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人類共同價值基礎。具體地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認知層面上的價值共識或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文明和諧演進的前提性要求；公平與正義是制度構建與運行層面上的價值規約或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新型國際關系建設的秩序法則；民主與自由是目标目的層面上的價值共識或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文明不斷趨向進步的終極性要求。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新時代外交理念與戰略，既是對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原則的守正弘揚，也為這些理念原則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背景語境下的意涵擴展重塑提供了現實舞台。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

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中明确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标。”[1]這是我國領導人首次明确闡述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核心内容的政治與政策理解，以及它對于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理念與戰略的基礎性意義。此後，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文本與場合中對二者間的相互關系做了更為詳細系統的論述，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與實踐的重要方面或維度，彰顯了中國政府與人民對于創建一個更美好世界的負責任大國擔當與氣度。[2]在本文中，筆者将首先對“全人類共同價值”概念界定的中國觀察視角及其基本内容做出分析，然後分别讨論，全人類共同價值何以構成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理念與戰略的價值觀念基礎，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現實實踐又如何可以豐富拓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時代意涵。

一、“全人類共同價值”：中國視角與立場

在讨論人類共同價值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價值概念的基本意涵。在最普遍意義上，價值可以概括為客體的屬性和功能與主體需要之間的效用、效益或效應關系。因而，價值概念既具有極高的思辨抽象性，也可以具象化為實體或量的範疇。同樣重要的是，對某一事物價值量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或在許多情況下取決于價值主體的認知與态度，也就是“價值觀”。因此，無論是哲學學界近年來持續關注與讨論的“價值論轉向”議題[3]，還是由于社會秩序發生巨變而提出的“價值重建”[4]籲求，都是一個與社會主體的主流價值觀及其變革密切相關的複雜問題。價值觀關乎社會主體的觀念認同與行動選擇，不僅是一個國家意識形态層面上的問題，還是關涉到社會普通公衆的基本需要滿足與全面發展的問題，當然也是社會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無法繞過的基礎性問題。

1. 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視域中的“價值”與“共同價值”

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立場來看，既要承認價值的客觀物質屬性，也要承認價值的社會曆史屬性。就前者而言，價值關系或價值物的形成與存在，離不開一定形式的物質實體或載體，包括像審美精神娛樂之類的“虛拟性”價值；就後者而言，價值主體一般會呈現為社會曆史性的主體，而不是孤立的、感性的個人，盡管并不能否認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出價值判斷。作為唯物主義“新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不再是與人相分離或無關的自然界，而是以實踐為基礎，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統一于不斷演進的曆史過程之中，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價值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語境中，實踐是人類根據自身價值理想而對現有狀态（包括外物與自身）的自覺改造，人的價值目标不斷在自然世界中得以顯現、實現[5]。因而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價值論把抽象的價值問題帶回到“現實實踐”[6]的具體場域，并将其與人類自然探索、人類社會進步、人類社群解放的宏大使命緊密相連。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價值論也包含着清晰的政治經濟學向度，其勞動價值論系統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的價值關系實質就是異化的人類勞動本身的曆史事實，揭示出經濟價值作為一個社會曆史範疇在不同人類發展階段的多樣态呈現形式，從而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創造與分配問題提供了豐厚的理論資源。[7]

概括地說，馬克思主義價值論認為，價值關系（事實）不是孤立、封閉的存在，而是作為社會實踐的産物凝結在人的具體生産與生活現實之中，是人的類本質及其外化活動的結果，因而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個人隻有在社會中、在集體中才能成為現實的個人。所以，考察人的需要、人的尺度，考察價值的生成和發展，就不能僅僅隻從個人的角度去進行，而必須具有更廣闊的社會學視角和曆史的眼光。”[8]由此可以推論，本質上存在（發生）于人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價值，必然具有公共性的質性或形式，或者說，人類社會曆史中既存在個體本位的價值，也存在共同性的價值。這些共同性的價值會激發不同主體間的相互認同，為社會共同體的構建與生成提供認知前提與利益基礎，從而維系社會生活的穩定與秩序。總之，所謂“共同價值”，是基于人的類本質與社會生存發展訴求而産生的，并受到世界各國、各民族、各黨派等在現實社會中具體需要狀況的影響，是針對或涵蓋共同主體而非單一主體的價值。

2. 人類共同價值的理論意涵與客觀基礎

現實中的價值主體雖然是多元而差異化的，但由于作為類本質存在的人始終在社會關系中進行生活與生産活動，總會産生各種共性與共同訴求，而這就決定了人類共同價值的存在具有曆史必然性。所謂“人類共同價值”，就是基于人類主體視角的對于價值關系類型、價值重要性等級、價值數量衡量等問題的共識性認知、态度和行為。

人類共同價值并不是個别（傑出）主體的主觀創造物，而是一個客觀的曆史過程的結果，其形成主要包括如下兩大路徑：一是作為人類社會必須具有的生存發展與内部治理和外部交往需要所催生的共同性價值；二是人類社會交往範圍不斷擴大過程中聚合而成的共同性價值。這兩大路徑反映了人類共同價值本身的複雜性，既關涉到内部化的、從個體需要層面出發的價值訴求，也關涉到外部化的、受共同體認知與行為影響的價值訴求。具體地說，人類共同價值形成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元素，至少包括人類社會（家庭、民族、宗教、國家）、區（地）域性社會共同體、共同體間的交往活動及其形成的共同利益等。對此，馬克思多次指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9]由此可以認為，共同利益或關切是人類共同價值賴以形成或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共同價值主體能夠維護價值共同體、增進彼此認同、合作追求共同價值目标的社會生産與生活根基，如果未能建立起穩定的共同利益或關切基礎，共同價值也就難以長期存在。

随着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入、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合作的不斷擴展，世界不同地區、民族、國家、信仰、文化的價值主體擁有越來越豐富的共同資訊、共同議題、共同感知，由此也就帶來了越來越多元化外表下的共同利益或關切。而這種多元化基礎上的共同需要與利益也就意味着，不同社會、民族國家、區域共同體之間圍繞“人類共同價值”認同和取舍上的關系将變得愈益複雜。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交往的全球範圍内拓展，使得“全人類共同價值”有了更為堅實的形成與展示條件，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地域和文化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可能會引緻前所未有的張力或沖突。

從最一般意義上說，“共同價值”是相應範圍内的“共同體”得以生成與發展的前提基礎。一方面，共同價值是生成或構建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是不同價值主體形成聯系、聯動乃至聯合的觀念性前提，沒有共同的價值認知，也就沒有成員間的彼此認同，共同體就會顯得向心力不足、凝聚力不強，繼而無法達到穩固堅定的狀态。另一方面，共同體的存在或構建也會反作用于共同價值，一個擁有豐富合作經驗、穩定秩序規範、深厚文化傳承的共同體，會通過内部交往的建構與整合，不斷強化成員間共同價值的生成與深化，使得成員間相互理解信任，繼而潛移默化地産生共同價值，形成新的默契與合作關系，甚至“造就按新的方式生活和交往的共同體”[10]。可以說，“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就是這樣一種辯證互動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充分認識、維護、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努力，又會豐富、深化、制度化我們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理解和感知。

3.“共同價值”不等于“普世價值”

盡管存在語詞構成上的近似性，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與“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普世價值”的提法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神學家孔漢思（Hans Küng）、英國政治哲學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等。那時，随着世界各國、地區、民族之間政治文化宗教沖突的增多，一些歐美知識分子開始宣揚“一種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的地方和情況下，在幾乎所有的時代，都共同操守的價值，而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或在行為中表現出來”[11]。可以說，西方“普世倫理”思潮構成了“普世價值”讨論的實際開端（1993年《全球倫理普世宣言》最初提議使用“全球價值”[12]而非“普世倫理”概念）。21世紀之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了一系列以“普世倫理”為主題詞的國際會議，“普世價值”開始引發各國學界關注，并成為我國學術界讨論的熱點。

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立場和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我國學界的主導性看法是，主張在全球化時代通過不同國家、區域、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主體或層面上的平等交往，來弘揚與形塑“人類共同價值”，但明确反對本質上是地域性認知與實踐的所謂“普世價值”。因為，一方面，“普世價值”基于一種以抽象人性論為依據、以絕對的普遍性為方法的唯心主義價值觀[13]，包括“普遍共享的客體”“普遍追求的目标和結果”“普遍遵循的規則和規範”等三重具體所指[14]，其核心之點則是強調“适用主體上的普遍性”與“時空條件上的永恒性”。[15]另一方面，“普世價值”違背了價值論的一般規定，與“普遍真理”混為一談，以“價值”之衣行“真理”之事，而忽視了社會曆史條件的具體性與價值主體的主客觀差異性，把價值共識的交互性扭曲成為特定價值的先在獨立性，是一種抽象、虛無的價值幻想。更為重要的是，“普世價值”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概念。究其實質而言，它根植或依附于西方政治意識形态立場，預設了歐美國家模式的普世前景，因而其“學術外殼”[16]之下有着鮮明的政治屬性或傾向，在本質上是一種“資本主義（歐美中心主義）價值觀”[17]。

具體說來，人類共同價值與所謂“普世價值”至少在如下三個方面存在着本質區别。其一，價值公共性的範圍劃定。共同價值強調時空與主體條件的有限性，并不試圖用某種特定的價值“涵蓋”一切國家、地區、民族與主體；“普世價值”則強調價值公共性的無限性，并不為自身适用範圍設定時空與主體邊界，與普遍真理的關系暧昧不清，具有唯心主義色彩。其二，共同體生成的基礎設定。具有穩定性的價值共同體是主體間由于價值共識與共同利益而生成的，絕非是先在的、天賦的、命定的，它由多元而豐富的社會曆史實踐産生，具有生成與存在的客觀基礎；“普世價值”則以一種天道的形式存在，仿佛人類社會曆史中先天就存在着某種理所當然的“大價值”甚或“大主體”，其“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表象下潛藏着“我道即天道”的價值壟斷野心，因而其共同體構想的基礎是非主體間性的，不利于現實的穩固共同體的建構。其三，政治意識形态的立場實質。人類共同價值是一個中性範疇，強調的是主體間存在的共同價值及其利益基礎，并不預設主體的先在屬性或具體狀貌，換言之，人類共同價值不從屬于某一套固定的政治意識形态體系，沒有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态立場或目的；“普世價值”雖然帶有中立性的學術外殼，但其實質卻是依附于西方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并構成了其政治意識形态中“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一環，最終目的則是用西方資産階級的價值與話語體系來弱化、歸化、同化其他國家、地區與民族本身的意識形态立場。總之，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普世價值”這個術語的直接性意涵，而在于它背後所隐含着的歐美少數國家的價值觀霸權及其作為支撐的國際經濟政治與文化秩序。

二、全人類共同價值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基礎性意義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是新時代中國對外關系與國際合作的戰略指針，也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18]概括地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當代中國把握世界發展大勢、解決突出現實問題、推進人類文明共同進步的負責任大國擔當或中國方案，也體現了我們對于當今人類社會與文明所擁有的共同價值、共同目标與共同挑戰也就是“共同命運”的深邃認知或“中國智慧”。可以說，“人類命運”和“全人類共同價值”有着十分相近的理論與政治意涵[19]，而後者相對于前者具有更強烈的基礎或根基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是他首次對“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一重要理念的明确闡述。此後，習近平總書記在緻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0周年座談會的賀信、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的特别緻辭、博鳌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視頻主旨演講、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同法國德國領導人舉行視頻峰會時的講話、在中國共産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等多個文本與場合，對全人類共同價值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及其相互關系做了系統深刻論述，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氣度與擔當，向世界貢獻了解決當今發展難題、邁向美好未來的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論述，包含着至少如下三個主要觀點：首先，中國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認真遵循者和積極倡導者，既堅持恪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理念原則，也大力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踐行弘揚。“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道路。”[20]其次，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既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全人類價值共識，是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持久追求的價值目标，是推動人類文明穩步向前、追求美好世界願景的價值凝聚，也是當代人類社會與文明解決世界現實難題、走向共同光明前景的價值智慧。“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發展。”[21]最後，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構成了當今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這一宏大目标與志向的價值觀基礎和方法論基礎，後者是前者引領規約下的共商共建共享過程，也是使前者得以逐步制度化實現并加以時代拓展的過程。一方面，人類共同價值的實現要依賴或依托于國際公平交往合作，不斷鞏固價值認同的物質利益基礎，從而在切實維護共同利益的同時，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嵌入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去；另一方面，人類共同價值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一家獨大、一言定論的，要充分尊重各國人民在主客觀條件上的多樣性，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内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價值實現路徑的探索，從而形成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最大公約數”[22]，正确看待差異、理性處理分歧，推動共同價值的不斷落實。

那麼，應如何理解“全人類共同價值”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性意義呢？筆者認為，這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

1.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認知層面上的價值共識或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文明和諧演進的前提性要求

和平與發展是現時代的最大主題，直接關系或決定着世界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社會進步與民生福祉。兩次世界大戰與各種嚴重武力沖突的慘痛教訓讓世界各國人民認識到，和平是一切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而經濟社會發展則是和平的重要保證。“考察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産生的時代背景有兩個大的視角：一是中國自身發展所處的曆史方位，二是世界大國崛起的曆史軌迹。”[23]中華民族曆來愛好和平，曲折的近代曆史使得國人深知和平與發展局面的來之不易；在當代，中國扮演着世界和平倡導者和捍衛者的重要角色，身體力行為世界和平事業做貢獻、樹榜樣。面對當今世界所處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将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緻力于促進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赢的發展，同時呼籲各國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24]中國對于和平共同價值的遵循，具體表現為堅持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不動搖、堅持和平的發展與崛起道路不動搖、堅持和平的對話與交流立場不動搖，世界和平是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支持，而中國發展也會為世界和平注入鮮活的智慧與力量。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無論自身如何發展，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全力捍衛和平這一人類共同價值。

廣義上的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說和平為人的生存提供了前提保障，那麼發展就為人能夠更好地生活提供了現實可能。發展是人類曆史前進的動力源泉，唯有不斷發展才能走向富強、迎接未來。當然，發展是全面的發展，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發展過程中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人享有發展機遇、享有發展成果，要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實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唯有發展，才能消除沖突的根源。唯有發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唯有發展，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向往。”[25]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視域下的發展，集中表現為新的發展階段、新的發展理念與新的發展格局。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現實邏輯所決定的。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确了我國發展的曆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确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則明确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不僅是中國發展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核心理念，也是關乎世界人民民生福祉的重要理念。就本國而言，“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26]；就國際層面而言，和平與發展是“解決好各種全球性挑戰的根本出路”[27]，因而必須緊緊抓住和平與發展這兩把時代鑰匙，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推動人類文明和諧演進。

2. 公平與正義是制度構建與運行層面上的價值規約或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新型國際關系建設的秩序法則

公平是人類社會相互理解、求同存異、合作互利的價值觀基礎，而正義則是人類社會信任規則、遵循法度、崇尚理想的價值觀基礎。當然，公平與正義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共相，而是具體的社會價值。作為價值判斷，公平與正義是針對主體而言的，如果沒有主體參與其中，就沒有了衡量的尺度，也就沒有了所謂的公平與正義。公平與正義也都是相對的，并沒有貫穿一切曆史階段、一切價值主體、一切具體條件的絕對公平與正義。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下，公平與正義雖然具體體現在各不相同的法律制度、組織機構等議題領域，但首先是指國際層面上的倡導合作共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力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國際公平正義的最基本意涵是國家間平等，具體表現為國家間國際地位的平等、國家間國際事務參與的平等、國家發展權利與機會的平等、國家民衆認同上的平等諸方面。呼喚公平公正、反對霸權主義、尋求互相尊重、保障機會權益，是當代國際社會公平訴求的重要内容。而要推動國際公平公正追求，就要更多國際主體的共同參與，世界各國“應該共同展現責任擔當，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捍衛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28]，決不能陷入固步自封的霸權主義、特權主義陷阱。

相形之下，正義是處理國際事務時協調各參與方利益和責任的基本原則，即注重道義而非一己私利。[29]同時，正義也是國際或全球合作制度建構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即國際公共生活的秩序安排或組織形式的價值依據，要求各參涉主體得其應得、受其應受。國際社會生活中各類利益維護與沖突的客觀存在，要求正義這一共同價值在場，以便維護好、協調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具體而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正義價值，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等五個層面。在經濟正義層面上，要促進全球資源均衡分配，防範國際壟斷集團操縱利益切分，給予發展中國家充分的自主建設空間，反對經濟壓迫、經濟剝削、經濟控制。在政治正義層面上，要維護全球各政治主體平等地位，堅持發展多邊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國際霸權與獨裁專制。在文化正義層面上，要貫徹文化平等與文化自主理念，在保障主體文化權益的前提下協調不同文化間的交互關系，破解人類社會價值共同體内部的文化矛盾，努力消除彼此間文化隔閡與文化鴻溝。在社會正義層面上，要在社會建設與民生發展中協作互助，着力推動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教育、就業、安全、醫療衛生等共同性社會問題的解決，不斷讓建設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30]在生态正義層面上，要明确不同國家、地區或社群之間的環境權責，反對國際生态剝削與浪費性生活方式，促進全人類正當合理地共同開發利用生态環境資源。[31]推進國際公平正義，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可以使共同價值所促成的共識與合作關系最大化，推動形成具有充分主體間性的“國際新秩序”[32]。

3. 民主與自由是目标目的層面上的價值共識或基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邁向進步的終極性要求

民主與自由作為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人類價值，既可以在國家政治、也可以在國際政治的層面上或語境下來理解。在當代中國語境中，人民民主被界定為實質性的當家作主而不是形式上的程序民主，而民衆的自由包含許多方面的内容并特别強調這些自由得以逐步實現的客觀物質條件。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33]，是人民廣泛參與、充分協商、科學決策的民主，彰顯着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下，全人類共同價值當然不隻是指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但也絕不是唯我獨尊意義上的“西方民主”；民主并不是歐美國家文明的專利，西方文明也沒有資格自诩民主這一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時代發言人。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民主”至少具有如下兩重意涵，一是世界各國應充分認識人民群衆的主權主體地位，在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和尊重人民的利益與要求，從而提升人民福祉、完善權力規範、優化治理體制；二是應積極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反對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由世界各國通過平等協商來共同解決國際問題，打造多邊主義國際格局，争取國際民主最大公約數。對此，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3月29日在剛果共和國議會上發表的演講中強調指出，要通過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人類文明向前進，以此保障世界的和平穩定、實現人類共同價值、增進人類共同福祉。[34]國際關系民主化是推進國際公平正義的重要動力，也是實現國際和平與發展的現實進路。

像民主一樣，人民群衆的自由權益也是必須同時在國内和國際政治層面上不斷推進實現的目的目标。[35]但是，自由絕不是放任無度或為所欲為，而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辯證統一，沒有人能夠隻享受自由權利而回避應該承擔的義務。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背景語境下，自由是全面發展的自由，是從資本主義剝削性生産活動中解放出來的社會性的實踐自由，這種自由是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的，指向更發達的民生事業、更充分的保障機制、更成熟的教育體系、更便捷的行政治理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下，作為一種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自由歸根結底還是絕大多數國家中的最廣大人民群衆的生活福祉和各方面自由權利的逐漸實現，而這就離不開國際主體間對話時的尊重與包容、國際主體權利與義務的制度化保障與規範、對國際主體基于自身條件所做出的發展道路自主選擇的認可接受。因而必須明确，自由作為一種人類共同價值，其制度保障和實現路徑恰恰應是多樣化的，無論是在國内層面還是在國際或全球層面上都是如此。

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拓展形塑21世紀人類共同價值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關于對外關系與國際合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戰略，強調從人類共同命運的時勢大局和政治高度來看待自身的未來發展目标與進路，在堅守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原則的過程中豐富與拓展人類價值認知和共識。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維系與發展離不開人類共同價值觀念，或者說，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基礎，隻有立足于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由理念發展成為實踐、由實踐發展成為現實，從而切實保障促進人類共同的安全、利益與福祉需要。[36]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條件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多元、多維、多向發展所帶來或凸顯的人類利益共生點的逐漸增加、基本共識的日益拓展、戰略合作領域的不斷擴大等，正在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世界各國前途命運的緊密關聯，而構建或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不僅是對作為其價值觀念基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原則的肯定認可，也将會進一步豐富與拓展這些共同價值的時代意涵，尤其是做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要節點之際的中國貢獻。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或提法，最早見于2010年前後我國政府處理與歐美西方國家關系時對時代特征和世界大勢的闡釋，強調各國之間已然形成的相互依存、同舟共濟局面。比如，2011年9月出版的《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明确使用并闡釋了“命運共同體”概念，指出國際社會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内涵、世界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系統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包容互鑒，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化，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系，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37]

此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闡述了中國政府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戰略的政治理解，其中具有标志性意義的是如下兩次重要講話：一是2013年3月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的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第一次向世界明确表達了對于人類文明走向的中國期望或憧憬；二是2015年9月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的聯大一般性辯論中所發表的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其中，第二個講話不僅強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于創建合作共赢新型國際（夥伴）關系的統領性意義，還提出了對于這種新型關系架構的更為豐富的“五大支柱”闡釋：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系；安全上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經濟上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環境上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可以看出，上述闡述依然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哲學價值理念色彩，或者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細化闡發與表述，而這也就隐含了如何保持理念目标與制度構想、重大舉措等不同層面之間的平衡一緻問題。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确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新型國際關系”[38]作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的基本方針，表明了我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戰略進路來踐行、弘揚與推進“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整體思路。當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及其實施，還有一個從共識到同心乃至攜手共建的問題，有一個承認世界各國不同客觀條件所導緻的對于全人類價值具體内涵的差異性理解和對于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不同路徑選擇問題，否則的話，就可能會出現圍繞這一議題領域的這樣那樣的張力甚或沖突。可以說，這方面的最典型實例，就是2020年爆發的全球新冠疫情以及國際社會所做出的合作應對狀況。一方面，如何切實保障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權利與生活健康，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人類民主自由共同價值的最核心關切。對此，中國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政治決斷，并得到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認同與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中國政府的這些正确主張與政策，并未完全被國際社會的某些成員以及國際組織所接納。而這其中的許多考量，就不僅背離了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共識性理解，也沒有完全擺脫傳統國際經濟政治利益競争的私我性考慮。這充分表明，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之間具有的互為前提性和相互依賴性。

其一，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奠定了觀念上的共識前提、話語上的交流空間和實踐上的規範約束。也就是說，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肯定褒揚，不僅以一種更加明晰的表述方式闡發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的價值觀基礎和理念原則，即在維護和平發展國際環境的前提下構建公平正義的國際或全球制度框架與運行機制從而服務于世界各國人民的民主自由的目的目标，而且具有重要的願景構想與戰略實施上的實踐方法論意義，即決定了“何者為，何者不為”“何者益，何者損”“何者是目标，何者是底線”等一系列重大現實戰略問題上的取舍偏好。[39]必須看到，明确地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置于上述這些“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原則的基礎之上，對于國際社會理解支持和積極參與其中是有很大幫助的。

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我們也必須理性面對世界部分國家基于自身的主客觀條件所産生的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所基于或蘊含着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差異化甚至不同理解，不能設想或指望它們會理所當然地立即接受我們所做出的表述或闡釋。當然，這其中的具體情況要做具體分析。比如，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更多關注或擔心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之下的重大戰略舉措是否能夠始終吻合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平公正原則，是否能夠真正超越“普世價值”言辭掩飾下的各種新老帝國主義現實做派與邏輯，而對于極少數西方工業化國家來說，事實證明，它們長期以來以人類共同利益甚至地球未來捍衛者自居的諸多漂亮言辭其實是有着明确的利益關切與行為邊界的，那就是絕不允許包括中國在内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成為其“制度性競争對手”，更不用說最終實現超越。對此，我們必須采取相應的不同應對之策，對于前者要更耐心地做好政策宣傳與溝通交流工作，而對于後者則需要更多用事實來說話或通過自身發展來促進世界各國對于人類共同價值的共同理解與遵守。

其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豐富與拓展提供了現實舞台和廣闊空間。必須明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外交理念與戰略，不僅是一個包含着從理念目标到制度構想再到重大戰略舉措等三個層面的立體性内容體系，還是一個包含着從政策制定到貫徹實施再到改進完善的持續性過程。[40]就它與人類共同價值的關系而言，一方面，包括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内的理念原則的統攝性地位是必須始終堅持的，要自覺地貫穿于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各種制度構想與重大戰略部署之中，以及從政策最初制定到不斷改進完善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另一方面，正是在後兩個層面和整個政策制定落實過程中，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原則得以在國際或全球平台上實現可視化、現實化與制度化，而不再隻是道德與政治正确的漂亮言辭或空泛之論。可以說，至少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所涵蓋或針對的世界各國範圍和受益人群來說，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弘揚與促進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

這方面就要明确區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是我們無疑需要不斷完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的各個環節與具體内容。比如，對于“一帶一路”戰略倡議，我國政府近年來一直都在不斷做出完善調整，在更好地體現其共商共建共享宗旨的同時，适時調整經濟發展與投資項目的具體方向，以便更好地契合推進人類共同價值的時代意涵，例如通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項目和減少、停止煤電投資項目，來體現國際社會對于生态環境保護的日益關注。再比如，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全人類共同事業中，我國政府不僅以齊心協力、守望相助、攜手應對的民族抗疫精神，努力做到了對國内疫情的最快最有效控制，而且“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肩負大國擔當，同其他國家并肩作戰、共克時艱”[41]，為世界公共衛生安全與健康事業奉獻了中國力量、中國智慧。

二是我們也必須坦然面對少數西方國家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所采取的诋毀、抗拒和圍堵性回應與政策。2020年以來的全球新冠疫情國際合作應對表明[42]，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西方國家所真正關注的，既不是包括本國民衆在内的世界各國人民的身心健康以及所面臨着的嚴重公共衛生危機，也不是通過正确有效的國際合作應對來改革完善包括聯合國機構在内的國際治理架構，而是非常傳統意義上的國際現實利益競争，甚至有着顯而易見的東西方冷戰意識和思維。相對緻力于全人類共同價值弘揚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當代中國而言，這當然是一種道德與政治極低的站位。但這一事實也的确表明，無論是人類共同價值的不斷實現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切實推進，都需要實質性突破現存的、少數西方國家依然壟斷着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與文化霸權。這并非是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及其實施本身是對抗性或排斥性的，而是說，我們對于它的鬥争性一面和終極性革新意涵必須要有更充分的認識。

注釋：

[1] 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

[2] 沈湘平：“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共同價值的幾點思考”，《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3期，第5~10頁。

[3] 馮平：“哲學的價值論轉向”，《哲學動态》2002年第10期，第6~10頁。

[4] 張曙光：《價值與秩序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 馮平：“重建價值哲學”，《哲學研究》2002年第5期，第7~14頁。

[6] 馬俊峰：《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頁。

[7] 徐彥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溯源、科學内涵及當代意義”，《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21年第2期，第11~18頁。

[8] 馬俊峰：《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0] 陸樹程：《價值哲學和共同體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84頁。

[11] 汪亭友：《“普世價值”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頁。

[12] 孔漢思、庫舍爾：《全球倫理》，何光滬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13] 陳先達：“論普世價值與價值共識”，《哲學研究》2009年第4期，第3~9頁。

[14] 李德順：“怎樣看‘普世價值’?”《哲學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0頁。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普世價值”論批判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16] 湯榮光：《普世價值論辯緣起與走向》，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頁。

[17] 李包庚：《人類命運共同體：破解全球治理危機的中國方案》，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版，第67頁。

[18]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

[19] 李包庚：《人類命運共同體：破解全球治理危機的中國方案》，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版，第81頁。

[20]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24日。

[21] 習近平：“同舟共濟克時艱，命運與共創未來——在博鳌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視頻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1年4月21日。

[22] 央視新聞網：“習近平同法國德國領導人舉行視頻峰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535621413506881&wfr=spider&for=pc（2021年7月6日）

[23] 王毅：“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為實現民族複興中國夢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1期，第8頁。

[24] 新華網：“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9-09/03/c_1124952899.htm（2013年3月13日）。

[25] 習近平：“謀共同永續發展 做合作共赢夥伴——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27日。

[26]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7期，第5~12頁。

[27] 新華網：“習近平國際發展理論彰顯中國氣魄”，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07/c_128293593.htm（2015年10月7日）。

[28] 習近平：“展現責任擔當，捍衛公平正義”，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06/c_1124970020.htm（2019年9月6日）。

[29] 秦宣、劉鑫鑫：“共同價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43頁。

[30] 李春會、張李斌：“習近平社會公平正義思想研究”，《理論月刊》2017年第4期，第17~22/44頁。

[31] 李永華：“論生态正義的理論維度”，《中央财經大學學報》2012年第8期，第73~77頁。

[32] 人民網：“習近平‘四觀’倡導國際新秩序”，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329/c1002-26766215.html(2015年3月29日)。

[33] 習近平：“中國的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3/c_1125186412.htm(2019年11月3日)。

[34] 習近平：“共同譜寫中非人民友誼新篇章——在剛果共和國議會的演講”，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3/0330/c64094-20971990.html（2013年3月29日）

[35] 袁久紅：“論習近平對社會主義自由價值觀的創新發展”，《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年第3期，第32~40頁。

[36] 董彪、柴勇（主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的發展》，燕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頁。

[37]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

[3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60頁。

[39] 丁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和中國角色論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4期，第183頁。

[40] 郇慶治：“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全球資源環境安全文化構建”，《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1期，第1~8頁。

[4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http://www.scio.gov.cn/ztk/dtzt/42313/43142/index.htm（2020年6月7日）。

[42] 郇慶治、劉琦：“大疫情之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願景、進路難題及其挑戰”，《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21年第3期，第1~17頁。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趙睿夫，beat365官方网站2020級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黨政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