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沛竹:李大钊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摘要:2021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钊特别關注到中國婦女的解放問題,在其發表一系列文章中,運用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剖析中國婦女問題。李大钊還身體力行支持參與婦女解放運動,以他的言行鼓舞教育了一代女性,培養教育了最早的中國共産黨女黨員,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李大钊;婦女解放思想

 

李大钊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钊在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特别關注中國婦女的解放問題。李大钊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的婦女問題,研究婦女地位的演變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探索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

一、用唯物史觀研究分析中國婦女問題

1915年,以《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從第2卷第1号起更名)的創刊為标志,新文化運動開始。陳獨秀在創刊号發表的《敬告青年》中,首先就提出了婦女解放問題,将婦女解放和政治、經濟、宗教的解放并提,将婦女問題作為社會改造的根本問題提出,以後的每期雜志基本都有讨論婦女問題的文章,包括女子教育、貞操觀念、女子獨立到婚姻改革等,内容豐富。當時的其他許多出版物,也都把對婦女問題的研究和讨論作為主要内容。當然,這一時期關于婦女問題的讨論并沒有揭示出婦女受壓迫的階級實質,也沒有找到婦女解放的正确途徑。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近代以來興起的婦女解放思潮有了新的内涵。1918年11—1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雜志發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 的勝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後來又陸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婦女解放與Democracy》《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等一系列文章,将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婦女實際相結合來考察和研究中國的婦女問題。

第一,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受壓迫現象是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李大钊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在李大钊看來,經濟狀況的變動影響着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 [1]138“女權的衰落,大約起于畜牧時代。”到了農業經濟時代,“男子便專從事于農作,在經濟上占優越的地位,女子遂退出于家庭以内,作些灑掃的瑣事,現在從文字上亦可以看出是等痕迹”。“‘男’,《說文》:‘男,丈夫也。從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婦’,《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業。’”“男女的分工,并男女地位的優劣,于此均可概見” [1]307

第二,婦女要解放必須打破私有經濟制度。婦女問題隻有通過階級鬥争才能得到根本解決。五四運動前後,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探尋女性解放問題。胡适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發表題為《美國的婦人》的講演,認為有了女子教育權的獲得,其他的一切職業問題、參政問題就迎刃而解。教育在婦女解放中當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僅僅通過教育來解決婦女問題隻是局部的改良。工讀主義的倡導者們提出婦女要獲得經濟獨立才能解放。經濟獨立固然重要,但是他們并沒有看到婦女問題是同整個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在私有制的經濟制度之下,所謂婦女的經濟獨立隻是幻想,婦女工讀互助團也會昙花一現。

李大钊指出,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在1920年1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他剖析了中國大家族制度,在他看來,這種制度是中國兩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它既是血統的結合,也是經濟的結合,而這種制度表層構造則是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 [1]186“私有的經濟制度”是女性不能獲得經濟獨立、人格獨立的原因,隻有打破這社會私有的經濟制度才能獲得女子的獨立。根據李大钊的學生回憶,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課堂上大聲疾呼:隻有社會性質改變,隻有在共産主義社會,婦女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2]857

第三,婦女解放要和社會革命結合起來。傅立葉在《論四種運動》中,第一次闡明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馬克思、恩格斯非常贊賞傅立葉的這一觀點。李大钊認為,婦女解放與民主的實現密切相關。1919年10月《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辦了《婦女号》,刊出李大钊文章《婦女解放與 Democracy》。在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沒有婦女解放的民主,斷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婦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實現 [1]89在1923年發表的《平民主義》中,李大钊認為,風靡世界的平民主義是時代的精神。在他看來,“人民”不獨指男子,也包括半數的婦女在内 [3]155因此,在婦女沒有解放的國家, 絕沒有真正的“平民主義”,沒有婦女平權的社會, 就将是一個“半身不遂”的社會。李大钊指出:“社會上一切階級,都可以變動;富者可以變為貧,貧者亦可變為富;地主與資本家可以變為工人,工人亦可以變為地主與資本家。社會若當時黨的改造,這等階級都可歸于消泯,惟獨男女兩性,是個永久的界限,不能改變。所以兩性間的‘平民主義’,比什麼都要緊。”[3]156

第四,“聯合婦女”的主張。包括各個階層的婦女聯合,及全社會的民衆的聯合 [4]415李大钊在《大聯合》中說:“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效組織,都有大聯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礎。”[1]181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中李大钊指出:“第一步可以促女工自己團結,第二步可以促男女兩界的無産階級聯合,為階級戰争加一層力量,結果是女子在社會上必占與男子平等的地位。”[1]140毛澤東、陳獨秀、李達等也都持同樣的觀點。毛澤東1919年7月發表的《民衆的大聯合》就指出要進行女子的聯合,最根本的一個方法是民衆的大聯合,以改造這個社會。

第五,婦女解放的重心是勞動婦女的解放。李大钊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剖析資産階級婦女運動,指出廣大勞動婦女的解放應是婦女解放的重點。

李大钊認為資産階級的婦女運動帶有局限性,資産階級的婦女們追求的是自己階級内部的同等權力,她們隻是要求改善生活。在李大钊看來,“女權運動和勞動運動純是兩事”,兩者的關切和要求不同,因而資産階級婦女的利害,不能說是婦女全體的利害,資産階級婦女的權力伸張,不能說是全體婦女全體的解放 [4]415因此,婦女運動的重心應轉移到勞動婦女的解放上來,這無疑代表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婦女運動的方向。

二、身體力行支持參與婦女解放運動

李大钊研究、探索婦女解放問題, 呼籲婦女解放,不僅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文章裡, 還表現在具體行動上,身體力行支持參與婦女運動,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做出了很大貢獻。

第一,積極促進家鄉的婦女解放。李大钊從小就熟悉鄉村婦女的生活狀況,後來也一直關注家鄉的發展。據李星華回憶,五四運動前後,李大钊每次回到家鄉,都特别注意了解農村婦女的狀況,宣傳反封建道德的道理,引導大家改變落後的風俗習慣,正是在他的影響下,莊裡放足、不纏足的女孩逐漸多起來 [5]在李大钊看來,婦女如果不讀書、沒有文化, 她們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也就永遠擺脫不了 [5]因此,他一直努力在家鄉促成創辦女學,1919年親自為女學請教習。1920年李大钊和家鄉人一起創辦了大黑坨小學,招收男女學生,開創當地男女合校的先例。

第二,在學校開設、講授有關婦女運動、婦女解放的課程。李大钊曾先後受聘為beat365、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下簡稱女高師)等多所學校的教授。1921年二三月間,李大钊在beat365政治學系講授 “各國的婦女參政運動”。李大钊在女高師兼課,講授社會學 、女權運動史、倫理學等幾門課程,為女高師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女高師是當時中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學校。據當時就讀于女高師的程俊英回憶,“李大钊,教我們三門課,頭一年教《社會學》《女權運動史》,這是一九一九五四運動前。‘五四’以後教我們《倫理學》。《倫理學》是講社會道德,反對忠孝節義的思想。在《女權運動史》課上,給我們講世界女權運動情況;在《社會學》上講馬列主義” [2]855李大钊把講堂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他的課深入淺出,同學們都愛聽,他特别強調,學習知識是為了應用,學生要獨自去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 [6]318程俊英回憶說,期末考試時,李大钊在黑闆上寫下的論文題目是“論婦女解放”。另一位女高師的學生羅靜軒回憶:“李先生常給我們講十月革命的故事,講到蘇聯婦女的解放。他對我們的教育是:‘婦女不解放,是半革命,國家怎麼能夠強起來呢?’”[2]856

李大钊在講授倫理學時建議同學們排演一出反封建婚姻的話劇,同學們便積極行動起來,将漢樂府《孔雀東南飛》改編為五幕話劇,自編自演,李大钊擔任導演。公演時李大钊帶領妻子和兩個孩子來觀看。李大钊說:“《孔雀東南飛》雖然是一出曆史劇,但在現在演出,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表現了‘五四’時代知識界婦女要求擺脫吃人的封建禮教的束縛,争取婚姻自由強烈願望,同時,還對一千多年來文壇上輕視藝人、輕視俗文學的舊傳統作了頑強的反抗。我教你們倫理學,也不是紙上談兵,是要身體力行的。”[6]318

第三,到婦女團體演講,宣傳、參與婦女解放運動。包括到女權運動同盟、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北京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多次進行演講。1923年2月4—5日,李大钊連續兩天講演女權運動問題,介紹了中國的女權運動團體女子參政同盟、女權運動同盟會,并提出了十點建議。《江聲日刊》第423、424号刊登了題為《李大钊君講演女權運動》的講演内容。1925年3月8日,李大钊出席由北京婦女國民會議促進會等發起的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京報》《晨報》等都做了報道,《申報》補充了李大钊演講的内容,大意是:中國婦女“今後宜自動的永久的堅持的努力奮鬥,加入國民革命運動,聯合全國民衆,除去種種障礙,造成一良好政府,并與全世界婦女互相呼應,以求得光明之路” [7]590大會開始時全場高唱《國際歌》,閉幕時唱國民革命歌。

第四,特别關注、批評社會上發生的歧視、迫害婦女的事件。1917年4月,廣和樓劇場演出新劇《自由寶鑒》,影響很大,一些人紛紛評論。李大钊特意去觀看,發表文章指出:“此種逆乎時代潮流之演劇,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國社會之舊思想”,提出“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會” [4]157針對長沙1919年發生的女學生由于包辦婚姻在花轎中自殺的事件, 李大钊發表短文控訴包辦婚姻對女性的殘害。李大钊還出席在女高師舉行的因家庭逼迫退學憂憤而死的女學生李超的追悼會并發表演講。

第五,考察蘇聯婦女地位的變化。1924年 6月,李大钊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産國際五大。1924年9月24日,他發表《蘇俄民衆對于中國革命的同情》,特别提到參觀蘇俄的兒童村。李大钊對工廠附設的嬰兒室最感興趣,李星華回憶道:“父親認為,中國隻有大批開設托兒所、保育院、幼兒園,才能把千千萬萬受壓迫的婦女,從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來。”[5]李大钊在莫斯科期間,在《中國工人》發表了一篇文章《上海的童工問題》,裡面詳細列舉了上海各個工廠的童工使用情況和悲慘的生活狀态,“絲廠中的工人,幾全為女(童)工及青年女工”,工作條件極為惡劣,“吾侪深在蘇俄,目睹工人兒童的幸福、娛樂、教育,不禁想起這一班淪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萬多的幼年群衆” [8]32、34

三、培養了中國共産黨最早的女黨員

李大钊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钊以他的言行鼓舞教育了一代女性,培養了最早的中國共産黨女黨員。

中國共産黨的第一個女黨員缪伯英就是在李大钊的教育影響之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星華回憶文章中提到的紅姐姐就是缪伯英。1919年底,缪伯英與十幾個女同學組成了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1920年開始,在北京女高師讀書的缪伯英來旁聽beat365的課程,包括李大钊講授的《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和《女權運動史》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導下,羅章龍、王複生等在beat365秘密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關于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 [2]729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中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不僅搜集、編譯德、英、法、日等文字的馬克思主義文獻資料,而且組織讨論、研究和講演。羅章龍回憶,缪伯英經常和研究會的成員們在一起學習和讨論《新青年》等刊物上刊登的有關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還有《共産黨宣言》 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9]136

缪伯英還參加了李大钊組織領導的北京共産黨小組的一些活動,張國焘回憶說:當時這個小組隻剩下四人,勢單力薄,便先後邀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重要分子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吳汝明等九人及國會議員李韶九、河北省議員江浩等兩人加入進來 [10]108缪伯英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思考問題,她寫的文章《家庭和女子》發表在《家庭研究》雜志1920年12月15日第3期上。這篇文章論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發展趨勢以及它與婦女解放的關系,提出要破除當時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婦女要打破家庭牢籠,參加社會革命。在她看來,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類對于那時期所需要的一種産物,制度也沒有千古不變的道理,因此應順着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道路上走![11]

缪伯英是中國共産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也是當時最早的女黨員。李維漢說:“缪伯英同志是我黨早期的一個傑出的婦女工作者。”1925年初,李維漢受湘區委員會委托邀請廖伯英擔任婦委書記。據他回憶,廖伯英誠實樸素,沉着勇敢,對黨忠誠,對革命負責。在兩年多的時間内,廖伯英靈活地運用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的策略,善于聯系群衆,在組織和領導婦女參加反帝反軍閥鬥争等各種活動中工作出色,成績顯著 [9]140

李大钊對于沖破封建牢籠的女青年特别稱贊。郭隆真反對婦女包辦婚姻,從家裡逃了出來,參加了革命,15歲創辦當地第一所女子學堂,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師讀書,成為河北第一位中共黨員。李大钊稱贊她是有勇氣的人。1920年10月,李大钊拟發展天津 “覺悟社”的成員劉清揚加入共産黨,遺憾的是劉清揚沒有同意。據劉清揚回憶,1920年李大钊通過張國焘給天津“覺悟社”寫信,約劉清揚前去北京談話。劉清揚到北京之後見到了李大钊,李大钊說他們成立了共産主義小組,其中有張申府、張國焘等人,希望劉清揚成為一個婦女小組中的成員。但是劉清揚拒絕了,其後來說:“這是我終生的遺憾。”[2]827張申府也回憶過此事,據他說,劉清揚到北京之後,李大钊和張申府在圖書館主任室找劉清揚談話,希望劉清揚加入中國共産黨,但她當時卻表示對黨的組織還不太理解,沒有同意。他們認為入黨一事不能勉強,隻能等将來劉清揚有了認識再說 [2]828後來劉清揚于1921年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入黨時間僅晚于缪伯英的女黨員。1924年劉清揚與鄧穎超等創辦《婦女日報》,這份報紙成為我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之一。

李大钊曾對自己的孩子說:“你們這一代比起你母親她們來好多了,但是離開婦女的徹底解放還差得遠呢!将來的女孩子,比你們今天的境遇一定還要好得多。” [5]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從20世紀初傳入中國已有百餘年的曆史,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中國不斷深入傳播和發展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國化的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的“四大繩索”論斷就是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國化探索的重要成果。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使中國婦女獲得巨大的解放。一代又一代廣大婦女在毛澤東“婦女能頂半邊天”思想的鼓舞下建功立業,成績斐然。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曆史時期,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進一步推進婦女解放和發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體系。習近平強調,婦女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力量。在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每一位婦女都有人生出彩和夢想成真的機會 [12]目前,中國現實婦女問題十分複雜,有的是曆史的積澱,有的則是在近年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社會上封建思想時有沉渣泛起。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是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男女平等的完全實現,有賴于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盡管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種趨勢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須經過我們長期不懈的奮鬥和努力。

 

參考文獻略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21年第 5 期

康沛竹,女,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