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支或方向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其實有着十分多樣化的概念化形式或表達。除了偶爾被提及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之分（即它的前綴修飾是eco-還是ecological），我們至少還可以發現諸如“馬克思的生态學”、“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環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觀）”“綠色（化）馬克思主義”“綠色議題馬克思主義（比如生态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衆多表述。在本文中，筆者将采用“馬克思主義生态學”作為統攝性的傘形概念，因為它可以較好涵蓋上述意涵更為寬泛的理論分支流派，同時也具有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更大靈活性，彰顯出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的動态發展過程與不斷創新本質。基于此，筆者把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的理論構建過程及其方法論概括為如下三大進路：文本诠釋與闡發、文本再闡釋與理論重構相結合、理論重釋建構，并認為這種理解構成了我們系統探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的重要方法論基礎。

一、文本诠釋與闡發：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

毋庸諱言，至少在其初創階段，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是以一種回應者或自我捍衛者的身份出現的。也就是說，面對20世紀50、60年代在歐美工業化國家中社會政治重要性變得日漸凸顯的生态環境議題，以及包括生存主義、保守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綠色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理論，馬克思主義必須要回答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它不是問題的成因或“反生态的”，即造成現代生态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第二，它是問題解決的方案或方案的一部分或“綠色的”，即它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曆史性替代可以更好地或從根本上克服生态環境問題。沿着這一思路，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一些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學者緻力于對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生态思想的系統化梳理與闡釋，從而構成了以經典文本诠釋與闡發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構建進路。

雖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核心成員阿爾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在1962年出版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就對馬克思的自然觀做了與衆不同的重釋，但他論述的重點是對唯物主義自然本體論的批評和對社會曆史辯證法的強調，而非直接針對生态環境議題及其理論意蘊。[1]最先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進行系統整理并加以诠釋的，是美國橋港大學的霍華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他在1977年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生态》中明确宣稱：“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論述，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指稱的‘生态學’。”[2]在他看來，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作為人類生活條件的自然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先在性，而人類的技術化勞動則在實現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人與自然關系是通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不斷走向一種更高階段統一的辯證運動過程，而在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之後的共産主義社會将會帶來人與人和解、人與自然和解的真正實現。為了論證馬克思主義與生态理念的一緻性，帕森斯不僅以“人與自然間的相互依存”“人基于勞動的與自然互構”“前資本主義的人與自然關系”“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污染與毀滅”“共産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等十章，編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生态環境議題的代表性論述，其中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态》《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自然辯證法》等大部分經典著作，從而表明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自然觀、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批判與社會主義變革理論的生态意涵，還正面回應了當時綠色主流思想尤其是“深綠色”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生态學”（Marxist ecology）的批評[3]。

此後，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的多納德·李（Donald Lee）在1980年發表的“論馬克思人與自然關系的觀點”一文中，從環境哲學的視角概述了馬克思的人與自然關系觀點，體現了環境主義思想内部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注與吸納。他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下，作為人的身體一部分的自然，并非是一個他者性的存在，而人正是在與自然的曆史性相互作用中發展起來的；克服人與自然之間的現實對立的關鍵在于，廢除以浪費和剝削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産制度，建立一種理性的、合乎人性的、環境非異化的社會秩序。但他同時也強調指出，在後稀缺時代，生态倫理必須成為馬克思的解放綱領的一部分，從而走向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社會主義。[4]

到90年代，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學者不再局限于從整體上梳理歸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而是緻力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論點與基本範疇進行生态化解讀和闡發。這裡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學者萊納•格倫德曼（Reiner Grundmann）和日本學者岩佐茂。格倫德曼在1991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生态》中，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馬克思的“控制自然”概念。一方面，他認為，馬克思的“控制”概念所要表達的是現實利益追求及其實現，其基礎在于對自然客觀規律的尊重與遵從，因而并不必然蘊含着一種奴役關系，生态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控制與技術形式。另一方面，他基于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提出，人對自然的改造意味着對自然法則與規律的把握，因而隻有在不斷控制自然的過程中才能有效避免自然或社會帶來的“奴役效應”，而“共産主義社會是不斷增強的控制自然過程的頂點”[5]，其中人類發展的所有自然與社會條件都将是全社會有意識的共同控制的産物。格倫德曼進而得出結論說，“人類中心主義和對自然的控制遠不是造成生态問題的原因，而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6]。

對岩佐茂而言，同時具有重要實踐價值與理論意義的，是如何使馬克思發展生産力的基本觀點與生态環境保護目标相協調。他在1994年出版的《環境的思想》中提出，社會的生産力所展現的是人的本質性力量，其根本性規定是勞動力與生産資料之間的結合方式，因而有着明确的社會與曆史意涵。而這就意味着，發展生産力的關鍵在于如何避免使其成為屈從于資本破壞性的生産力，而是在保護好環境的同時不斷地改進人類的生活條件，讓人們擁有更加豐富的生活的同時發揮出各種潛能。不僅如此，岩佐茂還指出，馬克思“控制自然”觀點的真實意涵，是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控制，意味着解決生态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社會生産生活方式的調整與改變。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生态社會主義”[7]，而實現前者向後者過渡的根本在于通過社會經濟體制與生活方式的雙重變革，實現社會生産從基于資本邏輯向生活邏輯的轉變。

世紀之交，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學者轉向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系統化诠釋與構建。換言之，他們的理論目标已不再滿足于簡單地證明馬克思主義與生态理念的兼容性，而是要闡明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的體系意涵和内在連貫的邏輯理路，并從中概括出應對全球性生态環境挑戰的理論觀點和政治戰略。這方面集中體現為喬納森•休斯對曆史唯物主義的全方位生态化闡釋、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态意涵的詳盡解讀、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對馬克思生态唯物主義的理論概括。

休斯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與曆史唯物主義》中，對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論題，特别是人類中心主義、人與自然間的互動關系、生産力理論與共産主義“按需分配”原則等做了全面的生态化闡釋。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8]：自然生态價值對人類而言同時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方面，而人類對于自然生态系統來說同時呈現為生态依賴與生态影響關系，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受制于不同的技術形式與生産目的，其革命性效應則取決于該發展的良性社會生态形式；馬克思所指稱的需要概念是人類社會持續繁榮所依賴的動力條件，因而不同于作為個體意向性心理狀态的欲求，而“按需分配”所基于的需要及其滿足是包括人類生存健康環境在内的真實需求，其目标在于實現一種完美的和無異化的生活。因而在他看來，“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主要觀念，可以通過與承認環境問題及其制約作用相兼容的方式加以合理地解釋”[9]。盡管休斯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借用遭到了柏克特的關于方法論選擇上的批評，認為隻有通過辯證方法才能正确理解與闡明馬克思理論的生态整體主義意涵[10]，但他強調對核心概念的準确闡釋和知識微觀基礎的清晰說明顯然是必要的與有益的，有利于實現對曆史唯物主義生态維度的完整性揭示。[11]

柏克特和福斯特共同緻力于系統探讨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生态基礎，以及它對于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态環境危機及其全球性擴展的批判價值，并分工負責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唯物主義自然觀部分。柏克特在1999年出版的《馬克思與自然》中依據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和手稿，首次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生态維度。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從一般意義上論述了以勞動為中介的人（社會）與自然關系、自然物質與社會形式相結合的人類生産構型及其曆史形式，而且深刻分析了自然在勞動生産的資本主義曆史形式中的作用、資本主義價值形式與資本驅動生産的反生态特征，并提出了資本主義“雙重危機”理論，即資本主義生産與積累危機和人類發展條件不斷惡化的物質循環危機。不僅如此，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共産主義社會構想及其戰略，同時揭示了共産主義對于資本主義曆史性替代的必然性、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環境鬥争與階級鬥争的統一性和共産主義聯合生産與生态可持續原則的一緻性。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保障條件，是生産者及其共同體與生産條件的新的社會化聯合，即根據使用價值目标對這些生産條件進行集體占有、利用和開發。對此，柏克特指出，“馬克思的方法對揭示資本主義環境危機的根源、生态鬥争與階級鬥争的關系、人與自然健康可持續的共同發展要求，提供了獨到而有益的見解”[12]。在此基礎上，柏克特進一步從自然與經濟價值、自然資本、熵定律和可持續發展觀念等四個方面，構建起了一個不同于現存主流生态經濟學框架的，更具方法論多元性、跨學科性和未來開放性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經濟學體系。[13]他認為，現時代需要的是對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發展的深刻思考，這意味着“把資本與雇傭勞動不僅視為社會（人與人）關系，而且看作是一種形塑與規約經濟—環境相互作用的物質（人與自然）關系”[14]，而主流生态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對社會生産關系的忽視或回避。

相形之下，對福斯特而言，馬克思的世界觀本身就是一種深刻且系統的生态世界觀。他在2000年出版的《馬克思的生态學》中，詳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态唯物主義思想及其曆史發展，認為如果說伊壁鸠魯的唯物主義、李比希的農業化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共同促進了馬克思革命性生态思維方式的形成，那麼布哈林、考茨基和考德威爾等人則通過對自然和曆史的唯物主義觀念以及自然辯證法的闡釋與運用将“馬克思的生态學”推進到“馬克思主義生态學”[15]，而基于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全球生态危機背景下人與自然物質關系現實的新理解、關注社會與自然之間複雜的共同進化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提供了超越當代社會與自然之間曆史性矛盾的新方法。[16]在福斯特看來，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的最基礎性概念是“新陳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或“生态裂縫”[17]，認為馬克思的這一概念不僅科學揭示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複雜的相互依賴關系及其基本方式，而且對于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産所導緻的尤其呈現為土壤肥力危機與城鄉對立的物質循環斷裂，以及由生态帝國主義所帶來的全球不對稱和非正義的物質—生态流動，具有強烈的批判意義和革命性變革意蘊。[18]相應地，他認為，主流環境理論流派及其政策主張，都不是着眼于拯救地球生命而是挽救資本主義制度，嚴重低估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對人類社會和地球所造成的累積性威脅，因而不可能提出或支持“改變制度而不是改變氣候”的激進革命戰略[19]。

應該說，福斯特和柏克特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曆史觀與政治經濟學經典文本的生态诠釋，已經大緻完成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體系化還原或建構。換言之，這一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構建進路在他們那裡已經得到較為充分的展現，除非再有新的文獻發現作為讨論基礎。近年來明顯屬于這後一種情況的，是日本青年學者齋藤幸平（Kohei Saito）基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2），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态批判或生态社會主義思想所做的系統性再闡釋或重構。他的基本看法是，馬克思借助新陳代謝概念理解了人類生産的超曆史的普遍自然條件，并看到了它在資本主義生産體系中發生的根本性曆史改變，而他的物化理論則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過程如何被資本邏輯所桎梏操縱。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對自然科學的廣泛涉獵研究使其完成并拓展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結果是生态在他的資本主義批判中逐漸占據了一種核心性地位，不僅把人與自然間的新陳代謝斷裂視為資本主義内在的基本矛盾，還把構建更可持續的社會新陳代謝形式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突出性實踐任務。因而，在他看來，馬克思的生态學是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社會主義解放構想中的内在要素，而“馬克思理論的‘珍貴遺産’隻有與他的生态學相結合才能得到完整地呈現”[20]。

由此可見，經過數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或學者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自然觀、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經典文本的發掘整理與生态化诠釋，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論已經得到一種有着深厚文獻基礎支撐的體系化呈現，而“馬克思的生态學”或“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環境/自然）思想（觀）”是它主要的理論概括形式。這一理論構建進路在方法論上的突出特點是，不僅堅信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本身的完整性、深刻性和現實引領價值，而且力圖用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來诠釋和闡發這一體系的框架及其主要内容。而至少從目前來看，這一理論構建進路更為成功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的再诠釋或生态化重釋，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生态意涵或維度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彰顯，尤其是與20世紀70年代初相比，但也必須承認，它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生态批判及其激進生态變革構想戰略等的分析就顯得稍遜一籌。比如，“新陳代謝斷裂”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雖然可以形象地描述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态的不可持續性，但卻并不能準确地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生态轉型所需要的經濟政治關系變革要求及其力度，也就不容易轉化成為一種明确的體制重建或世界性政治變革方案。

二、文本再闡釋與理論重構相結合：主流生态馬克思主義理論

與霍華德·帕森斯和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等所開創的研究路徑不同，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或理論家采取了一種批判性文本閱讀和主動性理論創新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構建進路，而它的标志性起點則是以盧卡奇、葛蘭西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依據馬克思的實踐與曆史辯證法觀點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所提出的質疑和批評。

在此基礎上，由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諾所開創的法蘭克福學派，在把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轉換成為一種寬泛的社會文化批判的同時，也就凸顯了對資本主義社會與文化的反生态性質的關注和批評。霍克海默與阿多諾認為，與啟蒙時代以來人類理性對傳統神話的取代相伴生的，是嚴重異化的工具理性相對于批判理性的支配地位，結果是人類自我重要性和對自然征服欲求的膨脹，最終“人們不僅彼此完全疏離開來，同時也遠離了自然”[21]。而赫伯特·馬爾庫塞基于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本解讀，強調了“屬人自然”或“人化自然”與外部自然界的内在關聯，以及一種新型的人與物、人與自然關系或“自然解放”對于實現人的解放的重要性[22]，并明确指出，“生态運動歸根結底是一場政治解放和心理解放運動”“真正的生态學要轉入一場争取社會主義政治的鬥争”[23]。随後，師承馬爾庫塞的威廉·萊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然的控制》和1976年出版的《滿足的限度》中進一步提出，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思想，包含着克服當代生态危機根源——人類近代社會以來形成的控制自然的觀念——的豐富的生态思想，即逐漸把對自然世界的控制轉換成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控制，因而“控制自然的任務應該理解為把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壞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24]，并逐漸建立一個基于人類真實需要的、克服了工業社會過度消費特征的“易于生存的社會”[25]。但需要指出的是，萊斯不僅承認了馬克思對“控制自然”觀念的贊賞态度，也不認為歐美社會向“易于生存的社會”的轉變将是一種社會主義革命。

基于此，加拿大哲學家本·阿格爾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首次提出，萊斯等關于“生态學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的系統性讨論，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阿格爾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把社會主義解放的理論構想與被壓迫人民日常鬥争聯系起來的辯證法，曆史的發展已經使得馬克思關于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生産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因而其現實挑戰是“确立一種允許我們根據曆史和文化的相應條件重建這種理論的辯證法”[26]。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需求與消費及其統治地位，不僅加深了對社會成員的剝削與控制，也導緻了自然生态領域中的資源浪費與環境破壞，從而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産過程與整個生态系統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他明确指出，“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态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27]，因而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必須是生态馬克思主義——緻力于規劃一種能夠打破過度生産和過度消費秩序的社會主義的未來，而實現這一未來的關鍵則在于“期望破滅的辯證法”，即現存社會生産消費體制的崩潰以及所促動的人們消費價值觀與幸福觀的轉變。可以看出，阿格爾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觀點同時包含了兩個基礎性方面，即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核心性理論論點的明确堅持（比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重要拓展（比如異化消費與生态危機）。

差不多同時，另一組姊妹概念“生态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生态學”也應運而生。德國政治學家奧西普·弗萊希泰姆（Ossip Flechtheim）在1978年發表的“生态社會主義？今天的社會主義是全球社會主義、人類社會主義和生态社會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到這一概念，并在1980年發表的“生态社會主義是人類的新希望”一文中再次使用。[28]此外，法國環境主義者雷内·杜蒙（René Dumont）在1977年發表的《社會主義生态學》中最早提出了“社會主義生态學”這一術語。[29]當然，很少見到關于“馬克思的生态社會主義思想”或“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會主義思想”之類的提法[30]，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或共産主義理論）的廣泛性社會影響，即并不存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的生态社會主義思想，同時也與社會主義在歐美國家中是一個更為曆史悠久與意涵寬泛的社會政治思潮相關，也就是說，作為被修飾限制對象的“社會主義”并不局限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流性理解甚或這一理論本身。

可以說，堅持與拓展并重、繼承與創新并舉，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構建的文本再闡釋和理論重構進路的主要特點，也是歐美主流生态馬克思主義學派共同的方法論特征。比如，邁克爾·雷德克裡福特（Michael Redclift）、讓—保羅·德裡格（Jean-Paul Deleage）、朱安·馬蒂奈茲—阿裡爾（Juan Martinez-Alier）和詹姆斯·奧康納等都表示[31]，盡管必須慎言馬克思恩格斯有着獨立的或明确的生态學思想（體系），但經過生态化重釋或拓展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理應可以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超越進程中扮演一種積極的角色。

到20世紀90年代初，生态馬克思主義已經成長為一個緻力于創新性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或分析方法的獨立學術流派，在堅持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生态學批判的同時，努力探尋未來的生态社會主義制度構想及其可能的過渡機制與戰略。這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戴維·佩珀對生态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歸納與闡述、詹姆斯·奧康納對曆史唯物主義生态維度及其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的揭示、喬爾·科威爾對生态社會主義激進變革的政治綱領的論證。

英國學者戴維·佩珀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會主義：從深生态學到社會正義》中，提出了關于生态社會主義的“四要素”經典性界定：一種（弱）人類中心主義形式、對生态危機成因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分析、階級沖突與集體行動的社會變革道路、未來綠色社會的社會主義處方與前景，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對于他的這一概念界定及其理論體系來說，最為基礎性的支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弱人類中心主義”哲學價值觀的重釋或确認。“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能夠容納生态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它既能借助于對自然掌握實現的生産力的增長保證所有人的福利，又可以消除現代工業社會的人類對自然的傷害；它是建立在社會與自然辯證法基礎上的一種長期的集體的人類中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技術的個人的人類中心主義。”[32]此外，佩珀還明确贊同并緻力于另外兩重意義上的理論融合，一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生态環境議題及其應對上的建設性互動，強調“馬克思主義觀點……可以使生态主義成為更加連貫的、強有力的和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态”[33]，而紅綠融合的生态社會主義理應成為主流綠色社會政治運動的戰略選擇；二是社會主義的集體與自治傳統之間的相互補充啟迪，認為“生态社會主義的未來方案通常再現了莫裡斯關于分散化、直接經濟民主、生産方式的公共所有制等烏托邦社會主義傳統”[34]。可見，對于佩珀而言，最為重要的已經不是論證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正确性或體系完整性，而是如何發揮它的一般理論分析對于更大範圍與語境下的綠色思潮和運動的引領推動作用，而這也隻能借助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生态重釋和與其他相關理論的建設性對話來實現。

相比之下，詹姆斯•奧康納1998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選擇了對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意涵的重釋與拓展作為基點來構建一種“社會主義生态學”[35]。首先，他在承認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性及其未來社會主義預見正确性的同時，挑戰性地指出了它所存在着的兩大缺陷：曆史的文化形式與豐富的生态感受性的理論缺失，或者說所謂的“文化的空場”和“自然的空場”。然後，他認為，應對之策是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社會維度之外增添另外兩個維度，即客觀性的維度（自然維度）和主觀性的維度（曆史文化維度），從而實現文化和自然的主題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或物質生産範疇的完整融合。在此基礎上，他明确提出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理論。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産與積累得以實現的前提，在于同時對勞動力、外部自然與社會公共條件的無節制的剝削，因而，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存在着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也内含着資本主義生産力和生産關系與一般生産條件尤其是自然生态環境之間的矛盾，其結果則是分别導緻資本積累的經濟危機和作為生産與消費前提的生态危機。相應地，如今反抗與替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運動必須把第二重矛盾以及克服路徑考慮其中，也就是緻力于實現社會主義與生态主義政治的時代聯合，以便共同創建一種生态的社會主義。正是由于奧康納在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理論闡釋和構建上的大膽的方法論革新及其觀點，特德·本頓稱贊他提供了“迄今而止最為徹底、最為系統的對生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成果”[36]。

美國政治學家喬爾•科威爾的理論觀點經常被概括為“革命性的生态社會主義”[37]，更多強調的是一種對于現實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的尖銳批評與激進政治變革立場，但至少同樣值得關注的，也許是他的自然生态價值觀。他在2001年出版的《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中，既承認馬克思對自然界有着深刻的思考和關懷，并開啟了理解與超越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從而走向治愈“積累之癌”的創建生态文明的道路，尤其是将自然解放與勞動解放結合起來或建立生産者自由聯合體的觀點[38]，但也同樣強調指出，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自然生态的認識是有局限的，因而“我們需要把馬克思主義變得更充分，更完整地發揮它指導自然和人性的潛能”[39]。他認為，自然具有一種“内在價值”[40]，即生态系統的整體性及其自組織潛能，具體體現為包括人類在内的自然萬物之間的客觀聯系，以及人對這種有機聯系的把握、尊重與實現；資本主義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商品生産必然導緻這種生态有機聯系的斷裂，而與自然内在價值及其實現相契合的隻能是一種生态的社會主義。這是因為，其一，自由聯合的生産将意味着生産者對生産資料的（重新）掌控，因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對勞動及其創造性潛能的真正解放；其二，自由聯合的勞動者将把交換價值為基礎的商品生産轉換為以生态為中心的生産，并通過實現産品的使用價值和内在價值的合理利用來恢複完整生态體系的互聯性；其三，新的生産方式還同時代表着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勞動者的自由聯合由于擺脫了資本的桎梏與等級制的壓迫将會喚醒人性的善念和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态思維，而對大自然的開放心态和對生态體系的認同也意味着男性中心主義的終結。可以看出，盡管與典型意義上的生态中心主義觀依然有所不同，但科威爾對非人類自然内在價值的主動接納，大大拓寬了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視域下人與自然之間的規範和價值關系的思考空間。

總之，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述中生态思想的再闡釋和對當代環境社會政治理論的自覺吸納，以及對于二者的某種形式或程度的理論整合，從而提出對于當代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擴展的更具說服力的生态批評以及生态社會主義的替代性選擇，已經成為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或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構建的主導性立場或方法論。相較于偏重文本诠釋與闡發為主的研究進路，它可以在大緻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與話語表達方式的同時，展現出理論形态本身與時俱進的創新性和更切實地回應實踐需要的時代性。由此可以理解，即使像第四國際理論領袖邁克爾·洛威（Michael Löwy）這樣著名的生态社會主義者也認為，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曆史進步必然性和生産力發展的非批判信奉使得他們關于生态問題的讨論是不完整的，但這些讨論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相關性和方法論意義。“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是對資本無限積累的内在破壞性邏輯的卓越分析，就不可能産生應對當代挑戰的生态學。忽視或輕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或其對商品拜物教和物化批判的生态學，将注定隻是對資本主義生産主義的過度矯正。因而，當今的生态社會主義應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更完善和更連貫論點的基礎之上，以達到1）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非理性運行的真正的唯物主義理解；2）對資本主義的環境破壞進行根本的批判；3）确立社會主義社會的視角，尊重地球生命不可剝奪的條件。”[41]當然，這一研究路徑或構建進路也存在着自身難以避免的方法論弱點與風險，除了對于馬克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文本闡釋的全面準确性問題，還表現在對各種形式環境議題和形形色色綠色觀點的不加區别或分析的引入，可能會導緻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理論（話語）體系本身的碎片化和去辨識化，結果是難以形成一種馬克思主義價值與政治立場明确的主導性系統理論闡釋與内在一緻的政治變革戰略——看起來豐富多彩的理論圖景之下卻并不存在旗幟鮮明的激進社會生态變革政治共識與可行道路。

三、理論重釋建構：“紅綠”綠色左翼理論

還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或理論家走得更遠，他們更關心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分析認知方法或理論資源，對于人類社會應對當代生态環境問題或挑戰的現實相關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這種理論本身的生态化革新潛能。也就是說，盡管馬克思主義的元素或色彩在他們的著述中依然是清晰可見的，但他們既不再糾結于作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也不是特别在意所做的理論闡釋與實踐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及其“正統性”，而是在方法論上顯得更加開放、更具包容性、自我反思性也更強，進而形成了以理論重釋建構為主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研究路徑或構建進路，結果則是色彩斑斓的“紅綠”綠色左翼理論集群。

法國學者安德烈·高茲早年以其存在主義哲學和激進政治傾向而聞名，後來日益關注歐美國家出現的“後工業社會”特征和不斷崛起的生态環境運動，并從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生态學，強調“生态運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更大範圍内鬥争的一個方面”[42]，生态變革應當成為資本主義政治批判與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茲對自己的理論定位是“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或後馬克思主義者”[43]，即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依據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與新社會運動鬥争的實踐構建一種社會主義政治生态學的新理論框架，并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尋找新的生長點，而1975年出版的《作為政治的生态》就是他這一理論轉向及其成果的最初呈現。高茲認為，生态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産生于對人類經濟活動自我悖論特征的自覺抑制，而緻力于超越經濟理性的生态學在本質上隻能是一種政治生态學，因為現代經濟體系所反映的社會生産和交換關系始終服從于統治性的政治權力關系；在社會政治層面上，“生态的觀點是與資本主義的理性不相容的”[44]，而生态理性對經濟理性的反思性約束必然指向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積極否定或曆史性替代，因而政治生态學批判就意味着對社會經濟關系基礎之上的政治權力關系及其所支配的社會生态關系的批判。在此基礎上，高茲還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态》（1991）等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的反生态本質，并對未來的社會主義願景做了更為具體的設想。由于資本主義條件下對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理性原則的遵循必然導緻資本積累與社會生态再生産的危機，因而為了與增長意識形态徹底決裂，必須通過政治行動去創建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形式，比如甯願少但要好的生活方式、生态友好的替代性技術與自我管理的市民社會，都是抗拒與超越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在蘇東劇變後，高茲雖然放棄了當初的樂觀主義觀點，但仍總體堅持社會主義的變革方向。在他看來，盡管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社會制度已然潰敗，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運動或曆史願景還将持續下去”[45]，同時需要在生态—社會理性的基礎上重新界定社會主義。

相比之下，英國學者特德·本頓更關注的是生态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着的内在張力或沖突。他在1996年編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綠化》中明确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綠化”這一命題，主張在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修正中建構一種生态上富有啟發意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基于此，他列舉了推進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四大領域，即對曆史唯物主義生态維度的拓展或修正、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生态考量、對環境哲學中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規範框架的建構、對社會變革戰略的新規劃。本頓認為，福斯特所闡發的“馬克思的生态學”試圖從馬克思那裡尋找一種單一的、完全連貫的、已充分證明的、預見性的生态理論，實際上違背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46]，而對緻力于走向替代性社會的其他綠色觀點的不寬厚解讀與排斥實際上阻礙了廣泛政治聯盟的創建和更為積極的過渡性戰略的發展[47]；奧康納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分析仍然停留在傳統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框架之下而缺乏更廣闊的生态學理論視野，他對生産一般條件的專注不僅忽視了生活條件和消費活動的生态政治意義，而且過于狹隘地理解了社會運動的根源[48]。在本頓看來，出于分析資本主義價值生産與階級沖突的目的，馬克思更為專注于對生産性勞動的剖析，較多闡述了人類對自然的轉變作用，因而既未能充分說明經濟活動對于自然條件的依賴性，也未能充分說明這種依賴性在特定的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政治意義。基于這種理解，本頓試圖通過對馬克思勞動概念的反思與修正來構建一種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積累與生态危機關系的開放式研究綱領。他具體區分出了生态調節型、初級利用型、生産轉變型等不同的勞動模式，而後者同樣依賴和受制于非生産性勞動和自然條件，但遵循抽象價值邏輯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卻将一切勞動過程在物質上都簡約為生産轉變模式，并不斷推動生産實踐本身排除和突破對它們的可持續性約束。因而，對當代社會的生态重建必須高度關注生産勞動及其生态後果，充分認識到自然在人類社會勞動形式中複雜的促進和約束作用，換言之，自然不僅構成了對人類生産的限制，同時也是人類解放實現的條件。盡管如此，本頓仍明确肯定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在實踐鬥争中的獨特價值，認為“其他運動要是錯過了曆史上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獨有的視角和洞見，就會更加貧瘠、更加衰落”[49]。而柏克特對他的理論批評是，本頓未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總體性辯證法如何揭示了物質現象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内在聯系或“相互構成”（比如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等），因而陷入了社會/物質二元論與自然主義的困境。[50]

與本頓相似，印籍德國學者薩拉·薩卡也明确強調，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依然是時代需要的思想資源，但“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尋找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綠色元素，而更應該使馬克思主義走向‘綠化’”[51]。薩卡在1999年出版的代表作《生态社會主義還是生态資本主義》中，從一種激進的生态社會主義視角探讨了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生态環境挑戰，試圖通過引入超越傳統發展範式的“增長極限”範式來重構社會主義的生态話語體系。在他看來，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由于集中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産方式下的内在矛盾與危機，并沒有讨論或意識到社會主義條件也會存在的增長的極限，而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長期奉行的依舊是一種經濟主義的發展範式，即将經濟增長等同于社會發展，不僅相信持續的經濟增長是可能的和必需的，也信奉美好生活理應是富裕的。另一方面，緻力于局部或暫時性改良的“生态資本主義”囿于其内在的增長邏輯與貪婪利己的價值觀，并不能提供對環境破壞和社會非正義兩大難題的徹底解決方案，資源無限、科技萬能、市場經濟崇拜都不過是關于資本主義持續增長的錯誤幻想。[52]因而，正确的生态社會主義立場應該是，真正可持續的綠色社會隻能是激進的生态主義觀念（比如世界經濟與人口規模收縮、生态道德新人培育）和基于平等正義與大衆參與的社會主義偉大傳統的曆史性結合，“一種真正的生态經濟隻能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運行，而且，隻有成為真正的生态社會才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53]。

除此之外，屬于這一研究路徑或建構進路類型的，還有為數衆多的具體的或單一性的綠色議題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艾瑞爾·薩勒（Ariel Salleh）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女性主義”。她在1997年出版的《作為政治學的生态女性主義：自然、馬克思與後現代》中認為，雖然馬克思恩格斯信奉啟蒙的曆史進步作用和技術樂觀主義觀念，其勞動價值論忽視了自然的主體性和女性及其勞動的重要作用，但他們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思考以及對勞動形式及其解放的深刻分析，能夠為生态女性主義與環境社會政治運動提供可借鑒資源。“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方法深化了我們對‘自然問題’的思考，也間接地深化了我們對‘男性/女性問題’的思考。”[54]基于此，薩勒在生态女性主義視角下重新檢視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闡述，試圖構建一種女性視角下的将社會主義、生态主義、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内在統一起來的理論框架。這一框架的核心構成元素包括，一是“軀體唯物主義”（embodied materialism）概念，強調再生産勞動作為一種基礎性新陳代謝形式在整個人類社會體系中的關鍵地位，不僅凸顯了對人類身體及其物質價值的關注與尊重，也彰顯了再生産勞動所蘊含的生命技能知識與生态倫理認知的保護和恢複；二是資本主義經濟邏輯與父權制文化批判，強調二者在當代社會中已經形成一個互為支撐的整體并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們很難認識到，“資本主義代表了男性對女性的經濟和社會統治的最新曆史形式……自然—女性—勞動關系是資本主義父權制的一個基本矛盾”[55]；三是“元工業勞動階級”（mata industrial class）概念，強調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生态危機正在形塑着一個新型曆史主體，即一直通過自己的勞動促動着自然與社會之間的新陳代謝但卻在名義上被排斥于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工人階級。這一新型階級在通過自己的生産勞動為現代工業體系提供物質基礎的同時維持着自然與社會的“生态自足性”（eco-sufficiency），因而不僅與真正可持續的社會生态關系相契合，還将成為挑戰現實資本主義及其父權制支配體系的重要革命力量，其目标在于創造一個包含着經濟社會公平、文化自治和生态可持續性的包容性未來。[56]可以看出，薩勒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女性主義雖然仍可以冠之以“馬克思主義”的前綴，但它的修飾性意涵差不多隻剩下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架構及其文化意識形态的批判性立場，真正所追求的是“生态女性主義”所蘊含着的一種多元化的理論綜合與政治聯合，因而更多是一種廣義上的“紅綠”綠色左翼理論。

就具體觀點而言，安德烈·高茲、特德·本頓、薩拉·薩卡和艾瑞爾·薩勒之間存在着顯而易見的甚或不可通約的區别，但就他們各自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理論的研究路徑或構建進路來說，又的确有着明顯的共同之處：他們都把馬克思主義置于一個更為宏大的綠色理論視野和現實語境之中，力圖做到對當代社會（世界）面臨着的生态環境危機或挑戰做出一種更加切實的“紅綠”理論回應和政治戰略應對的同時，實質性重構或拓展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生态學的構成要素及其組合方式。應該說，這一立場已經日益得到新一代生态社會主義理論家和政治活動家的接受。比如，英國綠黨理論家、生态社會主義者德裡克·沃爾（Derek Wall），既明确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有着豐富的關于促進經濟繁榮與環境舒适的“生态社會主義”思想，并将其具體概括為：與交換價值相對立的使用價值、唯物主義、反對公共事物的私人占有或私有化及其鬥争[57],也強調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置于全球反資本主義的激進生态政治理論視野與現實語境中來加以考察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帝國主義理論雖然在一般意義上揭示了迷戀于積累與擴張的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及其生态困境，但結合時代需要的進一步“綠化馬克思主義的嘗試是必需的”[58]。因而，沃爾認為，應基于廣泛的反資本主義鬥争的總體立場，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傳統和自治主義與綠色地方主義等思想的相互借鑒融合，從而構建起一種更具綜合性的生态社會主義理論。他還特别強調，隻有具有明确國際向度的綠色左翼視角，才能清晰地闡明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全球性蔓延同時是對人與自然的掠奪和剝削，因而旨在消除與替代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生态社會主義運動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政治選擇，盡管其在現實實踐中理應采取十分多樣化的具體形式。[59]

餘論：創建中國特色與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

綜上所述，在過去半個世紀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廣義上的生态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明顯呈現出了三大研究路徑或構建進路，即分别側重于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著述中生态思想的文本诠釋與闡發、側重于吸納回應當代生态環境理論議題和現實挑戰的理論重釋建構，以及介于這二者之間的文本再闡釋和理論重構相結合，其理論成果形式則大緻對應于國内學界通常所指的“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紅綠’綠色左翼理論”和狹義上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生态社會主義）”。承認并強調這一點，對于準确理解作為一個更高層級傘形概念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的完整意涵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國内學界迄今依然不時出現的對于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或分支學科的理論性質的疑慮甚至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對這三個理論流派類型的不加甄别的籠統判斷[60]——比如某些議題性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紅綠”理論派别的古典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确是非常微弱的。不僅如此，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多維度相對于研究内容上的豐富多彩提供着更大程度上的合法性，即完整意義上的或充滿活力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研究與體系構建，離不開一種建設性互動的或和諧共生的體系内（外）健康生态。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三大研究路徑或構建進路在持續的批判性對話中逐漸呈現出一種彼此融合的趨勢，特别是日益聚合于批判分析當今世界形态各異的“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及其政治與政策實踐嘗試。比如，作為“馬克思的生态學”主要倡導者的福斯特，多年來持續關注全球氣候變化以及美國的相應環境政策等議題，并不時将“人類世”“大加速”和“地球邊界”等新興概念納入到他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全球化擴展的生态批判之中。在他看來，氣候危機隻是更大規模的全球生态危機的一部分，反映的是資本主義主導體制正在以越來越高的程度破壞着地球系統的新陳代謝，而全球性資本積累所導緻的“生态裂縫”是“人類世”的基本特征，這意味着未來的社會主義變革隻能是一場反對直至廢除資本積累的生态革命。[61]換言之，對于福斯特來說顯而易見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系統性闡釋，并不能代替對各種形式的所謂經濟高效而生态可持續的綠色資本主義方案及其背後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分析批判，而隻有在高度理論綜合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對當代資本主義及其所導緻的全球生态危機的科學分析并構想出真正替代性的社會主義方案。[62]也正因為這種從研究視野到方法論的既具有明确的理論與政治原則、又有着廣闊的包容開放性的特征，使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同時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兩大領域中的一道靓麗風景：生态環境議題及其應對已然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顯示其理論魅力與革新活力的最重要領域之一，而真正意義上的綠色變革與超越主宰當今世界的資本主義、實現真實可信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無可置疑的内在聯系，也使得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扮演着一種“形而上之學”的角色。

就當代中國語境而言，盡管存在着的難以避免的重複交叉等局限，我們也可以依據上述分析框架來觀察與反思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研究所取得的進展。

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生态（環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觀）的研究，始終是我國學界關注的重點所在，出版了數量衆多的理論著述，比如郇慶治的《自然環境價值的發現：現代環境中的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研究》（1994）、解保軍的《馬克思自然觀的生态哲學意蘊：“紅”與“綠”結合的理論先聲》（2003）和《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2019）、方世南的《馬克思環境思想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研究》（2014）和《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2017）、張雲飛的《唯物史觀視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廖小明的《生态正義：基于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2016），等等。可以說，論述主題詞從自然觀和人與自然關系向環境、生态、生态文明思想的變化，尤其代表了這一議題領域中思考重點及其方式的演進。

但相比之下，我國的國外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研究顯然吸引了更多的優秀學者，而且成果更為豐碩。盡管對于該術語出現的時間還可以做更早的追溯[63]，王瑾最先在“生态學馬克思主義”（1985）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和‘生态社會主義’”（1986）的論文中，較為系統地闡釋了“生态馬克思主義”和“生态社會主義”這兩個基本概念，并确立了它們的主體性中文表述形式。前者主要關注的是威廉•萊斯與本•阿格爾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他們更強調消費而非生産的重要性、主張用生态危機取代經濟危機來闡釋當代資本主義新特點、提倡分散化和民主化的穩态社會主義；後者更多關注的是西方綠色社會政治運動的行動綱領，強調它們緻力于實現既維護生态平衡、又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新型社會經濟制度。[64]陳學明的《生态社會主義》（2003）是國内最早的以生态社會主義為标題的學術專著，不僅概述了安德烈•高茲、威廉•萊斯、本•阿格爾和戴維•佩珀等人的思想，還提出了關于生态社會主義或生态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發展階段的劃分，即20世紀60~70年代的形成時期、70~80年代的體系化時期和90年代的發展時期。[65]劉仁勝的《生态馬克思主義概論》（2007）、徐豔梅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曾文婷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等一批該主題著作的集中出版，則是我國生态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科方向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後，周穗明與陳永森對生态社會主義、王雨辰與吳甯對生态馬克思主義的系列性著述，前兩者如“關于生态社會主義的一些情況”（1994）、“從紅到綠：生态社會主義的由來與發展”（1995）、“生态社會主義述評”（1997）和“西方生态社會主義與中國”（2010）、《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生态社會主義研究》（2015），後兩者如《生态批判與綠色烏托邦：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09）、《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簡論》（2015）——尤其是對安德烈·高茲的研究，是這兩個分支領域中最主要的代表性成果。而郇慶治編輯出版的《重建現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會主義研究》（2010）、《當代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2011）與《當代西方生态資本主義理論》（2015）等，則更多是比較分析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特别是“紅綠”綠色左翼理論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年青一代學人正在脫穎而出，比如蔡華傑的《另一個世界可能嗎？當代生态社會主義研究》（2014）和溫曉春的《安德烈·高茲中晚期生态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2015）等。因而可以說，我國的國外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研究，已經逐步實現了從譯介性評述向系統性研究、從人物研究與線索梳理向核心議題與理論邏輯研究的轉變和深化。[66]

當然，從前文所述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研究或構建的三大進路來看，這些理論研究成果還更多是一種知識或方法論儲備，而算不上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與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而在筆者看來，真正具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潛質的當屬近年來迅速成長着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67]。一方面，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實踐，已經呈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四位一體”整體框架下的迅速綠化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努力。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政治與生态可持續性的結合，不再是歐美生态馬克思主義者所長期讨論的一種抗拒性或革命性努力——必須以絕對霸權性的資本主義生産生活方式的廢除為前提，而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統一領導下的政治與政策自覺行動。這當然不是說，鑒于長期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事實，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和建設生态文明旗幟下的所有努力都是天然合乎生态可持續準則的——尤其是在“深綠色”的意義上，但無可置疑的是，這種時代背景和語境的巨大變化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生态學者的理論探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由此也就可以解釋，随着黨和政府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戰略的全面鋪開，關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實踐的理論研究已經成為我國環境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熱門前沿領域。[68]

另一方面，對于嚴格意義上的或狹義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研究，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學術界已經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其主題内容則是，在科學闡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學理依據及其踐行要求的同時，對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理論意涵與普适價值做出更加準确和深刻的系統化概括。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陳學明2008年出版的《生态文明論》，不僅明确提出建設生态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還詳盡分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資本利用與生态導向等議題政策之間的辯證關系，并特别強調了生态馬克思主義視角在我國生态文明建設中的理論啟示價值[69]；王雨辰2015年出版的《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與生态文明研究》，在系統闡述生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及其對主要“淺綠色”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嘗試建構一種中國特色或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論，并強調它的基本特征應該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以捍衛中國的發展權與環境權為目的、堅持全球視角和地方視角相結合，從而實現發展觀、境界論和環境正義論三者的有機統一[70]；而張劍201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與生态文明》，則從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或科學社會主義的視角，着重闡述了社會主義原則目标與生态文明建設的内在一緻性，并論述了生态社會主義對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借鑒意義。[71]

而筆者想強調的是，無論從國際比較研究還是從自我豐富提高的視角來看，由前文所述的三個研究路徑與構建進路之下所取得的内容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理論成果及其運用，都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不斷取得進展的全球性視野和語境，同時也為我們更快更好地構建中國特色與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提出更高的創新要求或期望并提供更為切實的環境條件。[72]比如，2010年代以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局部性調整或階段性轉變及其作為其理論支撐的“綠色新政”或社會生态轉型話語，就不僅為我們展示了一種批判性認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多重危機與挑戰現實應對的綠色左翼的思維和相應戰略，還啟發我們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自我革新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政治哲學基礎與現實動力機制。[73]2019~2020年突發的全球新冠疫情，究竟會在何種程度上或以何種方式改變國際社會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逐步達成與推進的綠色政治共識，即必須以生态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來實質性改善工業文明主導條件下已經變得十分脆弱的人與自然關系或地球社會生态系統，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但隻要不發生超出想象的極端性情況，可以相信，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實踐仍将是一種有理由預期的、也值得期待的未來願景，盡管絕不會像我們經常描述或想象的那樣直線式發展或推進。[74]無論如何，我們既不能無原則地賦予當下的諸多理論觀念與政策設想以理所當然的或非曆史的合法性和正确性，比如花樣繁多的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生态環境問題應對舉措，以及傳統生産與生活方式以生态智慧或倫理名義的複活，但也的确隻能從對現實難題的無數嘗試性制度探索與生活實踐革新中尋找更文明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徑路，這其中也包括有時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過是“與狼共舞”的現實政策選擇（比如某些綠色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因而值得慶幸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已然成為國際性或全球性“綠色左翼”變革進程(亦即廣義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并且是它的重要體現與支撐。這意味着，即便偶爾或局部性的偏差，我們的生态文明政治與政策探索也不太可能偏離人類社會文明的大道和時代主旋律。

對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上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研究或構建進路的學術文獻史考察表明，它在當代中國語境下已經不再隻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一個國外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流派，而是涵蓋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生态思想、歐美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生态馬克思主義者（生态社會主義者和綠色左翼學者）的生态思想、當代中國學者的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等在内的一個龐大理論譜系。不僅如此，構建中國特色與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所需要的不僅是對于這一豐富理論體系知識的更全面理解與把握，還離不開對這三種研究路徑或構建進路更深刻理解與掌握基礎上的融會貫通，而這顯然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除了過去30多年中的相關理論知識和學科研究能力積累，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引領下的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同時提供着使“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成為中國特色或風格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的巨大潛能與現實支撐條件。而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學者已經逐漸能夠做到基于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的完整性，來自主而系統地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做出科學可信的理論分析。就此而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研究或構建正處于一個邁向新階段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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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aul Burkett,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1(2001), pp. 443-459; ‘Analytical Marxism and ecology: A rejoind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1(2002), pp. 177-192.

[11] Jonathan Hughes, ‘Analytical Marxism and ecology: A reply to Paul Burket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9/1(2001), pp.153-167.

[12] 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6.

[13] Paul Burkett,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Leiden and Boston: E. J. Brill, 2006).

[14] Paul Burkett, ‘Two stages of ecosoc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5/3(2006), p. 39.

[15]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态學：唯物主義與自然》，劉仁勝、肖峰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6]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Marxist ecology’, in Bertell Ollman and Tony Smith(eds.), Dialectics for the New Centu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50-82.

[17] Brett Clark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Guano/Nitrates t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50/3(2009), pp. 311-334;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18]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與地球和平共處》，劉仁勝、李晶、董慧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9]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John Bellamy Foster, ‘The great capitalist climacteric Marxism and “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 Monthly Review 65/6(2015), pp. 1-18.

[20]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p. 14.

[21] 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頁。

[22] 赫伯特·馬爾庫塞：《自然和革命》，載複旦大學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編譯）：《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複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64頁。

[23]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five(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12;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three(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76.

[24] 威廉·萊斯：《自然的控制》，嶽長齡、李建華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頁。

[25] 威廉·萊斯：《滿足的限度》，李永學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29頁。

[26] 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慎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27] 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慎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頁。

[28] See Mario Kessler, Ossip K. Flechtheim: Politischer Wissenschaftler Und Zukunftsdenker(1909-1998) (Bohlau Verlag, 2007).

[29] Voir René Dumont, Seule une écologie socialiste(Paris: Laffont, 1977).

[30] 作為例外，齋藤幸平使用這一概念時将其大緻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生态維度。

[31] Michael Redclif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ondon: Routledge, 1987); Jean-Paul Deleage, ‘Eco-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3/1(1989), pp. 15-31; Juan Martinez-Alier,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Oxford: Blackwell, 1990); James O’ Conner, ‘Socialism and ecology’, in Conference Papers by James O’ Connor(1991).

[32] David Pepper, ‘Anthropocentrism, humanism and ecosocialism: A blueprint for the survival of ecologic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3 (1993), p. 439.

[33] 戴維·佩珀：《生态社會主義：從深生态學到社會正義》，劉穎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頁。

[34] 戴維·佩珀：“論當代生态社會主義”，載郇慶治（主編）：《環境政治學：理論與實踐》，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頁。

[35] 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唐正東、臧佩洪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頁。

[36] 特德·本頓（主編）：《生态馬克思主義》，曹榮湘、李繼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頁。

[37] 魯長安：“革命型生态社會主義者喬爾·科威爾對資本的生态批判及其啟示”，《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第26~30頁。

[38] Joel Kovel, ‘On Marx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2/1(2011), pp. 4-17.

[39] 喬爾·科威爾：《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楊燕飛、馮春湧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

[40] 喬爾·科威爾：“資本主義與生态危機：生态社會主義的視野”，《國外理論動态》2014年第10期，第14-21頁。

[41] Michael Löwy, ‘Marx, Engels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8/2(2017), p. 19.

[42]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p. 3.

[43] F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189.

[44]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p. 18.

[45] 安德列·高茲：《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态：迷失與方向》，彭姝祎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57頁。

[46] Ted Benton, ‘Review Marx’s Ecology’, Sociology 36/1(2002), pp. 202-205.

[47] 特德·本頓：“福斯特‘生态唯物主義’論評”，載郇慶治（主編）：《當代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beat365出版社2011年版，第64~71頁。

[48] 特德·本頓（主編）：《生态馬克思主義》，曹榮湘、李繼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1頁。

[49] 特德·本頓（主編）：《生态馬克思主義》，曹榮湘、李繼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頁。

[50] Paul Burkett, ‘Labour, eco-regulation and value: A response to Benton’s ecological critique of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1(1998), pp. 119-144.

[51] 王聰聰：“紅綠政治新發展：激進綠色左翼的思考——薩拉·薩卡訪談錄”，《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6期，第109頁。

[52] 薩拉·薩卡、布魯諾·科恩：“生态社會主義還是野蠻堕落？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新批判”，載郇慶治（主編）：《當代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beat365出版社2011年版，第92~112頁。

[53] 薩拉·薩卡：《生态社會主義還是生态資本主義》，張淑蘭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54] Ariel Salleh,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Nature, Marx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Zed Books, 1997), pp. 70-71.

[55] Ariel Salleh, ‘Moving to an embodied mater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6/2(2005), pp. 11-12.

[56] Ariel Salleh (ed.), 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 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9); ‘From metabolic rift to metabolic value: Reflections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3/2(2010), pp. 205-219.

[57] Derek Wall, ‘Why we need eco-socialism?’ Socialist Outlook 11(Spring 2007).

[58] Derek Wall, Babylon and Beyond: The Economics of Anti-capitalist, Anti-globalist and Radical Green Movements(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22.

[59] Derek Wall, The Rise of the Green Left: Inside the Worldwide Ecosocialist Movement(London: Pluto Press, 2010).

[60] 周新城：“世界上隻有一個馬克思主義”，《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第27~32/94頁；邱霞：“警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隐性’誤區”，《紅旗文稿》2018年第7期，第10~12頁。

[61]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Robbery of Nature: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has failed: What next?’ Monthly Review 70/9(2019), pp. 1-24.

[62]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态社會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國外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第29~33頁。

[63] 許九星、韓玉芳：《西方馬克思主義簡介》，《科社研究》1982年第5期，第44頁。

[64] 王瑾：“生态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1985年第4期，第286~289頁；“‘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和‘生态社會主義’”，《教學與研究》1986年第6期，第39~44頁。

[65] 陳學明：《生态社會主義》，台灣揚智文化事業2003年版。

[66] 王雨辰：“論我國學術界對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曆程及其效應”，《江漢論壇》2019年第10期，第54~60頁。

[67] 楊英姿：“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體系的構成”，《中國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第80~82頁；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向度”，《江漢論壇》2009年第9期，第11~17頁。

[68] 郇慶治：《生态文明建設試點示範區實踐的哲學研究》，中國林業出版社2019年版。

[69] 陳學明：《生态文明論》，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

[70] 王雨辰：《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與生态文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1] 張劍：《社會主義與生态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72] 郇慶治：“生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涵、進路及其限度”，《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19年第4期，第84~99頁。

[73] 郇慶治：“作為一種轉型政治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2期，第21~29頁；李雪姣：“‘社會生态轉型’理論的術語學解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19年第4期，第100~113頁；烏爾裡希·布蘭德和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自然的限度：帝國式生活方式的理論闡釋及其超越》，郇慶治等編譯，中國環境出版社2019年版。

[74] 郇慶治：“深入探讨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進路’難題”，《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第29~31頁。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藝文，beat365官方网站2019級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