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福山的曆史終結論一石激起千層浪。福山在《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預言，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意識形态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并由此構成“曆史的終結”。[1]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似乎恰逢其時地證明了他的預言。然而，天真的預言與殘酷的現實之間始終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和鮮明的對比。經過30多年的風雲變幻和時空轉換，福山的問題意識悄然發生轉變。如果說過去的曆史終結論回答的是“曆史為什麼會終結”，那麼如今的政治秩序論回答是“曆史如何走向終結”，并由此構成了“曆史必然終結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命題。正确審視和厘清福山命題的困境和問題，科學闡釋和揭示中國式政治發展道路的内在邏輯和優越性，對抵制西方話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過去的三十多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脆弱，危機四伏。我們看到曆史沒有走向終結，相反“曆史終結論”走向終結。東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出現陣痛，中東地區在民主化過程中不斷經曆動蕩和反複，烏克蘭危機和緬甸亂象接連不斷，甚至“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共同體都沒有達到普遍國家的完善或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不僅沒有達到，甚至它們離這個理想還差得很遠”[2]。
西方國家遠沒有自身标榜得那樣光鮮亮麗，整個社會充斥着大量的社會矛盾和不平等問題。特别是由于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産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根本矛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像海潮般一浪接一浪，後浪更比前浪高。相反，在沒有放棄自身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制度和實踐的前提下，部分非西方文明國家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現代化。特别是中國的崛起更是令世界驚歎，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指出，“中國的複興，是另辟蹊徑，走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3]曆史的風雲變幻使得福山的“曆史終結論”顯得過于輕率和樂觀，它的基本理論被發現存在種種缺陷，許多自吹自擂的觀點被證明毫無依據。美國學者羅默指出，“鼓吹資本主義已經勝利的論調或者鼓吹我們已經走到曆史終點的論調的人，隻能暴露他們自己的短視。”[4]英國學者麥克萊倫指出，“2008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相繼爆發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民衆紛紛對新自由主義這個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就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西方意識形态産生了懷疑。”[5]最近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更是讓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缺陷和不足暴露無遺，基本宣告正在走向終結的“曆史終結論”已經終結。
面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在現實中的失敗，福山似乎純粹是在理想的層面上談論自由民主制，陷入空想資本主義的深淵。西方國家的衰敗和轉型國家的困境令福山深表焦慮，“民主的失敗，與其說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6]16為了回應“曆史為什麼尚未終結”的質疑，福山深入曆史的長河中探尋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制度的運作。他指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從來都不會魔術般的出現，它們依賴背後的産權、法治和基本政治秩序。”[6]19從《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到《國家構建》《美國在十字路口》《大分裂》《信任》，再到《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福山的問題意識悄然發生轉變，從預言曆史結果轉向闡述曆史過程，從曆史終結論轉向政治秩序論，力圖通過研究政治制度的曆史起源揭示現代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和發展演變史。
第一，福山指出，政治秩序的好壞取決于現代政治制度的構成，政治制度在很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和發展狀況。現代政治制度有三大組件，即國家能力、法治和問責制。三者互為補充，互相作用，共同影響政治秩序的運行。國家掌握權力，行使國家職能，應對國内外的威脅。而法治和問責制則限制和約束國家能力，迫使國家按照公開透明的原則來行使權力，确保國家行為符合并滿足民衆的意願。由于每個國家的曆史傳統不盡相同，因此政治制度的三大組件的産生路徑和出現時間也有所區别。比如，中國在曆史上就有強大國家能力的傳統，隻要國家統一，就能夠實現社會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而一旦國家混亂，就會陷入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悲慘境地。
第二，為了推動政治發展，避免政治衰敗，就必須确保三者的有機統一和協調發展，“既要有強大統一、能在領土上執法的國家，又要有強大凝聚、能将法治、民主問責制強加于國家的社會。”[6]433隻有這樣，才能實現“現代政治的奇迹”。一旦三大組件出現失衡，政治衰敗也就産生了。福山将過去美國的政治發展歸功于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即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相互制衡，而當前面臨政治衰敗的原因在于美國學者斯科夫羅内克描述的“法院和政黨的國家”再次回到美國政治的中心舞台，立法機關攫取了許多本應屬于行政機關行使的職能，而原來很多由行政機關直接行使的職能又被司法化，以緻行政機關決策緩慢、效率低下，政府政策缺乏執行力和連貫性。“随着對超然獨立和審慎判斷的制度性支持的削弱，負責任的決策變得日益困難。民主政府一直在被投票的、多數決定的壓力政治所侵蝕。”[7]由于制衡機制不斷強化、日益僵化，美國已經陷入政治衰敗的泥潭。
第三，福山将國家能力置于現代政治制度三大組件的第一位，代表了西方正在出現的一股呼籲強國家的潮流。一個國家隻有具備國家能力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穩定，保證法治和問責制的正常運行。國家能力作為現代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組件，其核心就是“建立一個合法的政府，并且這個政府有能力在領土範圍内進行有效治理”[8]。自21世紀以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遭遇各種危機和失敗，其主要原因就是“國外的力量和國内的力量與國家在壟斷權威的行使權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競争”[9]，進而導緻國家能力的缺失。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的低效、非洲國家的貧窮落後以及美國“空轉政府”的困境，都是國家能力薄弱的表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家能力的缺失，國家無法應對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長期處于被動地位，甚至其主權也屢遭威脅和侵犯。對于弱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幹政府”，“首先要建立中央集權的西政部門和官僚體系。” [10]45隻有強化國家職能，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水平，才能為老百姓創造安居樂業的穩定秩序，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如果說過去福山對政治發展的本性尚是霧裡看花，那麼如今，福山通過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考察對政治發展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他提出的政治秩序論以三位一體的多元視角為研究政治發展提供了新的範式。但另一方面，福山的政治秩序論的問題和局限也是顯而易見和不容忽視的。有學者指出，“福山試圖運用一種簡單的政治發展的進化模型，來分析所有給定的政治秩序的個性特點。”[11]他将不具有普遍意義的丹麥标榜成政治發展的理想型國家，彰顯出其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而他對曆史上以民主著稱的古希臘和以法治聞名的古羅馬的忽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現代政治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曆史，拒斥了政治發展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更為重要的是，福山忽視經濟發展和政治秩序之間的互動關系，沒有看到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因而無法正确和科學揭示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
世界上不存在兩種完全相同的政治發展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走自己的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12]中國堅持從自身國情出發，充分吸收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樣本和中國經驗。
第一，政治發展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福山将丹麥作為政治發展的樣闆，提出所有國家都應該“達到丹麥”[10]21的美好願望。然而，政治發展不是模型設計，不是公式套用。縱觀整個世界，一個國家政治發展道路的選擇受到其曆史傳統、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意識形态、國民素質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一個國家要想實現政治發展，就必須将政治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符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決不能生搬硬套他國政治發展模式。
政治發展有其曆史過程且路徑多樣。由于各國國情存在差異，政治發展往往以各自特殊的形式和過程進行。“在這種特殊的發展形勢和過程中，各國的政治發展都将充分顯示出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和曆史繼承性。”[1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确指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14]曆史和實踐證明，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根植于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鬥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并在曆史的必然性和人民的自覺性的推動下不斷完善和發展。反觀福山用單一的政治發展進化理論模型來解釋和分析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曆程，遮蔽了人類政治發展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注定隻能呈現帶有片面性和狹隘性的人類政治發展圖景。“西方大國不顧各國的國情和實際情況，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以及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結果反而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普遍性的政治混亂和國内政治沖突。”[15]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打着維護和平、保護人權、實現民主的幌子，在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價值的地區利用甚至制造沖突、混亂，以達到其戰略控制的目的。美國政府多次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出兵侵略威脅美國利益的國家。2001的阿富汗戰争、2003年的伊拉克戰争就是例證，造成國家衰亡、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悲劇令人觸目驚心。
第二，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具有雙向的互動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6]591同時，政治發展“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于崩潰”。[17]因此，必須将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統籌協調，共同推進，決不能在忽視經濟發展的條件下空談政治發展。
中國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全方位統籌推進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既注重加快經濟發展又強調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既注重深化政治建設又強調維護政治穩定，社會生産力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頻共振，民衆廣泛政治參與與社會凝聚力持續增強相得益彰，實現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良性互動。福山将美國陷入政治衰敗的原因歸結于三權分立的傳統制衡機制過度強化和日益僵化，這種看似有理的分析根本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遮蔽了美國政治衰敗的真實原因。事實上，“如果公民在政治領域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是在經濟領域卻處于高度不平等狀态，那麼，民主的根基很可能會被深深地掏空。”[18]自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美國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的局面愈演愈烈。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以“1%”反對“99%”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将一個分裂和對立的社會暴露無遺。有報告顯示，“美國已經淪為貧富分化最嚴重的西方國家，約40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1850萬美國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超過500萬人的生活狀态同第三世界絕對貧困人群相當。”[19]。美國政治衰敗的背後是經濟發展内部失衡，财富分配不均，貧富兩極分化。正是這種經濟發展上的不平等導緻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政黨在反映大多數人利益訴求的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進而出現“政黨政治”、“空轉政府”的窘境。從根本來說，美國奉行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導緻資本力量不斷強化，甚至可以主導美國的政治走向。當過度膨脹的資本力量無法受到來自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制約時，政府決策和民衆利益就被資本裹挾和綁架，政治衰敗也就随着而來。
第三，政治發展的目的在于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不應以某一個特定模型為參照标準，而應看其在實踐過程能夠最大程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鄧小平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确，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20]
中國人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政治發展的關鍵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實現國家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福祉。政治發展以實施良政為基礎，以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為依托。“不管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21]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制造、中國建造、中國創造成為一張張享譽世界的亮麗名片，舉世矚目的現代化成就赢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國内生産總值穩居世界第二，進出口貨物貿易總額、國家外彙儲備連續多年世界第一，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超過30%，社會長期保持穩定，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反觀西方自由民主制國家，長期陷入“黨派紛争”、“拉票站隊”、“否決政治”、“街頭政治”等不利局面，無法形成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長遠規劃，連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常常得不到一以貫之，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幾乎得不到有效滿足。特别是美國，由于利益分化嚴重，社會難以達成共識，甚嚣塵上的民粹主義将原本暗流湧動的社會對立暴露得更猛烈、撕裂得更徹底，根本無法滿足和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訴求。西方政治模式始終存在固有和深層的矛盾和局限。那些沿用這種政治模式的國家和地區在現實中無不遭遇重大挫折，有的因依附西方國家喪失了獨立自主性，有的在西方國家的誘導下陷入危機和破産，有的則陷入“顔色革命”的漩渦，導緻政治動蕩和國家分裂。
長期以來，西方的政治模式被認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發展道路，似乎隻有實行西方自由民主制才有可能實現政治發展。無論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還是“政治秩序論”都隐含了“民主優先”的理論預設。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打破了福山命題的虛假魔咒，破除了“治理優先”、“民主優先”還是“法治優先”的邏輯悖論，實現了有效治理、人民民主、公正法治的有機結合，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确保了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具有重要和深遠的世界意義。
第一，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将政治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效能相結合，實現政治發展的形式與目的的統一。政治發展道路的優劣不僅要看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優越性，還要看國家治理是否具備效能。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并将這種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22]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主體和領導核心，中國共産黨在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經濟繁榮、文化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民族獨立到國家富強，從改革開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共産黨創造了國家治理的偉大成就。有學者指出，“亞洲新興國家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和民衆支持率，不僅基于民主選舉，還基于國家推動的能力”。[23]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有效保障了公共利益不被任何利益集團綁架和支配，避免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惡性競争。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贊譽，甚至連西方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表現出的超強決策力和執行力。
第二，中國式政治發展道路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将民主的價值理念和民主的社會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了對以票選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實現形式提供了有益借鑒。民主的最初含義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24]。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是人民的統治。“全體人民是民主的主體，人民民主是全體人民權利和意志的實現。”[25]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賦予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參與的機會，公民可以通過投票等各種政治參與的方式來影響政治決策者。但是，對于公民的政治參與能否真正影響公共決策，公共決策的結果能夠是否符合人民的意願，似乎成為無關緊要的問題。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條件下，人民隻是選民，民主不是人民的統治或權力，而是選票的統治或權力。鄧小平曾指出，這是一種“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産階級的民主”。[26]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在生産中不僅占有一種純粹個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種社會的地位”[16]46。他們将民主選舉視為政治統治的基礎，其本質是憑借金錢特權将自身的階級利益通過政治和法律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秉持民主規範性與現實性的統一，在人類曆史上産生一種區别于資本主義民主的新型民主，“它使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使無産階級憧憬和為之奮鬥的民主理想變成了民主的現實，給民主賦予了真實的内容，使民主獲得了真正的生命”。[27]
第三，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彰顯了協商民主的優越性，為解決全球性問題和世界性難題拓展新空間新思路新實踐。有學者指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成功之處在于沒有走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即中國沒有引進西方國家竭力推薦的那種競争式民主，而是根據自身國情，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協商式、審議式民主模式。”[28]這種協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有利于廣泛聽取多方的利益訴求，避免出現“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和“強者為王”的霸權政治，為妥善管控各方面分歧、最大程度達成普遍共識提供了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 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29]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三個世界”理論，中國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到描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中國為解決全球性問題和世界性難題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人類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性問題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經濟全球化出現波折，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擡頭，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沖擊；全球治理遭到嚴重沖擊，面臨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的嚴峻挑戰；種族主義卷土重來，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等錯誤論調甚嚣塵上。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可以獨善其身。中國主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第四，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推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恩格斯在《共産主義原理》中指出，“共産主義是關于無産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30]411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使命，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共産黨宣言》更是旗幟鮮明地宣稱：“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0]29819世紀的巴黎公社作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上一次偉大的嘗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産階級專政的政權。20世紀的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的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豐富了建立無産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寶貴經驗，但同時也留下了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造成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聯領導層沒有正确處理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科學區分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産階級民主的區别，在錯誤思潮的誘導下主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共産黨的領導。中國以蘇為鑒，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闆，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31]，而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下探索實現現代政治文明的新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 [12]從曆史終結論到政治秩序論，福山始終沒有跳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沒有科學揭示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演變路徑。面對人類政治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中國從自身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發展道路。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遵循曆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形式與内容的統一，既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曆史規律，也符合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要求，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與發展貢獻了中國樣本和中國經驗。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蓬勃發展，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将更加現代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将更加完善，治理效能将更加彰顯。中國式的政治發展道路必将展現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對世界未來發展産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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