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國共産黨百年曆史回顧中，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曆史。”【《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人民日報》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１日。】 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曆程中得到集中體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階段性特征和理論成就，在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中得到充分展示。

一、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

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是對中國百年經濟社會關系基本過程及其規律的探索，是在中國經濟社會關系曆史性變革中形成和接續發展起來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漸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特質。

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就如涓涓細流在中國流傳開了；在這一傳播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走在最前列。１８９９年， 《大同學》首次在中文文本中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及其思想時，就是從他們的政治經濟學主要理論切入的。

《大同學》以英國學者本傑明·基德的《社會進化》為藍本，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譯述，由廣學會在上海出版。《大同學》第一章稱馬克思為“百工領袖著名者”，提到“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範圍一國。吾侪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徧地球之财币。必将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複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當此内實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無講安民新學者。以徧拯此垂盡之貧傭耳。” 【參見beat365《馬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馬藏》，第一部第一卷，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７６頁。】這裡講的“安民新學”指的是社會主義學說，所轉述的就是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道理。該書第三章還提道：“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客偲。主于資本者也。”【參見beat365《馬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馬藏》，第一部第一卷，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８６頁。】馬客偲即馬克思。“主于資本者”在《社會進化》英文版中為：“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ｍａｙｂｅｓａｉｄｏｆｔｈａｔｃｌａｓ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ｂｙ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Ｋｉｄ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ｏ．，１８９４，ｐｐ．１１－１２．】“主于資本者”的“資本者”（Ｋａｐｉｔａｌ）當為《資本論》。《大同學》第八章進一步提到恩格思（恩格斯）的學說，認為“恩格思有言。貧民聯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獸。而不任人簸弄也。且從今以後。使富家不得不以人類待之也。民之貧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此言也。講目下之情形。實屬不刊之名論。”【參見beat365《馬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馬藏》，第一部第一卷，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４１３頁。 】此處當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闡釋的“一旦社會占有了生活資料……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０頁。】的大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最先得到傳播，是因為這一學說自發地契合于當時中國現實和思想界的需要。

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傳播的涓涓細流，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開始彙成中國社會革命的強勁的思想潮流，并成為中國早期共産主義者決意改變中國和改變世界的思想指南。李大钊、陳獨秀等一批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從馬克思主義體系整體上來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内涵和思想實質。１９１９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和第６号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上篇”和“下篇”：“上篇”着重于從馬克思主義體系整體上，對唯物史觀和階級鬥争學說（“階級競争說”）作出闡釋；“下篇”集中于對政治經濟學（“經濟論”）觀點，特别對剩餘價值學說（“餘工餘值說”）和資本學說作出闡釋。李大钊對馬克思主義體系和政治經濟學組成部分的理解，顯示了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重要地位。

從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到１９２１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百年輝煌的思想曆程正式啟動。１９１９年９月，李大钊就已經認識到：“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李大钊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頁。】馬克思經濟學以勞動和勞動者為“本位”，“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證明與從來的個人主義經濟學截然分立，而别樹一幟，社會主義經濟學才成一個獨立的系統”， “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學［鼻］祖，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李大钊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頁。】１９２２年５月，陳獨秀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具有“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這兩大精神，“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 【《陳獨秀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頁。】研究馬克思的學說，“須将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須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陳獨秀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頁。】１９２４年３月，恽代英在對列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思想的評價中更是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但是至少可以說，偉大的列甯，已經親身給了我們許多好的暗示了，我們可以不注意他麼！”【《恽代英全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５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的具體實際、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活動”相結合，使其成為中國“社會革命的原動力”，作為“解決中國的辦法”，就是中國共産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的最根本的内涵。在這一思想曆程啟動中，中國共産黨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夕，張太雷通過對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的特殊性的分析認為，對于中國革命來說，“中國共産黨根據公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作出的解答就是： “要振興國家經濟，要使中國人民擺脫外國的剝削，唯一的辦法是建立共産主義制度，沒收為世界掠奪者效勞的虛弱的民族資産階級所擁有的一切資本、生産資料和生産工具，并把它們轉交給已經組織起來的無産階級，以便發展中國的工業。”【《張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頁。】１９２１年７月，李漢俊在談到中國社會變革問題時指出：“我們所主張的正義、人道、和平、平等：絕不是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所能實現的；是要資本主義破滅了，才能實現的”。【《李漢俊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６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隻有自己革資本主義的命，建設共産主義的國家，與世界的平民共同改造世界。”【《李漢俊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８頁。】認識中國社會、改變中國社會，一開始就成為中國共産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标格。

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很快就在中國社會革命的實踐中上升為曆史自覺；并在這一曆史自覺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始初的理論成就和根本的思想特質。

在１９２０年召開的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甯系統地闡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１９２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共産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東方問題的總提綱》等決議案。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對列甯的民族革命理論和共産國際的基本精神做了全面的研究，把列甯主義關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深入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特别是在黨的二大接受了列甯的基本理論，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尚處在初步發展階段，阻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殘酷壓迫中國人民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特别是他們的代表軍閥和官僚；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１９２２年６月，黨中央在《中共中央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提出：“在無産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曆史進化的過程，無産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７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運用中“化”出的這一道理，成為适合于中國具體實際需要的革命發展道路的科學結論，走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一步，鑄就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曆史自覺。百年砥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成就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百年輝煌的内在規定。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發展及其階段性特征

中國共産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過程中秉持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最深刻地體現在對百年來中國經濟關系發展和變革實際問題的探索中。從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以中國的實際經濟問題為導向，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就是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百年曆程的顯著特征。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研究，是以它的“現代史”，而不是以它的“形成史”【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５１頁。】 為對象的。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完全放棄對“形成史”的叙述。“現代史”是《資本論》叙述的主體，“形成史”是對“現代史”叙述的曆史基礎和邏輯前提。

中國經濟的社會關系發展的過程和性質，決定中國共産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過程中，作為對象的不僅是中國經濟關系的“現代史”，而且更多的是它的“形成史”，是“現代史”和

“形成史”相結合的總體關系。１９２２年，在黨的二大提出中國的民主革命分兩步走的理論後，中國共産黨進一步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進行最初探讨，得出政治經濟學以“特殊的曆史形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５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５０頁。】為對象的結論。這種處于發展中的“特殊的曆史形态”，是以“過渡”為特征的政治經濟學為對象的。這種“過渡”的經濟形态是“現代”的，因為它是以當時中國所處的現實經濟關系為背景的；同時，這種“過渡”的經濟形态又是“形成”的，因為它探讨的是現存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曆史過程，是中國共産黨對百年來中國經濟形态“形成史”的探索。

這種“過渡”的政治經濟學，在“現代史”和“形成史”相統一的意義上，可以分作兩種類型：一是以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目标的“過渡”政治經濟學，那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二是以實現生産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為目标的“過渡”政治經濟學，也就是生産資料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學。在這兩個“過渡”的政治經濟學的探索中，中國共産黨從“現代史”和“形成史”總體上，創造性地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兩大成就。

１９５６年，在完成社會主義生産資料革命之後，中國共産黨從“現代史”和“形成史”的總體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發展及其階段特征作出新的探索。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産品、精神财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産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産主義社會了。”【《毛澤東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６頁。】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的過渡特征的判斷，提升了中國共産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形态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總體關系的認識視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重要判斷，成為之後中國共産黨在新時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先導。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過渡”的經濟關系為對象的。１９８７年８月，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在對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什麼階段”問題的回答時認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５２頁。】黨的十三大對此做了專門闡釋，提出“正确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曆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确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７４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的總體關系，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内在規定，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基本的事實。

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理論。這一“基本綱領”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三個方面，其中基本經濟綱領被概括為四個“堅持和發展”：一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三是“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四是“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參見《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１９頁。】 這一基本經濟綱領，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作出的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總體關系認識的新的躍升。

在新時代，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作出新的判斷，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判斷，強調了它“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适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這裡同樣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實的和曆史的，即它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的發展為基本前提的。

中國共産黨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百年曆程，不僅對中國經濟的社會關系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的總體特征作出闡釋，而且還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範疇具有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相結合的性質作出闡釋。毛澤東在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能說社會主義社會裡面的經濟範疇都是永久存在的嗎？能說按勞分配這些範疇是永久不變的，而不是像其他範疇一樣都是曆史範疇嗎？”【《毛澤東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７頁。】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範疇的内涵、範疇的本質規定性，總是要随着經濟的社會關系的發展和變革而不斷深化的。毛澤東提出：“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着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毛澤東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８頁。】毛澤東這裡提出的社會主義階段發展和變革的辯證關系，同樣是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象和範疇、理論等具有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的辯證關系的深刻闡釋。

２０２１年１月，習近平在對新發展階段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系闡釋時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态、一成不變、停滞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态、積極有為、始終洋溢着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确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 《人民日報》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習近平這一論述，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具有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的總體關系作出全面闡釋，突出展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确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 《人民日報》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 的過渡性的特征。

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過程，在這種辯證的總體關系上，呈現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四個發展階段：

一是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初步運用，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百年曆程的起端，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飛躍。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社會形态性質作出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理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制度安排、體制運行、經濟政策以及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前途等問題作出系統論述。

二是新中國成立後，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運用和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而從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确立直到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構成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基礎和曲折發展的階段。砥砺奮進、不斷探索，中國共産黨無論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還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都取得了一系列獨創性成果，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是中國共産黨這一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創造性發展。

三是１９７６年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新起步、１９７８年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發展的重要階段。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牢牢地把握這一階段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整體關系，創造性地提出了經濟制度論、經濟改革論、市場經濟論、科學發展論和對外開放論等主導性理論，主導理論交互作用生成了一系列衍生性理論，由此而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四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時期，這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拓新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發展的新階段。２０１７年底，黨的十九大之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習近平經濟思想概括為以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以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适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個方面“堅持”的理論要義。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一新概括，升華了中國共産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中的理論境界。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主題和指向

實現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同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形成、豐富和接續發展相契合，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現代史”和“形成史”的特征相輝映，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主題和指向。

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毛澤東在１９１９年就提出：“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将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将較任何民族為光明。”【毛澤東：《民衆的大聯合》，《湘江評論》１９１９年第４期。】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先覺，成為中國共産黨在其成立後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核心要義。

１９２２年，《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中國革命的奮鬥目标中，把“消除内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内和平”和“摧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頁。】 列為首要的目标和任務。中國共産黨形成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兩大曆史任務的思想，即“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後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頁。】實現兩大曆史任務的思想，啟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和曆史進程，确定了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基本意蘊。

在尋求救國救民出路過程中，中國知識界不乏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不同探讨。１９３３年，在西方經濟“大蕭條”和中國經濟節節衰退，日本軍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的背景下，中國知識界有識之士曾有過“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探索。民族危亡和經濟衰敗的危機意識而生成的混沌的發展理念，使他們在“以何立國”和“何以立國”上，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問題提出不同的“方案”和“道路”。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有的美好夢想無異于海市蜃樓，種種設想也都歸于幻滅。當然，曆史還是留下了生動的一筆，源發于中國本土的“現代化”的這些探讨，寄托着中國人的美好夙願，比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世界範圍内興起的“現代化”問題的讨論早了３０年。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也沒有放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探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中提出的“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毛澤東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３７頁。】的思想，描繪了中國現代化的最初藍圖。

新中國成立後，在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中，中國共産黨開啟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征程。１９５４年９月，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緻辭中，毛澤東就提出“将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奮鬥目标。中國共産黨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２頁。】 實現國家現代化，成為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根本目标，成為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的根本任務，也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指向。

１９５６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确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前提、牢固的道路根基和堅強的制度保障。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把現代化問題提到了國事論衡的重要議程。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澤東提出，要“将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７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正式宣告：“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３９頁。】 “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标，表達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對“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深刻把握，成為中國共産黨矢志不移的奮鬥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産黨也沒有動搖過“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标。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宣告： “在本世紀内，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７９頁。】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了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新的偉大革命。新時期伊始，鄧小平就強調：“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着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２頁。】 黨的十三大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以“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目标内涵。中國共産黨堅定地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６頁。】

在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中，鄧小平進一步提出“要适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３頁。】“中國式的現代化”，最為深刻地闡明了中國現代化的實質，最為鮮明地刻畫了中國現代化的特征，是中國共産黨對新時期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和實踐認識的升華。“中國式的現代化”與“小康社會”建設相結合，拓展了中國現代化的戰略規劃、發展步驟和階段目标，生動地昭彰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

中國共産黨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提出的小康社會“三步走”戰略，規劃了從“解決人民溫飽的問題”到“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發展步驟，提升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境界。在“三步走”的前兩步基本實現時，黨的十五大又對“三步走”戰略作出新的規劃，提出在２０世紀第一個１０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經過１０年的努力，到建黨１００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２１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産黨繪制了“中國式的現代化”與“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相結合的宏偉藍圖。

這一宏偉藍圖，豐富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内涵，彰顯了中國共産黨在進入２１世紀時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和戰略的新的認識。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标具體化為切實可行的戰略步驟，堅持遠大目标與實事求是的統一，推動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實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統一，鑄就了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努力奮鬥的思想旗幟和行動綱領，也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指向。

進入２１世紀，中國共産黨使“中國式的現代化”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标同行并進，進而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追求融為一體。進入２１世紀之際，江澤民就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毛澤東同志、他的戰友們和千百萬革命先烈的偉大理想，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論和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江澤民文選》，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０頁。】 把“向着現代化的光輝目标前進，向着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前進”【《江澤民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６頁。】作為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莊嚴使命。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慶祝天宮一号與神舟八号交會對接任務圓滿成功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提出： “我國航天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增強了全體中華兒女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堅定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決心和信念。”【《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７３頁。】

回顧曆史的時刻，也是展望未來的時刻。黨的十八大召開後，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習近平提出： “我堅信，到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标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４頁。】 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初心和使命，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階段性特征和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的主題。

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式的現代化”煥發出新時代的内涵。

一是目标内涵得到升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和處理好社會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的基本戰略和根本出路，就在于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戰略總布局，就在于切實提高人民對于由物質、文化、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構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黨的基本路線的目标内涵升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二是在“四個全面”整體發展中，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課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新時代的課題。

三是在戰略規劃進一步明确“第二個一百年”的階段性目标。黨的十九大提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分作兩個階段：一是從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二是從２０３５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指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我們要堅忍不拔、锲而不舍，奮力譜寫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壯麗篇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３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３頁。】

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我們黨曆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②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頁。】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不僅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的實際，而且還把這一過程形成的新的思想，上升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的内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這裡講的“理論創新”，一方面是繼承性創新，即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時，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另一方面是集成性創新，即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和發展的同時，也注重對各種經濟思想的有價值的和可資借鑒成分的吸收，注重對中華傳統經濟思想的吸收、轉化和創新，實現以多方面思想資源綜合而有機的創新。這裡講的“理論創造”，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新的思想的發掘和創造性運用，如１９７８年，鄧小平在對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經濟學手稿》“生産力中也包括科學”的理解中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産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就說過：機器生産的發展要求自覺地應用自然科學。”③【《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７頁。】 從中發掘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等理論的思想源頭，成就了要“講全”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的創造性思想。二是指完全以中國的具體實際或當代世界發展的新的現實為根據，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始性創新，如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産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實行的原始性創新。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集中體現于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之中。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共産黨“從中國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④ 【《毛澤東選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２０頁。】毛澤東思想中蘊含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要義，集中體現于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分析、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綱領的闡釋中。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毛澤東思想的新的發展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依據中國獨特的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走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渡的新道路，創造性地形成中國獨特的過渡時期理論；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探索中，形成了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綜合平衡和統籌兼顧的發展戰略、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原則等在内的一系列極其重要的“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

改革開放新時期，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接續發展中，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涵蓋了一系列“合乎中國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

創造，其中突出的理論主要在于：

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時期，鄧小平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強調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理論是對發展為了人民思想的最深刻的概括。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進一步形成了“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①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頁。】的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核心觀點，是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要牢牢堅持的根本立場。

第二，堅持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中國共産黨對“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艱辛探索的思想提煉和升華。新發展理念各個方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構成“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的有機整體，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産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新發展理念包含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思想，“按照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總要求和大趨勢。”②【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頁。】

第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在确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時，強調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思想。“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③【《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頁。】 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的理論觀點。同時，“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④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頁。】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鮮明的理論觀點。

第四，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論，是新時期形成的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質特征的主要理論之一。在這一分配制度發展和完善中，要重視兩個“同步”，即“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⑤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頁。】還要“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５、５、５頁。】

第五，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為顯著的理論創造。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堅持不懈地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開新局。在中國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社會主義”這個定語。

第六，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要善于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_資源。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發展。同時，要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範各種風險，确保國家經濟安全。

２０１７年，黨的十九大确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地位；黨的十九大之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做了闡釋。這一思想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涵蓋三個方面的體系架構：一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二是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堅持經濟發展新常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關于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柱石：三是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和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

百年輝煌，璀璨奪目。習近平提出：“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①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頁。】“中國智慧”的思想特征和時代意蘊主要在于：

第一，在思想原則和學理遵循上，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

合，堅持曆史、理論和現實的結合，發展和創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凸顯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智慧”。

第二，在思想方法和實踐基礎上，始終堅持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為依據，堅持問題導向，注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關系發展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探索，形成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中國道路”，彰顯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智慧”。

第三，在理論創新和科學精神上，堅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術語的革命”。恩格斯認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頁。】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原始創新性範疇，是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整體方法論和社會曆史觀的“術語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中形成的諸如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新發展理念、經濟新常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外開放、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等“術語的革命”，是成就“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和學理基礎，是“中國智慧”的顯著标識。

第四，在理論主題和主要内容上，牢牢把握發展這一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課題，以新發展理念的成功探索，展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論魅力。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智慧”的集中體現。

與時俱進，因勢而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是中國共産黨百年經濟思想中理論自覺和曆史自覺的輝煌成就；中國共産黨經濟思想也以其百年奮鬥的曆史意蘊，成就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智慧和理論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