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1月，青年恩格斯離開故鄉到了曼徹斯特，在他父親入股的“歐門—恩格斯公司”任職員。在去曼徹斯特的途中，恩格斯在科倫同馬克思初次見面，這是一次“十分冷淡的初次見面”。恩格斯晚年回憶道：“因為當時我同鮑威爾兄弟有書信來往，所以被視為他們的盟友，并且由于他們的緣故，當時對馬克思抱懷疑态度。”初次見面盡管顯得“十分冷淡”，但重要的是，在這次見面時，恩格斯應馬克思約請，答應為《萊茵報》撰寫有關英國問題的通訊。之後兩個月間，恩格斯給《萊茵報》寫的有關英國問題的系列通訊，不僅成為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最初思想轉變過程的重要記錄，而且還架設了同馬克思思想交流的通道，奠定了與馬克思共同創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和理論基礎。1844年8月，恩格斯從曼徹斯特回故鄉，特意繞道巴黎，同馬克思再度見面。這次會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緻”，從此開始了他們一生的“共同的工作”。

從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青年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的思想轉變和理論創見，是他與馬克思一起共同創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準備過程；特别是1844年上半年，恩格斯撰寫的主題為“英國狀況”的系列文章，凸顯了這一準備過程的思想特征和理論意蘊。在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對“英國狀況”系列文章作出研究，還原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的整體過程，彰顯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創立準備過程中的思想躍升和理論菁華，更有其獨特的意義。

一、1844年恩格斯對“英國狀況”研究的思想基礎

在對青年恩格斯曼徹斯特時期的研究中，學界較為關注的是恩格斯1843年底完成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1844年9月初回到德國後完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由于對這兩者之間恩格斯其他著述關注缺失，使得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研究中出現了過程的罅隙。特别是對這一時期恩格斯在“英國狀況”中對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研究的疏略，難以再現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過程的連續性。

1842年11月中旬，恩格斯到達曼徹斯特。曼徹斯特是當時英國的工業中心。恩格斯在曼徹斯特能夠更近距離地接觸到當時最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實際，也能夠更為深入地觀察到機器大工業中工人的生活狀況以及階級鬥争的現狀。在關注英國資本主義現實的同時，從1842年12月開始，恩格斯集中研讀了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讓·巴蒂斯特·薩伊和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等經濟學家的著作，對英國和法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作出初步的系統研究；在對哲學和哲學史的研究中，恩格斯對法國啟蒙主義者盧梭、霍爾巴赫和伏爾泰等人思想有了深刻感悟；在進一步研讀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卡貝和魏特林等空想社會主義者著作後，恩格斯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也有了新的認識。對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現實的探讨和對當時哲學社會科學前沿問題的研究，極大地拓展了恩格斯的思想、政治和學術視域，在實際和理論的密切結合中，形成了恩格斯思想轉變的特定路向。

1842年12月，恩格斯給《萊茵報》連續寫了五篇通訊，對英國正在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作出廣泛的探讨。在關于“國内危機”的通訊中，恩格斯提出了“在英國發生革命是可能嗎？”的問題。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中，恩格斯在對英國各個不同政黨的鬥争的研究中發現，“物質利益”問題在政黨的态度和行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提到:“在英國，至少在目前正争奪統治權的政黨中間，在輝格黨和托利黨中間，并沒有原則鬥争，它們中間隻有物質利益的沖突”。面對這種情況，就應該撇開所謂的“原則方面的問題”不談，要專注于對“物質利益”問題“給予應有的研究才是公正的”。這樣，對“物質利益”問題的探索，成為恩格斯分析英國社會革命問題的基本立足點。顯然，在具體問題的分析中，恩格斯已經看到，無産階級和統治階級在“物質利益”上的沖突才是社會矛盾和社會革命的根源，使恩格斯擺脫了唯心主義的窠臼，向唯物主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843年11月，恩格斯在英國憲章派報紙《新道德世界》上發表的《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對法國、德國和瑞士的社會主義作出評介，其中在對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比較研究中，展現了青年恩格斯對社會主義學說理解的思想内涵。

首先，對歐洲這“三個文明大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發展比較研究，可以得出的共同“結論”就是：“在财産共有的基礎上進行社會制度的徹底革命，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在社會主義學說史上，這個“結論”是英國、法國和德國“各自單獨得出的”，因此“這一事實無可争辯地證明，共産主義不是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特殊狀況造成的結果，而是從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實際情況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結論”。恩格斯已經清楚地表達了社會主義學說産生和發展的“不可避免”性和曆史必然性。

其次，這三個國家社會主義學說的結論雖然具有共同性，但它們産生的過程卻“各不相同”。在英國，社會主義學說是“通過實踐，即由于自己國内貧窮、道德敗壞和赤貧現象迅速加劇”得出的；在法國“是通過政治，即他們起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繼而發現這還不夠，就在政治要求之外又加上社會自由和社會平等的要求”得出的；在德國則是“通過哲學，即通過對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為共産主義者”的。恩格斯已經感悟到，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學說産生過程，因各國“情況各不相同”而呈現出各自的特殊性。

再次，各國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需要“相互了解”，恩格斯提出：“社會主義在這三個國家産生的情況既然是這樣的，那麼在次要的問題上就一定會有分歧”；但這種分歧是“無關緊要的”，在現實中“跟一個國家的社會改革派同另一個國家的社會改革派的友好情誼相容不悖”。恩格斯強調的是：“這些國家需要相互了解；如果做到了這一點，我确信，他們就會熱切希望他們的異國共産主義者弟兄獲得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與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寫于同一時期；但是，在對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的研究中，學界更多關注的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發表于《德法年鑒》上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集中于對“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和資本主義經濟範疇作了初步的探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經濟範疇的社會性和曆史性。對于青年恩格斯曼徹斯特時期的思想轉變來說，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學說的探析有着同等重要的意義，實際上是這一時期恩格斯思想轉變過程不可分離的兩翼。

同時，在《德法年鑒》中與《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起發表的《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被學界視為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的兩篇标志性著述，其意義就同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中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兩篇著述一樣。這一說法當然是合适的。但是，在對《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的研究中，對以“英國狀況”為同一主題的另外兩篇文章卻多有忽略。實際上，恩格斯以“英國狀況”為主題的這三篇文章，闡釋的思想緊密相連，是青年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思想轉變的集中闡釋。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創立來講，“英國狀況”三篇文章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中的整體意義，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二、青年恩格斯對英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

1844年2月至3月間，除了《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之外，恩格斯以“英國狀況”為主題，還寫了《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和《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兩篇文章。“英國狀況”的後兩篇文章原來打算繼續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但由于《德法年鑒》沒有辦下去，在馬克思的支持下，這兩篇文章發表在1844年8月至10月的《前進報》上。

恩格斯的《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一文，集中于對卡萊爾《過去和未來》提出的資本主義社會理論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之前的《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的續篇。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在19世紀40年代初的英國，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陷于貧困和破産的無産階級的批判；二是來自在資産階級革命中利益和社會地位受損的封建貴族階級的批判。卡萊爾在1843年出版的《過去和現在》一書，是站在封建貴族階級立場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卡萊爾在對12世紀以來的“過去”和19世紀的“現在”的對照中，對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給英國社會帶來的貧困、野蠻和道德堕落作了揭露和批判。但是，卡萊爾把社會發生的所有罪惡的根源，都歸于“抛棄了中世紀的宗教笃信”和宗法關系“被破壞并日益瓦解”，而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出路，就是回到封建貴族階級統治的“過去”社會中去。恩格斯認為，卡萊爾的這些探讨，實際上是封建貴族階級對失去昔日榮華的哀歎，是在開曆史的倒車。在《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一文中，恩格斯提出的三個基本觀點，既是對卡萊爾的錯誤觀點的深入批判，也是對自己向唯物主義和共産主義觀點和立場轉變的初步闡釋。

第一，對曆史觀上的唯物主義的探索。針對卡萊爾的觀點，恩格斯提出：“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曆史的啟示’；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其他任何一個先前的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曆史；在黑格爾看來，曆史歸根結底也隻是用來檢驗邏輯運算問題。”在恩格斯看來：“我們要求把曆史的内容還給曆史，但我們認為曆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并且隻能是人的啟示。”作為“人的啟示”，對“曆史的啟示”的最根本的意義就在于面向“新世界”，即在于“直到最後獲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識，明确認識到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自由地獨立地創造以純人類道德生活關系為基礎的新世界”。

恩格斯闡明的這一曆史觀，既是對黑格爾唯心主義觀點的突破，也是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改造。恩格斯已經清晰地意識到：“我何必照抄費爾巴哈的話呢？”曆史觀上的這一重要轉變，在恩格斯文章的結論中得到實質性的落實。這一結論就是：“英國狀況對曆史和所有國家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在社會關系方面，英國無疑地遠遠超出了所有其他的國家”。

實際上，恩格斯（馬克思也是這樣）在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過程中的顯著特征，既在于對唯心主義曆史觀謬誤的突破，同時也在于實現這一轉變中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棄去和對辯證法内核的吸收，以及對費爾巴哈曆史觀的棄去和對唯物主義基礎的吸收。由于在曆史觀上的這一思想轉變，才能同時引緻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産主義的轉變。

第二，對英國狀況分析的“核心問題”，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在對卡萊爾觀點的批判中，恩格斯指出：“如果卡萊爾從人的整個無限性去理解人之為人，那麼他就不會産生這種想法：再把人分成兩群——山羊和綿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貴族和賤民，老爺和愚人”。卡萊爾把封建貴族階級的“老爺”，看作是社會變革的救世主，而工人階級則是“賤民”和“愚人”。與此相反的是，恩格斯把工人階級狀況視作“核心問題”，認為“隻有工人、英國的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盡管他們粗野，盡管他們道德堕落。拯救英國要靠他們，他們身上還有可造之材；他們沒有文化知識，但也沒有偏見，他們還有力量從事偉大的民族事業，他們還有前途”。而卡萊爾所代表和推崇備至的封建貴族階級，“已經日暮途窮；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終結論，都已賣弄淨盡，而且見諸實際，它的王國正迅速走向滅亡”。恩格斯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英國的工人階級在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這裡，恩格斯已經初步提出了“無産階級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的基本思想，在“英國狀況”之後的兩篇文章中又強化了這一基本思想。“無産階級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盡管是在半年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神聖家族》中正式提出的箴言。這一箴言是一種信念、也是一種信心，它是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思想轉變的顯著标志，也是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從事他們的“共同的工作”的最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三，對社會主義者及其理論的期盼。恩格斯指出：“卡萊爾在他的全部狂想曲中，對英國社會主義者隻字未提。隻要他還停留于目前的、雖然遠遠超出了英國大批受教育者但仍然是抽象的理論觀點，他自然不會特别熟悉社會主義者的志向。”以卡萊爾的立場和觀點，他是不可能對社會主義理論作出任何有意義的評價的，甚至對英國社會已經産生社會主義思潮也必然是置若罔聞。恩格斯針鋒相對地指出：“盡管社會主義者現在還比較弱小，但他們是英國惟一有前途的黨派。民主主義、憲章運動很快就會被接受，那時英國工人群衆就隻有在餓死和社會主義二者之間進行選擇”。恩格斯對英國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運動中的意義和作用的信心和信念，成為青年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思想轉變的核心問題。

三、青年恩格斯對18世紀英國社會發展研究

在《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一文中，恩格斯對18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的政治和哲學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同英國的工業史和經濟史的關系、特别是工業革命在英國社會關系發展中的作用和影響問題作了深入研究。恩格斯提出：“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同時，“由于工業革命，産生了無産階級。新的工業總是需要大批常備的工人來供給無數新的勞動部門，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工人。”在恩格斯看來，工業革命和無産階級的産生，無疑成為“18世紀在英國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結果”。

18世紀中葉開始的英國社會革命，是英國經曆的一次“比其他任何國家經曆的變革意義更重大的變革”，一方面比“法國的政治革命”和“德國的哲學革命”在“實踐上更快地達到目的”，另一方面也比“任何其他一種革命都更廣泛，更有深遠影響”。在恩格斯看來，“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學的革命必定通向社會革命”。

英國的這場“社會革命”是涉及社會整體變革的革命，恩格斯稱之為“人類知識和人類生活關系中的任何領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領域，無不對社會革命發生作用，同時也無不在這一革命的影響下發生某些變化”。恩格斯已經從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革命對工業的推進作用上，揭示了社會經濟關系在這場革命中的作用，也從階級關系和政治制度變化中理解這場革命的性質和意義。

恩格斯在對英國18世紀的科學革命的分析中指出：“18世紀綜合了過去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内在聯系。無數雜亂的認識資料經過整理、篩選，彼此有了因果聯系；知識變成科學，各門科學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了起來”。各門科學發展産生了兩個“結果”：一是“科學以哲學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牛頓的學說和洛克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前提）、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二是“科學以實踐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同“實踐結合”“以實踐為出發點”，恩格斯在進一步的分析中還提到，這一“實踐”最主要的就是工業實踐。

科學與實踐的結合集中體現于工業過程之中。“社會革命”推進了“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也激發了“社會革命”。恩格斯提到的“工業革命”的标志主要有：1763年詹姆斯·瓦特着手制造蒸汽機，1768年制造成功；1763年喬賽亞·韋奇伍德采用科學原理，奠定了英國陶器制造業的基礎，在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變成了生産陶器的手工業區，這個地區共有6萬人從事陶器生産，在近年的社會政治運動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1764年詹姆斯·哈格裡沃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這種機器隻要一個工人開動，可以比舊式紡車多紡紗15倍；1768年理查·阿克萊發明了水力紡紗機，這是從一開始就考慮用機械動力的第一部紡紗機，它紡制water-twist即織布時作經紗用的紗線；1776年賽米爾·克朗普頓綜合了珍妮紡紗機和水力紡紗機的機械原理，發明了走錠精紡機，它和珍妮紡紗機一樣，紡制mule-twist即緯紗；1787年卡特賴特發明了動力織機，這種機器又經過多次改進，到1801年可以實際應用。恩格斯列舉這些成果以及這些成果在工業過程中的成功運用，就在于闡明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恩格斯認為，“這些發明使社會的運動活躍起來。它們的最近結果就是英國工業的興起，首先是棉紡織業的興起。”一開始珍妮紡紗機的使用，隻是降低了紗線的生産費用，由于擴大了市場而給予工業以第一推動；但是，它還沒有能觸及“工業生産的社會方面，即生産的性質”，後來“在阿克萊和克朗普頓的機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機建立了工廠制度以後，運動才開展起來”。在工業革命過程中，工廠制度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工業生産的社會性質、工廠制度的建立等等，引發了社會生産關系的變革，進而引發了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

第二，恩格斯提出了“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系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的論斷，不僅闡明了英國“社會革命”的内涵，而且也揭示了其中涉及的利益關系，“利益被升格為對人的統治。利益霸占了新創造出來的各種工業力量并利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且由于私有制的作用，“這些理應屬于全人類的力量便成為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衆的工具”；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商業吞并了工業，因而變得無所不能，變成了人類的紐帶；個人的或國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業交往中，這就等于說，财産、物升格為世界的統治者”。

第三，18世紀英國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無産階級的産生，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成為英國“社會革命”的必然結果。在英國的“社會革命”中，“新的工業總是需要大批常備的工人來供給無數新的勞動部門，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工人。”同時，“工業把勞動集中到工廠和城市；工業活動和農業活動不可能結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階級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

四、青年恩格斯對18世紀英國政治制度研究

在《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一文中，恩格斯對18世紀英國憲法和國家制度的發展作了探讨，特别是對英國憲法、立憲君主制的政治機制及其各種要素同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系作了闡釋。這時，恩格斯還沒能明确闡釋政治制度以及包括憲法在内的上層建築，同社會經濟現實和社會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但他已經抓住這種關系的關鍵環節，對英國憲法的階級實質，對以“中間階級”及資産階級為統治、以資産階級和封建貴族階級相聯合的英國社會政治制度的特征作出深刻闡釋，為同馬克思一起走向曆史唯物主義作出了思想理論上最後的準備。

第一，恩格斯對“究竟是誰統治着英國”的問題作出探索。在對“究竟是誰統治着英國”問題上，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财産在進行統治”。恩格斯認為：“财産使貴族能支配農業地區和小城市的議員選舉；财産使商人和工廠主能決定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議員選舉；财産使二者能通過賄賂來加強自己的影響。财産的統治已經由改革法案通過财産資格的規定明确承認了”。私有财産制度确定了英國憲法的根本基礎。這就表明，“既然财産和通過财産而取得的勢力構成中間階級的本質，既然貴族因此在選舉中使自己的财産起了作用，從而不是以貴族的身份出現，而是站在與中間階級同等的地位，既然真正的中間階級的勢力總的說來比貴族的勢力強大得多，那麼進行統治的當然是中間階級。”“中間階級”即資産階級，依靠“财産的勢力”取得了憲法上的統治權，同時通過貴族階級的“中間階級”化，成為從屬于“中間階級”的“勢力”。但是，“因為人民還沒有弄清楚财産的本質，因為人民一般說來——至少在農業地區是這樣——在精神上還是麻木的，所以能容忍财産的專制統治”。

第二，關于憲法中的“公民的權利”問題，恩格斯指出，在英國，“個人在憲法本身的範圍内是沒有任何權利的”；即使是一些基于“習慣”的所謂“權利”，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對五種所謂“公民的權利”的實質作了剖析：

一是所謂“新聞出版自由”，即被認為“每個人都可以不受阻撓地和不經國家事先許可而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權利。恩格斯認為：“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着像在英國那樣通行的廣泛的新聞出版自由，這種看法一般說來是對的。不過，英國的這種自由也還是很有限的。诽謗法、叛國法和渎神法沉重地壓制着新聞出版業；如果說對新聞出版業的迫害還不算多，那麼這并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政府害怕對新聞出版業采取的措施必然會不得人心。”舉例來說，“正像1842年以後普魯士的新聞出版自由一樣，英國的新聞出版自由一百年來得以存在，完全是靠當局的恩典”。

二是所謂“人民集會的權利”，恩格斯認為，“這裡已經包含了某些限制。如果集會的結果不是請願，那麼這個集會即使不算完全違法，但無論如何也很成問題了。”恩格斯舉例說到，在奧康奈爾的訴訟案中，檢察官就強調：這些已被認定為違法的集會，當時不是為讨論請願而召開的；“但是，主要的限制還是警察的限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事先禁止或中斷以至解散任何一個集會”。

三是所謂“結社的權利”，盡管在表面上，“凡以合法手段追求合法目的的一切結社都是容許的；但是，結社每次隻許成立一個大的社團，不包括分社。如果社團要分立一些設有專門組織機構的地方分社，那麼隻有為慈善目的和一般金錢方面的目的才允許建立，而且還必須持有被指定經管當地此類事宜的官吏的許可證。”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得到這種結社許可證，就因為他們說明了這樣的目的；憲章派雖然在自己的章程中逐字逐句地照抄了社會主義者社團的章程，但未被批準結社。”究其根源，還是在于“結社權利的範圍再大，也仍然是富人的特權；結社首先需要錢，富有的反谷物法同盟籌措幾十萬元易如反掌，而貧窮的憲章協會或不列颠礦工聯合會僅結社經費一項就難以負擔”。在恩格斯看來，所謂的“公民的權利”同樣受到私有财産制的制約。這就是說，“公民的權利”實際上就是“财産的權利”。

四是所謂“人身保護的權利”，即“每個被告（犯叛國罪的情況除外）享有在訴訟開始以前交保證金獲釋的權利”。恩格斯認為：“這種備受贊揚的權利又是富人的特權。窮人無法提供保證金，因此隻得進監獄”。

五是“每個人都有由與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的權利”，恩格斯認為，“這一個權利也是富人的特權。窮人并不由與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由他們的天生的敵人審訊，因為在英國，富人和窮人是處在公開敵對狀态的”。

第三，關于英國的“民主制”的實質，恩格斯指出：在英國，“中間階級和财産統治着一切；窮人是無權的，是備受壓迫和淩辱的，憲法不承認他們，法律虐待他們；在英國，民主制反對貴族制的鬥争就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争。英國所走向的民主制是社會的民主制。”恩格斯認為，就其實質而言，“單純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會的禍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窮人反對富人的鬥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個政治的基礎上進行到底。”依靠現有的“民主制”來獲得“平等”隻是一種“空想”，而且窮人也不可能在現有的“民主制”的基礎上獲得“平等”。

第四，作為《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結束語，恩格斯提出争取基于“社會主義的原則”的民主制度問題。在“中間階級”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階段中的“民主制”，“隻是一個過渡，是最後一種純粹政治的手段”；而通過“試驗”，恩格斯認為，“從中必定馬上會發展出一種新的要素，一種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則。這種原則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則。”恩格斯指出，“窮人”的民主制度是一種具有“新的要素”的、體現“社會主義的原則”的民主制度。

五、“英國狀況”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中的意義

關于“英國狀況”三篇文章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轉變中的意義，恩格斯本人直至晚年還記憶猶新，印象深刻。1885年，恩格斯在回顧自己40多年前思想轉變過程時特别提到：“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隻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曆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産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裡，因而特别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争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

恩格斯對他在曼徹斯特時期的思想轉變及其意義，其中主要是在“英國狀況”三篇文章中“異常清晰”的思想轉變作出的自我評價在于：其一，從“經濟事實”為起“決定性的曆史力量”的分析着手，揭示了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本源和動力，把握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為接續的同馬克思共同創立新世界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其二，集中于以“經濟事實”為基礎，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形成與階級對立發展的基礎，特别是對18世紀中葉之後一百年間，英國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演化和實質的初步分析，為之後同馬克思共同創立馬克思主義階級鬥争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作了重要理論鋪墊；其三，在對英國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階級對立發展的分析中，揭示了英國各種政黨形成和黨派鬥争的基礎、根源及其本質，對科學分析和理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确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四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全部政治史”作出的分析，初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乃至意識形态的基本結構，盡管恩格斯還沒有提出相應的“術語的革命”。過後不到兩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實現了這一“術語的革命”，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的整體理論。

“英國狀況”三篇文章，對恩格斯在1844年9月之後同馬克思開始“共同的工作”，同樣有着重要的影響。恩格斯對18世紀中葉以後英國資本主義社會變遷分析研究中實現的思想理論上的飛躍，最先集中體現于恩格斯1844年秋至1845年3月間完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1880年5月，馬克思在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撰寫的“前言”中，對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思想演進作過高度評價，認為“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是當代社會主義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曼徹斯特（當時恩格斯住在那裡），他用德文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義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充分的估價。”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主題就是對“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争的必然性”的闡釋。恩格斯通過對工業革命的發展及其後果，以及社會曆史變化根本動因的分析，對無産階級的曆史地位和曆史使命作出深刻論述。這正是“英國狀況”三篇文章提出的核心思想。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恩格斯認為，工業革命的世界曆史意義就在于，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同時又推動了整個市民社會的變革，而工業革命越發展的地方也正是無産階級越發展的地方，英國就是發生這種變革的典型地方，也是這種變革最主要的結果即無産階級發展的典型國家。

恩格斯基于“英國狀況”三篇文章得出的基本結論，對工業革命的過程及其功能作了深入分析。在對1764年哈格裡沃斯制造的珍妮紡紗機，到1767年阿克萊發明的翼錠紡紗機成為18世紀最重要的機械發明，再到1785年走錠紡紗機，以及梳棉機和粗紡機的問世等工業革命過程的惠顧，恩格斯認為，工廠制度成為棉紡業中唯一占統治地位的制度，生産工具的變革、工廠制度的建立，并由此推進了社會生産力的迅速發展。從18世紀中葉開始的英國工業革命，是引起近代英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巨大變化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認為，由于這些發明，機器勞動在英國工業的各主要部門戰勝了手工勞動,帶來了工業生産的巨大高漲；“推動力一旦産生，它就擴展到工業活動的一切部門”。恩格斯結論是：“工業革命對英國的意義，就像政治革命對法國，哲學革命對德國一樣。”這些論述，實際上就是“英國狀況”三篇文章基本思想的赓續。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對英國社會關系和社會階級的分化的狀況作了深入探析。恩格斯認為，工業革命的結果，一方面是“一切紡織品迅速跌價，商業和工業日益繁榮,差不多奪得了一切沒有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外市場,資本和國民财富迅速增長，一切沒有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外市場幾乎全被占領，資本和國民财富迅速增長”；另一方面是“無産階級的人數更加迅速地增長，工人階級失去一切财産，失去獲得生計的任何保證，道德敗壞，政治騷動”等等。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和社會階級的分化，一是表現為大資本家和沒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階級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師傅和幫工；二是手工業變成了工廠生産，嚴格實行了分工，小的師傅由于沒有可能和大企業競争，被擠到了無産者階級中去；三是由于迄今為止的手工業生産被廢除，由于小資産階級被消滅，工人已沒有任何可能成為資産者。恩格斯強調：“現在，誰要是生為工人，那他除了一輩子當無産者，就再沒有别的前途了。所以，隻是現在無産階級才能組織自己的獨立運動。”工人階級的隊伍迅速地擴大了，不僅工人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湧入城市成為無産者階級，而且小土地所有者、佃農、手工業者小廠主、小商人在激烈的競争中不斷破産，一批一批地轉到工人階級隊伍中來，工人階級是貧苦的階級,也是最革命的力量。

顯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以“英國狀況”三篇文章的基本思想為基礎的，是對“英國狀況”三篇文章思想的集中而充分的體現。“英國狀況”三篇文章的思想躍升和理論菁華，不僅是鍊接恩格斯從《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不可或缺的環節和過程；而且也是深入理解恩格斯之後不久與馬克思共同創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準備和理論特征的必然環節和過程。顯然，在馬克思主義創立過程中，同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國家和政治制度研究，以及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完成思想轉變相并行，恩格斯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制度研究，以及對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實現思想轉變的。

作者簡介：顧海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文章來源：《學術界》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