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是以蘇聯學者盧森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及之後的單卷本的出版為顯著标志的。《政治經濟學史》對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體系結構作了開拓性的探索；較為完整地闡釋了政治經濟學史過程和體系問題的基本觀點；綜合了馬克思提出的經濟思想史的兩種形式，形成了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學術形式及基本範式。《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和單卷本，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産生過重要的影響。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中國學者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史，而且對經濟學說史和經濟思想史都作出過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中國的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内涵。

關鍵詞：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經濟思想史; 中國的經濟思想史觀;                   

西方經濟學界關于專門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成形于20世紀初。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也開始形成，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和之後單卷本的出版是其顯著标志。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研究中的豐碩成果，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觀的視界，對經濟思想史的對象、方法和體系，以及經濟思想史的學術形式和基本範式等方面都發生着重要的影響。

一、盧森貝對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基本觀點

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本觀點和學理基礎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是以蘇聯學者盧森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史》的出版為形成标志的。這裡講的盧森貝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史》有兩個不同的版本：一是盧森貝等人撰寫的三卷本的《政治經濟學史》，出版于1934年至1936年間。這是根據盧森貝在蘇聯紅色教授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學院講授政治經濟學史的講稿修改而成的，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最早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也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體系形成的最為顯著的标志。《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以重商主義為起點，結束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的形成。二是盧森貝等人撰寫的單卷本的《政治經濟學史》，出版于1940年。《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是盧森貝計劃寫作的政治經濟學史教科書的第一部分，“它所包括的時期是從古代世界到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是說，到政治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科學為止”（盧森貝，1959a:4）。

在《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中，盧森貝對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三個基本問題作了開創性的闡釋。

第一，關于政治經濟學史研究對象問題。基于馬克思列甯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盧森貝提出：“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就是政治經濟學本身。”盧森貝這裡所謂的“政治經濟學”，隻是“狹義的”的政治經濟學，即“以研究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以“狹義的”政治經濟學為特定的研究對象，使政治經濟學史具有特殊的規定性。這就是：“這門科學是跟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發展同時發展起來的。經濟思想範圍以内的一切思潮、傾向和學派的鬥争，是階級鬥争的形式之一，是同經濟政治戰線上的鬥争合而為一的。正是從這個觀點看來，政治經濟學才能夠成為另一門科學——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盧森貝，1959b:1）

基于馬克思列甯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盧森貝認為，政治經濟學史研究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方面同各種敵對的學說作鬥争，揭露它們的階級實質，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學說的曆史，因為他們要闡明所批判的學說的動力，即揭示産生并支持這些學說的力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是“不斷發展着的”曆史科學，但不能以此代替“建立有系統的政治經濟學史教程”的“要求”（盧森貝，1959b:1）。盧森貝指出，科學史揭示的是科學發展的規律性，“政治經濟學史應當闡明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規律性”（盧森貝，1959b:12）。政治經濟學史不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的曆史，而且還是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内的政治經濟學整體産生及其不斷發展的曆史；同時，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也隻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經濟學史觀，體現的也隻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觀點和學理依循的經濟思想史範式。

在對政治經濟學史對象的闡釋中，盧森貝認為，在現階段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呈現的總是之前政治經濟學的已經完成的結果，而在已完成的結果裡，發展的過程消逝了，人們看不到發展的經過階段，也無法知道前後關鍵和轉變情形。如價值論、貨币論、剩餘價值論等都有着漫長的發展曆史，對勞動價值論的探索，在17世紀中葉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那裡就已經存在，甚至在古代的亞裡士多德那裡，就能發現關于商品交換分析的思想萌芽。“但是，各種理論本身并沒有直接說明它們的曆史，即是說，沒有直接說明它們的産生和逐漸發展的經過。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也就在于分析這個過程。”（盧森貝，1959b:1—2）

顯然，經濟思想史對經濟思想過程的科學揭示，是經濟科學自身發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要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曾經提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這是德國古典哲學所貢獻的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馬克思、恩格斯，2009b:298）。事物“過程”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對事物“過程”的曆史探索，就成為把握事物本質和特征的路向。無論是在曆史邏輯上，還是在理論邏輯上，或是在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相統一上，實際上都是事物發展“過程”在思維進程中的再現。恩格斯晚年進一步提出把“曆史事實和發展過程”結合起來的問題，認為“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别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曆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确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馬克思、恩格斯，2009g:548）。恩格斯提升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思想史過程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境界。盧森貝雖然沒有能結合恩格斯這些思想來說明政治經濟學史對象問題，但他還是在“分析這個過程”中昭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觀的基本方法和學理依循。

從政治經濟學史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之前的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有繼承關系的。盧森貝引述列甯的論述說明，對這種繼承關系作出科學理解是有重要意義的。列甯指出，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主義同“宗派主義”毫無相似之處，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産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的産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直接繼續（列甯，2009a:66—67）。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吸收和借鑒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積極因素；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則擴展和張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庸俗因素，并使這些庸俗因素進一步“發展”和“深刻化”。最後，在基于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觀點的經濟學說史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被“曲解和庸俗化”（盧森貝，1959b:3—4）。

在對政治經濟學史對象問題的理解中，盧森貝還強調，政治經濟學是随着經濟本身和階級鬥争的發展而發展着的，同時“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又同其它科學——如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哲學——的發展，特别是同一般方法論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系”。政治經濟學的曆史過程表明，重商主義還隻是樸素的經驗論者；但重商主義崩潰時期的威廉·配第，就已經企圖把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經濟學中來了；繼配第之後的重農學者特别是這一派的領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已經在經濟觀念整體上“以一定的社會學和哲學的觀念——自然法和自然秩序的觀念——為前提”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都是從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出發的，但他們“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前輩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盧森貝，1959b：7）。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它完備而嚴密，它給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産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的完整的世界觀”（列甯，2009a:67）。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研究政治經濟學，不但不能跟經濟的和政治的利害相分離，而且也不能跟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的發展相分離（盧森貝，1959b：7）。對政治經濟學史中哲學和其他科學方法影響作用的關注，成為盧森貝對政治經濟學史對象問題研究的根本結論。

第二，關于政治經濟學史研究方法問題。盧森貝認為：“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這個方法适用于一切知識領域，馬克思列甯主義者也正是這樣應用它的。但是研究的性質，以及一切科學所共有的這種方法應用于各個學科時所采取的具體方式，首先是受研究的對象決定的。”（盧森貝，1959b：7）在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方法上，既要把握适應于一切知識領域“共有的”唯物辯證法，也要形成與特定學科研究相适應的具體的方法，這種具體的方法主要是由特定學科的對象所決定的。

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是各種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觀念及其曆史演進。對政治經濟學史家來說，在研究方法上：一是“要了解這些理論、體系和觀念，他是根據自己所有的文獻來了解這些問題的”，但這隻是“初步的工作”；二是應該做的“真正的工作”，是闡明被研究的各派經濟學說所反映的各種經濟和政治的利害關系，而這些利害關系又取決于生産力和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的狀況（盧森貝，1959b:8）。盧森貝的這兩個觀點，顯然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論述的影響。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研究，同對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結合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是分不開的，因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産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産關系，是随着物質生産資料，生産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2009a:724）；也因為“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産關系，把生産關系歸結于生産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态的發展看做自然曆史過程”（列甯，2009b:161）。

盧森貝對當時已有的政治經濟學史家的研究方法多有質疑。他認為，即便是當時“最認真的”那些“資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史家”，在研究經濟理論體系之前有時也會“做一個概論”，而說明那個時代的“概論”往往“變成了一個道地的大雜燴”，其中有一點經濟、有一點政治、還有一點哲學及其他一些東西，“在這種‘大雜燴式的概論’中，講得最多的便是時代的‘精神’，即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等的‘精神’”（盧森貝，1959b:8）。

盧森貝所說的“做一個概論”是政治經濟學史早期研究的一種現象。19世紀初，在歐洲的政治經濟學界，“對學說史就表現了一種日益增長的興趣”（熊彼特，1992:4），反映這種興趣的出版物主要有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在19世紀初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和約翰·拉姆齊·麥卡洛克（JohnRamsay McCulloch）1825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①（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這些經濟學家在自己著述一開始“做出一個概論”，展示政治經濟學家們“怎樣努力發展這一門科學”（薩伊，1963:27—28），即對經濟思想史作出最初的探索。

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章“政治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中，麥卡洛克在對“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它的重要性”問題論述之後，首先對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為什麼“後起和直到很近才引起小小注意”，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甚至還沒有被人視為綜合教育制度的一個主要部分”等問題作出探索。在麥卡洛克看來，古代的家庭奴隸制度和現代歐洲大學教育計劃開始形成時的黑暗時期這兩點，似乎有極大的影響（麥克庫洛赫，1975：8）。在麥卡洛克生活的年代，歐洲高等學校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已經顯現。1820年，麥卡洛克就在愛丁堡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1828年，他被聘為倫敦大學學院首位政治經濟學教授。在熊彼特看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專業化的程度已在迅速進行”，同時“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個生氣勃勃的開端”（熊彼特，1992:4）。麥卡洛克還提出，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諸如醫學、化學、自然哲學和道德學一樣，在“最賢能的”學者之間都會存在“分歧”，顯然不能因為“斯密和李嘉圖推翻了前人關于财富的源泉與分配的理論而我們便懷疑他們的結論”，但是“政治經濟學以前所沾染的錯誤，現在幾乎已經完全不存在了。稍許留意觀察一下，就能看出政治經濟學無疑地和任何其他建立在事實與實驗上的科學一樣，是能夠得出其肯定的結論的”（麥克庫洛赫，1975：10）。麥卡洛克把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看作是已經“幾乎完全不存在”錯誤的“科學”時，就自然地陷入了和斯密、李嘉圖一樣的對錯誤理論辯護的陷阱。對斯密，特别是對李嘉圖理論的全力辯護，既成為麥卡洛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全部内容，也成為麥卡洛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标。

在盧森貝看來，這些政治經濟學史家所說的“科學”，同“唯物主義、階級鬥争、黨性等離開得遠遠的，他們對這些‘惡魔’比火還要害怕”（盧森貝，1959b:8）。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突出政治經濟史觀中的階級性、社會性和曆史性，成為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在對政治經濟學史的方法的理解上，“馬克思提供了唯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史”（盧森貝，1959b:8）。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經提到：“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産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由此産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産過程。甚至所有抽象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2009c:429）在盧森貝看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完全應用了他對宗教史家所提出的要求”，這就是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來推論相應的經濟學說。例如，馬克思是從商業資本的“現實生活關系中”推論出重商主義學說的。在對重農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的研究中，馬克思“也無不應用這種方法”（盧森貝，1959b:9）。

在闡釋政治經濟學史研究方法時，盧森貝還提出了經濟學說史的内在連貫性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也研究每一種經濟學說的邏輯結構，即實際材料在邏輯上的溶化程度。較健全的經濟學理論比起不太健全的經濟學理論來，在内部的連貫性方面，在邏輯的條理性和嚴謹程度上，都要顯得優勝。研究者當然不應該疏忽這一點，但也不應産生一種錯覺，以為從不太健全的理論過渡到比較健全的理論是思想的自身的運動。”（盧森貝，1959b：9）盧森貝突出“現實生活關系”對經濟思想産生和發展的首位的重要作用，無疑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由此而否認經濟思想自身曆史發展的繼承性和連續性。當然，這種繼承性和連續性，歸根到底，還是建立在對“現實生活關系”基礎之上的，是“現實生活關系”的理論及其曆史演進過程的反映。

盧森貝還十分強調階級意識在經濟思想曆史研究上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社會存在的發展，決定着社會意識——在階級社會中即階級意識——的發展。經濟科學也就是這種階級意識的形式之一，它的發展是實際生活中各種關系的發展結果。但是，另一方面，經濟科學不僅是階級關系的表現，它也是階級鬥争的工具。”因此，在對經濟思想曆史研究中，所涉及的政治經濟學，“既應該當作階級關系的表現去研究，也應該當作影響這種關系的工具去研究”（盧森貝，1959b：9、9—10）。對經濟思想史中階級關系和階級意識的理解和分析，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學同其他各種經濟思想史學的根本區别。

第三，關于政治經濟學史體系結構問題。《政治經濟學史》三卷體系結構，是盧森貝對政治經濟學史體系結構理解的集中體現。

《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盧森貝，1959b）是對從重商主義者開始到李嘉圖為止的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從重商主義的産生和發展、重商主義的崩潰，到以配第為代表的古典學派的産生、配第以後經濟思想的發展，再到重農主義學派，最後到斯密的經濟理論、李嘉圖的經濟理論等思想史過程。《政治經濟學史》第二卷（盧森貝，1958）圍繞“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産生”“經濟浪漫主義的産生”“空想社會主義”“資産階級李嘉圖主義者及其反對者”等經濟思想演化過程展開。《政治經濟學史》第三卷（盧森貝，1960）是對李嘉圖學派解體後政治經濟學史的闡釋，包括對經濟自由主義、法國的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和蒲魯東主義經濟學說的分析和批判。無論在理論體系的理解還是在具體學派和思想的論述上，《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對後來的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發展發生着長久的學術影響。

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中指出：“政治經濟學史教程的任務在于闡明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發生和發展。”（盧森貝，1959a:1）《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一開始就提出：“在古代世界裡和在封建社會裡，政治經濟學還未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而存在，可是即便在上述時代裡，一些傑出的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也曾研究過經濟問題。”（盧森貝，1959a:1）基于這一認識，《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是以“古代世界和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的曆史分析為起點的，這裡包括了古代希臘的經濟思想、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顯然，《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已經突破“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範圍，進入了“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的研究範圍。

《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強調，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同時産生、相伴發展起來的。據此，盧森貝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立前的政治經濟學史分作三個階段：一是從15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這是以重商主義為主要内容，是與中世紀的思想體系作鬥争的階段；二是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下半葉，這是重商主義的解體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産生的階段；三是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30年代，以斯密、李嘉圖和讓·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政治經濟學說為主的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階段，這一階段，随着古典學派宣告完成和庸俗經濟學開始出現，空想社會主義也走上了舞台（盧森貝，1959a：1、2）。

與上述三個階段的劃分相契合，《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分作六篇。這六篇依次是：古代世界和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産生和發展、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庸俗經濟學、空想社會主義和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共産主義的創始人。這實際上已經拓展了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對象及其體系結構。

二、關于政治經濟學史過程及其演進的探索

《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較為完整地體現了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主要觀點，特别是體現了關于政治經濟學史過程和體系問題的基本觀點。

“科學史應當闡明科學發展的規律性。政治經濟學史應當闡明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規律性。”（盧森貝，1959b:12）在對《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的體系結構的闡釋中，盧森貝提到，這一卷“共有十講，包括從重商主義者開始到李嘉圖為止的時期。這正是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向前發展的時期；它通過古典學派達到了顯著的高度，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盧森貝，1959b:1—2）。

在“重商主義的産生和發展”的問題上，盧森貝認為，“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的意識形态。然而，這并不是一般的商業資本的意識形态，而是産業資本以前的那個特定時代的商業資本的意識形态”（盧森貝，1959b:25）。盧森貝對古典學派“很輕視”重商主義，認為重商主義是“胡說亂道”的理論取向作了駁斥，提出：“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而商業資本則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定的（最初的）階段。這就是說，第一，馬克思把重商主義學說看做是一種完全合乎規律的現象，即曆史地被制約着的現象；第二，他揭示了重商主義的階級本質，即它的社會政治内容。”（盧森貝，1959b:24）盧森貝對重商主義評價的這一基本方法，貫穿于《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的全部論述之中。

對重商主義的研究，盧森貝主要從重商主義作為“經濟政策中的一個特殊體系”和“理論觀點中的一種特殊體系”這兩個方面加以探讨。其研究的重商主義著述，主要是早期重商主義者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581年出版的《對近來我國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簡單考察》；發達時期重商主義者托馬斯·曼（Thomas Mun）1664年出版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在“重商主義的崩潰和古典學派的産生”的題目下，盧森貝對配第的經濟思想作了專門的論述。盧森貝認為，“資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史家輕視配第，甚至把他歸入統計學者之列。在分析了他的方法和理論之後，就顯示出馬克思把他看成‘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始祖’是正确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配第還是一位重商主義者，但是這位重商主義者通過他的研究工作，不僅促進了重商主義的崩潰，（配第對于他的同輩給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配第的一般的宇宙觀，是貫穿着重商主義的。他還跟較遠的後代奉為經濟學家‘信條’的‘自然秩序’的思想和經濟自由的說教距離得很遠”（盧森貝，1959b:86）。

在“配第以後的經濟思想的發展”這一講中，盧森貝對配第之後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達德利·諾思（Dudley North）的經濟思想，以及大衛·休谟（David Hume）和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uart）等的經濟思想作了探讨，集中于他們對價值理論、貨币理論、利潤理論、人口論和工資論等問題的探讨。通過這些探讨，盧森貝得出了兩個特别值得關注的結論：第一，在“重商主義崩潰時期，雖然沒有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但是已經為這個體系提供了大量的要素。曾經搜集了不少的實際材料，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豐富的思想，并且對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問題進行了論争”；第二，這一時期“不僅為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建立了許多因素，而且也為庸俗政治經濟學建立了許多因素。許多庸俗主義的經濟學派時常到這個時期中去尋找他們的祖先，這不是沒有緣故的”（盧森貝，1959b:121—122）。

在對重農主義者經濟思想的探索中，盧森貝在對馬克思稱作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的祖師”的重農主義學派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重農主義的思想，尤其是重農主義者的方法，是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随着商業資本的領導權移交于産業資本——同時又跟經濟思想本身的發展相适應着——逐漸地準備成功的。重農主義又反過來對整個經濟思想的發展發生了影響；雖然所謂純粹形式的重農主義，我們隻有在法國才能見到。”（盧森貝，1959b:138）

斯密的經濟思想是《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研究的主要内容，盧森貝對此做了專門且詳盡的研究，其中無論是對斯密《國富論》的結構和内容的研究，還是對斯密經濟思想的體系及其主要觀點的研究，都成為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典型觀點。

李嘉圖的經濟思想是《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最後研究的内容，同這一卷對斯密經濟思想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應該說，同對斯密經濟思想的研究一樣，對李嘉圖經濟思想的研究，也是盧森貝對政治經濟學史研究最有成就的部分。在對李嘉圖經濟思想的研究中，盧森貝特别關注李嘉圖經濟思想中的維護産業資本利益的立場和動機，即盧森貝所謂的“黨派鬥争”的傾向。盧森貝在比較斯密的《國富論》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影響力時就指出，同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相比較，李嘉圖“以前的著作隻不過是一個引子而已”，《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馬上使李嘉圖成了經濟學者中間的第一人”。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所産生的影響，并不次于《國富論》當年的影響，但是人們“對于這兩部著作的作家所取的态度是完全不相同的：大家把斯密當作公認的經濟學者，而把李嘉圖當作黨派的經濟學者。各種集團的代表都曾經到斯密的著作中去尋找根據；而李嘉圖則成了黨派鬥争的旗幟”。李嘉圖的經濟理論及其主張的自由貿易、主張取消谷物稅，以及所主張的議會改革等要求，使“他屬于反對王權黨政府的在野黨中最急進的一派”（盧森貝，1959b:382）。

在說明《政治經濟學史》第二卷的結構和内容時，盧森貝指出，“繼第一卷末尾的李嘉圖之後就提出和他正相反的人薩伊和馬爾薩斯來是較為合理的。十九世紀初期的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即發展到所謂最高峰的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會這樣得到最全面的說明。它的科學因素和庸俗因素各樹一幟，自成一家，前者以李嘉圖為代表，後者以薩伊和馬爾薩斯為代表。一俟講完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我們就進而研究前面說的西斯蒙第所标志的轉捩點。而這又會為進而研究社會主義文獻做好準備”（盧森貝，1958:1—2），最後就是李嘉圖學派的解體。盧森貝對這一時期經濟思想史的過程和體系的理解，後來成為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取向。

“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産生”是第二卷首先研究的問題，集中論述的是薩伊和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經濟思想。盧森貝認為，“薩伊是和李嘉圖正相反的人。李嘉圖發展了斯密體系的科學因素，薩伊發展了它的庸俗因素。斯密體系中所有的弱點都在薩伊手裡得到了‘結晶’。了解薩伊的觀點，确切些說，了解斯密體系怎樣被薩伊加以庸俗的解說，是很有意義的”。這是因為，“第一、薩伊還沒有‘死’；現代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許多大智慧都是從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那裡吸取來的；一系列的現代理論，如利潤論、工資論等等，都與薩伊的有關理論骨肉相連。因此，研究薩伊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意義。第二、庸俗經濟學的産生和‘發展’是完全合乎規律的現象。它的産生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某一個理論家的想入非非或靈機一動，——庸俗經濟學……是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必然發展到的一定階段。所以，這門科學的曆史自然不能忽視庸俗經濟學家”（盧森貝，1958:4）。實際上，盧森貝的這一論述，特别是他對庸俗經濟學研究意義的兩點說明，也同樣适用于他對這之後的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發展的總的評價；而且這些觀點在後來的很長一個時期，也被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所接受。

“經濟浪漫主義的産生”是第二卷接續研究的内容，主要論述的是西斯蒙第的經濟思想。西斯蒙第是被列甯稱作“經濟浪漫主義”思潮的“奠基者”。依循列甯的基本觀點，盧森貝認為，西斯蒙第對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分析”得出的“一切獨立見解都是不科學的，膚淺的，反映了他的反動的小資産階級觀點”（列甯，2013:169）等等。盧森貝對西斯蒙第經濟思想的概括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兩面的。作為批評家，他起有進步作用，為真正科學的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掃清道路。作為小商品生産者的保護人，他使曆史倒退，成為經濟浪漫主義的鼻祖。”（盧森貝，1958:389—390）

“空想社會主義”是《政治經濟學史》第二卷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克勞德·亨利·聖西門（Claude Henri Saint-Simon）、弗朗斯瓦·馬利·沙爾·傅立葉（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以及李嘉圖學派社會主義者的經濟思想。盧森貝認為，在産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古典政治經濟學宣告終結，庸俗經濟學基礎奠定，經濟浪漫主義已經産生。這個時代同時出現的空想社會主義，“給資産階級社會以無情的批判，并把自己的理想同它對立起來”（盧森貝，1958:142）。在對這一時期經濟思想史的總體把握上，盧森貝對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同與之“截然相反”的西斯蒙第的“理想”作了比較研究。這一比較研究是以列甯關于經濟浪漫主義的一段論述為根據的。列甯提到，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者們“也是空想家，也是把自己的計劃建築在抽象的思想上。但是他們的計劃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他們是從截然相反的觀點來看待提出了‘永恒的需要’問題的最新經濟發展的。上述作家們預知未來，天才地推測出他們親眼看到的舊日機器工業造成的那種‘破壞’的趨勢。他們注視着實際發展的趨向；他們确實超越了這一發展。西斯蒙第卻背向這一發展；他的空想不是預知未來，而是複活過去；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他幻想‘停止破壞’，即上述作家們從中獲得自己空想的那種‘破壞’”（列甯，2013:212）。這一評價成為盧森貝理解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一把鑰匙。

“空想社會主義”所包括的“李嘉圖學派的社會主義者”，主要指威廉·湯普森（William Thompson）、約翰·格雷（John Gray）、約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1821年出版的《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小冊子的匿名作者、皮爾西·雷文斯頓（Piercy Ravenstone）、托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等。盧森貝引證恩格斯的一段論述，說明“李嘉圖學派的社會主義者”經濟思想的共性。恩格斯認為，在19世紀“20年代，在為無産階級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來反對資本主義生産，以及用資産階級自己的武器來和資産階級鬥争的全部文獻中，我們說到的這本小冊子，不過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馬克思、恩格斯，2009d:18）。盧森貝指出：“利用李嘉圖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理論為無産階級造福，這在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上是往前邁進的一大步。固然，政治經濟學在李嘉圖學派的社會主義者那裡尚未成為關于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的科學，但是它在他們手中卻已經開始從資産階級的武器轉變為反對資産階級的武器：李嘉圖學派的社會主義者沒能使政治經濟學從資産階級的科學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科學，但是他們以自己的著作為這種轉變奠定了基礎，在這方面，他們的功績是非常巨大的。”（盧森貝，1958:391）

“資産階級李嘉圖主義者及其反對者”是第二卷最後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論述李嘉圖學派解體中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麥卡洛克、羅伯特·托倫斯（Robert Torrens）和塞缪爾·貝利（Samuel Bailey）等的經濟思想。盧森貝認為，李嘉圖之後，庸俗經濟學家分成兩個“陣營”:一是“‘反駁’李嘉圖——當然不是在批判的和革命的形态上，而是在庸俗的形态上”；二是“解釋李嘉圖，即從他的體系中除去那些凡是能用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來加以說明的東西”，即“資産階級李嘉圖主義者”。資産階級李嘉圖主義者又分為“正統派”和“修正主義者”，穆勒和麥卡洛克屬于前者，托倫斯則屬于後者。作為李嘉圖的批評者，貝利的批判“不同于那些基本上重彈馬爾薩斯的老調的人們的批判”（盧森貝，1958:394、395）。

《政治經濟學史》第三卷是對李嘉圖學派解體後政治經濟學史的闡釋。一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分析。盧森貝認為，經濟自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和理想，庸俗經濟學也是從經濟自由出發，并為實現經濟自由而鬥争。但是，“古典派和庸俗經濟學家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古典派應用在資産階級眼光範圍内可以達到的科學方法，力圖揭露資産階級社會的‘生理現象’；因而他們奠定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恰好相反，庸俗經濟學家把事物的表面現象和它們的實質等量齊觀，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種多餘的科學”（盧森貝，1960:3）。主張庸俗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主要有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學家納索·威廉·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及法國的自由貿易派經濟學家克洛德·弗雷德裡克·巴師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巴師夏“把用自由貿易形式以實現經濟自由主義，‘看成’是實現‘經濟的和諧’”（盧森貝，1960:1）。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到，1848年歐洲革命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分為兩派，一派“聚集在庸俗經濟學辯護論的最淺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則“追随約·斯·穆勒”（馬克思、恩格斯，2009c:18）。盧森貝在對巴師夏的主要經濟理論評析後指出，以巴師夏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為代表的庸俗經濟學的這兩派，“對于以後經濟科學更進一步的發展沒有貢獻；但是在政治經濟學史上不能越過他們。上述每一類作家都代表着李嘉圖以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迅速走下坡路的一個特定階段”（盧森貝，1960:106）。在此基礎上，盧森貝對巴師夏及其經濟和諧論在政治經濟學史中的意義作了較為詳細的評價。

從政治經濟學史來看，盧森貝認為，巴師夏及其經濟和諧論，“标志着通過古典學派庸俗成分分化為‘特種經濟學’而發生的庸俗經濟學變形的最後不同版本。薩伊奠定了這種‘經濟學’的基礎，而巴師夏把它完成。從薩伊到巴師夏，庸俗經濟學總是和古典學派相聯系的，古典學派的思想營養它，逐漸地使他們庸俗化，适合于‘資産者的日常生活習慣’。但是上述庸俗經濟學的變形，假‘經濟和諧’讴歌者口嘴說明了自己的最新發明，庸俗經濟學以他為代表結束了自己生活的道路”（盧森貝，1960:106）。

在盧森貝看來，自巴師夏經濟學之後，後來的庸俗經濟學的發展不再利用李嘉圖學說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成分”，不再與古典學派“相聯系”，也不再接受古典學派的“思想營養”。盧森貝認為，“巴師夏而後，庸俗經濟學已經再沒有可談的了，庸俗經濟學的其他變形：穆勒、曆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和現代各種流派提出新的理論。一些流派和古典學派處于不可妥協的敵視，其他流派企圖使它和敵對它的體系折衷地結合起來。但是所有它們都和薩伊的天真與簡單，和巴師夏的熱情和熱心是背道而馳的。資本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以及它的矛盾的尖銳化和定期的工業危機，階級鬥争和争奪市場的國際鬥争的發展，迫使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找尋另外的道路，創造庸俗經濟學的新形式”（盧森貝，1960:106）。盧森貝對這一時期政治經濟學史重大轉折的論述，在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中，成為一種主流的觀點，并在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發生着重要的影響。

二是對法國的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的分析。盧森貝認為，在這一時期，“作為起初反對重商主義，後來反對土地貴族的一個流派而誕生的經濟自由主義……以其主要武器反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這一點在法國表現得最尖銳和最清楚，法國在30年代和40年代，社會主義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盧森貝，1960:1）。同時，法國各派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者也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盧森貝認為：“法國社會主義者和英國不同，他們不依靠古典的經濟學。在法國居統治地位的，是庸俗的和辯護的經濟學，社會主義和它進行了全線的經常的戰争，并且不使它和古典經濟學有所區别。經濟學家所支持和讴歌的一切，都受到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和責備。”（盧森貝，1960:112）這裡講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主要有聖西門學派、傅立葉主義、路易·勃朗主義和艾蒂安·卡貝（Étienne Cabet）的“伊加利亞共産主義”等。

三是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經濟學說。盧森貝認為，蒲魯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是他“小資産階級矛盾的存在和意識最明顯的體現（化身），他從這個立場來鬥争，既反對私有制，也反對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它的鬥争不外是小資産者不斷的動搖”（盧森貝，1960:2）。在這一意義上，盧森貝認為：“小資産階級的其他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隻表現了小資産階級在其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生活以及由社會生活決定的社會意識的個别方面。蒲魯東則表現了小資産階級生活和意識的各個方面，因此他成了小資産階級的‘科學解釋者’。”（盧森貝，1960:213）

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并沒有完成他對政治經濟學史體系的完整闡釋，如對19世紀50年代之後政治經濟學史就沒有涉及，甚至對他在《政治經濟學史》中一再提到而且應該包括在這一時期的一些經濟思想，如約翰·穆勒的經濟思想和弗裡德裡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早期德國曆史學派經濟思想也沒有涉及。但是，該書作為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史著作還是有着重要的影響，特别是對後來相當長的時期内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的基本觀點、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中，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成為後來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對政治經濟學史的探索，在年代上延續到19世紀50年代就結束了。在《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中，盧森貝曾預告，要繼續“叙明迄今為止的政治經濟學史”（盧森貝，1959a:4），但這一目标沒有能夠實現。

三、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對經濟思想史研究和發展的影響

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多卷本和單卷本出版後，對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發生着長久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影響，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确立了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說史研究的基礎。1824年，麥卡洛克發表的以“論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發展、特殊對象和重要性”（A Discourse on the Rise，Progress, Peculiar Objects，and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為題的講稿，對政治經濟學史作出了粗略的闡釋。麥卡洛克在這一講稿的“前言”中提到，他出版這一論著的目的，是為了給政治經濟學的學生們提供這門科學産生的原理的總的觀點，為了提供這門科學已經作出的各種結論的最著名理論的顯著特點，為了提供這門科學和政治學的區别，也是為了提供這門科學的研究對社會各等級和諸秩序的效用，還是為了用于他對這門科學的公共教學和小班教學的需要（McCulloch，1824:1）。

19世紀前半期，經濟思想史在德國早期的曆史學派中有了較為顯著的發展。19世紀4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威廉·羅雪爾（Wilhelm G.F.Roscher）和卡爾·克尼斯（Karl G.A.Knies）在經濟學上注重曆史專題特别是經濟史研究的取向，被看作是後來成為穩固的“曆史學派”的早期代表和“舊曆史學派”的代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也稱這三者為“‘曆史學派’的開山元老”（韋伯，2009：37）。實際上，當時他們三人之間既沒有統一的“曆史學派”的說法，甚至也沒有通常的“學派”意義上的學術和學科探讨的特點。熊彼特認為，他們并沒有形成一個學派，他們與經濟史的關聯既不一緻，與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的态度比較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同（熊彼特，1994：87）。在這三位學者中，隻有羅雪爾在經濟思想史上取得過突出的學術成就。熊彼特認為，羅雪爾的“大部分工作是屬于學說史領域的”。例如，他在1851—1852年完成的《十六和十七世紀英國國民經濟學史》、1867年完成的《論亞當·斯密學說的傳入德國及其應用》和1874年完成的《德國國民經濟學史》等（熊彼特，1992：5）。

20世紀初，經濟思想史逐漸成為經濟科學的專門學科，形成一批專門的經濟思想史學家，産生了一批被稱作“經濟學說史”“經濟思想史”或類似名稱的著述。這些著述對政治經濟學史作出專門的闡釋。當時，最有影響的專門的經濟思想史著述就是由夏爾·吉德（Charles Gide，也譯夏爾·季德）和夏爾·裡斯特（Charles Rist，也譯夏爾·利斯特）合著的《經濟學說史》。熊彼特認為，在20世紀初，吉德在法國撰寫了那個時期最成功的教科書之一，又同裡斯特一道合寫了一部更為成功、至今還被廣泛采用的《經濟學說史》（熊彼特，1994:139）。

吉德和裡斯特合著的《經濟學說史》是20世紀上半期最為流行的，也是最有影響的專門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著述。到20世紀50年代，趙迺抟認為，這本《經濟學說史》“從重農學派講起，以迄于現代，分析詳盡，批評正确，頗多獨到見地，為思想史教材中最深刻之作品。唯二人分别撰述，各有體系，未免美中不足耳”（趙迺抟，2007：481）。王亞南曾列出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幾種資産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史論著示例”，他指出《經濟學說史》被看作是20世紀初“通行較廣，在資産階級經濟學史界取得有較大聲譽的論著”之一，但對該書作者把自己描述成不偏不倚的兼容并蓄史論家則不以為然。王亞南指出，在《經濟學說史》中，“各個較有影響的社會經濟學派别，都在該書中占了适當的篇幅。在他們的筆下，似乎各派各家都有些對，有些錯。是非曲直的标準是什麼呢？他們隻給予了這樣一個含糊的說明:‘不問他是幹涉派，自由派，保護政策派，自由貿易派，社會主義派，個人主義派，都必須屈服于具體的觀察和科學的解釋。’這好像也有些道理。但他們自己就沒有遵循這個原則，舉一二例來說罷，書中把主觀主義的奧國經濟學說成是古典派經濟學的‘複興’，究竟是根據什麼‘具體觀察’呢？把馬克思資本學說中的關鍵論點，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區别，一律說成是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區别，究竟是根據什麼‘科學解釋’呢？”（王亞南，1979）王亞南的這一評述，較為中肯地闡明了《經濟學說史》的學術成就與偏頗。

所有這些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都基于這一時期的資産階級主流經濟學觀點。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的問世，實際是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産生的标志。這不僅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而且在整個經濟思想史學界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在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和單卷本中，都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也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史的基本問題、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發展為基礎，而且還突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庸俗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本思想軌迹，對17世紀中葉以後的經濟學說史作出了系統論述，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觀的學術基礎。

第二，綜合了馬克思提出的經濟思想史的兩種形式，形成了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史的學術形式。

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呈現為兩種主要的學術形式：一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呈現的“雙重結構”的經濟思想史的形式；二是馬克思在《反杜林論》的“《批判史》論述”呈現的經濟思想史的形式。

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是馬克思按照《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結構計劃”撰寫的政治經濟學巨著的開頭部分。第一分冊對“六冊結構計劃”的《資本》冊第一篇“資本一般”的第一章“商品”和第二章“貨币或簡單流通”作了論述。馬克思以章和節為基本論述單元，呈現了從理論原理闡述到思想曆史闡述的邏輯序列的“雙重結構”。

這一“雙重結構”體現在兩重标題上：一是以理論原理闡述為序列，即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貨币或簡單流通”，第二章分作四節，依次為“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貨币”“貴金屬”；二是以思想曆史闡述為序列，即“A.關于商品分析的曆史”、“B.關于貨币計量單位的學說”和“C.關于流通手段和貨币的學說”。這一兩重标題表明：第一章關于商品理論闡述之後，就是“A.關于商品分析的曆史”的思想曆史的闡述；第二章“價值尺度”論述貨币的價值尺度基本原理之後，就是“B.關于貨币計量單位的學說”對價值尺度作為貨币基本職能時貨币計量單位的思想曆史的闡述；等等。馬克思把後者有時簡稱為“曆史附錄”，例如，馬克思在談到金屬貨币相對價值同價格的思想史研究問題時就提到，“以後将作為貨币同價格的關系這一章的曆史附錄來進行研究”（馬克思、恩格斯，1995:130）。

《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呈現的理論原理闡述和思想曆史闡述邏輯序列，對《資本論》的四卷結構②發生着重要的影響。《資本論》四卷中“雙重結構”發生的變化隻在于，體現理論原理闡述到思想曆史闡述的邏輯序列，由原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以章和節為基本論述單元，轉變為現在《資本論》以卷為基本論述單元。

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呈現的第二種學術形式，在《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十章“《批判史》論述”中得以呈現。1894年，在《反杜林論》第三版出版時，恩格斯根據馬克思《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對第十章作了增補。在恩格斯看來，經過增補的“《批判史》論述”這一章，包含了馬克思《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這一章是“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馬克思、恩格斯，2009f：17）。

在“《批判史》論述”中，在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的基礎上，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過程作了闡釋。馬克思提到，他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已經提到，“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産生的”（馬克思、恩格斯，2009c：422）。與此相聯系，在之前的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就已經得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是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馬克思、恩格斯，1998：445）的明确結論。這實際上是馬克思認為的“政治經濟學史”的内容，這也是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多卷本的研究範圍。

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在經濟思想史視角上，還要進一步拓展，要以古代對經濟思想的一些認識為“出發點”，“因為曆史地出現的政治經濟學，事實上不外是對資本主義生産時期的經濟的科學理解。所以，與此有關的原則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臘社會的著作家那裡見到，隻是由于一定的現象，如商品生産、貿易、貨币、生息資本等等，是兩個社會共有的。就希臘人有時涉獵這一領域來說，他們也和在其他一切領域一樣，表現出同樣的天才和創見。所以他們的見解就曆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馬克思、恩格斯，2009f：240）。在這裡，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史的形成同經濟思想史的形成作了區分。古代社會所有的對經濟學“原則”和“定理”現象的“見解”等，實際上是經濟思想史的“出發點”。

從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曆史的評論”的意義上對經濟思想史形式作出了突破性論述。馬克思提出：“這種曆史的評論不過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1972：367）③馬克思區分了他提出的經濟思想史的兩種形式：一是以“政治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自我批判”為主題的經濟思想史，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中體現為從經濟理論原理闡述到思想曆史闡述上升的序列的形式；二是以“政治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為主題的經濟思想史，這是對17世紀中葉以來政治經濟學史研究或者是對古代社會以來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形式。

以“自行批判”為主題的經濟思想史，作為經濟理論原理闡述後續的思想曆史的闡述，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曆史路标”為主題的經濟思想史，是相對獨立的經濟思想史。“曆史路标”形式的經濟思想史，以對經濟思想曆史中的範疇、理論和規律及各經濟學派的形成和發展為研究主題，注重對經濟思想曆史的連續性和間斷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經濟學形式、流派的形成和發展及其比較的研究為主線。

顯然，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多卷本在對政治經濟學史各個發展階段中主要理論和範疇的“評論”中，注重于對“政治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自行批判”，體現了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的學術精神和思想内涵。就此而言，盧森貝對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已經超越了他同時代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視域。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中，更多地借助于馬克思在《反杜林論》第十章的經濟思想史的形式，從更為長久的經濟思想史的視域，對政治經濟學史的“曆史路标”作出更為展開的論述，體現了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曆史性和社會性的特征。

第三，拓展了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視域，展現了基于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視界。盧森貝從政治經濟學史上，對整個經濟思想史的基本特征作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觀的闡釋。經濟思想史是以經濟思想的演進及其過程特征和内在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科學的分支學科。經濟思想史的形成和發展，是以經濟社會形态的一定發展和以經濟思想的一定發展為背景和前提的。經濟社會形态的發展是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基礎，而經濟思想則是經濟思想史的直接内容和構成要素。

從學理上看，經濟思想史在廣義上是對經濟科學中諸如政治經濟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經濟學說史（history ofeconomic theory）和經濟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等學術形式的總的、也是一般性的概括。經濟思想史在一般性意義的概括，是對政治經濟學史、經濟學說史和經濟思想史等學術形式共性的概括，也是對政治經濟學史、經濟學說史和經濟思想史等各自特定内涵的認定，特别是對所研究對象的曆史時段及思想過程上聯系和區别的認定。

盧森貝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不僅在《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的标題而且在三卷本的具體内容上，都是以政治經濟學的曆史過程為對象的。當然，在20世紀上半期，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或經濟思想的統一的概念，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概念。盧森貝确立“政治經濟學史”的對象，是以政治經濟學的産生和發展為主旨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馬克思對17世紀中葉以後政治經濟學學說演進、學說流派嬗變研究的基本觀點和主要理論相一緻的。

在經濟思想史的學術形式上，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中遵循的是政治經濟學史的方式。但是，在同樣的以《政治經濟學史》為名的單卷本中，已經呈現了“經濟學說史”甚至“經濟思想史”的學術形式。在《政治經濟學史》單卷本中，盧森貝是從“古代世界和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開始叙述的。在這一叙述之初，盧森貝就初步區分了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和政治經濟學及其曆史演進的涵義。

盧森貝認為，以資本主義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是以重商主義者為起端的，但是，“經濟現象一向引起人類先進智慧的注意，而在古代世界裡，經濟思想甚至達到相當高度的發展”。在其中，像“柏拉圖尤其是亞裡斯多德這樣的思想家的經濟觀點，都曾對以後各時代經濟思想的發展起過巨大影響”（盧森貝，1959a：5）。在盧森貝看來，把亞裡士多德稱作“政治經濟學之父”顯然是“不對的”；但是，“在各經濟形态的經濟思想的發展中有着繼承性甚至連續性，這點也是不應該否認的”。相對于“經濟思想”就有“經濟思想史”。因而“我們講經濟學說史便從古代世界的經濟思想開始”，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還存在一個“從古代希臘的經濟思想過渡到以後各時代的經濟學說”（盧森貝，1959a：5、7）的思想史時期。

盧森貝在《政治經濟學史》三卷本和單卷本中所表達的經濟思想史的基本觀點，對中國學者發生過重要的影響；同時，中國學者在政治經濟學史研究基礎上，對經濟思想史整體上作出了拓展性的、創新性的研究，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史，而且還對經濟學說史和經濟思想史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中國的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内涵。

依中國的經濟思想史觀看來，從經濟思想史整體上看，“政治經濟學史”、“經濟學說史”和“經濟思想史”這三種學術形式，在“研究對象”和“具體内容”上具有“大緻雷同”和“取舍上略有出入”（陶大镛，1990：3）的學術特征和學理依循。

一是“政治經濟學史”，是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以後的經濟思想發展史。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産生的”（馬克思、恩格斯，2009c：422）。被稱作“政治經濟學史”的著述，“一般起自重商主義，包括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所跨的曆史時期較短”（陶大镛，1990：3）。出版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由陳岱孫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史》上下冊就屬于這種學術形式。

《政治經濟學史》上冊一開始就提出：“西歐重商主義産生于十五世紀，全盛于十六、十七世紀，開始瓦解于十七世紀下半葉。重商主義瓦解的時期，正是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興起的時期。”（陳岱孫，1981：1）重商主義作為對“現代生産方式的最初的理論探讨”，是資本主義産生時期最初的政治經濟學說；重商主義以前，“不可能有關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因而也不是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範圍。當然，重商主義盡管是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開端，但它本身還“不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真正經濟科學”（馬克思、恩格斯，2009e：375）。

二是“經濟學說史”，在研究時間段上較“政治經濟學史”更為長久，它“雖也涉及古代部分，但通常限于較有系統的‘一家之言’，并不包括片斷零碎的某些經濟觀點”（陶大镛，1990：3）。這裡講的“經濟學說”，指的是具有某些片斷性的經濟觀點和經濟思想，或者是多少構成經濟思想體系的經濟觀點。由于對“經濟學說”所謂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内涵理解上的差異，有的經濟思想史時間段起點較晚，接近于政治經濟學史的開端；有的經濟思想史時間段起點較早，接近于經濟思想史的開端。在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20世紀60—70年代出版的，由魯友章和李宗正主編的《經濟學說史》屬于這種學術形式。

《經濟學說史》上冊開篇提出，經濟學說史是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後各個社會形态中各個階級的經濟學說發生和發展的曆史（魯友章、李宗正，1965：1）。該書進一步指出，在西方，最早出現的經濟學說是古希臘思想家所闡述的奴隸主經濟學說，其中有一部分見解在曆史上成為後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理論出發點。在這一意義上，研究西方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經濟學說和研究近代政治經濟學史，都有必要追溯到古代希臘經濟學說的發展情況（魯友章、李宗正，1965：3、4）。循着這一思路，《經濟學說史》是以古希臘和古羅馬對經濟學說的初步探索為起點的。

三是“經濟思想史”，它是“闡述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的發生和發展及其相互聯系的曆史”（陶大镛，1990：1）。在研究時間段上，經濟思想史最為長遠，也較為寬泛。經濟思想史在其開端上可以是一切有關人類經濟活動的知識，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它可以體現在論及經濟問題的各種典籍文獻中，甚至反映在古代其他各種曆史和文化作品之中。但實際上，真正涵蓋這一過程的經濟思想史著述實為罕見。在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20世紀90年代初由陶大镛主編的《外國經濟思想史新編》就是屬于試圖朝着這一方向發展的學術形式。

《外國經濟思想史新編》認為，“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一般上溯古希臘、羅馬的經濟思想，包括各個曆史時期各個代表人物、各個學派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以“外國經濟思想史”為題，希望“全書包涵的内容較寬”，能“跨越各個曆史時期，涉及從古到今的各個代表人物和主要流派，不僅超過一般‘政治經濟學史’教材所沿用的時間界限（上限和下限），并且在一般‘經濟學說史’教材的基礎上”擴充更多“新的篇章”（陶大镛，1990：3）。該書盡管沒有能按照這一構想實現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但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視野。

對“政治經濟學史”、“經濟學說史”和“經濟思想史”的這些理解，是我國經濟思想史學界的基本認識。楊緻恒（1991）曾提出，政治經濟學史作為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曆史叙述，理所當然地隻能把政治經濟學産生以後作為自己的起點，沒有必要把政治經濟學産生以前的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包括進來。所以，關于資本主義以前，從古希臘、羅馬的奴隸主的經濟學說到封建主義的宗教法典學者，異教和農民起義等經濟學說，也就不應屬于政治經濟學史的對象，隻應是經濟學說史的研究内容。與此相對應，經濟學說史應比政治經濟學史有更廣泛的内容和範圍，它應該包括各個社會發展階段上主要階級的經濟學說。同時，經濟學說史是經濟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但二者不能等同。這種差别就在于經濟思想史比經濟學說應有更廣泛的内容。經濟思想是極為多樣的，它的材料來源也是龐雜的，經濟思想可以反映在各種文學、藝術作品記載上，也可以反映在曆史文物等形象上，隻要可以發現的經濟思想的材料，就可以作為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經濟學說史則不同，它的研究對象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對經濟現象的認識，即不是任何一種經濟思想都可以作為研究對象，而應該是多少構成經濟思想體系的經濟觀點才是它的研究對象。

出版于2003年的由蔣自強等合著的《經濟思想通史》，對此作出了類似的界說。在對“經濟思想史”的理解上，該書提出，一般來說，經濟思想是指一切有關人類經濟活動的知識，包括古代未系統化的經濟觀念、見解和主張，也包括以後各個時代所産生的系統性的經濟學說。因此，經濟思想史包括系統性的思想和非系統性的思想，它所涉及的範圍最為廣泛。對于“經濟學說史”來講，經濟學說指的是“一切具有一定系統性的經濟思想”，因此“經濟學說史所涉及的範圍要小于經濟思想史”。至于“政治經濟學史”或“經濟學史”，由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指的是“特定時期有特定研究對象并具備一定體系的經濟學說或經濟理論”，因此“政治經濟學史或經濟學史的範圍又要小于經濟學說史”（蔣自強等，2003：1）。這一見解與前述陶大镛（1990）的闡釋基本上是一緻的。

盧森貝的《政治經濟學史》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界的影響是長久的，也是多方面的。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學界還是認為，蘇聯學者盧森貝所著的三卷本《政治經濟學史》（1940年初版），對于我國高校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課程的講授和教材編寫，曾經起過一定的指導作用（陶大镛，1990：3）。

注釋：

①商務印書館于1975年出版了由郭家麟所譯的此書，将作者譯為約·雷·麥克庫洛赫，後又多次出版。

②前三卷為理論原理闡述，第四卷為思想曆史闡述序列的形成。

③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這一論述，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被譯作：“這種曆史的評論不過是要指出，一方面，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互相進行批判，另一方面，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曆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2004：417）在這裡，“曆史的評論”的兩個方面，一方面的“自行批判”改譯為“互相進行批判”，另一方面的“曆史路标的形式”改譯為“曆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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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顧海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經濟思想史學刊》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