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曆史分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一個重要而複雜的問題，曆來存在不同看法。綜合考慮時代特點、曆史任務、時間跨度等因素，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階段可以大緻劃分為“四個50年”。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人類解放理論主題不斷展開、價值目标不斷實現的曆史，表現為前後相繼的發展主題階段：在科學論證人類解放的過程中創立和發展、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革命中發展前進、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曲折前進、在追求人類解放的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實踐推動下開拓前進。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認清馬克思主義在曲折中發展前進的曆史邏輯，自覺承擔起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神聖職責，是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獲取的重要啟示。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曆史階段  發展主題  曆史脈絡
    作者簡介：孫來斌（1967- ），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曆史分期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基礎性問題，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根據南斯拉夫著名哲學家弗蘭尼茨基的觀點，每個馬克思主義史研究者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分期、對問題和人物的選擇以及對所獲得的成就的批判性評價”。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做階段劃分，要綜合考慮曆史分期的依據、時間跨度的衡量、國别地域的反映、人物流派的選取等因素，因而“是一個衆說紛纭，頗難完全統一的問題”。英國著名學者麥克萊倫曾說：“近百年來，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如此繁雜，有時竟難以捉摸，想要對它作出很全面的考察，必定會流于膚淺。我力圖要做的是，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脈絡描摹出來。”

從國外相關研究情況來看，具有代表性的分期觀點有兩種：一是弗蘭尼茨基在《馬克思主義史》中的五階段分期法，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列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第三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當代馬克思主義；二是麥克萊倫在《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中的“五編”分期法，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馬克思主義、中國和第三世界、歐洲和美國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應該說，前者側重曆史脈絡，後者側重地域反映，兩種劃分在國際範圍内都頗有影響。但現在看來，由于成書時間、寫作視角等原因，兩本著作分别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做了東歐式、英美式的解讀，對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東歐及西方的發展情況反映較多，而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反映不夠，尤其是缺少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情況的反映。而且，兩本著作在何以劃分為不同的階段、貫穿其間的主要脈絡及其變化方面缺乏闡釋。

從近年國内相關研究情況來看，由于研究選題的特殊性，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總體偏少。其中，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編《馬克思主義史》（四卷本）的分期為：19世紀的奠基時期、20世紀初社會主義革命的醞釀和準備時期、在社會主義連續勝利中重大發展時期、20世紀下半葉的曲折前進時期。莊福齡教授主編的《簡明馬克思主義史》總體沿用了前書的分期，且對理論主題做了一些新的概括，将叙述分為四篇：奠基篇（1840—1895）、開拓篇（1895—1917）、發展篇（1917—1956）、創新篇（1956—1997）。總體來看，這兩部著作在學界影響大、流傳廣，但由于成書時間的原因，都未能反映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最新成果。因此，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納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視野，無疑很有必要。

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進程，我們可以大緻将50年作為曆史分期的時間跨度。具體而言，原因有三。其一，反映馬克思主義批判對象本身的變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論表明，自18世紀末開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存在45—60年的長期波動。作為資本主義批判的科學表現，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本身應該反映批判對象的這種變化。其二，選擇合适的時間跨度對發展階段進行分辨掃描。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做整體性質的分期掃描，應該選擇較大的時間跨度，不拘泥于微小的細節，而側重反映思想脈絡、主題演進、曆史坐标。當然，這種曆史分期力圖真實反映馬克思主義發展曆史過程，雖然“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盡可能“按照現實的曆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其三，參照有代表性的曆史分期方法。1908年，列甯在《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一文中曾以回顧和展望的雙重視角，根據鬥争特點的轉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存在和發展的“兩個50年”。有國内學者将馬克思主義誕生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曆史劃分為“三個50年”。這種曆史分期方法，大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邏輯，是一種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綜合考慮以上因素，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是人類解放，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到21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曆程因這一主題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具體演進而可以大緻劃分為“四個50年”。

 

二、第一個50年：馬克思主義在科學論證人類解放的過程中創立和發展 

 

 

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一個50年。

科學論證人類解放的偉大意義及實現途徑，是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題。19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人類既出現了工業文明的發展、個性自由的萌發、普遍交往的進步，也出現了社會矛盾的加深、階級對立的尖銳、民族壓迫的擴大：自1825年開始每隔十年周期性爆發的英國經濟危機，深刻表明了西歐社會基本矛盾的加劇；相繼爆發的歐洲三大工人運動，強烈表達了工人階級對資産階級的反抗；英國對印度的多次侵略戰争、英國對中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争，突出反映了西方對東方的掠奪。這深刻表明，資本主義在帶來人類文明進步的同時也使人類社會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隻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世界怎麼了？人類向何處去？這是19世紀上半葉提出的世界之問。對此，當時歐洲思想界紛紛提出解決之道。國家和法的完善、人性的自我認識，分别反映了黑格爾、費爾巴哈的解決之道，但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辨無法解決現實社會的矛盾；“李嘉圖-穆勒定律”反映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對此問題的思考，但改良主義的思路難以醫治資本主義的痼疾；“實業制度”“新和諧公社”“世界協作”等救世方案，反映了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的探索，但海市蜃樓般的烏托邦願景無法解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審視了脫離實踐的思辨哲學、隔靴搔癢的改良主義、不切實際的空想主義，經過艱辛的理論跋涉而獲得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這兩個偉大發現，以其對問題分析的深刻性、社會批判的徹底性、解決方案的現實性，實現了對各種社會解決方案的批判性超越。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批判性超越的過程，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是在同資本主義進行鬥争的主體活動中不斷推進的。《德意志意識形态》《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是主宰社會運行、形塑社會面貌的統治力量。資本的私人性、剝削性、擴張性、曆史性，演化為占有的邏輯、剝削的邏輯、侵略的邏輯、暫存的邏輯。資本邏輯的生産形态、人格形态、國際形态，導緻社會化大生産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相矛盾、資本與勞動相對立、西方與東方相沖突。資本邏輯生成了迅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但又不斷由這種資本擴張産生出無窮無盡的危機。“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人類解放的發展前景與無産階級的曆史使命，深刻闡明無産階級解放與人類解放的辯證統一。通過無産階級革命，實行生産資料的社會占有以适應社會化大生産的要求，讓勞動者成為生産資料的主人而消滅資本的統治，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答案。

同時，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思考了西方與東方相沖突的解決之道。他們在《共産黨宣言》中用“三個從屬于”深刻揭示了當時西方與東方的不平等關系：“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在19世紀50年代，他們強烈批判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家的野蠻掠奪，聲讨殖民主義者對東方民族犯下的無恥罪行。在晚年，馬克思恩格斯憑借對曆史發展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深刻把握，憑借對俄國等東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實證材料的深刻把握，提出了一種特殊的東西方共同勝利的設想：“假如俄國革命将成為西方無産階級革命的信号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産主義發展的起點。”這一設想，事實上也給出了解決資本邏輯所緻的西方與東方相沖突問題的答案。其基本思路和主要之點在于，在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在東西方革命相互補充的世界革命中，推翻資本統治，實現人類平等、自由和解放。概而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壯麗日出。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構成這一科學理論體系的主體内容。在三者相互交織、有機結合的理論整體中，人類解放這一理論主題得到理論彰顯、科學闡明。

從西方産生到世界傳播，并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是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發展傳播的重要特點。反對制造理論的烏托邦，深深紮根于社會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區别于其他社會學說的根本特質。馬克思主義從一誕生起，就與工人運動密不可分，決不滿足于“把新的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的書，隻向‘學術’界吐露”。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思恩格斯為推進革命鬥争實踐、加強工人運動的國際聯合而不懈努力。1864年9月第一國際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運動國際聯合的新高度。馬克思強調指出，“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于最先進的國家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在第一國際期間，馬克思主義經受了巴黎公社實踐的初步檢驗。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馬克思恩格斯及時總結了革命的經驗教訓，從多方面深化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第一國際解散後，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亟需成立新的國際聯合組織。在恩格斯的倡議下，第二國際于1889年成立。恩格斯竭力彌補因馬克思的離世而可能出現的理論缺位，并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提出新的觀點。

在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同各種敵對的理論和思潮進行了堅決鬥争。正如列甯指出的那樣，在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遠遠不是一下子就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在它存在的頭半個世紀中（從19世紀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與它根本敵對的理論進行鬥争。”馬克思主義先後展開對青年黑格爾派、蒲魯東主義、巴枯甯主義、杜林主義的鬥争，并且在鬥争中不斷取得勝利。到19世紀90年代，“馬克思主義已經絕對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其他一切意識形态”。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走出西歐，不斷擴大國際傳播和世界影響。具體到俄國而言，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共産黨宣言》和《資本論》第1卷的俄文版先後出版，到19世紀8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多地被譯介到俄國。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産黨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不無感慨地寫道：曾幾何時，沙皇俄國還被視為阻礙歐洲前進的反革命堡壘，而現在“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1885年4月，恩格斯得知在俄國青年中有一派抛棄了過去抱持的民粹主義思想，真誠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學說，因此緻信給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表示“感到自豪”，并說：“如果馬克思能夠多活幾年，那他本人也同樣會以此自豪的。這是一個對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将會具有重大意義的進步。”

 

三、第二個50年：馬克思主義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革命中發展前進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二個50年。

在反對修正主義的思想鬥争中拉開無産階級偉大革命鬥争的序幕，是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特點。“馬克思主義創立以後的第二個50年（從19世紀90年代起）一開始就是同馬克思主義内部的一個反馬克思主義派别進行鬥争。”列甯這裡所說的“反馬克思主義派别”指的是伯恩施坦修正主義。19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并出現一些新變化：由于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壟斷組織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産的無政府狀态似乎得到了克服，社會化大生産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的對抗看似已經消失；資産階級調整統治策略，一方面有限度地擴大一些資産階級民主，實行資産階級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從殖民地掠奪來的部分超額利潤，收買工人階級中的上層分子，導緻整個無産階級隊伍革命意識淡化，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得到緩和；随着殖民地的瓜分、資本輸出的擴大和壟斷資本國際剝削的加劇，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與東方落後國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但後者力量薄弱、反抗難以奏效。世界資本主義的上述變化，引起了馬克思主義内部和外部的理論家們的反思——時代是否發生了新的變化？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産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的理論是否過時？對于這些問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其中，伯恩施坦的觀點尤為引人關注。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等論著中，伯恩施坦聲稱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原理已經“過時”，必須對它進行系統的修正。根據伯恩施坦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新發展缺乏解釋力，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在其自身系統内可以得到解決，進而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他大談特談“最終目的微不足道”，極力淡化人類解放的最終追求。

列甯積極參加了反對伯恩施坦的思想理論鬥争，并以其深入的理論研究，科學回答了時代之問。他深刻揭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理論實質，即“為了實際的或假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産階級的根本利益”。他嚴肅批判了修正主義借口實踐的發展而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方向性錯誤，強調隻有把堅持和發展結合起來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确态度。他堅信：“19世紀末革命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思想鬥争，隻是不顧小市民的種種動搖和弱點而向着本階級事業的完全勝利邁進的無産階級所進行的偉大革命戰鬥的序幕。”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進行理論鬥争的過程中，列甯潛心研究唯物辯證法，并以此指導自己的帝國主義理論研究。列甯根據無可争辯的大量統計材料和研究資料，科學回應了資本主義的階段性變化。他深刻論證了帝國主義的壟斷性、腐朽性、過渡性，揭示了帝國主義産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科學預測到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為俄國在帝國主義時代進行無産階級革命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劃時代的貢獻。

積極踐行人類解放的追求、在偉大的社會革命中發展前進，是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題。開創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嶄新道路，是這一主題的實踐成果。以帝國主義論為堅實的理論基礎、以一國勝利論為直接理論指導，列甯領導布爾什維克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将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理論變為制度上的實踐。“一個落後的國家竟有幸走在偉大的世界運動的前列”，走在追求人類解放道路的前列，這看似是一條奇怪的曆史之路，實則不然，它彰顯了革命辯證法所反映的曆史邏輯。新經濟政策的實行表明，間接過渡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通向社會主義的可行道路。關于蘇俄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列甯有過和平共處的論述，但更多論述的是世界革命話語下的鬥争思想。為了促進無産階級國際聯合和人類解放事業，列甯在1919年創建了共産國際（第三國際）。概括地講，列甯用科學的帝國主義理論回答時代之變，用建立新型無産階級政黨的理論回答工人階級“怎麼辦”，用新的理論闡發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用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的理論指明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用間接過渡的方式表明了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用關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回答了帝國主義條件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的出路問題，等等，将馬克思主義整體推進到馬克思列甯主義階段。列甯逝世之後，斯大林繼續領導蘇聯人民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衛國戰争的勝利。關于這段曆史，鄧小平後來評價說：“可能列甯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在鴉片戰争以後争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進步潮流同十月革命以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進步潮流的曆史交彙中，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真考察中國的曆史狀況和社會狀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任務，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這一偉大飛躍的成果，包含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方面的豐富内容，系統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并對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在中國這樣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

總的來看，在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關于推翻資本統治、追求人類解放的探索，是在戰争與革命的時代主題下展開的。在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系列著述中，列甯多次表達了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意思。1924年，斯大林在《論列甯主義基礎》中明确指出：“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1937年，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引用斯大林的原話重申了這一判斷。中國共産黨人基于正确的時代判斷，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與人類解放事業聯系起來，将中國革命視為世界無産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社會主義制度在俄國、中國的建立，促進了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的開展，為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緻力于人類解放事業提供了可行的出路、光明的前景。這一時期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既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也為馬克思主義發展提供了曆史的條件和契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大批獲得獨立和解放的民族國家建立起來，徹底瓦解了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共同發展展現出光明前景。”

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心由西方轉移到東方，世界曆史已經進入亞洲風暴盛行及其“‘反過來影響’歐洲”的時代。社會主義革命在東方取得勝利和在西方遭遇失敗的不同命運，促使西方國家的共産黨人和左翼人士開始進行深刻反思。其中，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人關于俄國革命道路普遍意義的反思、關于西歐無産階級革命可能道路的探讨，助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興起。其中，葛蘭西以“反《資本論》的革命”為題的文章，體現了他對十月革命道路的獨特理解。在葛蘭西看來，馬克思和列甯“分别表現了兩個階段：科學和行動，這兩個階段既是同質的，又是異質的”。受盧卡奇、葛蘭西等人思想的影響，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此後不斷發展，并在20世紀50年代前後達到鼎盛時期，出現了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流派，演化為探讨人類解放主題的特殊而複雜的思想譜系。

 

四、第三個50年：馬克思主義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曲折前進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50年。

以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來促進人類解放的事業，是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題。在這一時期的開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形成與對峙。1955年，華沙條約組織的建立，标志着社會主義陣營的最終形成。随後，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先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内的論戰，而後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解凍’，成為二戰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社會制度各自發生變化的重要節點”。1956—1966年，中蘇兩國共産黨發生十年論戰。中蘇論戰背後的成因、涉及的内容都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問題。具體地說，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選擇怎樣的相處之道？對于這一重大時代問題，中蘇兩黨在當時産生了分歧。其中，蘇共強調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必要性，認為帝國主義已經願意接受和平共處，“在世界分裂為兩個體系的情況下，國際關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則是弗·伊·列甯提出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中共則認為帝國主義是和平共處的障礙：“列甯指出，蘇維埃國家之所以能夠同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是靠鬥争得來的”，“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政策變成了階級投降政策”。對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蘇共強調重要性、現實性，中共強調條件性、鬥争性，各自站在自身立場和角度，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做法來評價對方。關于中蘇論戰，鄧小平後來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深刻指出：“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 “各國黨的國内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蘇聯東歐國家面對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開始着手改革。總的來看，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原有體制的弊端，僵化的模式不僅抑制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活力，而且也抑制了社會成員的個性發展，由此拖累了人類解放的現實進程。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台以後，開始調整改革思路。他主張“改革新思維”，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強化并放大了赫魯曉夫忽視不同制度之間鬥争性的錯誤。正如意大利學者安德烈·卡托内指出的：“戈爾巴喬夫并未強調資本在世界統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對這一新情景作了一種中性的描述，結果把誰是決定因素、誰是被決定因素這個誰依賴誰的矛盾(相互依存的矛盾)掩蓋起來了”。這樣做的結果，最終使改革方向出現根本性的錯誤，導緻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挫折。

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1956年，面對新的國際國内形勢，毛澤東深刻總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曆史經驗，提出：“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可惜的是，“第二次結合”也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實現的。由于認識上的偏差，階級鬥争的作用被不斷強化，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深刻認識到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吹響改革開放的時代号角，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開篇之作、首創成果。這一首創成果包含着豐富的内容，如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谷，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面臨巨大困難和壓力。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決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重要思想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推向21世紀。

改革開放讓中國社會實現思想大解放、觀念大轉變、精神大提振，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主體性、積極性、創造性，促進了多方面的理論突破。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可謂最突出的貢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将市場和計劃從社會基本制度中剝離出來，突出其經濟手段功能和具體制度屬性，突破了将市場邏輯等同于資本邏輯的傳統思想束縛，同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相結合，使全社會充滿了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在實踐中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理論上實現了三重不同意義的超越，即超越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傳統解讀、超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超越“市場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從根本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是有利于推動人類解放進程的。一方面,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起着一定的規範與引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發揮人民性、公平性的價值導引作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也發揮着一定的滲透與浸染作用，它根據強大的市場邏輯去影響社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對經濟發展發揮着個體性、效率性的催化作用。從實際運行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了人的主體意識、競争意識、民主意識。當然，在積極利用資本的同時，如何處理好市場邏輯與資本邏輯的關系、着力減少資本邏輯對人的發展的負面影響，始終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總起來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解放的當下實踐及曆史進程有了更為深刻、具體的認識。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曆史條件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處于長期并存、相互競争、既有鬥争也有合作的關系狀态，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将經曆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世界社會主義與各國社會主義之間呈現整體與部分、國際性與民族性等多重關系狀态，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可以而且應該是多樣的；現實社會主義與未來共産主義之間，存在着過程與目的、現實性與理想性的關系狀态，實現共産主義是由一個一個階段性目标逐步達成的曆史過程，人的發展的每一個進步客觀上都是向着實現人類徹底解放目标的接近。這些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反複強調的理論觀點，也得到越來越多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解和認同。

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繼續發揮重要影響力。在拉丁美洲，依附論影響深遠。這一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興起，旨在探讨外圍資本主義不發達狀态成因及其對策。它以拉丁美洲為分析範本，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為宏觀背景，以馬克思主義為重要理論來源，以不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為理論叙事，深刻批判了“中心”對“外圍”的剝削，從獨特的視角對不發達問題做了一種新的診釋。此外，西方馬克思主義表現出新的動态。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向多元化發展，出現了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其中學院派研究漸成主流，傳統革命話語退隐，社會運動主體重構，探讨重點指向社會正義、生态危機、城市空間等現代社會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階段的行程中既有凱歌高奏，也有歎息低吟；既有重大曲折，也有柳暗花明。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度過了“黃金時代”，各種危機交織。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階段的結尾，即在人類處于世紀之交、千年更疊之時，一些西方學術組織和媒體紛紛推出千年風雲人物評選，馬克思先後在多次評選活動中名列榜首。一個以批判資本主義著名的思想家，被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學術組織和主流媒體評為千年偉人，成為一種引人關注、令人深思的千年級的“現象”。這一現象為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穿透力和現實影響力做了特殊而重要的曆史注腳。

 

五、第四個50年：馬克思主義在追求人類解放的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實踐推動下開拓前進 

 

 

從21世紀伊始到21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四個50年。這一個50年，同時包含已然和未然。站在曆史和未來之間的當下思考，兼有回顧和前瞻的雙重性質。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個50年的發展，将直接影響乃至決定它在21世紀的發展樣态乃至整個人類解放的曆史進程。

“21世紀的馬克思幾乎必然不同于20世紀的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必須對當前人類遇到的時代問題作出深刻有力的回答，才能迎來新的更大的勝利。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為促進人類解放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經濟基礎和交往手段。同時，世界面臨的複雜性、風險性、不确定性不斷突出，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思潮不斷擡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日益複雜、工人階級革命意識愈加模糊，社會政治運動的主體、客體、手段、環境、過程、結果等都充滿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樣性、耦合性。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政治運動已經成為一種總體性的高度複雜性實踐，其中，作為這種高度複雜性實踐的特殊表現，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面臨高度複雜性問題，人類解放面臨多元複雜性因素的挑戰。世界怎麼了？人類解放事業何以推進？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面臨的時代之問。

“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這是青年馬克思的名言。英國學者霍布斯鮑姆認為：“我們無法預見21世紀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倘若這些解決方案要獲得成功的機會，它們就必須提出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面對西方社會出現的高度複雜性問題，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雖仍在堅持資本主義批判，但階級話語進一步退卻，“後”學（“後馬克思主義”“後現代馬克思主義”）風格流行，社會替代方案乏力。值得注意的是，伯爾特·奧爾曼教授堅持階級話語，并對人類解放之路的複雜性、不确定性做了自己的分析。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已開始死亡，這是确定的；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隻是一種可能，另一種可能則是進入“野蠻時代”（高度文明的中斷）；要将社會主義從可能變為現實，就需要搶在“野蠻時代”到來之前發生一場社會主義革命；要使社會主義革命從可能變為現實，工人階級必須形成一定程度的階級意識；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可能是成功，但也可能是失敗；為了使社會主義成為現實的可能，馬克思主義者“無論身處何地,都要盡其所能地去為之奮鬥”。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共産黨人肩負着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的使命，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理論和實踐的鮮明主題，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新篇章，奏響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時代最強音。以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以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曆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于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從思想史的長鏡頭來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充滿着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價值追求，譜寫着人類解放事業發展的新篇章。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推進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要勇于回答時代之問，并着力破解一些高度複雜性的問題。

直面資本邏輯與全球性挑戰問題的特殊糾纏。當前，全球出現一系列亟待解釋的背反現象。第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與“失能”。面對2019年剛果埃博拉疫情、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科學技術發揮了巨大的社會作用，但與“科技拯救人類”的美好願景相比，顯得行為笨拙。第二，人類普遍交往的擴大與“失序”。在現代交通、信息産業的支撐下，當今人類交往的普遍性、深刻性發展到新的曆史水平。同時，國際上出現了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現象，出現了恐怖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等退步思潮。第三，西方社會調節機制的流行與“失靈”。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西方主流經濟學面臨解釋失效、運用失靈的困境。在經曆了政府的強化管制、放松管制、再次強化管制的循環之後，資本主義危機仍然反複發生。這些背反現象，既有資本邏輯引起人類的“連帶的禍害”（如國際金融危機），也有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如新冠肺炎疫情）。資本統治導緻金融危機、勞動異化，妨礙人類自由；新冠肺炎疫情導緻“面具下的生活”，同樣妨礙人類自由。“資本主義内在邏輯的穩定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多數批判時至今日仍有其道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應該繼續亮明自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态度，反對資本邏輯對世界市場的主宰，推動改變少數國家主導市場秩序、國際金融資本恣意放縱的市場局面。與此同時，必須積極回應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要積極回應國際進步人士的有關呼籲，努力彙聚追求人類進步和解放事業的強大力量。

處理東方與西方之間制度與結構的雙重摩擦。當代中國正經曆着自身曆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奮鬥目标。當今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這兩個方面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制度摩擦，是長期存在的；強起來的中國與日益焦慮的霸權主義大國之間的結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是分歧可以管控，摩擦可以節制。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要改變以霸權主義為主題的世界曆史叙事。在今後的中美博弈過程中，21世紀馬克思主義應該通過協談與鬥争相結合、官方與民間相結合、内部與外部相結合等多元多樣途徑，同時處理好制度摩擦和結構摩擦，促進大國關系的特殊平衡，并進一步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澄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要搞所謂的制度趨同、模式統一，而是強調在處理國際關系時要包容和超越發展程度、發展道路、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别，強調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壓小、以強淩弱、以富欺貧”。

破解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自主與發展的兩難困境。在國際現代化理論和實踐中，西方中心論長期大行其道。一些學者據此認為，“發展中國家隻有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模拟歐美國家的經濟起飛路徑，才能斬斷貧困與落後的因果鍊條，實現現代化”。然而，“按照這種理論行事，衆多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想的結果”，反而陷入自主與發展之間的悖論，面臨所謂保持自主與實現發展難以兩全的困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但在關乎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保持自己的原則，走一條自主發展之路。在接下來的30年時間内，中國共産黨人要帶領人民接續奮鬥，完成分兩步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标。屆時，我們就可以更加自信地講，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既遵循了世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實現了以生産力為基礎的社會整體發展，又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曆史發展邏輯的有機結合，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完成了對西方現代性邏輯的超越。我們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路，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提供了全新而可靠的選擇，因而也是對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大貢獻。

尊重社會主義運動國際性與民族性兩大特點。實現人類解放，必須依靠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離不開無産階級的國際主義。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無産階級隻有在世界曆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産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運動具有民族性的特點。正如列甯指出的那樣：“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表明，如何正确對待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與民族性，是人類解放事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難題。曆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人類解放的藍圖是美好的，但是它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實現模式。“隻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曆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我們隻有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壯大我國綜合國力，才能充分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優勢，才能為其他國家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提供借鑒。對于中國自己來說，“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

時代的問題已經提出，關鍵看人們如何作答。對于社會主義的未來和人類解放的前景，中國共産黨人最有理由自信。“我們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用寬廣視野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不斷書寫推進人類文明進步和人類解放的中國故事，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

 

  六、結  語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人類解放既是崇高的社會理想，也是現實的展開過程。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望馬克思主義發展已經走過的路，無疑可以從中獲取寶貴的曆史經驗，從而啟示我們走好當下的路，并穩健地邁向未來。

其一，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産物，而時代在不斷地發生着變化。但時至今日，“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曆史時代”。隻要大的曆史時代沒有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曆史任務沒有完成，人類解放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永恒的主題。當然，這一主題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會有不同的具體表現。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樣，“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産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具體說來，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時代主題以及人類面臨高度複雜性挑戰的時代條件下，人類解放這一主題依次表現為：在科學論證人類解放的過程中創立和發展、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革命中發展前進、在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曲折前進、在追求人類解放的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實踐推動下開拓前進。從中不難看出，人類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的一元，彰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價值旨歸，貫穿于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各階段而始終不變；人類解放追求在不同階段的具體表現，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的多樣，反映馬克思主義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時代特點、現實任務，随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階段演進而變換。這種一元與多樣、變與不變的辯證邏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的有機統一。

其二，認清馬克思主義在曲折中發展前進的曆史邏輯。馬克思主義産生以後，它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想的鬥争中鞏固自己的地位、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前進的。英國學者齊曼斯基曾描述過這種現象：“馬克思主義的長期發展大緻可以描述為螺旋的曲線”，在經曆改良主義的危機之後，“正統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馬克思主義複興起來并接近領導地位”。這種現象，在世紀之交的時候表現得尤為明顯。19世紀20世紀之交，先是出現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泛濫，造成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嚴重曲折，但是，曆史接着迎來了列甯主義誕生和十月革命勝利的輝煌。20世紀末21世紀初，先是出現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造成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嚴重曲折，  但是，在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之後，曆史接着迎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輝煌，并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産生重大推動作用。對于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暫時挫折，鄧小平認為這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并告誡人們：“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人類解放事業是崇高而偉大的，我們不能因過程曲折而放棄目标，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也常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曆史邏輯。”

其三，自覺承擔起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神聖職責。縱觀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版圖，主題是一元多樣的，也是一源多流的。從一元多樣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版圖存在一個重心變遷的過程，即重心從西歐到俄國再到中國，總體上表現出由西到東變遷的過程和态勢。從一源多流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版圖存在一個多種路向的過程，即作為共同思想源頭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同時在東方和西方都有發展演進、思想譜系。就其發展脈絡而言，從西歐到俄國再到中國，無疑是一條基本路向、曆史主脈。從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動力來看，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是自動實現的，它離不開理論主體的積極推動。回應時代問題、進行理論創造、指導社會實踐，需要一代代馬克思主義者前赴後繼、接續奮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說，“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後繼者們不斷根據時代、實踐、認識發展而發展的曆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産黨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都必須有更明确的主體自覺、曆史擔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兼具自信自覺的中國共産黨的科學引領，有獨領風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強力支撐，有國際上追求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正義力量的積極支持，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一定會引領我們向着人類解放的崇高目标闊步前進。

 

參考文獻：

[1]顧海良編著：《20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

[2]梁樹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主題的深度發掘》，《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6年第1期。

[3]劉同舫：《馬克思人類解放理論的叙事結構及實現方式》，《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