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意味着在知識、技術、制度、思想、文化等層面實現系統性的創新，這種系統性的創新存在“湧現”的特征，湧現的出現則依賴于能夠激發創新的系統機制。面對現實中存在的阻礙創新的系統瓶頸，推動創新需要從國家層面建構創新系統，通過改革釋放行動主體的集體創造力。發展帶來的經濟剩餘為新文明的創造提供了物質條件，在此基礎上，中華文明将在自我變革與系統創新中實現爆發式的成長。

【關鍵詞】系統機制 集體創造力 系統創新

      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構成中國曆史進程中的又一重要節點。面對各種複雜難題，實現這一戰略目标需要科學認識這些難題并尋找正确的方法，創新則是一條根本路徑。

文明複興的創新主題及系統瓶頸

理解中國面臨的問題需要從大曆史的角度認識這一變遷的本質内涵，把握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華文明複興的本質内涵不是“量”的積累，如物質财富的增長、科學知識的傳播、傳統體制的強化等，它更意味着“質”的飛躍，即在知識、制度、文化價值觀等核心層面的系統創新和建構。
從文明史的角度來說，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意味着中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這集中表現出中國現代文明的創造。但是，這些仍然隻是一些具體表現，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過程，帶來包含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知識創新、文化創新等在内的系統創新。從世界曆史的角度看，現代化的本質正是在突破傳統社會的生産方式、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知識體系的基礎上重構社會文化體系的過程，其本質特征之一便是形成激發創新的系統機制，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在經濟層面，以市場為導向适應市場競争而形成創新機制，市場競争的壓力和逐利的驅動促成了創新的産生；在政治層面，民主和法治解放了人的思想，為人探索新知提供了外部環境和制度保障；在文化層面，思想啟蒙與自由理念解放了人的思想，釋放了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現代教育的發展和普及更成為創新的關鍵載體。因此，現代化不僅表現為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更表現為培育發展一種不同于傳統社會的新的制度和文化，系統創新成為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
尤其是，中國的現代化并非西方現代化模式的複制，而必須立足中國的社會文化基礎并在新的生産生活中創造新文明，創新的主題更為凸顯。正是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内在矛盾的弊病，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的方向，而如何在中國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新文明卻是全新的事業。因此，中華文明的全面複興表現為古老文明的自我複興，更表現為人類新文明的探索。屆時，中國向世界展現的不僅是“中國制造”，更有改變世界面貌的“中國創造”。在經濟領域，建設社會主義意味着創造更有效率的生産方式，實現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在政治領域，在有着數千年傳統文化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需要推進制度創新。在思想文化領域，構建現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價值規範、信仰系統，需要直面傳統文化的遺産和世界文化的沖擊，在新的生活實踐中創造适應和引領社會的新思想新文化，這既要全面清理傳統文化中的不合時宜的陳腐内容，也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更要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中創造新文化。中華文明的複興表現為創造代表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生活，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新的和諧共生。這既是中國文明發展和社會曆史演進的客觀要求，也是人的主觀認知與自覺選擇，其本質要求便是新文明的創造。
從現實看，中國現代化面臨的最大瓶頸正是創新乏力，這構成實現文明複興的主要障礙。在經濟層面，過去依靠高投入、高污染、廉價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向創新經濟轉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出路，然而創新轉型也面臨重重阻力。除了經濟發展模式的慣性之外，市場的扭曲、體制的僵化等仍然阻礙轉型的實現。由于制度具有強大的慣性，改革開放以來更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利益格局，推動制度創新面臨重重阻力。各種落後陳腐的思想觀念和現實的利益結構又常常交織在一起，共同制約了整個社會的創新。
從經驗事實看，一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因為不能順利克服一些系統性瓶頸而陷入困境，如經濟發展不能向創新經濟轉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美國學者卡拉斯認為，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低成本生産者（或地區）和高技能創新者之間搖擺的時候，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轉型本質上是成為有競争力的高技能創新者。[1]曆史的發展充滿不确定性，現代社會更存在高度的風險性，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發展與轉型中遇到的矛盾尤其突出。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曆史階段，這種創新困境越來越成為曆史進步的突出矛盾。要想順利推進中國現代化，需要清醒認識這種創新困境，在系統層面上尋找突破瓶頸的出路。

 

在培育創新系統中促進創新的湧現

從創新的角度看，實現現代化需要直面深層次的核心問題推進系統創新，它不隻是偶然的、零星的、純粹技術的創新，而是大規模的、系統的、整體層面的創新的爆發，從而表現出“湧現”的特征。讓創新湧現出來需要遵循創新的規律，核心是培育能夠激發創新的系統結構和系統機制。
現代社會的創新遵循一條規律，即存在“系統性”和“湧現”的特征。創新是個人或組織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獲得的新認識、新方法以及形成的新理論、新制度等，因此具有個體性和偶然性特征。但是大規模和系統性的創新卻依賴于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系統的理念和運行機制。現代文明的發展就建立在這種系統機制之上，它以創新為導向，通過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的相互交織和互相支持，共同推動了創新的勃發，結果表現出“湧現”的特征。湧現是複雜系統演化的一種現象，其形式是超越常規的系統衍變，在特定條件和機制下爆發出新的特質。湧現描述了系統的如下特征：低層次的各要素主體交互作用，在互動中促使系統在整體規模上出現低層次所沒有的高層次的新特性，但這不能還原為低層次的要素特性。[2]現代社會的創新表現出“湧現”的特征，各種條件具備時，各種創新要素會充分激蕩、各種主體充分參與、各種創新的理念和行動得以實現，最終彙成創新的“湧現”，即一種爆炸性的成長。近代以來，西方“現代性”的興起激發了各種創新要素的生長，在長期的演化中逐步形成了激發創新的系統機制，促成了一系列相互支持的革命性創造。從哲學革命到科學革命，從思想啟蒙到社會革命，從工業革命到政治革命，這一系列革命性的社會變革彙成了系統創新的強大力量，最終導緻了現代文明的勃興，推動西方文明走在了曆史的最前沿。
在過去的現代化曆程中，中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這既是文化移植和傳播的過程，也是在适應本土社會文化生活中進行再創造的過程。中國人在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中秉承“革故鼎新”的文化傳統，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最終走出了一條适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可以說，在探索中不斷創新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和基本方向，這與世界現代化的方向是一緻的。如今，中國要邁向創新型經濟體，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意味着将創新置于新的高度來認識。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客觀趨勢，這種發展也為實現這一轉型提供了可能。生産力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正是在生産發展的基礎上才有了人類文明的創造。塗爾幹在研究大學的起源時發現，11世紀的歐洲出現了一種思想的歡騰，其基礎是儲備的多餘物質能量使人們能夠免除物質匮乏。他提出，“就文明而言，當各個共同體中積聚起一種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個出口，找到某些消耗自己的手段，與此同時卻又不存在任何非解決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夠理直氣壯地吸納這種活力，恰恰要到這樣的時候，會出現一個文明富有創造性的年代”。[3]如今，中國已走出了經濟匮乏階段并儲備大量的“經濟剩餘”，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了較大的回旋餘地，這為文明的創造提供了物質基礎，系統性、大規模的創新是現實經濟發展邁上新台階的需要，而過去經濟發展的積累也為此提供了可能。可以想象，未來中國将需要并實現技術、知識、制度、思想、文化各個層面的系統性創新，各種要素相互激蕩促成創新的湧現，最終形成新文明的創造的燦爛景觀。
要實現這種系統性、大規模的創新，關鍵在于破除存在阻礙創新的系統機制，需要在克服系統瓶頸中構建能夠激發創新的系統。創新常常表現為個體的創造而帶有随機性，但是從更宏闊的背景看，一個社會在某個時代的整體性創新不隻是少數天才的靈光閃現，更是整個社會系統運行的結果。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本身是社會系統重建的過程，其方向則是不斷優化系統機構，形成能夠激發創新的複雜有有效的機制，最終帶來整個社會物質和精神财富的湧現。這個過程，即是創新湧現的過程。
基于對這一規律的認識，中國确立了建設創新型國家、構建國家創新體系的戰略目标。不過在實際運行中，創新常常局限于“科技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往往被視為“科技部”的任務，這是需要改變的認識誤區。現代社會的創新依托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系統，絕非是科學技術所能承擔的事情。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社會系統的整體變遷，探索社會主義新型文明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業，必然需要系統性的創新，而實現系統性的創新則需要有利于創新的系統機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巨系統，其中各種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在一定條件下會形成激勵或者抑制創新的系統機制。培育創造性思維和創新人才是創新的基礎，但教育受制于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而鮮少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政治融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權力缺少約束不僅帶來腐敗還會鉗制思想，導緻變革與創新的動力不足；文化受制于政治、經濟與教育的影響而難以展現其主體性。為現實利益驅動和現實規則的約束，各種行動主體在思想和行動上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導緻系統整體的創新能力不足。這種系統機制抑制了創新的熱情與動力，形成了阻礙創新的價值觀和行動機制。克服創新瓶頸、實現系統創新的大規模湧現，就必須破除上述阻礙創新的系統機制，構建能夠激發創新的國家創新系統。構建國家創新系統旨在培育以創新為導向、能夠激發創新的結構，以制度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文化創新構建有利于創新的系統機制，進而産生大規模創新的效能。其中，中國由于有着大一統的漫長傳統，國家在整個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着主導作用，因此國家制度和運行機制的完善具有根本意義。

構建創新系統的現實路徑

當代中國創新需求高但創新能力不高，這是整個社會系統創新機制不成熟的表現，又是各個要素之間彼此不協調、相互掣肘的結果，整個社會創新能力受制于各個不同的短闆。面對龐大的阻滞創新的機制，建構創新系統需要從社會變革的系統整體入手，破解難題、彌補短闆、理順機制、建立激發創新的合理制度安排，培育緻力于追求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構建國家創新系統以實現大規模創新的湧現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要求，但這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實現的。從現實看，社會結構具有強大的穩定性和慣性，既成的利益格局、制度的慣性、傳統觀念的束縛等都阻礙了創新系統的形成。而在強大的結構面前，個人常常是無能為力的。如何克服阻力、突破瓶頸是曆史提出的重大命題。克服創新瓶頸，構建創新系統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突破。
一方面，改革各種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以制度創新作為突破口，鼓勵各行各業的創新試驗，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構建國家創新系統。創新是在試錯中不斷探索、排除錯誤和發現真知解決問題的過程，允許自由探讨、鼓勵試驗探索、允許犯錯失敗是創新的客觀規律，隻有遵循這種規律才能達成目标。鼓勵各種行動主體的創新探索，需要完善社會主義法治，以法治為創新提供保障和動力。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難點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這也是構建創新系統需要抓住的“牛鼻子”。在法治國家的大格局下，推動整個社會的體制機制創新，形成全社會激勵、保護、追求創新的社會機制和文化價值觀。在總結各方實踐探索經驗的基礎上，在國家系統層面進行頂層設計，構建國家和社會整體層面的創新系統。
另一方面，鍛造創新主體，激發億萬人民的集體創造力。人是社會曆史和文明創造的主體，一切文明的創造都植根于人的行動中。馬克思主義相信人民群衆是曆史的創造者，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是人民群衆自己創造出來的，最大限度地激發人民的集體創造力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動力。為此，就要發展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因為民主是促進創新迸發的關鍵條件和強力保障，它通過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為各種主體的創新探索提供了制度保障。社會進步與教育的發展培育了一代新人，覺醒的中國人民展現出強大的創造力。在民族解放與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借助思想啟蒙和教育普及，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獲得極大提高，強大的人力資源為實現全面創新提供了主體基礎。中國人民站起來、組織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必能釋放出空前的集體創造力，生動展現中華文明的新氣象。
上述兩個方面相互依賴相互支持，不能等待一個條件具備了再考慮準備另一個條件。事實上，主體受制于社會結構的強大約束，制度的變革常常具有決定性；同時，人又是能動的創造主體而非完全被動的客體，所以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又是突破結構約束的現實切入口。在培育創新系統中形成自由創造、大膽試驗、鼓勵合作、寬容失敗、銳意進取的社會和文化景觀，正是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當每個人、每個組織、每個城市形成激發創新的文化精神，當整個社會建立起鼓勵和保障創新的制度安排時，所有中國人的智慧與想象力将得到充分的挖掘與釋放，其中所蘊含的創造力将無可限量，創新的“井噴”将成為推動民族複興的強勁動力。這不僅是解決當代中國複雜社會問題的手段，更是讓人們在創造中快樂生活的過程。
從大曆史的視角看，中國不隻是一個“民族國家”，更是一個以璀璨的古代文明傲然屹立于世界的文明體。近代以來，西方文明興起并成為強勢文明，中華文明在其沖擊下走向低谷。曆經艱苦卓絕的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之後，中華文明複興已經取得曆史性突破。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進程醞釀了文明爆發式成長的條件，社會曆史的發展在充分量變的基礎上必然會發生質變。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可視為一次“階段性質變”，構成新的曆史性飛躍。1930年，在革命處于困難低潮時期，毛澤東同志從曆史發展的大勢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壯麗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4]如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中國人可以更加自信地遙望和創造自己的新生活，以系統性創新引領世界文明的新潮流。
注釋

[1]［美］霍米·卡拉斯：《中國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應之道》，《比較》，2011年第5期。

[2]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

[3]［法］塗爾幹：《教育思想的演進》，李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03頁。

[4]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頁。

 

魏波，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beat365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社會發展理論。主要著作有《中國轉型的系統困境與改革方略》《中國複興的哲學探讨》等。

文章來源 | 《學術前沿》2022年1月上 。

排版 | 瞿楊

審核 | 陳培永 曲建英