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深理論，多有相應之普及讀物助其傳播、流布。是故，這類普及讀物成為讀者追索新知的理論“階梯”，常常對他們的人生抉擇、思想軌轍産生直接、重要的影響。《ABC》即是一本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關鍵意義的宣傳經典。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曾專門強調：“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衆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産黨宣言》和《共産主義ABC》。”

一、大家著小書：《共産主義ABC》的問世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震撼寰宇的大事件，直接影響了20世紀人類曆史進程。十月革命後，以列甯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們在俄國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令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變為現實。為了鞏固、發展社會主義，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黨綱。為了配合宣傳新黨綱，便于廣大工人農民學習、貫徹黨綱，黨内著名政治家、經濟學家布哈林和長于經濟理論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受命撰寫一部宣傳新黨綱、闡述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通俗讀物。于是，布、普二人在繁忙工作中努力擠出時間來完成了這部《共産主義ABC》（後簡稱《ABC》）。該書于1919年10月正式出版，問世後即大受歡迎。列甯對這本書的創作一直很關注，并在黨代會上對這本書給予很高評價：“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黨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兩同志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極有價值的書中作了極好的解釋。”

布哈林是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上的傑出領導人和理論家，曾被譽為“黨内頭号思想家”，此時擔任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主編。時任俄（共）中央書記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參與《真理報》的編輯工作，也是當時頗具聲名的理論家、經濟學家。他們二人在寫作上有明确的分工。第一部分是“理論”，由布哈林撰寫；第二部分相對具體，從從政治、民族、軍政、财經等方方面面談無産階級專政和共産主義建設，除少數内容，其餘均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撰寫。《ABC》一書的内容排布大體與俄共(布)八大通過的新黨綱相同，并在最後直接附上黨綱全文。

《ABC》問世時，革命後的俄國正處于“戰時共産主義”大環境下，作為宣傳、闡釋新黨綱的普及讀物，此書的主要觀點當然緊緊圍繞着黨的方針政策，集中體現了“軍事共産主義”理論。但這兩位有理論、有實踐的“大秀才”在寫作中并不拘束，同時顯露出後來“新經濟政策”的某些思想因子。

二、“革命暢銷書”：《共産主義ABC》在中國的傳播與流布

早在1920年，《ABC》的英文版已經傳入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産黨很快決定将《ABC》翻譯為中文。1921 年 9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刊布的《人民出版社通告》計劃出版“康民尼斯特叢書”11 種中，即包括《ABC》（當時書名為《共産主義入門》）。不過，由于翻譯人選、譯本質量、刊印經費及莫斯科方面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争論等原因，譯介工作一度擱置。直到1926 年1月，中譯本才正式與廣大讀者見面。

這個譯本的譯者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向導》雜志編輯的鄭超麟，但出版時并未署名。《ABC》中譯本的問世可謂恰逢其時。此時的中國共産主義運動雖仍處于萌發階段，卻顯得生氣勃勃。在國民革命的熱潮中，那些為國家獨立、民族複興、人民福祉苦苦求索的中國青年們，正熱切期待着從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汲取更多理論營養。1926年裡，《新青年》雜志連續幾期以大幅廣告向讀者們推薦了《ABC》。其廣告語為：

“共産主義的怪物”已經徘徊到中國來了。中國共産黨便是這“怪物”變化的肉身。我們眼見着帝國主義、軍閥、資産階級結成黑暗的同盟以獵獲這“怪物”;我們又眼見着幾萬萬的工人和農民起來站在這“怪物”的旗幟底下為自己的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什麼是共産主義?”――這就是一切中國人眼前最迫切待解答的一個疑問這本書――共産主義的ABC——就解答這個疑問。

《ABC》一出版便有洛陽紙貴的氣象。毛澤東在長沙創辦的文化書社、恽代英和林育南在武昌創辦的利群書社都經銷過《ABC》。阮嘯仙、馮菊坡等人在廣州創辦的愛群通訊社不僅銷售還自己翻印了一部分小冊子。除了這些由共産黨員們辦的社團，各地學校圖書館、書店也大量訂購了《ABC》。這本書的讀者覆蓋面可以說非常廣泛。

同時，共産黨人和左翼學者在宣傳、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常常将《ABC》作為主要參考書和理論依托。譬如，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曾将《ABC》的部分内容編入基礎教材裡。主持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周恩來也将《ABC》的主要章節編到軍校的政治講義中。任職于上海共青團中央的任弼時就“定期去曹家渡純善裡的平民學校講《ABC》”。

從1926年1月到1927年2月這短短一年間，《ABC》已重印四次。《中國青年》将其列入“革命青年必讀”的10種政治讀物之一。1927年，上海某報紙曾對幾年内中國銷量最大的書做一排行:第一名是《三民主義》,但其銷量水分較大，因為多是國民黨方面贈送或配發；排名第二的即《ABC》,《ABC》雖定價隻有兩角錢,但大多是由讀者花錢購買；第三名則是張競生編撰的、曾轟動一時的《性史》。

《ABC》的讀者覆蓋面甚為廣泛。可以看到，張聞天、恽代英等原本有較高學養的革命者認為《ABC》對自己産生重要影響；鄧小平、彭真等投身革命的進步青年則常以《ABC》為理論上的啟蒙讀物；而彭德懷、賀龍等文化程度較低的我軍高級将領也提及《ABC》是将自己引向革命道路的箴言書。彭德懷曾回憶道：“我入黨前,就隻看過一本《ABC》,看過一本《通俗資本論》”，“特别是ABC，閱讀後印象較深”。

《ABC》問世前，通俗理論讀本已刊印不少，黨組建的出版機構出版了十多本“淺說”“略解”“淺釋”“解說”等普及圖書，但最出彩、最具影響力的還是《ABC》。此前出版的普及讀物，多是從某個方面解讀馬克思主義。如《馬格斯資本論入門》談《資本論》的主要觀點；《唯物史觀淺說》是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帝國主義淺說》是講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ABC》則全面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大革命時期，列甯主義是指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開展民主革命的主要理論。但如何真正讀懂列甯主義，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思想來源，必須得把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聯系起來，做一簡明之介紹。《ABC》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向導》所登《列甯主義概論》的中文本廣告即明言，要讀《列甯主義概論》“亦必須讀過《共産主義的ABC》 懂得若幹原則和術語之後，讀此書才能懂得這一部走遍全世界的著作”。

《ABC》的影響甚至已經超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左翼理論著作等範圍。它的熱銷，使得“ABC”的提法成為一種時尚，為各家效仿。不少著作以此命名并銷量不錯，如《小說研究ABC》《文藝批評 ABC》和《政治學 ABC》等。甚至有的出版社幹脆給自己冠名“ABC 叢書社”。

三、簡言有大意：《共産主義ABC》的内容及其特點

《ABC》雖是衆所周知的理論名著，但恐怕今日即便是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大都未必真正讀過。所以，此處有必要對其大緻内容和主要特點稍作介紹。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留意革命前輩對《ABC》的追憶，容易發現在他們的印象中《ABC》是一個小冊子，作者隻有布哈林一人。這是因為早期的中譯本隻翻譯了布哈林所撰之“理論部分”的正文，篇幅砍去過半。其間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此部分與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旨關系更緊密，後一部分比較具體，與中國人之關切稍遠，二十餘萬言的普及著作讀起來多少會有點吃力。二是中譯本出版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作為托洛茨基主要支持者，已被打入另冊，中國共産黨方面在出版時也有所考慮。因此，對黨史、革命史的進程中的那些當事人而言，真正發揮作用、起到影響的隻是這個節譯本。

此版本的《ABC》共分“五編”：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發展、共産主義與無産階級專政、資本主義發展怎樣達到共産主義革命、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全書以商品經濟為讨論的起點，先從解釋資本主義的生産及運作方式，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證明了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再到資本主義的崩壞、無産階級專政的産生，直到最終走上共産主義道路這樣一個邏輯終點。

《ABC》在寫作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求真務實、貼近群衆。全書采用問答、講故事、舉例子的形式來闡釋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論說生動而富有穿透力。比如論證資本主義關系的表面平等掩蓋實質不平等，就不用抽象的概念演繹，而采取形象化的講述：“工人與資本家表面上好像是平等的……事實上，……你們想想看，赤手空拳的工人，怎麼能夠從事‘自己的’生産；假使沒有機器和工具，試試看，他能打鐵織布和制造火車嗎？什麼工人和資本家中間的‘平等’——所有這些好聽的話，隻是一條饑餓的鎖鍊，迫使工人替資本家做工。”

但《ABC》成為一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經典，最關鍵的并非所謂簡明、通俗、生動，而是因為其理論闡發上的一些特質：

第一，《ABC》簡明扼要地闡釋了共産主義運動的基本理論，在解決中國革命方向感的問題焦慮上意義重大。《ABC》運用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理論等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兩個必然性”規律。正如譯者鄭超麟所說：

《ABC》在那次革命中有一種意義,是一般人未曾注意到的,即:這是惟一的文字,告訴人共産黨要的是什麼?當時,覺醒起來的城市和鄉村民衆,有很大的求知欲,要知道這次革命究競領他們往哪裡去的。但他們在國民黨宣傳品中找不到滿意的解答,即使這些宣傳品是共産黨員寫的。……因為那裡隻說: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要推翻軍閥。共産黨的要求僅僅是這樣麼?“共産”二字就是這樣解釋的麼?《ABC》出版了。于是他們明白,原來共産黨果真是要廢除私有财産制,要“共産”,而這革命是客觀發展必然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

“兩個必然”是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給正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的中國人指明了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前進方向。這就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劃清了界限，給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

第二，《ABC》無論在說理還是叙事中，一直反複突出一個原則：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理論，而是因時因地而異，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生成于19世紀中葉，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提出了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體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列甯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ABC》的核心精神是通過闡釋俄共新黨綱，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實踐性。這為尚處幼年的中國共産黨提供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

第三，《ABC》堅持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發展演進過程、分析俄國社會，對早期中國共産黨人分析中國社會、階級狀況有直接的啟迪作用。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分清敵、友、我是個核心問題。《ABC》中明晰、堅定的階級分析方法為中國共産黨人剖析中國社會各階級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路徑。它專設一章《共産黨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析俄國社會的各階級，并從中探尋階級鬥争的敵、我、友之間合作與矛盾。其間指出，俄國社會的主要階級包括“地主”“資本主義的資産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和小智識分子”“農民”“工人階級（無産階級）”五種，并進一步探讨幾個階級的本質屬性。對較難定位的中農群體，《ABC》根據俄國實際已經意識到“中農，則情形比較複雜”，“中農本來幫助工人反對地主和富農；但随後，他們又懼怕共産不好，于是起來反對工人”。《ABC》對俄國社會階級的分析，盡管與中國的情況并非完全契合，但該方法啟發早期中國共産黨人運用此法具體解剖中國社會各階級。在大革命時期，陳獨秀、毛澤東、恽代英等人的分析不同程度受到《ABC》影響。

這并不是說《ABC》的觀點盡然正确。回頭看來，書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商品經濟、富農問題的認識都存在明顯偏差。譬如，布哈林在書中談到：“富農在其未完全消滅以前，肯定要成為無産階級國家及其土地政策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們從蘇維埃政權那裡等來的，也隻能是對他們反革命企圖的最無情的鬥争。”這種認識對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及中國共産黨的土地政策、農村政策無疑都有一定負面影響。

概言之，如列甯所說《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極有價值的書”。他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一個關鍵性的文本，是對接經典著作跟中國民衆的階梯。其間，平實無華的文字、簡明洞隧的說理，對無數追求進步、追尋真理的中國人産生心靈上的啟迪，終“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作者簡介：趙諾，beat365官方网站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博覽群書》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