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面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這些衆多的問題中，亟需解決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和引領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處理好五大關系，即正确處理好一元指導與繁榮發展的關系，也就是“一”與“多”的關系；正确處理好“事”與“理”的關系，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思考和解決當代中國的問題；正确處理好“古”與“今”的關系，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忘本來，古為今用，以中國文化為載體；正确處理“中”與“西”的關系，吸收外來，洋為中用，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果；正确處理好“常”和“變”的關系，面向未來，堅持以綜合創新為方法，不斷從中國問題和中國實踐中概括出中國理論。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五大關系

    十八大以來，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依然面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确，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在這些衆多的問題中亟需解決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如何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有效地解決上述問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需要我們在以下五個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處理好以下五個方面的關系。

    一、牢記初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正确處理好一元指導與繁榮發展的關系，即“一”與“多”的關系。

    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正确處理好一元指導與繁榮發展的關系，即“一”與“多”的關系。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别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标志。”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做出的重要論斷。大家可能要問，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是什麼？這就是當代中國是人民當家做主人的國家。讓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讓人民當家作主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組織和團隊就是共産黨。讓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制度叫社會主義制度。在新的時代、在當代中國，我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為世界謀大同。踐行這一思想就是踐履馬克思主義，就是踐履共産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我們立黨依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我們立國依靠的也是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産主義理想，就沒有中國共産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同樣，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基和國體就不複存在了。

    有人天真地認為，能不能不要或不講根本指導，而讓馬克思主義作為諸種文化中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發展。但是，這種想法和觀點忽視了一個常識性的問題，這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觀念形态的文化是屬于上層建築的範疇，任何上層建築都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并且歸根到底都服務于經濟基礎。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種社會制度，也無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統治階級是剝削者時，這種文化就要表達剝削者的願望，統治階級是勞動者時，這種文化就要表達勞動者的願望。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了反映和維護其經濟基礎的主導文化，該國家的存在就難以維系和持續。因此，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指導地位，旗幟鮮明地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是由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和廣大人民群衆的切身利益決定的。

    堅持思想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服務，即堅持一元指導，這是古今中外一切國家的共性，決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包括所謂“最民主”的國家，其指導思想也是一元的，區别隻在于呈現形式和表現方式的差異和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個“一元”，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多元”和“自由”都是牢牢限制在為資本主義服務這個大框子之内的，因此，他們所說的“多元”都是資本主義的多元，他們所說的“自由”也都是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的自由。隻要我們認真研究一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文化思潮，幾乎找不到一種是真正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在其本質上都是維護資産階級政治統治的理論和學說。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這一現象的秘密，這就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2]人類社會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統一體，作為經濟和政治反映的文化，就必須為經濟和政治服務；文化如果不為經濟和政治服務，它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功能和存在的價值，同時經濟和政治的存在和發展也會因得不到文化的支持而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任何國家的文化從來都是服務于該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需要，與該國家經濟和政治利益相沖突的文化，從來都是該國家所反對和排斥的文化。

    我們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指導地位、強調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決不意味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代替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和發展的各項具體工作。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和發展中，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主要表現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指導，表現為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指導。具體的哲學社會科學問題、文化問題隻能由每一門學科的專家和研究者按照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按照每一學科獨特的發展規律予以創造性的探索、研究和解決。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指導地位，旗幟鮮明地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同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學術方針是完全統一的。關于這一問題，鄧小平同志曾做過深刻的闡述，他說：“把開展批評同‘雙百’方針對立起來，卻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或曲解。‘雙百’方針的目的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毛澤東同志說過：‘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争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隻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争。這還叫什麼百家争鳴？這就把‘雙百’方針這個無産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歪曲為資産階級的自由主義方針了。”[3]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發展要想獲得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就必須堅持文化形态的多樣化和層次性。文化形态的多樣性、層次性和指導思想的一元化不是對立和沖突的關系，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因為我們這裡所說的文化的多樣性是指有益于廣大人民群衆健康的多樣性，而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層次性也是指有益于不同文化層次的人民群衆的健康的文化層次，而不包括那些危害人民群衆身心健康的精神垃圾。我們所講的百花齊放首先是指“花”，而不是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毒草”；我們所講的百家争鳴是維護和實現廣大人民利益的百家争鳴，而不是剝削、奴役和壓迫廣大人民的利益集團的百家争鳴。

    曆史和實踐表明，“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總書記明确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近代以來我國發展曆程賦予的規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國，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最終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因此，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貫穿研究和教學全過程，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以此推動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二、立足時代實踐，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不斷從中國實踐中概括出中國理論，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與發展。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思考和解決當代中國的問題，從特殊中概括出普遍，從個别中概括出一般，從中國問題和中國實踐中概括出中國理論，再用中國理論指導中國實踐。用中國哲學的話說，就是正确處理好“事”與“理”的關系。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重要論斷。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領域，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建設離開了中國實際，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加分析地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漸行漸遠。一些學者的研究缺乏對中國問題的關照，無病呻吟，理論研究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對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對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對一些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對國内外重要思想理論動态，對我們正在進行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漠不關心，要搞所謂“純學術”。一些理論看起來花裡胡哨，表面上很熱鬧，甚至很深奧，但是，中看不中用，根本原因就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實踐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缺乏足夠的闡釋力。

    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應當是中國傳統哲學社會科學的自然延續，因此，中國傳統哲學社會科學應該是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母體、來源和動力。這一觀點的實質就是觀念自己産生自己，而不是從社會的物質生活實踐中尋找觀念産生和發展的動力。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生活和實踐是一切認識的來源。任何觀念和思想都不可能成為理論産生和發展的最終原因和源頭。我們不能幻想從某一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思想觀念出發來建構和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相反，應該從社會的物質生活實踐出發，從我們正在進行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出發，來思考研究時代提出的客觀要求，思考和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和任務。因此，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主要内容，隻能來自我們正在進行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而不能從舊的傳統觀念的母胎中蘊育生長出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真正動力和源泉。

    理論是對時代的任務和問題的“解”和“答”。一種理論之所以能夠被稱之為真正的創新的理論，就在于它回答了時代的問題，完成了時代的任務。不同時代的理論體系之所以有萬千形态，就是因為不同時代面臨着不同的問題和任務，因而對這些問題和任務的回答也就不同。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把哲學界定為對時代問題做形上解答的學問。由此，我們認為哲學和理論創新的關鍵就在于它是否提供了解決時代問題、完成時代任務的方案，就在于它是否從事中見理，器中見道，從特殊中發現普遍，從個别中提升出一般。用孔子的話說就是是否做到了“下學而上達”。

    循此思路，我們就要追問，我們今天時代的實踐主題和曆史任務是什麼？我們今天處在什麼樣的時代？我們面臨着什麼樣的時代問題？我們肩負着什麼樣的曆史重任？誰回答了上述時代問題、誰完成了上述時代任務，誰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家和理論家。

    所以，今天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必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立足實踐，堅持以問題為導向，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認真研究中國共産黨執政的規律，認真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認真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努力揭示我國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三、不忘本來，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持以中國文化為載體，堅持古為今用，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需要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還需要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正确處理好“古”與“今”的關系。

    樹有根，水有源。“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發展的深厚基礎。”[4]“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發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5]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一個民族如果抛棄傳統、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從曆史上看，它對于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于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統一的大家庭，對于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于推動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現實上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于我們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種種難題，對于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對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和思想文化建設，都可以提供重要資源和積極有益的啟示與借鑒。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團結奮進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需要我們傳承和弘揚好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把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放到整個中華文化和文明發展的長河中去考量，讓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融入整個中華文化和文明發展的大系中。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意義所在。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它就隻是一種外在于我們的文化，外在于我們的文化，就是無根的文化，就不可能在中華大地生根、開花和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果不與馬克思主義結合，不與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它依然還是古代的文化，就是服務于傳統社會和傳統經濟基礎的舊文化，就不可能反映、維護和代表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因而也就無法為廣大人民所認同，無法成為反映和維護今天的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其作用也就無法實現出來。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傳統文化是産生于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它不是現代文化，不是我們今天直接拿過來就能夠運用的文化。把傳統文化直接搬到今天來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也無法完成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和使命。因此，我們在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利用中華文化載體的時候，必須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文化是一個時代的經濟、政治的反映。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經濟和政治，因而就會有不同的文化。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先進文化是中國人民在不同曆史時期創造的文化。發展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不能忘記本來，不能忘記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中國人民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生成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在黨和人民偉大鬥争中孕育生成的，這三種文化都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标識。但是，傳統文化是一個源頭，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在源頭的基礎上形成的。

    今天，我們繼承發揚革命文化，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離不開傳統文化的資源。但是，當代中國文化是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的反映。因此，當代中國文化的主體是中國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今天我們講文化自信，當然也包括傳統文化的自信，但是，更重要的自信是當代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産黨人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四、吸收外來，堅持以外來文化為工具，堅持洋為中用，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果，實現外來文化的中國化。

    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利用好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正确處理“中”與“西”的關系。

    對于外來文化，我們既要反對盲目排外，同時，還要反對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和全盤吸收。列甯說：“無産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條條大路小道一向通往，而且還會通往無産階級文化，正如馬克思改造過的政治經濟學向我們指明了人類社會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過渡到階級鬥争，過渡到開始無産階級革命。”[6]對此，毛澤東同志也有過明确的論述，他說：“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7]又說：“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8]在對待外來文化問題上，鄧小平同志堅持既反對盲目排外，又反對“不分析、不鑒别、不批判”的盲目崇拜和全盤吸收。他說：“對于現代西方資産階級的文化，我們究竟應當采取什麼态度呢？……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屬于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内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别和批判。”[9]吸收、分析和借鑒外國文化的有益成果應當有一個标準，這個标準就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

    因此，對于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我們一方面要看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一方面還要看到“橘在淮南則為橘”，到了淮北“橘”就變成“枳”了。同理，洋人的辦法在洋人那裡行，到了中國可能就不靈了。唐僧到西天取經，取回來了“唯識宗”，但是，因為他不緻力于佛學的本土化，因此，他所取來的“唯識宗”很快就失去了影響力。在某種意義上說，王明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唐僧，他去西天取來了真經，但結果沒有成功，原因就是他沒有把真經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馬克思主義是共産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着去西天取經，就要贻誤大事。”

    總之，“古之道”不能駕馭“今之有”，“洋之道”也不能駕馭“中之有”。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汲取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成果，建設發展面向和解決中國實踐和中國問題的當代中國人的哲學社會科學。

    五、面向未來，堅持以綜合創新為方法，利用馬中西不同思想資源，不斷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

    發展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面向未來，堅持以綜合創新為方法，運用好馬中西不同學科的方法和資源，正确處理好“常”和“變”的關系。

    綜合創新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和發展一個重要方法。最早提出這一思想方法是張岱年先生。張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就提出了“創造的綜合”論（《關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載《國聞周報》1935年3月18日），到80年代發展為“綜合創新”論（《綜合，創新，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清華大學學報》 1987年第2期）。張先生的觀點得到了學界大多數學者的響應和贊同，但問題在于如何實現綜合創新，于是，方克立先生提出了“馬魂、中體、西用”論（《關于文化體用問題》《社會科學戰線》 2006年04期），将張先生的綜合創新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方先生的一個重大貢獻。但是，張先生和方先生對綜合創新的論述和闡釋還都是停留在理論的層面，沒有進到社會生活和實踐的層面，沒有進到回答時代問題、完成時代任務的層面。一個時代的任何理論創新如果離開了對這個時代的生活實踐的追問，離開了對這個時代的任務和問題的回答，實際上是無法進行的。因此，如何進行綜合創新這一世紀之問，在學界實際上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直到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才真正解決了這一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态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着力點、着重點。”怎樣才能實現哲學社會科學的綜合創新呢？簡單說，就是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運用馬中西三種資源所提供的原理和方法，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在這一過程中，既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又要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還要體現系統性、專業性；“既向内看、深入研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又向外看、積極探索關系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既向前看、準确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趨勢，又向後看、善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既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又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徑和方法，切實解決了如何進行綜合創新的世紀難題。     

    概括地說，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必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和指導下，牢記初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正确處理好一元指導與繁榮發展的關系，即“一”與“多”的關系；立足實踐，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正确處理好“理”和“事”的關系，不斷提出解決問題的新理論新方法；不忘本來，堅持以中國文化為載體，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正确處理好“中”和“西”的關系，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面向未來，堅持以綜合創新為方法，正确處理好“常”和“變”的關系，不斷從中國實踐中概括出中國理論，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做出貢獻，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8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6～4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第339頁，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

[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第313頁，外文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

[6]《列甯選集》第4卷，第285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底3版。

[7]《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3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8]《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6～70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3～4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作者簡介：孫熙國，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beat36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文章來源：《中國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