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國内外學界關于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的争論包含兩種對立的觀點，以伍德為代表的一方認為馬克思反對從勞動所有權出發譴責資本主義的不正義性，并将勞動所有權作為資産階級法權觀念加以拒斥，同時又制造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理論困境；以科恩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勞動所有權構成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剝削的規範依據，但卻引出了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共享規範前提的悖論。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不是抽象地、普遍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基于曆史演進的不同階段來判斷勞動所有權的虛假性、恰切性、現實性、弊端和揚棄。他既批判勞動所有權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物在資本主義現實中走向反面并成為觀念上的假象，又贊成工人階級将勞動所有權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道德依據，并在新的生産關系下讨論其實現和揚棄。經過文本和理論的雙重澄明，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在當代仍是資本主義批判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批判的重要理論資源。

關鍵詞：馬克思；勞動所有權；資本主義批判

    一、争論的緣起：資本主義批判與勞動所有權

    對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的當代解讀和争議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自英美馬克思主義學界興盛的對馬克思的正義思想及相關規範性理論的論辨，随着對這一研究領域的關注和深入，國内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對這一問題的讨論。最初産生分歧的焦點在于馬克思是否贊成正義話語以及是否訴諸勞動所有權批判資本主義的不正義性，然後過渡到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持何種态度。在這一争論中産生了“馬克思反對勞動所有權”和“馬克思肯定勞動所有權”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分别以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艾倫·伍德（Allen W. Wood）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G. A. 科恩（G. A. Cohen）作為其代表性學者。衆所周知，伍德認為馬克思反對正義話語并從未基于正義批判資本主義，他對馬克思拒斥勞動所有權的論證也是在這一語境下提出的。伍德指出，在當代關于馬克思主義規範理論的争論中，一些學者訴諸勞動所有權理論來論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不正義的批判，這是一種強加給馬克思的論辯，馬克思同時代的庸俗社會主義者也曾這麼做并遭到過馬克思的批判。這種觀點将資本主義的不正義性歸結為資本家無償占有本應屬于工人的勞動成果。具體而言，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在生産資料的基礎上創造了新增的價值，而按照勞動所有權理論，人的身體和勞動正當地屬于他們自己，那麼由工人勞動增殖的全部産品和價值在權利上應當屬于工人所有。由于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生産的部分價值（剩餘價值），拿走了本應屬于工人的所有物，因此，馬克思判定資本主義剝削是不正義的。[2]這一論證的前提是一種以自我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觀念，即每個人都有權占有自己勞動創造的全部産品和價值，任何剝奪其價值的行為都是不正義的。那麼，馬克思是否贊成這種勞動所有權觀念，并基于這一觀念譴責資本主義的不正義性呢？伍德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他指出，馬克思将勞動所有權觀念視作基于“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小資産階級觀念，并認為這種田園詩式的關系不符合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需求。由于勞動與生産資料相分離，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制度必然表現為勞動與所有權相分離。資本家占有工人的産品，而工人不能占有自己的産品，這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馬克思看來，正義觀念是從具體的生産方式中生成的，與生産方式相一緻即為正義。如果阻止資本占有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将無以為繼，所以剩餘價值占有是正義的，而勞動所有權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相抵觸，因此反而是不正義的。馬克思不僅不贊成基于勞動所有權譴責資本主義剝削的不正義性，而且反對工人接受勞動所有權的觀念，他明确反對過工人追求“公平的報酬”和“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等口号，并批判拉薩爾主義者不是從經濟關系中去理解法權概念，而是試圖用法權觀念去調節經濟關系。

    由此，伍德認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堅持勞動所有權理論，也不應把勞動所有權作為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不正義的規範依據，否則就會曲解馬克思的本意并且造成理論上的倒退。“那些堅持要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話語中尋找一些類似于勞動所有權理論等‘正義原則’的人們，無非是把馬克思的批判倒退至當時社會主義學者的水平上，而這樣的水平卻是馬克思要盡力擺脫的。”[3]顯而易見，伍德對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的理解與他對馬克思正義觀念的理解是相一緻的，都旨在強調從生産方式出發考察道德範疇的适用性。但是，他從這種理解裡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那就是馬克思不認為資本主義剝削導緻的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是不正義的，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要求勞動所有權才是不正義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剩餘價值的占有不僅是正義的，而且，任何阻止資本占有剩餘價值的嘗試都是絕對不正義的。”[4]這種理解無疑是伍德在關于馬克思主義規範理論的論辯中引起廣泛争議的關鍵點，同時也給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留了一個亟待解決的理論困境。

    另一個引起争論的觀點來自科恩。與伍德的看法相反，科恩認為，馬克思正是以勞動所有權作為批判資本主義剝削的核心規範依據。科恩對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的解讀并非出于對伍德的直接回應，而是源于他對當代自由至上主義代表人物諾齊克的批判。科恩指出，“自由至上主義在當代政治哲學的場域中屬于保守反動的一派”[5]，其代表人物諾齊克在洛克的思想基礎上提出“自我所有權”的道德原則，為絕對的私有财産權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辨護，并以侵犯個人的自我所有權為名反對平等價值和社會主義。[6]科恩在批判諾齊克、捍衛社會主義平等價值的過程中發現，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剝削的譴責中包含“勞動的自我所有權”這一規範依據。“勞動的自我所有權”屬于自我所有權理論的一部分，其内涵在于每個人擁有對自身勞動能力以及自身勞動所帶來收益的所有權。這一涵義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裡對應的正是勞動所有權的概念。科恩認為，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不正義時肯定了勞動所有權的規範原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反複指出，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裡是在無償為資本家勞動，他把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稱作對工人勞動時間的“盜竊”，而對勞動時間的盜竊就意味着對勞動力的盜竊。這表明，在馬克思看來，工人擁有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工人“不應當奴隸般地依照他人的指示使用自己的能力，還讓他人無償地占有自己的部分或全部産品”。[7]因此，科恩認為，馬克思贊成勞動所有權，并将勞動所有權作為批判資本主義不正義的規範依據。

    但另一方面，科恩又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隐含的對勞動所有權的肯定為其自身帶來了理論危機。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批判與自由至上主義對征稅、再分配等平等主義政策的反對是基于同一個規範基礎，即勞動的自我所有權。根據諾齊克的自由至上主義，福利國家在再分配政策中對納稅人進行征稅的行為與強迫勞動毫無二緻。為了貧困者的利益從納稅人那裡征收N小時的工資，等于強迫他為貧困者額外做了N小時的工作，這違背納稅人勞動的自我所有權。[8]如果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從勞動所有權的角度譴責資本主義，那麼他們就不能自洽地支持福利國家的再分配政策以及更徹底的平等主義主張。科恩還指出，如果貫徹勞動的自我所有原則，那麼即使在外部資源平等的情況下，由于每個人天賦條件不同，也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實質平等。因此，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不應再堅持包括勞動所有權在内的自我所有權理論，并且不應再以勞動所有權為依據譴責資本主義的不正義性。如此一來，科恩一面指出馬克思贊成勞動所有權的觀念，另一面又呼籲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放棄勞動所有權，尤其是他對馬克思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共享規範基礎的解讀，無疑給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帶來更大的争議，也留下了更多的理論困難。

    二、回本溯源：馬克思闡釋勞動所有權的原始論述和理論邏輯

    要解決争論中的核心問題，必須首先回到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的原始論述，從中還原出馬克思闡釋這一問題的确切語境與完整邏輯。我們發現，馬克思不僅在思想史上追蹤了勞動所有權觀念的提出，而且在現實曆史中考察這一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産生、變異與矛盾。他研究洛克的财産權理論，将洛克的勞動所有權思想解讀為基于個人勞動的所有權，繼而解釋這種觀念如何被轉化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一部分以及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走向反面，最終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所有權隻是一種停留在觀念上的假象。

    衆所周知，在西方政治哲學史上，洛克最早提出勞動所有權的完整概念并給出了經典論證。馬克思評價洛克為資産階級法權觀念的代言人：“因為洛克是同封建社會相對立的資産階級社會的權利觀念的經典表達者；此外，洛克哲學成了以後整個英國經濟學的一切觀念的基礎，所以他的觀點就更加重要。”[9]洛克反對封建政治秩序，提出自然權利和私有财産的正當性，而他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是，自然狀态下的資源本是公共所有物，排他性的私有财産如何獲得正當性？洛克給出的回答是，從個人的勞動中可以正當地産生他對于财産的所有權。每個人的身體和身體所從事的勞動都正當地屬于自己，而“隻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态，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參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财産。”[10]“既然勞動是勞動者的無可争議的所有物，那麼對于這一有所增益的東西，除他以外就沒有人能夠享有權利。”[11]這裡，洛克賦予了勞動所有權兩層涵義：一、個人的勞動能力和勞動為個人正當所有；二、個人勞動與勞動條件相結合所産生的勞動産品歸勞動者正當所有。第一重涵義是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然權利論者都承認的自然正當的基本前提，第二重涵義則是洛克為勞動所有權确立的實質内容。此後，無論是政治哲學還是政治經濟學領域裡對勞動所有權的讨論都是在洛克所賦予的這兩層意義上展開。

    馬克思首先對洛克的勞動所有權理論做出了極為準确的分析和判斷，然後闡明這一理論如何被“不恰當地”用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辯護的意識形态。[12]馬克思指出，洛克的理論目的在于論證“怎樣才能通過個人勞動創造個人所有權”[13]，他所說的所有權始終是以個人勞動為界限的。馬克思引用洛克的話來表明這一點：“開墾或耕作土地和獲得對土地的支配權，是互相連結在一起的。前者為後者提供了權利。”[14]因此，“[所有權的]一個界限是個人勞動的界限；另一個界限是，一個人儲存的東西不多于他能夠使用的東西。”[15]在馬克思看來，洛克用勞動所有權為一種基于個人勞動的私有制辯護，這種制度更強調勞動者對（與個人勞動和消費相稱的）勞動條件的私有，而非對他人勞動（或剩餘勞動）的占有。“在洛克看來，如果勞動條件的數量大于一個人用自己的勞動所能利用的數量，那麼，對這些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就是一種同私有财産、私有财産權的自然法基礎相矛盾的政治發明。”[16]換言之，洛克的勞動所有權理論既不支持占有超過個人勞動限度的生産資料，也不支持憑借生産資料所有權去占有他人的剩餘勞動。因此，馬克思犀利地看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與洛克所說的勞動所有權是相矛盾的。然而，資本主義辯護士卻用洛克的理論來為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辯護，他們妄圖将洛克基于個人勞動的有限私有權與剝削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混同起來，從而以勞動所有權這一所謂的“自然權利”來掩蓋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奪。對此，馬克思評價道，“不僅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理論（政治經濟學，法哲學等），而且資本家本人在自己的觀念中，都喜歡把自己的所有制形式和占有形式（這種形式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以占有他人勞動為基礎，并且在自己的起源上以剝奪直接生産者為基礎）與這樣一種生産方式混為一談，這種生産方式恰恰相反，它是以直接生産者對自己的生産條件的私有制為前提的”。[17]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來了。其中一種以生産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它忘記了，後者不僅與前者直接對立，而且隻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18]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中勞動所有權的虛假性做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宣稱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雇傭勞動關系充分尊重各方的所有權：在勞動力的買和賣中，“每一個人都隻支配自己的東西”。[19]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表面上似乎正是在遵循勞動所有權的基礎上産生的，因為隻有工人成為自己人身和勞動能力的所有者，才可能産生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核心要素：雇傭勞動關系。對此，馬克思詳盡地解釋道，“要使貨币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就必須具備各種條件。商品交換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質所産生的從屬關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從屬關系。在這種前提下，勞動力隻有而且隻是因為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即有勞動力的人當做商品出售或出賣，才能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勞動力占有者要把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他就必須能夠支配它，從而必須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作為人，必須總是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自己的财産，從而當做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始終讓買者隻是在一定期限内暫時支配他的勞動力，消費他的勞動力，就是說，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20]在馬克思看來，資本與勞動的簡單交換的确承認勞動所有權的表層邏輯（洛克所說的第一重涵義），即每個人是自己人身和勞動力的所有者。如果說此時勞動所有權尚留有一絲溫情脈脈的假象，那麼一旦深入考察社會範圍内的資本主義生産及其不斷更新的過程（而非孤立地考察商品生産過程），并考察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而非孤立地考察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勞動所有權的實質内容（洛克所說的第二重涵義）的虛假性便昭彰無疑。

    具體而言，馬克思從兩個角度揭穿了資本主義社會對勞動所有權的違背：

    首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勞動與所有權相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必然結果。在解釋資本的流通過程時，馬克思指出，工人用自己的活勞動能力換取生活資料（對象化勞動或勞動産品），卻在剩餘價值的生産中喪失對自己産品的所有權，這一過程賦予資本統治他的勞動能力的權力；資本家繼續使用剩餘資本去占有對象化的工人勞動，這時占有的價值已不再是從資本同勞動的交換關系中産生的，而是“不經過交換就占有的他人的勞動”[21]。這樣一來，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鼓吹的簡單流通中勞動與所有權的虛假同一性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代之以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通過一種奇異的結果，所有權在資本方面就辯證地轉化對他人的産品所擁有的權利，……轉化為不支付等價物便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而在勞動能力方面則辯證地轉化為必須把它本身的勞動或它本身的産品看作他人财産的義務……作為在法律上表現所有權的最初行為的等價物交換，現在發生了變化：對一方來說隻是表面上進行了交換，因為同活勞動能力相交換的那一部分資本，第一，本身是沒有支付等價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勞動，第二，它必須由勞動能力附加一個剩餘額來償還……可見，交換的關系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說，成了純粹的假象。”[22]在勞動力不斷買賣的形式下，資本家将對工人勞動的過去占有轉化為對工人勞動的新占有的簡單條件，資本積累的實質“是對勞動的所有權證書的積累。未來的勞動被設定為雇傭勞動，設定為資本的使用價值。”[23]馬克思用政治經濟學原理确證了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在資産階級生産方式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工人喪失所有權，而對象化勞動擁有對活勞動的所有權，或者說資本占有他人勞動，——兩者隻是在對立的兩極上表現了同一關系，——這是資産階級生産方式的基本條件，而決不是同這種生産方式毫不相幹的偶然現象。”[24]因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基本邏輯就在于，資本家擁有占有他人産品的權利，工人則不能占有自己的産品，這與勞動所有權的原則是完全悖逆的。

    其次，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剝削的不正義性恰恰在于侵犯工人的勞動所有權。如同科恩所說，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剝削不正義的一個關鍵規範性依據就在于剝削違背了勞動所有權原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清晰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過程和實質，即通過購買工人的勞動力這樣一種特殊商品，在生産過程中讓其發揮比補償自身價值需要的勞動時間更長的勞動時間，生産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從而無償占有工人的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而根據勞動所有權的規範原則，工人應當是自身勞動、勞動時間和勞動産品的所有者，然而“在剩餘勞動期間，勞動力的利用為資本家創造出無須他付出代價的價值。他無償地獲得了勞動力的這種利用。在這個意義上，剩餘勞動可以稱為無酬勞動。”[25]“由于資本同作為等價物的勞動能力相交換，資本就不付等價物而獲得了勞動時間——因為這個時間超過了包含在勞動能力中的時間——；資本借助交換的形式，不經交換就占有了他人的勞動時間。”[26]這意味着，在剩餘勞動期間，工人的勞動、勞動時間和勞動産品都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将資本主義剝削稱為對工人的“盜竊”[27]，将剩餘産品稱作“從工人那裡掠奪來的贓物”[28]或“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29]，并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财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30]。

    三、争論的解答：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的澄明與辯護

    通過考察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思想的原始論述和理論邏輯，我們發現，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的全部探讨都是基于這一觀念所适用的曆史階段和生産方式展開的，他在特定的經濟關系中探尋勞動所有權觀念産生的根源，并在具體的曆史條件下評價其合理性與正當性。這無疑體現出馬克思審視道德觀念的一貫且獨特的理論視域：曆史唯物主義視域。一旦我們還原這一理論視域，關于勞動所有權的争論中的關鍵問題就能得到清晰的解答。

    首先，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不是抽象地、普遍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給予曆史的審視。伍德認為馬克思反對勞動所有權觀念，國内學界也有學者從馬克思對資産階級勞動所有權觀念的批判中推導出馬克思反對勞動所有權的結論，但從上文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并沒有在普遍意義上反對勞動所有權觀念。相反，他将勞動所有權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依據，并且還明确贊同工人階級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将勞動所有權作為自身的道德要求。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的批判是具體的、曆史的，即批判宣稱勞動所有權的資本主義社會與這一道德觀念自相矛盾；同樣地，他對勞動所有權的肯定也是曆史的、具體的，這一點直觀地體現在以下這段話裡：“認識到産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産品，并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産方式的産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産方式送葬的喪鐘，就像當奴隸覺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産，覺悟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奴隸制度就隻能人為地苟延殘喘，而不能繼續作為生産的基礎一樣。”[31]這段話再次确證了勞動所有權的觀念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物，即勞動所有權最初是為了确證私人财産權的正當性被提出并被上升為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同時又肯定了工人将勞動所有權作為自身的道德訴求，即勞動者的勞動與勞動條件相結合産生的勞動産品應當歸勞動者自己所有。很顯然，馬克思在這裡贊同的，并不是資産階級的法權觀念，而是贊同工人階級去實現資産階級宣稱實現卻沒有實現的道德原則。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越來越無法适應更高級的生産關系的要求，馬克思贊同工人争取勞動所有權、反對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就等于贊同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正因如此，他才将這種覺悟稱作為資本主義“送葬的喪鐘”。

    其次，馬克思基于曆史演進的不同階段來判斷勞動所有權的恰切性、現實性、弊端和揚棄。在馬克思看來，隻有在特定的曆史階段，勞動所有權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32]。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由于勞動與勞動條件（生産資料）相分離，勞動者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是勞動與勞動産品的所有權相分離的關鍵原因。僅僅勞動本身不能産生财富，隻有“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才能産生财富。若要使勞動與勞動産品的所有權相統一，必須确保勞動與勞動條件相統一。因此，要真正實現勞動所有權，必須變革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新的社會形态。在以生産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下，社會總産品以兩種形式被勞動者所有：一部分作為用以生産、管理、滿足公共需要和濟貧等方面的公共資産為勞動者共同所有；另一部分作為消費資料按照勞動比例分配給個人所有。在這一曆史階段，勞動與所有權真正達到統一，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原則和實踐在這裡已不再互相矛盾”[33]。很顯然，馬克思贊同勞動所有權在特定曆史階段的實現，但他沒有把這一原則當作永恒真理或天然法則加以普遍化。相反，他認為這一道德觀念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産階級的框框裡”[34]，是資産階級宣稱過的權利。這一權利的弊端在于，用勞動的同一尺度衡量勞動者的權利，從而使不同等的勞動能力成為“天然特權”，因此無法照顧到人們的不同特點和需求。馬克思隻在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特定的曆史階段上肯定勞動所有權的實現，這個社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迹”，因而保留勞動所有權是“不可避免的”。[35]但是，随着曆史發展和社會形态的演進，勞動所有權這一道德觀念終将被超越。超越勞動所有權的觀念，意味着超越勞動所有權觀念存在的現實曆史基礎。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仍然是個人獲取生活資料的中介，是衡量個人所有權的标尺，因而“生産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36]而當曆史發展到更高級的共産主義階段，“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勞動便不再是權利的尺度，甚至權利觀念本身也将失去意義。當生産方面的條件和人自身的條件都已具備，就将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從而“完全超出資産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37]随着曆史的發展，勞動所有權觀念将趨于消失，如同恩格斯所說，到了那個時候，“侈談平等和權利就像今天侈談貴族等等的世襲特權一樣顯得可笑……誰如果堅持要求絲毫不差地給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産品，别人就會給他兩份以示嘲笑。”[38]

    經過文本和理論的雙重澄明之後，可以看出，無論是認為馬克思拒斥勞動所有權還是認為馬克思贊成勞動所有權，都是在普遍的意義上談論道德範疇，這與馬克思的思想視域有根本的差别。馬克思不在抽象和普遍的層面上肯定或否定道德觀念，而是給予曆史的審視和評判。伍德、科恩等當代學者在研究馬克思的勞動所有權思想時之所以會造成理論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将勞動所有權視為永恒觀念，忽視了馬克思思想的曆史唯物主義特質。伍德雖然準确地把握到馬克思将勞動所有權觀念視作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物，但他卻采取還原論的視角，将勞動所有權簡單還原為資産階級意識形态而絕對地加以拒斥。馬克思對道德範疇的曆史唯物主義分析決定了他拒斥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所有權的幻象，同時也拒斥作為自然法則和永恒真理的勞動所有權觀念，但他并未普遍地反對勞動所有權這一道德原則本身，更不反對無産階級争取勞動所有權的訴求和勞動所有權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科恩擔心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諾齊克的政治哲學共享同一個規範基礎，表明他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一樣用抽象思辨的方法看待道德觀念，通過普遍的道德法則推導出普遍意義上的勞動所有權觀念。而馬克思則是在曆史審視中尋找勞動所有權生成的現實經濟根源，将法的關系還原于經濟關系，指明勞動所有權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産生、在社會主義社會得到實現、在共産主義社會被超越的曆史發展邏輯，因此他對勞動所有權的承認和肯定不是普遍、永恒的，而是具體的、曆史的、有條件的。這與諾齊克對勞動的自我所有權的普遍宣揚有根本區别，所謂馬克思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共享道德基礎的困境也就不解自破了。

    在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複興的背景下，重新關注并澄清馬克思的勞動所有權思想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馬克思同時代的資本主義辯護士還是以諾齊克為代表的當代自由至上主義者，都試圖用一種抽象的勞動所有權觀念為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辯護。作為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領軍人物的科恩大費周章去駁斥諾齊克的自我所有權理論，顯然是為完成批判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辯護的時代使命，但由于他遵循西方政治哲學的抽象路徑，卻做了諸多無用功。馬克思對勞動所有權的曆史考察既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與所有權相悖離的不正義性，又揭穿了資産階級法權觀念中勞動所有權的虛幻性，在當代仍然構成資本主義批判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批判的重要理論資源。

注釋：

[1]詳見李惠斌、李義天：《馬克思與正義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李惠斌、李義天：《馬克思與正義理論》，20–2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3]李惠斌、李義天：《馬克思與正義理論》，2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李惠斌、李義天：《馬克思與正義理論》，2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5]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1.

[6]諾齊克認為，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對平等的模式化追求必然導緻對他人自我所有權的違背，具體論證參見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166–17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7]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7.

[8]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201–20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0]洛克：《政府論》（下篇），1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1]洛克：《政府論》（下篇），1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2]關于馬克思對洛克勞動所有權思想的批判性解讀，參見段忠橋：《馬克思對洛克财産權理論的定性與繼承》，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2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5–1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7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8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4–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4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3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簡介：李旸，beat365官方网站講師。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