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壇

白雪秋、包雲娜：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本源性探讨——基于勞動價值論視角

［摘　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新發展階段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準确識别其收入差距本源，有助于明晰城鄉融合發展路徑，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基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鄉勞動差異，分析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四大本源性因素：城鄉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能力的差異、城鄉簡單勞動向複雜勞動的跨越障礙、城鄉剩餘勞動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創造的價值歸屬差異以及城鄉剩餘勞動的資本轉化差異，進而提出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建議思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城鄉收入差距；鄉村振興戰略；本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産力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同時也伴随着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諸多問題。正如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所指出的，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同時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等等。因此，加大力度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實現城鄉發展的平衡性和農村地區發展的充分性，就成了新階段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戰略任務。
      對于造成城鄉收入差距原因的研究，學者多是定量分析某一變量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包括農村公共品供給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1〕、農業技術進步、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分析〔2〕、自然資源依賴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3〕、宏觀稅負約束下的間接稅比重與城鄉收入差距關系分析〔4〕、地方政府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5〕等等。而從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視角分析城鄉收入差距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基于城鄉關系理論從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分析城鄉分離和對立的必然性；〔6〕從城鄉交換理論和人的發展理論來分析城鄉“人”的差異所造成的城鄉收入差距；〔7〕基于貧困理論分析民族地區收入差距的特征〔8〕，等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依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勞動、價值這兩大基本範疇出發，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鄉勞動差異來探讨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本源。毫無疑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其中一個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市場經濟體制下“二元結構”中的城鄉勞動差異。對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内容豐富，既分析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也區分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并深刻闡釋了剩餘勞動、剩餘價值和資本積累的内在邏輯，是剖析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理論基石。除去這些範疇所包含的特有的社會性質，我們可以借此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勞動差異，從而進一步探讨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本源問題。
 
一、城鄉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能力的差距
      馬克思認為，在商品經濟中，存在着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途徑是交換，而交換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商品生産者的命運。“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9〕可見，交換的道路不僅不平坦，而且對商品生産者來說還是“驚險的跳躍”，生死攸關。毫無疑問，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中，也同樣存在着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隻是由于社會性質的根本不同，我國解決這一矛盾的市場環境會因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和政府的宏觀調控更為公平和有力。然而，由于主客觀原因，我國城鄉應對商品經濟這一基本矛盾的能力卻明顯不同，而這一應對能力又決定了勞動供給者收入的多少。事實上，也正是城鄉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能力的差距，成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第一個本源性因素。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生産發展水平不同，使得城鄉商品價值的實現能力不同。在收入分配制度既定的前提下，勞動者收入的多少實際上取決于其商品價值的實現程度，即生産商品的私人勞動實現為社會勞動的程度，而且，在競争中生産條件越差的商品越不容易實現其社會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價值是私人産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裡已經存在着社會勞動和同一産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這二者之間出現差别的可能性。這樣，如果一個私人生産者在社會的生産方式不斷進步的時候，仍用舊的方式進行生産，那麼他會深切地感到這一差别。”〔10〕可見，生産方式落後條件下生産的商品，其個别勞動時間就會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根據價值規律，其高出部分的私人勞動就不會被社會承認，即不能實現為社會勞動。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生産方式以傳統的家庭經營為主，現有的機械化主要表現在中低端農機産品對人力的替代，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産仍處于簡單粗放的低水平發展階段。特别是随着城市資金進入農業生産領域，個别地區出現了現代化、智能化的農業生産方式，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單位農産品的價值量，進而使得那些仍采用傳統生産方式的勞動者很難實現其商品價值，即很難實現其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的全部轉化。而且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大部分農業勞動者文化水平不高，且資金有限、生産分散，其勞動生産率較低，隻能将不具競争力的農産品以低廉的價格售賣給中間商，從而獲得低水平的勞動收入。而城市中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生産方式不斷進步，資金充足、社會化程度高，且城市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創新能力也較強，因而，相較于鄉村更容易實現其商品價值。另外，當個别企業采用先進的生産方式提高勞動生産率時，同行業的其他企業能夠較快地獲取相關知識、複制或自主研發，從而實現同樣的勞動生産率。所以，城市實現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的轉化相對容易。
      其次，城鄉承擔的風險差異和風險管理能力不同，使得實現社會勞動的能力不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并非全部勞動創造的價值在做出了必要的扣除後都能成為收入。農村私人勞動能否成功向社會勞動轉化，主要取決于市場對農産品的需求結構是否與農産品的供給結構相匹配。一方面，由于農業生産對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因此，農村勞動者需要面臨更多的自然風險，農産品供給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農村生産規模化、組織化的程度不高，大都采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小農式分散生産和經營模式，自負盈虧，從而使得農村勞動者抵禦自然風險的能力也比較低。因此，頻發的自然災害往往使已經投入生産的農村私人勞動成為沉沒成本，難以向社會勞動轉化。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承包經營的生産規模小和專業化程度低，加之信息不對稱和技術條件所限，因而，其農産品通過市場實現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能力不足，進而使得農村的等量勞動難以獲得與城市等量勞動相同的收入。
      城市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相對容易些。一是城市中第二産業、第三産業的生産經營對自然條件的依附性較低，組織化程度較高，因而城市勞動者擺脫了靠天吃飯的自然約束，其生産經營的自然風險小。二是城市第二産業、第三産業産品的供給結構與其需求結構基本匹配。由于我國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城市勞動者本身的文化素質較高、綜合能力相對較強，對科學技術和大數據都有很好的學習和運用能力，且由于城市的交通運輸和通信設施的現代化程度較高，因而，城市勞動者具有更高的捕捉市場信息的能力，能夠面向市場需求提供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産品，甚至可以把握消費者的潛在需求，進而開拓更多更大的消費市場。因此，城市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能力也相對較強。
      總之，在城鄉勞動者付出等量勞動的條件下，農村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能力低于城市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能力。農産品的使用價值主要是滿足消費者的基本生存需要，其附加值不高；其由市場決定的價值實現，由于自然束縛和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存在較高風險。相比之下，城市生産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主要是滿足消費者更高水平的生産生活需要和投資需求，其附加值較高；由于現代化的生産方式和信息的暢通使其價值的實現相對農産品來說更容易些。這些差别直接導緻了城鄉産品價值量的實現程度不同，進而造成了城鄉收入的較大差距。
 
二、城鄉簡單勞動向複雜勞動的跨越障礙差異
     根據創造财富的勞動的技術含量或難易程度的大小，馬克思将勞動分為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并視複雜勞動為倍加的簡單勞動，即單位時間内複雜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量是簡單勞動所能創造的價值量的倍加。對于同一行業來說，其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倍加”關系，可以從勞動生産率的角度予以理解，即複雜勞動的生産率更高，在同樣的時間内可以創造更多的使用價值或者說财富，因而，實現的總價值量更大，相應地獲得的收入就會更多。對于不同行業來說，可以從獲得複雜勞動能力之成本的角度加以理解。複雜勞動作為需要經過專門學習和訓練才能勝任的勞動，“包含着需要耗費或多或少的辛勞、時間和金錢去獲得的技巧和知識的運用”〔11〕， 因而是複合的簡單勞動。而“一小時複合勞動的産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産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複合勞動簡化為簡單勞動是在生産者背後由社會過程完成的”〔12〕。我國城鄉勞動者每小時勞動所創造的産品價值存在較大差距，正是源于城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複雜程度不同。
     一般來說，農村勞動者提供的簡單勞動多，城市勞動者提供的複雜勞動多。在農村勞動者從事的第一産業中，無論是生産階段還是加工階段，其勞動都相對簡單。在生産階段，農村勞動者以其承包的土地面積為限，主要采用人工體力勞作和簡單的機械，由于其勞動生産率低，農産品産量不高 ，扣除生産成本後，收入甚微。在加工階段，農村勞動者隻進行簡單的農産品粗加工，其附加值低，加工過程的勞動生産率也不高，自然也無法賣出一個好價錢。而城市勞動者從事的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則不同，其勞動的複雜程度相對較高。且不說從事管理、金融、研發和投資創業等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産業的城市勞動者，即使是制造業的藍領勞動者，也會因企業的現代化生産方式而提供相對多的複雜勞動，從而獲得相對多的收入。因為這些企業不論是出于利潤的考量還是迫于競争的壓力，都會積極運用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研發手段，從而不僅大大豐富和拓寬了制造的種類和消費範圍，同時也大幅度地提高了勞動生産率。因而，其勞動者也将随之獲得更高的收入。當然，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者以進城務工的方式進入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但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大部分農村勞動者從事的是運輸、建築等以高強度體力勞動為主的第二産業，以及餐飲服務業中的體力勞動等技術含量較低的第三産業，因此，獲得的收入也相對較低。
      總之，農村勞動者的勞動供給中簡單勞動占最大比例，部分複雜勞動也隻是簡單勞動的較低倍數的倍加，因此收入普遍較低。究其原因，知識、文化和技術等因素都成為農村勞動者從提供簡單勞動過渡到提供複雜勞動的巨大障礙，且短時間内難以跨越；而市場的力量隻會引導這種勞動差異越拉越大，進而使其“跨越”更為艱難。所以說，簡單勞動向複雜勞動的跨越障礙是造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第二個本源性因素。
 
三、城鄉剩餘勞動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創造的價值歸屬差異 
      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要勞動是再生産出自己工資等價物的勞動。而剩餘勞動是生産剩餘價值的勞動。除去資本主義生産中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性，剩餘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疑也是存在的。“剩餘勞動一般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應當始終存在。隻不過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像在奴隸制度等等下一樣，具有對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完全遊手好閑作為補充。”〔13〕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剩餘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同樣創造着剩餘産品價值。隻不過在公有制條件下，剩餘勞動不再具有對抗性質，也不再以一部分人的遊手好閑為補充，而是将其創造的剩餘産品價值通過多種方式用之于民。顯然，剩餘勞動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創造的價值歸屬對勞動者收入具有直接影響。而城鄉在剩餘勞動的價值創造能力和創造的價值歸屬的差異，正是造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第三個本源性因素。
      一方面，我國農村剩餘勞動的價值創造能力較低。我國第一産業的發展程度不高，尚未建立起現代化的農業生産經營體系。與城市的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相比，農村勞動者将農業科技、現代經營管理方式應用于第一産業的比例很小，農村大部分仍保持家庭經營的小規模生産方式，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即人工勞動較為普遍。這使得農業生産的必要勞動時間較長，工作日中扣除必要勞動時間後的剩餘勞動時間較少。加之農民自身的創新能力不足，難以在有限的剩餘勞動時間裡生産高附加值的農産品。因此，農民較低的價值創造能力導緻其剩餘勞動生産的剩餘産品數量相對較少。
      另一方面，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歸自己所有的比例較低。在勞動者付出同樣多的剩餘勞動的前提下，在勞動量可以直接比較（比如都是同質的簡單勞動或者複雜勞動）且均可轉為社會勞動的條件下，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歸自己所有的比例越高，勞動者自身的收入就越高。對于完全從事第一産業的勞動者來說，“小生産大市場”的困境使得他們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較弱，其農産品大多被低價收購，轉而被高價賣出，農村勞動者通過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大都被中間商獲取。事實上，糧油蔬果等農産品從田間地頭到餐桌，需要經過種植和養殖業、加工業、零售業以及餐飲服務業等三次産業的有序銜接，才能實現最終的市場價值。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在第一産業通常得到比較少的實現，在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中得到更多的實現，這也導緻了農村勞動者收入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城市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從業者卻能因占有更多剩餘産品價值而獲取更高的收入。至于向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轉移的農村勞動者，雖然他們為城市企業提供勞動，或自己直接從事生産、服務，但在戶籍分隔的城鄉二元結構條件下，剩餘産品價值以轉移支付或公共福利等方式實現再分配時，農村勞動者并不能充分享受自己創造的剩餘産品價值，即不能同等地獲得城市勞動者所獲得的社會福利，而隻能獲取工資性收入。因此，無論是從事第一産業還是進入城市從事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農村勞動者，都難以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獲取自身創造的剩餘産品價值。
   顯而易見，農村勞動者在創造剩餘方面和支配剩餘方面都遠不如城市勞動者，正是這兩方面的“不如”，共同拉大了城鄉勞動者的收入差距。
 
四、城鄉剩餘勞動的資本轉化差異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産過程時，既“考察了剩餘價值怎樣從資本産生”，也考察了“資本怎樣從剩餘價值産生”〔14〕，從而深刻剖析了資本既是生産要素又是生産關系的二重性。“資本是生産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産力的重要關系。”〔15〕不斷追求剩餘價值、加速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産的根本目的和典型特征。剩餘勞動轉化為資本的能力越強，轉化比例越大，越有能力生産更多的剩餘價值。“随着積累和伴随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産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财富增長了，……這還因為生産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餘産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産資料。”〔16〕可見，資本越積累，越有利于生産力發展和技術進步；而生産力越發展、技術越進步就越有利于剩餘産品轉化為資本，即越有利于資本的膨脹力增長。除去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積累的加深剝削性，僅就資本的生産屬性和剩餘産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産資料即轉化為生産資本的條件而言，資本積累與生産力發展的上述原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是适用的。因此，就我國城鄉兩部門來說，哪個部門創造的剩餘産品價值越大、資本積累越多，就越能實現更大規模的财富積累，其勞動者也會随之獲得更多的收入。事實上，也正是城鄉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中向資本轉化能力的差異，成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第四個本源性因素。
    一方面，城鄉剩餘産品價值向資本轉化的渠道存在差異，拉大了其收入差距。我國大部分農村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在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以外，剩餘部分大都作為比較低息的銀行儲蓄進行貨币積累，很少有農村勞動者将個人儲蓄直接用于投資來進行資本積累；即使有所積累，其資本積累所實現的量的擴大也極其有限。而在城市，不僅剩餘勞動創造的剩餘産品價值總量大，而且其轉化為資本的渠道也多，比如城市勞動者可以投資房産、投資所在企業的股份、投資各種有價證券等等。可見，城市充分的剩餘産品價值、豐富的産業類型、多元的投資理财方式使得相當部分的城市勞動者成為産業資本所有者、借貸資本所有者和虛拟資本所有者，使得資本積累量得到迅速擴大，進而城市勞動者所獲取的财産性收入也不斷增大，從而拉大了與農村勞動者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城鄉剩餘産品價值再投資部門的資本周轉速度差異，也拉大了兩者的收入差距。為實現擴大再生産，城鄉無疑都需要将其一部分剩餘産品價值分别用于追加工業和農業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但由于我國農業生産周期長，而且對自然界的依賴性強，所以，投入其中的資本周轉速度緩慢，利潤獲取風險高。相比之下，我國城市的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生産周期短，資本周轉速度很快；而且主要依靠科學技術、人才和資金投入進行生産經營，對自然界依賴性相對小，所以，利潤獲取風險相對農業低些。而“周轉對利潤率發生決定性的影響”〔17〕，即在付出同等的預付資本的條件下，資本周轉速度越快，帶來的剩餘價值越多〔18〕，因此，城市勞動者用于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擴大再生産的剩餘産品價值能夠帶來更多的價值，從而獲得比農村勞動者更多的收入，實現更多的财富積累。
      總之，城鄉不僅在剩餘産品價值向資本轉化的渠道上存在差異，而且再投資部門的資本循環和周轉速度也存在差異，正是這兩個差異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勞動者财産性收入量的差距。
五、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幾點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鄉村振興戰略，本文認為，進一步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應在以下幾方面邁出堅實的步伐。
      一是大力推動農業生産的組織化和現代化，以提高農村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的轉化能力。創建和完善各種農民專業合作社，不斷提升農業生産的社會化服務水平；加大農業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搭建信息技術服務公共平台，運用計算機大數據手段，建立消費市場與農業生産之間的緊密聯系；加強冷鍊建設，加大現代化的儲存設備和儲存技術投資，以減少産品銷售過程中的消耗；建設聯結農村勞動者和企業之間的公共服務系統，積極利用互聯網及各類社交媒體平台，有效集中供求雙方信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建立農地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系，實現從田野直接到餐桌的高效供給，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有效縮短農産品儲存時間。
      二是切實加強農村教育，完善其公共服務，以減少簡單勞動向複雜勞動的跨越障礙。促進教育資源向農村傾斜，完善農村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提高農村教學質量，借助互聯網平台開發多種在線課程，豐富勞動者受教育形式，阻斷由教育資源差距引發的貧困代際傳遞，提高向農村勞動者二代提供複雜勞動的能力；加強對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環境、勞動條件和人身财産安全的法律保障和行業保護；提升農村的公共服務，改善農村居民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
      三是積極吸引社會資本和第二産業、第三産業“下鄉”，以提升農村創造并實現剩餘産品價值的能力。積極吸引社會資本進入農業生産領域，有效落實各項資本下鄉優惠政策，充分發揮資本的生産屬性和促進生産力發展的作用，使其成為撬動農業生産現代化的有力杠杆；有序引導部分城市産業向農村轉移，将轉移成本低、占地面積大、與城市資源關聯度弱的産業從城市轉到農村去，以便依托農村土地資源優勢，降低産業發展成本，進而提高農村集體性收入；通過産業轉移帶動城鄉融合，充分利用城鄉資源互補優勢，創新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産業體系，豐富農村就業機會；打造農業生産服務平台，合理運用城市工業化、信息化手段，服務于農業生産各個環節，從而實現農業生産剩餘的最大限度地增加。
    四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以縮小城鄉剩餘勞動産品價值的資本轉化差異。推動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将集體的經營性資産确權到戶，實現農民對集體資産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權利，使農民成為财産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共享剩餘産品價值的收益；深入推進農地、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整合低效的農業用地和閑置的農村宅基地，放活農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激發土地要素流轉活力，增加農民财産性收益；探索城鄉産業融合的多種股份合作形式，增強中介性服務平台的服務功能，以實現城鄉勞動者共同出資、共擔風險和共同分享剩餘産品價值的利益聯結機制；充分發展農村金融，拓寬農村勞動者進行資本投資的渠道，确保城鄉勞動者剩餘資金同等盈利、共享我國經濟發展紅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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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曉蓓：《精準扶貧視角下民族地區收入差距特征與治理策略——基于馬克思貧困理論的分析》，《理論探讨》2018年第4期。
〔9〕〔10〕〔11〕〔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327、206、206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頁。
〔14〕〔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729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頁。

作者簡介：白雪秋，經濟學博士，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 100871）；包雲娜，經濟學博士，北京中醫藥大學beat365講師（北京 100081）。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0AZD012）階段性成果。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5期。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