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中共北京黨組織的成員是中國共産黨最早創立者，他們無論是理論水平、革命意志還是實際工作能力總體上都非常優秀，但是在土地革命戰争之後，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舞台上卻少有他們的身影，其原因如下：第一，以李大钊為代表的早期組織重要成員在大革命前後過早地犧牲或者病逝。第二，他們對于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高度重視、格外重視，有的時候超過了對于特定環境下組織路線的重視，當實際工作中出現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認識上與執行上的差距時，他們所長期浸染的政治文化會造成其中部分人物的政治實踐産生偏向于思想路線的特點。第三，北京地區黨組織受到重用的多數是國内大學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而在1927年之後，革命幹部的主體變為工農幹部和莫斯科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原來的這些國内高校知識分子都退為次要，占黨内幹部的比例越來越低。第四，1927至1934年這段時間裡，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是以湘鄂贛閩粵豫皖川等南方紅色根據地為中心，在這些地域成長了一大批領導幹部，而此時，北方的蘇維埃革命之火遠遠沒有形成燎原之勢，該地域幹部的成長發展自然受到了一定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從早期北京地委和北方區委長期互相交叉的角度來看，可以認為中原、西北、東北等早期黨組織成員的曆史命運是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延續和升華。

關鍵詞：中共北京黨組織 李大钊 政治文化

北京黨組織是中國共産黨最早成立的兩個組織之一，早期北京黨組織（1921—1927）的成員很多都是最早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同時他們中很多人為黨的事業發展嘔心瀝血、做出過重要貢獻。但是在1927年之後中國共産黨的曆史舞台上，卻少見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的身影，其原因何在？本文就此展開一些分析。

一、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的曆史命運

  目前學術界能夠确定的1920年北京黨組織成員至少有李大钊、張國焘、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範鴻劼、缪伯英、何孟雄、朱務善、張太雷、李梅羹、吳雨銘、宋介、江浩等15人。這15人中，犧牲或病逝的有李大钊、鄧中夏、高君宇（病逝）、範鴻劼、缪伯英（病逝）、何孟雄、張太雷、江浩（病逝）、李梅羹（病逝），被開除出黨的有張國焘、羅章龍、劉仁靜、吳雨銘[1]。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軍閥殺害，鄧中夏1933年9月21日被殺害于雨花台，何孟雄1931年2月7日犧牲于上海，範鴻劼與李大钊同時犧牲，張太雷1927年12月12日犧牲于廣州起義之中，李梅羹1934年病逝，缪伯英1929年病逝，高君宇1925年病逝。羅章龍雖然活到1995年，但他在1931年被開除出黨，沒有了在黨内發展的機會。劉仁靜因為交通事故于1987年離世，但他1929年因為參加托派而被開除出黨。張國焘1938年因為叛變被開除黨籍，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吳雨銘在1931年與羅章龍一起因反對六屆四中全會而被開除出黨，後來參加國民黨反動派的活動，在新中國成立後被逮捕，1959年病逝于監獄。可以說，北京早期黨小組多數成員是經得起曆史考驗的，他們信念堅定、鬥志昂揚、目光遠大、敢于犧牲。雖然也有個别的叛徒和脫黨分子，但所占比例不高。

 中共一大後北京地委成立，由李大钊任書記，羅章龍、高君宇、李梅羹為地委委員。1922年，範鴻劼擔任北京地委委員長，張昆弟、包惠僧、何孟雄、安體誠任委員(這屆委員除包惠僧外，大革命前後全部犧牲。張昆弟1932年被“左”傾主義路線執行者殺害于湘鄂西根據地，安體誠于1927年5月被殺害于上海龍華監獄)。

1923年7月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何孟雄擔任委員長，張昆弟、範鴻劼、張國焘擔任委員。[AS1] 1924年3月北京區委和地委改組，李大钊擔任委員長，蔡和森、張昆弟、何孟雄、範鴻劼擔任委員。1924年秋，趙世炎擔任委員長，範鴻劼、高君宇、陳為人、彭桂生、李國喧等擔任委員。1925年春，陳喬年擔任書記，趙世炎、範鴻劼、陳為人、彭桂生（後成為托派）、李國喧擔任委員。1925年9月新的北京地委成立，趙世炎擔任書記，陳為人、李國喧、陳毅為委員。1926年1月劉伯莊（後成為托派）任北京地委書記，陳為人、卓恺澤（犧牲）、李渤海（後成為叛徒，改名黎天才）擔任委員[2]。

以上北京地委和北京區委在大革命時期的主要領導多數人犧牲或者病逝在工作崗位。趙世炎1927年犧牲，陳為人1937年病逝。彭桂生雖然到1992年才去世，但其1929年因參加托派被開除黨籍。李國喧大革命後的史料缺乏，至少沒有參加重要黨内外活動。劉伯莊在大革命失敗後逐漸脫離黨組織，最後成為托派分子。卓恺澤1928年在湖北工作時被捕犧牲。李渤海1927年在北京被捕後叛變，參加了東北軍。

北京地區黨組織成員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黨中央重要職務的很多，但是此後呈現出越來越少的趨勢。關于此，我們可以看中共七大選舉産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

中共七屆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陳雲、徐向前、關向應、陳潭秋、高崗、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羅榮桓、康生、彭真、王若飛、張雲逸、賀龍、陳毅、周恩來、劉伯承、鄭位三、張聞天（洛甫）、蔡暢（女）、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鄧子恢、吳玉章、林楓、滕代遠、張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薄一波、陳紹禹（王明）、秦邦憲。

中共七大産生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一位來自大革命時期的北京黨組織。44名中央委員中隻有一位（陳毅）[3]是大革命時期北京地方組織成員。

綜合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其一，對早期北京地方黨組織而言，雖然也有叛徒和脫黨分子出現，但這是個别現象。其成員總體上信念堅定、不怕犧牲，很多人成為烈士，展現出偉大的犧牲精神，無愧于大钊先生開創和孕育出來的“黨的最早發源地”的榮譽。其二，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在大革命之後中國革命舞台上擔任重要角色的很少，其重要原因是該組織衆多在建黨初期擔任黨内重要領導職務的同志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風中因為被反動派絞殺而過早地犧牲了。

二、北大師生風格氣質與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政治品格

   現在确認的中共一大前的北京黨小組15個成員中12人是北大師生，他們是李大钊、張國焘、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範鴻劼、何孟雄、朱務善、張太雷、李梅羹、吳雨銘，隻有缪伯英、宋介、江浩不是北大師生。缪伯英是北京女師畢業生，宋介是私立中國大學的學生，江浩是國會議員。但是他們三人都積極參加北大馬克思主義活動，缪伯英和北大學生何孟雄學生時代就是戀人，後來結為夫妻。所以，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總體上深受北大風格的影響，刻上了濃郁鮮明的北大人的色彩，他們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走在全國的前列。李大钊是當時國内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最高的理論家、革命家之一，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等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方面也都走在同時代人的前列，撰寫了很多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李大钊精通日語，羅章龍是北大德語系學生，劉仁靜是北大英語系學生，他們都可以直接閱讀外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18年《beat365日刊》公布的招生辦法明确提到，招生考試科目“文法科以國文及外國語為主要，理科以數學及外國語為主要”[4]，可見當時入學北大的學生大都有一定的外語基礎，他們在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方面比很多人都有優勢。在當時的中國，beat365還是彙集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資料以及衆多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才的地方，這些人才中很多成為此後北京黨組織的中堅力量。所以在建黨初期，北京黨組織整體的理論水平在全國黨組織之中居于前列。1920年11月，早期北京黨組織創辦面向工人群體的《勞動音》。1921年黨成立前夕，又創辦了《工人周刊》，報道國際國内工人受壓迫的情況，鼓勵工人起來反抗壓迫、改善經濟狀況、舉行罷工鬥争。1924年北京地委創辦《政治生活》，積極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擴大馬列主義在工人中的傳播。北京黨組織創辦的這些報刊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應用馬克思主義方面表現出鮮明的特色。如《勞動音》《工人周刊》都很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團結和組織中國産業工人進行階級革命。《勞動音》創刊号從理論上說明勞動對于人類進步的重要性，認為勞動是“進化的原動力”“世界文明的根源”，提倡“神聖的‘勞動主義’，以促進世界文明的進步，增進人生的幸福”，排斥那些不從事勞動而用強力占用别人勞動成果的寄生蟲，為此該刊物着力宣傳勞動神聖，“闡明真理，使解決這不公平的事，改良社會的組織”[5]。同時，該刊物還着力介紹國内外工人運動情況。例如在創刊号上，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紹“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的情況[6]。第五期中《紀南京機織工人暴動情形》報道了當時中國的工人運動動态，鼓動工人們“常做示威運動，每逢有人妨害你們的安全，你們總可以結對出來遊行或者用武力解決，就是軍隊和警察，他們見人多，也必定不敢和你們對抗的”[7]，明确号召工人們起來鬥争，反對資本家剝削、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處境。可以說，北京黨組織創辦的這些報刊充分地表明了其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走在全國的前列。

二是理想高遠、情懷深厚、革命自覺性強大。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基本都受過大學以上教育，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于無産階級革命道路的選擇是長期思考、自覺學習、理性選擇的結果，不是出于維持生計的需要。從生計的角度來看，北大師生的生活條件在當時的社會上處于比較好的水準，因為他們大都出身富農或城市有産階層。陳獨秀在1917年受聘北大文科學長後月薪為300銀圓，還有稿費收入，可以說經濟上屬于比較富裕。李大钊出身于走向小康水平的耕讀之家[8]，其在1917年受聘北大圖書館部主任月薪為120銀圓；1920年受聘教授後，加上兼課等其他薪酬，月收入應在200銀圓以上[9]，在當時社會屬中上水平[10]。張國焘出身地主家庭，從小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其參與北京黨小組在長辛店發動工人時，自掏腰包支付了工人補習班最初所需的費用[11]。鄧中夏出身于湖南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在參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時，他先後在保定高師、上海大學等學校任教，收入不少，在維持基本需要之外，還常資助進步學生[12]。這說明他們參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不是一時的沖動，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出于生計的考慮，而是基于追求真理、改造中國和世界。所以，他們對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來改造中國懷有崇高的理想和深厚的情懷，對無産階級革命的艱難險阻有着清醒的認識，對革命有很強的自覺性。他們選擇此革命道路主要原因在于為中國尋找光明的前途、為了救國救民。正是基于此，北京黨組織早期領導人總體上革命鬥志旺盛、态度堅決、鬥争性強、立場堅定。

三是對政治路線、思想路線高度重視和切實踐行。北大人理想主義濃厚，認準真理之後絕不妥協，在思想認識沒有改變之前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實踐方向。此特點決定了他們對于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高度重視，有的時候超過了對于特定環境下組織路線的重視。這在陳獨秀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現。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後，他就因為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對中共黨内事務過多幹涉而與其公開争吵，甚至主動拒絕共産國際的經濟援助。後來，馬林提出國共合作的主張後，他公開提出反對，認為“共産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于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于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13]。陳獨秀的這個舉動就是典型的思想路線高于組織路線的做法，對于思想上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即使有組織決定也不輕易聽從。與此類似的是羅章龍、何孟雄等人反對六屆四中全會路線的行動。1931年1月7日，在糾正“立三路線”的大背景下，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産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領導下召開。會議開了一天，37人參會：中央委員22人，非中央委員15人（包括王明、博古等從蘇聯回國不久的年輕人）。這個會議的程序是有問題的，賦予了一些沒有選舉資格的人以選舉權。會議選舉的結果是原政治局委員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退出政治局，陳郁、任弼時、王明、劉少奇、王克全進入政治局；原中央委員會委員李維漢、賀昌退出中央委員會，補選了韓連會、沈先定、許畏三、王盡仁、黃蘇、王明、沈澤民、夏曦、曾炳春9人。反對派的靈魂人物羅章龍、何孟雄被刻意壓制——羅章龍沒有進政治局，何孟雄沒有進中央委員會；王明從會議前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普通黨員身份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4]。羅章龍、何孟雄是早期全國黨組織尤其是北京黨組織的重要人物，他們對米夫違背程序、一手包辦扶持王明上台的四中全會不滿意，認為它不合法、不合程序，一直反對六屆四中全會，羅章龍本人後來被中共中央開除了黨籍。從服從黨的組織路線的角度看，羅章龍的這個行為毋庸置疑是錯誤的，中共中央在組織結論上認為其是“分裂中央”。羅章龍等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舉動，也是因為把思想路線視為根本問題，在沒有從思想上認可六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之前，甯願犯組織錯誤也不願放棄自己的觀點和原則[15]。

雖然我們黨一直強調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的一緻，而且早期北京黨組織也一直嚴格按照這個原則來要求黨員，并嚴格執行中央和共産國際的組織路線，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當出現思想路線與組織路線、認識與執行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時，個别早期黨組織成員，有時會在政治實踐中出現偏向思想路線的特點。這也可以說是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總體理想性政治品格的反映。羅章龍和何孟雄在建黨初期就主張，“中國革命的命運固然應由群衆自己掌握，但須以黨内實行充分民主為條件”，“隻要大家意志堅強統一，内部誰敢專制?萬一将來黨内發生妄人，群衆自然把他打倒”[16]。這種強調民主的價值取向自然深受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文化的影響，他們常常傾向于将思想上、政治上理解不了的問題訴諸民主讨論，而不願接受組織處理。當然本文不是要刻意渲染北大人這種思想路線第一的色彩，隻是想說明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所具有的偏重思想路線的内在價值取向。這種取向導緻其可能在一些關鍵的時候呈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當然，在一般的、具體的工作中，北京黨組織成員和全國黨組織成員在執行黨的組織路線方面沒有明顯的區别。

三、工作環境對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影響

在整個大革命時期北京黨組織成員都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很多重要成員，如李大钊、範鴻劼、高君宇、陳為人等高級幹部，長期在北京地區工作。他們願意、能夠長期在同一個地方工作，從根本上來說當然是組織安排、工作穩定性和連續性的需要，但同時也與早期北京黨組織營造的和諧、民主、融洽的工作環境密切相關。李大钊謙虛、民主、老練、厚道、沉靜的處事風格為早期北京黨組織團結、融洽的工作氛圍營造提供了領導力的保證。王一知回憶道：“每當同志們有了意見分歧、争論得不可開交時，隻要大钊同志一講，問題就迎刃而解。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會上，幾個同志為了一些生活問題争論得很厲害，大钊同志最後才發言，他和顔悅色地講了許多語重心長的話。當他說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句話時，争論的雙方都慚愧地低下頭來。大钊同志要求大家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團結起來向前看。這幾位同志在李大钊幫助下，重新團結起來，為共産主義理想而奮鬥。”[17]

羅章龍這樣提及大钊先生的工作：“守常生前一直負責主持北方區委工作。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則，貫徹黨内民主，實行集體領導。他堅持原則，服從中央，根絕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帶領下，北方區組織長期穩定，團結一緻，發揚正氣，嚴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關合理使用幹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區委成為一個艱苦樸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導北方地區各項活動的運籌帷幄的決策機關，又是一個執行決議的堅強戰鬥集體，守常同志在北方建黨中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守常同志謙虛謹慎，作風民主，很尊重群衆的意見。區委成員最初人數較少，且北大同學居多。随着工人運動的開展，北方區委成員中逐漸增加了産業工人的成份，先後相繼參加區委領導的有京漢鐵路的史文彬、津浦鐵路的王荷波、京奉鐵路的鄧培、膠濟鐵路的郭恒祥、正太鐵路的孫雲鵬及張清泰等。這些工人領袖參加區委領導後，工作局面大為改觀，區委發揮集體力量，成功地領導和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罷工鬥争。”[18]

“守常使用幹部，大膽放手，對同志十分信任，常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況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應比家人還親’。”“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區委任用幹部，本着大公無私，不分親疏，不講派系，一視同仁；是非升黜，全憑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實踐中的貢獻為主；賞罰付諸群衆，曲直自有公評。”“在北方區黨内生活紀律嚴明，戰鬥行列組織嚴整，士氣旺盛，同志間和諧合作，心情愉快，各級領導工作同志都實行以德服人，反對壓服，摒除那些縱橫捭阖，爾虞我詐的壞作風。在實際鬥争中，養成見利不争，見害不避，北方數以百計的幹部，在對敵鬥争中與全體黨員一道，均能臨危不懼，英勇奮鬥，不怕犧牲，很少有降敵，為虎作伥的情事。”[19]

大钊先生的這些工作思路和工作風格對于維護黨内團結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是北京乃至北方黨組織的精神導師，其正直正氣的工作作風、人格品質和對共産主義的執着信念，總體上影響了整個北方區委、北京地區領導人的政治風格。在大革命失敗前，以他為首英勇犧牲的北方區烈士，前後不下百數十人，著名的有遊天洋、戴培元、王忠秀、李味農、李季達、江震寰、胡信之、倫克忠、鄧培、王仲一、王荷波等，這些烈士們精神風範的形成無疑受到大钊先生深刻的熏陶和影響。

大革命時期北京黨組織幾乎承擔了整個黃河以北的黨的工作，這減少了北京地區幹部交流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而長期待在北京地區，幹部缺乏在不同崗位上展示自己才幹的機會，他們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發揮更多、更大作用的空間就明顯減小了。

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在後來擔任黨内高層職位者較少，與當時北京地區黨員的主體成分結構也有一定關系。北京地區的黨組織是在大钊先生直接、間接影響和指導下發展起來的，由于他本人職業的原因，當時黨組織内受到重用的多數是國内大學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在1927年之後，革命幹部的主體變為工農幹部和莫斯科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原來國内高校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逐漸退居次要位置，占黨内幹部的比例越來越小。

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在後來黨内職位不顯著與當時黨員總體的革命信念、革命态度有關——就是把黨的事業放在最高位置，不太在意黨内的職務高低。所以，在大革命時期，個體所擔任的黨内職務往往變動非常頻繁，這一屆是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央委員，下一屆可能什麼都不擔任，廣大黨員幹部對此也并不介懷，這與當時總體政治文化氛圍有一定關系。

四、南方革命中心的不斷強化對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影響

北京是黨的重要發源地，但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其中心工作位于南方，這個格局是當時客觀環境所決定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為北洋軍閥政府所在地，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反動勢力太強大，他們公開以殘暴的手段來剿滅共産黨的組織和一切活動；而南方無論是政治環境還是社會環境都相對寬松，同情革命的氛圍更為濃厚。國共合作後，中共的工作中心轉移至廣州，另外中共一大至五大的召開地分别為上海、廣州、武漢，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了南方對于革命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敗後，1927至1934年這段時間裡，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是以湘鄂贛閩粵豫皖川等南方紅色根據地為中心，中國共産黨在這些地方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戰争，使得蘇維埃運動紅透了中國南方半邊天。雖然在此期間，北方也爆發過土地革命，并形成了一些根據地，但無論是在時間的持久性上，還是在空間的廣闊性以及動員人數的規模上，北方的蘇維埃革命之火遠遠沒有形成燎原之勢。土地革命戰争時期我黨建立的根據地如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瓊崖革命根據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閩浙贛(贛東北)蘇區，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贛南、閩西)，湘贛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西北革命根據地(陝甘革命根據地)，川陝根據地，閩東、閩中、閩南革命根據地，湘鄂川黔根據地，鄂豫陝蘇區[20]。[AS2] 這些根據地基本都建在長江以南一帶。

革命的中心在南方，革命幹部的主力必然也主要來自南方。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高級領導幹部的籍貫得到佐證。在“文革”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授少将以上将軍1613名。這些将軍中，江西籍325名，占總數的20.1%；湖北籍234名，占總數的14.5%；湖南籍199名，占總數的12.3%；安徽籍128名，占總數的7.9%；河南籍106名，占總數的6.6%；四川籍95名，占總數的5.9%；山東籍87名，占總數的5.4%；福建籍83名，占總數的5.1%；河北籍79名，占總數的4.9%；陝西籍63名，占總數的3.9%。出将軍最多的縣前10名依次為：湖北黃安(今紅安)、江西興國、湖南平江、安徽金寨、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縣、安徽六安、湖南浏陽。十大元帥中9個來自南方，隻有徐向前是山西人。出元帥最多的省份為四川，占總數的40%。出大将上将最多的省份為湖南，28人，占總數的近42%[21]。

有将軍的北方省份隻涉及河北、陝西、山東和河南四省。其中河北、陝西、山東三省的将軍的軍事業績多數奠基于抗日戰争之後，而河南的将軍功勳多建于鄂豫皖根據地的軍事實踐。這充分說明了南方地區處于革命中心的位置。革命中心在哪裡，哪裡革命成員的創造性、奉獻程度、曆史功績就得到彰顯，這種客觀的革命環境使得主要活動在以北京為核心的北方地區的共産黨員們大展身手、建功立業的機會和空間大大縮小。

五、從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黨員幹部的命運審視北京黨組織成員的曆史命運

如今我們在認識和評價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時候，考察的範圍不能簡單地局限于北京地區黨組織體系的黨員，而應當擴大到整個北方區委、北方局領導的黨員幹部。因為在很長時間内，中共北方區委、北方局和北京地方委員會是重疊、半重疊的組織系統，領導成員不少是同一撥人。而當時的北方區委、北方局管轄的範圍非常廣泛，曾經包括了整個黃河以北地區。

1923年國共合作後不久，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成立，其活動範圍主要在北京、天津、直隸(河北)、山西、綏遠、熱河、察哈爾、遼甯、吉林、黑龍江、陝北、甘肅、河南等地，這些地區多處于黃河以北。該委員會還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聯合派黨員到京奉、京綏、京漢、正太、隴海、津浦、膠濟、株萍、道清、粵漢等鐵路沿線及開灤五礦開展黨的工作，發動工人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1924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委員會北方局，北方局代表中央在北方進行工作，負責區域包括山東、河南、[AS3] 山西、直隸、内蒙古和滿州。李大钊為北方局書記，譚平山為副書記。北方局成員有：李大钊、譚平山、王荷波、張國焘、高尚德、趙世炎、瞿秋白。1925年10月，中共北京區委兼地委改組，成立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從1925年10月至1927年5月，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由李大钊擔任，彭桂生、楊景山、陳喬年、趙世炎、範鴻劼、劉清揚、夏之栩、張兆豐、李懷才、羅亦農都擔任過委員。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東北地區的奉天、大連、哈爾濱、吉林、長春、牡丹江、雙城、北甯路、延吉等地都已建立了黨的組織。此外，河南、陝西、内蒙古的共産黨組織也獲得了發展。至1927年春，北方地區先後建有中共北京、南口、天津、唐山、樂亭、保定、正定、張家口、順德、大名、饒陽、太原、榆次、平陽、汾陽、晉城、綏德、榆林、大連、北滿等地方執行委員會，及蘭州、薩拉齊、畢克齊、不塔氣、生蓋營、香山、廊房、柏卿等近百個獨立特支或支部，黨員發展到3000餘人。1927年2月，在李大钊的提議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陝甘區委。原由北方區委領導的陝北、甘肅等地的黨組織劃歸陝甘區委。此時的北方區委轄有北京、天津、直隸、山西和綏遠、察哈爾、熱河三特區[22]。

以上的史實告訴我們：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的領導幹部很多是重合的，大革命時期北方區委、北京地委管轄的範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内包括了東北、西北、華北甚至中原[AS4] 一些地方[23]。所以我們在審視北京地區早期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時一定要将北方區委管轄内的黨員納入考察的範圍，他們實際上是一個整體。

從總體視角加以審視，北京地區黨組織成員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極大的延伸，其時空得到了空前的擴展。河南省委在大革命時期直接受李大钊領導的北方區委領導，王若飛就是當時河南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其在此後參與國共談判上做出重要貢獻。河南地方黨員王克新、楊介人、戴培源等，為早期中共革命付出了年輕的生命[24]。東北三省黨組織也是在北方區委的領導下發展起來的，趙尚志等後來成為抗聯領導的黨員都是在北京區委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陝北黨組織是李大钊和北方區委一手指導發展起來的。李子洲于1923年春天經李大钊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夏天他受李大钊派遣，前往渭北、榆林、綏德等地開展黨組織建設，1925年他在綏德第四師範學校建立了黨支部，形成了陝北黨團組織的活動基地。謝子長、劉志丹、馬明方、郭洪濤、閻紅彥等著名革命家都是在這個黨的基地的輻射影響下參加了中國共産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北方區委為革命中心從南方蘇維埃轉到陝甘甯提前準備了火種，陝甘甯根據地黨員的曆史命運就是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擴展和升華。[25]從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在組織上為一體，北方很多地區的黨員曾在北京求學從而成為初具共産主義理想知識分子、地方革命活動“播火者”的事實來看，整個東北、華北、西北，還有河南甚至江蘇的一些地方黨員的曆史命運也都可以算是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組成部分。早期北京黨組織中出現了很多英勇善戰、慷慨赴死的烈士，也為後來的革命培養了許多功勳卓著、聲名赫赫的重要人才。

總之，由于早期北京黨組織的重要成員不少在大革命前後犧牲或者病逝、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中心在南方、幹部任用政策的變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這個群體逐漸遠離了大革命之後中國革命的現實舞台。當然，如果從早期北京地委和北方區委長期互相交叉的角度來看，則可以認為中原、西北、東北等早期黨組織成員的曆史命運也是早期北京黨組織成員曆史命運的延續和升華。

注釋：

[1]關于早期北京黨組織的成員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此處主要參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産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頁。

[2] 此處關于大革命時期北京黨組織的相關資料參見《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區委時期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24—629頁；中共北京市為組織部等：《中國共産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頁。

[3] 陳毅于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并逐漸承擔黨組織的領導工作，他于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回到四川、武漢工作，爾後參加南昌起義、湘南暴動、紅四軍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建設。他後來的政治發展主要與在南方從事革命的成功經曆有關。具體參見《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頁。

[4] 《本年招生辦法》，《beat365日刊》，1918年4月30日。

[5] 心美：《我們為什麼出版這個<勞動音>呢》，《勞動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6] 《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勞動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7] 《紀南京機織工人暴動情形》，《勞動音》第5期，1920年12月5日。

[8] 朱成甲：《李大钊傳》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頁。

[9] 1915年第八期的《教育公報》對于國立大學學長的薪金規定了四級工資（450、400、350、300），陳獨秀拿的是學長中的最低檔；對于本科教授規定了六級工資（280、260、240、220、200、180）。過去一般文章中講李大钊評上教授後月薪280銀圓，這可能是根據這個規定的最高級别收入推測出來的，而一些權威的論著中沒有引用這個說法，但李大钊月薪不會低于180銀圓，加上兼職授課薪金以及稿費每月收入當在220銀圓以上。

[10] 據有學者研究，20世紀20年代初一個四至五人的勞動家庭，每年約132銀圓的夥食費即可維持生活。參見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上海：文彙出版社，2005年，第105頁。

[11] 張國焘：《我的回憶》第1冊，東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11頁。

[12] 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77—117頁。

[1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1—32頁。

[14] 張永：《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近代史研究》2017年1期。

[15] 參與羅章龍反對四中全會路線的早期北京黨組織重要成員何孟雄等23人在1945年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被認定為烈士。這就說明反對六屆四中全會不是政治錯誤，羅章龍、何孟雄等反對六屆四中全會的做法從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來看是正确的，錯在沒有執行組織路線，客觀上分裂黨中央。

[16] 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04—105頁。

[17] 《回憶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頁，第47頁，第48頁。

[18] 《回憶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頁，第47頁，第48頁。

[19] 《回憶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頁，第47頁，第48頁。

[20]《土地革命戰争時期革命根據地簡表》，《湘潮》2020年3期。

[21]《新中國第一批将軍籍貫排行榜》，《黨史縱覽》1994年6期。

[22] 趙秀德、江麗：《大革命時期中共北方區委及所轄組織概況》，《曆史檔案》1999年第1期。

[23] 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在1925年10月之前還包括7個外省的組織：中共唐山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樂亭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鄭州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洛陽地方執行委員會、中共信陽地方執行委員會。參見：中共北京市為組織部等：《中國共産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3頁

[24] 侯志英主編：《河南黨史人物傳》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3、96頁。

[25] 《陳獨秀在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頁。

作者簡介：程美東，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基地負責人兼首席專家、beat365五四運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