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閱讀”是黨史研究者的一門必修課。對于黨史研究者來說，首先應當立志讀書、放眼讀書。其次是要制訂一個周密的讀書計劃。要把與“本人專治的學問關系密切的科目”，作為重點閱讀的内容；要多讀一些“傳記書”，這其中不僅包括人物傳記，而且還包括學術回憶和學人日記。黨史研究者若多讀一些這樣的書，知道一位學者如何成就，其知識和素養如何養成，這樣随他學去，便可使治學精神日益提高，治學方法日臻完善。除此之外，還應當廣泛閱讀一些“課外書”。這樣既可以“勞逸結合”，也可以“博采衆長”。對于這類書，研究者隻要“知養生”、“知體道”，就一定能夠讀出它的妙處來。

關鍵詞：閱讀；黨史研究；中國共産黨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也就是說，隻有通曉樂曲才能懂得音樂，隻有遍察寶劍才能識别利器。這個道理也适用于專業學習和從事學術研究。對黨史研究者來說更是如此。因其本以理論研究和教育宣傳為業，主要從事文字工作，所以對知識面和閱讀量的要求更高。這也是黨史教學和研究中，要把“閱讀”列為“入門課”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要修好這門課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裡面雖無終南捷徑，但也确有幾個必須注意的事項，說出來可以為黨史初學者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立志讀書

讀書須“立志”，否則就可能會因缺少方向和動力，而變得虎頭蛇尾，有時甚至半途而廢。曾國藩說：“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1]那麼對于黨史研究者來說，怎樣才叫“立志之真”呢？我以為至少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要“胸懷大志”。一個人能否讀書，與他的志向和抱負很有關系。如果是以混張文憑為目的，那麼文憑到手就可以不讀書了；如果是以養家糊口為目的，那麼能夠養家糊口就可以不讀書了；如果是以功名利祿為目的，做了官，有了錢，也就可以躺下來睡覺了。這樣目光短淺的人，随時都有可能中斷讀書，即便是學業在身，他們也不會把全部心思用在讀書上。相反地，一個目光遠大的人，就不會有這樣的局限性，因為他們讀書的目的是既不止于溫飽，也不止于名利的。

其實在中國學術界，許多著名學者都是超越這種局限，很早就立下讀書宏願的。比如，蔡尚思早年在南京，曾入住國學圖書館。他的志願就是把這個号稱“江南之冠”的大圖書館中的曆代文集看完。一位館員聽聞搖頭說：“古來沒有此種人。”而蔡尚思則說：“事在人為：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時讀書；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還少，例如每天隻用五、六小時以下讀書。我決心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時翻閱中國曆代文集。”[2]他說到做到，結果真是把這些館藏圖書看完之後，才走出這個圖書館。蔡尚思後來成為了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

與蔡尚思一樣，錢锺書也是如此立志讀書的。1929年入學清華大學後，錢锺書的第一個志願就是“橫掃清華圖書館”。在此期間，他用一個禮拜讀中文書，一個禮拜讀英文書。每個禮拜六，把讀過的書整理好，抱去圖書館還，再抱一堆回來。[3]據夫人楊绛回憶，錢锺書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來讀書，以至于“在清華待了4年，連玉泉山、八大處都沒有去過” [4]。錢锺書的勤奮好學，甚至讓他的老師吳宓也大為驚歎，認為當時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锺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人等，不過爾爾。[5]

第二，要“專心緻志”。古時候有個叫大珠的高僧，别人問他得道的捷徑，他回答說：“吃飯，睡覺。”問者不信，以為高僧開玩笑，大珠解釋說：“我吃飯就是吃飯，我睡覺就是睡覺。”其實他是以最樸實的語言，講出做事必須“專心緻志”，不可一心二用的道理。這對我們讀書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章學誠說：“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锱铢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6]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常聽人說某人博聞強記，看起來好像特别神奇，其實這都是他平日讀書時“專心緻志”的結果。

讀書“專心緻志”，不僅有益于“記憶力”，而且還有益于“注意力”。比如，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到什麼書，發現的都是燈謎材料。會作詩詞的人，無論打開什麼書，發現的都是文學句子。可見專注那一項，那一項便自然會顯露出來。魯迅也曾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闱秘事”[7]。這種發現是否真切姑且不論，但他們專注的精神卻是值得稱道的。否則，即便閱盡天下藏書，我們也不會有大的收獲。

當然，讀書“專心緻志”，也不是說要認死理，去鑽牛角尖，而是要努力将生書看熟，并從書中悟出道理來。朱熹說：“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鹘突，都隻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隻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個字都有一個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隻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隻是舊時文字，隻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隻是一片皂布。”[8]由此可見，同樣文字，有人“見得”，而有人卻“見不得”，其關鍵全在于能否具有“看來看去，認來認去”的這種“專注”的精神。

第三，要“矢志不渝”。這也是“立志讀書”的關鍵一環。昔人常說，有志者立常志，無志者常立志。“常立志”就是因為他做不到“矢志不渝”。這便是孟子之所以反對“一曝十寒”的道理。他說：“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9]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還曾據此寫過一副對聯：“貴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無益，隻怕一日曝十日寒”[10]毛澤東一生是做到“矢志不渝”的，即便晚年病魔纏身、行動困難時，他都一直堅持讀書。所以當我們欽佩毛澤東知識淵博、功勳卓著時，同樣也欽佩他那種“生命不息、讀書不止”的高貴品質。

這很容易讓人想到王國維，因為他把“矢志不渝”這個道理講得很透徹。王國維說，讀書治學，須有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種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種境界也；“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種境界也。[11]第一種境界是說，要持之以恒，意志堅定。盡管“昨夜西風凋碧樹”，盡管隻有一個人，還要獨上高樓，還要望盡天涯路。第二種境界是說，要能吃苦耐勞，經得起考驗。盡管日漸消瘦，都“衣帶漸寬”了，也絕不後悔，還是要心甘情願地“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種境界是說，在熱鬧場中，不會有所發現，你“尋他千百度”也不行，但偏偏是在“燈火闌珊處”，在人迹罕見的地方找到他了。

事實上，黨史研究是非常清苦的，有時候讀完一本厚書，也可能找不到一條需要的材料。并且即便投入很大精力，閱讀大量史料，可以産出一點成果，但由于所談問題皆屬過去，也未必符合現實需要，所以很難受到大家的關注和認可，不像一些明星那樣随便幾句話，就可以引發社會轟動效應。因此對王國維的“三種境界”，我們黨史研究者更需認真體會。正如金沖及先生指出：史學研究者，不要想一步登天，要立足于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争一日之短長”，紮紮實實地上了一層樓，再上一層樓。[12]

二、放眼讀書

古人說：“案頭書要少，心頭書要多。”所謂“案頭書要少”，就是前文所說的讀書須“專心緻志”的意思。因為案頭的書一多了，就會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這樣自然看不出書中的道理來。所謂“心頭書要多”，就是說要“放眼讀書”，盡可能地擴大閱讀的範圍。所以案頭的書，既不必受限于一科，也不必拘泥于一部。這一點對于青年學子來說尤為重要。因為此時若對學問興趣，立下廣泛的基礎，将來工作無論如何專精，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若在青年時期，就造成一個眼光短淺的學究，将來要作由專而博的工作，其難真如登天。[13]

這就是說在讀書過程中，我們還要處理好專與博的關系。梁啟超說：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而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書一事，“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若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此為“最佳”[14]。所以，顧颉剛主張在讀書時，一個人應配備兩個鏡子：一個是顯微鏡，一個是望遠鏡。他說：“顯微鏡是對于自己專門研究的一科用的；望遠鏡是對于其他各科用的。我們要對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極盡精微，又要對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15]

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很難做到這一點。一些研究者讀書太專之後，不但對史學以外不感興味，即便對所專以外的部分，也是日漸疏遠，甚至不能了解。對此，雷海宗曾經批評說：此種人隻可稱為“曆史專家”，但不能算是“曆史學家”。片斷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對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我們時常見到喜歡說話的專家，會發出非常幼稚的議論。他們對于所專的科目，在全部學術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專的範圍外，一旦發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16]。

其實，讀書太專的問題，與我們的教育體制也有很大關系。今日大學本科所設課程，在實施中往往專精有餘而通識不足，而一般學生為學分、為畢業，對本門課程已是應接不暇，當然難以再求旁通。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高校就隻能向社會送出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識青年。他們既無法從事專門的研究，又難以應付複雜的人生。此等學生進入研究生階段以後，則又被擠到一條更狹窄的道路上，終日為論文、為課題勞神費力，這時候再要他們“不務正業”去放眼讀書，實在是有點勉為其難了。

但是，有志于學者，為學術人生計，還是要克服這些困難的。章學誠說：“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17]我們倘若不願做這種“陋儒荒俚”式的專家，就必須事先打下廣博的知識基礎。這如同造房子必先打好地基一樣。打好一個大地基以後，在它的上面，建築高樓大廈也好，建築亭台軒榭也罷，都是悉聽尊便的。但若是基礎不好，上面所能夠建造的，就隻能是茅草屋、活闆房一類的東西了。

當然，今日各種學術，都過于複雜深奧，無人可以再做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亞裡斯多德。但對一門做到專深精透，對其他各門也能略知梗概，仍然是學者的最高理想。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确要向老一輩黨史家學習。比如，胡喬木一生就是博覽群書的，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還是哲學、曆史、文學、法學、語言學、音韻學、邏輯學，也無論是古書還是今書、中國書還是外國書，他都廣泛涉獵。數十年下來，他的大腦已經成為一個彙集各種知識的“海洋”，一提筆、一想問題，那積累的知識就會化作奔騰的文思，化作解決問題的智慧，凡是了解他的人，無不為之贊歎和稱羨。[18]

在胡喬木的書架上，甚至還有許多似乎與人文社科無關的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電子計算機、醫學、冶金礦業、機床設備、生态環境等類書籍。藏書中既有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的《天工開物》，1928年版的《優生學與婚姻》，也有最新版的量子理論、宇宙體系論等新書。其中僅數學類圖書即有幾十種。他的藏書室設在家中最大的一個房間，銀灰色的3米高大書架一字排開，共8排，每排17個，共136個書架，他的辦公室裡還有4個特大書架，林林總總，達4萬冊之巨，算得上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小型圖書館了。[19]胡喬木之所以被譽“大學問家”、“中共中央一枝筆”，我想與他這種不拘一格的讀書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在黨史學家中，龔育之也同樣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據金沖及先生回憶：龔育之一生酷愛讀書，手不釋卷，記憶力特别好，知識面之廣有時叫人吃驚。我們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有一次随便談到康有為，談到對聯。我講：吳佩孚在洛陽過五十大壽時，康有為送了他一副對聯。上聯是：如日方中，百歲勳名才一半；下聯是：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他笑着說：第一句不對，是“牧野鷹揚”。他一說，我就知道自己錯了。“如日方中”是朱東潤教授送給另一個人五十生日的話，我記混了。而且它同“洛陽虎視”根本對不起來。給我印象那麼深的原因是：中國近代曆史是我的專業，不是他的專業。剛才舉的恰恰又是一件小事，他完全不需要記得，卻記得那樣清楚，那樣準确！可見他讀書面之廣，而且總是用心地讀的。[20]

不過放眼讀書，也不能空廓而不着邊際，更不能舍棄專學，一味追求“博雅”之名。讀書的最終目的還是要由博返約的。否則，前無所見，後無所期，即便發憤苦讀，也猶如“不系之舟”，縱然可以日行千裡，又有什麼實際的功用呢？梁啟超說：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閱讀材料，抉擇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獵的功夫，随便聽講，随便讀書，随意談活：“如此做去，極其有益”[21]。因為這樣汲取來的知識，可以彼此促進，相互補充，更有益于格物緻知，把握事物的本相。其實學問本來就如同一個礦脈，各種礦體雜然并陳，隻是人們為了學習的便利，才将之分門别類，使它們變成一系一科，各自獨立罷了。所以在讀書時，我們就隻有将“顯微鏡”和“望遠鏡”一并用上，才能分清它的脈絡，看出它的所以然來。

三、讀專業書

書籍之浩如煙海，無人可以全部讀完，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了，但人們之所以還要強調博學，就是因為它是一種理想的狀态。一個人的學業必先專深，然後才能與之談及廣博，才能達到博學的境地。事實上，學者也隻有專精一門，才有可能自成一家，成一家方可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就是呂思勉所說的“與本人專治的學問關系密切的科目”，應當“知之較深”的緣故。[22]就黨史研究來說，我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書籍，是需要“知之較深”的，必須作為重點閱讀的内容。

第一，閱讀文獻。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内容：一是黨的曆史文獻，二是“經典作家”的著述。它們都是需要重點閱讀的經典文獻。黨史研究者必先精通這類文獻，然後才可遍覽群藉。否則，“行不由徑”，就很容易誤入歧途。朱熹說：“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仆。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23]也就是說，經典文獻是“主人”，其他論著是“解者”，是它的“奴仆”，我們不能僅滿足于它們的介紹，而應該登堂入室，與當事人對面交談，這樣才更利于問清事情的緣由，探明曆史的真相。

其實，對黨史研究來說，閱讀文獻還有另外兩重意義：一方面，經典文獻是曆史演化的經驗總結，是曆史過程的邏輯結論。因此以經為本，然後讀史，這樣考之于經，驗之于史，再會之于心，便可以“通古今之變”，把握黨史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經典文獻本身也是一種“史料”，是曆史留給今人的“掌故”。章學誠說“六經皆史”，講的也就是這個道理。侯外廬認為章學誠的這個命題，乃是清代“最放肆的學說”，在當時“有其進步的意義”[24]。事實上，即便在今天，它對于我們閱讀文獻，從事黨史研究，也同樣具有“進步的意義”。

當然，閱讀文獻也有需要注意的問題。一是要述而不作，不可牽強附會。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個人如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時候學會按照作者寫的原樣去閱讀這些著作，首先要在閱讀時，不把著作中原來沒有的東西塞進去。”[25]二是要實事求是，不可任情褒貶。比如，李大钊信奉馬克思的曆史觀，但對其中的個别論斷，也指出“有些牽強矛盾的地方”，認為“這全因為一個學說最初成立的時候，每每陷于誇張過大的原故”[26]。這一看法當然體現那個時代的曆史認識，但同樣也表明李大钊堅持實事求是，始終保持“尊疑”、“重據”的史家本色。

第二，閱讀著作。這主要也包括兩個方面内容：一是“曆史”著作，即關于中國共産黨曆史進程及其發展規律的書籍，二是“史學”著作，即關于黨史學本身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書籍。它們也都是需要重點閱讀的書目。不過對這一類書，黨史研究者也應有所側重，要首選“最重要之書”來讀。對此，徐複觀的看法雖有些極端，但也确有其獨到之處。一是不看第二流以下的書，至于那些專為稿費而寫的文字，最好是一個字也不要看。二是讀到書中的某一個問題時，要先把可以收集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今人的有關研究，先看一個清楚明白，然後再去對照原典；千萬不能用後人的研究代替讀原典的工作，否則一輩子都要“居人胯下”[27]。

對黨史研究來說，閱讀著作也有其特别的意義：一方面，通過“曆史”著作，可以管窺一時代的治學精神。比如，把每一時期黨史研究的主要著作，都搜羅齊備，按時間的次序排列，然後從頭讀起，這樣通過曆史比較，考察它們的内容、風格及方法，我們就可從中複活這一時代的學術精神，一如當年的樣子。另一方面，通過“史學”著作，可以把握一學問的知識體系。因為這類著作是史學中的“哲學”，是黨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要集”。它所呈現的是黨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流派和一切變動，并揭示其對知識及社會的貢獻和消極影響。因此通過它，我們就可以增強在理解和運用這一門學問上的智慧與經驗。

不過閱讀著作，也需有公正的研判，切不可求全責備。事實上，正如章學誠指出：“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28]。大意是說，“風氣之開”者，若要昭明風尚，必然有所取舍；“風氣之成”者，若不更新創造，必然走向衰敗。但世上談論學術的人，不知道扶持風氣，卻隻知道曲從風氣，這也是“學而不思則罔”的緣故吧。因此，對于各種黨史著作，我們今天不僅要回到特定的曆史語境中，而且還要回到特定的史學語境中，作曆史地想，作曆史地看。

第三，閱讀文章。其實文章也本是著作的一種，之所以将其單列出來，就是因為它還有與一般專著不一樣的地方。常聽人說，大部頭好作，小文章難寫。因為後者要求短小精悍，不給作者疊床架屋、鋪陳渲染的空間。據說有人曾問丘吉爾：“如果讓你作兩分鐘的演講，需要多少時間準備？”他回答：“半個月。”“如果讓你作五分鐘的演講，需要多長時間？”“一星期。”“那麼讓你做一個小時的演講呢？”“現在就可以。”丘吉爾的回答帶有幽默性，但其中也蘊含深刻的道理。因為短小精悍的東西，往往對結構和體例的要求更高。所以相對于一般專著來說，閱讀文章對于鍛煉我們的“史才”，往往更為直接，也更為有效。

就黨史研究而言，閱讀文章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以雜志為中心，閱讀重要文章。比如，《中國社會科學》《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雜志上的相關論文，《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共黨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等雜志上的專題文章，都是需要重點閱讀的内容。二是以學者為中心，閱讀代表作品。張靜如先生曾提出過一個43人的黨史學家名單，這其中有不少還是黨史大家。[29]他們的文章在選題立意、謀篇布局上都有獨到之處，所以也應當作為重點閱讀的内容。

其實，閱讀名家名篇，對黨史研究者特别是其初學者的意義更大。這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講“學慎始習”的道理。他說：“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葉，思轉自圓。”[30]也就是說，一個人讀書治學，與制作木器、印染絲束相類似，最初的加工對成功要起決定作用；一旦等到木器做成，色彩染定，就很難翻改變動了。所以初學的作者，必先研習大家的風格，順沿其根本去探讨其枝葉，這樣文思才會自然圓通。

四、讀傳記書

傳記書是史書的一種，因其有故事、有情節，一般人都愛讀它，但許多學者卻不願将它作為案頭書。其實讀這類書，對我們的學術人生也是大有益處的。梁啟超說：我們看一個人的傳記，看他能夠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許多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自己對于小事末節，也當特别注意。但不單要看他的成功，還要看他的失敗，如何會好，如何會壞，兩面看到，擇善而從。[31]

不過我這裡要講的，卻不是這一類書的全部，而是專指學人的“傳記書”。隻是所涉範圍要大些，不僅包括人物傳記，而且還包括學術回憶和學人日記。我們研究黨史的人，若多讀一些這樣的書，知道一位學者如何成就，其知識和素養如何養成，這樣随他學去，便可使治學精神日益提高，治學方法日臻完善。

第一，學人傳記。這主要包括兩種傳記：一種是“他傳”，即他人對傳主的記述，如《梁啟超傳》（吳其昌）、《胡适傳》（羅志田）、《呂思勉傳》（張耕華）、《範文瀾傳》（謝一彪）、《胡喬木傳》（本書編寫組）等；另一種是“自傳”，即本人對經曆的自述，如《胡适自述》《郭沫若自傳》《顧颉剛自傳》《上學記》（何兆武）、《暮年憶往》（張靜如）等。這其中總有一兩位學人，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閱讀他的傳記，便可對他一生的環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一目了然，無一遺漏。從他對學術的向往、對知識的渴望中，我們可以獲得激勵和鞭策，受到一種真切而深微的感動，從而不知不覺地發揚志氣，向上努力。

笛卡爾說：神話的魅力喚醒了心靈，而曆史上值得紀念的英雄事迹在被人讀到的時候則提高人的心靈，幫助其形成判斷；讀好書就像與過去時代裡最傑出的人談話，他們向我們展示的盡是其思想中的精華。[32]而對于我們研究者來說，一些學術名家就應當是心目中“最傑出的人”，他們的經曆就是值得紀念的“英雄事迹”。事實上，也正是有這些“英雄事迹”，中國史學才得以綿延不絕、發揚光大的。比如，在司馬遷的傳記——《漢書•司馬遷傳》中，一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33]，曾讓多少史學家為之前赴後繼。在劉知幾的自傳——《史通•自叙》中，一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34]，曾讓多少史學家為之唏噓感動。

當然，讀學人傳記還有另外一層現實意義。章學誠說：“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35]也就是說，史家是閱讀曆史的重要“媒介”，我們若不能“志其志”、“憂其憂”，就很難讀懂他筆下所刻畫的曆史人物，當然也就更談不上超越“其志”、“其憂”，去把握更真實的曆史了。這也就是我們研究黨史的人，要關注學人特别是史家的傳記的重要原因。

第二，學術回憶。這也主要包括兩種回憶：一是本人撰寫的“回憶錄”，如《三松堂自序》（馮友蘭）、《韌的追求》（侯外廬）、《讀史閱世六十年》（何炳棣）、《闆凳集》（彭明）、《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二是他人編寫的“紀念集”，如《翦伯贊學術紀念文集》（北大曆史系）、《程門立雪憶胡繩》（鄭惠）、《何幹之紀念文集》（劉煉）、《胡華紀念文集》（人大中共黨史系）、《懷念龔育之》（本書編輯組）等。這其中雖然不都是“武功秘籍”，但也确有許多讀書治學的“金玉良言”。

不過這種“金玉良言”，也不是可以輕易得到的。雖然有人願意坦白出來，比如胡适就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認，自己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杜威，另一個是赫胥黎。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而杜威則教他怎樣證明。二者加起來就是他所倡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36]。但也有人表示無可奉告，比如錢锺書夫人楊绛在《記錢锺書與<圍城>》一文中，就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記述：“一次，我聽他在電話裡，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37]

這當然可以理解為錢锺書偉大的謙虛，亦或是他覺得确實沒有什麼好說的。但對于研究者來說，我們卻不僅要認識母雞，而且還想看看它的營養結構。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人身體的成長與攝入的食物有關，精神的成長也是如此。有些人精神茁壯是因為吃了常人吃不到的補品，比如機緣巧合，讀到常人難見的内部資料；或者是得了什麼海外仙丹，比如精通外文，優先獲得域外文化的滋養，這些都是我們想探聽明白的。其實，正如曹聚仁指出：無論何時何地的學者，對于青年都有兩種恩賜：一是“運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給人們享受”；二是“站在前面，指引途徑，使人們随着在軌道上走”[38]。不過也确有一部分學者，對面交流，往往秘而不宣，但卻願意印刷出來，供大衆學習。這的确是一種很奇特的文化現象。然而不管怎樣，隻要他把文字印刷出來，我們就可以收獲曹聚仁所說的那兩種“恩賜”。

第三，學人日記。與自傳和回憶錄不同，日記會給我們另外一種閱讀體驗。事實上，除非如某些天才人物在寫日記的時候，就具有未蔔先知的本事，否則大部分的日記都是順着事件之流寫下來的。對日記主人來說，他可能計劃着“未來”，并且“未來”對當下也未必都是晦暗不明的，但“未來”絕對不是“已知”的。[39]自傳或回憶錄就不一樣了，因為在寫作的時候，“未來”是已被确認的，這樣傳主就自然會篩選生命史中的材料，并有意識地賦予它一個意義的框架。

由此可見，日記所反映一個人的思想變遷會更加真實。比如，魯迅就曾說過：“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這樣寫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40]胡适的日記也是如此。餘英時就曾指出：“胡适在美國留學的七年（1910—1917 年）是他一生思想和事業的定型時期”[41]。因此從這一部近80萬字的《留學日記》中，我們就可以讀到在異域文化中，一個學人日常生活和精神成長的鮮活材料，讀到“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曆史”[42]。

所以對于我們來說，讀傳記或回憶錄就如同“倒放電影”，可從故事“梗概”中，直接摘取治學經驗；而讀日記則如同“順看電影”，帶着“懸念”，觀察事态的演化，這樣可以收獲更多故事“情節”。當然，閱讀日記的意義也不止于此。事實上，幾乎所有學者都有一個或長或短的私人寫作的前史，并且這種私人寫作還往往與此後的公開寫作之間存有密切關聯。而日記則可以保留這個“前史”的真實記錄。因此我們從日記中看到的，就像畫家畫的不是畫面，而是那畫面形成過程中的各種草圖；又像攝影家拍到的不是人體，而是那人體從受孕到發育和生成的全過程。這可以說是閱讀日記，我們所能得到的又一大收獲了。

五、讀課外書

陸遊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也就是說，要精通一門學問，還必須有其他方面的涉獵。這也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對于黨史研究者來說，多讀一些課外書籍，廣泛涉獵旁門知識，還有更多益處。一是可以“勞逸結合”。比如閱讀黨史書籍，勞累了，找點其他方面的書來讀，這樣可以發揮大腦其他部分的功能，以緩解它在這一方面的過度疲勞。二是可以“博采衆長”。比如研究黨史問題，困住了，找點其他學科的書來讀，這樣有利于打通“障塞”，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章學誠說：“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谷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43]所以對于“課外書”，我們隻要“知養生”、“知體道”，就可以讀出它的妙處來。

第一，書可養性。一般人太忙，有時候把性靈都泯滅了，不單趨逐于熱鬧場中為不可，就是沉溺在故紙堆中，弄得頭昏腦脹，也會消耗讀書治學的初心。這時候讀些詩詞歌賦，最能陶冶心性。曾國藩說他每日案牍勞形，而每夜必取詩文高聲誦讀，這是很有道理的。比如，他在一則日記中寫到：“夜二更後，眼痛，腰痛，幸時時以蘇詩、陸詩諷詠自娛。”[44]這種自娛也不單是為了消磨時光，而是其經史之外所必修的“課業”。曾國藩甚至認為，要“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态，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45]。

與曾國藩一樣，馬克思也有讀“課外書”的習慣。馬克思愛讀海涅和歌德的詩，愛讀埃斯庫羅斯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他也很喜歡看小說，而且有時是兩三本小說同時開始，輪流閱讀。除此之外，馬克思還有一種獨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演算數學。代數甚至是他精神上的一種安慰劑；在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他總是借此自慰。例如在夫人燕妮病危的日子裡，馬克思已不能再繼續照常工作，在這種沉痛的心情下，他隻有把自己沉浸在數學裡才勉強得到安甯。[46]曾國藩和馬克思的例子，都能很好說明作一些其他“功課”，可以起到收心養性的效果。

不過讀“課外書”可以養性，但也可以移性。比如毛澤東早年的閱讀經曆，就是一個例證。他說：“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别是關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盡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浒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47]這些“課外書”，對毛澤東的影響的确很大，他後來在革命中的許多創舉，也都源于早年閱讀中收獲的靈感。隻是這種“移性”是我們樂于見到的，但也有的“移性”是要我們引以為戒的。這使我想起《紅樓夢》裡薛寶钗的話。她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隻是能有幾個這樣？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讀書誤了他，可惜他倒把書糟踏了”[48]。事實上，在黨史研究中，也确有一些人讀了“課外書”後，養成了“捕風捉影”的習慣，喜歡用“張家長、李家短”的心态，去研究黨史事件，去分析黨史人物。這真是“讀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踏了”。

第二，書可醫愚。黃宗羲說：“學則智，不學則愚。”[49]這句話用在讀“課外書”上也很妥帖。因為當局者有時反而糊塗，不如旁觀者看得清楚，所以換個腦筋，也許更容易解決問題。再進一步說，“天下同歸而殊途”，我們也不能“專己守殘”，對其他知識“束書不觀”。至于那種“入主出奴”的學科偏見，就更不可取了。古時候有個笑話說，寺中塑三尊像，先儒、次釋、後道。道士見了，馬上把老君移入中位。和尚見了，則把佛祖移到中位。讀書人見了，又将孔子移回中位。三聖隻得彼此安慰說：“我們原是好好的，卻被這些小人搬來搬去，搬壞了。”我們切不可再做這樣的蠢事了。

事實上，多讀“課外書”，就如同給我們多配了幾副“好眼鏡”。前文提到顧颉剛說要配上兩副鏡子，現在看來那個“望遠鏡”還要講得更具體一些。就黨史研究來說，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和哲學的眼鏡，都是必須具備的。在學術研究中，這叫做跨學科研究。譬如我們研究毛澤東，毛澤東的文史哲是貫通的，如果我們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就很難讀懂毛澤東。再如我們研究一個具體問題，譬如民生問題，沒有經濟學知識，沒有社會學知識，我們的讨論就隻能浮在表面之上。總之，社會曆史是複雜的，人生命運是多變的，我們隻有多配上幾副“好眼鏡”，才能看得真切，才能做到“雙眼自将秋水洗，一輩不受古人欺”。

當然，讀“課外書”，也不能因此而走向極端。章學誠說：“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50]也就是說，讀書治學，如果一味逐新趨異，就如同穿衣吃飯，飽了還貪美食，暖了還加皮衣一樣。這是“書呆子”才會幹出的傻事。所以，讀“課外書”，也需有個“主心骨”。有之，則如張旭學書，見公孫大娘舞劍，便能有所感悟；無之，則如燕人學步，結果“失其故行”，隻好“匍匐而歸”了。對于這一點，我們也是需要牢記于心的。否則，種着别人的田，結果荒了自己的地就不好了。

第三，書在躬行。陸遊還有一首教子詩，叫《冬夜讀書示子律》。詩中說：“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也表明一個人讀書，須在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是紙上功夫，要無“遺力”；二是紙下功夫，要有“躬行”。這個“躬行”就是實踐，讀無字之書的意思。這是一種特殊的“課外書”，我們要利用它來檢驗書本知識，并通過它将已學知識化為己有，為己所用。

毛澤東早年就十分重視讀這種無字之書。他在《講堂錄》中寫道：“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在這本聽課筆記中，毛澤東還談到對“才”的看法：“才者經濟之謂也。才有從學問一方得者，有從閱曆一方得者”[51]。這表明一個人獲得才幹，不僅要注重書本知識，讀有字之書，而且還要注重社會實踐，讀無字之書。對此，馬克思講的更為直接，他說如果一個學者放棄參加社會活動，或像“乳酪裡的蛀蟲”那樣，把自己關在書齋裡或實驗室裡，遠離當代生活和政治鬥争，那就把自己毀了。[52]

其實，對黨史研究者來說，多讀無字之書，還有兩大益處。一是可以豐富閱曆，更好地閱讀黨史書籍。清代文學家張潮說過：“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皆以閱曆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53]二是可以積累經驗，更好地講述黨史故事。黑格爾也說過，對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飽經風霜的老人之口和出自缺乏閱曆的青少年之口，其意指和内涵是不同的。[54]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共産黨已經從由幼年走向了成熟，他不再是一個懵懂少年，而是一位閱曆豐富、經驗豐富的德高望重的長者了。我們若不多一點閱曆和經驗，又怎能講出它的那種“飽經風霜”的味道呢？

注釋：

[1]《曾國藩全集·家書（一）》，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38頁。

[2] 蔡尚思：《我是怎樣沖破重重難關的》，《學人談治學》，浙江日報編輯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頁。

[3] 據同學饒餘威回憶，錢锺書喜歡讀書，也鼓勵别人讀書，“他還有一個怪癖，看書時喜歡用又黑又粗的鉛筆畫下佳句。也在書旁加上他的評語，清華藏書中的劃線和評語大都是自此君手筆”。參見《清華的回憶》，《清華大學第五級學生畢業五十周年紀念》，清華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頁。

[4] 楊绛：《我們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2版，第72頁。

[5] 陳玉新：《錢鐘書的人生智慧課》，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頁。

[6] 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23頁。

[7]《<绛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8]《朱子語類（卷十•學四）》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68頁。

[9] 楊伯峻：《孟子譯注》下冊，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64頁。

[10] 張贻玖：《毛澤東的書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

[11] 王國維：《人間詞話》，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頁。

[12]《金沖及先生治學答問》，《史學月刊》2014年第5期。

[13] 雷海宗：《專家與通人》，《大公報》（重慶）1940年2月4日。

[14]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篇》，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40頁。

[15]《顧颉剛先生的治學經驗和方法》，《學人談治學》，浙江日報編輯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頁。

[16] 雷海宗：《專家與通人》，《大公報》（重慶）1940年2月4日。

[17] 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61頁。

[18] 徐永軍：《胡喬木的每天三件事》，《黨的文獻》2015年第4期。

[19] 夕羊：《胡喬木和他的藏書》，《圖書館界》1996年第3期。

[20] 金沖及：《人生有追求》，《懷念龔育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頁。

[21]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篇》，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40頁。

[22] 呂思勉：《呂思勉談讀書治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頁。

[23]《朱子語類（卷十一•學五）》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93頁。

[24] 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頁。

[2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

[27] 徐複觀：《我的讀書生活》，台北《文星》第4卷第6期，1959年12月出版。

[28] 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54—155頁。

[29] 這43位黨史學家指的是：胡喬木、胡繩、何幹之、胡華、張如心、龔育之、石仲泉、廖蓋隆、金沖及、魯振祥、彭明、王淇、彥奇、戴鹿鳴、何沁、王真、縱瑞堂、蕭超然、沙健孫、梁柱、周承恩、張注洪、劉弄潮、劉桂生、毛磊、王學啟、何理、肖甡、蓋軍、郭德宏、王仲清、朱喬森、金春明、吳家林、馬模貞、馬洪武、王德寶、楊世蘭、徐樹績、鄭燦輝、鄭德榮、姜華宣、譚雙泉等。參見張靜如：《中共曆史學怎樣研究文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5年第6期。

[30] 劉勰：《文心雕龍》，王運熙等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

[31]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篇》，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31頁。

[32] 笛卡爾：《論方法》，《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何兆武主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5頁。

[33]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第9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5頁。

[34] 劉知幾：《史通通釋》，浦起龍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頁。

[35] 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66頁。

[36]《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頁。

[37] 楊绛：《記錢锺書與<圍城>》，《名作欣賞》1992年第2期。

[38]《曹聚仁文選》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頁。

[39]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6頁。

[40] 魯迅：《馬上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頁。

[41] 餘英時：《重尋胡适曆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42]《胡适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頁。

[43] 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55頁。

[44]《曾國藩全集·日記（一）》，嶽麓書社1987年版，585頁。

[45]《曾國藩全集·家書（二）》，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809頁。

[46] 保爾•拉法格等：《憶馬克思恩格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5—8頁。

[47]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08頁。

[48]《脂硯齋全評石頭記》，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頁。

[49] 黃宗羲：《明儒學案》下冊，沈芝盈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977頁。

[50] 章學誠：《文史通義》，葉瑛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54頁。

[5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530頁、第548頁。

[52] 保爾•拉法格等：《憶馬克思恩格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頁。

[53] 張潮：《幽夢影》，劉如溪點評，青島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2頁。

[54] 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23頁。

作者簡介：周良書，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學術界》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