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人類社會的發展曆程來看，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曆了哪些階段？

郇慶治：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人類社會（文明）與自然的關系迄今經曆了如下三個大的階段：一是人與自然之間尚未徹底分離（化）、人類生存發展以狩獵采集和遊牧生活為主的遠古時期，時間上大約在距今一萬年之前；二是人與自然之間已經實現分離（化）、人類生存發展以農林牧漁業和城鄉化居住為主的古代時期，時間上持續了長達近萬年之久；三是人與自然之間呈現為一種徹底分離（化）甚至對立、人類生存發展以工業化生産和城市化生存為主的現代時期，時間上開始于14~17世紀的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而在18世紀之後迅速加快并逐漸蔓延至整個地球。至于我們當代人類社會，雖然已經展現出了許多時代新特點，但整體上仍屬于“現代時期”這一大的階段。

需要指出的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每一個大的階段，都同時呈現為一種特定構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且歸根結底是人（社會）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狀況和性質決定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狀況和性質，而某種社會條件下的社會關系構型又會對當時的人（社會）與自然關系構型産生着深刻影響。這樣一種對自然生态與人類文明關系的理解并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是與其在根本上相一緻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社會關系及其變革的曆史性作用，同時也是受制于社會的、曆史的和與既定自然條件相聯系的生産力的。

就其總體而言，上述三個大的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十分明晰的。在第一個階段，盡管還不存在狹義上的、以集體定居活動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但人類的社會化生存生活和文化藝術特質還是非常明顯的，而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存方式既是它們相對低下的社會生産力的表征，也決定了其與大自然本身的天地交融、和諧共生；在第二個階段，古典意義上的鄉村和極少數繁華的都市标志着人類社會（文明）可以達到的全新高度，但這種或長或短的輝煌盛世都不僅僅是社會生産力發達的結果，而是取決于包括自然生态穩定性、王朝權力和平更替等在内的諸多方面條件；在第三個階段，人類社會（文明）實現了很大程度上的經濟自主性和自然生态獨立性，人口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人類科技水平的實質性提高标志着“人”史無前例地成為人（社會）與自然關系中的主體或主角——在客觀事實和自我認知意義上都是如此，而十分吊詭的是，人類也正是在這樣一個被稱之為“人類世”的時代遭遇到了關乎自身生存的生态環境危機。

2.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一個重要特征。它的基本内涵是什麼？提出這樣的目标，對未來中國發展又意味着什麼？

郇慶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基本表征之一，而正是這些表征鑄就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特質，以及由此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特質。

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來說，這裡的兩個關鍵詞分别是“現代化”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一方面，“現代化”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無疑意味着逐步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支撐着它的物質基礎或“硬實力”則是完整發達的現代經濟科技體系、現代化的國家（制度）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既承繼悠久傳統又充滿創新活力的現代社會與文化。也就是說，我們對于代表着當今世界主潮的現代化目标的追求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已經并将繼續堅定地走在人類文明進步的大道上。因而，無論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還是人類文明新形态，都本質上是沿承并弘揚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人類文明進步進程的，而不是這種意義上的任何偏離或“另起爐竈”。換言之，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現代化目标的充分實現将是中華民族曆經近代磨難之後的偉大複興，但卻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走向保守或複古。當然，我們關于現代化本身的目标認知與政治追求，也是與時俱進、不斷更新的。

另一方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所要表達的并不僅僅是一種哲學倫理意義上的感知狀态或境界，而主要是指一種不同于傳統現代化發展理念、模式與進路的生态優先、綠色發展戰略和道路。也就是說，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背景與語境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倫理觀念已經“綠化”或重塑了我們關于現代化發展的目标願景、方針原則和戰略選擇。相應地，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将不僅緻力于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要努力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我們在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将自覺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和綠色新發展理念，堅持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地球生命共同體意識，堅持生态優先、自然保護優先、生态修複為主的方針；我們在建設現代化的過程中将堅決貫徹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将不斷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實現國家生态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将深入打好打赢新時代的污染防治攻堅戰，盡快大幅度改善生态環境質量。

總之，黨和政府之所以提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目标，就是為了主動适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之後社會主要矛盾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是為了更好地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既定目标，而這一目标的推進落實則意味着，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我們必須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特征、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從而促進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必須把生态優先、綠色發展理念與戰略貫穿于接下來的“十四五”規劃以及國家中長期發展構想的執行落實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闡明了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的關系，那麼，貫徹踐行“兩（座）山論”要求領導幹部樹立怎樣的政績觀？黨員幹部領導經濟工作過程中，為何必須強化生态觀念、敬畏生态？又應如何理解敬畏生态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關系？

郇慶治：的确，“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的核心論點，就是正确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仍是我國最強勢政治與理論話語的現實背景下。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我們可以把“兩（座）山論”的主要内容概括為如下三個觀點：一是經濟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基本目标，也都是民生福祉和廣大人民群衆幸福感、獲得感的重要來源或體現，因而，“綠水青山”“金山銀山”都很寶貴和重要，絕不能将二者機械地割裂開來或簡單對立起來；二是良好的生态環境（“綠水青山”）在一定條件下或經過适當渠道路徑可以轉化成為經濟發展成果或優勢（“金山銀山”），因而探索适當的轉化路徑和機制至關重要；三是随着我國經濟總體實力的不斷提升和現代化發展階段的變化，我們正在具備越來越有利的物質經濟條件與社會文化環境來改善我國的生态環境質量和生态系統多樣性與安全，讓祖國的綠水青山變得更加甯靜、和諧、美麗。

基于上述認知，新時代的領導幹部要更加自覺地把“兩（座）山論”運用到自己的日常領導工作特别是經濟工作之中。一方面，要牢固樹立抓經濟建設和抓生态文明建設都是自己的職責所在、使命所在、初心所在的正确政績觀，因為滿足人民群衆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優美生态環境需要都是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重要目标，都是各級領導幹部的神聖職責。一般來說，進入新時代之後，廣大人民群衆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及其滿足會成為越來越迫切或突出的問題，但這絕不意味着，對人民群衆美好（基本）生活需要及其滿足的關注用心就變得失去意義，尤其不能做出無意或故意制造二者對立的不明智之舉——比如北方少數地區為了完成年度減碳指标而禁止普通群衆冬天燃煤取暖。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對執政黨領導經濟建設規律、經濟與行政管理科學知識、自然生态科學的系統性學習與自覺運用，努力做到在推動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保持和促進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關系的統籌協調，也就是推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新格局。

這裡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必須強化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敬畏生态”意識。所謂“敬畏生态”意識，首先是新時代領導幹部的環境哲學與倫理價值觀念的認知水平和自覺自律的問題，也就是一種領導幹部素質和覺悟高低的問題。這并不是要求每一位領導幹部都去閱讀一本環境哲學或倫理學名著，然後可以做到侃侃而談、長篇大論，而是必須要把黨的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18”講話等重要文獻中的相關論述學懂弄通、落到實處，比如“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還自然以甯靜、和諧、美麗”等。與此同時，這種敬畏生态或尊重自然的意識要貫穿于自己領導工作中的政策決策與落實，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和重大項目還是自然生态系統的保護治理工作，都必須首先考慮到它們可能會帶來的自然生态影響和自然生态系統本身的科學規律，而且必須始終銘記，人類社會對于這些方面的認知水平及其預判能力都還（将）是有限的，因而必須給大自然留下足夠的自我修複空間和餘地。

必須指出，許多人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是與大自然作鬥争而不是什麼和諧、妥協或敬畏，這其實是一個誤解或曲解。馬克思主義生态理論的确更強調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多維度辯證統一關系，但和諧統一始終是它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最高目标追求，而且認為社會關系的社會主義替代或重構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因而，強化敬畏生态意識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主觀認知上的沖突或對立——強調生态環境保護治理就無法滿足人民的發展需求，而滿足人民的發展需求就必須付出生态環境上的一定代價。其實，這本質上仍是未能理解“兩（座）山論”精神實質的一種表現。從一種更寬闊的視角來說，現實中的大量“綠水青山”本身就有着對于人類而言的不可估量的生态安全價值、經濟社會價值和精神愉悅價值，是不能或不需要轉化為物質财富意義上的“金山銀山”的，或者說，這些“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同時，人類所有的物質财富創造或直接或間接都離不開某種形式的自然生态元素或環境，因而必須充分考慮到這種轉化過程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或風險，以防威脅到物質财富生産者與消費者的生存生活。換言之，這兩個方面都是既與敬畏自然生态意識、也與人民至上的發展目的緊密相關的，隻要将某一方的立場全面貫徹到底，就會達到與另一方立場的兼容統一。

4.在新發展階段尤其是“雙碳”大背景下，領導幹部應從哪些方面提高推動綠色發展的能力水平？

郇慶治：作為新時代的領導幹部，一方面，要從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推進綠色高質量發展的高度，來認識國家“雙碳”戰略及其實施所帶來的發展機遇與挑戰。必須明确，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已經是列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的重大戰略，因而是屆時必須完成的政治目标與任務。因而，無論從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戰略部署的角度還是争取各個地區、行業在這一重大戰略實施過程中形成新發展優勢的角度，都必須積極加入到這場已然開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大潮之中，可以說動手越早越主動、徘徊觀望越久越被動。另一方面，要從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推進全球生态文明建設的視野，來理解國家“雙碳”戰略及其實施所帶來的發展機遇與挑戰。随着世界各國陸續公布其落實《巴黎協定》目标的“雙碳”時間表，“碳達峰、碳中和”已成為國際環境政治合作與博弈的主戰場，世界主要大國或區域集團都希望争取到自身的話語權或影響力。我國既要繼續捍衛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基本發展權益，抗拒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霸權主義做派，也要通過更加主動深度的參與實踐，來逐漸擴大在整個國際環境治理制度體系中的引領作用。因而，即便不考慮來自國際社會的更大壓力，我們也需要對于“雙碳”戰略及其實施采取不斷增大的推進力度。

除了理論認識水平的提高，更為關鍵的是領導幹部自身能力的培養與提升。這其中，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上的能力素養是同等重要的。在宏觀層面上，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必須着力于增強統籌全局、胸懷天下的氣場和能力，從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視野、從“五位一體”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高度，來規劃與推進省區或部門的“雙碳”戰略；在中觀層面上，領導幹部尤其是中層幹部必須着力于增強協調推進、全國一盤棋的氣度和能力，從綠色高質量發展整體推進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型的層面，來科學布局與推進地區或行業的“雙碳”戰略；在微觀層面上，領導幹部尤其是基層幹部必須着力于增強專業知識、行家裡手般的素質和能力，從區域或行業戰略舉措和國家政策執行的層面，來高效落實與切實推動企事業單位或社區的“雙碳”戰略。這當然不是說，領導幹部都需要成為碳交易場所中的職場操盤手，而是說，必須在推進“雙碳”戰略及其實施的實踐中增強自己的環境治國理政才幹與生态文明建設領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