢弗萊：《美洲史：圖文版》，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4年，第27-44 頁。

[19] 哥倫布的出生日期史學界有争議。據約翰·S.C.阿伯特著《哥倫布、大航海時代與地理大發現》一書記述，哥倫布大約出生于1435年左右。而戴維·阿諾德所著《地理大發現》一書認為，哥倫布1451年出生于熱拉亞。所以，本書無法确定哥倫布的确切出生日期。

[20] [美]約翰·S.C.阿伯特：《哥倫布、大航海時代與地理大發現》，周琴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年，第3、8頁。

[21] [英]戴維·阿諾德所著《地理大發現》，聞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4-5頁。

[22] [法]J.阿爾德伯特[法]德尼茲.加亞爾 [法]貝爾納代特.德尚等：《歐洲史》，蔡鴻濱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306頁。

[23] 《簡明大不列颠百科全書》第九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150頁。

[24] 此節關于世界市場發展的内容，參見沈漢：《論世界市場的形成》，《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25] 沈漢：《論世界市場的形成》，《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26]沈漢：《論世界市場的形成》，《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27] 肖楓主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31頁。

[28] 肖楓主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45頁。

[29] [英]伊思·懷斯特威爾：《第一次世界大戰》，尚亞甯、顔世雲、張春紅譯，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９頁。

[30] [蘇聯] И. И.羅斯圖諾夫：《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鐘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653—654頁、675頁。

[31] 高岱：《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社會政治的影響》，《世界曆史》１９９２年３期。

[32]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第521頁。

作者簡介：程美東，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學術界》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