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更多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的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未來願景的許多理論構想或“常備劇目”，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之間還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區别甚或“級差”，但也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同時基于社會主義政治和生态可持續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機融合的曆史和理論自覺，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切實持續取得成效并最終獲得成功的前提性條件。

關 鍵 詞：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馬克思主義生态學、經濟願景、社會願景、進路難題

2020年爆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是給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各國人民生命與生活帶來沉重代價、對世界和平與發展造成巨大沖擊的嚴重災難性事件，但也構成了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必須冷靜面對并做理性思考的“曆史痛點”或經典性事件，提出或凸顯了許多需要從根本上加以反思和重釋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基于此，筆者在本文中将檢視讨論這次全球性重大疫情所彰顯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基礎意義上的三個方面問題或挑戰，即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經濟願景”“社會願景”和“進路難題”，以期推動這一議題領域的更深入探讨。

一、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基礎”

概括地說，源自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述的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或“自然觀”）的要義，是在人與自然之間辯證地和社會曆史文化地互動的意義上，來理解、面對和改變（利用）自然。而基于這樣一種頗具“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本主義”色彩的概念性界定，我們至少可以進一步勾勒或闡發出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的三重“生态意蘊”：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下的生态意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生态意蘊和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綠色變革理論意蘊。依此而論，發轫于馬克思恩格斯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并非隻是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述文本的再诠釋或闡發，而是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關涉與涵蓋當今時代的批判性“新哲學”或“新政治”，甚或說是“真正的深生态學”。

而且，如此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也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政治哲學基礎。換言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并不僅僅意味着構造一整套圍繞着生态環境有效保護與治理目标的公共管理政策體系，而是還要努力創建将社會主義政治和生态可持續性考量相結合的新經濟、新社會與新文化。具體地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當然要指向或緻力于更高質量和更有效的生态環境治理與保護，尤其是在相對于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情形的意義上。但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條件下的自然生态資源公共所有和社會物質财富公平分配，以及由此所決定的最廣大人民群衆對于整個社會生産生活過程（方式）的民主決定與監督，使得整個社會的人與自然物質變換（廣義上的經濟活動）可以采取更為社會和諧與生态可持續的形式或途徑。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本質，是通過創建一種更高級類型的社會關系，來保障促進更加公正和諧的社會的自然關系。因而，堅持和遵循一種整體性社會認知背景下的社會主義政治與生态可持續性考量之間的辯證法是至關重要的。總之，借用卡爾•波蘭尼的說法，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标志性方面，是把資本主義社會中“脫嵌”的經濟重新“嵌入”到整個社會之中，或者說把經濟與社會重新嵌入到範圍更大的生态系統之中。當然，無論就其本身的綜合性複雜性還是我國當前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性質來說，這都将隻能是一個長期性的曆史變革或自我轉型過程，而社會主義政治追求和領導在其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

毫無疑問，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生态學基礎對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目标及其實現來說是前提性的，甚至可以說沒有前者就談不上後者。但就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現實推進來說，這一政治哲學基礎還遠不是牢固的或明晰的，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應對過程就提出了至少如下三個核心議題領域的重大挑戰。

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經濟願景”及其挑戰

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所基于的“經濟願景”及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所面臨的挑戰，筆者在他文中已做了初步讨論，并将其概括為“三個意（幻）象”和“三個挑戰”。“三個意象”是指“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産力”“大規模、集中化的經濟生産組織形式”和“物質富裕的美好生活”。可以說，這三個“意象”構成了我們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經濟願景”的主導性理論認知，也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現實推進過程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政策話語闡釋與大衆文化理解。而筆者想強調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應對過程在經濟層面上所提出的“诘問”或挑戰，正是指向了支撐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經濟願景”的這些核心性理念或意象，亟需我們做出嚴肅的思辨與回答。

其一，經濟持續增長追求的自然資源供給和生态環境容限問題。新冠疫情清楚地表明，任何國家和地區乃至全球的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從自然生态的角度來說需要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自然資源的源源不斷供給和無限度的生态環境容量，而對于有限的地球空間和民族國家或區域空間來說，這兩個條件的同時（長期）滿足都是難以保證的。在全球層面上，無論是大多數種類的不可更新自然資源的存儲量（可開采量）還是地球可以持續承載的人類經濟活動總量（尤其是對于生産消費廢棄物的消解吸納），都有着一定的限度或邊界。在國别或區域層面上，迅速擴展的經濟與生産全球化似乎使得少數所謂“世界工廠”的自然資源全球範圍内配置成為可能，但卻在無形之中使得另一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和尖銳，即國家或區域性生态環境質量因觸碰到其天然的界限或“天花闆”而難以保持改善。雖然還很難說全球經濟活動在多大範圍和何種程度上已經觸及到了地球生态系統能夠承受的“剛性邊界”，但卻十分清楚的是，跨區域甚至全球層面上的自然生态系統及其安全已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嚴肅對待的“硬約束”，而這與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沒有直接關聯。因而可以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重要使命，就是努力認識并自覺遵循對地球自然生态前提（規律）的客觀性要求，甚至還可以認為，那将意味着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産力”，隻不過與它在古典社會主義語境下的那種“意象”已經有着天壤之别。

其二，現代經濟組織運行方式的生态環境風險及其管控問題。現代經濟組織與運行方式的基本表征，是大規模、集中化的工業與城市生産消費。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規模化、集約化的工業與城市生産消費也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意義上的肯定性特征，盡管它将會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掌控與經濟規劃本質而與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大不相同——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而這次新冠疫情所凸顯的是，這種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屬性的現代經濟組織運行方式，同樣也會隐含、集聚和倍增自然生态環境方面的巨大風險。換言之，與大規模、集中化的工業和城市生産消費相伴随的，是龐大數量的各類自然物質資源的區域性或都市化聚集，以及它們的生産消耗與生活消費所産生的各種類型廢棄物及其集中處置。當然，新冠疫情的源起既非直接來自生産消費廢棄物所導緻的生态環境污染及其處置，也很難說與現代經濟組織運行方式的某一個環節直接相關，但無可置疑的是，已然形成的全球性經濟生産消費閉環以及像武漢這樣的超大都市的樞紐性位置是疫情爆發并難以管控的深層次原因。這次新冠疫情表明，超大規模與過度集中的都市化經濟生産消費體系，确實存在着難以準确預判的生态系統脆弱性與人類健康風險，并相應地大大增加了政府部門的公共健康安全管理與生态可持續性管理的成本或難度。一方面，可以想象的是，過度密集和高強度的工業與城市生産消費會使得整個都市區域的生态系統長期處于超負荷承載狀态，而作為個體或社群是無可選擇或無能為力的；另一方面，又很難設想，如何使某一個農（水）産品批發市場的工商管理人員始終保持對于一種來自遙遠國度甚或大自然深處的病毒的高度警惕，而反之則是，它有可能在數日之内危及超過千萬的龐大人群。因而，真正的難題也許不是如何進一步強化我們的城市和國家的風險管控能力，比如投資建設更多數量、更高科技水平的醫療基礎設施和社會治理機構，而是深刻反思與重構目前的現代化經濟組織架構及其運行方式。這對于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同樣意義重大。因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不但需要體現在各種類型的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更應實質性融入直至重構現代經濟生産與消費本身，而這不僅是新時代的新“生态主義”，還是新時代的新“社會主義”。

其三，現代經濟發展構型的社會公正與生态可持續性問題。基于經濟持續增長追求和規模化、集約化經濟組織運行方式的現代經濟發展，幾乎就注定了它必然會呈現出的區域、社會階層、種族、性别等維度上的不均衡性甚或極化現象，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顯然成為了這一“自然現象”的強有力社會政治助力或保障。社會主義制度變革的重要使命和合法性辯護，就是從根本上消除導緻這種不平衡性尤其是極化現象的經濟社會制度條件。但鑒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曆史地位，一定時期内的和某種程度上的不平衡性甚或較大差距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也是如此。而新冠疫情所凸顯的是，這種社會物質資源與财富配置顯著不均衡的經濟發展格局和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社會公平程度與生态可持續性目标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張力。因而，強化我國經濟發展的社會公正程度與生态可持續性水平，即緻力于建設更具社會包容性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已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性目标，這無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問題是，我們必須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目标實現與目前并不均衡的經濟發展格局尤其是自然物質和社會資源配置之間的内在張力。對此，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框架與政治追求理應扮演一種“供給側重構”主導者的角色，而這将是創造與制度性保障具有大衆吸引力的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決定性元素。

三、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社會願景”及其挑戰

如前文所述，古典馬克思主義論域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産主義社會）同時意指一種特定構型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的自然關系”，而這種社會的自然關系既可以從經濟層面或視角來理解，也可以從社會層面或視角來理解。相應地，當我們讨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時，其實蘊含着兩個不可分割的前提性方面，一是要求按照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目标與經濟政治文化原則來理解、對待與處置生态環境問題，二是需要整個社會基于一種社會主義質性的“社會關系”或生存生活方式。而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性質，使得這兩個方面都呈現出明顯的區域與時代特征，突出體現為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所預設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願景”與當前複雜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而筆者想強調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應對還凸顯了我們更多是基于經典作家觀點诠釋推演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社會願景”所面臨的嚴肅挑戰，即如何切實同時在個體、社會或國家、國際層面上構建一種自覺緻力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型社會關系。

其一，個體層面上的自然生态尊崇敬畏與綠色生活觀念風格培育問題。經過新中國70年和改革開放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廣大人民群衆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也在迅速得到改善。這當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标志着我國長期追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标的初步實現。但也必須看到，基本擺脫貧困和漸入富裕狀态的普通民衆，如何在遵循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前體下享受更高質量的生活，已經成為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毋庸諱言，我們正在全面步入并享受其中的高質量生活或“美好生活”，其實仍主要是一種基于或仿效歐美現代生産生活方式的大衆化物質文化消費。而這就意味着，從社會的自然關系的視角來說，它不可避免地體現為社會個體（特别是作為消費者）與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之間的雙重關系，并且都可能呈現出其彼此并不諧和甚或矛盾的一面。就前者而言，必須承認，支撐與延續一個十四億人口大國的現代化生産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種龐大數量的自然資源耗費與生态環境負荷，相應地，我們每個人與外部自然界之間其實都是一種超乎尋常的資源供給和環境承載緊張關系。當然，這并不是說要因此拒斥或放棄現代化建設和現代生活本身，而是說每一個人都要明确意識到我們享受現代生活的“生态成本”，并且盡量減少這種成本或有所彌補。就後者來說，不足為怪的是，衣食住行等維持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滿足之後，作為消費者的社會個體很容易會走向一些奢靡性、炫耀性、扭曲性的怪異、虛拟或象征消費需要及其追求，而這種消費偏好或行為的蔓延，則很可能會同時造成對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傷害。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無疑是在我國已經長期存在、但卻依然屢禁不絕的野生動（植）物消費。至于全國阻擊疫情緊急情勢下仍屢見不鮮的極少數個體的“生活醜态”（比如隐瞞旅行信息、拒絕自我隔離或佩戴口罩、硬闖防疫控制站點），更是像照妖鏡般地拷問着我們這個時代的公民綠色生活認知和行為自覺。總之，“社會主義生态新人”首先是一個如何培育造就的問題，而不能做任何理所當然意義上的前提性預設或自我宣稱。

其二，社會或國家層面上的自然生态系統及其構成元素的日常制度化保護與社會成員的制度性規約問題。應該說，我國疫情全面爆發之後的緊急情勢應對，充分顯示了黨和政府堅強領導下的強大社會動員組織能力與全國性資源調配能力，從而使國内疫情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内、以相對較小的代價實現了較為理想的控制。這無疑是應該高度肯定的，尤其是在國際比較的意義上——包括與當今世界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疫情應對相比。但客觀地說，這次疫情發生及其應對也暴露了我國從生物安全、自然生态保護到流行性疾病防控等方面的諸多薄弱環節和制度性缺陷。從社會的自然關系的視角來說，它們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對自然生态系統及其構成元素的日常制度化保護，既表現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内容不夠健全或不再适應社會現實需要，比如亟待修改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也表現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執法與司法過程中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違法不究，比如著名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的長期管理不到位（這當然不是全國唯一的個例），以及各地地方性規章或習俗民風的日常監管督促作用的漸趨弱化甚或消失；二是對社會成員尤其是關鍵性少數成員的社會制度性規約，既表現為承擔着某種社會監管職能的國家機關或公共部門職員的相應知識缺乏或能力責任缺失，也表現為社會少數消費者和經營群體的科學無知或“三觀不正”。結果是，當新冠疫情已經形成時，無論是作為全國專業知識權威團體的高級别專家組、全國專門行政負責部門的國家衛健委及其下屬的疾控中心，還是作為地方負責機構的湖北省以及武漢市黨委政府，都未能更早做出更積極的應對處置。可以想象，疫情過後黨和政府肯定會出台一系列亡羊補牢式的政策舉措——比如2020年《生物安全法》的迅速制定實施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讨論修訂，但仍有理由追問，這種大規模的嚴重公共健康風險是否可以僅僅憑借社會或國家掌控體系及其能力的不斷強化來消除——如何走向一種更加健康的社會的自然關系也許更為重要與迫切。

其三，全球層面上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價值觀的重大疫情（事件）協同應對問題。按理說，無論是作為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新一輪經濟社會全球化的客觀性結果，還是像“隻有一個地球”“共同的未來”等這些廣泛流行口号所深刻揭示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統對于人類社會（文明）的共同家園意涵已經是更加清晰可見了，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對這樣一種新時代需要的理念和價值觀的精準概括。但令人遺憾的是，國際社會對這次全球新冠疫情的應對迄今所交出的卻很難說是一份合格的答卷。直到3月26日由沙特主持召開的G20特别峰會之前，它在相當程度上呈現為一場由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所領導或從事的多少有些悲壯的孤軍奮戰，中間還彌漫着大量的不和諧甚或不友善的“弦外之音”。令人費解的是，阻礙許多歐美國家正确理解中國政府所采取的阻擊疫情努力甚至重大犧牲并提供必要的國際援助協作、至少可以利用難得的時間差“機會窗口”做好自己國家的防疫工作的，竟然是毫不隐諱的國家間經濟社會利益競争、秘而不宣的國家安全考量角力和顯而易見的文化觀念偏見。而當這次疫情進入它的下半場或歐美“主場”後，這些國家盡管不得不改變對于中國抗擊疫情努力及其戰果的公開立場，但卻仍不情願做出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價值觀相匹配的協同抗疫努力。因而，全球社會層面上更為有效的通力合作體制與機制來應對像新冠肺炎這樣的重大疫情或緊急事件，已成為當代人類社會（文明）在社會的自然關系上的一個最大“供給短缺”（尤其是相對于民族國家和社會個體層面而言）。而從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國際環境來看，這次全球重大疫情應對無可辯駁地成為了展示不同社會制度條件下社會的自然關系的不同特質的舞台或“秀場”。這并不是說，我國在疫情的發生與應對過程中沒有任何過失和缺點，但相比之下，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下的大多數歐美國家顯然暴露或凸顯了嚴重得多的問題。然而，真正吊詭的是，也許恰恰因為這種社會制度框架以及背後的意識形态層面上的難以彌合歧異，我們所一直期望和促動的、作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全球社會願景”的“基于生态負責與公正的國際關系新秩序（格局）”，似乎在變得更加未來不确定而不是清晰，至少不再是一種可以輕易實現的圖景。

四、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進路難題”及其挑戰

必須明确，古典馬克思主義論域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産主義社會）不僅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曆史性替代的未來社會的科學構想或願景，還是關于如何走向這一未來新型社會的變革道路及其戰略，其要義是通過基于對社會曆史運動規律科學把握的廣大勞動群衆（工人階級）的組織化革命性實踐來最終實現。因而，無論是把生态環境議題理解為這場深刻社會曆史變革的有機組成部分或“薄弱環節”，還是把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本身理解為一個包含諸多層面和豐富内容的向綠色理想社會過渡或社會生态轉型過程，我們都需要深入思考兩個道路及其戰略層面上的問題：一是施動者或代理人問題，二是驅動力和突破口問題，而這也就是環境政治學所指稱的綠色變革“進路難題”。而在筆者看來，對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應對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影響的思考，也應特别關注它們所提出和凸顯的這樣一些“進路難題”意義上的挑戰，即我們是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更認同或趨近一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未來。

其一，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的人民主體地位及其制度化問題。無論就其最終目标還是現實推進成效來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在根本上都依賴于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意識自覺與創新性實踐，但無須諱言，鑒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現實中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還明顯呈現為一種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下政府作為主要倡導者與推動者的“自上而下”的社會政治動員和組織，因而它的健康推進和實踐效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逐漸外溢成為一種更可持續和廣泛的“雙向互動”。但客觀而言，新冠疫情及其應對所強調或彰顯的卻更多是“集體行動的絕對優先性”。一方面，面對突發疫情這一重大公共健康安全事件，黨和政府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強力維護社會秩序、統籌調配物質人力資源、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健康安全的全面領導責任；另一方面，在社會和基層社區層面上，雖然也有大量的社群和個體自主性抗疫參與行動，但最重要的則是全體市民（公民）主動遵守配合圍繞疫情防控需要所制定的各種制度規定。這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是黨和政府與最廣大人民群衆之間的利益一緻性和高度互信，而事實也充分證明，這種“準戰時體制”對于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高風險突發事件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就此而言，這一極端性事件對于檢驗和推進我國公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大有裨益的，但也必須看到，它對于鞏固與擴大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人民主體地位”的借鑒參考價值是有條件的，甚或是雙重性的。尤其是，極端和暫時情形下的無論是黨和政府的總體上高效負責的應急管理體制與能力還是絕大多數人民群衆的擔當、合作與犧牲精神，都并不能取代全社會需要通過更加努力的長期性付出和改變來逐漸創造一種資源節約與生态環境友好的社會主義生産和生活，而絕非僅僅是如何改變少數經濟富裕卻具有不良消費嗜好社群的觀念與行為的問題。

其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經濟基礎拓展問題。依據唯物史觀，不言而喻的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未來圖景離不開一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經濟的基礎性支撐。而就我國的現實實踐而言，這樣一種生态文明經濟基礎的創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的不斷完善是一個相互依賴、彼此促進的動态過程。依此而言，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其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中高級階段躍遷的一種“紅綠”經濟社會轉型。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從社會主要矛盾的階段性變化視角所做的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重要性的闡述，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但客觀地說，新冠疫情及其應對所強調或凸顯的更多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積累構築起來的強大經濟實力和完整工業體系。基于此，一方面，黨和政府可以做出更容易得到公衆理解與支持的斷然性應對舉措，比如對于武漢這樣的超大都市采取封城措施和對所有患者進行不加區别的免費診治，另一方面，這一經濟體系可以在相對不利的國内外環境下保持較強的抗挫韌性和自我調整能力，并保持國際社會的信心。因而可以認為，目前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發展政策及其成就的驗證。但也必須承認，這一巨大成功對于構建和拓展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經濟基礎的借鑒參考價值，同樣是有條件的，甚或是雙重性的。這裡的最大挑戰，還不是如何确保（促進）社會主義政治與文化對于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式的經濟實體的“紅色規約”，而是如何繼續努力直至實現對現實中的各種綠色經濟樣态及其運行機制的“真實綠化”。換言之，即便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話語與政策背景下，“經濟生态化”和“生态經濟化”也并不必然呈現為一種社會主義的生态文明經濟或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如果再考慮到這次疫情過後很可能會風行一時的世界性“内卷化”經濟與政治，這種擔心絕非是庸人自擾。

結論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及其研究，絕不僅僅意指馬克思恩格斯人與自然關系或生态思想的文本诠釋或再闡釋，更在于結合時代條件對于合乎生态可持續性原則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與制度構想的持續推進，而那些發生于特殊時間節點的重大事件往往會扮演一種“臨門一腳”的助推者角色。依此而言，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應對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形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未來潛能的重大事件。一方面，我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更多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的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未來願景的許多理論構想或“常備劇目”，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之間其實還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區别甚或“級差”。這意味着，我們隻能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所處的曆史階段和國際環境來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政治與生态可持續性考量的現時代和中國化結合，尤其是不能熱衷于那些并不具備現實條件的社會主義和生态主義理念的普遍制度化和過于激進的社會生态轉型戰略。另一方面，我們也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同時基于社會主義政治和生态可持續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機融合的曆史和理論自覺，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切實持續取得成效并最終獲得成功的前提性條件。這意味着，經曆過這次疫情之後，我們既需要從一種嶄新的時代語境和理論視野來反思重釋一系列重大基礎性問題，也需要深入思考并主動接納社會主義與生态主義政治話語和政策在當代中國背景語境下的内在一緻性，切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其中，除了不言而喻意義上的中國共産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所領導下的對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框架的政治堅持及其不斷完善，同樣重要的是逐漸引導最廣大人民群衆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倫理觀念嵌入到對于社會主義美好生活新意象的創造、認同和踐行。相應地，“綠色”将逐漸展現為社會主義的突出表征或内在本質，而“紅色”則終将成為生态主義的政治趨向或實踐邏輯。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環境政治和歐洲政治；劉琦，beat365官方网站2017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生态馬克思主義。

文章來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21年第3期，略有删節。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項目“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ZDA003；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點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AKS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