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百年輝煌與思想精粹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整體過程一樣，呈現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過程。回溯中國共産黨百年思想曆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具有兩個基本涵義：一是“化中國”，即把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運用于中國的具體實際，在對中國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分析和理解中，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稱作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二是“中國化”，即在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中，不斷總結實踐經驗、深化理性思維，并将其升華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思想，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的新内涵和形式。這就是毛澤東關注的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就是“化中國”和“中國化”兩個方面相結合的思想過程。前者主要是理論指導和運用的過程，後者主要是理論概括和升華的過程。“化中國”與“中國化”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緊密結合。
在中國共産黨百年思想曆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展現為六次曆史性變化：一是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初步運用，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百年曆程的起端；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中實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升華，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的重要标志；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運用，形成具有中國特點的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重要成果；四是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确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第二次結合”的探索為線索，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基礎、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的階段；五是1976年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新起步、1978—2012年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性飛躍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階段；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時期，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拓新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發展的新階段。
以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起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涓涓細流，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終于彙成中國社會革命強勁的思想潮流。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開啟了中國共産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百年輝煌的思想曆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同馬克思主義一起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得到最初的傳播和運用，李大钊在其中發揮着最重要的作用。1914—1916年，李大钊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開始研讀由日本學者迻譯和解讀的馬克思經濟學說和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著述，深受幸德秋水、河上肇等的著述的影響。1917年冬，李大钊在beat365組織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18年，他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也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問題的代表作。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出系統闡釋。在闡釋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時，李大钊明确提出：“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學［鼻］祖，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中，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傳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還有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李達等人。李漢俊1918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在求學期間，與河上肇、堺利彥交往頻繁。1919年春，李漢俊翻譯德國米裡·伊·馬爾西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在“序”中提到，《共産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三經典”。李漢俊對該譯著的肯定在于，“馬格斯經濟學說底骨子即商品，價值，價格，剩餘價值，以及資本和勞動底關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說明了出來的”。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由李漢俊和李達共同審校。施存統1920年6月赴日，進東京同文書院學習。留日期間，翻譯了山川均、河上肇等介紹《共産黨宣言》和唯物史觀的著述。1921年3月，施存統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發表的《馬克思底共産主義》一文，根據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的基本理論，認為“實現共産主義底順序分為三期”，一是“革命的過渡期”，二是“共産主義底半熟期”，三是“共産主義的完成期”。其中，在“革命的過渡期”，無産階級“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産機關收歸國有”，“把一切階級消滅”，這一時期的長短，要“以各國底經濟發達狀況和人民智識程度如何而定”；對于中國而言，“過渡時期要比别國多一些時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時日，我們固故不能預定，不過共産主義不會一舉而成的這件事實，我們是無疑的”。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初的理解和運用中，已經蘊含了與中國實際結合、關注中國社會特殊性的思想觀念。
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第一，以改造中國為基本立場，視政治經濟學為探尋“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陳獨秀在《主義與努力》一文中提出：“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處去？”“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922年，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一文中，陳獨秀提出，馬克思的學說有兩大精神：“實際研究的精神”和“實際活動的精神”，因此“我們研究他的學說，不能僅僅研究其學說，還須将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須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不要把馬克思學說當做老先生、大少爺、太太、小姐的消遣品”。第二，在對各種經濟思想的批判和論争中，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力和說服力。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提出“懸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赢餘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者之外，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十篇‘赢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有針對性地強調，新思想是社會經濟變革的産物，“我們可以曉得中國今日在世界經濟上，實立于将為世界的無産階級的地位。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産手段和生産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系”。李大钊指出：“你們若是無奈何這新經濟勢力，那麼隻有聽新思想自由流行，因為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态、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在與無政府思潮的論戰中，針對無政府主義者在分配問題上鼓吹絕對平均主義，主張實行各取所需政策的謬誤，李達指出：“若果社會的生産力發達到無限制的程度，生産物十分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是很可實行的。隻是在生産力未發達的地方與生産力未發達的時期内，若用這種分配制度，社會的經濟的秩序就要弄糟了。”第三，以十月革命後俄國經濟狀況為鏡鑒，以俄為師，把政治經濟學運用于中國實際。1920年，《新青年》從第8卷1号起，開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發表了大量有關俄羅斯經濟問題的譯作。1920年10月，瞿秋白作為《晨報》的記者赴蘇俄考察，在此後的兩年間，撰寫了大量報道蘇維埃政治經濟情況的通訊。特别是其中的《共産主義之人間化》《俄羅斯之工人及協作社問題》《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等，具體介紹了蘇俄從戰時共産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恽代英也是中國共産黨早期較關注蘇俄經濟問題的理論家。他在1924年3月19日發行的《上海追悼列甯大會特刊》上撰寫了《列甯與新經濟政策》一文，熱情讴歌了列甯的新經濟政策，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但是至少可以說，偉大的列甯，已經親身給了我們許多好的暗示了”。第四，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很快取代日本，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主渠道，俄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取向深刻地影響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在中國共産黨思想曆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烙上了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思想印記，形成了兼具革命性和科學性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特征和主要學理依循。
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最先遇到的就是中國社會革命道路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黨的一大通過的基本綱領在經濟關系變革問題上提出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産資料”的問題；實現這一變革的途徑，一是“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着俄國的共産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産方法”，二是“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三是建立無産階級專政，“資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權之轉移于革命的無産階級之手……共産黨的任務是還沒有完成，因為階級争鬥還是繼續的，不過改換了一個方式罷了——這方式就是無産階級專政”。
1920年7月至8月，共産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列甯和共産國際從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人民的革命鬥争和解放事業整體的高度強調：“對于封建關系或宗法關系、宗法農民關系占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共産黨首先“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資産階級民主解放運動”。共産國際認為，“必須堅決反對把落後國家内的資産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産主義的色彩”。
列甯和共産國際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引發了對中國社會經濟形态性質的進一步探索。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化中國”的核心觀點就在于，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尚處在初步發展階段；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殘酷壓迫中國人民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特别是他們的代表軍閥和官僚。1922年6月，黨中央在《中共中央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提出：“在無産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曆史進化的過程，無産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運用中“化”出的這一道理，成為适合中國具體實際的革命發展道路的科學結論。
在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中，列甯關于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得到更突出的運用。結合中國近代史的事實，瞿秋白在1923年發表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和步驟有“強辟商場”“壟斷原料”“移植資本”“文化侵略”，帝國主義列強“依其自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程度而異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經濟變更之動象而異其相對之關系”。“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各種俱施”，使中國淪為“國際的殖民地”；而“僅僅因各帝國主義國家力敵勢均，無一敢首先發難，而又互相牽掣”，使中國的“政治權”得以“苟延殘喘”，成為“半殖民地”。
1925年，毛澤東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争學說為依據，深入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毛澤東指出，為了明确革命的對象及其依靠的力量，“不可不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态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中國社會的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半無産階級以及無産階級的階級構成和階級分析，成為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化中國”的經典理論。
農民和農民運動問題是中國共産黨進行社會革命的基本問題。彭湃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後最早、最有影響力的農民運動的理論家和實踐家。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他就開始研究農民問題。1922年回國以後，更是在領導農民運動的實踐中，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國的農民問題和農民運動。他注重對農村各階級、階層經濟地位的分析，搞清農村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1923年2月，在對農民運動政策的分析中，彭湃指出：“所取的政策：（一）對付田主，（二）對付官廳。即經濟的鬥争和政治的鬥争并進，使農民有經濟鬥争的訓練及奪取政權的準備。”他結合廣東海豐地區農民運動實際所作的理論探索，是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化中國”的重要方面，對中國共産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産生了巨大影響，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共産黨成立後，政治經濟學逐漸呈現“化中國”的特征，這在1927年後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批判當時存在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深化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道路的探索中得到更顯著的體現。
一是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形态的性質及革命性質問題。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态，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态。在這一形态中，“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着，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着顯然的優勢”。社會生産力極其低下，成為這一社會形态的基本特征。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必然造成人民生活的貧窮困苦。“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産，他們過着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在這一社會形态中，帝國主義列強憑借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控制了中國主要的經濟命脈；同時，它們還從中國的都市直至窮鄉僻壤，形成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通過買辦階級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在這一社會形态中，民族資本雖然有着某些發展，但不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也不可能有任何自主性的發展。
二是關于中國社會經濟特征與社會革命問題。對中國社會經濟形态的理解，不僅使中國社會經濟的特征清晰了，而且也明确了中國社會革命的根本問題。1928年7月，黨的六大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對中國土地關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特征作出分析。一方面，中國資産階級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同落後的半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式互相勾結，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如同“石磨上的兩片磨片”，榨取農民的私有土地，“使喪失土地的農民，更加受着獨占土地的人的束縛而喪失其自由”；另一方面，豪紳惡霸公開掠奪農民的土地，“鄉村中直接的統治階級，富商、高利貸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統治者軍閥官僚，現在尤其是軍官，他們往往簡單的‘強占民地’、‘強買土地’、‘吞沒田産’、‘勾結訟棍侵占土地’等等”。在封建專制制度和官僚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的共同壓榨下，中國的鄉村和土地問題具有特殊的性質，也使中國的社會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質。
三是關于中國社會革命道路中的經濟問題。1927—1934年，毛澤東在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創建和領導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注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對革命根據地中的經濟問題作出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對創建、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如何處理好革命戰争與經濟建設關系問題作了探索。1933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指出：“革命戰争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衆，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進行經濟建設是“為着争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為着改善人民群衆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群衆參加革命戰争的積極性；為着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衆組織起來，并且教育他們，使戰争得着新的群衆力量；為着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産階級的領導”。這就是“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根本所在，因而那種“以為革命戰争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
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必須服務于、服從于革命戰争。毛澤東指出：“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着革命戰争這個中心任務的。”“離開革命戰争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隻有在國内戰争完結之後，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内戰争中企圖進行和平的，為将來所應有而現在所不應有的，為将來的環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環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隻是一種瞎想。”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政治經濟學思想曆程中，經曆了從分散的到系統的“化中國”過程、再到“中國化”的思想飛躍。這一思想曆程，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相伴同行，同這一曆史性飛躍中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相随齊進。
1930年5月，毛澤東在《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從思想方法和認識路線的結合上提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争中，證明了是對的。”那種“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而“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讨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的形式主義的态度，“完全不是共産黨人從鬥争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過程中，要反對和糾正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運用于中國實際，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線。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初步确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基礎。在193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确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中國共産黨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是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達成的系統性認識，使“化中國”和“中國化”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總體性過程。
1945年召開的七大，确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這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顯著标志，毛澤東思想作為這一曆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得到多方面展開并趨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國共産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曆程上的升華。
1939年12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新民主主義性質作出明确闡釋。他提出：“現時中國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就在于，“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并不廢除富農經濟”。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态具體構成問題作了進一步闡釋。他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産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财産，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在農村，“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同時，“将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而“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态的經濟結構作了說明，“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态的特點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既有限制地保存原來社會形态中的某些經濟因素，又要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因素。
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這個國家是無産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但是，應該清楚的是，“努力發展國家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内在趨勢。要以曆史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待這種趨勢。1949年1月，毛澤東提到：“一方面，決不可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的、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而完全是資本主義世界。另一方面，必須謹慎，不能急于求社會主義化。”在謀劃建國大業的時刻，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結構、性質和發展趨勢作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獨創性闡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和中國特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是中國共産黨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經濟關系實際的結合中，在領導根據地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中，創立的具有中國特點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化”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而且對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取得無産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如何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如何推進社會經濟建設和發展也有着普遍的指導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社會進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曆史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結合經濟關系發展的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走出了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續寫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
1952年，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新的變化。原先估計要用3—5年實現的國民經濟恢複的任務提前完成；在3年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比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營工商業已經占據2/3；私營工商業也開始被納入由國營經濟領導的發展軌道上。經過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農村的互助合作也普遍地發展起來，以土地入股為主要特點的農業生産合作社嶄露頭角。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開展的民主改革和社會政治鬥争，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根據中國經濟社會這些變化了的新情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審時度勢，對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作出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新探索，提出了過渡時期的新構想。1952年9月，毛澤東形成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思想。1953年12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時，完善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表述，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适合于當時中國經濟關系發展的實際，體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内在必然性。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了這條總路線。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一化三改造”任務，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實踐蓬勃展開。一是在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既借鑒了列甯的農業合作化思想，同時又依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采取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漸進過渡形式。二是在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高度關注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樣，堅持說服教育、典型示範、國家援助等原則，采取由手工業生産小組到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的手工業生産合作社等的逐步過渡形式。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提出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提出，在過渡時期，對于農民的生産和對生産資料的占有方式，不能采取剝奪的、隻能采取典型示範、國家幫助等方法，使小農經濟逐步改造成為集體經濟。列甯根據蘇維埃俄國的實際，提出合作制是改造小農經濟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思想。中國共産黨牢牢把握中國過渡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以及中國曆史文化傳承的實際，成功地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對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實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關于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通過“贖買”方式走出了一條和平過渡的道路，在世界社會主義曆史上第一次把對資産階級“和平贖買”的設想變為現實。毛澤東曾指出，在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過程中，其中有對民族資本的改造問題，也有對官僚資本的沒收問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實踐探索，使我們成功地揭示了過渡時期的本質及其規律，表明“我們在處理資産階級的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
“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适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1949—1956年，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結束了長達幾千年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曆史。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東方大國成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化中國”即在中國運用和創造性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在中國過渡時期積累的創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國化”過程，即豐富和“化”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1959年，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時期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時還深有感觸地提到：“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隻有這一條是不行的，還“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産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1956年初，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确立這一曆史時刻到來之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已經把如何選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為國是論衡的重大問題提上了議程。在對這一問題的探讨中，毛澤東從曆史、理論與現實的深相結合上，立足于國内和國際兩個大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結合”的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作出了傑出貢獻。
1956年2月至4月，毛澤東連續用了40多天時間，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及其他各方面的關系問題作了深入調研。調研一開始，他就提出如何對待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和選擇中國建設道路的問題。1956年2月25日，毛澤東明确提出“要打破迷信”，我們“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等重要觀點。毛澤東抓住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秘密報告的時機，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作了新的戰略布局。1956年3月中下旬，毛澤東提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既“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說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這就破除了迷信”，我們由此應該思考的就是，如何“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等問題。回溯黨的曆史，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談到：“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就是“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毛澤東提出的“第二次結合”，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選擇的關鍵時刻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轉折節點上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凸顯了“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的核心要義。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一講話“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說，“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适合中國的路線”。《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運用“第二次結合”思想，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的開創性研究。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再次談到：“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第二次結合”的根本原則，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基本方法和學理依循。
在《論十大關系》及之後的《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全局的高度，抓住“關系”“矛盾”和“問題”等關鍵環節，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問題作出了多方面創新性的探索和富有特色的思考。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總體關系和整體布局問題的探索中，毛澤東指出：“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是解決和處理好其他各方面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從社會主義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總體上，以加強經濟建設和完善經濟關系為出發點和中心論題，對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國防建設、黨的建設、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等作出全面探索，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的根本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毛澤東提出的中心論題就是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進而達到“将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标。
要堅持“從發展的觀點看”經濟建設和經濟關系，特别是要注重發展的系統性，注重解決發展中的制度和體制問題，毛澤東強調：“解決生産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産的諸種關系，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的問題。”“從發展的觀點看”，還要求正确對待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發展的長處，毛澤東指出：“凡是外國的好東西，我們就要學，并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提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觀點，如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理論觀點。這些“獨創性的觀點”，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的發展，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化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中國成分、中國思想和中國智慧。
“第二次結合”的過程是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在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關系問題的探索中，特别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後的“文化大革命”10年間，在曲折行進中有過實踐和理論探索中的挫折與教訓，這對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警示和鏡鑒作用。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黨的自我革命中，自我修複和發展完善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命題，開拓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的路向。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體現新時期最初6年經濟體制改革成就的政治經濟學的“新話”。對此，鄧小平作出高度評價，“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鄧小平對這一政治經濟學“初稿”的肯定，主要在于“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這一“初稿”，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标志性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與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相行并進。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是以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為标志的，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接續發展為基本過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組成部分。
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确立了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才能牢牢地把握這一階段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整體關系，使這一整體關系“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内部的差别”；才能系統地理解以經濟制度論、經濟改革論、市場經濟論、科學發展論和對外開放論為主導理論、以主導理論交互作用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論相聯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為主要框架的理論體系。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理論，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最具創新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本質規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命題。基本經濟綱領揭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基本内涵，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核心觀點。
這一核心觀點，一是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實際出發調整和改革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重要課題。從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之後，十六大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基本原則，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争、相互促進新格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富有獨創性的理論。
二是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四大之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計劃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展開，經曆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與市場内在統一等體制的演進過程。黨的十四大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怎樣建設這一經濟體制的問題作出了初步探索，确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标模式；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基本框架。從黨的十五大到十六屆五中全會，堅持把發展市場經濟、實現經濟市場化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合起來，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黨的十七大以後，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提出了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問題的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原有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西方經濟學認可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天然對立論的突破。
三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現實相适應，逐漸形成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産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和體制；形成兼顧公平和效率，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一系列理論觀點。
四是要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國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顯著特征。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開放，包括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包括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領域的開放，包括沿海、沿邊、沿江地帶、内陸城市和地區的開放。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要正确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習近平在評價新時期近4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時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時期形成的許多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适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提出：“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拓新，賦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新的時代精神和思想精粹。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續寫“第二次結合”新篇章中，習近平密切結合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的新特點新要求，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研究，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升華提供了更堅實的思想基礎和體系構架。
“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并不排斥國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對待國外各種經濟學流派特别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既要注意吸收和借鑒其中的精華，又要善于批判和摒棄其中的糟粕。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思想，形成了适合于中國國情的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在根本的理論基礎和學理依循上，“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拓新，首先在于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重大原則的堅持和發展。2018年5月，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産黨人接力探索、着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到70年的時間内，我們黨帶領人民堅定不移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曆程，推動我國快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通過調整生産關系激發社會生産力發展活力，自覺通過完善上層建築适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内在規定，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線。
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理念和主要内容，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拓新的集中體現。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和如何發展的問題，不僅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也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毛澤東提出“從發展的觀點看”經濟建設，到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再到江澤民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和胡錦濤提出堅持發展的戰略思想絕不能有絲毫動搖，關于發展問題赓續相接、一脈相承。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從治國理政新思想新戰略的高度，對發展理念作出實踐上的新探索和理論上的新闡釋。2015年，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習近平指出：“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着力點的集中體現。”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就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謀篇布局的“物之固然”和“事之所以然”。黨的十九大習近平在闡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從基本方略上突出了堅持新發展理念的重大意義，提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的新要求。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兩個“辯證法、兩點論”的高度，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經濟體制關系、市場和政府關系兩個基本問題作了多方面的闡釋，深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辯證法、兩點論”在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
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關系上的“辯證法、兩點論”在于，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兩個方面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契合和有機統一的。習近平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切實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優勢，更有效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論斷，凸顯了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以及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的意蘊。這一新的概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特别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凝練。
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百年探索的結晶和思想精粹的集中體現。
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第一次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理論創新，作出六個方面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概述：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堅持新發展理念；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四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六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這六個方面的概括，凸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特質和精粹，如突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重要理論。一是強調“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二是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我們的社會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三是強調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特點和趨勢更加明顯，對外開放要着力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發展。同時，要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範各種風險，确保國家經濟安全。
黨的十九大确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的地位；十九大後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從“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意義上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作出概述。這一概括，以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提出了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适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七個方面“堅持”的理論要義，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三個層面作出闡釋，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境界。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理念的升華。在對“實現怎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一重大戰略問題的回答中，新發展理念成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内容和主導思想。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在根本上是經濟建設和經濟關系發展沿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确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在根本上就是明确“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發揮人民主體作用是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使“人民幸福論”和“人民至上論”，成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這兩個“堅持”，就要求在解決和處理好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整體過程中，始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着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
經濟發展新常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個“堅持”，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關于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理論支柱。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理論，強調準确把握經濟新常态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立足大局，看清長期趨勢，把握經濟規律，适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其要旨在于，切實完成轉方式、調結構的曆史任務；實現經濟增長中高速、産業邁向中高端，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全面實施。如習近平強調的：“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态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
二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提出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适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馬克思認為，供給和需求“這兩個總和是作為兩個統一體，兩個集合力量來互相發生作用的”，在根本上“顯示出生産和消費的社會性質”。既要注重作為供給側的生産環節和過程的決定性作用，又要突出作為需求側的消費環節和過程的反作用，發力于供給的結構性改革、着力于需求的結構性調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思路，為保持我國經濟健康發展開出“治本良藥”。
〖JP2〗堅持問題導向和堅持正确工作策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在根本上就是要抓大事、謀長遠，針對關系全局、事關長遠的問題實施重大戰略。要回應人民群衆的訴求和期盼，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闆。習近平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要準确處理經濟發展中穩和進的關系，“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久久為功、堅持底線思維，充分考慮困難和問題，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堅決防範各種風險特别是系統性風險”。
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這兩次概括，具有内在統一性，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概括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晶和思想精粹。
在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之際，總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曆史，可以看到這一過程呈現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民族性、時代性、實踐性和思想性的特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深紮根于百年來中國經濟關系演進的實際，立足于百年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經濟關系變化的現實，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經濟實踐的具體結合中，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獨特性的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時代的産物，它在解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問題過程中，順應時代潮流，體現時代主題，弘揚時代精神，昭彰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和思想智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源于實踐，在實踐中發展、由實踐來檢驗，在實踐中獲得理論上的突破，實現理論上的創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共産黨實現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曆史性飛躍的理論發展和創新的組成部分。百年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呈現為多種形式，體現在多個方面，以中國共産黨為主導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這一過程的思想旗幟，也是這一過程的思想智慧和理論成就的彙聚。
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之際，也是“兩個一百年”的交彙時點。在回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曆史進程的百年輝煌時，我們更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實發展，在曆史和現實的交互中，思考和探索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課題和新意蘊。
2020年下半年以來，在對“十四五”及之後我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探索中，習近平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以準确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戰略思維，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新特點和新要求作出深入分析，展現了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路向。習近平對走向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及其趨勢作出深刻闡釋，拓展了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再次概括，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思想精粹的再度展現。這一“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從思想曆史發展中，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一是凸顯了對黨的十九大之前形成的重要理論的概括，如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新發展理念理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用好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理論等。
二是對黨的十九大以來提出的重要理論的概括，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指的就是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
三是對新發展階段需要作出新的探索的重要理論的概括，如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三權”屬性理論，加快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理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統籌發展和安全理論等。
從曆史、理論和現實結合上的這一概括，是對新發展階段“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認識，也是對中國共産黨新時期以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精粹的概括。習近平認為：“這些理論成果，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面對新發展階段的新的實際，習近平還對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怎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作出了新的探索。這一新的探索，是對百年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指要，升華了新發展階段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智慧和學理依循。
一是要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新的實際深相結合，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深相結合。“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即從實際的和現實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問題出發，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規定。面對新發展階段極其複雜的國内外經濟形勢和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要更加關注經濟現實、投身經濟實踐，立足于我國國情和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華彩樂章奏響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中。
二是要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充分反映實際情況，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在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如何把握和理解新發展格局的根本道理，需要我們作出深入調研，有根有據地闡明如何推動形成宏大順暢的國内經濟循環，才能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也才能既滿足國内需求，又提升我國産業技術發展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的新優勢，實現新發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三是要把握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短期波動中探究長期趨勢，使理論和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和把握發展規律。“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是習近平在制定“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的重要思想，也是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戰略思維和科學方法的集中體現。
四是要樹立國際視野，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互動中探讨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經濟全球化仍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潮流，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類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的内在要求。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智慧，是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課題，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課題。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