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馬克思逝世之後，恩格斯通過為馬克思再版和新版著作撰寫“序言”或“導言”的方式，再現馬克思學說的思想精華、理論特征和曆史演進，對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多方面的貢獻。為馬克思再版和新版著作撰寫的近20篇“序言”或“導言”，實際地形成了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學說研究和理解的一種特定的理論風範和學術品格，呈現為一種“‘序言’标格”。這一“序言”标格的要旨在于：一是在對馬克思主要著作的曆史背景、理論内涵和核心要義的探析中，彰顯馬克思學說的思想精粹以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意義；二是在對馬克思主要著作的科學理論和科學精神闡釋中，凸顯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特征；三是在對馬克思學說作出适合于時代發展要求的新的理解中，煥發“新的曆史紀元”的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内涵。
在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對恩格斯晚年的“序言”标格的意蘊、特征、精髓等作出探索，更能呈現恩格斯晚年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智慧。
一、恩格斯堅守的“權力”與 “序言”标格的意蘊
1885年5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社負責人海爾曼·施留特爾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出版馬克思短篇著作的計劃，恩格斯對這一計劃表示贊成，同時也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出版“馬克思的短篇著作”時，不要把一些“國際文獻”如馬克思有關第一國際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法蘭西内戰》《總委員會向在海牙舉行的代表大會的報告》等“算在内”，也不要把《共産黨宣言》等一些主要著作“算在内”。恩格斯明确表示，他要“保留為這些著作寫點引言的權力”。在恩格斯看來，沒有他的“引言”，就難以理解馬克思這些著作的思想真谛和曆史意義，而“寫點引言”就成為恩格斯無可置疑的“權力”；二是即使準備出版那些“馬克思的短篇著作”，也要對文本作必要的研究。恩格斯認為，馬克思在《新萊茵報》時期寫的文章，“幾乎不能同我的分開，因為我們彼此有計劃地作了分工”，對馬克思這些文本作出寫作背景和理論指向的基本考證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恩格斯擁有為馬克思著作撰寫“引言”的“權力”的根據所在；三是出版“馬克思的短篇著作”要遵循馬克思思想的曆史發展和理論演進的内在邏輯，恩格斯認為，《新萊茵報》時期的文本，同第一國際的有關文本“前後相隔15年到20年”，把這些曆史背景和理論主題不同的著作和文章合在一起而又不作專門的文本說明，就“未必恰當”。1885年10月，恩格斯再次提醒施留特爾：“我确信，《新萊茵報》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真實經過，是不能重印的。”在恩格斯看來，在馬克思思想研究中，脫離具體的曆史背景，是難以理解其中的思想真谛和理論實質的。通過“序言”或“引言”的方式，才能搞清馬克思主要著述的曆史、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恩格斯提出的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實際上就是“序言”标格的内在規定。
恩格斯晚年一直堅守對再版和新版馬克思主要著作撰寫“序言”或“導言”的“權力”，并将其視作自己神聖的事業。1891年6月，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信中提出：“我曾經允許黨以單行本出版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釋和序言。超過這個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後的義務，我不能允許事先這樣一部分一部分地從我手裡把它奪走。”對馬克思主要著作的再版和新版，恩格斯堅持要用“序言”及相應的“注釋”的方式，對這些著作中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作出說明和闡釋，不允許别人從他手中“奪走”這種“權力”。
1895年是恩格斯生命曆程的最後一年。這一年的1月1日，在給庫格曼的信中，恩格斯談到他和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即“1851年以前那段時期的作品”的出版問題。恩格斯特别提到他的“宿願”，即“找到1842年的全部《萊茵報》，主要是為了馬克思的文章”。4月5日，在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查理·費舍的信中，恩格斯贊成把馬克思在《萊茵報》期間寫的三篇文章彙編成冊，并同意出版時“附有我的序言（可能）還有注釋”。恩格斯提到的這三篇文章就是：《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摩澤爾記者的辯護》。幾天之後，恩格斯在4月15日給費舍的信中，再次談到這三篇文章在馬克思思想曆史發展中的地位問題。他提到：“我曾不止一次地聽馬克思說過，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恩格斯同意暫時以《卡爾·馬克思的處女作》為題出版這一小冊子，也同意在出版宣傳中标明該小冊子由“弗·恩格斯編輯并作序”。三天後，恩格斯在給費舍的信中又提出：“除《萊茵報》上的文章之外，我還發現了馬克思同一時期寫的另一篇揭露書報檢查的狂暴行為的文章；可以把它同其他文章一起重印。”這裡指的是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該文發表于1843年出版的《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轶文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馬克思的這四篇文章，後來被公認為是研究馬克思早期思想的主要文獻。
1895年5月9日，恩格斯在給梅林的信中提到：“我同意您的隻把《萊茵報》上的兩篇長文和關于共産主義的文章（以及《轶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全文出版的建議。”恩格斯還提到，“為了寫序言”，希望梅林能提供一些關于摩澤爾“辯論的經過和内容”的“梗概”資料。恩格斯沒能完成這一小冊子的“序言”以及可能有的“注釋”。三個月後，1895年9月27日，恩格斯與世長辭。
恩格斯晚年在為再版馬克思著作作出極大努力時，也為新版馬克思著作花費極大精力，除了編輯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之外，還新出版了《哲學的貧困》德文版、《哥達綱領批判》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等著作，恩格斯為每一本新版的馬克思著作撰寫了“序言”或“導言”。恩格斯在生命最後時刻，還在編輯《卡爾·馬克思的處女作》并打算撰寫“序言”的事實，說明“序言”标格在恩格斯晚年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意義和深刻意蘊。
從1883年至1895年的12年間，集中體現恩格斯“序言”标格的主要有以下16篇“序言”或“導言”：
1883年6月，《共産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11月，《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序言；
1885年上半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1885年10月，《揭露科倫共産黨人案件》德文第三版導言；
1888年1月，《共産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1891年4月，《雇傭勞動與資本》1891年單行本導言；
1892年2月，《共産黨宣言》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
1893年2月，《共産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1895年3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導言。
在馬克思這些再版或新版的著述中，恩格斯“序言”标格的意蘊得到了充分彰顯。
“序言”标格集中體現的是恩格斯對馬克思學說研究和理解的理論風範和學術品格，其中最突出地表現為對馬克思思想精粹的堅持和把握。
1883年3月17日，在馬克思葬儀上，恩格斯接續之前在《卡爾·馬克思》和《反杜林論》中的相關論述，把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兩個“偉大發現”，概括為“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和“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它所産生的資産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對馬克思思想精髓作了高度凝練。
“序言”标格以對兩個“偉大發現”的闡釋和把握為思想基礎。1883年6月，恩格斯撰寫的《共産黨宣言》德文第三版“序言”，是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撰寫的第一篇“序言”。在這篇簡短的“序言”中，恩格斯“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了貫穿《共産黨宣言》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提出：“每一曆史時代的經濟生産以及必然由此産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争的曆史；而這個鬥争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産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争，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産階級）下解放出來。”恩格斯堅持唯物史觀“基本思想”，揭示了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階級鬥争的本質及其必然趨勢。
1888年1月，在《共産黨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強調了《共産黨宣言》中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并對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史作了闡述。恩格斯認為，他和馬克思“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當時我個人獨自在這方面達到什麼程度，我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并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對這一“基本思想”的反複強調，是因為這一“基本思想”是《共産黨宣言》的核心内容，是馬克思思想的精粹。恩格斯對馬克思“偉大發現”的堅持和發展，成為“序言”标格探索的曆史起點，也成為“序言”标格的理論基石。
作為“序言”标格的理論基石，還突出地表現在恩格斯對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的捍衛和發展上，表現為對馬克思兩個“偉大發現”科學内涵的升華。
馬克思逝世後，所謂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是對洛貝爾圖斯“租”理論“剽竊”的呓語流傳開來，一些資産階級經濟學家試圖借助洛貝爾圖斯的“亡靈”，把這一呓語當作“不容置疑的事實”加以渲染。1884年2月，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信中就提出，在《哲學的貧困》的“德文版的序言中，我要揭穿關于洛貝爾圖斯的神話”。同年3月，恩格斯在給查蘇利奇的信中再次提到：“我一定要給德文版專門寫一篇序言，駁斥胡說什麼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剽竊了洛貝爾圖斯的那些反動社會主義者，并且證明，恰恰相反，還在洛貝爾圖斯寫他的《社會問題書簡》以前，馬克思就在《貧困》裡批判過他。” 1884年9月，恩格斯對駁斥洛貝爾圖斯呓語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認識。他提到：“一切資産階級分子現在都聚集在洛貝爾圖斯的周圍，這實在是好極了。我們不能指望比這再好的了。”
1885年初，恩格斯在為《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寫的《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的序言中，對洛貝爾圖斯呓語作出有力的駁斥。恩格斯指出：洛貝爾圖斯自炫為“第一個”發現的“租”理論，隻是對李嘉圖價值論的運用；在這一應用中，洛貝爾圖斯在重複他的前輩們早已說過的話的同時，也重犯着他的前輩們已經犯下的錯誤。例如洛貝爾圖斯“把勞動、資本、價值等等經濟學範疇，按經濟學家們傳授給他的那種粗糙的、拘泥于表面現象的形式不加考慮地接受下來，而不深入研究它們的内容。這樣一來，他就不僅切斷了自己進一步發展的一切道路……而且為自己開辟了通向烏托邦的大道”。洛貝爾圖斯同他的前輩們不同的隻是多提了一項乞求普魯士國家保護的、保留雇傭勞動剝削制度的“社會改革方案”，所持的也隻是資産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
在《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中，恩格斯主要對洛貝爾圖斯《關于我國國民經濟狀況的認識》中的某些理論觀點作了批判，還沒有詳細駁斥所謂馬克思“剽竊”洛貝爾圖斯呓語本身的荒謬性。在1885年5月的《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完成了這一任務。他提出了兩個方面“有決定性意義的證據”：一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史上的證據。馬克思自1843年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15年間，對洛貝爾圖斯的全部文字活動一無所知；1859年前後，馬克思在接觸到洛貝爾圖斯的某些著作時，馬克思“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在綱要上已經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細節上也已經完成”，特别是他“不僅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産生’的，而且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樣‘産生’的”。面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的史實，隻有那些具有“超凡”想象力的人，才會相信所謂馬克思“剽竊”洛貝爾圖斯的呓語。二是亞當·斯密以來經濟思想史上的證據。洛貝爾圖斯自炫為“第一個”發現的理論，至多隻是對斯密以後一些傑出經濟學家某些思想的重複，而且難以排除這種重複中的某些理論上的倒退。洛貝爾圖斯同樣用剩餘價值轉化而成的一個派生形式——“租”來稱呼剩餘價值；而所謂的“租”，又成為一種極不确定的東西。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高度評價了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偉大發現”上的傑出貢獻。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研究上的“偉大發現”，引發了經濟科學上的一場革命，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堅實的基石。聯系1886年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出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觀點，可以看到，《資本論》在剩餘價值理論上實現的“術語的革命”，使得馬克思與他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産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根據這種事實，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經濟範疇，正像拉瓦錫根據氧氣研究了燃素說化學的各種既有的範疇一樣”。以剩餘價值為顯著标識的“術語的革命”,彰顯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理論魅力。
以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鑄就的“序言”标格的理論基石，是對馬克思思想精粹——兩個“偉大發現”的深刻把握，也是對馬克思思想精粹的升華，凸顯了“序言”标格的理論境界。
“序言”标格彰顯的是恩格斯對馬克思學說研究和理解的理論風範和學術品格，其中最顯著的是開啟了馬克思思想曆史的真實視界。
“序言”标格十分關注馬克思“偉大發現”的真實思想曆史過程。在《哲學的貧困》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1846年至1847年的冬天，馬克思“已經弄清了他的新的曆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特點”。這裡說的“曆史觀”和“經濟觀”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這兩個“偉大發現”。《哲學的貧困》包含了馬克思對這些“新的曆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特點”的闡釋。恩格斯這一評價，與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是完全一緻的，馬克思同樣認為他的思想體系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是在《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隻是論戰性的概述”。
“序言”标格也十分關注馬克思主要理論的真實的曆史過程。1891年4月底，恩格斯為《雇傭勞動與資本》再版寫了“序言”。在這之前，1884年6月，恩格斯已經為《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出版寫過一個簡要的“前言”。在“前言”中，恩格斯對《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形成首次作了權威說明，指出“這部著作從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論的形式陸續發表在《新萊茵報》上。它的基礎是1847年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作的幾次講演。這部著作沒有全文刊載；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字樣”。《新萊茵報》分五次刊載《雇傭勞動與資本》後，馬克思曾想出版單行本，但沒有遂願。直到1880年，在馬克思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布勒斯勞首次出版了單行本。1884年，在恩格斯的參與下，《雇傭勞動與資本》在霍廷根—蘇黎世正式出版。《雇傭勞動與資本》自此成為馬克思思想曆史發展的重要文本，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的經典文本。
在再版“序言”中，恩格斯着力澄清的是《雇傭勞動與資本》中“術語”上的不夠完善，主要如把“出賣勞動力”說成“出賣勞動”等，可能在工人中引起“混亂”。恩格斯提到，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使用的還是剩餘價值理論完成之前的那些術語，對于“要出版一萬冊小冊子進行宣傳，這些術語就不能原樣保留下來了，因此我必須把它們全部改成現代用語，并加以說明”，恩格斯希望把再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提高到《資本論》的水平”。恩格斯強調，再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是“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工作用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馬克思本人也“一定會使這個發表于1849年的舊的論述同他的新的觀點一緻起來”。在再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恩格斯也是基于這種情況，在“完全符合”馬克思本意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修改和補充”，使得這本小冊子在向工人宣傳時，“已經不是像馬克思在1849年寫成的那個樣子，而大緻有些像在1891年寫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序言”中，恩格斯區分了由于“思想發展進程”研究和“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的不同需要，對再版和新版馬克思著作采取了有區别的方法。在主要是從“思想發展進程”上研究馬克思思想時，對于所研究的馬克思文本，如恩格斯所說的“我連想也不會想到要更改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個字”。在這種情況下，“不加修改地重印這些早期著作”，就是馬克思思想曆史研究的基本學術規範，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學理依循。恩格斯闡明的這些學術規範和學理依循，也是“序言”标格的重要原則和基本特征。
1891年，新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是恩格斯晚年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學說的重要舉措，恩格斯為《哥達綱領批判》所寫的“序言”是體現“序言”标格的重要文本。1875年5月，《哥達綱領批判》手稿寫完之後，馬克思隻是将手稿寄給愛森納赫派的領導人威廉·白拉克等人“過目”，并沒有公諸于世。直到1891年1月，為了反擊德國黨内日漸擡頭的機會主義思潮，進一步消除拉薩爾主義的影響，恩格斯才将這一著作正式發表。在《哥達綱領批判》發表時撰寫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哥達綱領批判》“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馬克思對拉薩爾開始從事鼓動工作以來所采取的方針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薩爾的經濟學原則，也涉及他的策略”。
恩格斯認為，從1865年拉薩爾去世到1891年，“拉薩爾屬于曆史已有26年了”，但是拉薩爾的錯誤思想“沒有受到曆史的批判”。《哥達綱領批判》的正式發表，“終于到了必須進行這種批判并弄清拉薩爾對馬克思的态度的時候了”。針對拉薩爾理論中的“兩面性”問題，即“從馬克思那裡抄來的正确的東西同他自己的通常是錯誤的論述混在一起，二者幾乎不可能區分開來”的問題，恩格斯認為，“我的責任就是最終揭示馬克思和拉薩爾之間的關系”，并準備“一勞永逸地肅清有關拉薩爾的神話”。恩格斯決定發表《哥達綱領批判》，就是要從馬克思思想的“内部曆史”上，對拉薩爾主義作出批判，澄清馬克思思想曆史上的重大理論問題。
在《哥達綱領批判》“序言”中，恩格斯特别提到，在《哥達綱領批判》發表時，“我還是在内容不受影響的地方，把一些涉及個人的尖銳的詞句和評語删掉了，而用省略号來代替。如果馬克思今天發表這個手稿，他自己也會這樣做的”。回顧曆史，當時手稿中有些地方“語氣很激烈”，是由兩種情況引起的：“第一，馬克思和我同德國運動的關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國運動的關系都更為密切；因此這個綱領草案中所表現的明顯的退步，不能不使我們感到特别憤慨。第二，那時國際海牙代表大會閉幕才兩年，我們正在同巴枯甯和他的無政府主義派進行最激烈的鬥争，他們要我們對德國工人運動中發生的一切負責；因而我們不得不預先想到，他們也會把我們說成是這個綱領的秘密制定者。這些顧慮現在已經消失，保留有關詞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恩格斯在《哥達綱領批判》“序言”中，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繼承和弘揚，不僅驅散了籠罩在工人運動中錯誤思想的重重迷霧，而且還開辟了馬克思思想真實曆史研究的理論路向，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和科學視界。“序言”标格的理論風範和學術品格在這裡得到新的體現。
“序言”标格在昭示恩格斯對馬克思學說研究和理解的理論風範和學術品格時，着力闡發馬克思思想方法，弘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理論品質。
弘揚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恩格斯晚年始終秉持和孜孜探求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是“序言”标格的精髓和本質。1886年12月，恩格斯在給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提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着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這裡所提到的“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指的是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過程”，也是指這40多年間馬克思思想的“發展過程”。馬克思思想進程與社會現實發展結合的内在邏輯，以及馬克思思想和工人運動的現實結合，就在于破除對馬克思思想的“教條”理解，就在于使現實的“發展過程”成為理論的“發展過程”的根據和條件。
1895年3月，恩格斯在給威·桑巴特的信中提到，馬克思雖然解決了價值轉化為生産價格的“邏輯中間環節”問題，但沒有終結對這個問題的探究；對于馬克思思想的繼續研究，必須清楚“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思想是随着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提供的絕不是凝固不變、千篇一律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1891年，恩格斯在再版馬克思《法蘭西内戰》時寫的“導言”中提到：在《法蘭西内戰》中，馬克思“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曆史意義，并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後來關于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但是站在時代發展的新高度，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闡釋的“基本思想”，還是應該作出必要的“補充”。“如果我們今天在過了20年之後來回顧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動和曆史意義，我們就會發覺，對《法蘭西内戰》中的叙述還應作一些補充。”
在“導言”中，恩格斯作的最為重要的“補充”，就是《法蘭西内戰》第三章作了詳細論述的“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提出：“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緻失去剛剛争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時撤換。”同時，“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随時撤換被選舉者”；二是“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在巴黎公社革命過去20年之後，恩格斯對《法蘭西内戰》中這一“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的這些“補充”，凸顯了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方法精髓的把握，彰顯了“序言”标格的思想導向和根本旨意。
在“導言”中，恩格斯根據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發展，在對美國資本主義國家政權性質的比較性研究中，對“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國家政權”理論作出新的闡釋，深化了“序言”标格的導向和旨意。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裡，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恩格斯的結論是：“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隻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在“導言”中，恩格斯沒有把《法蘭西内戰》中關于國家學說的已有的結論當作“現成的教條”，而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得出了适合于時代發展和工人運動實際的新的結論。恩格斯對美國國家政權性質所作的新的闡釋，特别是對這一政權性質的發展趨勢和特征的論述，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啟示。這就是恩格斯晚年“序言”标格中留存的最為寶貴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力量。
1893年2月，恩格斯在為《共産黨宣言》意大利文版撰寫的“序言”中指出，自《共産黨宣言》發表以來，“資産階級制度在各國引起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同時造成了人數衆多的、緊密團結的、強大的無産階級；這樣它就産生了——正如《宣言》所說——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複每個民族的獨立和統一，那就既不可能有無産階級的國際聯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試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條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蘭工人、俄羅斯工人的共同國際行動！”恩格斯對歐洲無産階級革命運動中“無産階級的國際聯合”和“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的新趨勢作出新的概括。在恩格斯看來，《共産黨宣言》是“新時代”的“宣言”，也是無産階級走向“新的曆史紀元”的“宣言”。
1894年新年伊始，意大利社會黨《新紀元》周刊希望恩格斯為“未來新時代”題詞。恩格斯感到，要用幾句題詞“來概括未來新時代的思想，而又不堕入空想社會主義或不流于空泛辭藻，幾乎是難以完成的”。但是，他還是從面向新世紀的意境上，摘錄了《共産黨宣言》的箴言作了題詞。這一箴言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以這一箴言為題詞内容，提升了面向新世紀的《共産黨宣言》的思想内涵，也升華了“序言”标格在新世紀的理論境界。
“序言”标格深刻凝練的恩格斯對馬克思學說研究和理解的理論風範和學術品格，滲透于無産階級革命及其策略思想之中，盡顯“序言”标格的思想智慧和理論魅力。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針對西歐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的新變化，對無産階級革命及其策略問題作出一系列新的闡述。1884年，恩格斯指出：“任何一個政黨，要是不撒謊的話，都不曾否認過在一定的情況下有進行武裝反抗的權利。從來沒有一個政黨會放棄這種非常的權利。”在堅持和決不放棄這一“原則”的前提下，也應該看到，“在目前的軍事情況下，當武裝力量還在反對我們的時候，我們不會去同軍隊發生戰鬥。我們可以等待，直到武裝力量本身不再是反對我們的力量”。這時，以“合法”的選舉辦法，是一種新的“武器”；但是，“選舉已經表明：對敵對者采取順從和讓步的辦法，我們什麼也得不到”。因此，利用“合法”的選舉辦法，也不能放棄這一過程中的“頑強的抵抗”，“隻有通過頑強的抵抗，我們才能迫使人們尊重我們，才能成為一支力量”，這應該是一種“可以讓人透過絲絨手套感覺到鋼手鐵腕”的力量。無産階級政黨要進行“合法”鬥争，不僅要有無産階級自身的頑強奮鬥，也要有“讓人透過絲絨手套感覺到鋼手鐵腕”的力量和策略，還要有無産階級政黨堅守“不放棄這種非常的權利”的膽略、信心和智慧。1895年1月，在恩格斯指導下，馬克思在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論述1848年革命及之後發生的相關事件的系列文章，被編輯成題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小冊子。1895年2月，恩格斯在給拉法格的信中認定，這本小冊子“不寫導言就無法出版”，而且“導言”還“相當長”，“因為除了對那時以來發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還應說明為什麼我們那時會寄希望于無産階級取得最近和最終的勝利，為什麼這一點沒有實現，以及後來發生的事件在什麼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當時的看法”。1895年2月至3月間，恩格斯為這一新版的馬克思著作寫了專門的“導言”。這是恩格斯晚年為再版和新版馬克思著作撰寫的一系列“序言”或“導言”的最後一篇，也是最集中地體現“序言”标格的思想智慧和理論魅力的最重要的文本。
對于恩格斯在“導言”中提出的策略思想，德國社會民主黨表示“擔憂”。1895年3月6日，費舍受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托給恩格斯寫信，以當時德意志帝國國會正在讨論所謂反颠覆法草案為由，請求恩格斯對“導言”作出修改。費舍提到的“擔憂”，涉及恩格斯所堅持的合法鬥争不能放棄社會革命、不能絕對放棄暴力革命、不能放棄黨對革命的領導權的觀點。3月8日，恩格斯在給費舍的複信中表示：“我盡可能考慮到你們的嚴重擔憂，雖然我十分願意理解但還是多半不能理解你們的擔憂是由何而起。”同時，恩格斯也毫不留情地批評了黨的執行委員會的錯誤觀點：“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違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簡言之，即忠于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政策。”恩格斯堅定地指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麼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恩格斯鄭重聲明，“導言”的原稿經過這樣的删改已經受到一些損害，他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決不會再多走一步”。
3月30日，《前進報》在題為《目前革命應怎樣進行》的社論中，從恩格斯“導言”中斷章取義地摘錄了幾段話，對恩格斯的觀點作了嚴重歪曲，提出“今天的無産者不管遇到任何挑釁，都應冷靜，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壘革命；用社會主義思想逐漸滲入日漸衰朽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方面他掌握一種更為革命的手段”。恩格斯看到這一社論後，當即給考茨基寫信指出：“《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成了一個溫順平和、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1894—1895年《新時代》雜志第13年卷第2冊第27期和第28期連載了這篇“導言”，但仍保留了恩格斯在單行本“導言”中所作的删改。
“導言”是恩格斯根據19世紀90年代初資本主義新變化和工人運動新經驗撰寫的論述無産階級政黨革命鬥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述。“導言”體現了恩格斯晚年“序言”标格中的思想智慧。
這一思想智慧，首先體現于恩格斯對民主制和普選權意義的深刻分析之中。在當時，民主制和普選權可以使工人階級政黨更多、更好地傳播自己的主張,特别是能對廣大群衆廣泛而深入地宣傳自己的觀點。作為工人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争方式”，普選權作用的發揮能“弄得資産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無産階級必須改變過去那種認為普選權對于工人隻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騙工具”的看法；無産階級政黨應該有效地利用民主制和普選權,為未來的革命鬥争作好充分準備。
這一思想智慧，也體現于恩格斯對合法鬥争中提高工人階級素養、積蓄革命力量的深入闡釋之中。無産階級革命是多數人參加的、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進行的偉大鬥争；無産階級政黨必須讓多數人覺悟,并自覺地投入到鬥争中去。“無産階級革命的正确策略,應當是利用合法鬥争提高工人階級的理論素養和覺悟,不斷積聚力量，”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能夠充分利用合法形式長期不懈地做好動員和組織群衆的工作,并且保持現有的良好發展勢頭,“我們在本世紀末就能奪得社會中間階層的大部分，小資産階級和小農，發展成為國内的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勢力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向它低頭”。
這一思想智慧，也體現于恩格斯對絕不能放棄無産階級“革命權”的探索中。恩格斯強調，無産階級要掌握革命權和做好暴力準備,特别是其他國家的無産階級政黨不要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就放棄自己的革命權。他指出：“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曆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無一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
這一思想智慧，還體現于恩格斯對無産階級需要建立一支“決定性的‘突擊隊’”戰略的深刻謀劃之中。無産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促使革命力量增長到超出現行統治制度的控制能力，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恩格斯還從革命策略上提出：在決戰時刻未到來之前,決不接受統治階級的挑釁,以避免把工人引到“槍響箭鳴”的地方,消耗自己的力量和遭受不必要的損失,而是要聚集力量,為決定性的戰鬥作準備。
“導言”對無産階級革命策略的新的闡釋，是恩格斯對其一生經曆的無産階級革命過程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也是恩格斯在“序言”标格中思想智慧和理論魅力的集中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