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初生于高校，它的發展壯大與其在高校中的建設密不可分。100年來，高校黨建對中共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做出重要貢獻。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中共黨建雖然涉及工廠、農村、學校等各個方面，但高校黨建在其中一直占據重要位置。為此，本文将從中共在高校中存在和發展的史實出發，分“革命”、“建設”、“改革”三個時期，梳理百年高校黨建的發展脈絡，分析高校黨建每一階段的曆史特點，總結百年高校黨建的成就與經驗，以為新時代高校黨建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從1921年中共創建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共高校黨建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高校黨在中共體制内的地位，也經曆了從1927年前的“搖籃和策源地”到十年内戰中的“邊緣化”，再由抗戰時期的“先鋒與橋梁”到新中國成立前的“第二條戰線”，這一不尋常的發展過程。這既體現了中共黨建的特殊性，同時也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曲折性。

1．中共創建和大革命時期高校黨的基礎性地位

中國共産黨初生于高校，它的發展與其在高校中的建設密不可分。這已經成了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一大特點。事實上，在整個中共創建時期，甚至包括大革命時期，高校黨在中共建設史上都一直高居“搖籃”和“策源地”的位置。但這一時期的高校黨建也并非一帆風順。由于中共自視為工人階級政黨，加之又受到了共産國際的影響，這導緻中共在二大後即作出走出校園、到工農中去的決定。不過在1924年國共合作以後，中共把目光重新轉向了校園，并在中國掀起了一次學生加入政黨的高潮。當時中共以國民黨為第一級（民校），青年團為第二級（中學），共産黨為最高級（西校或大學），從而在高校建立起較為完備的發展系統。[周良書：《中共高校黨建史（1921—1949）》，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頁。]

這一時期，中共在高校不隻是從組織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還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建黨思路。從大的方面看，一是在體系内理清共産黨與青年團的關系，明确二者在學生運動中的具體分工；二是在體系外的各種學生團體中建立中共黨團，開辟了學生的聯合戰線。從建黨方式上看，中共從俄共習得的黨團制度，也在這一時期收效顯著。具體說來，一是深入校園，要求“每一個同志必須加入一個以上不帶政治性質的群衆組織”[《北京地方團宣傳問題決議案》（1924年12月上旬），《北京青年運動史料（1919－1927）》，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頁。]；二是運動學生，開辟學生的聯合戰線[《學生運動決議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10頁。]。這樣既可保證黨與非黨群衆的密切聯系，又能保證黨對外圍組織的嚴密控制。

2．土地革命時期高校黨建被“邊緣化”的處境

土地革命時期，黨在高校一度陷入“破壞了再重建，重建了再被破壞”的惡性循環，直到一二九運動後才轉入良性的發展軌道。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共在高校面臨日漸惡化的形勢，另一方面則是受到黨所執行政治路線的影響。什麼樣的政治路線決定什麼樣黨的建設。這涉及到對高校黨的定位問題。自八七會議後，中共黨内的“左”傾路線漸成氣候。從瞿秋白、李立三，直到王明時期，中共的政治路線始終擺脫不了“城市中心”論的困擾。一般說來，以城市為工作重心，應當關注高校黨的建設。但“城市中心”論者的注意力卻不在學校支部建設，而在職工黨員發展。他們主張學生運動從屬于工人運動，甚至還一度取消了學生運動。

這一時期也是中共曆史的大變動時期。其變動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五四”一代高校黨員在中共黨内完成了代際交接。一方面是陳獨秀、李大钊等老一代共産黨人已經淡出了政治舞台，而另一方面則是毛澤東、周恩來等年青一代迅速完成向政黨精英的轉化，并逐步鞏固了自身在中共黨内的地位。第二，經過大革命的洗禮，到土地革命戰争時期，一批有高校背景的知識分子黨員，如包惠僧、張申府、劉清揚、陳公博、施存統、譚平山等脫離了黨的組織，而另一批優秀共産黨員，如張太雷、瞿秋白、鄧中夏、何孟雄、黃日葵、羅學贊、李子洲、王德三、林育南、劉伯堅、錢壯飛等則為黨貢獻出了生命。第三，雖然一二九運動也孕育出新一代的學運領袖，如胡喬木、蔣南翔、姚依林、馮文彬、劉導生等，但當時高校黨建的整體環境，還是限制了新一代政黨精英群體的形成。[ 周良書：《中共高校黨建史（1921—1949）》，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頁。]這給後來中共曆史的發展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3．抗戰時期中共對高校黨建模式的探索

學生是民族解放的“先鋒”，也是密切黨群關系的“紐帶”。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高校黨在全民抗戰中的特殊地位。在這一時期，中共通過多樣化的建黨策略，于各類高校中建立起了牢固的基礎。在非中共控制區，黨采用“據點”式的建黨路徑，發展“種子黨員”，抓緊“中心學校”，然後再通過學生團體、同鄉關系等線索向外延伸，最終打開一個區域高校黨的建設局面。[《中國青年運動曆史資料》（第14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547頁。]而在中共控制區，黨則是将高校納入“延安體制”之中，并使其發揮獨特作用。延安高校黨的成功建設，也為中共積累了一筆寶貴的财富。

當然，若從黨建史的角度看，此時高校黨建的真正意義，還在于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在一個非無産階級群體中，如何建成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問題。這不僅是關乎高校黨建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更是中共與生俱來的一個頭号難題。雖然中共對知識分子屬于小資産階級的認定依然沒有改變，因而也不會像後來那樣将其直接劃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在這一時期，中共确實為知識分子的入黨打開了方便之門，并且在實踐中确立起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基本原則。這多少可以看到當年施存統提出，對學生同志“做一番訓練的工夫，革除小資産階級的遺習，完全成了無産階級化”[ 施存統：《中國的青年運動究竟應該怎樣？——本團在最近期間應該做些什麼？》，《先驅》第22号，1923年7月1日出版。]，這一建黨思路的影子。所不同的隻是此時中共通過整風運動的方式，使黨的“無産階級化”變得更可操作。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和劉少奇的“自我修養”，能夠讓每一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靈魂上得到磨煉和洗滌，從而逐步淨化為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一個“具有共産主義道德的人”。這可算是延安時期中共建設和發展的一個最大創造了。

4．解放戰争時期中共高校建黨思路的轉換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高校，一度成了多黨競争的重要舞台。這既是當時中共在高校中建設的重要背景，同時它也賦予了高校黨建新的曆史内容。這一時期，中共在高校先後完成了兩大任務：一是開辟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從而為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二是發揮高校的人才優勢，從而為新中國建設輸送了大批幹部。其實，早在1948年中共就開始有意識地為建設新社會儲備人才。[《華北局對平津學運的意見》（1948年7月21日），《中國青年運動曆史資料》（第18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頁。]當時中共在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原有大學和擴大老解放區原有高校辦學規模的同時，還在新解放區就地興辦各種“抗大”式、“華大”式的幹部訓練班。這樣高校也就逐步由對敵作戰的“第二戰線”，發展成為新中國輸送建設人才的“第一戰場”。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完成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是當時中共在高校面臨的一個緊要課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告誡确有其先見之明。事實上，伴随着中共身份和地位的變化，高校黨的發展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一是黨的領導不夠民主，二是組織紀律松懈，三是有濃厚的事務主義傾向，四是保存秘密的地下作風。[《中國青年運動曆史資料》（第19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頁。]為了轉變上述狀況，中共決定把高校黨的組織向群衆公開，其實質是要把黨員置于群衆的監督之下，以便在人民群衆中樹立執政黨的良好形象。在發展黨員問題上，中共也采用了這種公開的方式，并以“自報、公議、黨批準”作為公開建黨的三項原則。[《中央關于發展黨的若幹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194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頁。]這不僅改善了黨員的工作作風，也極大地提高了高校黨的整體質量。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度過了并不平靜的二十九年。此前二十八年充滿激情、令人振奮的革命曆程，以一個奇特的方式投射在此後二十九年的曆史之中。凡此種種，都給中共高校黨建打上深深的曆史印記。

1．“執政”條件下高校建黨的新變化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黨在逐步創立高等教育新秩序的基礎上，按照“又紅又專”的要求有序推進高校黨的自身建設。這既體現了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建黨宗旨，也反映了新形勢下國家建設的客觀要求。中共在高校的這一目标設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制定高等教育面向工農的教育方針，二是堅持“為生産建設服務”的目标指引，三是落實“面向教學，面向基層”的基本政策。[《高等學校黨組織必須貫徹“面向教學、面向基層”的工作方針》，《北京日報》1955年1月14日。]在具體過程中，中共則堅持抓重點支部，樹典型模範，然後再适時進行經驗推廣的重要方針。

這一時期中共在高校的建黨思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青年學生為重點。當時中共采取了積極謹慎的方針，黨員發展對象主要是學生，而對于教授入黨，仍存在諸多限制。二是加強幹部隊伍建設。此時中共對學生和舊知識分子的不同态度，決定了其在高校實行大量提拔使用青年學生幹部，而在思想未徹底改造之前，絕不依靠舊知識分子的政策。然而無論是大膽提拔，還是徹底改造，都需要黨加強對高校的工作力度。為此，黨在對高校幹部的思想作風作徹底整頓的同時，還開展了對舊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三是在實踐中教育黨員。這種教育主要采取以下兩種方式：第一，通過生産建設的勞動實踐，培養高校黨員的勞動觀念；第二，通過政治運動的實踐鍛煉，堅定高校黨員的階級立場。[ 安子文：《關于幹部的教育、培養、提拔的問題》（1951年4月6日），《中國共産黨組織史資料》（第9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

2．十年探索時期高校黨建的兩個面向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黨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十年探索時期，這在高校黨建史上則表現為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向。一個是“制度化”趨向，中共把黨的傳統和新鮮經驗程序化、規範化，并在高校創立了一系列黨的工作制度；另一個是“政治化”趨向，這一時期中共在高校發動的一系列社會政治運動，既違背了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也破壞了黨的建設原則。

這一時期高校黨建的“制度化”趨向，主要表現在黨的領導體制、黨的工作制度和黨的支部建設等三個方面，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關于黨的領導體制，1961年9月頒布的“高教六十條”明确規定：高等學校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關于政治工作制度，中共在貫徹黨委制過程中，在各高校逐步建立起政治工作機構，并注重加強和充實政治工作幹部隊伍。關于黨的支部，“高教六十條”則規定：中共“在教師、職工和學生中應該分别建立黨的支部”[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産黨組織史資料》（第9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7-778頁。]。

與此同時，高校黨建也表現出嚴重的“政治化”趨向。事實上，從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提出教育“為工農服務”，到1958年教育革命中，黨所執行“教育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的指導方針[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遍》（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頁。]，本身就包含着濃厚的政治化傾向。在這一時期，黨還把上述問題同“興無滅資”鬥争聯系起來，這就不能不使高校黨建一步步滑入到“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政治化”軌道。當中共宣布在‘四清’運動後，要把這種“革命風氣帶回學校”之後，一場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便一觸即發了。

3．“文革”對高校黨建的嚴重破壞

“文化大革命”，是在錯誤的時機發動的一場錯誤的運動。這場浩劫使高校黨的建設蒙受了巨大損失。首先，“文革”直接颠覆了黨在高校的領導體制。在此之前，中國高校已建立較為完善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是，“文革”發動後，先是一大批大學校長和中層幹部被打倒，或靠邊站。紅衛兵對其任意批鬥、遊街、毆打、關押，許多高校幹部或直接被迫害緻死，或不堪忍受而“自絕于人民”。接着是“踢開黨委鬧革命”。被煽動起來的群衆沖擊黨政機關，對他們認定的“封”、“資”、“修”事物進行大肆破壞，各種造反派頭頭則趁機奪取了高校的領導權。[《無産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人民日報》1967年1月22日社論。]其次，“文革”還嚴重破壞了黨在高校的組織原則。在這場運動中，黨外批評黨内，群衆揪鬥領導，皆因受到鼓勵而司空見慣。一些造反派，以言論定罪，以思想定罪，甚至先定罪後逼供。而黨性不純，必然“派性”橫生。[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即便是“文革”過去多年，它仍能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政治生活中留有深刻影響。

在“文革”中，運動對執政黨建設的破壞性被發展到極緻。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隊伍不斷分化，人們的地位千萬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共産黨員的信仰、原則和紀律往往被抛向九霄雲外。在這場浩劫中，高校黨組織一度陷于癱瘓、半癱瘓的狀态，無數黨員、幹部和知識分子遭到批判、鬥争甚至被迫害緻死。但是即便如此，高校的廣大黨員、群衆仍能自覺或不自覺地與極左思潮展開鬥争。也正是他們的覺悟和行動，構成了後來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強大社會基礎。

4．在曆史轉折中推進高校黨的建設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這個政治集團在高校造成的惡劣影響依然存在。為此，中共在高校堅持“破”與“立”相統一的原則，開展了一系列“撥亂反正”工作。“破”的方面，主要是揭批“四人幫”及其親信在高校的篡黨奪權、倒行逆施，消除其不良影響；“立”的方面，主要是平反高校中的冤假錯案，把“四人幫”颠倒的是非糾正過來，貫徹落實黨的幹部路線和知識分子政策。與此同時，中共也開始着手加強高校黨的各項建設。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恢複高校黨委權威。“文革”結束後，黨先是派遣聯絡組進駐高校，傳達黨中央的新指示，協助高校黨委把握運動方向并開展各項工作。接着根據鄧小平選配好高校領導班子的三條建議，撤下與“四人幫”關系密切的舊領導班子，重新為高校配備新的領導班子。[ 陳大白主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77-1992）》，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頁。]這進一步鞏固了黨委在高校的領導核心地位。二是恢複黨的優良作風。當時黨在高校采取了延安時期的方法，即集中一段時間，在幹部和群衆中進行一次深入的路線教育，以恢複學校各級黨組織的優良風氣。[ 陳大白主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77-1992）》，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此外，重視黨的優良風氣和優良作風的培育，以學校風氣的革命化促進社會風氣的革命化，這也是此次高校整風的一個重要目的。三是加強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學校層面堅持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在院系層面則實行分黨委（黨總支）領導下的院長／系主任負責制。[陳大白主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977-1992）》，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高校這一新的領導體制，對于高教戰線的撥亂反正，克服當時高校内部管理的混亂局面，使高等教育事業重新走上正确的發展軌道，起到決定性的積極作用。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總體上實現了從開啟改革開放到全面融入并主動引領全球化戰略、從計劃經濟到全面推進市場經濟、從新世紀到新時代的多維度曆史性跨越。高校黨建也大緻經曆了撥亂反正與曲折發展、重新布局與着力推進、創新發展與全面加強、全面升級與全新布局等四個具有不同曆史特點的發展階段。

1．高校黨建的撥亂反正與曲折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高校在黨的領導下，開始正本清源，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除此之外，中共還在領導制度上，加強和改進高校黨的領導體制，要求将高校各級黨組織從過去那種包攬一切的狀态中解脫出來，把更多精力集中到加強黨的建設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上來。在組織建設中，加強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使黨員在各自崗位上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使黨的組織真正成為教育和監督所有黨員的組織，以保證黨的政治路線的執行和各項工作任務的完成。在作風建設上則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突出黨風、學風建設，以好的黨風促學風。二是發揚為人師表的教風，廣大教師努力在政治上、業務上不斷提高，沿着又紅又專的道路前進。

然而20世紀80年代中期，黨内外出現了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最終演化為1989年的“政治風波”。這在高校黨建中也有直接反映。在黨的思想建設上，主要表現為弱化高校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放任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擡頭，縱容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泛濫，許多高校出現了黨的領導失威、馬列主義失靈、思想陣地失控、思政幹部失散的狀況。在高校黨的領導方面，也出現了淡化、弱化的錯誤傾向。有的高校舉“黨政分開”和“書記開明”之旗，行“高校黨委主動讓權”之實。有的高校甚至提出黨的活動業餘化、黨的幹部兼職化、黨的工作義務化、黨的作用要淡化等觀點。在作風建設上，一方面表現為高校黨風建設缺乏總體規劃和連續性；另一方面則表現為高校内部黨風、教風和學風不正，緻使高校黨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戰鬥力受到削弱，黨組織和黨員的先進性遭到質疑。

2．高校黨建的重新布局與着力推進

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黨對前一階段的黨建工作進行深入反思，并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和安排。與此同時，高校的黨建工作也逐步進入了一個重新布局與着力推進的曆史時期。1989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下決心解決好當時黨的建設中的迫切問題。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國務院還先後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高等學校黨的建設通知》《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等重要文件，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編寫出版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為高校黨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這一時期高校黨建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思想建設方面，這一時期高校黨組織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位，以馬克思主義及其最新理論成果為指導，圍繞中心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緻使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得到較好發展，高校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也逐步走上了正常化、規範化軌道。黨的核心地位得以再次樹立和強化。第二，在組織建設方面，這一時期高校黨的組織建設主要是從反對和平演變、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戰略高度出發，總結高校黨建工作的曆史經驗，改革和完善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第三，在作風建設方面，這一時期各高校在黨的領導下，針對前一段黨風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檢查自身找差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強高校黨的作風建設，使得黨風、學風、教風建設明顯改觀，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新形勢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3．高校黨建的創新發展與全面加強

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根據時代的發展和中國共産黨自身建設的需要，着力抓住黨的先進性建設這個根本，圍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個重點，積極推進黨的建設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高校黨建也由此步入一個創新發展和全面加強的發展階段，并積累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成果，如《關于加強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幹意見》（2003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2004年）、《關于加強和改進在大學生中發展黨員工作和大學生黨支部建設的意見》（2005年）、《關于加強民辦高校黨的建設工作的若幹意見》（2006年）、《關于加強普通高等學校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意見》（2007年）、《中國共産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2010年修訂），等等。

這一時期高校黨建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創新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工作。高校普遍開展了保持共産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大激發了高校黨員幹部、 師生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許多高校出現“基層黨組織創先進，共産黨員争優秀”的喜人局面。第二，高校領導班子制度建設有新的突破。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創新，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實踐經驗不斷豐富，黨委、行政的議事決策制度更加完善，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更加規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進一步加強，高校黨建工作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分工合作、協調配合的機制。第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全面加強。這一時期，各高校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和中宣部、教育部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及其實施方案，逐步打開了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4．高校黨建的全面升級與全新布局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基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優勢是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這一根本邏輯，要求“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提出了新時代黨建的總要求和新布局。根據中央統一部署，中共在高校有序推進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及其常态化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等重大主題活動，總體達到預期成效，高校黨員幹部隊伍建設成果豐碩。

與此同時，中共在總結新時代高校黨建經驗的基礎上，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成果。比如，《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2014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2014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2016年）、《普通高等學校學生黨建工作标準》（2017年）、《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高校教師黨支部建設的意見》（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2017年）、《關于高校黨組織“對标争先”建設計劃的實施意見》（2018年）、《關于高校教師黨支部書記“雙帶頭人”培育工程的實施意見》（2018年），等等。這些制度文件的實施不斷鞏固和強化黨對高校的領導，不斷深化和創新高校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對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在高校的落地生根、加強黨對高校的全面領導、精準化破解高校黨建工作難題發揮着重要作用。

百年中共高校黨的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經驗。通過對高校黨建百年曆史發展進程的梳理，分析和評判中共在高校黨建方面的成敗得失，揭示其發展規律，總結其曆史經驗，對于今後做好高校黨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明确高校黨的建設目标

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設計高校黨的建設目标，這是百年中共高校黨建中形成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黨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集中體現。隻有始終圍繞中心工作開展高校黨的建設，才會凸顯高校黨建工作的重要意義，才能使高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才不會使高校黨建工作流于形式，才不會削弱黨在高校的領導地位。

曆史證明，自建黨以來，中共根據中心任務的不同，适時調整在高校的建黨思路與策略方針，從中共創建和大革命時期的“搖籃和策源地”，到抗日戰争時期的“先鋒和橋梁”，再到新中國成立後“又紅又專”的目标設計，其建黨目标始終堅持圍繞中心工作來規劃和部署。盡管曾經曆過挫折和失敗，但還是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高校黨組織不僅為革命事業的發展輸送了大批幹部人才，還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新中國成立後，高校黨組織切實貫徹“辦好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方針，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因此，新時代高校黨的建設仍要緊緊圍繞黨的工作中心，“把握學校發展方向，決定學校重大問題，監督重大決議執行”，“保證以人才培養為中心的各項任務完成”[《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中國教育報》2014年10月16日。]。

2．把握高校意識形态主導權

注重從思想上建黨是中共從中國實際和建黨實踐中得出的寶貴經驗，也是其一直堅守的基本建黨原則。高校的特殊角色和地位也決定了它必須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把握高校意識形态工作的主導權。隻有這樣，才能有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人的思想信仰缺失等問題，提升廣大師生的思想政治理論水平；才能不斷應對和解決高校思想領域出現的問題，特别是能夠有效地抵制資産階級自由化、曆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對廣大高校師生的侵襲。

曆史證明，意識形态領域陣地一旦抓不牢，就容易産生極大的負面影響，1989年政治風波的發生就是一個例證。正如鄧小平所言：“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頁。]為此，在高校意識形态工作中，就必須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頁。]。新時代高校思想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用黨的最新理論成果鞏固黨在高校意識形态領域的主導地位，發揮高校引領社會思潮的先鋒作用，從而為新時代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提供堅實的思想基礎。

3．完善高校黨的領導體制

高校黨的領導體制是關系到高校建設和發展方向的核心問題，而堅持這一領導體制就是為了确保黨在高校領導地位的實現。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當前中國高校的基本制度，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有利于保證高校的社會主義方向，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建黨以來，特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領導體制也經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直到确立了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校内政治權力與行政權力才有明确界定，黨政之間才得以協調互動，合力推進高等教育發展。

曆史證明，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切實改進黨的領導。為此，新時代中共在高校堅持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的同時，還必須進一步改善高校黨的領導方式，不斷加強高校黨的領導班子建設。具體而言：一方面，黨委對學校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的統一，這需要處理好黨委和行政、黨委書記和校長、思想政治工作和學校教育活動等若幹重大關系；另一方面，要“按照社會主義政治家、教育家目标要求”，“不斷提高領導幹部思想政治素質和辦學治校能力”[《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中國教育報》2014年10月16日。]，不斷增強領導班子成員做好意識形态領域工作、維護校園穩定工作能力，改進高校黨委領導班子的作風，推動高校的黨風廉政建設。

4．構建高校黨建制度體系

制度建設是黨的建設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等各方面建設的根本保障。加強高校黨的制度建設，其核心是要構建高校黨建工作的長效機制，使黨内行為和各種活動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從總的目标上講，就是要在高校黨内确立以黨章為根本制度，以民主集中制原則為核心，由黨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幹部制度、黨員教育管理制度、監督制度、工作制度等為基本制度，“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形成包括運行機制、保障機制和自我約束機制三方面内容的黨内制度機制。

曆史證明，在黨的建設中，制度問題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自新中國成立，黨在高校确立領導地位以來，中共就意識到加強高校黨的制度建設對于高校黨建的極端重要性，并且從改革開放以前高校“運動式”建黨的方式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訓。因此，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強高校黨的制度建設，一是要把握高校黨建制度建設的目标和方向；二是要将制度建設作為貫穿于高校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建設的一條金線，并滲透于其他各項建設之中；三是要建立健全高校黨建工作的考核評估制度；四是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警惕極端民主化的傾向。隻有做好以上幾點，才能構建起高校黨建的制度保障，才能推動高校黨建工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5．加強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

基層黨組織是高校黨組織力量的集中體現。黨在高校的領導力首先表現在高校基層黨組織發揮的戰鬥堡壘作用，而這種作用又集中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保持高校黨員隊伍的純潔性，以增強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凝聚力；二是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和教育方針，完成學校的各項工作任務。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一部百年高校黨建史就是一部百年高校基層黨組織發展史。

曆史證明，中共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強調通過強化黨支部建設，保持自身組織的戰鬥力。所以，新時代的高校黨建也要繼續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讓黨支部“擔負好直接教育黨員、管理黨員、監督黨員和組織群衆、宣傳群衆、凝聚群衆、服務群衆的職責”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頁。]。對此，一是要加強黨總支和黨支部領導班子建設，選好黨總支和黨支部書記，建立健全高校黨總支和黨支部的各項工作制度；二是做好高校黨員發展工作，保持高校黨員隊伍的純潔性，要重視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把青年教師和學生作為培養和發展的重點。同時高校黨員發展工作要始終堅持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不斷擴大其數量和規模。總之，隻要能夠始終保證黨的基層組織的戰鬥力，高校就能完成黨和國家在新時代所賦予的重任。

作者簡介：周良書，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高校黨的建設曆史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項目号：19ZDA012）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來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