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是在中國經濟的社會形态百年多曆史性變革中形成和接續發展的，是對百年來中國經濟關系的基本過程和内在規律的探索；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中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結果。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生成

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就如涓涓細流在中國知識界流傳開了；在這一傳播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走在最前列。1899年，由廣學會在上海出版的《大同學》，以英國學者本傑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為藍本，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蔡爾康譯述。《大同學》已經提到馬克思為“百工領袖著名者”，提到“如德國之馬客偲，主于資本者也”。“主于資本者”，英文原文為，“Whatever may be said of that class of literature represented in Germany by Karl Marx’s Kapital”，即為《資本論》著作。

1903年，在上海幾乎同時出版的《最新經濟學》和《近世社會主義》這兩部譯著，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有較大影響。日本學者田島錦治的《最新經濟學》于1901年出版，中文譯本由作新社在上海出版。《最新經濟學》“緒論”第三章在論及“經濟學之曆史”時，對“共産主義派”和“社會主義派”的經濟學說作了粗陋介紹，認為“共産主義派”經濟學說“主張廢除私有制，以求各人平等”；“社會主義派”經濟學說，“僅言土地及資本可為共有。其他享财産皆許其為私有者也”。“社會主義派”經濟學說的主要内容在于，“觀今日之制度。妄使土地所有者。及資本家。橫奪勞動之報酬。豈得不為之寒心哉。故凡保此制度之國家。當起而颠覆之。結勤勞者之團體以代之。即不能如是。亦不可不使國家定制限于私有财産及自由競争之法律。以矯正其弊。”《最新經濟學》沒有區分馬克思經濟思想同其他社會主義經濟學流派的差别，對馬克思經濟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學說的介紹也較為淺陋、混雜，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程度。

日本學者福井凖造所著的《近世社會主義》，由趙必振翻譯，廣智書局1903年出版。該譯著分作四編，第二編對19世紀下半期德國社會主義作了專門闡釋，其中有對馬克思、拉薩爾、洛貝爾圖斯著作和學說主張的評述，也有對共産主義者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曆史的概述。書中特别提到這一時期的德國社會主義學說中，馬克思以“講究經濟上之原則”，并注重“以深遠之學理”進行“精密”研究，形成了一種“新社會主義”。此前以歐文、聖西門和傅立葉為代表的英法兩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這一“新社會主義”相比，隻不過是一種“空想的學理”與“兒戲的企圖”罷了。馬克思在“确立其議論之根底”，在探讨“如何之思想。如何之運動。如何之方面”上，“熏陶最為廣至”。該譯著還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主要如《自哲理上所見之貧困》（《哲學的貧困》）、《資本論》、《自由貿易論》（《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英國勞動社會之狀态》（《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作了評介。值得注意的是，這幾本著作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著作。〖JP+1〗此書在對《資本論》的評價中提出：“《資本論》實為社會經濟上之學者之良師”，“為一代之大著述”。

這一時期，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對當時西方國家中流行的各種思想和思潮的追崇，試圖在西方資産階級思想庫中尋找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出路的想法，在思想界還占據主導地位。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播還比較粗淺、簡陋，譯著中的許多理論觀點隻是在對日本學者相關論述編纂翻譯的基礎上形成的，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濟學說的介紹和評價具有明顯的自發性。經過20世紀初近20年的思想演進，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才逐漸生成。

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傳播的涓涓細流，在中國社會矛盾的急劇變化中，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開始彙成中國社會革命的強勁的思想潮流，并成為早期共産主義者改變中國和改變世界的思想指南。李大钊等一批早期的共産主義者，已經從馬克思主義體系整體上，探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内涵和思想實質，特别是注重把馬克思、恩格斯經濟思想主動地運用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問題的思考和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開始萌生。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分“上篇”和“下篇”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着重于從馬克思主義體系整體上，對唯物史觀和階級鬥争學說（“階級競争說”）作出闡釋；“下篇”集中于對政治經濟學（“經濟論”）觀點，特别對剩餘價值學說（“餘工餘值說”）和資本學說作出闡釋。李大钊對馬克思主義體系整體和政治經濟學組成部分的理解，顯示了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播的影響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篇”對唯物史觀對和階級鬥争學說闡釋之前，李大钊提出“先把‘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說一說”。他“略說一說”的結論就是：馬克思“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證明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濟學截然分立，而别樹一幟，社會主義經濟學才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故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不能不推馬克思”李大钊提出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實質和重要地位的這一結論，同恩格斯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的觀點是相耦合的。

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自覺生成問題中都發揮過重要作用。1922年5月，陳獨秀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中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具有“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這兩大精神，“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研究馬克思的學說，“須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1924年3月，恽代英在對列甯俄國社會革命和建設思想的探索中，有意識地結合中國的實際，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但是至少可以說，偉大的列甯，已經親身給了我們許多好的暗示了，我們可以不注意他麼！”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的具體實際、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活動”相結合，使其作為“解決中國的辦法”，成為中國“社會革命的原動力”，就是中國共産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中理論自覺的最根本的内涵。認識中國社會、改變中國社會，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産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的标格。

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具有以下兩方面的顯著特點：

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為基本立場，以馬克思主義為尋求真理、攻堅克難的指導思想和“看家本領”，視政治經濟學為改變世界的“原動的學說”。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指出：“你們若是無奈何這新經濟勢力，那麼隻有聽新思想自由流行，因為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态、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 1920年12月，陳獨秀在《主義與努力》一文中提出：“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另一方面，以十月革命後俄國經濟狀況為鏡鑒，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不斷提升理論自覺。1920年10月，瞿秋白作為《晨報》的記者赴蘇俄考察，在此後的兩年間，撰寫了大量報道蘇維埃政治經濟情況的通訊。特别是其中的《共産主義之人間化》《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等通訊，具體介紹了蘇俄從戰時共産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瞿秋白提出：“‘我們’要能解決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必須先明白，由未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時，過渡于社會主義的政策，當用何種間接的方法态度。這是問題中的要點。”這實際上是瞿秋白聯系俄國革命理論和實踐對中國革命現實問題的思考。在比較中國國情與俄國國情時，李大钊在1922年提出，“我們勞苦的民衆，在二重乃至數重壓迫之下，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颠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裡，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因此，“凡是像中國這樣的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應該很深刻的覺悟他們自己的責任，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結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傳播，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理論自覺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食力翻譯的《勞動與資本》（《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文全譯本在報刊上刊登，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1920年出版。中國共産黨成立後，更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著作的翻譯和學習作為黨的理論建設和思想建設的重要任務。1921年11月，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産黨，在發布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局通告》中就提出“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于純粹的共産主義者）二十種以上”的要求。1922年6月，陳獨秀在給共産國際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中國共産黨組織出版《馬克思全書》《列甯全書》《康民尼斯特叢書》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科學理論和科學精神，一直是中國共産黨理論自覺的“必修課”。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後的社會革命實踐中得到彰顯。在1920年召開的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甯系統地闡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一大之後，中國共産黨把列甯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黨的二大接受了列甯的基本理論，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特别是軍閥和官僚是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殘酷壓迫中國人民的主要的反動力量。1922年6月，黨中央在《中共中央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正式提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思想，“在無産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曆史進化的過程，無産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初步運用中“化”出的這一道理，成為适合于中國具體實際需要的科學理論，生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曆史自覺的堅守

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同曆史自覺一起，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思想特質，成就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百年輝煌的内在禀賦。

這一曆史自覺的顯著特征，首先在于深邃的曆史情懷。曆史情懷包含着對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摯愛的深切情懷。毛澤東在1919年就提出：“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将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将較任何民族為光明。”毛澤東的這一深邃的曆史情懷，滲透于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發展全過程，成為中國共産黨曆史自覺的核心要義。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成為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主題，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根本命題。

其次，這一曆史自覺的特征在于深刻的曆史觀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始終同百年來中國經濟的社會形态曆史變遷同行，在曆史變遷中發揮其理論上的先導作用，成為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思想指南。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遷可以分作三個曆史階段、發生三次“偉大飛躍”：一是從1921年至1949年的曆史階段，中國共産黨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二是從1949年到1978年的曆史階段，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确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的全面建設，實現了中華民族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三是1978年以來的曆史階段，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革命，極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衆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産力，極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三個階段發生的三次“偉大飛躍”，從根本上展示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曆史觀照的這一特征，成為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曆史自覺的根本基礎。

再次，這一曆史自覺的特征在于強烈的曆史擔當。1922年，《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中國革命的七項奮鬥目标中，把“消除内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内和平”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列為首要的兩項目标。這說明，中國共産黨成立伊始，就形成了黨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所要實現的兩大曆史任務的思想，即“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後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實現兩大曆史任務的思想，啟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和曆史進程，确定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曆史自覺的基本指向。

最後，這一曆史自覺的特征在于深厚的曆史感悟。“曆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同民族複興、國家富強作為根本任務和最高使命；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凝聚起衆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創造曆史偉業。習近平指出：“這是尊重曆史規律的必然選擇，是共産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自覺擔當。”這種深厚的曆史感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中曆史自覺的價值蘊涵。

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不僅是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過程的顯著特質，也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内涵和曆史進程的基本方法，還是從“曆史路标”意義上展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曆史階段和理論建樹的學術依循。“曆史路标”是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馬克思認為，在對“曆史的評論”即在對經濟思想曆史的研究中，要關注“政治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從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結合上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曆史路标”，可以分作四個時期：

第一，中國共産黨成立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初步運用，是這一時期的“序幕”。中國共産黨成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百年曆程的起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飛躍。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社會形态性質作出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理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經濟制度及制度安排，對經濟發展、經濟政策及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前途等問題作出系統論述。

第二，新中國成立後，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運用和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創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經濟制度轉型、經濟體制轉型和生産力持續增長同步的發展道路；接着，從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确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經曆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奠定基礎、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為特點的發展階段。砥砺奮進、不斷探索，中國共産黨無論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還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都取得了一系列獨創性成果。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理論，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理論，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等，體現了中國共産黨這一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性和創造性的發展。

第三，從1978年至2012年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時期，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階段。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發展實際，着力于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的探索，在系統把握這一階段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整體關系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經濟制度論、經濟改革論、市場經濟論、科學發展論和對外開放論等主導性理論以及在主導性理論交互作用中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論，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結構和體系。

第四，黨的十八大以來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時期，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拓新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發展的新階段。黨的十九大之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習近平經濟思想概括為以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以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适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堅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個方面“堅持”的理論要義。對習近平經濟思想這一新概括，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境界。2020年，中國共産黨在對“十四五”發展規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長期規劃制定中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思想，特别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新的闡釋，升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新時代的意蘊。

三、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主題及意境的深化

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習近平在回顧黨的曆史時指出：“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使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然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主題。

1922年，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使命及兩大曆史任務問題深有感悟。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提出中國革命“第一步”即“真正的民主主義革命”要達到的“建設國内和平”和“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目标，初步形成中國共産黨關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兩大曆史任務的思想。實現兩大曆史任務的思想，啟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和曆史進程，确定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基本意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着力于完成第一大曆史任務，但也沒有放棄對第二大曆史任務的探索，毛澤東已經從中國現代化問題切入，在對中國工業化問題探讨中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思想，描繪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中國現代化的最初藍圖。

黨的二大曾作出判斷：“如果無産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是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新中國成立後，在進一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的任務，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一開始，中國共産黨就把完成第二大曆史任務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議程提了出來。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毛澤東提出要“将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奮鬥目标。從中國現代化問題切入，是因為中國共産黨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實現國家現代化，成為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的根本任務，彰顯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曆史自覺和理論自覺的特征。

1957年2月，毛澤東提出，要“将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4年12月，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正式宣告：“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中國共産黨對“四個現代化”目标的深刻把握，表達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成為中國共産黨矢志不移的奮鬥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産黨也沒有動搖過“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标。在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宣告：“在本世紀内，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了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新的偉大革命。新時期伊始，鄧小平就強調：“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着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對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中，鄧小平進一步提出“要适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中國式的現代化”與“小康社會”建設相結合，拓展了中國現代化的戰略規劃、發展步驟和階段目标。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共産黨對小康社會“三步走”戰略作出規劃，提出了從“解決人民溫飽的問題”到“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步驟。在“三步走”的前兩步基本實現時，黨的十五大又對“三步走”戰略作出規劃，提出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建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國共産黨繪制的“中國式的現代化”與“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相結合的宏偉藍圖，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在中國現代化進程探索中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

21世紀，中國共産黨使“中國式的現代化”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标同行并進，進而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追求融為一體。剛進入21世紀，江澤民就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毛澤東同志、他的戰友們和千百萬革命先烈的偉大理想，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論和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把“向着現代化的光輝目标前進，向着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前進”，作為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2011年12月，在慶祝“天宮一号”與“神舟八号”交會對接任務圓滿成功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提出：“我國航天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增強了全體中華兒女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堅定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決心和信念。”回顧曆史的時刻，也是展望未來的時刻。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習近平提出：“我堅信，到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标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初心和使命，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階段性特征和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主題。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式的現代化”煥發出新時代的内涵。

一是目标内涵得到升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和處理好社會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的基本戰略和根本出路，就在于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切實提高人民對于涵蓋物質、文化、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黨的基本路線的目标内涵升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二是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整體發展中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課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新時代的課題。

三是在戰略規劃中進一步明确“第二個一百年”的階段性目标。黨的十九大提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分作兩個階段，一是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二是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指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我們要堅忍不拔、锲而不舍，奮力譜寫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壯麗篇章！”

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境界的升華

“我們黨曆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不僅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的實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而且還把這一過程形成新的思想，凝練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的内涵，升華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這裡講的“理論創新”一方面是繼承性創新，即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獲得的創新性的理論發展。如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理論的繼承中，得出關于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觀點。另一方面是集成性創新，即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和發展的同時，也注重對各種經濟思想的有價值的和可資借鑒成分的吸收，注重對中華傳統經濟思想的吸收、轉化和創新，以多方面思想資源的結合而形成綜合的、有機的創新。如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思想，既有作為主體思想來源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協調發展的思想，也有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的生态環境治理的各種思潮，也包括生态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借鑒，還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轉化等。

這裡講的“理論創造”，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新的思想的發掘和創造性運用，如在對恩格斯關于“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思想的發掘中，結合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總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發展的經驗教訓，“改革的”社會主義思想得到理論上的新的闡釋和實踐上的新的拓展，形成了中國共産黨關于社會主義改革的創造性理論。二是指完全以中國的具體實際或當代世界發展的新的現實為根據，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始性創新，如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産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實行的理論創造。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共産黨“從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毛澤東思想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要義，集中體現于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分析、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綱領的闡釋中。

新中國成立以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依據中國獨特的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走出了富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新道路，創造性地形成中國獨特的過渡時期理論；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探索中，提出了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綜合平衡和統籌兼顧的戰略思想、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代表的經濟管理思想、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原則等在内的一系列“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一系列“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造。這一基本經濟綱領的根本命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這一基本經濟綱領的核心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富有獨創性的理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鮮明的理論觀點。“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的理論觀點。

第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為顯著的理論創造。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三，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這是新時期形成的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質特征的創造性理論。 

第四，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要善于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發展。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國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顯著特征。

2015年，習近平在對新時期近4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評價中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時期形成的一系列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适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黨的十九大之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習近平經濟思想作出闡釋，從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特質上，凸顯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要内容。新發展理念是中國共産黨對“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艱辛探索的思想提煉和升華。新發展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産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按照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總要求和大趨勢”。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習近平經濟思想在理論框架上分作三大闆塊：

一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根本上就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經濟工作是黨治國理政的中心工作，黨中央必須對經濟工作負總責、實施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核心觀點，是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要牢牢堅持的根本立場。 

二是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堅持經濟發展新常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經濟思想關于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柱石。要準确把握經濟新常态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規律，準确适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态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上，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關系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核心問題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着力點的重大調整，是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和矛盾的重大舉措，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發展新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

三是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和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與時俱進，因勢而新。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交替的節點上，在制定“十四五”規劃過程中，習近平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所作的戰略部署和提出的工作策略、方法，實現了中國共産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中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意蘊的升華。

回溯百年思想曆程，總結百年理論建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是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中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輝煌成就；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也以其百年奮鬥的曆史意蘊，成就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論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