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聯系原本”開展“副本批判”的重要理論行動，把意識形态批判推進到了“原則高度”，提出了諸如“人是特殊的個體也是總體”“人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共産主義是人的本質的現實生成”“理論對立本身的解決隻有通過實踐方式”等經典的思想政治教育論斷，蘊涵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基本規律。馬克思在無産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的世界曆史視域下，揭示并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活動本質、價值理想和方法原則等規律性認識，對于推動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化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意識形态

從柏拉圖的“理念”到黑格爾的“絕對理念”，整個西方傳統哲學始終持存着對“理念”的本體渴望和理性信仰。馬克思通過哲學觀念變革，立足無産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事業，在滿足這種渴望的同時激發出新的渴望，在解構這種信仰的同時确立起新的信仰，剔除了“理念”哲學的本體執念和神秘思辨，保留并發揮了“理念”作為人類精神對生命的熱忱、對主體的尊重、對真理的追求，歸根到底是對實現共産主義的價值理想和方法求索。不論是作為本原要義來規定事物的紛繁表象，還是作為方法原則來把握事物的運動變化，“理念”總是被理解為具有内在深度、真理品質和持存效力的精神實質。這個精神實質仿若“基因”，在人的生命活動中，曆盡千帆而初心不改，輾轉歲月而本性猶在。在此意義上，追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意味着尋訪初心和笃定本性，通過“回到文本”而“經過文本”，在經典文本中梳理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活動本質、價值理想和方法原則。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對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哲學反思，凝結在具有本質重要意義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經典論斷之中，回應着思想政治教育“是什麼”以及“應當是什麼”這個根本性問題，蘊涵着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性認識。如果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理解和把握為一篇思想政治教育文獻，我們可以說這是馬克思在“副本批判”和“原本批判”的雙重維度上，對黑格爾哲學思辨幻想的揭穿，展示了國民經濟學的“毫不中用”，分析了異化勞動的發生過程及後果，指明了通向共産主義的革命理想和實現道路，給無産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明确了奮鬥理想和原則方略。梳理并提取意蘊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析經典論斷、反思現實困難，有助于尋獲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化發展的文本理據和規律啟迪。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人是特殊的個體也是總體

在《手稿》的“私有财産和共産主義”部分，關于個人概念，關于“個體存在與類存在”的關系，因而實質是關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思寫下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論斷：“因此，人是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為個體，成為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人也是總體，是觀念的總體，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的自為的主體存在，正如人在現實中既作為對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享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的總體而存在一樣。”[1](p188)這個經典論斷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個人，問題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個人”？

個人概念，是西方傳統哲學在近代轉向過程中提出并發展起來的，不過始終沒有獲得正确的概念界定和本質把握，而這又主要是因為始終沒能理好個人與社會的内在關系。西方傳統哲學對個人的理解總是走不出“原子個人”的認知模式。這種認知模式在本質上講是“神正論”的，因為“原子個人”往往是由神來創造和安排的。上帝先是創造了亞當，又創造了夏娃，之後是一個接一個的“單數人”。在“神聖形象”這個絕對和總體之下，全部人被抽象力還原為一個個孤立存在、互不聯系、直接面對上帝的“平等個體”，然後又通過這樣那樣的神旨、命運、強力或者契約，把這些觀念的“平等個體”拼湊成一個同樣是觀念的“社會整體”。這種認知模式看起來是從個體來理解社會，贊同個體構成社會，實質上還是以社會作為前提來理解個體，隻不過這個社會被抽象的、絕對的、總體的神聖力量所吞噬；或者說這種社會前提不過是虛假的集體優先，因為真正替代社會在發揮作用、行使優先權的是從來都抽象的神聖力量——它的“人間代表”和“塵世力量”，先後表現為國王、教皇和大資本家。可見，抽象的神和總體創造了同樣抽象着的人和個體。在這種抽象中，不僅人與神的關系，而且個體與總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都是颠倒的。當然，這種颠倒并不單單體現在抽象的思維中，而且主要體現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畢竟，從來都是“颠倒的世界”産生和複雜化了“颠倒的世界意識”。

正是發現并運用這個基本原理，馬克思對這種颠倒的個人觀進行了合理的颠倒。這種合理颠倒的關鍵不在于宣布人創造神、個人生産社會，而在于考察并做出這種宣布的前提是“現實的人”，是那個“現實的、肉體的、站在堅實的呈圓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1](p209)。“現實的人”既作為“運動的結果”，又作為“運動的出發點”，生産着“他自己和别人”，生産着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馬克思指出：“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做抽象的東西跟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确證。”[1](p188)這就是說，社會本身生産着“作為人的人”，個體本身也生産着“作為社會的社會”，社會與個體相互依存、内在同一，都在自己的現實中生産着自身和對方。因此，就像海涅說“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這個世界的曆史”[2](p146)那樣，人所以是“特殊的個體”，一方面是因為人擁有自然個體在生命活動上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是因為人在本質上表現為“類存在物”，在其中“人也是總體”，而且是“生命表現的總體”，并且正是因為這個“總體規定”，人才同動物根本區别，社會才成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1](p187)。

由此反觀個人與社會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範疇，要想科學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除了看到兩者的同構關系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互動原理之外，更要看到個體的特殊性在于“人也是總體”，既是“存在的總體”，也是“觀念的總體”，這個“總體”處于“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之中，歸根到底是“生命總體”的現實表現。不能把個體和總體對立起來，僅将社會理解為總體性概念，然後再把個體嵌入其中。這種做法隻能得到“總體的個别”而非“個别的總體”。尤為重要的是，個體本身就應當被理解和把握為總體，人是自己的總體，隻不過這個總體并非自己自然的直接産物，而是自己與自然和解的産物，并在這種和解中蘊涵了自己與他人的全部關系。思想政治教育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首先就要把人當成完整的“生命總體”來看待，而不是片面看到人的知識、習性、禀賦、身體以及經濟條件等等；同時又要把“社會”内化到這個“生命總體”之中，因而是發揮“現實的人”這一“特殊的個體”的中介作用，讓類與總體對話，讓生命關照生命，讓靈魂觸動靈魂，才好促進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動本質：人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

但是，如果沒有人的意識能力，個人很難覺察到自己也是總體，即便知道自己的身體是一個總體，也未必能體會到自己的生命不僅對于自然而且對于社會來說都是一個總體。正是因為人有意識，不僅自己的全部感覺和精神活動，而且“别人的感覺和精神也為我自己所占有”，形成了“社會的器官”，所以“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動等等，成為我的生命表現的器官和對人的生命的一種占有方式”[1](p188)。與之相反，動物隻占有自己的生命活動，并且是以它直接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來占有，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别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1](p162)動物天然知道進食、求生、繁殖，但是它天然不知道這些活動是生命本身，這不隻是因為它不知道這些活動的标準和意義，更重要在于它沒有能力去把這些活動同自己為何是自己、自己跟其他動物的關系區别開來。動物不存在“關系”，也就不存在自己，因為沒有關于自己存在的任何意識，隻有出自本能、絕對自然的個别行動，以及同樣出自本能的呈幾何級增量的個别行動。

因此，馬克思指出：“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别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系颠倒過來，以緻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p162)由此可知：其一，人的本質表現為生命活動，而且是一種能夠自知自己與他人在其中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既相互依賴又彼此獨立的生命活動。人們怎麼表現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們就是怎樣的人，不僅是怎樣思想的人，而且是怎樣行動的人。就是說，人們怎樣思想，就怎麼行動。其二，異化勞動剝奪了生命活動的自由本質，把生命活動變成了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使生活的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1]（p157），導緻“人（工人）隻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時“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隻不過是動物”。人的生命本質被颠倒為“動物的東西成了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1](p157)。

有意識的生命活動規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動本質。當思想政治教育面對人，強調把“現實的個人”作為起點和前提時，應該把人理解為生命活動過程，不僅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1](p506)去把握人的生命本質，而且在“物的依賴關系”社會結構中去剖析和揚棄承受着異化之苦的生命活動。不能僅僅把人當作知識與符合，而是要把人當作感性活動着的“生命整體”，就像習近平所強調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内心的沖突和掙紮。”[3]思想政治教育從來都把塑造靈魂和塑造生命作為本質追求。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停留于知識灌輸、口号宣傳和理論教化，應當圍繞“知-情-意-行”建構全方位的教育元素、過程環節，要從知識傳播上升到觀念塑造，從價值引領深入到信仰構築，既要關注個體學到了多少知識原理和觀點見解，更要關注個體笃信了怎樣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個體在多大程度上使所學、所思、所信與所行保持内在一緻。

可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用生命培育生命的社會實踐活動。馬克思說過：“人隻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p210)即便這種“對象”造成生命的異化，那也是真實的生命對象，反映着真實的生命過程，現實地構成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解和塑造生命的邏輯起點與現實前提。關于這個起點和前提，馬克思接着指出，“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1](p191)。作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不是生活于“思維”之中，不是“詞句批判”中推進曆史，而是在思維與存在、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理性與感性、個體與社會的和解中生産着“自己的生活”及社會曆史。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句“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掌握群衆”，光靠“理論徹底”還不夠，還要“徹底說服”，後者則需要把思想與利益、邏輯與曆史、講理與抒情、明義與踐行、質疑與笃定等生命要素和育人環節統籌兼顧起來，嵌入社會生活、觸及思想靈魂、培育完全人格、彰顯生命本質，既要“有理講理”，更要“講理有理”，不僅“理直氣壯”，而且“春風化雨”，把立德樹人、鑄魂育人融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理想向往和奮鬥追求之中。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想：共産主義是人的本質的現實生成 

對于思想政治教育來說，全部問題的核心要義是“共産主義”，既是如何理解和實現“共産主義理想”的問題，也是如何确立和堅定“共産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問題。共産主義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回避、也無法回避的根本性課題，規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想。在此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共産主義”的論述闡釋，直接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内容，在理想與現實相統一、結果與過程相統一、目标與手段相統一、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多重意蘊中，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理念。

在《德法年鑒》刊發的兩篇文章中，馬克思沒有使用“共産主義”這個用語，但在“無産階級革命”和“人類解放”的意義上，揭示出“共産主義革命”“共産主義運動”是“徹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1](p14)，強調“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必須“從根本上進行革命”[1](p18)。這種革命和解放的徹底性、全面性、先進性就在于，它“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自身”，使“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複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使“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1](p46)。在這裡，馬克思已經把“人的本質”同共産主義革命中“人的解放”聯系起來，認為“徹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就是要全面地占有“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到了《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方面，人的本質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1](p158)，這種活動體現着“人的類特性”，表現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産”的“自主活動”“自由活動”，因而是具有全面性、豐富性和整體性的生命活動，“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p163)，生産着自身與他人的全面關系。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人們在異化勞動中喪失了自己的“類本質”，“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p163)，生命活動的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緻于“生産的對象越多”就“越受自己的産品即資本的統治”[1](p157)。由此引發的惡果——“勞動生産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産了愚鈍和癡呆”，工人僅僅能夠被允許獲得“片面的發展”。于是，“勞動對于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殘”[1](p159)。

到這裡，馬克思看到了“私有财産”作為“人的本質”與“共産主義”中間環節的關鍵意義，明确指出：“共産主義是對私有财産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複歸，這種複歸是完全的複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全部财富的範圍内實現的複歸。”[1](p185)對私有财産的積極揚棄，是“為了人并且通過人”對人之生命活動本質的真正占有，這種占有不是直接的、片面的、物化的享受，而是“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1](p189)，這個方式不是别的，正是“共産主義”，“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1](p197)，創造着“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1](p192)。因此，馬克思反駁了粗鄙、庸俗共産主義學說關于人的本質力量“消逝、舍棄和喪失”“退回到非自然的、不發達的簡單狀态去的貧困”的謬論，旗幟鮮明地指出：“恰恰相反，無神論、共産主義才是人的本質的現實的生成，是人的本質對人來說的真正的實現，或者說，是人的本質作為某種現實的東西的實現。”[1](p217)這種“生成”和“實現”對于思想政治教育來說，具有三重理念意蘊。

首先，就“人的本質”生成來說，這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領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活動過程。追求和實現共産主義的過程，也就是發展和占有“人的本質”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關鍵，在于引導人“合乎人性”“占有本質”，也就是實現“全面發展”。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講清楚何謂“人的本質”及其同“共産主義”的内在聯系，要講清楚實現“人的本質”對身心條件、素質結構、知識能力提出的全面要求，特别是要講清楚思想政治觀念、道德品性修養對于全面發展的特殊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講清楚，就像“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樣，共産主義、人的本質因而全面發展也是一個需要長期共同奮鬥的曆史過程，不僅需要充分的物質條件，而且需要滿足了這種物質條件的生命成長和社會互動。

其次，就“共産主義實現”這個“理想願景”來說，思想政治教育要闡釋并樹立“共産主義理想”，不斷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既要在終極意義上講清楚共産主義作為“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确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争的真正解決”[1](p185)，是解答了“曆史之謎”的“此岸世界的真理”；又要務實地把共産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結合起來，引導人們從正在做的事情着手，從緊缺的本領和不夠笃定的信念着手，在仰望星空的同時腳踏實地，為追求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不懈奮鬥。

最後，就“共産主義實現”的物質條件來說，思想政治教育要緊緊抓住揚棄私有财産、消滅私有制這個中心環節，不僅在物質關系上“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而且要在精神關系上“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4](p52)，揭露和批判資本的增殖邏輯及其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揭秘和破除“物的依賴關系”社會結構給個人生命活動帶來的“抽象統治”和“觀念奴役”，亦即揭穿和消解“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推動構建社會主義核心觀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讓“共産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既能治國安邦，也能安身立命。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原則：理論對立本身的解決隻有通過實踐方式

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已指出：“對思辨的法哲學的批判既然是對德國迄今為止政治意識形式的堅決反抗，它就不會專注于自身，而會專注于課題，這種課題隻有一個解決辦法：實踐。”[1](p11)宗教批判、哲學批判和“理論的解放”之所以具有“實踐意義”，既不是因為革命存在于“震撼世界的詞句”之中，也不是因為人們一旦從頭腦裡抛掉了種種臆想，起身“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确立起了真實的觀點與信念，“當前的現實就會崩潰”；在根本上講，這種“實踐意義”是指“滿足實踐需要”的意義，就像馬克思所講“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p12)，雖然“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衆，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p11)，能夠給無産階級開展“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提供強大的“精神武器”和“思想的閃電”。在這裡，馬克思看到并承認了思想理論對于革命實踐所具有的能動作用，但是沒有像“青年黑格爾派”那樣沉迷其中，狂熱于“批判的批判”和“用詞句反對這些詞句”，卻絕不“反對現實的現存世界”[1](p516)。

馬克思超出“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立場的地方，就在于他首先想到了“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1](p516)，想到了聯系“原本”來剖析“副本”，然後又從“副本批判”深入到“原本批判”，提出“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1](p12)，無産階級隻有消除“塵世生活”中的颠倒關系和異己力量，才能在“天國生活”中破除對“權威的信仰”和“信仰的權威”，把自己從不是外在就是内在的“宗教笃誠”中徹底解救出來。可見，馬克思意識形态批判的唯物史觀理論内核已經初步具備、呼之欲出了。在《手稿》中，這種意識形态批判的理論内核得到進一步生長和明确，聯系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原本”開展的理論批判，不僅讓馬克思真正解決了“苦惱的疑問”，而且讓馬克思真正超出了包括費爾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爾派”，揭示了思想實現和理論批判的實踐本質：“我們看到，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隻是在社會狀态中失去它們彼此間的對立，從而失去了它們作為這樣的對立面的存在；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隻有通過實踐方式，隻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隻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做理論的任務。”[1](p192)

在馬克思看來，理論的對立是現實對立的觀念表現，颠倒的意識根源于颠倒的現實，僅僅在思想批判中揭穿一種理論，既不能真正消除理論的對立，也不能真正克服這種理論，更不能直接就會克服和消除産生了這種理論的颠倒現實。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後來在《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所強調的：“要想站起來，僅僅在思想中站起來，而現實的、感性的、用任何觀念都不能解脫的那種枷鎖依然套在現實的、感性的頭上，那是不夠的。”[1](p289)“要真正地、實際地消滅這些詞句，從人們意識中消除這些觀念，就要靠改變了的環境而不是靠理論上的演繹來實現。”[1](p547)要想把鏡子裡的倒影正過來，就要把鏡子前的原型正過來，要想消除鏡子裡的遮擋，就要把鏡子前的遮擋拿走，同樣要想解決皮影戲中的矛盾，就要解決産生和沉迷于這種皮影戲的現實。概言之，解決理論對立，破除觀念颠倒，關鍵在于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現實地解決和消除這種“塵世生活”中的對立與颠倒。

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常常有這樣的困惑，已被揭穿和駁倒的錯誤思想觀念，卻還是會對人們的思維思想、生命活動産生諸種影響。比如，雖然“謬誤在天國為神邸所作的雄辯[oratio pro aris et focis]”早被駁倒，人們知道“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人”[1](p3)，更知道“宗教是人民的鴉片”[1](p4)，但是似乎完全不影響人們繼續在宗教中“借以求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繼續笃信和擁抱宗教制造的“虛幻幸福”。同樣的情況是，即便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及其形形色色社會思潮的虛假和錯誤本質，比如在青年學生群體中頗有影響的存在主義、新消費主義、曆史虛無主義等等，也還是難以清除這些觀念思潮對人們精神生活和物質行動（尤其是消費觀念和物化生活）的影響。部分原因是這些傳統的宗教觀念、這些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也在不斷變化更新，總是披着新的外衣幌子，以不同的面貌出現，非常擅于在時代變遷、文化疊代和思維轉換中，移花接木、借屍還魂，特别是在現代傳媒的數字統治中具有很強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對此，馬克思說這既是“死人抓住活人”[5](p9)，也是“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6](p59)。

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鏟除宗教存在的土壤，還是因為以資本增殖邏輯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依然是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的物質力量”，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夠在意識形态領域同美西方國家思潮觀念進行人心争奪和話語較量，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這些思潮觀念對青年學生的誤導和腐蝕，但在“世界曆史”上看暫時還無法徹底根除這種思潮觀念及其帶來的不良侵害。因此，開展意識形态揭露和批判，推動思想政治教育立德鑄魂，需要常抓常新、抓早抓小、抓全抓實，既批判“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也批判“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1](p4)，更要以作為新時代精神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來統領全局、引領行動，構築起當代中國精神，讓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和民族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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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鐘啟東，beat365官方网站助理教授。

文章來源：《學術探索》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