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在各自集中的基礎上也會互相尋求、互相滲透、互相融合，進而産生大貨币壟斷資本，即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支配了産業、商業、銀行、地産、國債、貨币發行，是支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名副其實的主體，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的“利維坦”。金融資本的積累有三個邏輯，第一，生産性積累，即金融資本以社會生産過程的革命，以生産的革命、流通的革命、信用的革命為手段來積累。金融資本積累的第二個邏輯是寄生性積累，也即金融資本通過專利權、定價權、金融投機、地産尋租、盜竊國庫等方式而從事的積累。金融資本積累的第三個邏輯是生産性積累向寄生性積累的偏移，也即随着金融資本的發展，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越來越替代生産性積累而成為主導性的積累方式。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為社會主義創造了客觀條件，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為社會主義創造了反抗金融資本的主觀的階級條件，金融資本帝國的統治力圖阻止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的結合，但是金融資本帝國統治下，金融資本從生産性積累向寄生性積累的日益偏移，卻導緻了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使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發生了合法性危機，使中間道路難以為繼，使社會民主運動日益活躍，使社會民主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日益迫切。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造成了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結合的更為強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金融資本積累為社會主義創造了客觀條件

金融資本推動了技術革命、産業體系的社會化、社會生産者階級的聯合、經濟管理職能從資本所有權中的分離，金融資本的資本配置中也包含着越來越具體的社會再生産調節職能和經濟計劃職能，所有這一切都為未來的社會主義準備着社會化大生産的客觀條件。

第一，技術革命。金融資本要通過技術革命、技術壟斷來實現超額利潤，再拿超額利潤到證券市場去資本化，通過證券和股票來圈錢，所以金融資本是關心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在金融資本的支配之下，産業革命不斷推進，尤其是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的信息技術革命對社會生産方式、生活方式産生了極大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産最初建立在工場手工業基礎上，工場手工業發展了分工，分工發展了專門的工具，工具的結合産生了工具機，而工具機是工業革命的标志。由動力機構、傳動機構所推動的工具機，就成為了機器，而機器又結合為機器體系，從而實現了人類曆史上工業革命的偉大突破。機器體系已經是個相對自動化的生産體系，人從旁看護，機器體系本身是自動的，隻不過這個自動化不那麼完善和徹底。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生産的自動化。大數據、雲計算、智力集成改造了傳統的制造業，創立了新的産業部門，提升了社會生産體系的智能化水平。工廠越來越接近于無人工廠，自動化的生産體系可以長期、連續、精确地工作，可以克服人體的各種天然局限。苦累髒亂、單調乏味、有毒有害、環境危險的低端的勞動、甚至相當一部分規範化的腦力勞動正大量地交給機器人去做。流通、家政服務等領域的勞動也越來越讓位給智能化的機器。搜捕、斷案、教學、診療、彈琴、繪畫、作曲、跳舞等專用智能系統體現了對人類腦力勞動的局部替代，使人類自身的腦力勞動越來越向創造性領域集中。19世紀末美國大約一半人從事農業，目前這個比例降到2%以下。生産力提高了，生産的内容豐富了，人類的活動日益向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的方向集中，這一切都為勞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生産力條件。

第二，産業的社會化。金融資本的精神、靈魂和目的貫穿在對社會再生産各個領域的支配之中，金融資本是産業體系的組織主體。金融資本推動生産力發展，在第一自然的基礎上創造第二自然，不斷完善人類實踐精神的物質器官。金融資本為了給過剩資本尋找新的投資場所，不斷去開辟新的領域，探索大自然的新的屬性，創造新的産業，改造舊的産業，推動國際投資，促進國際分工，創造越來越豐富、發達的分工體系，創造了社會化的相互連接越來越密切的産業體系。信息化、自動化和智能化對傳統的農業、制造業進行改造，産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生産的社會組織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智能化的大企業實際上已經把生産組織起來了，通過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全天候采集、整理、分析生産、流通、交換、消費等環節的詳盡信息，組織、調配各種生産資源，開展有計劃的生産，利用發達的智能物流系統快速配送，快速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大跨國公司和子公司把生産者組織起來了，這種組織既利用計劃也利用市場，也利用生産者之間的競争，利用低端中小企業之間的競争。與大企業之間的聯系，也不妨礙中小企業相互之間發生競争，他們競争的目的是獲得大企業的垂青和訂貨。在大壟斷企業的支配下，小企業也不再進行孤立的小生産，而是成為跨國公司某一零部件的生産者，雖然這樣的小企業還是獨立核算的，形式上是自由的企業主，但實質上内部已經有各種各樣的預先規定好的了業務關系、财務關系、信用關系，其業務範圍、價格水平、利潤空間等是被大公司和大企業所規定好了的，所以這種小企業和亞當·斯密所描述的自由競争市場不完全一樣。小企業的利潤是可以由金融資本管控的，小企業之間競相争取為金融資本服務的機會。産業之間的這種内部鍊接關系、非完全市場關系正鑲嵌在金融資本作為主體所組織的社會生産體系之中。

第三，社會生産者階級的聯合。随着金融資本所主導的生産社會化的發展，社會生産者、勞動者的聯合也越來越廣泛，每個人都變成了資本主義生産體系中的一個原子，每個人都必須通過與這個産業體系發生關系而獲得自身的生存條件，每個人都以這個社會生産體系為媒介而互相聯系起來。大壟斷企業的産業工人是社會生産者階級的主體。信息技術，使自由彈性的工作方式，使家庭辦公成為可能。生産與消費場所分離的狀态被取代。知識型勞動者使消除片面性的舊式分工、消除“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成為可能。人們可以自由、自主、自覺地參加生産勞動，全面發揮他們的才能。小企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小零售店也是社會生産者階級中的重要力量。金融資本不斷消滅着小生産者，又不斷産生着新的小生産者。在金融資本的壟斷之下，處于形式上自由競争的中小企業的利潤被壓縮到相當于高級工人或者高級管理者工資的水平，他們在一定意義上也成為社會聯合勞動者的一部分。互聯網極大地推動全球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衆的反抗與鬥争由自在轉為自為，使其進一步更加緊密地團結和聯合起來。

第四，管理者階層和所有者的分離。“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産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币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産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币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生産社會化使經營權和所有權加速分離。資産階級從無産階級中選出代理人階層，給予他們更多的薪資、社會地位。馬克思說一個統治階級越有能力把社會當中的各種各樣的優秀分子吸收過來組織起來服務于自己，那它的統治就越穩固也越險惡。金融資本把越來越多的企業部門壟斷起來、組織起來，造成了龐大的管理者階層為它服務，就像古代中華帝國不斷吸收優秀知識分子來服務這個帝國一樣。在中世紀的封建領主經濟中，也出現一個私人經紀人階層，他們幫助封建領主管理地産、打理借貸業務等。中世紀的教會組織也廣泛吸收人才來鞏固自身的統治。金融資産階級辦大學，培養衆多專業技術人、工程師、科學家、管理者為金融家服務。如果有一天美國發生社會變革，在對金融寡頭的所有權改造之後，管理者階層的很多職能和人員可以直接保留下來服務于新社會的建設。當然，管理者階層也是分等級的。越接近金融資本的中心地帶，管理者階層越成為金融資本的積極代言人、越成為金融資本的一部分。

第五，經濟計劃職能的集中化。金融資本把社會生産的支配權越來越集中到少數金融寡頭的聯合機構手中。金融資本的投資銀行，既是投機的中心，也是計劃的中心。金融資本不隻是在股票市場賺快錢，它謀劃、選擇或培植投資領域，考慮發展前景，掌握整個産業體系當中的各個部門，指導投資。投資銀行資本主義經濟的計劃中心，那裡信息全面，掌握着各個産業的發展狀況，哪些是朝陽産業，哪些是夕陽産業，資本該怎麼配置，該怎麼投資，哪兒最能賺錢，哪兒風險最大，過剩資本去孵化哪些新興産業，生産資料和資源在哪裡，哪裡的資源禀賦和勞動力禀賦好，等等，這些信息都掌握在金融機構的核心中樞之中。為了達到利潤最大化，金融機構又以計劃手段施行并購，推動壟斷組織融合，使他們内耗少，使他們更好的為金融資本服務。金融資本要完成這些計劃才能保證自身的壟斷地位，才能賺取到超額利潤、壟斷利潤和創業利潤。金融資本是主體，它的神經系統和各個必要的器官會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中逐步地成長起來并支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計劃中樞。金融機構的計劃能直接從屬于其金融寡頭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銀行家身兼多個職務，他們壟斷了經濟生活中最高級的職能。這些職能也可以交給代理人去做。大企業的經理人階層，兼具經理人和股東資本家的雙重身份，薪金除了包含高級管理者的工資以外還包含各種金融收益。

二、金融資本積累為社會主義創造了主觀的階級條件

金融資本把資本主義引向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但在金融資本現實利益的支配下，生産的社會性隻是加強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手段。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造成了中産階級衰落，工薪階層被排斥被邊緣化，深陷失業、貧困和債務奴役的深淵之中。金融資本的積累造成了日益憤怒不滿的人群，為社會主義運動準備了階級條件。

第一，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金融資本把技術進步、經營組織壟斷、地産和資源壟斷、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對公共信用和公共部門的支配變成寄生性積累的手段。金融資本利用專利權、許可權和知識産權，通過貼牌向制造商和消費者征收貢賦。金融資本利用經營組織的壟斷，通過定價權，對生産者和顧客進行雙重盤剝。金融資本利用自身對經濟生活的普遍的中介人地位，利用各種金融創新，通過公司包裝、股票發行、證券投機、高利貸和各類欺詐，把現代資本主義引向了賭博經濟，股市、期貨、彙率、種種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成為金融大賭場中的賭注和賭資。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信用制度“把資本主義生産的動力——用剝削他人勞動的方法來發财緻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财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還表現在對石油、礦山等等的壟斷特權，表現在基于地産的尋租性積累，表現在地産的資本化、證券化等領域。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滲透在生産關系的各個環節，金融寡頭是寄生在現代社會的海盜，“是一群掠奪農業和工業生産并在一切方面奴役整個社會的匪徒”。

第二，産業的萎縮。金融資本剝奪工薪階層、中小投資者、生産者，使制造業成本增加，需求規模受限，這反過來導緻生産過剩、産能過剩，進而導緻産業萎縮。金融資本給市民社會罩上一層密網，越收越緊。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導緻寄生階層膨脹，寄生人數越來越多。從屬于金融寡頭揮霍性消費的服務業不斷膨脹，産生像高爾夫球場、賽馬、賭場等這些所謂的服務業。相當一部分勞動者的就業依賴于金融貴族的奢侈性消費。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膨脹導緻制造業成本增加。美國電網的成本是中國的21倍；地鐵是22倍，橋梁是38倍。直接從事生産的工人人數相比于新的服務階級，數量越來越少。金融資本推動的技術創新，加速了對工人的替代，有機構成的提高造成了更大的失業。大資本對中小資本剝奪，中小資本又加劇了對勞動者的剝奪。根據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提供的數據，自1988年以來，美國家庭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2010年，美國國民收入的93%流入了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美國人的手中。金融資本的剝奪性、寄生性積累導緻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險等費用昂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生産者階級中相當大比例的一部分重新陷入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之中。金融資本向中小産業資本征收貢賦，這縮小了中小産業資本的積累能力；中小資本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這又縮小了社會總需求的規模，導緻産業的萎縮。100年前美國的工業産值幾乎占到了全球的一半；現在美國的工業産值隻有中國的一半。

第三，債務負擔的加劇。金融資本試圖以信用擴張刺激消費，解決生産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對資本的增殖能力來說需求規模總是不夠的，資本過剩、産能過剩是資本主義的常态。金融資本有錢，但産品總不能隻賣給自己，所以金融資本就把錢借給消費者，即以信用消費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産能過剩等問題。對金融家來說，信用有多重好處，第一，産品賣出去了，利潤實現了。第二，賺取了利息。信用表現為一種直接的信任，但是，信用又是和債務相聯系的，是同一枚硬币的兩面。信用擴張造成了普遍的債務關系。在美國，中小企業、大學生、一般居民，都依賴金融資本提供的信用。金融資本提供信用的能力越強，越會把債務關系推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美國大學生剛從學校畢業，往往已經背負了幾萬美金的助學貸款，更不要說那些需要租房、買車、看病、養小孩的工薪階層。金融資本通過信用經濟以工薪階層的未來收入為基礎來刺激當下的消費，結果卻導緻了普遍的債務關系，在契約自由、法權自由的形式平等之下形成了新的債務奴役制社會。信用制度和債務制度，使工薪階層未來幾十年的收入抵押給了金融資本。工薪階層以利息交納、按揭還款等形式，把自己的未來收入轉變為金融資本的現金流。

第四，産業萎縮和債務負擔相互加強的危機，即債務通縮危機使工薪階級遭到持續的剝奪。金融資本一方面造成了再生産萎縮，另一方面造成了債務的膨脹，社會生産萎縮和債務膨脹相互加強，導緻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内在的債務通縮危機。在一定的階段，信用擴張可以推動社會再生産的擴大，刺激信用進一步增長，而信用的增長、負債經濟的發展又可以刺激社會再生産擴大，這可以看做社會再生産和債務經濟相互發生正反饋的過程，在這種正反饋的過程中，金融資本對社會的剝奪還不那麼明顯。信用體系的正常運轉依賴工薪階層的負債能力，依賴社會再生産的正常進行，依賴産業的順利發展，依賴工薪階層的收入穩定性。但是，債務積累到一定的規模，達到一定的臨界點，債務就難以如期償還，導緻信用危機，信用危機反過來導緻生産萎縮，而生産萎縮又導緻債務更加難以償還。也就是說，在一定臨界點上，社會再生産的萎縮和債務的增加互相加強，就像社會患上了兩種疾病，治療一種疾病會加劇另一種疾病，兩種疾病互相加強，最後導緻免疫系統崩潰，這就是金融資本崩潰的邏輯。

第五，生産者階級對金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反抗。金融資本必然從生産性積累走向寄生性積累，必然導緻寄生階層人數膨脹、制造業成本增加、産業空心化、生産者階級再度貧困化、社會等級化，這都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金融資本所推動的科學技術的進步也成為加速工人失業、加速對工薪階層剝奪的工具。工薪階層在市民社會中遭到金融資本一次次剝奪，中産階級為主導的社會變成了金字塔的結構，底層人群越來越多。在資産階級國家中等收入階層随着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不斷深化而必然不斷出現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階級分化。中等收入階層大量被抛入絕對貧困行列。大生産、技術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化等社會主義的潛在要素，在金融資本的手裡都造成了深刻的危機和社會問題。社會生産者階級聯合起來，取得對民主政治的支配權，把金融資本所壟斷的生産資料收歸社會所有，廢除金融資本的寡頭所有制，剝奪剝奪者，剝奪寄生者，把社會從金融資本的盤剝統治下拯救出來，把金融資本的活動從私人手中奪回，重新置于社會公共權力的監督之下運行。隻有把社會主義的這些潛在要素從金融寡頭所有制的禁锢中解放出來，在社會聯合所有制的基礎上發揮作用，這些因素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基礎。

三、金融資本帝國的統治力圖阻止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的結合

從金融資本的角度來看，國家分為作為金融資本工具的内部國家和作為公共權力的外部國家。金融資本建立了從屬于金融資本自身的内部國家機器，即中央銀行制度、财政制度、軍事機器等。金融資本的内部國家不斷剝奪公共權力，力圖使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發生分裂，卻最終造成了二者結合的更為強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一，金融資本對公共權力的削弱。金融資本主張大社會、小政府，限制人民主權的原則。金融資本害怕衆意向公意轉化，不喜歡人們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起來，而提倡每個人在原始契約的基礎上相互妥協，人人互相寬容以達成契約。金融資本所主張的國家是底線共識之上的最小國家，這樣的國家隻具有人人所共同裁可的權力，例如，保護生命安全，打擊刑事犯罪、治理公共災難，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的訴求才能上升為國家。金融資本主張底線共識之上的最小國家，也就是說不僅工薪階層而且金融寡頭人人都同意的内容才能上升為國家意志。國家隻保護作為抽象的理性人而每個人都同時具有的那些權利。如果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比如累進稅，在金融寡頭看來就不是天然合法的。金融資本不喜歡少數服從多數，金融資本認為少數服從多數是破壞契約的，會導緻多數對少數的強制，會導緻所謂“多數的暴政”。自由主義喜歡共和不喜歡民主，喜歡洛克而不喜歡盧梭。托克維爾說，如果實行民主制度，一定會導緻多數對少數的合法剝奪，這個少數就指的是寡頭。金融資本防止大多數人組織起來。金融資本設計的民主政治也隻是四年每人表達一次自己孤立的選舉權，所以盧梭曾批判過英國的選舉制度，認為英國人的選舉權隻意味着民衆在投票那一瞬間是自由的，過了那一瞬間又淪為奴隸。金融資本制度設計是防止民主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不是主權統一之下的分權制度，而是對主權本身的分裂，是削弱主權的，這也削弱了民主政治，削弱了民主政治監督和制約金融資本的能力。金融資本所主張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也即把所有人都作為抽象理性人同等地保護起來，這樣，金融寡頭就獲得了和所有人同等的人權，在這樣的政治哲學的基礎上，金融資本的權力就作為金融寡頭的個人人權被保護了起來。

第二，金融資本的内部國家。在西方國家，中央銀行表面上是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實質上它是私人的銀行，是私有的中央銀行。馬克思曾犀利地分析過英格蘭銀行作為私有的中央銀行如何濫用國家的公共信用轉移、盜竊社會财富。在馬克思之前，歐文也指出了英格蘭銀行的私人性質。“于是英格蘭銀行的紙币就成了英國的法定價值标準。......但不久就看出，采用了這種新的人為标準以後就産生了極大的危險。因為這樣就使社會的繁榮與幸福任憑一個商業公司随意處理。”金融資産階級還通過捐款、資助和賄選的方式操縱議院，在政府機關中安插代理人。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遊說集團、協會、智庫團體等等，影響和支配着國家。通過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代理人、影子政府，金融寡頭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例如，安倍晉三的‘日本經濟再生本部’、‘經濟财政咨詢會議’、‘建制改革會議’等相關組織，而這些機構均代表了日本财界和大企業的利益。警察、司法、軍隊，形式上都是公共權力，但實際上背後都有金融資本操縱。政府的關鍵部門的執行者也來自金融貴族。華爾街支配了美國财政部、美聯儲、政府，公共權力成為金融資本的債務奴隸。在金融資本内部國家的支配下，公共權力隻剩下表面的假象，形式上的公共權力成為了金融資本内部國家任意操控的木偶。

第三，金融資本内部國家以公共權利的名義對社會的新剝奪。國家權力被用來推動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維護大企業、大财閥、大資本家的利益。在美國，金融資本以公共權力負債的方式解救危機，超量發行的美元。金融資本把收益記在自己賬上，把負擔記在公共權力賬上。通過國債制度，金融資本穩固地支配了國家。金融資本成為國家的債權人。在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所有國家都愈來愈窮，各國主權債務都在急劇增多。美國是當前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家。金融資本實行量化寬松政策，通過印錢這種辦法解救金融危機，沒有幾個金融機構破産，而對工薪階層和勞動者的剝奪卻在持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聯儲國家一直不斷的放水，避免現金流徹底崩塌，把危機轉移到其他環節當中去，危機更直接的表現在對工薪階層的剝奪，靠剝奪市民社會來拯救金融機構。一輪又一輪量化寬松的貨币絕大多數最終又都打進了極少數人的賬戶。作為公共權力的國家越來越貧弱，不得不削減社會福利來滿足金融寡頭的貪欲。

第四，金融資本僭主政治的帝國主義性質。金融資本帝國的中心是美國華爾街，其權力輻射全球。美國金融資本帝國号稱新羅馬帝國，幾大洋都是它的内湖。美國擁有海陸空三大部隊，有最先進的防禦系統和進攻系統，在軍備力量方面始終保持領先地位。金融資本帝國的核心地帶也沒完全統一起來，美、日、歐相當于金融帝國内部的幾個貴族共和制的聯邦。在拉美、中東、非洲、東歐到處都有金融資本帝國的代理人和諸侯國。金融資本帝國分為殖民帝國和新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新帝國主義是在殖民主義瓦解之後建立起來的，民族解放運動也隻是形式上的政治解放，大部分地區的土地貴族、金融貴族都繼續支配着當地的經濟和政治。這種現象在拉美和中東都可以看到，世界上沒有幾個地方真正地完成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金融資本帝國在各諸侯國的支持之下，支配着全球化的進程和結構。金融資本帝國以自由主義瓦解社會民主運動、阻止社會民主運動對公共權力的掌握、阻止公共權力執行改造經濟基礎的職能、把矛盾引向外部、從思想和意識形态上瓦解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金融資本帝國使白領工人和藍領工人相互對立，使國際工人階級互相分裂。

第五，金融資本帝國力圖卻又不能夠阻止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的結合。金融資本積累導緻危機，而金融資本反危機的手段進一步加深了社會分裂的鴻溝。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提高，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社會保障政策遭到破壞。貧困、失業和債務奴役，造成了社會的等級分化，造成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勞動階級大軍，從而為社會革命、為社會主義準備了主觀的階級條件。金融資本把積累的負擔轉嫁給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成為金融資本的債務奴隸。金融資本以降息、減稅、發行貨币、削減社會福利的方式為金融資本的積累危機埋單，以使民衆再次遭到剝奪。經濟大蕭條襲來，到處都是失業人口。工薪階層在受到金融資本剝奪過程中又失去了公共權力的保護。生産者階級陷入深深的焦慮之中，人們不再沉默、奮起反抗。階級政治重新活躍，階級之間的矛盾、沖突、分裂直接曝露出來。2010年以來，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先前一直被認為經濟社會比較穩定的資本主義心髒地區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遊行。

四、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推動了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的結合

在深刻的危機面前，在憤怒的民衆面前，右翼民粹主義從西方政治版圖中崛起。雖然金融寡頭不喜歡右翼民粹主義，但是為了阻止社會民主運動的發展，金融寡頭也表現出與右翼民粹主義結合的趨勢。金融資本帝國自身正趨于民粹化。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形式，是金融資本帝國自我反噬的形式，是金融資本帝國走向反曆史潮流的表現，是金融資本帝國行将沒落的形式。在金融資本帝國民粹化的趨勢下，新自由主義的合法性遭遇危機，中間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日益逼仄，民衆運動從民粹主義脫離出來而與民主主義結合，而民主主義運動也日益尋求與馬克思主義的再度結合。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催化了社會主義運動的複蘇。

第一，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社會生産者階級在金融資本的剝奪下陷入失業、貧困和債務奴役之中，不但失去公共權力的保護，還遭受金融資本僭主統治的新的剝奪，社會矛盾尖銳等等，民衆陷入深深的焦慮之中。民衆憤怒起來，右翼民粹主義在民衆憤怒的土壤上發展了起來。右翼民粹主義直觀地、直接的把自己的困境歸結為其他的人群。有些政客會利用民衆自發運動的弱點，比如像特朗普就敏銳地意識到了民粹主義對政治投機的價值并利用它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金融資本集團中也會有一部分分化出來支持民粹主義運動。面對階級矛盾的凸顯和上升，金融資本中的一部分勢力，有意識地去利用右翼民粹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結合。就像希特勒，最開始德國的金融寡頭也不喜歡他，但是後來發現希特勒可以轉移貿易，可以防止社會民主黨，可以把禍水引向外面去。同樣，美國的金融資本雖然并不喜歡特朗普，但是發現特朗普至少可以使輿論不再指向華爾街，特朗普執政期間對華爾街友好，沒有觸動金融寡頭的利益，而且成功地把矛頭指向了其他替罪羊國家。這樣，金融資本與右翼民粹主義就結合起來了。在金融資本積累導緻的内部階級沖突急劇尖銳，為了轉移階級矛盾和被統治階級的視線，為了轉移底層民衆的視線，右翼民粹主義一定會崛起，金融資本一定會随着矛盾的尖銳化轉而支持右翼民粹主義。右翼民粹主義的實質，其實就是大金融資本對民主運動的誤導、蠱惑和利用。右翼民粹主義把危機發生的原因歸咎于其他國家和種族，把危機發生的原因歸咎于其他國家和種族。右翼民粹主義的特點是不觸動大金融寡頭的利益，把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以轉嫁人們對主要矛盾的關注。為了把次要矛盾做成主要矛盾，不惜采用非常殘酷的手段和極端的做法，制造各種各樣的陰謀論，打擊少數族群。有時候右翼民粹主義也批評金融資本的某些集團、某些方面、某些個人，但是并不批判金融資本的本質與核心利益。右翼民粹主義的這種表面的批評，是為了安撫和蠱惑底層民衆。例如，希特勒作為德國金融寡頭、壟斷資産階級和容克地主扶植起來的代理人，就經常痛批“大資本家”和“大公司”。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也經常批評金融資本帝國中的某些勢力。這些批評使他們可以裝扮成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因而具有極大的蠱惑性。

第二，新自由主義的合法性危機。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保守的，它強調共和、寬容、原始的契約。自由主義希望每個人信守自己的原始理性，反對激進化，為了約束民群的民主意識，自由主義不斷強調個人的法權、傳統乃至宗教的紐帶。自由主義離開生産關系把人看作是抽象的理性個體。在現代生活中人有雙重身份，從法權關系上看，人人都是平等的，從生産關系的人格化來看，人與人是不一樣的，但自由主義就是把内容給拿掉，把生産關系抽掉，僅僅從法權上看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就形成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态。自由主義強調人人一緻，可是要深入到生産關系那人人就都不一樣，金融資本和一般的中小資本不一樣，中小資本的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不一樣，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不一樣，但自由主義完全不看這些基于生産關系的差别，隻抽象地強調人人一緻。自由主義把與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相适應的契約關系看作是理性自由的運用、表現，家庭是契約、公司是一個契約、銀行也是契約、國家也是契約。符合契約的，才是合法的。從形式上看，契約表現為自由意志之間的互相契合，表現為契約主體雙方的自主選擇和決策，表現為對人權的運用；契約體現了人權，因為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志的權利，都有選擇和不選擇的權利。自由主義的契約論文化，是金融資本帝國的意識形态。金融資本的利益，有一個形式上的特點，就是這些利益都可以通過契約關系來實現，不需要通過中世紀農奴主那樣的基于棍棒的權力。金融資本越發達，把社會化大生産的手段運用得越成熟、越充分，就越可以從容不迫地利用契約關系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金融資本不怕契約、不怕契約自由，契約自由正适合資本的統治。正是在契約關系之下，資本把生産資料壟斷起來，支配了勞動力市場、産品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産市場、國債市場，也正是在契約關系之下資本支配了公共權力；資本也不怕形式上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契約，不怕國際法，隻要允許金融資本去投資，允許金融資本去收購戰略資源和銀行，金融資本就不怕形式上獨立的主權國家。契約就是金融資本活動的條件，是金融帝國比較合适的意識形态。強調契約當中的選擇權、人格權、人權，強調契約中人人都共有的權利，又會獲得很多的共識，可以獲得普遍的認同，金融資本的利益不會受到觸碰。自由主義用抽象的人權、法權、契約自由來遮蔽生産關系，以公民政治掩蓋階級政治。自由主義瓦解社會主義，消滅公有制和集體主義價值觀。自由主義沒有階級的概念，主張抽象的人人平等，以抽象的經濟人觀念來掩蓋生産關系中的對立。自由主義認為每個理性人，都能從理性中為自己自由意志立法的能力，每個人都有自身引導自身去遵守的一套社會公約和社會契約，但民粹主義不遵循這些。右翼民粹主義，就是以族群之間，尤其是都是底層民衆之間的對立，或者是民族之間的對立、文明之間的對立，重新強調身份政治。自由主義是主張宗教寬容的，把宗教信仰歸結為人權，而右翼民粹主義則重新強調宗教信仰的對立，強調不同信衆的對立，例如，強調基督教信衆和伊斯蘭教信衆的對立。

第三，中間階級改良主義道路的難以為繼。在金融資本帝國民粹化的趨勢下，不但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即抽象人的法權平等遭遇到民粹主義的挑戰，自由主義暗含的功利主義前提也遭到了否定。自由主義暗含的承諾是：法權自由能保證民衆利益的實現，保證一個富足的中産階級為主流的社會。自由主義把西方世界社會的穩定寄托在中産階級即中等收入階層的不斷壯大上。自由主義有一個功利主義的支撐論證，就是形式自由之下，個人利益、社會利益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自由主義認為大家既然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那肯定也能發揮自己的禀賦。相對富足的中産階級，是自由主義得以傳播的土壤。中産階級試圖把自身作為有自我意識、有自由個性的個體确定下來。他們按照啟蒙運動的文化，把自身設定為具有自由個性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判斷，有自己的禀賦，對自己的生活意志有選擇能力、有責任能力。這是有自由個性的個體。中産階級所能接受的資本主義是能夠保障就業的資本主義，是具有開放性機會的、具有向上流動空間的資本主義。中産階級不反對資本主義，而隻是要對資本主義的某些方面加以改良。中産階級希望通過二次分配、福利體系來削弱金融資本積累的剝奪性，希望通過局部加強國家的公共職能來削弱金融資本内部國家對公共權力的支配，希望通過立法限制金融資本的壟斷和投機。随着金融資本剝奪性、寄生性積累的發展，随着貧困、失業、債務的普遍蔓延，中産階級要求改良現狀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實現改良的條件則越來越逼仄。中産階級希望國家約束金融資本，而金融資本卻向國家轉嫁危機，把垃圾債券國有化，量化寬松、增加國債來救助金融機構。中産階級希望國家能增加社會救助和福利，而國家卻在金融資本支配下變得越來越貧弱。金融資本帝國民粹化的趨勢導緻中間改良主義道路的日益逼仄。

第四，民衆運動從民粹主義向民主主義的轉向。右翼民粹主義把民衆的憤怒引向其他族群，以身份政治模糊和淡化階級政治。金融資本帝國的右翼民粹化轉向，不但解決不了危機，反而使危機發展到新的高度，使危機日益深化。右翼民粹主義要掌握住民衆運動，需要右翼民粹主義自身向更極端的方向轉化，需要右翼民粹主義在犧牲其他族群、民族利益的基礎上兌現其蠱惑民衆的承諾。在曆史上，右翼民粹主義是通過向法西斯主義轉化，是通過加強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戰争狂熱而試圖不觸動金融資本的利益來實現蠱惑民衆的。在後殖民主義時代，金融資本再鼓吹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戰争狂熱，已經會受到更多的限制。右翼民粹主義發起反移民、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發起了新冷戰。但是，金融資本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發起的這些新冷戰都具有兩面性，都具有自我損害性。美國在特朗普時代，沒有完成制造業回流、工薪階層地位改善、美國再次偉大等蠱惑性承諾，反而進一步減輕了金融資本的稅負、加強了國家作為金融資本最後貸款人角色、加劇了國家的債務負擔、削弱了國家的社會救助和福利職能。雖然仍有很多民衆支持特朗普，但是更多的民衆與右翼民粹主義分離，轉而支持桑德斯等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美國2020年大選中，中左翼聯盟獲得了不俗的表現。尤其在佐治亞州，特别是在地方一級，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我們的革命、獨立社會主義者、工人家庭黨等左派候選人在選票上勝出。我們的革命候選人赢得了76％的選票。這使統治階級震撼。人民運動推動了勝利，為制定、實施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的方案奠定了基礎。

第五，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主義運動的再度結合。美國共産黨認為，資本主義不能解決我們社會的根本問題。2021年2月22日美國共産黨政治行動委員會起草指導全黨讨論和行動的綱要，并于2021年4月7日提交全國委員會。維持共産黨候選人小組委員會作為政治行動委員會的一部分，以幫助執行這些建議。2021年4月9日，美國共産黨在其官網刊文，提出“是時候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了”。文章分析了美國當前的選舉現狀，分析了在黨内選拔和培養候選人的重要性，呼籲為選拔候選人做準備。把關于共産黨候選人的競選作為今年黨建讨論的一部分，作為全國、各地區和俱樂部的讨論内容。強調黨的候選人要從社區和工會的鬥争中走出來。美共認為，如果不選拔候選人，美共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應該始終強調候選人從社區鬥争中走出來的重要性；研究2022年和2023年可以在哪裡進行主要的地方選舉，在全國範圍内集中精力在一兩個候選人身上，全力以赴争取勝利，并将資源投入到競選活動中去；應該就包括恐吓選民在内的壓制選民問題進行讨論，并制定一項使我們的選舉法民主化的方案；應該與其他左翼組織和政黨結成聯盟。集中精力進行備選，集中打造幾場競選作為全國競選的重點；與其他黨派結盟時，不應該放棄獨立性，不應該放棄黨的階級路線。美共認為民主黨是資産階級政黨，無法改革。除了美國共産黨的這種複蘇迹象，英國共産黨也有好的表現，英國共産黨和工黨的重新聯盟也給英國政治注入了新的希望。除了英美這樣的金融資本帝國核心國家，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其他地帶的活躍也成了一個潮流。當然，金融資本帝國中心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尤其特殊的困難。工人階級的政黨要首先獲得明确的理論意識、綱領目标和組織基礎，西方社會主義運動也需要在後現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生态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等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才能獲得更明确的理論意識、綱領目标和組織基礎，才能真正走向複興。西方社會主義運動複蘇是世界社會主義複蘇的一部分，其面臨的一系列獨特的困難将在美國金融資本帝國的進一步衰落、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整體發展中逐步獲得解決。

五、小結

金融資本積累為社會主義準備了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金融資本帝國的統治試圖阻止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的結合，卻因造成了更深刻的危機而使這種結合的必然性更其強烈。金融資本積累推動了技術革命、勞動社會化、生産者階級的聯合、管理職能從所有權中的分離、經濟計劃職能的集中等，為社會主義準備了客觀的社會化大生産條件；另一方面，金融資本的積累，又造成了制造業的成本增加、社會再生産的萎縮、工薪階級的貧困、失業以及沉重的債務奴役，民衆的不滿和反抗日益激烈，為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觀條件。金融資本帝國削弱人民主權，剝奪公共權力，僭越公共權力，分裂民衆，試圖阻止社會主義主客觀條件的結合。金融資本帝國的統治庇護和強化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使工薪階層的困境加劇。面對民衆的憤怒，右翼民粹主義崛起，金融資本帝國與右翼民粹主義結合，力圖以種族主義的身份政治掩蓋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階級政治。金融資本帝國的民粹化，是金融資本帝國走向反曆史潮流的表現，是金融資本帝國自我反噬的形式。在金融資本帝國民粹化的趨勢下，新自由主義的合法性遭遇危機，中間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日益逼仄，民衆運動從民粹主義脫離出來而與民主主義結合，而民主主義運動也日益尋求與馬克思主義的再度結合。金融資本帝國支配下自由主義向右翼民粹主義轉化、右翼民粹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都是不可避免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