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培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若幹基本問題——基于中國共産黨百年曆程的思考
摘要: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曆史的選擇,不是指特定曆史時間點的選擇,而是具有曆史必然性的選擇,是從受資本邏輯主導的附屬國家走向主動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帶有偶然性的主體選擇在其後的曆史階段呈現出必然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通過純粹文本研究、理論邏輯推演能提出來的,它實質上反對的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教條化理解的教條主義,以及過于看重經驗而看不到思想、理論價值的經驗主義,本身包含着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化馬克思主義與化中國的統一,是包含過程與結果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時代會開辟思想的新境界,會賦予思想以原創性。馬克思主義必須不斷地開辟新境界,必須不斷地做出原創性貢獻,才能去引領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宣傳應該抓住的主線是:品鑒中國共産黨人治國理政的智慧,感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力量。應該堅持的學術旨趣是:面向中國的現實問題,進行學理的回應,推進思想的發展,助推實踐的進步。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産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有很多命題或範疇,本來具有豐富和深刻的意蘊,但當被說多了、說泛了,我們可能就會忘掉它提出的背景和意義,就會看不到它所内含的實質和真谛,以及它對當今時代的啟示和價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就是如此。回顧中國共産黨百年曆程,面對當今中國思想觀念領域的現狀,我們仍需要全景勾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内涵、意義和價值,更清晰地回答選擇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要中國化、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之間的關系、如何進一步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等問題,厘清一些相對模糊的、有争議的重點難點問題,以助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一、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曆史的選擇”?
作為産生自歐洲19世紀中葉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并被接受,最終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這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過程,我們常說,是曆史的選擇、必然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我們需要回應的第一個問題,是究竟該如何理解這“三個選擇”。隻要是選擇,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偶然性。之所以認為是曆史的選擇、必然的選擇,普遍認同的原因是,這是在當時經過充分比較、大浪淘沙的結果,是在比較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互助主義等各種思潮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
這種理解當然是符合曆史事實的,但如此觀點實際上是把曆史的選擇理解成了在特定曆史時間點的正确選擇。也就是說,當時中國迫切需要的是一套能夠帶領中國走出困境的的革命理論,而馬克思主義恰恰就是關于革命的理論,因此當時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在這種語境下,我們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隻是帶着濃厚革命色彩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具備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潛力的馬克思主義。依這種邏輯,會帶來一種錯誤的觀念,即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實際上就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指導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注定隻是名義上的。這意味着,從革命的視角進入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理解,把馬克思主義隻是看作政治革命或暴力革命的理論,曆史的選擇也就隻能被認為是在曆史時間點的正确選擇。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曆史的選擇,不是指特定曆史時間點的選擇,而應該是具有曆史必然性的選擇。近代以來的中國一直到今天的曆史進程,歸根結底就是從君主專制國家走向民主法治國家、從傳統社會(封建社會或專制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曆史進程。西方資本帝國的侵略主觀上的“惡”帶來中國社會發展客觀上的“善”,使中國進入到被動現代化的進程中。擺脫西方資本帝國的控制、找到主動現代化的道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現代社會,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必然性。而馬克思主義一定意義上就是關于人類社會擺脫資本邏輯主導、世界曆史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共産主義社會的學說。當時的中國沒有經曆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卻飽受着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擴張帶來的一切災難,曆史的發展客觀上要求中國擺脫特權等級邏輯和資本邏輯,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因此我們說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必然的。
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從傳統社會進入到現代社會這段曆史進程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從受資本邏輯主導的附屬國家走向主動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政治革命隻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也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部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目的本身,而是為了擺脫資本邏輯主導的曆史階段不得不主張采取的方式或手段。中國選擇的馬克思主義也絕對不隻是以政治革命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還包括分析資本邏輯與市場經濟的、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每個階段包括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都絕不僅僅是名義上的、而是一直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的理論。也隻有如此理解,才能說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是曆史的選擇,是具有曆史必然性的選擇。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曆史的選擇,強調的是必然性,也就是說它不是由某個人或某個階層的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也絕非是由個别偉大人物或一兩件曆史事件所能左右的。這是否就意味着主體的意志和力量僅僅是被動的,或者毫無價值?我們該如何理解它是人民的選擇?如何理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做出的選擇與人民的選擇的關系?
這個問題關涉對客觀曆史規律與主體能動性關系的理解。唯物史觀從來不否定曆史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反而認為曆史必然性是通過曆史之人的主體能動性顯示出來的。曆史是人的曆史,沒有人的活動,曆史什麼也選擇不出來,曆史的必然性歸根到底是作為曆史主體的人的活動的必然性,而且實現曆史的目的或結果,必須既要找到積極的主體力量,又要依循根據主體的曆史活動總結出來的曆史規律,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主動的、積極的選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人民的選擇,強調的是主體能動性,說明的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人民群衆在救國救民道路上進行的主動的抉擇,是順應曆史發展趨勢的抉擇。
少數知識分子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的具體體現,人民的選擇也并不排斥少數知識分子、先進分子的貢獻,它開始于少數知識分子的選擇,通過少數知識分子的選擇為中介最終呈現出來。必然性也要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曆史必然性不可能通過個别具體的曆史事件表現出來,隻能在這些事件之後的曆史進程中顯示出來,在曆史進程中的人也很難意識到(不排除少數人能意識到)自己從事的事業的曆史必然性。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帶有偶然性的主體選擇(在當時經過多次選擇也具有曆史時間點的必然性)在其後的曆史階段、包括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才呈現出清晰的必然性,能動主體的能動活動最終成就了曆史的必然性。這恰恰符合曆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系。
二、馬克思主義為什麼一定要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被中國人民看作是救國救民的真理,為什麼還要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呢?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思路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要發揮作用,要在中國落地,那就必須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沒有否定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沒有偏離馬克思主義,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發展的需要,也是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需要。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挖掘這一命題在當今時代的意義和價值。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絕對不是通過純粹文本研究、理論邏輯推演能提出來的,而是在革命實踐中汲取經驗教訓甚至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才能提出來的。衆所周知,正是在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所做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最早提出了這一命題,他講到,“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産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也有觀點認為,李大钊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傳播“從一開始便具有某種‘中國化’的特色”,他實際上已經在進行中國化,隻是沒有明确提出罷了。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容易犯在中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就是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錯誤,而且還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意義大打折扣。總體上來看,自覺地主張并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應該是毛澤東,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研究,最多可以被視為自發推動。
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定要知道它所針對的兩個對立面,也就是當時黨内高級領導幹部的兩種錯誤傾向。不提這兩個對立面,我們就可能會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變成一個泛泛而談的命題,認清了這兩個對手,就會發現它的現實針對性。其中之一是經驗主義,這個對立面自然是強調經驗的重要性,其道理是,立足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的經驗,搞中國的革命就行了,何必要靠外來的思想?顯然,能夠成為經驗主義的人都是經驗豐富的,沒有太多經驗的人很難成為經驗主義者。依靠經驗來幹革命、做事情都是沒有問題的,但過度強調經驗、依賴經驗,看不到或低估思想、理論的價值就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在解決中國問題、推進中國社會變革,沒有一套指導思想肯定是不行的。
另一個就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其實是很典型的“學院派”,他們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标榜自己代表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還以共産國際決議名義,以為照搬蘇聯經驗,就能夠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能成為教條主義者的也不是一般人,因為他們要麼是堅決不打折扣地執行上級指示,要麼肯定是熟讀甚至精通馬克思主義并且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信服和認同這套理論就能夠改變中國的命運。他們堅信馬克思主義沒有錯,本身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錯誤的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也一定會無視一些人已經積累起來的中國革命的經驗。
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質上反對的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教條化理解的教條主義,以及過于看重經驗而看不到思想、理論價值的經驗主義。理解為什麼要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神實質,實際上就是要求我們不要犯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不要在有意識地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義的時候,無意識地成為違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精神實質的人。應該看到,并不是我們認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不會犯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兩個對立面在今天實際上還是存在的。到現在依然存在着“什麼主義都無所謂、靠經驗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就行”的觀念,也依然存在着沉浸在經典文本中、用經典作家的某句話為依據來評判現實的觀念。教條主義的思維還是經常會出現的,因為人們越相信某種理論的力量,就越容易陷入到教條主義中,這種不加反省的“信仰”往往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障礙。在今天也總有人欣然把對經典作家的文本考證與研究作為真正的學術和思想,不看具體語境而依據經典作家的話來諷刺和批判改革開放以來的具體實踐,把符不符合經典作家的觀點的做法作為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标準。我們在研究闡釋馬克思主義時,絕對不能隻是固守、引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話、某個觀點,更不能單純以其為本來評判現實。如果生搬硬套,理論脫離實際,必然會陷入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隻會陷入表面上熱鬧非凡,實質上淪為思想文化邊緣的局面,造成理論上的停滞發展和實踐上的重大失誤。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包含着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論,其一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出現,就是要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就是要回應時代、引領時代的,如果它不與世界、時代對接,不與中國、實際結合,就無法發揮它改變世界、引領時代的作用。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為了理論而理論,完全用理論來評判現實,隻有實現中國化、解決中國的問題,才能體現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彰顯這一理論的力量。其二就是要将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好堅持就是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學說不同的地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力量必須在發展中得到驗證,如果始終固守經典作家的隻言片語,看似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對經典作家的尊重,實際上則是對經典作家的侮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馬克思主義要結合中國現實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三、究竟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對手出發來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可以對其加深理解。但我們不能止步于此,還需要正面回答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現在基本已經形成的共識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包含“兩化”,一個是“化中國”,一個是“化馬克思主義”。
具體而言,所謂“化中國”,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的實際問題,落腳點為分析中國問題、影響中國曆史進程。這方面實際上就是要求要立足實踐,正如毛澤東早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就此而言,能動地改造中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
“化馬克思主義”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就是總結和提煉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經驗從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内容,落腳點為發展理論、創新理論。這方面就是要求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言說,接着馬克思的理論往下說,說出經典作家、前人沒有說出的新話,表達出新觀點、新範疇、新命題、新判斷,而不隻是簡單闡述他們的思想,隻是客觀描述他們的思想或僅僅執着于“正本清源”。它要求我們随着時代的要求實現理論本身的發展,因此必然包含着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就是要運用中國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使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落腳點為中國話語、中國表達。如果說,第一個方面的“化”馬克思主義是理論上、内容上的“化”,這方面的“化”可以說是文風上的、形式上的、叙述上的“化”。這方面的要求就是“讓馬克思說中國話”,把馬克思主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出來,因此它又必然含有馬克思主義大衆化甚至生活化的意蘊。相對于第一方面的“化”,這方面的“化”似乎相對容易,但實際上并不是如此,直到今天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還是存在語言表達過度政治化、學術化而不接時代、不接地氣的問題。
無論是“化馬克思主義”還是“化中國”,這裡的“化”強調的都是過程,是變化、改變、變革、發展的意思。“化”的過程必然會産生結果,結果也應該是兩個方面:一是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二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體現,就是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裡還存在着相互模糊并未形成定論的詞彙,有必要進一步明确一些術語。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它強調的是作為過程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以來在中國的發展曆程,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相互結合、也就是化馬克思主義與化中國同時進行的過程。一個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作為結果或作為成果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所形成的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是包含過程與結果的統一,是包含“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統一。
既然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術語,就有必要區分狹義的馬克思主義和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狹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甯這些經典作家的學說構成的馬克思主義,有時也可表述為馬克思列甯主義;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馬克思主義又包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内的學說。當然還有更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被之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衆多流派)所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在中文語境下,馬克思主義有時是狹義的使用,有時是廣義的使用。當談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這裡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狹義的,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甯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做出如此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是成立的。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話題之外,談論馬克思主義,都應該看作是廣義的,尤其是講作為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時,一定是廣義的使用,一定不能隻理解為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的馬克思主義。
對馬克思主義做出廣義和狹義的區分,有助于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嗎?其實,如果我們認定隻有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才叫馬克思主義,認定馬克思主義隻是19世紀歐洲的某種思想,那麼它就會有過時的地方。如果認定馬克思主義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思想,它本身就包含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的時候,那就不會問馬克思主義是否過時的問題了。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反映了提問者還是隻從狹義的角度理解馬克思主義,沒有從廣義上去理解。
另一個問題是,當我們提出反對把西方理論奉為圭臬時,有人會反問,馬克思主義不就是西方的學說嗎?其實,我們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早就不再是來自19世紀歐洲的思想,它至少是古今中外的各種理論、各種文明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理論。我們很難想象,一種純粹的外來的學說、與中國文化毫無融合的思想可以成為中國執政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已經将中華優秀文化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兼容并蓄各種先進理論的統一體,隻有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紮根,才能成為指導思想。
四、如何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之間關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曆史過程,在這個曆史進程中,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包括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圍繞這些理論成果,需要講清楚的有三對關系:
第一對關系是作為創立者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處理好這對關系,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所立足的時代背景是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自然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特權和等級邏輯到資本和市場邏輯、從相對封閉的國家到開放的全球化、從相對穩定的生活到激烈變革的生活的曆史階段,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資本和市場邏輯主導的人類社會曆史階段該何去何從的問題,這也是近代以來的中國、也包括當今中國所要面對的問題,當然也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整體上需要回應的、而且一直在力圖解決的問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所立足的大的曆史時代背景沒有根本改變,面對的問題也是一以貫之的。不能懷疑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中找到了很多的借鑒。
當然,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面向不同階段的中國問題而生的,肯定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并不完全一樣。因為時代一直在發展,每一代人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有所不同,我們不能完全以是否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作為評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标準。有些情況下,我們會把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看作為普遍的、具有世界意義的,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特殊的、民族化的,這當然有一定道理,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确實是面對人類社會及其曆史發展進行分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更多面對的是中國社會及其曆史走向的問題。但我們在今天應該看到、也應該着力挖掘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意義。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在中國,不僅僅因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舞台上的顯著标志,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前途和命運,還因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内容本身,也提供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
第二個關系是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一般表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兩次飛躍,産生了兩大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和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這裡需要明确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這兩個詞彙的關系。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隻是它更加突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可以看作是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中進行的概括,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尤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曆程中進行的概括。
關于這兩次飛躍形成的兩大理論成果的關系,當前存在的錯誤觀念是,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兩者不是一回事,也因此有了兩種相對立的觀念,要麼隻推崇毛澤東思想,認為它才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麼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是現代社會真正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具有當下性。從形成的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上來看,兩大理論成果必然有所不同,但我們不能因此割裂開來,更要避免将兩者對立起來。習近平在談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曆史時期的問題時曾提出:“雖然這兩個曆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有很大差别,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同樣,我們既不能用毛澤東思想來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不能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來否定毛澤東思想。
我們需要強調,毛澤東思想裡面存在着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時期都可适用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的,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解放思想的産物,本身是對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式理解的打破。就像我們不能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某句話來認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一樣,我們也不能根據毛澤東思想或者毛澤東的某句話來認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種做法看似是對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的尊重,實際上恰恰是毛澤東一直所批判的教條主義的表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每一個理論成果,都不是随便提出來的,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而提出來的,它們都在當時曆史階段體現出非常重大的作用,都對之後的中國曆史發展乃至人類社會發展發揮着持續影響。
第三個關系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的定位,實際上已經很明确地講清楚了兩者的關系。也要看到的是,有學者明确提出“完全可以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解為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新飛躍”,在這種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主要解決的是革命道路與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問題,其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主要解決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與中華民族富起來的問題,其成果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現在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我國發展起來以後使大國成為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強起來,因而可以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如果認定這是第三次飛躍,那就意味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将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獨立出來,前者相對于後者就從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成為具有獨立性的、繼承發展的理論。是否可以認定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取決于中國發展曆史方位的變化,取決于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和時代問題的解決,取決于戰略目标的實現。随着中國面對的時代背景的轉換,随着時代問題的解決,随着理論自身的發展完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新的飛躍是必然的,應該以曆史的、長遠的眼光看。
我們會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貢獻,強調它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和開辟新境界,應該基于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的角度看。時代會開辟思想的新境界,會賦予思想以原創性。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跟其他學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作為一個執政黨的指導思想,作為一個國家的指導思想,國家和政黨的事業在不斷發展,它也就需要不斷地與時俱進。所以有的時候不是思想本身一定要有原創性貢獻,本身一定要開辟新境界,而是它背後的時代和社會發展到了新境界,要求思想有原創性貢獻。馬克思主義必須不斷地開辟新境界,必須不斷地做出原創性貢獻,才能去引領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才可能去引領黨和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五、應如何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最後一個需要厘清的基本問題,涉及如何更好地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有學者曾指出,“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建設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最具理論性和實踐性的問題,值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傾注全力進行認真研究”。可惜的是,相對于一些哲學社會科學,甚至相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下的其他二級學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向的研究現狀顯然還不能讓人滿意。我們還需要認真思考如何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深入人心,使其在中國社會發展曆程中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
就内容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顯然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就前一方面來說,就是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程、經驗、規律等,挖掘其對當今時代推進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啟示。後一方面就是要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不同階段的理論成果尤其是最新理論成果。值得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與中國共産黨的曆史特别是中國共産黨的思想史研究是分不開的,但兩者是不能等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僅是中國共産黨的曆史所能涵蓋的,它本身還包含着知識分子與社會人士的努力和貢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宣傳,應該抓住的主線實際上就是品鑒中國共産黨人治國理政的智慧,感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力量。這是兩句話,第一句話強調的是實踐的智慧。中國共産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解決中國挨打的問題、挨餓的問題到解決挨罵的問題,從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到改革,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共産黨的曆史本身确實就是一部筚路藍縷、開創大業的曆史,它本身包含着治國理政的智慧,對于認識今天我們的社會,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我們自己的人生一定會有啟迪。第二句話強調的是思想的力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一種思想、一種理論,作為改變中國進程的學說、思想、理論,一定有它的厚重性和預見性,關鍵是如何把它挖掘出來。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明确這一主線、這一目标,才不至于使其沒有實質内容,成為沒有實際價值的命題。
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首先應該确立研究者本人的學術獨立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也就是說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獻為載體的,也經常會以黨和國家領導人冠名,這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就是總以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僅僅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事業,而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者而言,隻需要學習闡釋宣傳就夠了,沒必要進行理論本身的創新。這種理解顯然是有問題的,每一個理論成果,我們都會強調它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者在其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也應該扮演與政治家不同的角色。學者的成果一部分可以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所吸收借鑒,一部分也可以作為自己的學術成果,發揮好改變人們觀念的作用。我們不能指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獻涉及中國社會所有領域、所有人的所有方面,學術研究者的獨立性的、有真知灼見的研究成果有廣闊的發揮作用的空間,可以是對前者的有益補充。
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應追求學理的分析和思想的深度。總有觀念認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相比,更重視實踐性,也因此更具有政治性和意識形态性,反過來其學理性、思想性不夠,一些文獻讀起來相對容易,學術研究的價值不大。政治家的思想直接來自于實際問題,也直接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确實不如經典作家的文本那麼具有思辨性,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實踐的理論,本身也具有政治意識形态色彩。但是我們不能隻是把它當成是政治文獻,作為執政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它本身也一定是理論、思想甚至哲學,也同樣具有學術性和思想性。學術性和思想性,不體現在表達是否抽象、思辨甚至晦澀上,而應該體現在思考問題的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上,這一點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完全具備的。關鍵的是,研究者要挖掘出這一維度,往深處走,要善于從政治報告中找到學術問題,善于透過文字的表象把握其内在的思想。
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必須從根本上擺脫批判性、解構性的邏輯而追求建設性、建構性的邏輯。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囿于時代背景和當時條件,往往體現出批判性、解構性有餘,至于建設性思考則稍顯欠缺,這是追求在批判舊世界中建設新世界的邏輯在發揮作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産黨執政以來,其要義已經不再是如何打破一個舊社會,而是如何建造一個新社會,表現在理論特質上特别需要的是建構性、建設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應該順應這一發展史趨勢,深挖建設性邏輯,更多注重從現實出發進行有指導性意義的理論建構,以助推社會進步。
總體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應該堅持的學術旨趣是:面向中國的現實問題,進行學理的回應,推進思想的發展,助推實踐的進步。隻有回應問題的學術才是真正的思想。面向中國問題,一定要回應中國的問題,包括現實的問題和理論的問題,回答人們心中的困惑、觀念的困惑。要進行有力的回應和回答,當然需要研究經典作家的理論,需要進行文本的深度耕犁,需要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宣傳闡釋,但決不能陷入到文本中,隻做經典作家的注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更需要聚焦中國的時代問題,回答時代的問題。隻有關注中國時代問題并且進行深刻回應,馬克思主義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才會獲得社會大衆的認同,才會體現出它真正的價值。
作者簡介:陳培永,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排版 | 陳藝文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