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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恣意妄為，封建統治者孱弱無能，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英雄的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屈服，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現了不畏強暴、自強不息的頑強意志。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成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孫中山率先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号，被稱之為“中華民族複興的第一聲”。1911年，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堕落的清朝政府，這是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的探索。可以說，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也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上樹立了一座巍然屹立的裡程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力量就是中國共産黨”。而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創造了各方面的條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撼動了反動統治的根基，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賦予人們集會、結社的權利，在法律意義上為政黨的産生創造了寬松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民國初年，各種政黨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多達300餘個，具有健全綱領或某一方面綱領者也多達35個。辛亥革命為民國初年包括中國共産黨在内的許多政黨的創立，準備了環境條件，同時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産黨誕生準備了思想條件。辛亥革命滌蕩了封建文化殘餘，促進了人們思想解放，為新文化運動時期各種思潮的廣泛湧入和傳播創造了社會條件，從而打通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渠道。辛亥革命為五四運動的發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直到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準備了重要條件。辛亥革命鍛煉了早期中國共産黨人，為中國共産黨誕生準備了人才力量。中國共産黨的早期黨員正是由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的革命分子和青年知識分子組成的。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共産黨創立時期的最初幾批黨員中，具有直接或間接參加過辛亥革命運動經曆的人數約占三分之一。其中，一則是辛亥革命的直接親曆者，比如陳獨秀、朱德、董必武、吳玉章等人作為同盟會會員，直接領導或者參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的實踐淬煉和反思總結中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二則是辛亥革命的間接影響者，比如李大钊、蔡和森、何叔衡等人，通過大量涉獵進步書刊或者接受同盟會會員的精神啟蒙，在辛亥革命的思想洗禮中民族意識、革命觀念和理論信仰廣泛覺醒，從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了共産主義者。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道路是最根本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華民族曆盡千辛萬苦探索出的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創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資産階級共和國，推動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進程。辛亥革命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争取了短暫的“黃金時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設立實業部、經濟部，頒布有利于民族振興的政策和措施，極大地促進了民國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1933年中華民國第一次工業普查，由劉大鈞領導經濟統計所的調查者們直接從工廠經理那裡收集統計資料。1937年，劉大鈞發表調查結果（除外資企業以外），記錄了2435家中資工廠，總資本高達4.06億餘元，雇傭工人有49萬餘人。相比于清末民初中國經濟的發展态勢，總資本增加了約3倍，充分體現了民國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現代化取得的矚目成就。辛亥革命使中國的政體由封建君主制轉向民主共和制，促進了人民民主意識高漲，推進了中國早期政治現代化。辛亥革命之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表明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制度正式在中國确立，使“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觀念開始深入人心。這極大地提高了人民民主意識，表明中國社會邁出了從專制向民主轉化的重要一步，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另外，辛亥革命促進了社會風氣的進一步開放，促進了人們思想解放。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大力革除封建陋習，提倡社會新風。比如廢除“跪拜禮”，廢除“大人”“老爺”等封建代稱；廢止奴婢，解放“賤民”；男子剪辮，女子放足；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等等。這些措施，使社會出現了生機勃勃之象，對改變社會風氣産生了長遠影響。雖然辛亥革命所探索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為之後中國共産黨走出一條與之相區别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曆史教訓，積累了曆史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必須同舟共濟，依靠團結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風險挑戰”。完整的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概念正是在辛亥革命時期鍛造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辛亥革命時期逐漸凸顯與強化。
辛亥革命之前，梁啟超、楊度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過“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但是“中華民族”多意指“大漢族”。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建立。“中華”與“民國”旨趣之自覺組合的詞語形态，增強了國人對于“中華”一詞的認同感，使得國人在考慮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時傾向于用“中華”的字樣和符号。民國初年，各種以“中華”命名的組織和事物蓬勃興起，如“中華書局”“中華銀行”“中華革命黨”等。此種用語習慣及運思導向，使得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概念應運而生，并且逐漸流行傳播。這一時期，國人之所以能夠轉換思維意識，将“中華民族”視為民族共同體，而非清末的“大漢族”代稱，實則源于孫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即《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的，“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以及随後《臨時約法》中進一步闡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别”。這就在法律意義上确證了新建國家屬于一個多民族國家，為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概念的生成奠定了穩固的法理基礎，同時增強了國人對于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1919年，孫中山主動擯棄了“五族共和”的提法而正式代之以“中華民族”的概念，他提出，“我們國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見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民族熔爐”思想的提出，既凸顯了孫中山國家—民族同構的建國主旨，也更加有力地整合了中華民族凝聚力，激發了人們追求民族團結、國家興盛、社會進步的愛國主義情結。中國共産黨也正是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勵下，以社會變革為己任，主動承擔起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民族複興偉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須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英勇奮鬥來實現。曆史發展從來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充滿曲折和艱辛的。”奮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精神底色。
辛亥革命之前，處于封建社會體制機制下的“臣民”恪守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約而行動，他們長期被剝奪政治參與權利的事實使其對周圍的社會環境和政治事務養成了一種麻木不仁的心理以及奴性的依賴狀态。辛亥革命之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它不僅确證了國人從“臣民”向“人民”身份的轉變，而且賦予了人民國家主人的身份，這就使人民的心态發生了變革。人民在精神上從“被動”轉為“主動”，提高了參與政治事務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思想的覺醒從其參與政治事務的态度中可見一斑。1915年，北京爆發了抵制“二十一條”的外交運動，80萬人口的北京城，僅一次大規模的集會，人數就有30萬；而在天津，連續幾次大規模的集會，每次都在10萬人以上，而當時天津總人口也不過70萬人。可以說，辛亥革命之後，南京臨時政府對人民民主權利的确認，為促進中華民族思想從“自在”轉向“自覺”提供了啟蒙條件。中國共産黨也正是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偉大的思想覺醒中應運而生。作為一個具有高度思想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産黨一經成立，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确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且矢志不渝地為之而奮鬥。
辛亥革命為推動亞洲其他國家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不僅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内環境，而且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18、19世紀之交，歐美國家相繼完成産業革命，近代資本殖民主義勢力随之興起，在“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成為被殖民入侵和任人宰割的對象。辛亥革命的發生，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殖民勢力，有力地促進了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民族解放運動。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辛亥革命是20世紀初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亞洲民族覺醒”的重要标志，對亞洲其他被壓迫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20世紀初亞洲的覺醒是世界革命風暴的新源泉，它與歐洲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鬥争一起，揭開了世界革命的序幕。列甯曾經對以辛亥革命為主要标志的20世紀初期的亞洲覺醒評價道：“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鬥争的開始，标志着二十世紀初所開創的全世界曆史的一個新階段。”
辛亥革命作為20世紀初期中國近代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場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做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異常強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終究行不通。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實踐表明，中國革命亟須在新的領導力量下探索新出路。辛亥革命爆發十年之後，中國共産黨成立。中國共産黨繼承發展了孫中山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曆史任務，開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征程。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國共産黨作為辛亥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孫中山先生遺志最忠實的繼承者、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最堅強的領導者，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曆經百年的犧牲、奮鬥、創造，奠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現在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