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中國70多年的社會發展變革中,多樣化社會思潮不斷湧現,并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産生了激烈的論争,呈現出新的發展态勢:在理論演進上,從注重抽象的學術争辯轉向注重現實政治訴求;在現實關切上,從宏觀的社會發展道路轉向微觀的利益分配;在國際交互态勢上,從國外思潮不斷向國内思潮轉化;在話語輻散上,從知識分子話語擴展到大衆話語;在傳播方式上,從傳統媒體時代的單向度傳播轉向全媒體時代的多向度傳播。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建設要科學把握社會思潮新的發展态勢,切實增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對當代中國多樣化社會思潮的凝聚力與引領力,從而保障國家意識形态安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 

關鍵詞：社會思潮；意識形态；馬克思主義；話語權

意識形态安全是一項關乎旗幟、道路和國家政治安全的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馬克思曾強調：“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撐。”曆史和實踐反複證明，一個國家政權的興衰通常與意識形态是否安全存在密切聯系。但是，當前中國“意識形态領域鬥争依然複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曆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社會思潮暗流湧動，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話語形成對抗，對社會主義話語權建設構成威脅。對此，我們要科學辨識和研判當代社會思潮的新發展态勢，這既是批判與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的前提條件，也是維護意識形态安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實踐要求。具體而言，當前中國社會思潮的新發展态勢主要表現在理論演進、現實關切、國際交互、話語輻散和傳播方式等方面。

一、理論演進态勢：從注重抽象學術争辯轉向注重現實政治訴求

一般而言，社會思潮既不同于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術研究，也不同于樸素的、自發的社會心理，它在現實性上表現為一種理論形态和心理形态相統一的社會意識，即以某些學術思想體系為“理論硬核”，借助大衆傳媒工具将相對系統化的思想觀點、政治傾向擴展至社會公衆，以期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訴求。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思潮在理論演進态勢上呈現出從注重抽象學術争辯到凸顯現實政治訴求的特征。

第一，從外在表現形式來看，社會思潮經曆了從以學術論争為主到以政治論争為主的轉換。自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夕，社會思潮多聚焦于學術研究，在此期間不同的社會思潮雖然理論内涵迥異，但通常以“求實”為旨趣，以真知自居，發揮學理闡釋和思想啟發的作用，而較少關注表達和傳播策略。但是，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在社會運行機制和結構的不斷發展變遷過程中，社會發生着劇烈而深刻的轉型。各種社會思潮實際上演變成集團化、群體性的指導思想，逐步開始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争奪生存空間。這些蘊含強烈的利益需求和政治目的的社會思潮格外重視表達與傳播的策略問題，它們以擴大自身影響、争取民衆支持為目的，并與其他社會思潮一起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争奪話語權，力圖取得統治地位。

第二，從内在核心訴求來看，當代中國社會思潮愈加注重通過影響觀念上層建築來幹預現實政治進程。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社會風靡一時的“薩特熱”“尼采熱”“弗洛伊德熱”等宣揚個體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西化”浪潮、90年代随着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興起的唱衰中國的“中國崩潰論”“曆史終結論”“意識形态終結論”、世紀之交為回應全球化挑戰而興起的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還是新世紀以來假借“學術反思”之名诋毀領袖人物和英雄先烈的曆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等社會思潮，都不再沉湎于抽象的學術論争，而是開始轉向不同利益主體、社會群體的現實政治訴求，為消解主流意識形态認同、擴大各自的社會影響力競相搖旗呐喊。

第三，從理論論證方式來看，當代社會思潮愈加重視标榜自己的“非意識形态”性，以“學術”之名掩蓋政治圖謀。一方面，多樣化社會思潮假借“學術創新”來颠覆價值評判标準，如曆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往往打着“重寫新中國曆史”“重構價值标準”的旗号，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污蔑為僵化、保守、落後的制度和思想，用“重新發現”“重新闡釋”等所謂的學術概念來誘惑社會公衆；另一方面，當代社會思潮還通過巧立“價值中立”“拒斥意識形态”等所謂的“學術标準”來消解主流意識形态的合理性。如“非意識形态化”社會思潮從表面上看講求價值中立和去政治化，實際上卻帶着“泛政治化”的面孔看待政治問題，實則是要“去馬克思主義化”，而它的根本政治目的乃是否定黨的領導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意識形态沒有終結，也不可能終結，被曆史終結的恰恰是“意識形态終結論”。“當某種程序被指責為是‘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态’的時候，人們可以确信，它的倒置同樣是意識形态的”。政治問題無法回避價值判斷，意識形态是政治國家中最高的價值判斷标準，對意識形态的需求是與國家機器共同存在，并同生同滅的。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從注重抽象學術争辯到凸顯現實政治訴求是當今社會思潮領域出現的一大動向，我們絕不可以放松警惕，任其滋長和蔓延，而要高度關注和重視，将多樣化社會思潮引向正确的發展軌道。對此，“要正确區分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既反對打着學術研究旗号從事違背學術道德、違反憲法法律的假學術行為，也反對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淆起來、用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對待學術問題的簡單化做法”，這既是維護國家意識形态安全的基本經驗，也是落實新時代黨的意識形态工作新部署的重要保障。

二、現實關切态勢：從宏觀社會發展道路轉向微觀利益分配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是社會思潮關注的核心問題。圍繞着繼續沿着老路走下去，還是走全盤西化的路，抑或開創一條新的道路這個問題，各種思潮蜂擁而起：新自由主義思潮認為，要破解中國社會的困局，隻有全面推行私有化，并将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納入我國意識形态建設；而文化保守主義者則認為，必須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實踐，沿着“内聖外王”的儒家思想理路來治理國家和社會。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經過短期的徘徊，曆史和人民正确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及獨特制度優勢的發展道路。尤其是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在新曆史方位下，社會思潮從極端化趨于理性化，以往“全盤西化”“徹底回歸”等觀念在宏觀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激進主義主張逐漸失去市場，新時期社會思潮開始轉向微觀利益分配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與之相應的解決對策。

第一，從理論實質來看，社會思潮從宏觀社會發展道路轉向微觀利益分配具有曆史合理性。關注微觀利益是社會思潮的本質屬性，這種本質屬性決定了社會思潮在不同的時代中具有不同的内容與特征。“‘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社會思潮作為特定利益群體的思想表達，必然代表着特定社會群體的特殊利益、立場和觀點。社會思潮作為思想的潮流，都是利益的浪花，甚至是利益的飓風。然而，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問題，關注現實問題的本質屬性又決定了社會思潮的具體形式和内容随着實踐和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正如梁啟超在對社會思潮的評述中所言：“此其語最妙于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于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于一方向；于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誠如斯言，與新中國前30年的社會思潮發育狀況相較而言，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思潮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其發育之迅速、活躍之頻繁前所未有。這表明，社會思潮從宏觀社會發展道路轉向微觀利益分配這一發展趨勢，有其客觀基礎和曆史合理性。

第二，社會思潮愈加注重利益問題，反映了當代中國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産生了深刻變動、利益格局進行了深刻調整。從當代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實踐邏輯來看，社會思潮正是在經濟社會變革、利益格局調整的時代格局中空前活躍與繁盛起來的。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偉大嘗試，不僅在中國的曆史中前所未有，而且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史無前例。面對這一沒有經驗可以借鑒的改革，新思路與新問題、新矛盾與新機遇相伴随而存在、相鬥争而發展。對存在諸多未知的改革進行審思與考量的不僅是政府決策者，還有廣大知識分子和公衆，尤其是以思想發聲的知識分子。面對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度調整，他們力圖提出符合自身利益訴求的具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理論解釋與實踐主張，形成各種具有不同利益訴求與價值主張的社會思潮派别。伴随着改革進程的深入推進，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催發了人們的主體意識和利益意識，計劃經濟體制下被集體利益和一元價值取向所壓抑的多元利益與獨立個性訴求得到空前釋放，建立在多元化經濟主體基礎上的價值觀念更是增添了社會思潮的多樣性。以關涉中國社會各方面和各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這一時代大課題為核心，當代中國社會思潮展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勢頭。

第三，在根本利益一緻的情況下，社會利益會繼續有所分化。新自由主義思潮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先出現的思想潮流，是中國知識界反思與批判極左時代文化專制主義的産物。他們敵視和批評政府的宏觀管控，呼喚絕對自由權利、完全市場與徹底私有制。處于激進自由主義對立面的是新權威主義思潮，它認為權威政治是保障市場經濟穩定有序發展的基石，開明的權威政治是實現社會民主化、現代化的重要條件。同樣作為對激進自由主義的批判，新左派以平均主義的價值取向否定自由主義所極力宣揚的徹底私有制，認為私有制造成了普遍的貧富分化及諸多社會不公平現象，主張以平均主義分配方式解決社會的不公正問題。如果說新中國成立是在政治上洗刷了中國的百年屈辱，那麼改革開放後極大提升的綜合國力，則在經濟上生發了中國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新民族主義思潮随之誕生，且随着中國開放進程的推進，在日益密切的中外經濟交流、價值碰撞、文化差異顯現的過程中逐漸走向激進，以粗陋的方式理解和捍衛狹隘的民族利益，企圖幹涉政府決策。與激進的民族主義相似的還有文化保守主義，這是一種建立在快速上升的綜合國力基礎上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認同感，也是在面對西方文化和價值挑戰的時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主張複歸傳統文化價值以凝聚民族精神、融合外來文化的主張。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則是在反對所謂“專制社會主義”和反思西方自由主義弊端的條件下，企圖通過改良、避免革命走向民主化的社會主義理想，這種思潮往往和泛道德主義相結合，企圖綁架政治決策。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利益多元基礎上的思想分歧将會加劇社會不穩定的風險。

總之，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從關切宏觀社會發展道路轉向現實利益分配，這一發展态勢使得社會思潮更具蠱惑性。在中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同廣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緻的，但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十分完善，在現實生活中難免會發生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相沖突的局面。對此，我們應當理性分析、辯證對待。一方面，廣大人民群衆要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從根本上代表着最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另一方面，現實情況要求黨和國家必須高度關注人民群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切不可淡漠和忽視廣大人民群衆的切身利益，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宣傳淪為口号、流于形式，無法真正深入人心，難以使廣大人民群衆産生真正的認同感。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标，正像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開班式上所指出的那樣，“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任何情形下我們都要清醒地意識到，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的建設和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穩固，因此要緻力于推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把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衆，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使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三、國際交互态勢：從國外思潮向國内思潮轉化

社會思潮的産生和發展，既受國内傳統文化的熏陶，又不乏外來文化的浸染。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進，人類的發展被置于同一時空關系當中，彼此之間發生着越來越複雜的關系。當代社會思潮既有國外舶來的，也有國内土生土長的。中國近代曆史上的多數社會思潮，都與“西學東漸”有關。在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引導下，中國人開始開眼看世界，于是西方國家的各種制度和主義逐漸被介紹到中國，對長期閉關鎖國狀态下所形成的封建主義思想觀念産生了強烈的碰撞和沖擊，引起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震撼。“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争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産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都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由此可見，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在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和救亡圖存的過程中，傳入中國的社會思潮主要有技術主義思潮、西方政治思潮、激進民主主義思潮、文化思潮、自由思潮、實證主義思潮、進化主義思潮、婦女解放思潮、民主科學思潮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一時期，這些社會思潮的形成和傳播都對中國社會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從本質上講，這些社會思潮的産生有一定的時代必然性，它們的傳入推動了中國近代文明的發生、發展，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但是由于譯介西方社會思潮過程的盲目性，中國人民對各種社會思潮的實質與中國的适用性認識不足，緻使各種主義和思潮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多種思潮的交鋒中，馬克思主義符合社會曆史的進步方向和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所以在與其他社會思潮的相互較量過程中獲得了勝利，并引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随着西方社會思潮的聚勢湧入和本土化社會思潮的迎合吸納，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新的思潮，比如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民族主義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義思潮等。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喬裝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剝離了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無産階級專政學說，掩蓋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民族主義思潮曆來是把雙刃劍，它在激發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時，也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特别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激進民族主義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對我國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現代新儒家以複興儒學為己任，追求儒家道統，服膺宋明理學，主張文化複古主義，實則是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民粹主義思潮極端強調平民群衆的價值和理想，并将平民化和大衆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來源。狹隘的民粹主義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其所謂的民主隻是幻境中的民主，如果不能識破其真面目，極易給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穩定和發展帶來負面效應。這些國内社會思潮集中反映了我國社會現代化轉型時期的矛盾與沖突，鮮明表達了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在急劇變動時代的感受與願望。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國内思潮和國外思潮相互交織與碰撞，在社會意識領域裡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一些西方國家趁機不斷向我國輸出其意識形态。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基辛格曾指出：“再沒有其他國家像美國一樣，既絕對堅持決不容許外國幹預美國内政，又如此一廂情願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此外，部分西方學者一廂情願地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必然将出現“政治一體化”“政治全球化”，甚至出現“政治一極化”“意識形态趨同”“意識形态終結”等趨勢，實際上這不過是鼓吹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西方化”。然而，經濟全球化不是“牧歌田園詩”，更不意味着“天下大同”，而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敵對勢力必然要加緊對我國進行多樣化社會思潮的滲透與影響，加快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過程。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确方向不動搖。對此，毛澤東早就告誡過我們：“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在新時代，西方國家越是妄圖通過社會思潮動搖中國人民群衆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我們越是要不斷揭露和批判國外各種社會思潮的危害和影響，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建設擺在重要的位置上，築牢中國人民思想領域中意識形态的堅固長城。

必須認識到，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建設無論是簡單回歸中國傳統文化，還是照搬西方文化都是行不通的，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确選擇，我國意識形态領域建設方略的選擇，應當是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的引領下，分析和抵禦多樣化社會思潮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的影響和沖擊，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當前我國社會環境錯綜複雜，外國和本土的各種社會思潮相互交融、交鋒：國外各種社會思潮對人民群衆思想進行滲透與破壞，國内各種社會思潮也在不斷生長，并且有些國内社會思潮開始借助國外社會思潮的力量膨脹，國外社會思潮不斷地向國内社會思潮轉化。這既增加了多樣化社會思潮的治理難度，也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建設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我們要正确分析和對待國内外各種社會思潮的性質和影響，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實的思想保障。

四、話語輻散态勢：從知識分子話語擴展到大衆話語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夕，社會思潮的生成與傳播主要局限于知識分子圈層内，其表達方式呈現出典型的知識分子話語特征。面對時代局勢的劇烈變化，知識分子通常将社會現實提高到抽象層面，進而生發出理論觀點來反思社會現實、接受異質思想、提出發展設想，并且試圖用理論觀點進一步改變國家和社會。因此，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潮通常是在小衆範圍内傳播的，它們是知識分子圈層用來思考改變國家和社會的産物。無論是國外社會思潮傳入中國，還是為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提供各種醫治方略，都是最先由知識分子發起的。由于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程度相對較高，常常以“專家學者”的身份自居，并對各種現實社會問題公開發表言論，因而他們能夠在社會思潮的生成和傳播過程中發揮學理闡釋和思想引領的作用。不僅如此，知識分子為了宣傳某些社會思潮的見解和主張，還會采取著書立說、報刊發文、論壇發言等各種形式，加之當時傳播媒體尚不發達，能夠相互交流和彼此影響的對象有限，因此，多樣化社會思潮生成和擴散的群衆基礎均比較單一，其話語形式帶有濃厚的小衆化性質。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公衆也開始思考社會問題，做出自己的判斷。社會思潮的受衆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群體，而是擴展到整個社會範圍。人們逐漸開始提出各種解決社會問題的“藥方”，發表自己對整個社會的看法。雖然各種社會思潮并不都是準确的、深刻的判斷，但是社會思潮能夠提供一個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的理論框架，刺激人們不斷地觀察和思考社會——存在何種社會弊病，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不同的社會思潮有不同的解答，并為國家改革發展設計方案。當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空前活躍，這一方面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另一方面媒體的多元化為社會思潮拓寬了傳播渠道，而且能夠以便捷化和通俗化的方式解讀社會事件或問題。因此，社會思潮具有了更加廣泛的影響力和靈活的傳播性，它的受衆面變得更加廣泛。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随着教育的普及，文化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屬而走向大衆，且相較于意識形态，社會思潮總是以一種“新姿态”“新事物”的面孔出現，更容易引起大衆的關注。社會思潮的群衆基礎不斷擴大，并且在話語輻散态勢上呈現出從知識分子話語擴展到公衆話語的特征，導緻多樣化社會思潮的産生和傳播具有很大的煽動性。有些社會思潮開始利用這一特點向公衆輻散。在當今形勢下，多樣化社會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搶占群衆基礎的趨勢尤為嚴重，這使得我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建設領域的工作變得更加嚴峻。

綜上所述，多樣化社會思潮在話語輻散态勢上從知識分子話語擴展至公衆話語，使得多樣化社會思潮的受衆面更加廣泛，傳播渠道更加多樣，受衆更加普遍。無論是知識分子、青年大學生或從事各類新聞傳播的工作人員，還是普通大衆，都身在各種社會思潮之中，在社會思潮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發揮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這樣一來，多樣化社會思潮就很容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近年來，我國社會中存在的貧富差距、民生困境、腐敗等問題都是群衆較為關心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而各種社會思潮往往乘機通過解讀分析群衆關心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來擴大影響，争取民衆認同。當前，多樣化社會思潮在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争奪話語權的過程中，格外注意表達和傳播的策略問題，積極搶占輿論陣地，企圖運用各種方式影響群衆、争取群衆，獲得群衆認同，赢得群衆支持，從而實現自身的利益。多樣化社會思潮因為特殊的利益訴求，往往将自己化身為客觀真理和群衆利益的“代言人”，且特别重視對群衆現實問題的關注以赢得群衆認同。它們甚至将關注的焦點深入到群衆日常生活中，以利于同各種社會突出問題相融通，通過與群衆相應的社會經驗相呼應、同一定的商業資本“合謀”，從而使其影響群衆的方式更為直接、效果更為明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與多樣化社會思潮在認同主體的争奪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社會思潮的受衆面越大，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主導性的認同基礎就越弱；社會思潮的受衆面越小，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主導性的認同基礎就越強。因此，習近平強調：“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幹部群衆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這對運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引領社會思潮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五、傳播方式态勢：從單向度傳播轉向互動傳播

信息媒體作為社會思潮的主要載體，在社會思潮的傳播、發展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思潮主要借助于報刊、電視、廣播、論壇等傳統媒介進行單向度、直線式傳播。新時代以來，以人工智能、5G、短視頻、直播、自媒體為代表的新興媒介極大拓展了社會思潮的傳播渠道，多樣化社會思潮在全媒體時代呈現出互動性高、時效性快、受衆面廣、傳播門檻低、幾何式傳播等态勢。

一方面，基于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而形成的媒體融合趨勢以及全媒體時代的來臨，極大拓寬了社會思潮的傳播渠道，它使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信息的發射源，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信息的接收源。全媒體傳播方式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它為人們之間的交往和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全媒體本身的虛拟性、開放性等特點，也為思想文化的傳播和意識形态治理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從現實性來看，互聯網作為全媒體時代的信息載體，總是受到互聯網信息平台的構建者和網絡信息的發布者的控制。因此，互聯網并不具有“價值中立性”，它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态性。全媒體時代的海量信息具有碎片化、表面化、大衆化、情感化以及變化快、性質多元等特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更願意接受快餐化、感性化的思潮，而不是宏大叙事或理論體系式的意識形态。這種帶有自發性、盲目性特征的社會思潮傳播方式，往往容易消解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産生巨大危害。

另一方面，當前西方國家正是利用互聯網信息的意識形态性，将互聯網作為文化、意識形态滲透的重要手段。就全球而言，美國牢牢控制着互聯網世界，人們在接收由美國操控的網絡信息的同時，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着美國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價值觀念、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等的影響。美國數字預言家埃瑟·戴森指出：“數字化世界是一片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難以形容的生産能量，但它也可能成為恐怖主義者或江湖巨騙的工具，或是彌天大謊和惡意中傷的大本營。”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說：“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由此可見，西方國家都把互聯網作為對我國輸出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契機”，愈加注重通過全媒體渠道向我國大肆宣揚西式“民主”“自由”“平等”等價值觀，使我國部分民衆成為西方國家意識形态的“俘虜”。此外，西方國家愈加重視在我國“培植”所謂的“網絡意見領袖”，試圖左右網絡輿論、幹預現實政治。一些缺乏辨識能力的網民很容易被網絡意見領袖誤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仇敵忾”，随時可能在網絡空間形成巨大的輿論，從而帶來引發社會失序的風險。對此，我們一定要時刻保持警醒。

總之，一個時代的興起，一個社會的逐步興盛，總是伴随着與之相适應的意識形态的參與、崛起與發展；同樣，一個時代的衰微，一個社會的沒落，也必然體現為其意識形态的枯敗與凋零。意識形态的穩定、強大和先進，是它所适應的那個時代與社會興起和不斷進步發展的精神助推器。我們必須明确，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與多樣化社會思潮之争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理論之争、觀點之争，而是命運之争、道路之争、方向之争。面對當前我國多樣化社會思潮的沖擊和挑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必須以自身建設的實效，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實踐提供強有力的思想基礎、理論支撐、精神動力和政治保障。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

作者簡介：孫熙國，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陳紹輝，beat365官方网站博雅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