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意大利學者吉奧喬·阿甘本使生命政治這一議題再度成為國内外學術界的焦點。阿甘本以例外狀态與赤裸生命為理論根基，矛頭直指以意大利政府為代表的當代生命政治實踐，指出後者的本質是權力對生命的宰制。阿甘本的觀點激起另一些理論家的反駁與批評，他們認為在疫情之下，歐洲政府的管理措施代表了生命政治傳統中的肯定性維度。這兩種關于生命政治的論辯邏輯所顯示出的矛盾不僅是對當下抗疫措施的不同理解與闡發，也代表了生命政治學的衍化曆史之中關于權力對生命所産生的影響的兩種不同的、互補的理論視域。唯有厘清這兩種理論邏輯之間的内在張力，才能理解這場當代生命政治論辯的真正意義，并為重塑一種更具兼容性、效用性的當代生命政治學做好必不可少的準備。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後，意大利著名生命政治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迅速做出理論反應，批評意大利政府的應對措施反映出一種以流行病為借口的生命政治部署。自此，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政治意味被不斷地發掘和讨論，越來越多的學者經由對阿甘本的贊同或批評介入生命政治的理論場域，由此在國内外學界引發了一場仍在不斷延續的關于生命政治的宏大争論。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提供了一個檢視生命政治理論的曆史之鏡，當前亟須厘清圍繞生命政治之學術論争的焦點與實質，并在現實的映照下反思生命政治理論的建構路徑，從而為在後疫情時代構築一種理論上自洽的、且能夠回應和指引現實的生命政治學提供可能。

    一、疫情下生命政治的顯現與批判

    2020年2月25日，阿甘本在意大利《宣言報》上發表了《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态》一文，以生命政治的理論視角批評意大利政府基于莫須有的疫情采取不合理且毫無根據的緊急措施，以健康為名限制人身自由，無限制地擴大例外狀态。随後，阿甘本不斷呼籲人們警惕疫情背後的生命政治邏輯，并圍繞三個關鍵詞揭露疫情下的生命政治現象，并對其展開批判。

    第一個關鍵詞是例外狀态。阿甘本認為，生命政治是一種人的自然生命“被納入國家權力的諸種機制和算計”的政治，而疫情之下生命政治的典型表現在于，政府利用健康危機制造例外狀态，并試圖将例外狀态常态化。阿甘本曾在《例外狀态》一書中解釋道，在20世紀西方政治史上，為應對戰争、自然災害等緊急情況，國家會懸置法律和公民基本權利，通過強化國家權力來渡過危機，這種法律秩序被懸置的狀态就是例外狀态。從表面上看，例外狀态制造了一個缺乏法的空間；但是，這種無法空間又存在于法律規範的内部，因為這是法律規定主權者有權力開啟的，這就使得例外狀态以一種被排除的方式納入到了法律秩序之中。同理，主權者既在司法秩序之外，又在司法秩序之内，因為他是“被司法秩序賦予宣布例外狀态之權力的那個人”，也“擁有懸置秩序本身之有效性的權力”。而被主權者治理的對象在例外狀态之下同樣以一種被排除于法律秩序之外的方式納入法律與政治共同體之中，為權力所統治。因此，例外狀态是“一個法在其中透過自身的懸置而将生命納入的原初結構”，在這個無法區分是法律秩序之外還是法律秩序之内的空間之中，生命被直接暴露于主權者的暴力之下。

    阿甘本指出，例外狀态已成為現代國家重要的政治實踐和統治奧秘。依據這一視角，他認為疫情暴發後，以意大利為代表的歐洲各國政府正是在制造例外狀态，從而部署生命政治，這體現在：歐洲各國政府以衛生與公共安全為名義，對人口加以監視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對一些城市和地區實施軍事化管理；法律被懸置，行政權力獲得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甚至取代了立法權；權力分立的民主原則在疫情期間形同虛設，執政者的話出口便具有法律效力。阿甘本據此斷言，當前的情況表明，“資産階級民主、權利與憲法的時代已經被終結，如今個人自由可以受到任何限制，這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極權主義都要糟糕。”在阿甘本看來，當前歐洲國家的例外狀态是被無根據地刻意制造出來的，并被意圖無限制地、長期地推廣。從疫情暴發時批評意大利政府“發明流行病”到疫情加重時轉為批評政府“利用流行病”，阿甘本始終沒有改變他的這一觀點：當前這場抗疫戰争是基于虛設的理由、為了治理的目的打響的。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不斷強調抗疫戰争，是因為在戰争這種緊急狀态下，對自由的限制具備合法性與正當性。更糟的是，歐洲各國政府越來越明顯地趨于将例外狀态作為常規的治理範式，例如，不斷強調諸如社交距離等抗疫措施将會長期實行，這表明例外狀态并非暫時性的，而是存在被常态化甚至永久化的可能。

    第二個關鍵詞是技術手段。阿甘本認為，在疫情之下，歐洲各國通過技術手段取消生命的情感、交往、政治等非生物維度，以實現生命政治的目的。在阿甘本看來，無論是社交距離、口罩，還是線上教學、數字技術，每一項都并非中性的技術途徑，而是生命政治的治理手段。這些技術手段以保護人的生命健康的名義取消人們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創造孤立的個體，阻礙真正共同體的建立，并最終實現生命政治的治理。

    首先，疫情下的治理技術導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退化。阿甘本認為，歐洲各國政府采取的隔離、線上溝通、數字技術等措施旨在取消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破壞與消解社會紐帶，使人與人相互孤立。在阿甘本看來，面對面的交流是真正具有開放性和直接性的交流，是人們感知相似性、多樣性、距離與親近的渠道，但由于必須履行佩戴口罩的義務，人們喪失了感知人與人之間親近性的渠道，隻能同無面孔的名字利用數字手段交換信息。同時，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也将每個人都轉變為潛在的傳染者，使他人成為不可靠近與接觸之人，在這一意義上，阿甘本悲觀地做出結論：鄰人已不複存在。其次，防疫措施使人們相互孤立的同時消解了生命的社會與政治維度，進而達到強化控制的目的。阿甘本指出，社會生活的自發性往往被視作政治體系穩定的阻礙，如果政治機制能夠創造出一個基于孤立個體而建立起來的社會，這種威脅體系穩定的關鍵因素将被消除，主權者将更容易實現對社會的控制。這次疫情給歐洲各國政府實現這一目标提供了契機：政治集會因為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的緣由而被終止，大學被關閉，教學活動轉到線上進行，政府通過數字技術手段收集公民的生物信息，并抓住每個機會利用機器取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取消社會中真正的政治因素，最終實現基于算法的治理與控制。

    第三個關鍵詞是赤裸生命。阿甘本用赤裸生命指代這樣的生命處境：在失去法律保護與政治身份的條件下，人的自然生命直接暴露于權力的暴力之下。在阿甘本看來，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歐洲各國主權者部署生命政治的中介，在法律被懸置，自由受到任意的、嚴苛的限制的情況下，所有人都淪為赤裸生命。當例外狀态被常态化，當代歐洲公民習慣于生活在常年的危機和緊急狀況中，難以意識到他們已經淪為純粹的生物學生命。自疫情暴發以來，始終蘊含在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為什麼當代歐洲公民如此輕易地接受權力對于自由的限制，使得生命政治的部署進行得如此順利？或者說，為什麼他們願意付出政治、文化、社會維度被取消與憲法自由被終止的代價，甘願淪為赤裸生命？阿甘本給出的分析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揭示出，當代歐洲公民生活在一個以健康為宗教的社會，健康正成為一項不計代價去履行的社會行為準則，出于對死亡的恐懼，他們願意為了生物性安全犧牲一切。當人們願意為生物性安全而犧牲自由時，他們将注定生活在長期的恐懼與不安之中，他們将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而接受政府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因此，阿甘本說，“在失去生命的恐懼之上，能建立起來的隻有僭主制，隻有利維坦和它出鞘的劍。”阿甘本最深的擔憂是，歐洲各國主權者利用大衆的恐懼建立并無限制地擴大權力，将緊急狀态變成穩定的常态，當人們為了規避恐懼而犧牲法律、政治、社會身份時，這正是在為赤裸生命的生産創造條件。

    阿甘本發聲之後，一些學者對其觀點表示贊成，認為他的擔憂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伴随疫情發展正日漸成為事實。意大利哲學家馬西莫·德卡洛裡斯（Massimo De Carolis）指出，歐洲各國政府可能正在以公共衛生的名義對民衆進行強迫性的限制，甚至可以合理地懷疑，如今的限制措施是為未來實現更廣泛的社會控制進行的實驗。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也在贊同阿甘本的意義上指出，面對大流行，西方社會正在成為一個面臨着永久限制人們自由的生命政治的社會。個體對病毒的恐慌首先反映出他們所處的社會是以生存為最高價值的社會，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讓位于對生存的渴望，這使得個體自願犧牲掉一切讓生命具有價值的東西，所有行為都以避免危及個體的生存為目的。但是，這恰恰顯示出當代西方社會的非人性，因為這将使得人們自己成為和病毒一樣的生物，隻知繁殖與生存，不知生活為何物。總體而言，阿甘本及其贊成者批判疫情背後的生命政治邏輯：西方現代國家将健康危機轉化為政治機會，通過制造例外狀态限制個人自由，取消人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最終在以生存為唯一目的的社會中實現控制和治理。對于未來，生命政治的危害表現為将“例外狀态常态化”，淪為赤裸生命的人長期地甚至永久地被置于權力的暴力之下。

    二、對疫情中生命政治視角的質疑與反思

    阿甘本表明觀點之後，反對批評的聲浪疊起。法國左翼學者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最先諷刺他對疫情事實的誤判和對現代醫學的恐懼，由此開啟了阿甘本的批評者對疫情中生命政治視角和理論的批判和反思。

    在一些批評者看來，生命政治并非一個審視疫情的自洽、合理的範式。阿甘本作為當代生命政治理論的集大成者，一以貫之地将現代政治等同于生命政治，因此理所當然地将疫情視作生命政治的分析對象，但這種審視視角的恰切性及其得出的結論是可被質疑的。首先，阿甘本的批評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西方政府的應對措施并不符合生命政治的典型情境。阿甘本将例外狀态視作現代西方政府治理的常規策略，在疫情暴發之初甚至斷言健康危機并不存在，存在的隻是政府“發明”一場流行病以制造例外狀态的詭計。随着疫情的加劇，一些學者在嘲諷阿甘本之餘，也更加确信當前疫情的種種情況并不屬于生命政治的典型情境。例外狀态并非如阿甘本所言是被故意制造出來的，歐洲各國政府的目的也不是對人的自由進行限制、控制民衆，而是預防傳染病造成更大的危害，保護民衆的生命安全。意大利學者塞爾焦·本韋努托（Sergio Benvenuto）、馬爾科·德拉莫（Marco D’Eramo）等指出，歐洲各國政府針對疫情采取的措施是為了預防未知病毒造成更加災難性的後果，而非如阿甘本所說是統治階級專制本能的結果或政府熱衷于例外狀态，疫情發展的基本事實已證明阿甘本的觀點是對曆史的偏執解讀，是左翼立場的一種極端形式。疫情中，政府決策的确決定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但不能天然地認為國家應對流行病采取的措施就是福柯筆下的壓制性的監視與控制，将任何形式的積極治理都視為隐藏的極權主義的證據。阿甘本認為當前社會中的恐慌是歐洲政府刻意制造的，但更合理的解釋是，恐慌伴生對國家權力的不信任會擾亂資本平穩的再生産，甚至可能觸發全球經濟危機，這并不符合資本和國家權力的利益。而且，如果政府放棄以積極措施應對疫情，那些身處危險環境中的人可能會遭受最沉重的打擊。南希指出，新冠肺炎的流行既不是政府的陰謀，也不是濫用權力的結果，它突顯的是全球化的特點和趨勢，是技術-經濟力量統治下的相互聯系的一般規律。例外狀态正在成為當前整個文明包括生物、信息科學和文化多方面的規則，僅僅攻擊作為執行者的政府并不是恰當的政治反思。因此，阿甘本斷言歐洲政府在部署生命政治的說法并不準确，需要尋找一種不同的、更微妙的詞彙對政府措施進行理解。

    其次，阿甘本的批評者認為，生命政治的概念無法對疫情之下的政治邏輯做出全面而準确的描述。在德拉莫看來，生命政治的範式将西方政府的統治單向地理解為權力對民衆的控制，卻忽略了統治中的階級視角，忽略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對民衆的剝削和榨取，而後者才是真正的重點。此次疫情擴大了西方社會中的階級鴻溝，比如隔離是富裕階層才能享有的特權，這些内容無法在生命政治的範式中得到分析。波蘭左翼社會批判理論家安傑伊·諾瓦克（Andrzej Nowak）指出，疫情下的生命政治批判在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問題上模糊了焦點，疫情中的關鍵問題不在于這些國家的生命政治暴力，而在于這些國家在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失職。阿甘本及其追随者僅僅關注權力如何在緊急狀态的法律—政治框架中使自身合法化，卻忽視了另一個批判權力的維度，即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權力從公共衛生、醫療保險等關乎人的生命健康的領域退出，讓位于市場，這才導緻了以利潤為導向的醫療保健系統無法抵禦疫情的沖擊，使民衆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在某種意義上，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為新自由主義國家放棄公共醫療、社會保障體系等人口福利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持。因此，諾瓦克批評道，生命政治理論家在批評生命政治的同時卻放棄了“生命”，事實是，免于生命政治權力幹預的自由并不會導緻國家權力的減弱，而隻是增加其不負責任的程度。

    另一種針對阿甘本的批評意見不是對生命政治理論本身的批判，而是對這一理論在此次疫情中的意涵提出疑問。在一些學者看來，疫情暴發之後的世界的确進入了生命政治的情境，但阿甘本的判斷和理解過于消極和負面，即便用生命政治的框架去審視當前的情形，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于阿甘本的結論和曆史判斷。

    首先，疫情下的生命政治并不必然引向權力擴張的暴力，主權者的治理措施可被賦予積極意義。意大利左翼哲學家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政治後果的确将生物生命與政治幹預之間的關系推向頂峰，但當前的生命政治情境并不必然是威權或極權的體現。生命體的存續對政治和公共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實施隔離與社交距離的措施是合理的，重要的是在緊急狀态之後恢複正常狀态，重建公共生活。這便引出埃斯波西托等學者與阿甘本的觀點的根本差異，即對生物性生命的重視并不必然是消極的、有害的。埃斯波西托承認此次疫情威脅着作為人的第二生命的社會性生命或共同體生命，但是不同于阿甘本的地方在于，他同時承認生物性生命（第一生命）與社會性生命（第二生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疫情中，保護第一生命是首要任務，所以就政策而言，封鎖優于群體免疫，但是我們也必須同時保護第二生命，因為完全建立在自然生命基礎上的社會不值得生活，不能讓社交距離導緻社會紐帶的破裂。因此，當前的任務既包括盡力活下去（保護第一生命）；也包括重建社會關系和共同生活（保護第二生命）。諾瓦克也贊同這一點，他認為，生物性生命是實現其他社會價值的必要條件，因而将生存放在第一位是恰當的。如果沒有生物性生命的持存，政治自由就無法被建立。正是基于這一理論視角，阿甘本的批評者認為，各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治理措施具有積極意義。隔離、社交距離等措施是以社會力量保護共同體成員，特别是脆弱的成員，這不僅不是阿甘本所說的人際關系的退化，而且體現出人與人的團結與愛、人們相互之間的道德義務。埃斯波西托指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禁止公共生活是正确和合乎邏輯的，社交距離并非隻有阿甘本所講的負面意義，它是一種被賦予共同意義的孤立，具有将我們同他人相聯系的深刻的人性維度。

    其次，生命政治本身并不必然是消極的，可以建構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生命政治。希臘左翼理論家帕納約蒂斯·索蒂裡斯（Panagiotis Sotiris）認為，基于對當下疫情的生命政治解讀，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民主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的問題。民主的生命政治旨在不擴大強制和監視的前提下，實行一種真正有助于人口健康的集體性行為，在其中，規訓和控制不再占據主導地位。一方面，它依賴知識和信息的民主化為民主的集體決策提供基礎；另一方面，它以集體努力、協作和團結、個人責任為核心理念。從傳統生命政治到民主的生命政治的轉變，是從簡單的規訓到責任、從針對他人到針對自己、從懸置社會性到有意識地改造社會性的轉變。這實現了福柯所講的以非強制性的方式将個體行為和集體行動結合起來。在疫情面前，這種生命政治可以集體性地決定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向、民衆應遵循的防疫措施，用團結和集體性的自我組織代替監視和強制，最終拯救生命。埃斯波西托則提出了一種“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的構想，這種生命政治不是對生命進行規訓和壓制，而是維護生命，即從一個淩駕于生命之上的政治轉變為一個屬于生命與保存生命的政治。在疫情之下，“一種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形式将側重于對公共衛生設施的大量投資，建設醫院，使藥品負擔得起或免費提供藥物，保持人口舒适的生活條件，以及保護醫生護士，……還意味着供水的非私有化、保護森林、同不平等鬥争等。”這種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并不預設國家的終結或無政府狀态，與民主國家也沒有必然沖突，但需要西方各國政府在公共衛生、醫學等有利于人口健康的領域進行激進改革。諾瓦克也指出，阿甘本對生命政治的批判過度關注政治的維度，過少關注生命的維度，沒有為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留下餘地。科學和現代醫學既可以如阿甘本所說成為暴力的同謀，也可以幫助克服源于市場、疾病、饑餓的任意性的其他暴力。在疫情中，除了關注國家機器暴力的受害者，更需要關注因為國家職責缺位而失去生命的人。

    三、透視與重塑：生命政治學的兩種面向

    關于疫情與生命政治的這場學術論争至今餘波未平。阿甘本仍筆耕不辍地撰文批判政治權力的擴大和赤裸生命的突顯，而伴随着疫情在歐洲持續蔓延以及西方政府管控的加劇，辯論風向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阿甘本的贊成者在逐漸增多，他們認為當前的發展态勢表明阿甘本所擔憂的例外狀态常态化并不是危言聳聽；另一方面，對阿甘本觀點的批評和反思也在不斷推進。在疫情的映照下，阿甘本及其批評者似乎都有各自論理的空間，當我們穿透論争的表層邏輯，會發現實際上存在對于生命政治的兩種不同理解，那就是對于生命政治肯定性的理解和否定性的、批判性的理解。這兩個維度不僅貫穿于生命政治理論的發展脈絡中，而且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生命政治理論中的兩個互補的面向。

    首先，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生命政治理論在誕生之初和後續發展節點上的特質，便可以捕捉到生命政治理論産生分化的線索和邏輯。當福柯在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系統性地提出生命政治理論時，他意在指出政治曆史上出現的一個重要的非連續性與斷裂，即在17、18世紀，人的生命現象首次進入了知識和權力的秩序之中。通過将君主權力同生命權力相對比，福柯描繪了這一斷裂：前者的特征是以“征收”的形式實踐權力，這一形式的極端樣式就是剝奪人的生命，掌握對人的生殺大權。但是，在這種權力模式中，生與死是以一種非平衡和非對稱的方式運轉的，缺乏讓人“生”或活下去的維度，其本質上是殺人的權力。而生命權力則大不相同，随着農業與工業水平的提高，對人體的科學知識的增加，對“生命的相對控制”成為可能，它越來越多地呈現為保護、培育、調節生命，不旨在摧毀生命。因此，生命權力是一種指向活着的存在物、活生物的權力。在此基礎上，福柯又區分了生命權力的兩種形式，一種是誕生于17世紀的規訓個體的權力，另一種則是出現于18世紀下半葉以人口為調節對象的權力。以規訓個體為主旨的生命權力的最終目的在于規訓出能夠促進生産力增長的肉體，同時又能保證其在政治上的服從，并且這種規訓是在軍隊、學校、醫院等機構内部完成的。而以調節人口為主旨的生命權力則将人口理解為一個總體性的身體，把握與調節其出生率與死亡率、健康水平與壽命等，其最終的目标則是通過總體性的調節機制，實現對偶然因素的控制。在這裡，行使生命政治權力的主體由規訓個體的具體機構變成了國家。與這兩種表現形式相對應，生命權力在實踐過程中表現為兩個側面：一個是旨在規訓個體的“解剖政治”，另一個則是以從整體上調節人口為主旨的“生命政治”。在福柯看來，生命政治實踐的主旨是通過預測、統計評估、總體測量在人口普遍現象的決定層面上進行幹預，而不是改變某個特殊的現象，也不是改變某個作為個體的個人。而且，生命政治的内涵還應當包括降低發病率、延長壽命、刺激出生率等積極目标。總之，生命政治關心的并非具體個人，而是旨在針對人口建立保障機制，優化整體人口的生活狀态。由此，可以看出，在福柯論述生命政治的語境裡，生命政治學是一種将人口同時視作政治學問題與生物學問題的理論，它更多是一種中性的權力分析視角，并在後期轉向了對“權力如何穿透進主體身體之中”的微觀研究。福柯的生命政治學并不過多涉及對生命政治的質疑，甚至暗含生命政治的主旨在于護持生命的意涵。

    當時間推移到20世紀末，也就是當生命政治發展到阿甘本這裡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阿甘本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生命政治理論，并認為它是對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學的修正與完成。與福柯保持一緻的是，阿甘本亦将生命政治理解為“生物因素反映在政治之中”，他指出，當“自然生命已開始被納入國家權力的諸種機制和算計之中”，政治便轉變為生命政治，在其中，活着的身體、生物性生命逐漸占據了現代性的政治場景的中心地位。但與福柯不同的是，阿甘本更強調權力對生命規訓和壓抑的面向，并且他吸收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思想，将生命政治理論放置在司法性與制度性框架之内，以例外狀态和赤裸生命等概念為核心，構建了一種全新的、以否定和批判為向度的生命政治理論。

    施米特最初提出例外狀态是用來指代一種國家面對重大危機時，法律被迫懸置的狀态。由于法律暫時失去效力，因此這種狀态在法律秩序之外，但主權者又是依據憲法來決定是否開啟以及何時結束這種狀态，因此它又在法律秩序之内。阿甘本在吸收施米特思想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關于主權者、例外狀态與赤裸生命的批判性結構。他指出，處于例外狀态之中的人以一種被排除的方式納入法律秩序與政治共同體之中，這意味着，人被法律所“棄置”，暴露在一個無法區分是法律秩序之外還是法律秩序之内的空間中，因為法律被懸置，守法與違法已無法區分，在這樣一個缺乏法律保護的空間中，主權者的權力将急劇擴張，人們淪為赤裸生命，直接暴露于主權的暴力之下。因此，正是借助于例外狀态，赤裸生命被主權所生産并壓迫。阿甘本特别強調，在當代政治實踐中，例外狀态與常态已難以區分，由主權者有意拟制的例外狀态使得法律成為暴力機器，對赤裸生命進行統治。在他看來，“構成現代政治之根本特征的……決定性的事實乃是，伴随着無處不在的例外狀态變成常規的那個過程，最初處于政治秩序之邊緣的赤裸生命的領域，逐漸開始同政治領域相合一……通過把赤裸生命排除與納入在政治秩序的之外和之内，例外狀态實際上就在它自身的分隔性中，構成了整個政治系統賴以安置的隐秘基地。”因此，例外狀态是現代政治原初性的、根本性的政治結構，而在這個例外狀态被常态化的時代，隻要政治還是建立于赤裸生命之上的生命政治，隻要這個最原初的政治結構沒有被打破，每個人都随時面臨着權力的暴力。

    至此我們已經認識到，在生命政治理論的演化邏輯中，本身就存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我們可以以“權力”與“生命”為線索，對這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行把握。在福柯那裡，生命權力的運轉模式是實現生與死的平衡，權力對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壽命的關注表明，生命權力存在保護、扶植、培育生命的維度，即肯定生命的維度。而阿甘本關注的是例外狀态下的生命，這也就決定了主權者活動的全部目的在于通過創造例外狀态，生産出被用來消滅的赤裸生命，所以，他的理論聚焦于福柯所說的讓人死的權力，而權力如何保存與肯定生命的維度是缺失的；在赤裸生命的意義上，生命是随時可能被置于主權者的暴力之下、随時可能被權力殺死的生命，因此，阿甘本建構的是一種完全否定性的生命政治理論。

    在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政治情境的分析中，這兩種邏輯也隐存其中。在對權力及其所引發的諸多問題的反思與批判中，阿甘本從一開始便關注的是權力借助疫情事件開啟例外狀态甚至将其常态化、懸置法律以及限制憲法所保障的人民自由的負面維度。由于阿甘本認為權力從本質上是否定生命的，所以，政府宣布例外狀态與其部署的防疫措施行為一概都被他視作權力對生命的暴力，并且全都以生産赤裸生命，即将人的生命置入一種可被任意處置的、否定性的狀态作為它的最終目的。而在阿甘本的批評者那裡，權力開啟例外狀态則是因為生命已經真實地受到病毒的嚴重威脅，同時，由于他們認為權力首先具有對生命護持的責任，所以它必須通過隔離與社交距離等措施對生命進行保護。這絕不是權力借助于疫情生産與迫害赤裸生命的表現，而是具有肯定生命維度的積極實踐。

    對于後疫情時代的國家治理而言，這兩種代表不同反思方向的生命政治維度能夠提供不同的啟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提示人們在危機之下權力的無限制擴張的惡果，現代政治共同體中的人民可能淪為權力宰制之下的赤裸生命，這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論在當代西方社會的語境下所敲響的警鐘。而阿甘本的批評者則使人們認識到權力應該如何更好地對生命予以護持和肯定，避免因主權者的責任缺位而導緻對于生命的更大的暴力。在這個意義上，生命政治學若要在新的曆史境遇下重塑自身的理論主張，就需要認真對待當前論辯中存在的兩方面的啟示，既應當對阿甘本所說的在法律框架之中設定緊急狀态的正當性依據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範圍予以仔細的反思與界定，又必須涵容阿甘本的批評者所重視的權力對于生命的肯定性維度。對當前疫情的應對與治理而言，國家和主權者應當積極地通過政治與經濟手段來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從而實現一種真正具有肯定性維度的生命政治。正如福柯所言，生命權力是讓人生與讓人死的權力。權力既能肯定生命，也能否定生命，唯有将權力的雙重面向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幅關于生命政治的完整畫面，這也正是這場生命政治論争帶來的啟發與意義。

作者簡介：李旸，beat365官方网站講師；王卓群，柏林自由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湖北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