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國近兩個世紀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漸近尾聲，複活與重塑作為傳統文明和社會主要載體的鄉村的多重價值，已經成為我們走向未來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或節點。而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新時代背景和語境，則讓我們更容易理解鄉村“節儉”傳統的當代價值。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與品德的節儉

在談及“節儉”時，很多人馬上會聯想到“貧窮”。應該說，這有一定道理，因為自古至今人們的節儉生活，确實是相對匮乏的物質财富或生活資料所導緻的一種無奈。也就是說，當社會的生産力發展和物質财富積累徘徊在維持生計水平時，人們不得不過一種量入為出的簡樸生活。

 但嚴格說來，“節儉”和“貧窮”這兩個概念并不是一種直接對應關系。貧窮或貧困是指因物質生活資料匮乏而處于困頓之中的被動性生活狀态，突出表現為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需要的無力滿足；節儉是指一種主動采取的日常生活習慣、待人接物方式和道德精神狀态，尤其表現為合理、适度和節制使用可支配的物質财富或生活資料。換言之，與貧窮或貧困相對立的是殷實、小康、富足、富裕，而與節儉相對立的是寅吃卯糧、鋪張浪費、奢侈或奢靡。相應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德的節儉，其實同時适用于物質财富或生活資料窘迫有限或較為充足的情形。

因而，當前關于節儉這一問題的讨論中真正有意義的是：一方面，為什麼不能接受或放任揮霍無度、鋪張浪費、攀比炫耀的奢靡生活之風，而且在全面實現小康甚至富裕生活之後也不能這麼做；另一方面，如何才能保持與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簡樸生活的優良傳統和品德，而這就涉及到鄉村相較于城市所蘊含或傳承着的節儉價值。

鄉村何以能守得住節儉？

那麼，為什麼說鄉村更容易守住節儉的生活方式和美德呢？在筆者看來，這至少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理解。

其一，基于對勞動辛苦感知所産生的“憫人”心理。我們在幼兒時代最早學會背誦的詩歌之一就是那首《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詩歌描述的是農民在農田中辛勤勞作的場景，而目的則是要警示人們“盤中餐”的來之不易。當然，最重要的并不是這種關于農業生産的知識，而是這種從事農業勞動的實踐。也就是說，那些真正嘗試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人對于勞動果實的“粒粒皆辛苦”的感知，同那些隻是背誦了書本知識的人相比，還是大不相同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古代春耕之時，大臣甚至皇帝本人也會來到田間“親曆親為”，以表明與普通農民一樣對于勞動辛苦的“感同身受”，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意涵是對當政者本人的重農節儉意識的提示。所以，正是這種對于農業勞動的艱辛付出、勞動成果來之不易的切身感受，鑄就了廣大農民鄉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節儉意識、态度與行為。比如，同樣是對于剩餘飯菜的處置，城市居民首先考慮的是衛生安全問題，而農村居民最先想到的很可能是一旦丢棄要浪費多少人的勞動果實。

需要強調的是，工業勞動與農業勞動之間的明顯不同。雖然二者都是通過勞動活動，伴随着勞動産品的産出。但工業勞動卻有着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它不再是本地化、現實場景化的勞動，而是處在一個封閉的工廠環境中，因而缺乏那種身處大自然田地之中的真情實感；二是它不再是一種主體性、自主化的勞動，而是從勞動資料到勞動成果都屬于他人、勞動規則也由他人來制定掌握的活動，因而很難再感受到勞動本身具有的能力釋放更不用說解放的意義。總之，現代工業勞動既不需要為生産活動的資源節約品性直接負責，也不需要過多考慮自己的消費活動的生活節儉品質（隻要能夠支付得起）。而在高科技助推下的當代智慧勞動和受大衆消費主義熏染的城市社會中，這些特征變得更加凸顯。比如，無論是一雙鞋子還是一部智能手機，盡管它們的生産使用所耗費的自然資源和所造成的生态環境影響大不相同，但對于生産者和購買者來說，都隻是一種普通機械制品或日常生活用品而已，唯一的區别就是價格的高低，而隻要能夠支付得起，購買者可以像更換鞋子一樣頻繁地更換自己的手機。

其二，基于對大自然“物質變換”感知所産生的“惜物”情感。傳統農業勞動不僅展示或維持了勞動者的統一完整性，進而催生了勞動者同時作為生活消費者的節儉意識和行為習慣，還可以讓勞動者更直觀地感知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複雜的“物質變換”或“新陳代謝”過程，從而對于作為勞動資料或勞動成果的“實物”産生一種吝惜、愛護、續用之感。在鄉村生産生活的情景或語境下，人們很容易理解的是：一方面，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花草樹木，都有各自的生命和功用，都有着自身的生長發育過程和規律。無論是基于滿足衣食住行還是改善居住條件的需要，都不能随意改變村莊周圍的生态環境和地理風貌，因為後者是所有村民共同的永久性家園。而且，這一大家園中的庭院、農田、水域、林地、山嶺等等，也是一個個生态系統，不能破壞。另一方面，生産勞動對于自然萬物的開發利用，既要盡量做到物盡其材，又要努力實現物盡其用。也就是說，要根據不同作物的生長規律和周期在最合适的時機采摘加工。而作為制成品，則要盡可能發揮它們的最大功用。比如，各種糧食水果要等到它們完全成熟時才進行采摘食用，并盡可能做到合理保存長期利用，而所有的庭院建築與家居耐用品則是盡可能時間長地使用，非必要不進行修繕或更換。可以說，正是農業勞動本身的雙重性及其體驗——同時考慮到主體自我需要的滿足和周圍自然界的自我循環——孕育了勞動者發自内心深處的愛物、憐物、惜物意識和情感，盡量避免造成對周圍生态環境的過度或額外幹擾。

随着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對于勞動資料（成果）的異地獲取（出售）和技術替代，在有效克服了傳統農業勞動的單純自給自足的同時，也就逐漸切斷了勞動者最初擁有的對于勞動過程中“物質變換”或“新陳代謝”的切身感知。這方面的兩個經典性實例，一是城鄉分離，二是化肥農藥的使用。前者不僅帶來了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相分離，成為一種更具有單純性、盈利性和競争力的社會勞動形式，而且使得城市的工業勞動者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經濟社會意義，造成鄉村勞動及其生活的普遍性衰微；後者則以人工輸入和添加的方式，看似彌補或鍊接了勞動過程中的某些缺環，但實質上卻是徹底割斷了農業勞動過程中本身擁有的内在聯系，比如在傳統農業條件下大都是依靠農家有機肥來保持土地肥力、依靠大自然中固有的天然或生物鍊方法來滅除害蟲的，而這在現代農業條件下已變得異常昂貴或難以操作。

其三，基于家風民俗的規約作用所産生的“克制”意識。不容忽視的是，傳統農業勞動是在鄉村的社會環境中展開的，而鄉村之中的家風、民約、村規對于廣大農民群衆的勞動與生活發揮着顯而易見的規約作用。從西周時期周公《誡伯禽書》中的“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到三國時期諸葛亮《誡子書》中的“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再到明末清初朱柏廬《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反映的都是我國古代農業文化中社會精英層面上的崇儉抑奢理念。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理念已經滲透到鄉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大戶人家中一家之主的選拔任用，十分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具有節儉品行，能夠合理節制全家的日常生活開銷。這方面最著名的文學人物就是《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她身上雖然有着許多缺點，但最大優點則是節儉持家的本領，能夠把榮國府上下的财務收支打理的井井有條。可以說，正是通過這些代代相傳、口口相傳的“律條”，節儉生活才能成為一代又一代鄉民賢達的生活準則和道德規範。

可以理解的是，與工業化相伴随的城鎮化在逐漸瓦解傳統農業經濟（勞動）與鄉村社會的主導性地位的同時，也就大大弱化了家風民俗所具有或擔當的那種規約滋養作用。這不僅表現在已經實現城鎮化的街道社區，也影響到在外觀上依然呈現為鄉村樣态的廣大地區；不僅表現在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也影響到改革開放以來日益發展的當代中國。就我們自己而言，節儉“克制”或“自律”意識漸趨弱化的深層邏輯，既是由于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所累積起來的社會生産力水平和物質财富總量的大幅度提高，從根本上改變了數千年來主導性的勤儉治國、簡樸生活的物質環境，也是由于鄉村對于個體的約束性功能包括節儉自律意識的形塑功能正在迅速衰弱甚至消失。許多鄉村尤其是城鎮化村落和城郊村，已經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功能齊全、意涵豐富的社會構成單位，而更像是一個經濟不夠發達的缺乏實質性的社會與文化互動溝通的“城鎮”。

鄉村振興中的“節儉”維度

如上所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德的節儉，更多是一種鄉村而不是城市的現象或傳統。這并不是說城市居民不如鄉村居民懂得合理、适度、節儉地安排自己的可支配物質生活資料，也不能說如今的鄉村依然完好如初地保留着節儉克制的生活方式和品德。筆者認為，即便在一個物質基礎條件豐盈得多的新時代，生活節儉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道德價值。當今倡導生态文明建設的生産實踐，為節儉生活提供了一種十分重要的生态維度下的考量。接下來，筆者将着重談談鄉村振興過程中重識與複活鄉村的節儉價值問題。

首先，以盡可能少的物質耗費來滿足民衆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廣大農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斷豐富，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目的，也是這一曆史性進程的結果性體現，而這意味着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和農民家庭生活消費水平的較大幅度提高改善。因此，鄉村振興戰略貫穿其中的主線就是實質性提升農村與農民的現代化生活水平和質量。然而，從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終極目的來說，一方面要注意物質生活産品消費與其他社會文化需要滿足之間的平衡，并以此來合理設計鄉村建設中的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管理機構設置和基礎設施服務，比如充分發揮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在村民間社會交往與鄉村管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持鄉村物質生活的簡樸本色，尤其是盡量規避來自城市的消費誘迫效應，比如通過對鄉村文化與建築的更嚴格保護來增強村民的認同感和責任感，并減少建設性破壞或拆除重建。也就是說，滿足村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最高目标，但前提是必須堅持節儉的原則，盡量減少物質材料和自然資源的浪費。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即便在已經實現脫貧的許多農村地區（包括在中東部地區），農民收入的穩定增加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持續改善，依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不能一概而論。

其次，以盡可能低強度的外部幹預來保持營造良好的鄉村生态環境與生活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推進的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或凸顯了農村生産與生活環境的衰敗，而這也促成了近年來國家先後出台的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出發點。無論是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還是鄉村旅遊開發，一個重要的着眼點就是重建山清水秀、舒适宜居、特色鮮明的鄉村生态與生活環境。應該說，我國龐大的農村人口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但需要注意的是，農村的生态環境與生活環境有着自身特點，比如依山傍水、河湖蜿蜒、荒野綠地、田路相間等，這些特點又在很大程度上與其特有的生産生活方式相關聯。因而，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既要避免鄉村的生态與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像城市，比如整齊劃一的庭院、寬闊硬化的道路、去田野化的人工環境；也要避免用城市的思維來改造鄉村的生态與生活環境，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農村風景的景區化——讓其中的某些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景觀成為城市公園、但卻與其周邊環境和整個鄉村的生态環境不相協調。總之，簡單的商品下鄉或資本下鄉，最終帶來的都可能隻是市場經濟及其背後的資本邏輯的熏染，而不會保持與營造我們從生态文明建設視野下所期望看到的美麗鄉村或鄉村振興，因此要特别警惕經濟社會因素驅動下可能會導緻的對于鄉村生态環境和生活環境的過度或額外幹預問題。

最後要談的是，以節儉生态的生活方式與品德帶動促進鄉村整體的道德振興與重建。毋庸諱言，無論是對于那些已經實現物質生活初步富裕的鄉村還是那些依然處在滿足溫飽的鄉村來說，都面臨着不同形式的道德精神層面上的問題或挑戰。對于前者來說，突出表現為小富即安、無所事事的道德精神空虛問題；對于後者來說，突出表現為聽天由命、等、靠、要心理嚴重和意志缺乏問題，而這些問題背後的深層原因則是鄉村作為一個社會構成單位，越來越難以像從前那樣提供一種系統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道德意義上的保障、規約和引導。因此，我們必須明确的是，鄉村振興應是一個綜合性變革的目标和過程，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或智力投資的問題。道德精神層面上的振興與重建是所有形式的經濟和社會戰略的根本。就此而言，傳統鄉村的節儉生活方式和品德與鄉村振興語境下的生态生活方式和品德，不僅可以達成一種曆史性的“合力”——都可以通過合理、适度、節儉使用物質生活資料和自然生态環境來達到一種美好生活境界，而且可以扮演一種道德精神整體複興與重建的催化劑的角色。比如，筆者2020年參觀考察過的河南湯陰縣的美麗鄉村建設創新，就把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集體經濟發展、鄉村文化建設、農戶先進家庭（個人）評比等元素結合起來，尤其是自覺融入了道德文化營造方面的考量，值得關注。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人與生物圈》2021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