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是一個包含理論進程、實踐進程且兩個進程之間交相互動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質和中國共産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堅持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中得以發生質量互變的原因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内含着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屬性，這意味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質量互變也應當是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與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的統一。不論是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還是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都是過程的集合，具有過程性的特征。每一次質量互變的實現，都意味着推動實現質量互變的主體——中國共産黨對于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較之從前更加深刻，都意味着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較之從前更加深遠。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質量互變；理論與實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是一個包含理論進程、實踐進程且兩個進程之間交相互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主體不斷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推動實現着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并進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從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到實現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再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到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鮮明地體現出從量變到質變、再從新質基礎上的新量變達至更新質變的質量互變特征，是質量互變規律在這一兼及思想理論運動和社會實踐運動的統一體中的曆時性體現。基于質量互變規律來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可以着重從連續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角度對該進程進行分析，以此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質量互變的發生必然、理論與實踐質量互變的過程特征以及理論與實踐的質量互變所體現的意義進階特點。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質量互變的發生必然

根據質量互變規律，任何事物都表現為由量變到質變和由質變到量變的質量互變過程，質量間的互變表現為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統一。所謂連續性，是指在度的範圍内産生的發展變化；所謂階段性，就是指連續性的中斷，即舊事物的終結與新事物的誕生。質量間的互變是以事物的内部矛盾運動為根據的，因而是必然的和普遍的。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中，質量互變之所以必然發生，是與作為理論基石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主要推動主體的中國共産黨的性質、特點密切相關的。

就馬克思主義來說，我們可以從狹義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和構建的科學理論體系和廣義的馬克思主義即包括列甯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内的科學理論兩個方面加以分析。從狹義的馬克思主義來說，作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直接繼續”，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1](p41-42)。既然馬克思主義從對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繼承和發展中産生，那麼它在本質上就不是“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1](p41)，而有着鮮明的與時俱進品格。對此，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着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2](p588)。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和馬克思恩格斯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解決凸顯了主觀符合客觀、一切從變化着的實際出發的思想理路。這樣一種思想理路不僅否定了以教條主義的方式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态度，而且鮮明地揭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和地區所實現的新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本應具有的題中之義，而不考慮時代的發展變化和不同國家、地區的不同情況而教條使用馬克思恩格斯的主張和觀點的行為，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失敬和傷害。

從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不論是列甯主義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們的産生環境及革命實踐均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不同。然而，誕生于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初的俄國和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列甯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産物，換言之，列甯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因為它們堅持和固守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具體結論，而是因為它們領悟并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此作為觀察世界、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的有力武器。由此可以看出，科學理論在面對截然不同的客觀實際時，牢牢堅守的是原則立場、根本方法，辯證采納的是具體的觀點和結論。在原生态的科學理論與不同的客觀實際相互作用、調适的過程中，再生形态的馬克思主義得以形成。無論是列甯主義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都是再生形态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相比，再生形态的馬克思主義曆經革命、建設、改革的時代主題而不斷生發出新的科學内涵，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再生形态為鮮明特點的廣義馬克思主義更加關注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更加注重思想的解放，因而其理論體系的開放程度更高、理論架構的延展性更強，由此也就有利于馬克思主義不斷根據客觀實際、主要矛盾、目标任務的變化而實現新的發展進而形成理論的質性飛躍。

從作為推動主體的中國共産黨的角度來說，我們知道，在五四運動前，馬克思的學說就已經在中國的知識階層中有了一定的傳播。然而在當時，這一先進的思想不僅未能喚起民衆，而且還時常受到誤讀和曲解。曆史事實表明，科學的理論隻有通過先進的階級以及代表該階級的先進政黨才能發揮啟蒙大衆、引領大衆進而改變世界的目的。作為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誕生的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努力實現科學理論對群衆的“掌握”；另一方面通過“武器的批判”，在實踐中檢驗理論、豐富理論進而發展理論。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3]對于中國共産黨來說，實踐在我們黨推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發揮了價值标尺和成效評判的重要作用。作為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中國共産黨，自創立伊始就投身到了實際的革命鬥争中，然而思想理論建設的一度缺失也曾讓我們黨付出過巨大的代價。毛澤東就曾指出：“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衆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4](p1357)正是得益于對成功失敗兩方面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中國共産黨于實踐中認識到了理論發展和理論創新對于實現黨的目标任務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國共産黨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并不斷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絕非是書齋裡的文字遊戲和頭腦中的思想風暴，而是基于深刻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總結之後作出的應當如此、必須如此的抉擇。

二、理論與實踐層面質量互變的過程特征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社會實踐運動和思想理論運動過程的統一體”[5](p65)，兼具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屬性。從理論角度來說，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思想理論層面形成的結果；從實踐角度來說，中華民族所迎來的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轉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現實層面的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内含的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屬性意味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也應當是理論進程即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和實踐進程即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的統一。而不論是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還是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都是過程的集合，具有過程性的特征。

1.理論層面質量互變的過程特征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遵循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即首先是在實踐基礎上産生感性的認識，然後通過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對所占有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加工，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躍升。理性認識的形成意味着“産生了概念……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内部聯系”[6](p285)。與一般的理論發展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上的演進不是以建構純粹的形上理論體系為目的，而是要通過對源于實踐的科學理論的與時俱進的創新性發展來更好地作用于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判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否實現了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不僅要觀察其是否提出了新觀點、新論斷，還要看相關理論是否符合實際、能否指導實踐，唯有如此，對理論進程中質量互變的判定才有客觀、科學的标準。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進程中，客觀實際的多元性、複雜性意味着其所對應的理論也必須包含多方面内容，能夠對各類實際問題作出科學解答。因此，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所體現的過程特征主要表現為：在理論的空間層面，需要以解決各類問題的部分理論的發展和躍升來推動包含這些部分理論的“總理論”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以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進程為例，學界一般認為，毛澤東思想因其科學、豐富的理論内涵實現了對民主革命時期之中國的正确觀察和解釋，從而“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論飛躍’”[7]。不過，在毛澤東思想這一“總理論”正式提出并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性飛躍的第一個理論成果之前，毛澤東對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就已經開始并完成了理論上的解答。比如，他撰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解決了抗日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線問題，《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深入分析和總結了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日戰争時期黨的軍事路線，而《實踐論》《矛盾論》的問世則意味着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正确思想路線的形成。這些部分理論的先後提出和科學闡述最終共同凝結成為毛澤東思想這一“總理論”，而它們也以其相較于既往的在認識上的大幅躍升推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上的第一次飛躍。

在理論的曆時性層面，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也體現出鮮明的過程特征。比如，從哲學史研究中的内史、外史視角觀照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到，不論是毛澤東本人内在的思想進程還是外部因素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所産生的影響，兩者都經曆了日就月将的發展過程。就毛澤東本人内在的思想進程來說，我們知道，他在1939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第二章“中國革命”中，第一次對新民主主義理論作了闡述。而在1940年1月所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和2月20日《解放》雜志所載《新民主主義論》的文章中，毛澤東就把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談及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内容作了極大的豐富和拓展。在此基礎上，根據不斷變化着的實際，毛澤東又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1947年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和1948年的《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等文章中，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有關内容作了更加細緻、深入的闡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中有關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内容并不是毛澤東本人一蹴而就、一氣呵成的，而是根據不斷變化着的實際而不斷地豐富和完善。就外部因素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所産生的影響來說，從毛澤東認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8](p147)，到正式确立毛澤東思想，其間，毛澤東思想“不隻是在和國内國外各種敵人進行革命的鬥争中，同時又是在和黨内各種錯誤的機會主義思想——陳獨秀主義，李立三路線，以及後來的左傾路線、投降路線、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進行原則的鬥争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9](p334)。正因如此，劉少奇才在這一事實總結的基礎上明确指出，“毛澤東思想的生長、發展與成熟，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曆史”[9](p334)。

不論是從空間維度審視還是從時間維度考察，我們都可以判定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是一個曆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時段、不同主題的曆史路标的指向明晰了通往質變的道路。因此，從量變到質變的實現既不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也不是靈機一動和神來之筆，而是有着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明确的躍升路徑，以及對客觀實際的全面科學的分析和系統深入的把握。

2.從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到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的中間環節

馬克思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衆，就會變成物質的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衆；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10](p11)前已述及，與一般理論的發展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上的進程不是以建構純粹的形上理論體系為目的，而是要通過對源于實踐的科學理論的與時俱進的創新性發展來更好地作用于實踐。為實現這一目标，用得到質變的科學理論武裝全黨、實現全黨在思想上的統一并以此轉進為物質的力量便顯得尤為重要。不過就事實而言，全黨對于科學理論的接受并不是一個自覺的過程，因此，在全黨範圍内營造有利于學習和接受科學理論的氛圍和環境便成為實現這一目标的必要之舉。縱覽黨的曆史上既已實現的兩次理論飛躍，不論是毛澤東思想的提出還是鄧小平理論的形成，皆分别與當時在全黨範圍内廣泛開展的整風運動和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密切相關。就毛澤東思想與整風運動的關系來說，整風運動提高了黨員幹部的文化理論水平和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明晰了何以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何以必須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等重大問題，從而有力推動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範圍内的學習貫徹。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毛澤東本人寫出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來指導整風運動的開展，而且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也積極通過學習、宣傳、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開展工作。比如，1943年8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指出：“廿二年黨的曆史，證明隻有（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曆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産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産黨的方向。”[11](p572-573)1943年11月10日，鄧小平在中共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的講話中指出，遵義會議後，我們黨“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12](p495)。在整風運動的推動和影響下，全黨開始自覺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并把它作為指導一切工作的理論指南。

就鄧小平理論與真理标準問題讨論的關系來說，面對“兩個凡是”的禁锢，鄧小平積極支持思想理論界開展的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從而迅速在全黨範圍内推動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标準的共識，創造了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圍。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在1978年12月13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向前看》的講話。這篇講話重新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确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基調。以此為基礎，全黨上下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和黨的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可以說，以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為開端，我們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和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得以開啟，鄧小平理論也由此得以形成。

3.實踐層面質量互變的過程特征

毛澤東指出：“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6](p292)畢竟，隻有實踐才是檢驗“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觀真理性”的标準，也隻有通過實踐“将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為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為事實，那末，對于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6](p293)。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質量互變而言，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能否成立需要實踐的檢驗，而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是否形成則需要通過現實層面質變的發生來印證。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必須建立在理論實現質變且持續作用于實踐的基礎之上。從理論實現質變到現實層面質變的發生，兩者間形成了一個運用得到質變的理論不斷推動實現社會變革的連續過程，因此，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也必然具有過程性的特征。

（1）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與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在發生次序上有先後之别。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認識的過程是“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6](p296)。這一論斷明确揭示了理論的質變發生在先、實踐的質變出現在後的規律。從實際層面來說，實踐上的質變之所以滞後于理論質變，原因在于，實踐層面質變的實現意味着社會現實發生了明顯的、深層次的、較之既往截然不同的變化，而這一變化的發生，需要作用主體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以更大的決心、毅力和勇氣，面對并戰勝一系列的困難和挑戰，實現社會深層次的變革。在實踐層面發生質變的過程中，諸多因素乃至多種力量會被牽入其中并産生張力，而對張力的消解既是實現質變的必然選擇和必經過程，同時也需要有充足的時間投入和充分的耐心支撐。以毛澤東思想為例，我們知道，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共七大上正式提出的，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首先經曆了抗日戰争的艱苦考驗，後又經受了解放戰争的砥砺和磨煉，最終才以新中國的成立為标志，完成了帶領炎黃子孫從任人淩辱的“東亞病夫”到挺直腰杆“站起來”的曆史性轉變。因此，理論質變與實踐質變在時間上的先後之别實際上表征了二者在實現難度上的客觀差異，而實踐質變的不易自然也意味着它的實現必定要經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

（2）理論的質變未必與實踐的質變一一對應。實踐發生質變的長程性特點也意味着并不是每一次理論上的質變都能夠推動實現實踐上的質變。一般而言，理論層面的質變需要滿足在吸收前已有之的優秀思想的基礎上，立足和着眼變化着的實際提出新的思想理論，且這一新的思想理論在實踐中已被證明不僅可以推動對問題的解決，而且有利于促進事業的持續發展等條件。不過，對于實踐層面的質變來說，它并不一定為理論層面質變的發生所決定，實踐層面質變的發生需要滿足諸多主客觀條件并以客觀實際所發生的質性改變作為最根本的評判标準。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次理論上的質變都能夠在量的積累層面推動實踐向其發生質變的臨界點靠近，但每一次理論質變未必一定能夠直接推動實踐質變的形成。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對一種實現了質變的理論進行審視時，不應簡單地以這一理論是否推動實現了實踐上的質變為價值評判标準。對于中國共産黨這樣一個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任何一種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思想理論都是我們黨思想建設的重要成果，都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都應該得到全黨的重視和珍惜。

（3）實踐層面質變的完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質量互變完成的标志。前已述及，理論上的質變未必能夠即刻推動實踐質變的完成，但實踐質變的完成一定是理論質變作用的結果。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質量互變來說，它立基于理論質變與實踐質變所形成的理論成果與實踐成果的基礎之上，是理論質變與實踐質變的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當中，實踐層面質變的完成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就認識過程來說，認識自實踐開始并最終要回到實踐中去，從而實踐層面質變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一個包含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的雙重質變的完結。當然，達成實踐層面的質變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它不僅需要理論質變先在地為實現實踐質變提供理論支撐，需要全黨在科學理論的指導和奮鬥目标的引領下不斷地變革現實，而且需要在整體性的實踐質變實現之前，通過局部的實踐質變達成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改變的轉進。因此，一次實踐層面質變的完成，既意味着我們黨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認識更加深入，也意味着我們黨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把握及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運用發展達到了新高度、躍升到了新境界。

三、理論與實踐質量互變的意義進階特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每一次質量互變都以理論和實踐的建樹推動實現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理論創新和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因此，每一次質量互變的實現都有着重要而獨特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一般來說，不論是理論層面的質量互變所産生的意義還是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所帶來的影響，都具有因時而進、因勢而新的意義進階特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的質量互變的形成和實現，不僅意味着推動質量互變的主體——中國共産黨對于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較之從前更加深刻，而且也意味着日益接近偉大複興的中國對于世界的影響較之從前更加深遠。

1.理論層面質量互變的意義進階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性飛躍的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同屬于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性飛躍的第一個理論成果，不僅以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人民軍隊建設、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文化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的豐富内容，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如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而且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初步的探索。雖然由于曆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等諸多因素和條件的限制，毛澤東時代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探索出現了某些偏頗，但是毛澤東思想依然是中國共産黨人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改革開放後，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指導實踐的過程中，鄧小平理論應運而生。鄧小平理論的誕生賦予了毛澤東思想以新的生命力，使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得到了新的運用和發展。由此，毛澤東思想也就超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時代限制，而與當代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諸多重大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以開闊的視野和深邃的思索深化對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所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理論定位表明，面對新時代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發展的眼光和發展的事實實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守正創新，自覺擔負起了在新時代繼續為我們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提供科學指導的重要使命。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也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得到了豐富和深化，其理論生命和價值從而也就得以延續和升華。

2.實踐層面質量互變的意義進階

每一次實踐層面質量互變的發生，都會在極大改變中國命運的同時，通過中國的成功示範對世界産生積極的作用和影響。雖然不同時期的質量互變所面對的時代環境、基礎條件、任務使命不同，但是每一次質量互變都會為其後新的質量互變創造更高的起點和更有利的條件。由此，實踐層面的質量互變所産生的意義，也将随着互變程度的深入和實踐影響的擴大而在中國和世界兩個層面遞進。

比如，為學界所認可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的實現，在理論層面集中體現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在實踐層面則以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為鮮明特征。中國人民“站起來”成為國家的主人，意味着黨可以帶領人民集中力量從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建設，從而“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奠定物質條件、思想基礎和制度保證”[13]。與此同時，中國人民“站起來”，還标志着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從而可以鼓舞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争取解放的鬥争。

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立意味着我們黨對于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所面臨的“富起來”的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就“站起來”與“富起來”兩者的關系而言，前者是前提和基礎，後者是方向和目标；隻有挺直腰杆“站起來”，才可能進而追求“富起來”，而隻有将“富起來”變成真切的現實，才能夠把“站起來”的根基澆築得堅實牢固。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地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已經初步實現了“富起來”的目标，這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富起來”的實現在夯實了“站起來”的根基的同時，也進一步确證了“站起來”所具有的非凡意義。當今時代，中國人民“富起來”的事實在為世界反貧困事業作出實實在在貢獻的同時，也向世界衆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以參考、借鑒的發展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層面鮮明地體現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在實踐層面則以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作為根本特征。“強起來”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标志，它使我們對自己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更加充滿自信，同時也更有能力為人類進步和正義事業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強起來”是一個持續和動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以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自任，通過擘畫和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引領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以及堅決反對霸淩主義和強權政治、堅定捍衛多邊主義和公平正義，從而樹立起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赢得了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廣泛贊揚。在新時代，“強起來”的中國已經開始對世界作出巨大的貢獻，今後也一定能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征程上繼續砥砺奮進，不斷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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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裴植，beat365官方网站助理教授、研究員。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年第6期。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産黨黨内政治生态建設的百年曆程與曆史經驗”（項目批準号：19ZDA01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