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的金融危機，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從流動性不足、監管缺失等角度來分析的。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列甯以來，就把金融資本納入《資本論》的邏輯體系中來分析。金融資本是價值形式發展的最高階段，是推動資本集中和勞動社會化的主體，但金融資本對社會進步的推動又從屬于其寄生性積累。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導緻制造業的衰頹、工薪階層的貧困化、公共權力衰落，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解決方式反而加劇了危機，而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是商品，商品的價值形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細胞形式，從這一細胞形式出發，馬克思通過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邏輯，逐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發生、發展、矛盾、危機和轉化。《資本論》揭示了價值形式轉化為貨币，貨币轉化為資本，資本分化為不同的職能資本，不同的職能資本又在競争和資本集中相互融合，最後形成勢力極大的貨币壟斷資本的過程，這種貨币壟斷資本支配着産業、商業和信用體系，成為支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總資本，這就是金融資本。

第一，商品的價值形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細胞形式。理解價值概念要從勞動二重性出發。勞動二重性是指勞動包含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兩個方面。在商品生産時代，抽象勞動表現為價值這一物的形式，即私人勞動不能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私人勞動一定要通過交換、通過另一個商品、通過一個等價物，才能表現出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抽象勞動表現為價值這種物的形式，在古代的家庭勞動和公社勞動中，在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勞動中，都是不存在的。在家庭勞動、公社勞動中，私人勞動還不具備社會性，私人勞動不需要向社會勞動轉化。在未來共産主義社會中，已經不存在私人勞動，那時個人所參與的勞動在勞動進行之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性，個體勞動直接算作社會勞動。隻有在商品生産中，私人勞動才不得不轉化為社會勞動而又不能直接算作社會勞動，因而隻能通過間接的方式，通過交換、通過另一商品、通過等價物，才能使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

第二，價值形式轉化為貨币。在價值表現中，商品分裂為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在兩個商品的關系中，前一個商品表現為相對價值，後一個商品處于等價形式。在簡單的物物交換中，等價物是個别的等價物。随着交換的發展，價值形式發展到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一個商品可以交換到很多商品，很多商品中的每一個商品就都變成了特殊的等價物。當商品世界中所有商品都用一種等價物來表現其價值時，價值形式就發展到一般價值形式。等價物也發展到一般等價物。一般等價物獨占了價值表現的特權。從商品世界中獨立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就成為貨币。

第三，貨币轉化為資本。貨币是财富随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具有随時可以轉化為特殊商品的特權。貨币的權力增加了，積累貨币的欲望也發展起來了。貨币從商品交換中介變成了目的本身。貨币成為貯藏的對象，成為一個要自我增殖的主體，這樣貨币也就轉化為了資本。在資本流通中，價值成為一個自動的、擴張着的主體。在資本流通的過程中，價值不斷地采取又不斷地抛棄貨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在這種運動中改變着自己的量。貨币之所以能夠轉化為資本，還需要一個現實的條件，那就是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大，這就是資本獲取剩餘價值的秘密。資本是對勞動的支配權。資本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随着貨币轉化為資本，商品生産的所有權規律就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

第四，資本分化為職能資本。資本要完成生産、流通、信用調節等職能，這樣資本也就分化為産業資本、商業資本、貨币經營資本等不同形式的職能資本。産業資本推動了協作，促進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勞動工具的簡化、改進、多樣化和完善，是工場手工業的特征。在工具從人那裡轉移到機構裡以後，機器大工業就代替了工廠手工業。分工的發展，使商業資本從産業資本中獨立了出來。商業資本的職能是專門對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資本的獨立提高了流通效率。分工的發展還使貨币經營資本獨立了出來。産業資本和商品經營資本的貨币業務，如收付貨币、平衡差額、登記往來賬、保管貨币等，都由貨币經營資本來代辦了。實業家的準備金保管、貨币的出納、國際支付等等業務，都集中在貨币經營者的手中。正是在這種貨币經營業發展的基礎上，生息資本或貨币資本的管理，也作為一種特殊職能發展起來。産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在分工中相互協作，完成社會生産和再生産的各種職能，這樣資本就作為社會生産關系确立了起來。

第五，職能資本的集中、壟斷和融合，産生了大貨币壟斷資本，即金融資本。産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發生集中、壟斷以及各壟斷資本的相互融合，由此産生了支配着生産、流通、信用的大貨币壟斷資本。恩格斯晚年在整理《資本論》第三卷的過程中，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新變化做了概括。恩格斯指出，自1866年危機以來，“工業逐漸轉變為股份企業。一個部門接着一個部門遭到這種命運……采礦業，鐵業……然後是化學工業，以及機器制造廠……然後有托拉斯。這種托拉斯創立了實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業（例如聯合制堿托拉斯）……商業也是這樣……全都建立股份公司了。在英國，銀行和其他信用機構也是這樣”。[1](P1029)銀行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從中介變成了統治者。馬克思指出：“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對商業和工業擁有極大的權力”。[1](P686)銀行以及交易所成為資本的總管理機構，“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工業生産和農業生産，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換職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經紀人手裡”，“地産的實際的最高所有權被轉移到了交易所手中；而在田莊落入債權人手裡的時候，情形就更是如此。長此以往，總有一天，英國和法國的土地也都會控制在交易所手中”。[1](P1028-1030)這種在交易所中集結起來的大貨币壟斷資本，這種把産業、商業、信用、投資、資本輸出等都集中在自身統治之下的大貨币壟斷資本，就是金融資本。

金融資本生成于生産關系的運動中，又反過來支配着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支配着資本主義的生産、流通、資本動員、資本集中和勞動社會化的過程。

第一，金融資本加速了科學技術在生産上的應用。信用制度使資本充分調動起來，股份公司建立了個别資本所不可能建立的大企業。金融資本把生息資本集中起來，用來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生息資本的形式使每一個确定的和有規則的貨币收入都表現為一筆資本的利息。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複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按照收入資本化的規律，如果利潤比較高的企業，拿自身的利潤去資本化，就可以從資本市場上獲得一大筆收入，希法亭把它稱為創業利潤。創業利潤是希法亭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邏輯而引申出來的一個概念。創業利潤是在金融資本支配下，用過剩資本資助技術創新的特殊機制，是金融資本推動社會生産發展和技術變革的表現。技術創新所帶來的超額利潤，經過資本化之後，能帶來更多的創業利潤，由此給科學技術的變革帶來了強大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創業利潤這個概念，就把金融資本和一般的被動的、消極的生息資本區分開來。

第二，金融資本加速了資本周轉。生産資本之間相互提供商業信用，加速了資本周轉。彙票是以工商業者互相提供的信用為基礎的，票據由于債權和債務的平衡而互相抵消。銀行為商業票據貼現，提高了商業票據的信用級别和流通能力，推動了商業的流通。銀行家經營的是信用，銀行創造信用的方法包括：銀行發行本行的銀行券，簽發一定期限内承諾兌付的彙票，但在簽發彙票時立即就收進現金；付出已經貼現的彙票，這種彙票因為有銀行的背書而增加了信用能力。彙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債權，或是由同一個銀行家結算，或是由不同的銀行家互相之間進行結算。銀行通過票據的貼現，通過以提單、棧單等商品所有權的憑證作抵押，通過存款透支等方式來對商業信用進行貸放。由于信用的存在，商業界的準備金被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商品資本在整個流通過程中的時間減少了，商品再生産的周期縮短了。

第三，金融資本加速了貨币資本的充分動員。金融資本通過信用制度，把一切可用的、可能的資本動員起來，交給産業和商業資本家支配。各階級的貨币積蓄和暫時不用的貨币，各種隻是逐漸花費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級工資、非生産階級的收入等，都會存入銀行。産業資本再生産過程中暫時不用的流動資本、固定資本折舊基金、尚未投資的積累基金等，也都會存入銀行。銀行逐步發展為資本分配的中心。“因此，倫巴特街就成了一個大中心，國内的閑置資本通過這個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轉移到需要它的地方去”。[1](P564)金融資本還利用國際信用制度進行全球資本的分配，把資本從生産過剩的地區轉移到新的生産中心。“由于沒落的威尼斯以巨額貨币貸給荷蘭，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徑就成為荷蘭資本财富的這種隐蔽的基礎。荷蘭和英國的關系也是這樣……現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2](P866)

第四，金融資本加速小資本向大資本的集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站穩腳跟之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即采取競争和信用的形式。信用制度促使聯合資本的産生。随着信用的發展，貨币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于銀行。“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币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争鬥争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它轉化為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2](P722)成功和失敗同時導緻資本集中，導緻最大規模的剝奪。“在這裡，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産者擴展到中小資本家自身……最後是要剝奪一切個人的生産資料”。[1](P498)資本市場，是大資本剝奪小資本的舞台。在貨币市場緊迫的時候，利息率提高，有價證券被大量抛售，價格跌落，它的所有者憑借它在市場上獲得貨币的能力大大減弱。大貨币資本家、大銀行家會把這種證券保留到有利可圖的時候把它出售。一旦風暴過去，這種證券就會回升到它們以前的水平。各種有價證券在危機中的貶值會作為貨币财産集中的有力手段發生作用。

第五，金融資本加速了生産的社會化。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産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随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隻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産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産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 [3](P831)金融資本加速勞動的社會化，使社會勞動機構“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1](P679)使管理經營職能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從而為新的生産方式的誕生準備條件。

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在生産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等積累途徑之外，通過壟斷價格、股票投機、地産投機、國債投機等方式實現的積累。寄生性積累不是金融資本的偶然屬性，而是金融資本的本質規定。

第一，金融資本基于經營壟斷的寄生性積累。資本主義的經營壟斷包括産業經營壟斷、商業經營壟斷以及信用經營壟斷。從這些經營壟斷中都會産生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趨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示了銀行資本轉化為新的高利貸資本的趨勢。馬克思指出：在現代信用制度下，“高利貸本身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産發達的國家，還擺脫了一切舊的立法對它的限制。對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意義上進行借貸的個人、階級或情況來說，生息資本都保持高利貸資本的形式”。[1](P678)馬克思還指出：股份公司的發展再生産出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等一批新的金融貴族，一批新的寄生蟲，并在股份公司創立、股票發行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産出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信用制度“把資本主義生産的動力——用剝削他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财緻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财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1](P500)所有權證書的價格變動及其在大資本手裡的集中，财産以股票形式的運動和轉移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賭博已經取代勞動而表現為奪取資本财産的本來的方法。大貨币資本家有足夠的力量在一定時候使整個貨币市場陷于混亂，“使緊迫情況大大尖銳起來。隻要三家大銀行聯合行動，就能夠用同一手法把緊迫情況變為恐慌。”[1](P613)通過制造危機，金融資本榨取着那些較小的貨币經營者。

第二，金融資本基于地産尋租的寄生性積累。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土地所有權的寄生性質進行了揭示和批判。亞當·斯密指出法國的問題是那些貴族擁有土地，農民需要支付高額的價格獲得租到這個土地的權利。李嘉圖認為如果地主從工業利潤中抽走越來越多的地租，将導緻利潤率下降。瀑布、富饒的礦山、盛産魚類的水、有利的建築地段等自然力為私人所壟斷時，就成為私人截留社會财富的工具。“一些人所以能把社會的一部分剩餘勞動作為貢賦來占有，并且随着生産的發展，占有得越來越多，隻是由于他們擁有土地所有權。”[1](P877)“建築上使用的土地……這種地租的特征在于：首先，位置在這裡對級差地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所有者顯然具有完全的被動性，他的主動性（特别是在采礦業）隻在于利用社會發展的進步，而對于這種進步，他并不像産業資本家那樣有過什麼貢獻，冒過什麼風險……而且固定資本的發展（這種固定資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紮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業建築物、鐵路、貨棧、工廠建築物、船塢等等），必然會提高建築地段的地租。”[1](P874-875)“一定的人們對土地、礦山和水域等的私有權，使他們能夠攫取、攔截和扣留在這個特殊生産領域即這個特殊投資領域的商品中包含的剩餘價值超過利潤……的餘額，并且阻止這個餘額進入形成一般利潤率的總過程。”[4](P34)馬克思指出：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内，建築投機的真正主要對象不是房屋，而是地租。“貧窮對于房租，是一個比波托西銀礦對于西班牙更為富饒的源泉，并且這種土地所有權一旦和産業資本結合在一個人手裡，便會産生巨大的權力，使得産業資本可以把為工資而進行鬥争的工人從他們的容身之所地球上實際排除出去。在這裡，社會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種貢賦，作為後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權利的代價，因為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地球的軀體、内髒、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 [1](P874-875)在金融資本時代，土地所有權被合并到金融資本中，金融資本也繼承和發展了基于土地所有權壟斷的寄生性積累。

第三，金融資本基于國債制度的寄生性積累。在中世紀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國債制度就已産生。12世紀和14世紀在威尼斯和熱那亞，大商人設立的銀行也是公共信用機關，國家以稅收作擔保取得貸款，這些銀行牢固地控制着國家。從古代羅馬一直到現代，大量放高利貸的都是包稅者、大包稅人、收稅人。馬克思指出：“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産生起就隻不過是私人投機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币貸給政府。因此，國債積累的最準确的尺度就是這些銀行的股票的不斷漲價，這些銀行的充分發展是從英格蘭銀行的創立（1694年）開始的。”[2](P865)馬克思還指出：“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于是就有了這樣産生的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财，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也大發橫财，因為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他們的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交易、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2](P865)馬克思指出：“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依賴于私有者即資産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5](P583)馬克思把國債理解為“國家的讓渡”。“一旦資産階級積累了錢，國家就不得不向他們求乞，最後則幹脆被他們收買去了。……甚至歐洲的最不發達的國家……，也免不了要遭到這種命運，在拍賣中被資産階級收買”。[6](P418)馬克思還指出：“在所謂國民财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2](P864)

第四，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導緻的深刻危機。馬克思對金融市場上的危機做了精彩的分析。金融資本的積累，相當一部分是在公用事業、鐵路、礦山等等的所有權證書，在有息證券、國債券、股票等等形式上的積累，這是對社會财富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的資本價值的積累。虛拟資本的價格随着産業的發展而膨脹，也随着産業的危機而急劇收縮。危機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在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作用下，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實業的發展，實業的萎縮會導緻危機。在現代産業周期中，一旦信用發生動搖，信用主義就會突然轉變成貨币主義。一切現實的财富就都會要求現實地、突然地轉化為貨币。在信用收縮或完全停止的緊迫時期，貨币會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絕對地同商品相對立。商品會全面跌價，難于甚至不可能轉化為貨币。信用貨币的貶值、有價證券的幻想的貨币資格的喪失，會動搖一切現有的關系。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産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幾百萬貨币，必須犧牲許多百萬商品。信用制度的崩潰，引起強烈的嚴重危機。完全依賴信用的人開始破産。這種情況更增加了以前已經感到的不安與混亂。不安和混亂與日俱增，發生了全面的破産。在危機中金融資本對社會的掠奪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對立、社會分裂。

《資本論》運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法，闡述了價值形式從簡單價值形式到貨币，從貨币到資本，資本又分化為産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職能形式的過程，晚年的馬克思對信用和虛拟資本等更是有了特别的關注。[7]希法亭在《資本論》邏輯的基礎上，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金融資本理論。列甯又更深刻地揭示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金融資本向帝國主義轉化的必然性以及金融資本帝國走向總危機的必然性。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聯合歐洲和日本，重建了金融資本的世界霸權，引領了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同時也通過美元霸權、金融化操作、科技和知識産權壟斷、地租和國債投機等方式建立了一整套寄生性積累機制，造成了制造業的成本增加、工薪階層貧困化、公共權力深陷債務陷阱等結構性危機，金融資本轉嫁危機的努力又把全球帶入更深重的混亂之中。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金融資本的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技術壟斷、商業壟斷、貨币經營組織壟斷、資源壟斷等的基礎之上，以美國為主導，金融資本重建了其統治。其一，美國金融資本建立在技術和知識産權壟斷的基礎上。“美國企業憑借知識産權優勢，不僅依靠基礎專利占據市場，而且将後續改進技術和外圍相關技術都申請專利，形成專利池，使競争對手難以突破。”[8]其二，金融資本建立在由信息技術所加強的“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商業經營壟斷組織的基礎上。其三，金融資本建立在信用經營組織壟斷的基礎上。金融資本對信用的利用方式包括商業信用、資本信用、股票發行信用、國債發行信用等。其四，美國金融資本建立在美元作為世界貨币的特殊優勢基礎上。強迫中東等國家的石油貿易用美元結算，加強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币的地位。美國借助美元向世界各國收取鑄币稅。美國直接用美元進行交易，規避了彙率變動的風險，美元的貶值還可刺激美國出口，降低償還外債的成本。有研究指出，1967—2006年，美國通過美元貶值而減輕外債負擔獲得的國際通貨膨脹稅為2.7萬億美元，年均獲益675億美元。[9]其五，金融資本建立在對不動産及關鍵資源壟斷的基礎上。對土地、石油、礦山的支配權，為美國金融資本帶來了超額利潤、壟斷利潤和創業利潤，加強了美國金融資本的經營壟斷。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膨脹。金融資本通過掌握定價權、金融投機、壟斷地租、支配國債及貨币發行權，建立了一整套對市民社會進行剝奪的寄生性積累機制。通過金融創新，金融資本将中小投資者的财富轉移到自己手中；通過支配不動産，金融資本将地租和不動産溢價據為己有；通過量化寬松、通貨膨脹，金融資本對社會進行一次次地隐形剝奪；通過經營國債，金融資本把公共信用變成自身增值的工具，而國家卻越來越貧弱；通過房貸、消費貸款、大學生助學貸款等，金融資本支配了工薪階層的未來收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2007年美國金融衍生品市值高達340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的25倍。[10]在資産膨脹的過程中，歐美國家的債務規模不斷增加。赫德森認為：基于債務膨脹的房價上漲最終主要是為銀行及其債券持有者創造了财富。主流媒體将中産階級描述為越來越富有，而原因隻是中産階級中的其他成員用更高的價格購買了房屋。但是，這并不能使購房者更加富裕，而是将他們的收入從購買勞動産品轉而用來支付銀行利息，因為房價高漲是建立在銀行提供貸款的基礎上的。[11]美國工薪階層曾被樹立為中産階級的典範，但是現在中産階級在房貸、學貸、車貸等方面，已經債台高築。據統計，美國工薪階層收入中大約40%的部分要用于償還住房抵押貸款，再去掉相關稅收和信用卡還貸，隻剩下大約三分之一的工資收入可用在産品的消費上。[12]

第三，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導緻的社會危機。在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作用之下，寄生階層把債務成本、壟斷價格和稅收轉移加入到生活費用和經營成本中，使得制造業成本高昂。金融資本支配下的産業投資發生了如下幾個方面的變化：首先，大量低端制造業向第三世界國家、向勞動力成本比較低廉的國家轉移。其次，發達國家制造業向産業鍊高端、向高附加值環節、向研發環節轉移，這些環節所能吸收的勞動力是有限的，而且大量的高科技腦力勞動者是從國際人才市場吸收來的。再次，在中心國家，因制造業空心化，大量工人的就業依賴于服務業，依賴于寄生階級的各種各樣的非生産性消費。最後，在金融資本的支配之下，産業資本的投資具有短視化的趨勢。這樣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雖然資本過剩，但是美國的基礎設施、港口、鐵路等是相當陳舊的。這些領域的投資需要長時間才能收回成本、盈利，金融資本對這種投資缺乏興趣。金融資本将寄生階級的收入加到民衆基本需求品的價格之中，使勞動力成本和企業經營成本增加，使投資水平下降，這就是為什麼北美和歐洲失去了以前的經濟領先地位，美國經濟已經去工業化，它的中西部變成了鐵鏽地帶。[11]金融資本積累加劇了社會分裂，加劇了貧富分化。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美國基尼系數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持續升高，到2018年已經高達0.486。1960—2015年間，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300萬人。[13]

第四，新自由主義救助危機的政策反而加劇了危機。1932年歐文·費雪在《繁榮與蕭條》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債務—通貨緊縮”理論來解釋1929—1933年大蕭條。費雪認為經濟在某個時點處于“過度負債”的狀态。在這樣的時點上，債務清償引緻資産廉價出售，并進一步導緻商品價格水平下降、貨币的購買力增加，貨币升值。在貨币升值的速度超過名義債務償還速度的情形下，債務清償不但不能徹底地清償債務，反而因貨币升值而導緻尚未償還的名義債務的真實規模加大，這樣，經濟蕭條隻會繼續惡化。這又導緻陷入營運虧損的企業去減少産出、交易和雇傭勞動。企業的虧損、破産和失業，引發悲觀情緒和信心喪失，這又反過來導緻貨币的窖藏行為和貨币流通速度的進一步下降。債務和通貨緊縮結合起來産生巨大的災難，費雪認為，這正是大蕭條發生的根本原因。費雪的債務通縮理論主要是從流通和貨币的角度來說的，從中引申出來的危機解決辦法就是反通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1929—1933年大蕭條中得出的主要政策主張就是與反通縮相聯系的一系列主張，即量化寬松、降息、放松銀根等。反通縮政策以大量投放貨币的方式，穩定了金融資本的信用，但也使金融資本的投機性、寄生性積累繼續膨脹，使金融資本積累造成的深刻社會矛盾隐藏起來，使救助金融危機的成本負擔轉嫁到社會中下階層身上。這種劫貧濟富的政策，會把金融資本積累的危機轉移到新的領域，使危機在更大的規模和範圍上積聚、加劇。 

第五，金融資本主義在右翼民粹主義沖擊下走向系統性危機。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導緻的危機，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體系下是不可能獲得解決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放任、減稅等政策體系都最終加強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加劇了社會的矛盾對立。在社會分裂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西方右翼民粹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而崛起，對西方國家的政治生态發生了重大影響。右翼民粹主義試圖以轉嫁危機的方式來彌合并強化國内大金融資本和工薪階層之間已經破裂的共識，實則是為了繼續執行對金融資本有利的減稅降息、增發貨币、削減福利等政策。右翼民粹主義轉嫁危機的做法隻會加劇世界體系的矛盾，使金融資本國際積累的條件受到進一步破壞，從而使資本主義走向系統性的危機。弗雷德裡克·哈耶克及其追随者都聲稱公有制或任何形式的監管都将導緻極權政治，而實際上，西方右翼民粹主義擡頭、西方所謂的自由政治滑向極權主義，并不是因為社會主義，而恰恰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自身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無論是繼續采取新自由主義，還是采取右翼民粹主義的政策，美國金融資本的帝國衰落都是必然的。右翼民粹主義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政策，會加速美國金融資本帝國的衰落。

辯證法認為，事物本質自身的矛盾引起事物的發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抓住了資本本質自身的矛盾來剖析資本主義的曆史。從《資本論》的邏輯視域來看，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矛盾運動的産物，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集中表現。金融資本支配着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生産、流通、資本動員、資本集中和勞動社會化的過程，在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進行全面支配的基礎上，金融資本走上了寄生性積累的道路。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腐蝕了金融資本霸權的根基，造成了西方社會的大變局，推動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右翼民粹主義不但解決不了危機，反而會加速金融資本帝國的衰落。馬克思認為：否定資本的是資本自身；順着《資本論》的邏輯，可以發現：否定金融資本的是金融資本自身，蘊含在金融資本本質自身中的矛盾，是造成當代西方大變局的根本原因。金融資本本質自身的矛盾，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克服。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 徐洋.從創作史看《資本論》的現實意義——訪中央編譯局張鐘樸研究員[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7，（3）.

[8] 程恩富，李萍.中美貿易中的知識産權壁壘——以美國337調查為例[J].知識産權專家評論，2011，（4）.

[9] 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權：美國掠奪他國财富的重要手段[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12）.

[10] 程恩富，侯為民.西方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J].紅旗文稿，2018，（4）.

[11] 邁克爾·哈德森，張宇晶.西方金融資本主義道路之失：以債務“創造财富”[J].理論與評論，2018，（5）.

[12] [美]邁克爾·赫德森，曹浩瀚.從馬克思到高盛：虛拟資本的幻想和産業的金融化（下）[J].國外理論動态，2010，（10）.

[13] 王展祥.制造業還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嗎[J].江西财經大學學報，2018，（6）.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