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宣傳動員是中國共産黨發動和組織革命的重要手段。國民革命期間，中共通過刊物專欄“寸鐵”這一獨特的發聲渠道，傳播國民革命知識，闡述其革命思想，為國民革命順利推進構建思想輿論環境。對于反革命者，“寸鐵”持續與之進行輿論鬥争，以擴大國民革命的影響；對于陣營内部的同盟者，“寸鐵”則發揮規訓作用，以達到“減輕右派的反動力量”的目的。雖然國民革命未獲成功，但中共關于革命宣傳動員的曆史記憶和“寸鐵”的話語傳統卻得以保留，這為此後中共的革命實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 寸鐵 國民革命 陳獨秀
在中國近代史上，國民革命占據重要地位。就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學界早期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國共合作、北伐戰争、工農運動，以及革命的領導權、共産國際的作用和影響、國民革命的意義和失敗原因等方面。以此為基礎，學界進一步拓展研究視角，對國民革命概念、紀念活動、中國共産黨民衆動員等議題進行了考察。探讨國民革命的“發生學”，中共的宣傳動員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對國民革命的宣傳動員中，中共組織的“寸鐵”專欄占據獨特地位。它主要由發表于《前鋒》《向導》《布爾塞維克》等中國共産黨和青年團機關刊物“寸鐵”欄目上的一系列時事評論構成，數量達692篇之巨。“寸鐵”對國民革命的即時報道，不同于一般性史料，也不同于口述史或回憶錄。其篇幅大多在300字左右，有的甚至不足百字。它少有邏輯論證，也幾乎沒有故事情節。但當這些散亂分立的評論指涉同一對象——國民革命時，就可以聯結成一個統一的文本，形成相對完整的曆史場景。本文試圖通過“寸鐵”這份學界尚未充分關注的文本，鈎沉關于國民革命的曆史記憶，分析中共為推動國民革命開展的理論闡釋和宣傳動員工作，以期深化中共早期曆史及相關問題的研究。
在中國共産黨曆史上，“寸鐵”作為刊物專欄名，最初出現于1923年7月1日創刊、瞿秋白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前鋒》。其創刊号明确提出要為國民運動“當前鋒”、“打頭陣”，所開設的“寸鐵”專欄包含8則短文，作者分别為瞿秋白（署名巨緣）、陳獨秀（署名獨秀）和張太雷（署名春木）。1923年12月1日，《前鋒》第2期出版，共發表12篇“寸鐵”短文。國民黨一大正式确定國共合作後，1924年2月1日出版第3期，“寸鐵”刊載9則短文。此後該雜志“因人力不足”停刊。
《前鋒》雖然停刊，但“寸鐵”欄目并未因此消失。1924年2月20日，《向導》第55期開辟“寸鐵”專欄，刊出11篇短文，作者署名皆為獨秀。此後，“寸鐵”成為一個常設（偶有間斷）版塊，是《向導》周報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間，陳獨秀作為主要撰稿者，發表了大量短文。另外，從1925年11月第101期開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也開設了“寸鐵”欄目；中共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亦從1927年10月24日第1期專辟“寸鐵”一欄，持續刊載短文。
從《前鋒》到《向導》，再到《中國青年》《布爾塞維克》，在這些中共主辦的刊物中，“寸鐵”以專欄形式呈現，在文體内容上既前後延續，又各具特色。它們短小精悍、修辭豐富，或批評駁斥，或反諷論辯；短文針砭時弊，用語簡潔、情感強烈、言辭犀利、态度決絕，富于政治性與戰鬥力，呈現出獨有的語言風格。可以說，在20世紀20年代中共輿論宣傳動員中，“寸鐵”專欄俨然成為一處作用獨特、不可或缺的陣地。而這一時期正值中共與國民黨由合作走向破裂，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對于中共而言，“寸鐵”專欄有着特殊的類型意義，其文本已構成具有特定曆史内涵的分析對象——“寸鐵”話語。
就目前材料所及，“寸鐵”出自“寸鐵殺人”一語。宋代大慧宗杲禅師論禅雲：“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隻有寸鐵，便可殺人。”其意指，所言一針見血，發片語即使人頓悟。《朱子語類》亦言：“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槍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朱熹意在以此訓示門人，要言自性悟理而使“一言兩語斷得分明”，不渾淪。由此觀之，“寸鐵”一詞的原本内涵和意蘊，與專欄所登載的文體可謂若合符節。
如自《前鋒》向前回溯，還可尋見開設于《國民公報》的另一“寸鐵”欄目。《國民公報》創刊于1910年，起初為立憲派發聲，以倡君主立憲為宗旨。民國初年，屬于進步黨“研究系”的機關報。《國民公報》幾經停刊與複刊，最終于1919年10月被安福系查封。從1918年開始，該報積極宣傳文學革命，參加新文化運動，介紹革新思想，促進政治進步，與衆多新文化運動人物同調，并經常轉載《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的文章，其中就包括李大钊的《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7月，孫伏園在好友魯迅、錢玄同的幫助下，于《國民公報》第5版專辟“寸鐵”一欄，撰文反擊封建複古派；其間魯迅也曾發表4則短文。
雖不能由此說明《前鋒》與《國民公報》有先後承繼關系，但從篇章文體看，兩者的“寸鐵”欄目确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皆篇幅短小，行文潑辣。這種聯系指示着某種内在的延續和流脈，或可成為解釋“寸鐵”産生的一個切入點。對于這種文體風格，孫伏園在回憶他主編的《國民公報》“寸鐵”專欄時提道：“那時我們初發起雜感體，特别開一欄曰‘寸鐵’，大家興緻好，幾乎每天都是塞的滿滿的。”也就是說，《國民公報》“寸鐵”專欄所載文章，在當時即已有特定的文體稱謂——“雜感體”。
“雜感體”為理解中共刊物中的“寸鐵”提供了條件。但縱觀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報章，“雜感體”并非《國民公報》“寸鐵”專欄獨創，而是另有來源。因此，就需再關注中共刊物中“寸鐵”的最主要撰稿人陳獨秀，因為“雜感體”是由《新青年》雜志中“随感錄”文體發展而來。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開辟“随感錄”一欄，登載的7篇文章中有3篇來自陳獨秀，它們長短不一，但皆以強烈的個人情感談論時事，重在揭露、批判與諷刺，影響深遠。此後，《每周評論》《國民公報》《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等刊物都先後開設此類專欄，《國民公報》的“寸鐵”正是其中之一。陳獨秀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大量随感，1921年8月25日魯迅在緻其弟周作人的信中說道：“《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無甚可觀，惟獨秀随感究竟爽快耳。”可見魯迅對陳獨秀之“随感”肯定有加。
新文化運動中，在陳獨秀、李大钊、魯迅、錢玄同、劉半農、胡适等自覺耕耘和積極推動下，“随感錄”演化出一些非成文但具共識性的文體形态及創作觀念，此即前述孫伏園提到的“雜感體”。它快速興起，蔚然成風，開啟了一場文體革命。吳芳吉曾在《學衡》上将“随感錄”視作無韻新詩，謂：“新詩者……自其無韻者言之，短篇小說，及新派雜志之随感錄而已。”陳平原認為，“随感錄”是一種“兼及政治與文學、痛快淋漓、寸鐵殺人的文體”，“凸顯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貫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學化”。更有論者将“随感錄”的源流上溯至梁啟超在清末《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撰文形成的“報章體”。
在此之後，由“随感錄”發展而來的“雜感體”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向。正如由《語絲》及其編撰群體創生的“語絲體”，其卓荦者當言魯迅，他将“随感錄”發展成極具個人标簽化風格的雜文。郁達夫在描繪魯迅文體所具有的“寸鐵”風格時說，“魯迅的文體簡煉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隻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同期，随着“主義革命”的到來及中共建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黨内知識群體，開始将“随感錄”式文體與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态和現實的革命任務結合起來，作為輿論宣傳和群衆動員的武器，“寸鐵”欄目便日漸成為中共開展宣傳動員的陣地。
由于對“寸鐵”欄目的持續經營及其話語模式的不斷運用，“寸鐵”逐步被打上中共的标識。1926年，《南流潮月刊》刊登了一篇署名為“了一”（王力）的“寸鐵”短文，其中寫道：“寸鐵這個标題，是新青年雜志裡用的，我們若還用這兩字，怕有共産黨的嫌疑。”但是，王力仍然堅持使用“寸鐵”一詞及其話語方式，且諷刺“早蒙某黨人賜給我一個共産黨的徽号”，以此來彰顯他的态度。而在中共黨内，“寸鐵”話語的表達，則關聯着一個特殊的知識群體。
事實上，圍繞“随感錄”聚集起來的是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钊等一批新式知識分子。與維新時期從傳統士大夫階層脫胎而出的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更具激進的反傳統意識。在新文化運動中，這些知識分子自覺承擔起文化啟蒙的使命，推動中國知識界走向理性，教育和培養着更新一代的知識青年，深刻地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發展軌迹。而與“寸鐵”有關聯的知識群體，除陳獨秀外，餘者皆為新文化運動滋養下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張太雷、蕭楚女、陳為人、劉仁靜、羅章龍、陸定一、劉昌群、卓恺澤等。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将，也是這群新生代知識青年的統帥，于是“寸鐵”自然繼承了新文化運動“随感錄”的流脈。
然而就内容而言，“寸鐵”以宣傳國民革命為要旨，其話語表達要比“随感錄”更趨政治化，這點是中共知識群體與上一代知識精英的重要差異。陳獨秀本人寫作風格和内容的變化，既體現了不同代際知識分子因際遇不同而在創作意圖上的差異，也反映出此時的中共對建立“寸鐵”這一發聲渠道，以闡述其革命立場、觀點，生産國民革命的知識，推動革命實踐的強烈需求。
“寸鐵”的話語實踐，具有多重任務，因而需要将其作為持續的曆史事件進行考察。正如保羅·利科所揭示的，“将某一作品理解為一個事件就是去領悟重新結構化過程中的場景（situation）與籌劃（project）之間的關系”。“寸鐵”的話語是對某種即時的、非連貫的對象展開評論，透露出特定意識下的無意識，以此形成評價和批判同人的（非先驗和非叙事的）時間性經驗的統一。這種即時的經驗性特征，使得“寸鐵”表達的内容和對象具有未抽象的原始狀态。也就是說，通過“寸鐵”的話語，可接近未加修飾的鮮活曆史，可近距離觀察中共對國民革命的宣傳動員。
在中共看來，實行社會革命必須依靠民衆力量，但當時中國民衆“大半都是無自覺，無訓練，無組織的人”，因此革命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喚醒民衆、啟蒙民衆。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尤其在國民革命期間，急需通過政治宣傳和思想動員，将革命的觀念轉化為民衆的運動。為此，“寸鐵”一出世便被賦予重要使命。
事實上，“寸鐵”也的确不辱使命。作為一個獨特的宣傳陣地，“寸鐵”以其對革命極具特色的闡釋，對民衆實施廣泛動員，從而使國民革命成為一種實際運動。
在《前鋒》1923年第1期“寸鐵”欄目的《國民運動》一文中，陳獨秀曾以問答方式解釋“我們為什麼要做國民運動”，因為“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内軍閥”這“二重壓迫逼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中共認為，“受制在資本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之下，不能不要求經濟發展而行向國民革命，第一步且僅能行向國民革命，這種革命自屬于資産階級的性質”。在此之前，中共已開始積極宣傳國民革命，如1922年9月13日蔡和森在其主編的《向導》創刊号上，發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一文，就明确使用過這一概念。文中關于“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的軍閥”的論述以及由此組合而生成的語義，昭示着“國民革命”的存在，對于“寸鐵”的革命闡釋具有元知識的意義。
然而，蔡和森提出的“國民革命”尚未成為全黨共識。中共正式提出這一主張是在1923年6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決議案中，中共首次明确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壓迫”。不過這是一個黨内決議，外界無從知曉。10天以後，廣大民衆從“寸鐵”欄目中，第一時間了解到中共的新政策。與此同時，在中共推動下，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也采用“國民革命”的口号，并将其寫入政綱。自此之後，“國民革命”不僅被中共樹立為革命旗幟，而且也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目标。次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8月，國民政府治下軍隊統一編組為國民革命軍。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可以說，1924年至1927年的中國革命就是在“國民革命”的方針下展開的。
國民革命期間，中共的任務是與國民黨一道，發動民衆參加“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運動。不過，在中共看來，國民黨尚未完全擺脫聯合軍閥來反軍閥的革命方式，更缺乏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的觀念。中共三大對資産階級的判斷是，“中國資産階級大部分依賴帝國主義的列強或軍閥，極易妥協而出賣平民”。因此，中共中央提醒黨内，要注意“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前鋒》第1期“寸鐵”批評“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的重要原因，亦即在此。中共認為，國民革命必須斷然排除國外勢力和國内軍閥力量，隻有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力量，才算是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
《前鋒》這一組“寸鐵”文章隻是對革命内容作總體闡述，對革命實踐進行理想化說明，其文體特征并不典型，也未能完全體現“寸鐵”話語中革命闡釋的獨特性。國民黨一大以後，革命進入更廣泛和具體的實踐階段，“寸鐵”闡釋的個性化愈益彰顯。當此之時，中共雖然也在《向導》《中國青年》上發表大量長篇政論文章，闡釋國民革命的方針，但比較而言，“寸鐵”以其短小精悍、材料鮮活，且富有戰鬥性和感染力的特點，更易于一般民衆閱讀和傳布。而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張太雷、蕭楚女、劉仁靜、羅章龍、陸定一等一大批中共黨人參與其中，更進一步增強了“寸鐵”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寸鐵”的目标是推動政治進步，明确界定軍閥、外國與國民黨（改組後有中共黨員加入）之間的敵我關系，重申革命應有徹底性和不妥協性，拒絕遊移性，凸顯國民革命的中心議題。這在岑春煊事件和排日活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1924年第55期《向導》的“寸鐵”欄目中，中共借清末重臣、政學會首領岑春煊與直系軍閥齊燮元的接觸之事發表評論，強調“要中國政治進步，第一步便須北洋派和國民黨分成顯明的兩條戰線”，對岑春煊和一切“投附北洋的人都不必反對”，應反對的是“不南不北态度暧昧的人們”。文中還提出，對北洋派軍閥與投附者“絕沒有反對之必要”，而應反對章炳麟、褚輔丞之類的暧昧者。這是一種打破形式邏輯卻合乎情感邏輯的表達方式，從而營造出“反對—贊同”的鮮明立場，使受衆通過思維反轉，調動起更強的理性判斷力。這一用語策略，暗合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流派的“陌生化”理論，即将原本熟悉的對象陌生化，使人因理解難度的增加和體驗時間的拉長，而産生認知情感上的震動和刺激，以此獲得表述内容的深刻性和穿透力。
“陌生化”這一表現手法同樣見諸《向導》的《為美國排日》一文。1924年4月，奉天教育會因通電倡議向日本收回教育權，曾引發一系列排日運動。文章對此評論時，首言“我們對之都非常表同情”；然後反轉其語意，指出“但此神聖的國民運動中”，卻夾雜着“美國侵略中國的走狗在内”；文章最後再對排日作出等次劃分，提出“最好是為中國排日，其次是為奉天排日，最下流是為美國排日”。在此，奉天收回教育權這一社會現象被納入國民革命的實踐領域，實現了對反帝國主義的情景化演繹。不過，文章并不隻是按常理發表批評，而意在表達國民革命反帝的關鍵意圖，強調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反對列強才是一種徹底的革命行為。該文本由個案達至普遍，且蘊藉豐富，就此構成“陌生化”的表達效果。
這一主張，反映出此時中共黨内對革命形勢的新判斷。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局報告指出：“我們政治的宣傳，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内軍閥兩個口号。在一九二二與一九二三年間，‘反對軍閥’已成了全國普遍的呼聲；到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間，列強對華進攻日急，全國知識階級中進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國主義’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奉天等處，已漸漸有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發生。”顯然，中共是希望在反帝的初興階段，“在一般社會做反帝國主義之廣遍的宣傳”，于是才有“寸鐵”強調反帝的徹底性。通過這種方式，“寸鐵”将反帝具象化，并在等級次序的比較中傳播推動國民革命反抗帝國主義的認知。
上述對岑春煊事件以及排日活動的評論，極好地诠釋了“寸鐵”文體表達的獨特性。它區别于複雜、抽象、學理性的理論闡述，也不是直接、具體、說明性的政策表述，而是通過表述對經驗現象（人、事、對象）的看法和感想，強化民衆對已有革命知識的理解和認同。這種“情景化”的言說和“陌生化”的表達，使革命知識在文本的闡釋中實現再生産。當這種經過再生産的知識同“寸鐵”訴諸情感激蕩的話語策略結合後，必然使人趨向更深刻的理性思考，并在宣傳動員中産生強大戰鬥力，呈現出“寸鐵”的鋒利。
“寸鐵”話語的經驗化特征，與國民革命的推進步調保持一緻。在經驗的不斷傳播中，“寸鐵”對革命的個性化闡釋展開了新的情景化言說。1924年，“寸鐵”對“商團事變”和“彈劾共産黨案”的評論，便是兩個顯明的例證。
1924年6月11日，《向導》“寸鐵”專欄刊發題為《國民革命與反革命的财閥》的文章，文中将“香港廣州的商人”和“京滬間的銀行家”直斥為“反革命的财閥，不能算是資産階級”，“他們都是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附屬品，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就在商團事件持續發酵的同時，6月18日，國民黨内推出“彈劾共産黨案”。對此，中共在7月16日借“寸鐵”予以回擊，直言“國民革命和民族革命”意義相類，并重申“反抗國外帝國主義之壓迫是國民革命運動之中心工作”。
上述兩個事件在當時均被解釋為反“常識”的情景意義，其所指皆是“反革命”這一實踐類型。由于“反革命”與“革命”在邏輯上互逆共生，如果前者被闡釋說明，那麼後者同樣随思維的“自流”而被反向定位。事實上，在此後的曆史發展中，“财閥”和不反對帝國主義者，确實同帝國主義和軍閥一道，走向廣州革命政府的對立面。
由此可見，從《國民運動》對依賴國外和軍閥勢力的批評，到對岑春煊反諷式“肯定”，再到對财閥和國民黨内反對派發出“反革命”的聲明，這些經驗的情景化再現所帶來的分析和解釋，無不導向對錯誤革命傾向的批判。這種格調的運用，使得與此情景意義相反的革命意義得到反向性說明，從而具有先抑後揚、先破後立的特征。它所呈現的内容，不論是用語言直接描述，還是通過思維間接“自流”，都延長了民衆對革命意義的感受時間，使得文本保持新鮮效果。“寸鐵”話語對革命的闡釋特征，由此可見一斑。
五卅運動後，國民革命展現出新的面貌，中共主張“武裝工人階級”“設立軍事委員會”，于是暴力行動成為宣傳的重點和革命闡釋的新方向。1925年11月，《中國青年》“寸鐵”欄目發表《徐志摩的疑問》一文，對徐志摩所謂的“中國人革命，為何不用自己的法子，偏要去學俄國人”的疑問，以及反對俄國革命方式的言論予以批駁，反諷其應行“湯武革命”與“開明專制”。12月《向導》“寸鐵”欄目刊載《工賊替安福派說話》，通過“否定”曆史上的革命暴動來回應和駁斥“工賊張德惠”所說的“民衆表示首宜遵守紀律，否則有意破壞群衆運動之真精神”。這充分表明了“寸鐵”判斷革命形勢、宣傳中共政策的即時性和精準性。
随着北伐的順利開展，軍事行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國民革命似乎正走向勝利，統一之業“已非理想而近于事實了”。1927年3月12日，《向導》第191期“寸鐵”發表《津漢情形的确不同》一文，通過對比北京談判收回天津租界被拒和國民政府收歸漢口租界的區别，認為“外交手腕和平的友誼的合法的談判，不用暴力”，乃是一種“片面的革命行動”。在和平談判收回租界未果的情景下，暴力革命顯現出強烈的正當性。而恰在此時，“南北妥協”、“南北合作”、“驅除赤化分子”、“壓迫共産派”、“驅逐左派”等言論在國内四起，尤其是日本示意奉系張作霖參與南方和談，更加劇了革命陣營的分化。此時，蔣介石的态度無疑成為中共的最大關切。
為此，“寸鐵”集中發表了諸如《是誰願與北方軍閥妥協？》《奉天居然想勾結蔣介石》《蔣介石能和張作霖政見相同嗎？》等一系列文章，批評日本駐華公使佐分利“南北妥協未可知”的言論，指明“站在革命的民主的意義上統一全中國，而不是和軍閥妥協來謀統一。和軍閥妥協，便是間接和帝國主義妥協，名為一緻對外，實是一緻降外”，便是“葬送革命”。顯然，“寸鐵”是以批評妥協來重申革命意義，強調絕不與北方軍閥妥協的立場。
綜上可見，“寸鐵”是中共在這一時期有關革命闡釋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不能借此還原國民革命的全景，但至少可以以此為标本展開個案分析，可以探尋蘊藏其中的中共理論生成和實踐發展的深層因素。作為中共輿論宣傳的陣地，“寸鐵”話語的獨特之處在于，運用特定的表達方式再現革命經驗、傳遞革命知識，這不僅有利于中共對革命的宣傳動員，而且通過“即時報道”，為彼時民衆理解革命提供了豐富且鮮活的素材。
“寸鐵”的文體具有延續性特征，所以其個性化闡釋方式始終存在。但中共對民衆成功進行宣傳動員的要點，不僅在于話語的構建，更重要的是受衆的接受和認同。因此，國民革命期間“寸鐵”的工作重心，是依據革命任務，結合群衆需要，确定宣傳動員方案，并通過宣傳動員，“集合各階級覺悟的大群衆，組織國民軍，以國民革命解除國内外的一切壓迫，建設民主的全國統一政府”。這同時也是國民革命的中心議題。
依據這一議題，“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就成為革命的首要目标，成為“一切政策之骨幹”。除此之外，為了更廣泛地動員工農群衆，盡可能地消除革命障礙和阻力，中共還對一切非革命的理論提出鮮明的反對意見，諸如“以農立國說”、“制憲說”、“國家主義”、“武力統一說”等。但在此過程中，中共始終沒有放棄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的努力。在中共看來，“聯合戰線必須是群衆的，必須努力獲得各派（反動派也在内）的群衆”，所以“籠統地指整個的他派群衆都是反動派都是反革命而不與之講聯合戰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根據這一革命政策，中共賦予“寸鐵”為塑造民衆認同而與“他者”展開對抗競争的使命。
首先，針對軍閥與列強，“寸鐵”的策略是通過持續言說營造一種話語秩序。這類話語秩序是對現實運行狀态作出共識性認知的表達，或者可以稱之為社會常識的語言标記，具有規範化的作用。“寸鐵”正是憑借這一共識性話語秩序，發揮了“批判—建構”的實踐特點，描繪出軍閥和列強的非正義形象，以此反向強化民衆對國民革命的認同基礎。
皖系軍閥馬聯甲是北洋政府所授的陸軍上将，他成為“寸鐵”揭露的第一個軍閥對象。1924年2月20日，《向導》第55期“寸鐵”發表短文，叙述馬聯甲“鏟煙苗”一事。馬聯甲因對所征罂粟稅瓜分不均而極度憤怒，銷毀煙苗後所囤煙土價格上漲反而獲利不少，此事件甚至為他博得了“禁煙的美名”。這裡通過“鏟煙苗”、“怒分贓”、“牟暴利”的叙事，分析了整個事件的内在邏輯，重建了馬聯甲“鏟煙苗”行為的情境，并對這一行為進行了評價。在“得美名”的沖突下，營造出“善—惡”的對立與轉換，馬聯甲之“惡”和“僞”因此而凸顯無遺。這一揭露同樣采用了“陌生化”手法，使人的情感因反轉而被調動，進而獲得更加深刻的印象。
與刻畫馬聯甲的“軍閥”形象接近，同期“寸鐵”中的《兵嗎還是匪？》也以類似手法呈現“匪—兵”的轉換及“正—邪”的對立。陝西臨潼知事率巡緝隊追擊劫匪，卻遭受鎮嵩軍打擊，此事禀至督軍處也不了了之。文章反諷道：“好個糊塗的臨潼縣知事，督軍就是土匪頭，你還剿什麼匪！”雖然故事極為簡短，但内涵深刻。“劫匪”意味着非“正義”，追擊與包庇劫匪形成“正—邪”對立，而劫匪與巡哨本屬對立的身份發生轉換後，“土匪”與“督軍”的行為便産生關聯，于是構成隐喻。在強烈的情節反轉和情感渲染下，“督軍”之惡盡顯。“督軍”是“軍閥”這一類型話語模式的基本典型，它與“土匪”相映射，并通過概念隐喻，形成“土匪式軍閥”這一形象描述。
從語言再現到認同塑造，其過程體現了“寸鐵”話語表達的具象化、概念隐喻、叙事化等豐富的策略。這正是“寸鐵”話語的闡釋特征。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作為壓迫者和“軍閥”的操縱者，自然會成為“寸鐵”話語下“批判—建構”的又一重點。
1924年4月30日，《向導》“寸鐵”欄載《中國土匪軍閥之來源》，引用吳佩孚對英人的談話表示，“中國土匪之來源，全由外國人及傳教者養成”，并反諷道：“其實吳佩孚并未說錯，土匪下若再加軍閥二字，那更是快語！”文章以簡單的互文實施了“矛盾相攻”，從而引出對帝國主義同軍閥關系更深入的思考。5月28日《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又一證據》一文，則以現實經驗演繹了“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非正義性及二者間所存在的操縱與被操縱關系。文本在“五七”和“五九”國恥紀念語境下展開，“國恥”在文中發揮了強烈的暗示作用，按照這一線索引導，叙事邏輯自然指向帝國主義操縱政府壓迫中國的主題。而客觀現實是，北京政府接受日本公使照會嚴禁紀念國恥，湖北軍閥禁止發放排日傳單。在“國恥”的統攝下，曆史與現實出現重疊，且相互印證，促使受衆在“帝國主義操縱政府壓迫中國”的認知模式下，統一地理解過去、分析現在、思考未來。上述“寸鐵”短文所示“反壓迫”的話語模式，是向“民族”話語模式的“反壓迫”進行意義和價值上的擴展，二者互相增益，進一步延拓了國民革命的認同基礎。
其次，針對其他社會思潮或政治派别，“寸鐵”的策略是憑借已有話語秩序或社會常識實施批評，揭示矛盾，說明批評對象的言說和實踐具有反秩序、反常識特征。在此過程中，“寸鐵”同樣是以叙事再現經驗，構建一種閉合的排他性語境，通過運用語境化和再語境化，确立新的話語秩序，借以凸顯國民革命的正當性，從而獲得更大的社會認同。
“以農立國”是同國民革命相競争的救國思潮，其代表人物為章士钊。1923年12月1日《前鋒》第2期“寸鐵”專欄發表《農村立國主義原來如此！》一文，批評章士钊聯絡皖系軍閥盧永祥，以及章恭維盧改造農國有功。之後，陳獨秀在《前鋒》第3期“寸鐵”欄目申明，他反對“農村立國”在社會建設上“開倒車”，“使吾族的生活與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這不是“農業和農村運動”。該文将“以農立國”放入新文化運動追求進步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打破了“以農立國”的言說及其實踐合理性。不過，國民革命同“以農立國”的沖突并不激烈，對照當時有政治改良實踐的立憲派，無疑後者與國民革命的抵牾更為突出。
針對立憲派以“治平中國的力量”自居，制訂和修改憲法，進而提出改造中國政治的主張，瞿秋白在《前鋒》“寸鐵”欄目中明确指出：“曹锟被選和兒戲憲法都不過是小小的罪惡”，“大罪在于軍閥實際上的柄政”，“而這種成就軍閥柄政的罪惡，以辛亥革命前後的曆史看來，你們立憲派（研究系等）也得分負不少責任”。此文雖然簡短，但巧妙地将相應的社會常識——自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北洋軍閥竊取後，長期以來的所謂制憲并未給中國帶來治平——嵌入文本之中，以“進步”和“制憲”的社會常識作為語境，揭示被批評對象與話語秩序的矛盾，證明其言說和實踐不具合理性。
在各類社會思潮或政治派别中，國家主義派（即醒獅派或中國青年黨）是與國民革命主流思想沖突最為嚴重的政治集團。盡管它以“内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口号，但是在具體革命認識上卻與中共及國民黨左派不同。國家主義派否認階級存在，提出全民政治和全民革命，反對包括蘇聯在内的一切外國勢力。因此，對于阻礙國民革命的國家主義派，中共認為“尤其要指摘國家主義者賣國家騙民衆的具體事實，在民衆中宣傳。在組織上有時應聯合國民黨右派打倒國家主義派”。
在這一政策指導下，《中國青年》和《向導》先後發表《國家主義的原型》《國家主義者的工作》《大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一個不行動的黨》《國家主義者為什麼反對蘇俄？》《國家主義者那裡去了？》《國家主義者曾琦與萬縣慘案》《靳雲鵬、國家主義、棒喝團！》《國家主義者陷害杜錫珪》《國家主義快要實現了》《國家主義派宣傳小販反對工會》等系列“寸鐵”短文，集中揭示國家主義派隻有空談而沒有實際行動的本質（如不反對段祺瑞和列強），強調他們與帝國主義及軍閥關系密切，直白指出國家主義派具有“僞”的特征，通過事實解構了其自稱“革命者”的形象。
除此之外，國民革命期間，還存在另一類聲音，與國民革命的思想主流存在明顯矛盾，在民衆中又有一定的市場。中共認為，必須與之展開思想交鋒，以澄清認識。對此，“寸鐵”采取的策略是，不直接對其加以否定，而是訴諸更具普遍性和共識性的話語，以此獲取社會認同。1924年3月19日，中共直接回應當時極具号召力的“統一”問題，就是一個例證。彼時直系吳佩孚正處于權力的頂峰，而且還有所謂“好軍閥”的名聲。吳佩孚希望通過“武力統一”的方式結束割據局面；而與“武力統一”相對的則是“聯省自治”，他們希望通過制定“省憲”和“自治”的方式停止征伐，實現整個國家的和平統一。對此，“寸鐵”以《統一》一文予以批駁：“土匪式的軍閥各霸一方之中國，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需要統一，所以我們并不反對統一，無論是和平統一或是武力統一”，但“統一是手段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排斥外國的侵略及國内的軍閥以救同胞于水火”。
在中國文化中，“統一”算作一種社會常識，中共自然也持不容置疑的态度。不過，在同“聯省自治”的“和平統一”和吳佩孚的“武力統一”展開競争的過程中，“和平”與“武力”都是無法回避的。前者是身處動亂社會的民衆迫切需要的，它占據正義和道德的制高點，而後者與國民革命指向的具體實踐相類，也是無法否定的。中共對此采取的辦法是，将上述兩者置于近代中國頻遭列強侵略的曆史語境下，認為“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處于“手段”層面，服務于“排斥外國的侵略及國内軍閥以救同胞于水火”的更大目的。如此一來，“和平”的價值觀念與“武力”的實踐方式均被恰當地規約融合在國民革命的話語模式之下，成為其所包容的概念内涵和價值取向。
如果說上述批評是“寸鐵”對“他者”的“主動進攻”，那麼對諸如“赤色”、“赤化”這類來自敵方陣營的攻擊展開回應，便是“寸鐵”的被動反擊。當時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反帝”與“排外”之間的差異，于是把蘇聯一并作為“排外”的對象。由于國民革命受到蘇聯援助，所以“反赤”便成為不同政治集團攻擊國共兩黨的政治口号。這些口号盛行于北方，是北方軍閥讨伐南方的“出師之名”。對此，“寸鐵”中多有對這些論調的批判。
例如，1925年，《中國青年》第101期“寸鐵”欄目載有《原來這就是“赤色帝國主義”》一文，作者蕭楚女針對《時事新報》的一則消息評論道，“原來蘇俄之為赤色帝國主義，就是因為它單隻抗議奉軍調用三千白俄作内戰，而不把廣州政府視為北京政府之屬部”。1926年，在《向導》第145期“寸鐵”文《赤化共産真時髦》中，瞿秋白由章太炎“護法倒段題目雖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較，則後者尤易引人注意”一語，說明“赤化實在時髦”。而《向導》的另一篇“寸鐵”文章《字林西報目中之“赤化”原來如此》，更是通過顧維鈞因要求廢除《中比通商條約》而被指責“赤化”一事，直言“敢碰動在華外國人之特權一毛者，便是赤化：這便是字林西報的赤化觀，也就是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之赤化觀”。在此，“寸鐵”借由複述及轉述“他者”的相關言說，通過情景式的再現，傳遞出“赤色”、“赤化”的不同意義。而在衆多情景意義再現的基礎上，來自“他者”的攻擊話語被納入具有正當性和正義性的意義類型，即重建了“他者”關于“赤色”、“赤化”的話語模式，這種話語所指向的往往是有利于民族利益的，這無疑與中共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統一的。結果，在北方軍閥組織的“反赤”言論中，“赤化”因為符合正當和正義，反而被視為不正當、非正義的言說。
綜上，在與“他者”的對抗與競争中，“寸鐵”依據對社會常識的再闡釋，并通過對革命話語的維護，批判“他者”的“不革命”或“反革命”言行，彰顯出國民革命的正當優勢。正如諾曼·費爾克拉夫所揭示，“話語實踐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态的習俗，而這些習俗本身，及它們之得到表達的方式是鬥争的焦點”。這種“習俗”便是社會常識，而話語秩序則是其語言表現，或者可稱其為“話語習俗”。從“寸鐵”的話語運用來看，它們越是自然而然，“話語習俗”的共識性越廣泛，那麼它對實踐的指導性也就越強固。
中共關于國民革命的話語表達，其受衆不僅包括普通民衆、革命對象和競争對手，而且還涉及革命陣營内的同盟者——國民黨。作為有着不同階級屬性的兩大政黨，國共之間以黨内合作為主體形式的關系狀态，使得陣營内的權力關系存在複雜性特征。在這種複雜關系中，中共的基本策略是，“減輕右派的反動力量”，“竭力贊助左派對右派的鬥争，竭力擴大左派的組織”。我們借由“寸鐵”的話語，可以清晰看出由中共方面傳遞的、對聯合戰線内國民黨這一同盟者的規訓。
正因處于同一陣營，中共不便直接批評國民黨，所以改用一種預設身份和結果的言說方式進行曲線表達。“我們”便是其話語表達的一種預設身份，它由言說者自覺扮演，指向的是統一的國民革命者，其言說對象囊括整個國民黨。但是，“我們”所表現的身份與權力關系無疑是理想化的，實際狀态則是國民黨内部并未“統一”。例如，張國焘在1923年11月16日緻維經斯基、穆辛的信中就曾表示，“前一階段，我們的同志過多地期待國民運動的統一。可是國民黨不但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的政黨，而且也不是一個有組織的黨。因此現在談論國民運動的統一還為時過早”。與國民黨形成對比的是，中共一方面通過政治改組達到組織統一，另一方面通過思想改造達到觀念統一。在這一過程中，“寸鐵”發揮了獨特優勢，通過陣營内的革命宣傳和思想鬥争，不斷實現糾偏，推動同盟者行進在國民革命的正确軌道内。
早在“彈劾共産黨案”中，“寸鐵”已有出色表現。1924年7月9日，《向導》第73期“寸鐵”欄目刊發《假革命黨》一文，将孫中山所說的“升官發财，畏難苟安，這是假革命黨”嵌入文本，強調“凡屬中國國民黨員，每日至少要自問一次是不是中山先生所指摘的假革命黨”這是中共在“彈劾共産黨案”發生後，對國民黨右派的直接回應。7月16日《向導》又針對“假革命黨”問題發表“寸鐵”短文，以是否反抗帝國主義來界定“假革命黨”和“反革命黨”，提出“不肯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便不算是國民主義的革命黨，便是假革命黨；阻止别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更是反革命黨”。由孫中山所說“假革命黨”，到具有反帝意義的“假革命黨”和“反革命黨”的表述，體現了“寸鐵”為規範革命秩序所進行的努力。
實際上，中共當時已看到國民黨内部愈發明顯的派系分化，并對這種派系分化對國民革命的不良影響産生警覺。1924年8月27日，《向導》第80期“寸鐵”欄目發表《革命黨怎好希望敵人優容！》一文，要陳：“越受敵人的優容，越是革命黨的恥辱；這本是國民黨和進步黨根本不同的地方。想減輕敵人（列強與軍閥）的疾視與壓迫而排除急進分子，這是革命黨領袖們應該注意的危機！”在同期刊載的另一篇《國民黨與中國革命》“寸鐵”文中，中共再次提示國民黨應是“民族革命運動的領袖”，“民衆若不認識國民黨和國民黨若不認識自己，都是中國革命之最大障礙”。
同年8月30日閉幕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進一步加重了中共的擔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指出，這次會上，“孫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頭上保持中立”，“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于把中國共産黨置于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産黨對它開放”。但是，中共不願放棄業已形成的革命基礎，所以選擇集中批判背離孫中山理念的國民黨右派。此時，“寸鐵”再次擔負起政治宣傳和思想動員的重任。
第一，“寸鐵”對同盟者展開反向規訓。在中共看來，國民黨右派是破壞合作、阻礙革命的一股反動力量，“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争，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争”，所以要将其列為思想鬥争的主要對象。在1926年6月30日《國民黨右派與趙恒惕》這一“寸鐵”文中，作者引述上海《新聞報》稱“覃振随趙恒惕回湘，右派國民黨部亦重整旗鼓”，直言“國民黨中真有右派這一個事實，已是社會所公認的了”，“右派國民黨竟和吳佩孚的爪牙趙恒惕合作了”。文章揭示了國民黨右派同軍閥的密切聯系，使得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革命的負面影響不言自明。
戴季陶主義被視為國民黨右派的典型表現。戴季陶對于“孫文主義”的闡釋，客觀上加劇了同一陣營内部的分化，因而成為“新右派”的代表。在1926年1月4日《介紹“正統派”與戴季陶看看》的“寸鐵”短文中，蕭楚女已将他和楊希闵、劉振寰等軍閥一并列入革命政府下反共的所謂“正統派”。與此相似，“穩健派”也是國民黨右派的一個代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内出現了與北洋政府妥協的傾向，中共在《向導》中稱其為“穩健派”并予以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于1927年的“寸鐵”文章中。當此之時，北伐結果幾定，而“南北妥協”之聲四起。《喜歡“溫和”“穩健”的聽者！》《衆望所歸的“穩健派”》《穩健之孫文主義！》《好高明的穩健派！》《穩健分子悔禍投誠的機會到了！》《穩健派原來如此！》等文，通過揭露“穩健派”妥協退讓投降的本質，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國民黨右派的意涵。
國民黨右派的另一代表是西山會議派。“寸鐵”對于西山會議派的集中批判亦在1927年，陸續刊發了《西山會議派連資産階級還不如！》《西山會議派連安福派還不如！》《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畢庶澄和西山會議派就這樣紀念孫中山！》《西山會議派和英帝國主義同樣的紀念孫中山！》《我們冤枉了西山會議派！》等文章，揭露西山會議派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民衆的事實。
由此可見，“寸鐵”通過批判國民黨右派阻礙國民革命的種種行為，不斷強化宣傳效果。正因如此，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嚴令禁止使用“左派”、“右派”之類稱謂，他說：“年來共産黨分化我黨政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于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癱瘓而退。”這足以證明中共運用話語規訓的作用之大。
第二，“寸鐵”也對同盟者展開正面規訓。與反向規訓同盟者相呼應，中共還注重運用“寸鐵”從正面影響同盟者。國民革命期間，“孫中山”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話語符号，其言說對同一陣營内所有成員都具有普遍約束力。于是，在“寸鐵”文中，“孫中山”成為中共規訓國民黨推進國民革命的重要話語來源。這在孫中山逝世後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向導》刊發的“寸鐵”文中，強調要承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繼續國民革命運動者，将為全體之忠實的革命的國民黨員”。中共的宣傳方針，是以中山遺言的反帝及廢約主張為要義，借此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與右派形成競争并迫使中派合作。
不過，對于孫中山遺囑中有關“聯合蘇聯，共同奮鬥”的闡述，國民黨内部頗有異議。比如，中共在一份通告中特别提到“馬素鄧家彥周頌西到處宣傳蘇俄是紅色帝國主義”。對此，“寸鐵”以“中山先生緻蘇聯之遺書”，反駁：“不知素以‘赤色帝國主義’毀謗蘇俄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鄧家彥等，讀了中山先生這個遺言作何感想！”待到戴季陶提出“真正三民主義”之後，“寸鐵”立即作出回應，反諷這“大概是指的一種理論，可以反對孫中山先生容納共産黨分子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的罷？大概是指的一種理論，可以反對孫中山先生承認共産黨有獨立存在的理由，與國民黨隻問共産主義分子是不是服從紀律不問其他的意見的罷”。很明顯，“寸鐵”是以孫中山所行之事實作為根據，力圖闡明“聯俄”、“聯共”本為新三民主義的應有之義。
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共決定強化對新三民主義的宣傳闡釋。1925年11月25日第65号中央通告要求，“在宣傳上我們應改變以前的态度，變消極的不談三民主義而為積極的解釋三民主義”，“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并強調，“解釋三民主義時，不可多涉理論，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義實現”。這表明中共希望通過加強新三民主義的闡釋，借此形成輿論熱潮，以繼續推進國民革命運動。
中共的這種思想規訓，關系到同盟者是否繼續堅持革命理念，或是否繼續付諸革命實踐。當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将國共合作的意義置于可舍棄的位置，那麼中共對同盟者的規訓便失去了實施的可能性。盡管國民黨反動派企圖運用強力破壞國民革命的成果，但在某種程度上，暴力并未徹底消解革命帶來的社會文化變革及其形成的話語秩序。為此，蔣介石在“清黨”之後，一面被迫繼續打着“革命”的旗号動員“各階級被壓迫的民衆”，強調“掃除軍閥及帝國主義”；一面以“鋼錐”、“寸鋼”之類的話語表達，試圖瓦解“寸鐵”所構建的革命話語及其孕育的社會關系。而對中共來說，它努力推動的國民革命雖然未獲成功，但“寸鐵”所發揮的宣傳動員作用，及其為此後的革命實踐所提供的寶貴思想資源，卻是客觀存在的。
“寸鐵”以特殊的文體形式和叙述内容，集中展示了中共對于國民革命的理想追求，其影響不僅及于話語層面，而且形成強大的實踐力量。在當時的革命條件下，“在國民黨正在國内戰争中之南方與國民黨當取得同情以備響應南方解放運動之北方，亦不能有同樣重要的分量——宣傳更重要于組織”。因此在這一時期，且不說“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大口号已在中共的宣傳動員下深入民心，就連“國民革命”這個名詞也經由中共的宣講和闡述，而為廣大民衆所接受。正如毛澤東1926年1月在《宣傳報告》中指出，“在革命宣傳與反革命宣傳相對抗之中，革命宣傳确是取一種攻勢”；“反革命宣傳卻始終是一種守勢，因為招架不住，才擡出‘反共産’、‘赤色帝國主義’這兩塊擋箭牌來”。這一結果雖說是曆史合力所緻，但“寸鐵”無疑是其中發揮獨特作用的一股力量。
從話語分析的角度看，作為宣傳動員的一種類型，“寸鐵”不僅指向社會，具備實踐導向，同時也兼有文學性意涵。前者彰顯文本的特定意圖，是一種理性表達；後者則伫興而就，多為感性表達。所以，“寸鐵”的話語處于理性與感性的張力之中，這使得它能夠借助情感的共鳴，傳遞中共有關國民革命的實踐意圖和行動籌劃，進而使宣傳動員具有強大感染力，産生極深刻的社會影響。這種狀态是中共黨内的編撰者對自身主張的自信堅守，融入了其真摯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曆史使命。相比之下，國民黨為對抗“寸鐵”所創辦的“寸鋼”和“鋼錐”等專欄，由于缺乏這些精神，自然不具備“寸鐵”那般的鋒利和穿透力。就連西山會議派也不得不慨歎：“本黨宣傳工夫不如共産派，很可慮的。”
“寸鐵”的最大價值，在于宣傳了中共關于國民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樹立了中共的革命形象，擴大了革命的話語影響，成為中共開展國民革命動員的關鍵一環。在“寸鐵”的話語中，廣大中國民衆與列強以及軍閥是根本對立的，前者是革命的、正義的；後兩者是反革命的、非正義的。這種“革命”與“反革命”、“正義”與“非正義”的設定，構成了“寸鐵”宣傳模式的基本内核。這一宣傳模式，為民衆提供了價值評判的标準與行為選擇的依據，也是中共傳播革命知識的重要方式。雖然在這一時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革命的”、“非正義的”力量最終破壞了革命，但是它卻未能完全毀掉中共依托“寸鐵”所建立的話語秩序。而這無疑是“寸鐵”為中國革命留下的一份重要遺産。
此外，若将“寸鐵”話語的内在特質置于中共宣傳動員的曆史中考察，還可以發現它留下的另一份遺産。“寸鐵”的話語有着新文化運動時期“随感錄”甚至清末“報章體”的流脈，短小精悍、導向深刻、語言鮮明而富有戰鬥力，這些特征都為當時及後來的共産黨人所繼承。無論民主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改革時期，中共都高度重視宣傳動員工作，強調輿論宣傳的通俗化、大衆化和生動性。從新中國成立前後各類報刊的欄目中，如《解放日報》的“社評”、《人民日報》的“社論”，都能找到“寸鐵”話語風格的影子。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産階級應有的戰鬥風格”；“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由此可見，人的認識與實踐總是要依托“前見”來實現，具有穿透力的曆史思想總能通過觀念的力量實現赓續與發展。
（作者周良書，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袁超乘，系中國農業大學beat365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