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是與黨的成立有密切關聯的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正确評價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和曆史意義，是中國共産黨繼承和發展辛亥革命事業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實事求是認識和闡發辛亥革命發生的深刻曆史背景，則是正确評價辛亥革命不可回避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百年來，中國共産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始終不渝踐行初心使命，繼承并極大發展了辛亥革命事業。辛亥革命以及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都深刻啟示我們，隻有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共襄民族複興的偉業。

[關鍵詞] 中國共産黨；辛亥革命；孫中山；繼承；發展

2021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是與黨的成立有密切關聯的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10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發表了《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其代表了曆經百年錘煉而風華正茂的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與時俱進的論說。認真學習和體悟這一重要講話，對我們進一步認識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和曆史意義，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從而更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奮力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對此，本文拟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探讨。

一、正确評價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和曆史意義

能否以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确認識和評價辛亥革命，是中國共産黨能否繼承和發展辛亥革命事業的前提之一。從黨的曆史看，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衆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講演。毛澤東認為，“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是青年必須懂得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這一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他強調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根本就是‘喚起民衆’這一條道理”，号召青年“都應該好生研究”，因為“隻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衆，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1](P563-565)這是在全民族抗日戰争年代，中國共産黨以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為例，啟發廣大愛國青年要懂得發動廣大工農群衆參加抗日戰争對中華民族赢得這場戰争勝利的重要性。

82年後，習近平《講話》接續表達了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的再認識。《講話》全文4 100餘字，含6個部分。其中前兩部分，着重對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和曆史意義予以再評價，對這一革命發生的深刻曆史背景予以再闡發。

對辛亥革命曆史功績的再評價。這是《講話》第一部分第一段集中體現的。《講話》以凝練的語句指出：“110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由此拉開了序幕。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探索。”[2]參照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時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的總體性評價，這一表述的意義，更在于強調要從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這一曆史主題，以及為此而接續奮鬥的曆史主線中來認識辛亥革命及其曆史功績。

正是鑒于對辛亥革命曆史功績的再評價，《講話》強調：“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緬懷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的曆史功勳，就是要學習和弘揚他們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勵和團結海内外全體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共同奮鬥。”[2]這反映了中國共産黨在第二個百年中對全體中華兒女的殷切期望和熱切号召。

對辛亥革命曆史意義的再評價。這集中體現在《講話》第二部分中。《講話》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槍聲一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探索了道路。”[2]

在繼承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時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曆史意義的評價的基礎上，《講話》進一步指出：辛亥革命“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探索了道路”。

将上述再評價融會在一起，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習近平的《講話》在對辛亥革命曆史功績的評價中，沿用了中國共産黨以往所用的“震驚世界”這一總體評價性詞彙，而這是實事求是的。在此，本文僅以列甯1913年發表的兩篇涉及評價辛亥革命的文章為例，來看這一革命對世界的“震驚”。

第一篇文章是《亞洲的覺醒》，載于1913年5月7日《真理報》第103号。在該文中，列甯明确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指出辛亥革命促使“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它打破了那種“中國是長期完全停滞的國家的典型”的“公認”，而以“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的姿态，與土耳其、波斯等國的民主革命彙聚在一起，向世界昭示了“亞洲的覺醒”。二是強調“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産階級奪取政權鬥争的開始，标志着20世紀初所開創的全世界曆史的一個新階段”。[3](P315-316)

第二篇文章是《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載于1913年5月18日《真理報》第113号。在該文開篇列甯即寫道：“把标題中的這兩個詞組作對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誰不知道歐洲先進，亞洲落後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題的這兩個詞組卻包含着一個辛辣的真理。”[3](P317)對此，列甯首先舉“歐洲”對待中國的例子加以說明。即為了反對中國的民主派，“歐洲”支持準備實行軍事獨裁的袁世凱，“因為這是一筆有利可圖的生意”。随後，列甯舉亞洲的例子來說明。即“在亞洲，強大的民主運動到處都在發展、擴大和加強。那裡的資産階級還在同人民一起反對反動勢力。數億人正在覺醒起來，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列甯并強調：整個歐洲的當權勢力，整個歐洲的資産階級，都是與中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和中世紀勢力勾結在一起的。“但整個年輕的亞洲，即亞洲數億勞動者，卻有着一切文明國家裡的無産階級做他們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無産階級的勝利，而這一勝利一定能把歐洲各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都解放出來。”[3](P317-319)

正是鑒于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和曆史意義，《講話》強調：“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曆史功績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奮鬥和壯烈犧牲的志士們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裡程碑！”[2]

二、實事求是認識和闡發辛亥革命發生的曆史背景

對辛亥革命發生的深刻曆史背景的闡發，是《講話》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能否實事求是認識和闡發辛亥革命發生的深刻曆史背景，是正确評價這一革命不可回避的帶根本性的問題。因為以“告别革命”論為重要内容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其否定辛亥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20世紀初的中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一種是孫中山主張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他們看來，中國當時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4](P90)如果按照這種脫離曆史實際的主觀臆斷去否定辛亥革命，那麼這個革命的成果還能要嗎？還能談得上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嗎？因此，實事求是認識和闡發辛亥革命發生的深刻曆史背景，也是在回答一個大是大非問題。

《講話》進一步豐滿和提升了以往中國共産黨對這一問題的論說。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這一問題做了提領性概括，即指出“辛亥革命的發生，有着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和中國人民頑強鬥争的必然結果”。二是對上述概括做了更深入的闡發，指出“1840年鴉片戰争以後，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恣意妄為，封建統治者孱弱無能，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英雄的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屈服，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現了不畏強暴、自強不息的頑強意志”。[2]

結合辛亥革命前後的曆史看辛亥革命的爆發，至少有以下重要背景：（1）辛醜條約簽訂後，面對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遍布全國各地的群衆反抗鬥争此起彼伏，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2）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日益将曾經主張改良的立憲派推向自己的對立面，促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轉向主張革命；（3）清政府内部滿漢權貴之間，漢族官僚軍閥集團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4](P238-242)在此，本文主要就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驅對《馬關條約》簽訂前後，特别是對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後，中華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和國内封建統治愈加黑暗的揭露來理解。

回顧辛亥革命前後的曆史可知，1894年7月25日爆發的中日甲午戰争，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告結束。迫于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力，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這一條約的實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正是在甲午戰争進行期間，1894年6月下旬，孫中山由滬抵津，“為生民請命”，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期盼“采擇施行”。[5](P18)但是他的建議未被采納。上書的失敗，促使孫中山決定放棄改良幻想，轉向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正如1897年初，他在英國出版發行的《倫敦被難記》一文中回顧這段曆史時所寫：“吾黨于是怃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5](P74)也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同年秋，孫中山自上海赴檀香山，“拟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複漢之義舉”。[6](P74)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建中國第一個資産階級革命團體“檀香山興中會”。該會章程開篇寫道：“中國積弱，非一日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将傾。”[5](P19)也是在這一章程中，孫中山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号，即章程第一條中所寫“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5](P20)

在檀香山興中會成立的第10年（1903年）5月，由中國近代著名資産階級革命宣傳家鄒容撰寫的《革命軍》一書，由柳亞子等友人集資交上海大同書局正式出版，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章炳麟（章太炎）為之作序。《革命軍》全書兩萬餘字，共分七章。在辛亥革命時期這本書被翻印了20多版，總印數超過100萬冊，發行量居當時所有革命書刊第一。[7](P10)對這本書，1958 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曾評價說，四川有個鄒容，他寫了一本書，叫《革命軍》，算是提出了一個民主革命的簡單綱領。[8](P206)在該書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鄒容寫道：“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為而革命？吾先叫絕曰：不平哉!不平哉! ”[9](P91)在該書第七章的結尾，鄒容呼喊：“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9](P137)

在《革命軍》一書正式出版一年多後，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寫下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一文。他指出：清政府已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5](P254)“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5](P252)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産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正是孫中山依靠這一革命組織逐步籌備，并在1911年夏爆發的保路運動中，于10月10日發起武昌首義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确宣告：“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他還宣告“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從事于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遠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10](P2)

辛亥革命爆發的深刻曆史背景，由上可見一斑。正是在對辛亥革命發生的深刻曆史背景進行實事求是闡發的基礎上，《講話》繼而說道：“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在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影響下，大批革命黨人和無數愛國志士集聚在振興中華旗幟之下，廣泛傳播革命思想，積極興起進步浪潮，連續發動武裝起義，推動了革命大勢的形成。”[2]

三、繼承并極大發展辛亥革命事業

《講話》的第三部分，着重闡述了“中國共産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這一重要問題。這一闡述從分析辛亥革命的曆史局限性開始，“由于曆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由于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确道路和領導力量，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曆史任務”。[2]接下來，《講話》從黨的創立時期和大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至新中國成立、新中國成立以來等三個大的時段做了概述，并以“撫今追昔，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深切夙願，辛亥革命先驅對中華民族發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并為之奮鬥的偉大夢想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曆史進程”[2]作為這部分的結語。

對《講話》的這部分内容，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理解，本文着重從以下方面稍加展開。

第一，早期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深受辛亥革命思想解放運動成果的影響。陳獨秀早年支持康、梁的改良思想，維新失敗後轉向民主革命隊伍。1903年5月，為抗議俄國企圖霸占東三省，組織安徽愛國學社，發表《安徽愛國會演說》，其最後兩段中寫道：“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之少數，亦必盡力将國事擔任起來，庶使後世讀中國亡國史者，勿謂此時中國無一人也。”[11](P1) 1905年陳獨秀在安徽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嶽王會，該會成為“安慶地區辛亥革命運動的領導核心”。[12]李大钊沒有直接參加辛亥革命，但他對辛亥革命倡導的民主共和思想是擁護的，對辛亥革命後混亂的社會狀況十分痛心，深刻反思了辛亥革命最終失敗的原因。1912年至1913年間他連續發表《隐憂篇》《大哀篇》，表達了對辛亥革命後現狀的深切憂慮和失望之情以及對能尋到“嘉謀嘉猷”[13](P4)的渴望，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得知武昌首義爆發的消息後，即放下在湖北黃州府中學英文教員的任職，于10月13日赴武漢參加革命。同年12月他到武昌軍政府内務部任秘書官，并加入中國同盟會，随後奉命以理财部特派員身份赴黃岡為革命籌款、募捐。1914年1月，因參加革命而遭通緝的董必武，得朋友資助東渡日本求學。7月他加入中華革命黨，“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14](P39)1915年曾回國參加反袁鬥争，兩次被捕入獄，後分别經友人具保和袁世凱病死而獲釋。從日本回國後，他接續投入反對北洋軍閥黑暗統治的鬥争，直至經過1919年五四運動的洗禮而走上了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之路。辛亥革命爆發之年，毛澤東18歲。是年春，他來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讀書；10月底，即參加了駐長沙的起義新軍，當上了一名列兵。在新軍中，他除認真接受軍事訓練外，還非常重視研究時事和社會問題，并對社會主義問題産生濃厚興趣，寫信與同學進行讨論。[15](P10-11)這段經曆，是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向前來采訪的國際友人斯諾談及的，他是以親身經曆述說辛亥革命對當時追求愛國、進步的青年學生走向革命之路的重要影響。

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産主義者，繼而在中國創建共産黨的壯舉，本身就從一個重要方面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曾經指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16](P156)

第二，中國共産黨在對辛亥革命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創立和完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極大革新和提升了孫中山先生用以指導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論，從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繼承和發展了辛亥革命事業。其間，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創立并豐富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它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成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創立的鄧小平理論，指導黨和人民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和黨的十六大後，分别以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所進行的接續奮鬥中先後形成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指導黨和人民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深刻總結并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曆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17]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

第三，從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始終不渝踐行初心使命所展現的黨的特質，以及從在黨的團結帶領下，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創造的偉大成就看，中國共産黨繼承并極大發展了辛亥革命事業。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以此為特質的中國共産黨，其初心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産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18](P1)在百年來的奮鬥征程上，中國共産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群衆路線作為自己的根本工作路線，以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一道理的深刻領悟，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曆史時期，發揮廣大黨組織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攻堅克難，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衆，先後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上最恢宏的史詩，赢得了最廣人民群衆的信任、支持和擁護。回顧曆史，1917年至1919年，孫中山先生著成《建國方略》一書，叙述自己的建國宏願和構想，他寫道：“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19](P158-159)孫中山先生當年的宏願和構想，是在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所進行的不懈奮鬥中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培育形成并不斷弘揚以“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争，對黨忠誠、不負人民”[20]的偉大建黨精神為源的中國共産黨精神譜系，極大豐富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不僅如此，在百年奮鬥征程中，中國共産黨勇于進行自我革命，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培育形成并不斷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積累了黨的建設的寶貴經驗。

總之，百年來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極大發展，中國共産黨是當之無愧的。這也是有着9500多萬黨員，在社會主義中國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産黨，對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驅和革命志士最真誠的回報和告慰！

四、珍視曆史啟示奮進新征程

辛亥革命以及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都給我們以深刻的曆史啟示。關于辛亥革命的曆史啟示，《講話》第四部分從五個方面做了概括和闡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力量就是中國共産黨；道路是最根本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唯一正确道路；必須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英勇奮鬥，堅決戰勝任何有可能阻礙中華民族複興進程的重大風險挑戰，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必須同舟共濟，依靠團結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風險挑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不僅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内環境，而且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必須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旗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2]這五點曆史啟示，既是從辛亥革命110年來的曆史經驗來講的，同時也内含了中國共産黨對辛亥革命事業的繼承和發展。

《講話》第五部分再次重申了黨和國家對解決台灣問題一以貫之的嚴正立場，強調“祖國完全統一的曆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講話》第六部分呼籲：“海内外全體中華兒女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發揚孫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偉大精神，攜手向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繼續奮勇前進！”[2]《講話》從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高度和曆史視野出發，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産生，必将随着民族複興而解決，深刻揭示了祖國必然統一的曆史大勢。[21]

回望辛亥革命的曆史，面對中國共産黨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以偉大的曆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17]以凝聚中華民族的磅礴力量，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衆昂揚奮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的現實，我們更有底氣确信：向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未來，偉大的祖國會更加美好！偉大的中華民族會更加偉岸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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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仝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指導咨詢委員會委員。

文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